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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局】學生數據收集機構inBloom,是怎麼從興盛到關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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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消息,在「大數據」大行其道的時候,它在教育中的應用似乎並不是那麼得心應手。inBloom,一個美國非營利學生數據存儲機構,在短短的15個月內,由於公眾的抗議,從氣勢如虹到黯然關閉。從中,我們能得到什麼?

inBloom:從單純數據收集實現個性化教學?

inBloom脫胎於共享合作學習聯盟(Shared Learning Collaborative ,SLC),是一個非營利機構。SLC在 2011年,由美國教育工作者、國家領導人、非營利基金會和教學內容與工具供應商構成。聯盟的願景很簡單:創建資源共享聯盟,讓老師對學生進步有更全面的瞭解,在節省時間、經歷和寶貴的資源的情況下,實現個性化教學。

2013年2月,為了進一步實現這一願景,在蓋茨基金會、卡內基公司和其他投資者的1億美元支持下, SLC成立了K12學生數據存儲機構inBloom,比爾蓋茨曾經稱它的技術為「令人興奮的新事物」。

inBloom的系統從不同的年級和考勤數據庫中提取學生數據,把這些數據存儲到云處理器中。這些數據有超過400個類別,包括學生姓名、地址、考核和考勤、紀律處分等林林總總的信息,甚至還有經濟狀況、紀律性、殘疾和健康等比較令人反感的分類。
而且,在有些分類中,還有一些標籤令人無法接受,比如家庭關係中有「義父」或「對父親很重要的人」,轉學理由中有「因病」和「受不了暴力事故」。其它的,還有自閉症、家長在軍中、無家可歸、懷孕等。

這些數據可以被彙集到儀表板管理軟件中,學校和老師可以在經過授權的瀏覽器和應用程序上瀏覽這些信息,從而使老師能夠追蹤單個學生,並利用恰當的軟件實時地為其設計課程。這是inBloom對其個性化教學的設想。

但是,inBloom實際上並不提供任何用戶端軟件,包括儀表板管理軟件、數據分析軟件等,只進行數據挖掘。它的目的是簡化學生數據的訪問通道,推動教育產品市場的發展。

所以,學校和老師還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學生記錄分享給第三方供應商,比如那些希望為學校設計教學工具的開發商,比如向校車企業提供學生殘疾信息。

成立之初,美國的9個州與inBloom建立了合作關係,Clever、LearnSprout等22家教育技術公司宣佈開發與它合作的應用程序。
但是,2013年4月份,路易斯安那州的家長發現孩子的社保號碼被上傳到inBloom數據庫,經過一番社會討論,路易斯安那從數據庫中刪除了所有的學生數據。

隨後,關於學生數據安全的憂慮蔓延到科羅拉多州、馬薩諸塞州、佐治亞州等其他6個州,這些州也紛紛宣佈終止與inBloom的合作。
今年4月初,紐約也放棄了合作關係,要求inBloom刪除所有學生數據。如今,最初的9個合作州中只剩下伊利諾伊州一個。
在社會公眾聲勢浩大的反inBloom情緒中,4月末, CEO伊萬·施特賴興貝格爾(Iwan Streichenberger)宣佈關閉inBloom。他給出的關閉期限是幾個月,但是從目前形勢看,這似乎不太可能。

從inBloom的15個月中能學到什麼

inBloom的CEO伊萬·施特賴興貝格爾( Iwan Streichenberger)在inBloom網站上貼出了一封信,信中充滿沮喪,他說:「由於公眾擔心數據誤用而停掉這一重要的創新,這是一個恥辱。」

利用數據實現學生的個性化學習仍然是一個新概念,而且「inBloom提供了以前從未見過的技術解決方案」,因此它一直在招致批評和誤解。從inBloom的經歷中,他看到, 要「建立公眾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將比預想中的,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源」。

總體上,他對inBloom本身充滿自信,認為inBloom只是生不逢時。美國教育科技董事協會(SETDA)也有類似的看法,「inBloom可能已經超前於時代,未來類似的努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過,在短短的15個月中,inBloom從一種聖物變成替罪羊,由於數據安全和學生隱私,被推到風口浪尖,並最終黯然收場。其中,還有存在一些很具體的經驗和教訓。

