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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十年反思(一)】國家能源局集訓百城官員 新能源城大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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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的十年,異乎尋常的發展軌跡,目前來看也帶來了異乎尋常的處境。只有及時反思問題,總結教訓,所有已經付出的代價才值得,所有成績才彌足珍貴。從本期開始,南方週末推出中國新能源十年反思系列。

全國將正式啟動創建100座「新能源示範城市」,這是一次紙上談兵,還是一次電力工業革命的嘗試?

百城新政

如果全國23個省、5個自治區和4個直轄市的三百多個能源系統官員被請來集訓,手拿一本老外寫的暢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你認為會因為什麼事?

2012年9月4日,國家能源局在云南就召開了這樣一次頗為罕見的全國性會議,與浩大的陣勢比起來,討論議題卻有些「老掉牙」——如何建設「新能源示範城市」。

不過,雄心勃勃的國家能源局並不認為話題老舊。

按照國家能源局的想法,從2012年9月起,中國將正式啟動創建100座「新能源示範城市」,以推動當地的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應用,使可再生能源在城市的能源消費總量中達到大規模應用的比例。

100座城市的規模已佔到中國城市總數的六分之一。新政規定,到2015年,入圍城市的新能源消費比重要達到總量的6%。這意味著,如果新政得以執行,將極大改變中國城市的能源結構。

過去幾年,中國大江南北的城市依靠引進綠色能源企業,都曾自詡為「新能源城市」。但這次,國家能源局試圖重新定義這個已經被「用濫」的概念。

「別再跟我說你有多少風機葉片廠、電池組件廠了,這些都不是新能源了。」

面對台下來自各地的能源局官員,國家能源局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梁志鵬如是說,未來的政策導向是鼓勵應用而非製造,新能源示範城市的考核指標體系也是新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重,與製造業規模無關。

過去十年,儘管中國的綠色能源在全球異軍突起,但「重製造,輕應用」的發展模式卻並未對本國的綠色能源消費做出多少實質性貢獻。觀察者們不相信,能源局如此興師動眾,只是為了做一個「沒有太大新意」的示範城市?

畢竟在這之前,各部委類似的示範城市評選已經不少了:住建部在全國搞了「低碳生態示範城市」評選;財政部則有「節能減排財政政策綜合示範城市」;住建部和財政部還聯合組織過「可再生能源建築示範城市」;國家能源局則組織過「綠色能源示範縣」評選……

在眾多類似的示範城市評選中,百座「新能源示範城市」到底有何不同?

分佈式發電:向左還是向右?

一切與一本黑色封面的美國暢銷書有關。

《第三次工業革命》,這本倡導「能源民主」的書籍得到了國家能源局的高度推崇。作者Jeremy Rifkin認為,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將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屆時人們將在家裡、辦公室裡和工廠裡生產出自己的綠色能源。

這一觀點跟國家能源局力推的「分佈式發電」和「微電網」理念不謀而合,成為會議中被各種演講者引用最多的理論依據。

分佈式發電,是相對於傳統的集中供電方式而言,是一種靠近用戶端的能源供給形式;「微電網」也是相對於大電網而言的獨立小型電網系統。國家能源局一直

是分佈式發電和微電網的強力倡導者。二者被視為中國規避新能源上網瓶頸的捷徑和打破電網壟斷的希望,也成為新能源示範城市建設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為此,國家能源局正在制定「分佈式能源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以及「分佈式電源上網管理辦法」,並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建設30個微電網試點,以支持 分佈式能源發展。不僅如此,為了規避電力法第25條「一個供電營業區內只設立一個供電營業機構」的規定,國家能源局也在推動電力法的修改。

這遭到了國家電網的挑戰。反對者認為,微電網不僅會增加電力網絡的不穩定性,還會提高發電成本。國家電網一位內部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這種劃分電網利益,導致其流失客戶的做法一旦在全國鋪開,「各地都會開始蠶食電網的利益,電力格局將發生深刻變化」。

「現在有些人搞所謂的微電網,實際上是借微電網之名,行小電網、配電網之事。」國家電網能源研究院智能電網研究所所長張義斌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微電網的概念引入國內後正在被「泛化」和誤用,發電量達到兆瓦級別就不應稱為微電網。

