“應盡快對相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進行清理，必要時修改。”
西安市教育局訴苦，今年上半年教育部一家就下達了5項類似的評比，分別是“全國模範教師”、 “全國優秀教師”、 “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 “全國先進教育工作者”、“全國教育先進集體”……
走了一圈之後，國家行政學院社會與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馬慶鈺發現，此輪取消下放審批權，有不少“松了綁、留著絆”的做法。
例如，60萬噸煤礦生產企業現在可以由省里審批，但用地、環保手續仍由國務院部委審批，等於沒有下放。城市軌道建設項目的立項目前已經下放到地市，但規劃仍需要國務院來審批，意義也不大。
調研評估結束後，馬慶鈺與行政學院的李江濤、黃錕等人寫成了一份關於取消和下放審批權的建議。“部門之間要協同，層級之間要配套。”馬慶鈺說，中央不同部門之間的一些改革制度在落地過程中出現“打架”現象，像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後，企業註冊登記時不再需要驗資，但文化部門在審批印刷企業時仍根據《印刷業管理條例》要求企業出示驗資證明。
“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格確認”是民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共同審批的，國務院提出“各部門的審批權要削減1/3”後，民政部認為這些審批權應該取消，並上報至國務院審批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但作為共同審批部門，財政部、稅務總局就沒有上報。“可能是理解上的分歧，也可能是出於部門利益的考量。”馬慶鈺認為，在取消下放審批權時，中央應該有個標準和方案，並要求各部門嚴格執行。
但審批權改革“承接落地”留有漏洞的責任並非全在地方，如城鎮土地使用稅款按減免審批權已經下放，但中央至今沒有出臺具體的操作指南與規範要求，導致基層稅務部門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自由裁量權過大。
由於“上下的不協同”，在河北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有些部門出於激活市場的目的，想下放一些權力，卻無法下放。
簡政放權後，執業獸醫的資格認定已下放到省級獸醫主管部門，但實際情況是，目前的審核主要是在市級，由市級獸醫主管部門審核材料的真實性，省里只是蓋個章而已，“完全沒有必要。”河北省獸醫主管部門負責人告訴調研組，他們希望將審批權直接下放到市里，但由於規定是下放到省級部門，他們想放也不行。
馬慶鈺不否認目前行政審批改革力度很大，“但還可以更具有靈活性。”他認為，今後一些下放的權力，應該從“下放到省級主管部門”改為“下放到省級及其以下政府主管部門”，由省級決定是否再下放，以增加省級政府行政審批改革的自主空間。
7月15日，國家行政學院評估組到陜西，對照材料，在座談現場就發現陜西對國務院的一些政策進行“打折”處理。如國務院已明確取消對民辦學校聘任校長的核準，但陜西各級政府將其改為“省級核準”。
但他們的理由也不無道理——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第23條規定，民辦學校聘任校長，參照同級同類公辦學校校長的任職條件，需要報審批機關核準，而國務院頒發的只是行政命令。
類似的“打折”還有，過去對於建設項目施工需要臨時使用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的，需要縣級以上土地部門批準，但在今年國務院取消了這一審批權之後，西安也繼續保留。他們的理由同樣是“依據法律”，因為做出這一規定的土地管理法還沒有修改。
“應盡快對相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進行清理，必要時修改。”馬慶鈺說，否則，一些審批權下放、取消後，將面臨法律依據不充分或者無所適從的情形。
例如農業部已將“食用菌菌種進出口”審批權下放給省級農業部門，但按照種子法的規定，這一審批權應屬於農業部，下放目的雖好，法律依據不足。
馬慶鈺等人的報告建議，國務院法制辦抓緊梳理現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對已確認有明顯問題的部委規範性文件和規章，由國務院決定先行停止；對一些明顯落後於時代、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在與全國人大協調後，先做出暫停執行的決定，然後著手進行修改。