1、 經常溝通,尤其是與家長

inBloom的批判者和支持者都同意一件事情,那就是它與大眾,尤其是與家長的溝通很失敗。

紐約可以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紐約的inBloom抗議中,家長對自己孩子的信息洩露表示了非常強烈的不滿。

紐約家長倡議人Leonie Haimson認為傾聽家長的聲音非常重要,他表示:「向家長保持真誠的態度,在家長的協助下開展工作,而不能忽視他們,更不能與他們對抗。」

施特賴興貝格爾似乎也同意這一說法。在inBloom最初的設想中,地區或學校在學生數據平台和工具的使用上需要與家長進行溝通。但是與inBloom的設想不同,地區和州政府並不準備與家長進行通話。

雖然inBloom並沒有準備做數據的後期處理,它只收集數據,後期的數據流向和處理自己並不能控制。而且,雖然聲稱自己的「數據庫有世界一流的安全和隱私保障機制」,但是與公眾的溝通不足造成了對它信任的迅速崩潰。

那麼,數據公司怎樣才能做好溝通的準備?這些公司需要認識到數據會牽扯到多方,各方對數據的認識也不同,而且會經常出現問題,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

自2013年4月開始,inBloom成立不過一個月,它的Twitter賬戶就沒有更新。而社交平台正是關於它的爭論發生的地方。如果你不能發聲,不能與社會公眾進行交流,那你也不能期望能說服別人。

2、向公眾傳達你是怎樣用各種手段完成自己的使命的。

inBloom是在教育工作者、學校、政府和教育企業的倡議下建立的,學生、家長沒有參與。像這樣自上而下的倡議,能滋生公眾的不良情緒。當學生隱私成為公眾焦點的時候,公眾會擔心這些自上而下的機構會怎樣使用這些數據。

紐約家長倡議人Leonie Haimson說:「政府官員、機構和相關公司應該從inBloom的案例中得到教訓,停止他們自上而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的所謂的課堂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沒有考慮到家長的意見,忽略了對孩子的傷害和風險。」

在自上而下的因素之外,inBloom的另一個不足是沒有使自己的數據能真正地幫助學生或地區。inBloom從沒有激勵性的案例,向公眾說明數據產生的積極效果。inBloom 一邊在說「數據可以改變教學」,一邊又沒有具體的案例。

這與inBloom的商業模式有關,它在收集數據的時候會進行存儲,而存儲之後的分析和利用則試圖依靠其它公司軟件。其它學生數據收集公司,則很多採取其他的模式,有的單純收集數據,並不存儲數據;有的,會把收集的數據自產自銷。

比如eScholar,向美國的5000多個學區銷售數據軟件,並不向其他企業提供學生數據。事實上,eScholar並不保存學生的數據記錄,學校在自己的網站上運行軟件,收集學生數據。

比如適應性課程提供商Knewton,它的適應性課程來自於自身龐大的數據收集系統。

一個公司能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和方法很重要,尤其是在傳達「一個非常獨特、非常困難」的概念的時候。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數據公司能明白自己的「產品」是什麼,應該怎樣向外界說明自己挖掘的是什麼數據,為什麼挖掘數據,挖掘數據的結果是什麼。

大多數教育工作者都知道使用項目案例,並把這當成一種解釋面向孩子的終端產品的方式,減輕公眾先前對它的擔憂。誠實地說,不關是面向孩子的產品,面向成人的產品也需要。對任何年齡段來說,樹立一個範例都有助於理解該產品。

3、 集中解決數據挖掘問題,主要通過立法

目前,圍繞學生數據安全和利用,一系列討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數據利用和安全問題並不是inBloom獨有的問題。在這方面,整個行業和社會利益相關者(聯邦、政府、當地政府、個人和數據公司)的爭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在法律不起作用的時候,這個行業需要自律。

就廣泛的利益相關者來說,數據方面的合作需要延伸到行業之外。過去的幾個月,在「學生隱私權利法案」上已經有好幾個提案。像這樣的法案起草,需要地區、學校、家長、企業代表、議員以及最重要的學生的參與與合作。法案一旦發佈,將會成為各企業在產品設計和交流上應該遵循的法規。

法規的發布宜早不宜遲,因為inBloom的關閉並不是學生數據討論的終點。inBloom的關閉只是除去了一個最重要的表象,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多知網 任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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