「都在說分佈式,但國網公司跟能源局的理解不一致,能先明確下概念嗎?」在集訓的一個座談會上,湖南省一位官員向國家能源局官員疑惑地問道。

儘管如此,國家能源局的支持者以及為數眾多的新能源企業們則堅持,微電網的概念不僅與單純的規模大小無關,微電網還一定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觀察 者認為,這次全國大規模鋪開的新能源示範城市建設,正是勢單力薄的國家能源局試圖將分佈式和微電網鋪向全國之舉——此舉的成敗更多繫於地方政府的配合程 度,但目前看來,似乎並不樂觀。

「這是一場變革,分佈式一定是未來的方向。」能源局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司處長董秀芬說。

地方政府心態複雜

相比能源局的堅決推行,地方政府則顯得猶豫不決——申報成功自然能納入政績,但前幾年發展新能源造成的諸多問題正讓他們心煩不已,他們擔心新一輪的新能源城市建設又會產生更多令人束手無策的問題。他們已變得不那麼積極。

這次,一度因新能源聲名鵲起的無錫市則意外缺席了新能源城市的申報。中節能諮詢公司副總經理謝正武的理解是,無錫市作為新能源「製造業城市」,能源 消費量高,且現在飽受新能源製造業之苦,並不適合申報。「以前太陽能也是給無錫市爭了光的,但現在卻成了討人嫌的,甚至想撇得乾乾淨淨。」總部位於無錫的 A股上市公司海潤光伏的董事長楊懷進對南方週末記者感慨地說。

相比放棄者,前來申請者也是心態複雜。一位廣西發改委系統的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坦言,其申請新能源示範城市的目的,就是看重國家的補貼資金。「這個 問題比較敏感,這兩天很多人問我做這事有什麼政策,我說沒有政策,我知道你們所謂的『政策』就是錢,但能源局不管錢。」梁志鵬的一席話讓上述官員心涼了一 半。

這能部分解釋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在國外專家講述國外新能源城市建設經驗時,為何顯得那麼心不在焉了,會場的空座位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拿到了『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推廣示範城市』和『可再生能源建築示範城市』兩塊牌子了,再多一塊牌子是次要的,關鍵要有實質性的政策。」一位湖北籍的發改委官員坦言,他們甚至擔心,倘若真申請到新能源示範城市,以後要引進高耗能高污染的項目是不是就更困難了?

「地方政府要積極申請,無非是圖個名或者利,如果都沒有,有強制性的約束條件也行,就像完成節能減排的硬性指標一樣,但是我都沒有看到。」一位新能源券商分析師說。

如今,中國的綠色能源已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北京金融街的投資者在憂鬱地問「綠色能源完了嗎」;江蘇製造工廠的工人也被迫從刷有「奉獻清潔能源」標語的車間裡離開,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大力鼓吹「清潔能源改變生活」的海歸創業者,現在也偷偷改行幹別的了……

無法健全的商業模式,束手無策的巨大虧空和難以撼動的電網壟斷,都讓市場對新能源的短期前景感到悲觀,「中國的新能源無論是市場還是政策,都走進了死胡同。」一位與會的五大發電集團的企業代表感嘆說。

在這樣普遍悲觀消極的市場背景下,國家能源局最終能否讓全國100個城市重新振作起來,在推廣分佈式能源上助其一臂之力,則成為考驗其智慧的關鍵。

「云南石林的項目,在政策尚未落實的情況下就大膽做了,這種敢於冒進的精神不一定是壞事嘛。」為了動員台下的各地能源局,一位國家能源局的官員這樣鼓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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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官員下海 如何「防火」與「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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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看老鼠是天職,但如果貓突然變成老鼠,怎麼辦?

在這種身份轉換中,基金公司「督察長」是一個重要的過渡平台。這一崗位要求有效「防火」,及時「滅火」。

從「貓」到「鼠」

「畢竟長期扮演過貓的角色,扮起鼠來,肯定不是一般的鼠。」

2002年進入中國證監會,從專業助理、主任科員,一路打拚10年,林海中最後做到了基金監管部處長。這是一個重要衙門的重要崗位,但在2012年6月,他轉身離開。

8月22日,中外合資基金公司——國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發佈了一份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公告,林海中接任督察長。正是在其發佈的招募說明書中,林海中的以上工作經歷與變動得以公開。