中編辦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評估組到中編辦調研時，中編辦相關人士提到，目前地方政府承擔的行政審批事項涉及五千余部法律法規，但目前清理法律法規的速度太慢，不適應改革要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與依法行政之間的矛盾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各種名目的評比達標本來不是評估重點，但評估組在西安與高校、科研院所座談時了解到，目前各種先進以及人才評審，令他們應接不暇，甚至幹擾了正常的科研教學活動。
以西北大學為例，今年上半年就開展了22項中央、省級各類先進評審，如教育部的“全國教書育人楷模”、人社部的“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中國科協的“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等。
西安市教育局也訴苦，今年上半年教育部一家就下達了5項類似的評比，分別是“全國模範教師”、“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全國先進教育工作者”、“全國教育先進集體”，單名稱已令人眼花繚亂。馬慶鈺等人認為，各種名目評比達標需要徹底清理和規範。
與評比達標類似的，還有各類資質、資格項目，各部門、各地區私設情況嚴重。按照行政許可法，準入類職業資格認定應由人社部認定，但目前687項專業技術資格認定中，屬於人社部認定的只有69項。到今年7月，剩余的六百多項不規範認定中，被取消的只有11項。
另一類取消比重過小的就是行政事業收費。截止到7月3日，取消的收費項目只有33項，但保留的多達400多項。
為督促各部門取消下放審批權，國務院作出“各部門必須取消下放1/3”的決定的同時，還要求“與經濟領域密切相關的不低於1/2”。但有些部門和國務院玩起了“躲貓貓”遊戲，將取消下放的項目拆解成多個小項上報，以量充質，而對留下的審批項目則以大項進行統計。
這種“躲貓貓”背後實際隱藏著審批沒有“標準化”的問題。此次評估發現，從部門到地方，最難弄清楚、說明白的就是行政審批事項的數量。都是行政審批，有的“一項”指大項，包括幾個甚至幾十個小項，有的“一項”就是一小項。各地統計的審批事項也差別懸殊。以目前保留的行政許可來看，河北是493項，雲南是467項，青海是389項，浙江是424項。在河北省內，石家莊的行政許可事項是66項，承德則是259項。
馬慶鈺覺得，針對各地“大項”、“子項”混亂的問題，國務院應盡快統一行政審批事項目錄，確保各級政府統一口徑、統一標準，解決項目數量畸高畸低的問題，杜絕一些地方對行政審批事項打捆合並，以及審核混亂的情況發生。
“行政審批改革，要改進的地方還有很多。”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說，現在取消和下放審批權主要關註在經濟領域，但社會領域如醫療、教育、養老關註得不夠，今後要加大取消下放力度。
2013年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幹意見》，要求大力發展居家養老服務。但《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只針對專業養老機構，設立條件之一就是要具有10張以上床位，但很多居家養老機構是沒有10張床位的，很難拿到營業執照，導致一些新業態的發展受到制約。
在取消和下放一部分審批權之後，不少部門規定，相關的企業項目要經過第三方專業機構的評估，尤其是規劃、土地、環保、建築等方面大多已委托給專業機構。但問題是這些中介評估機構的評估時間卻在拉長，收費也在提高。1億元的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平均就需花費50萬元。中編辦認為“取消下放審批權的部分紅利，會被中介評估機構逐步消解”。也由此衍生了不少皮包公司。
馬慶鈺認為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出面，規範評估項目，降低評估成本，壓縮不必要的評估，同時要以政策杠桿推動專業評估機構的發展，擴大準入大門。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還指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行政審批事項在“邊減邊增”。上個10年，前兩屆國務院共取消和下放了2497項行政審批項目，占總數的70%。但由於在減少的同時不斷增加新的項目，本屆國務院產生之初仍有1800多項，有些新增項目看起來匪夷所思，如2012年，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出通知，對高等院校設立新農村發展研究院進行審批，此審批事項已在2014年7月取消。
新一屆國務院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2013年9月19日發出了關於嚴格控制新設行政許可的通知，從設定的標準和程序等環節從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