在這家管理著五百多億元資產的公司,作為督察長,林海中將負責監控和化解基金公司內部在管理和運作中的一切風險,也包括員工的一言一行。他直接對總經理負責。

有趣的是,在監管者與基金公司的「貓鼠遊戲」中,林海中的角色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如果說在中國證監會時是「貓」,那麼作為基金公司高管的林海中,就變成了「老鼠」,他將與監管者——證監會的基金監管部和上海證監局繼續這場遊戲。

「畢竟長期扮演過貓的角色,他肯定不是一般的鼠。」一位基金業的人士調侃稱。

近期,除了林海中,另一些證監會人士也正在進行「由貓到鼠」的角色轉變。

9月24日出任華安基金督察長的薛珍也來自證監會監管體系內,她此前擔任過中國證監會上海證監局信息調研處副處長、法規處處長一職。

10月12日,南方週末記者從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內部人士獲悉,中國證監會發行部副主任楊曉松即將前往管理著近2000億元資產規模的南方基金任職,具體職務目前尚不清楚。

中國基金業元老、掌托南方基金13個年頭的高良玉,此前傳出將辭任總經理,並升任公司副董事長的消息。不過,辭任總經理未能獲得9月27日召開的董事會同意。

有意思的是,高良玉與楊曉松同樣出自中國證監會發行部,高曾於1993至1997年擔任該部門副主任。

迄今為止,根據基金公司公開的招募說明書統計,已先後有近50名證監會官員離職後到基金公司擔任高管職務,這些官員分佈在國內三十多家基金公司。

(向春/漫畫)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在熊市中,需要為股指下跌尋找原因,監管頻率增高,來自監管方的壓力增加。

一位從公募基金業出來的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股市三年熊途,很多公募基金經理壓力很大,紛紛離場。因高層人士變動而導致一些大的基金公司暴露出了諸多致命問題。要堵住這些問題,必須要想辦法。

事實上,每一次漫長的熊市,證券行業都會洗牌一次。

「特別是在熊市,監管的壓力更大,頻率更高,因為需要為股指下跌找原因;在牛市的時候,就一片欣欣向榮,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來自證監會的壓力也會相應減輕,監管不會那麼頻繁。」一位上海基金公司高管說。

「潮水退出,激起千層浪花,只有能人才可以使得他們在大海裡避免觸礁或翻船。」上述人士說,從證監會裡出來的官員才是基金公司和證券公司安全航行在大海裡的掌舵者。

目前,尋找和儲備人才成了一些基金公司最重要的戰略安排。而首選便是那些精通證券市場監管遊戲規則的證監會體系內的官員。

這些官員穿梭於證監會和機構之間,身份從監管者切換到機構高管後,獲得的薪酬往往都在百萬以上。

「證監會基金處出來的做副總,負責新基金的報批、監管;法規處、信息調研處來的,負責日常監管,所以這些部門相應的調去基金公司做督察長的比較容易。」上海某基金公司高管稱,對於現在的基金公司而言,也需要這樣的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有供給,有需求。

根據已披露的信息,離職後前往基金公司或證券公司任職的高管,絕大多數出自中國證監會內部一些「實力」部門,如上市發行部、基金監管部、機構監管部、法規部等。

例如國泰基金總經理金旭,曾是證監會基金監管部綜合處處長;泰達荷銀總經理繆鈞偉也曾任基金部副處長;華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總裁韓勇,此前任職於期貨監管部、基金監管部;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高良玉,曾任發行部副處長。

此外,證券公司也是證監會官員選擇下海的去處,曾有7位券商老總來自中國證監會,分佈在銀河證券、國金證券、平安證券、太平洋證券等券商。

2012年5月前往廣發證券擔任董事長的孫樹明便曾是證監會官員。2006年1月至2011年3月,孫任職於證監會會計部,歷任副主任、主任;2011年4月開始任廣發證券公司黨委書記。

資料來源:招募說明書和公開報導。 (李伯根/製圖)

強力的督察長

「在處理老鼠倉的問題上,督察長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南方週末記者從採訪中獲知,證監會官員向基金公司高管過渡中,督察長是一個重要的平台。

據媒體不完全統計,國內有逾10家基金公司的督察長來自證監會官員。

風險控制是基金公司內部管理制度之一,完善的督察長制度是這一業務的保障。基金公司內部的風控、稽查和法規部門,都由督察長直接負責。

2006年5月8日,證監會發佈實施《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長管理規定》,對督察長進行了職能定位。督察長是監督檢查基金和公司運作的合法合規 情況及公司內部風險控制情況的高級管理人員。督察長履行職責,應當以保護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公平對待全體投資人,在公司、股東的利益與基金 份額持有人利益發生衝突時,優先保障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

根據證監會規定,督察長應當具備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任職條件,並有3年以上監察稽核、風險管理或者證券、法律、會計、審計等方面的業務工作經歷,誠實信用,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職業操守記錄。

「基金公司在上報督察長人選時,證監會對資格要求很嚴,目前業內完全符合督察長管理規定的人特別少,而證監會內部工作人員是最合適的。」一位基金從 業者說,證監會的工作人員有著行業內其他人無可比擬的優勢:「一方面他們對相關政策比較熟悉,能夠在基金公司中有所作為,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幫助基金公司和 監管層溝通。」

由於在監管機構長時間工作,與證監會上下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與此同時,他們對政策和法規的理解程度要比一般基金業從業者更深刻,把握更到位。因此,基金公司紛紛盯上了證監會工作人員。

在向南方週末記者詳細講述督察長作用後,一位要求匿名的上海基金公司經理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說,「在處理基金公司內部老鼠倉的問題上,督察長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大大小小的老鼠倉橫行,是一個業內公開的秘密。我國的基金公司有數百家,而被管理層發現並受到處理的老鼠倉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基金經理絕大多數隻為自己的親戚朋友從事老鼠倉交易,不需要成文的合同甚至任何文字,往往是一個電話、一個暗語就夠了,因此難以察覺,相對隱蔽。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老鼠倉,除了基金經理人本身的利益驅動,最主要的是處罰不嚴,這可能是監管能力或人手不夠。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監管人員與相關老鼠倉經理人的利益輸送,使得貓和老鼠的關係變成了大貓和小貓的關係。」上述基金經理稱。

而督察長在老鼠倉問題中,需有效「防火」,及時「滅火」。

在其看來,國內知名基金經理李旭利和許春茂因老鼠倉出事案發,一個原因就是沒有督察長及時有效地「防火」、「滅火」。

許春茂2010年底從光大保德信轉投中歐基金出任投資總監不到半年被抓捕,成為國內第二個因老鼠倉事件被起訴的公募基金經理。2011年8月下旬,李旭利被上海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刑事拘留,後被起訴,被稱為「史上最大老鼠倉案」,該案至今未決。

防火牆需築牢

由於缺乏相關的處罰措施,如果有人違反了《行為準則》,如何處理就成了問題。沒有配套處罰措施的《行為準則》,容易淪為空文。

證監會官員下海任職基金公司、證券公司,業界稱為「神仙下凡」。但是,「神仙」是否能自如下凡?

官員下海,在國內外都是一個很敏感也很重大的問題。國際通行的是「迴避」和「限制」措施。

早在2004年,中央就已經發出了《關於黨政領導幹部辭職從事經營活動有關問題的意見》,其中規定,離職後3年內,不得到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 範圍內的企業、經營性事業單位和社會中介組織任職,不得從事或者代理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經商、辦企業活動。並要求「對需進行經濟責任審計的幹部要委託 審計機關對其進行經濟責任審計」。該意見還要求「切實從源頭上防範因領導幹部辭職『下海』誘發新的腐敗行為」。

2005年通過的公務員法,對公務員離職做出了類似的限制。

2009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出台《公務員辭去公職規定(試行)》,規定官員離職3年後應當向原單位報告離職後的工作情況,如果發現違法所得,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

中國證監會2009年11月發佈實施《中國證監會工作人員行為準則》,首次對社會公開發布對內部工作人員的行為準則,被認為是在建築證券行業系統的「防火牆」。

該行為準則明確規定,證監會工作人員(包括派出機構人員)離職後,必須經過國家相關法律規定的冷凍期後,才能去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監管對象任職,其中,證監會領導人員離職需要在三年「冷凍期」滿後,方能在監管對象中任職,一般人員的「冷凍期」為一年。

但從目前的數個實例看來,這一規定往往被突破。

「沒有證監會的核准文件,我們怎麼敢公告?」國泰基金公司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稱,林海中擔任督察長,屬於基金公司的高管,按規定基金公司高管必須上報中國證監會並獲得核准。

業內一些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人士認為,證監會應該要嚴格遵守相關法規和政策,處理好官商身份轉換的問題,要在政商之間建立一道防火牆,讓「政商旋轉門」遵守規則。

另外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的法規並未規定相關的處罰措施,如果有人違反了該行為準則,如何處理就成了問題。沒有配套處罰措施的行為準則,難以治本。

南方週末記者聯繫中國證監會採訪,但截至發稿,未能得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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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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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彷彿突然之間就成為這個寒冬裡最熱的詞語。

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位官員紛紛表示如果制度實行,便願意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

從1987年首度提出動議到現在,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的這項制度,歷時20餘年,在29地進行了試點卻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推行。

不過,2013年1月22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說,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顯示了堅定的制度反腐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觀念的進步、新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官員們站了出來,對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說:我願意。

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而對於官員資產問題最敏感的核心——那些無人知道確切數字的存量資產,如何處置始終爭議巨大。其中最大膽但爭議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時點為準,此後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此前官員資產只要退贓甚至只要申報則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違法?是否會成為貪官的集體洗白?會不會造成反覆特赦?反對特赦者或認為這明顯有違公平法治,有損人民利益,不應實行;或認為恰恰應在反腐聲浪正高之時推行全面反腐。而贊成特赦者則認為,用一些已經難以追回的損失去換一個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價,只要能從此依法懲治。

類似的難題,曾同樣擺在1970年代的美國、香港與1990年代的日本、韓國面前。因為各國傳統沿格、政治制度與社會土壤均不一樣,每個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徑。而最後的結果是,240年前誕生於瑞典的這項制度,迄今已有上百個國家實施。

南方週末特製作本期專題,聚焦官員財產問題。


廳級幹部「曬家產」

「我們一家三口,目前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紀委分的樓梯房,面積約74平方米,那個位置的二手房市場價格,約每平方米1萬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還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於五羊新城,後來以四千多元/平方米賣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廣州市「兩會」上,這段袒露家底的陳述,讓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當下,「家產」往往是一個官員最敏感的「隱私」。如此坦白道來,讓這位一口濃重湖南鄉音、留著稀疏長發的小個子官員,成為媒體蜂擁尋找、網民爭先喝彩的對象,並被冠以「財產公開第一官」等閃亮頭銜。

其實,范松青並不是真正意義的「第一人」。不過,在南方週末記者所瞭解的個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級別最高的一個——副廳級。

對現年58歲、官場生涯已至尾聲的范松青而言,這個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舉動,來得有點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報到參加廣州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政協委員范松青,帶上了一份當天才最終定稿的提案——《關於廣州市率先試行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的建議》。

公開官員家庭財產的做法,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兩百多年前發端於瑞典,先後已在上百個國家實施,向來被認為是政府遏制腐敗、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國,這項制度卻始終並未實行。

其實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官員向本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申報各項個人收入,相關材料再由單位統一上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如不實申報,由黨組織、行政部門或紀檢部門處理。之後十幾年,中央出台過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斷擴大申報群體和事項範疇。

但這些經年累月的申報材料,都是「專人保管」,有關文件對查看這些材料的權限作了詳細規定──只有「黨委組織部門、紀檢監察機關、檢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調看。

就連參與申報的官員,也普遍認為這是「年復一年的走過場」。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隨這些年腐敗現象的惡化廣受垢弊,因此外界對公開的呼籲聲漸強。

在2007年進入政協之前,范曾在廣州市紀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對此關注已久。他決定今年的提案就做這個,「一方面,十八大之後國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網上又不斷爆出『表哥』、『房叔』之類的醜聞,我感到官員財產公開已經到了不得不推的時候了。」

剛來到簽到處,這份切中時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記者。有人問,「既然你願意帶頭公佈財產,不如通過報紙做個表率,先公佈一下家庭房產情況。你有幾套房?」

儘管這個問題讓范松青覺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會,還是微笑著說出後來四處流傳的那番話。開了這個頭,他在後來的採訪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盤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個遇到這種問題的官員,絕大多數官員的回應方式都是「打太極」。但范是個「非典型」官員:他早年當過兵,退伍後從家鄉的公務員崗位上,考進了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畢業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黨校任教——這算是個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請調入《零陵報》做記者,並且一干六年,成為當地僅有的三個高級職稱記者之一。後來舉家搬至廣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從事的是政策研究類工作。

「在我所從事過的四個職業——士兵、記者、教師和官員,最喜歡的是記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記者生涯寫過的文章整理成冊,自費出了本書。當年輕記者把錄音筆伸向他的時候,這段「憶往昔」的情結,也推著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當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體走紅,他所在的大學同學QQ群裡群情沸騰,大家給他奉上了各種炙烈的褒獎。其中一位現任廣州市某高中校長的同學表態說:「老范做了第一個公開財產的官員,我願意做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校長。」

這些話讓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條條摘錄下來,保存在電腦裡。

「我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蘇省宿遷市某縣科技局副局長劉信禮(化名),躺在被窩裡刷微博時,在手機上看到了關於范松青的新聞。

他馬上轉發,並附言「我也願意成為江蘇省宿遷市公務員財產公示第一人」,寫完這句話,重重打上了感嘆號。

在中國的行政級別體系裡,劉處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級幹部。

他所在的縣,本身就是一個官員財產公示的試點地區,不過公示對象只涉及「新提拔為科員級職級」的幹部,公示地點在「縣政府辦公室公示欄」——在全國目前已有的十多個試點地區中,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只對「新任的科級幹部」作要求,而申報和公示的地點要麼就是單位大院,要麼就乾脆只是向組織申報。

這種公示劉並不滿意,他說,「他們在四樓(縣政府辦公室所在樓層)搞,我在三樓都不知道。」

劉選擇了微博作為自己表達公開財產願望的平台。1月20日,劉又在微博上重複表態了好幾次,強調要借此「為清廉幹部正名、與無恥貪官切割」,其中一條微博,被網友轉發了幾千次──這是他開通微博以來,轉發數最多的一條。

自從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強烈推薦」他開了微博,一向自認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劉信禮,到現在已累計發佈了3.3萬多條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條。他在微博上給自己貼的標籤是「追求真理、拷問真相」。他說,「我開微博就是為了對社會熱點發言,不是為了玩。」他的微博內容,幾乎都是在針砭各種時弊,腐敗自然是關注重點。

讓劉信禮對公開財產如此上心的另一層原因是,他和在當地法院從事經濟審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腳乾淨」,但妻子的崗位「被人家認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貪腐幹部背黑鍋」。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包括范松青在內的一些官員在表態時,都加了上級或組織出台政策之類的前置條件,但自己比之更進一步,倡導的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不過,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縣裡一位領導的電話,「很客氣,談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紀律」。劉忙解釋說,自己沒有說違反紀律的話,並請領導親自上微博查看,但對方回覆說「我從來不上微博」。

掛了電話,自覺「不能只表態,沒行動」的劉信禮考慮再三,又發了一條微博——蘇北某縣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夫妻公務員,孩子讀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購買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錢用具是15年前為孩子買的兩萬元珠江牌立式鋼琴……「他說,為了減輕當地壓力,特意隱去了自己所在縣的名稱。很快,他又接到了電話。壓力之下,儘管贏得網友的「一片喝彩」和蜂擁轉發,他最終刪除了這條微博。但連日來,他並沒有停止在微博上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呼籲。

一位體制內的朋友通過留言說了很多讓他感動的話,這個朋友之前買房時曾向他借錢,他沒錢借,後來想到這事心裡總有點彆扭,擔心對方以為他「有錢」。「這下倒也坦蕩了。」他說。

村官、副處與副廳

其實,公開曬家產的官員,最初是從最小的村官開始的——在中國,可以說沒有比村委會主任更小的「官」了,這個職位甚至都不屬於公務員編制範疇。

在南方週末記者所查到的公開資料裡,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是位「村官」,名叫許坤,他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白虎頭村的民選村委會主任。

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之後,35歲的許坤帶領村民為土地拆遷糾紛,艱難斗爭了近兩年。正是在此期間,2009年4月,他在網絡論壇發帖說,「帶個頭吧,趁我還是『官』時公佈自己的財產」。

在這個帖子裡,他羅列了包括摩托艇、家電、存摺、戒指、家具等總計四萬元的19項家當。

許坤的用意,除了自證清白,也與當時的土地糾紛訴求有關。當時附在個人財產清單後面的,還有諸多當地的拆遷文件。

不過,此後兩天,許坤就被開除黨籍,一年多後因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被逮捕,後來獲刑四年,現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師鄭建偉稱,雖然獲刑時被指控的情節與此無關,但許坤公佈個人財產等「出格」行為,不排除對此有影響。

這時候,新疆阿勒泰地區試點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正引發全國熱議。迄今為止,阿勒泰的試點都是所有試點中「最徹底的」。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網站,縣處級及以下公務員都必須在網上申報財產狀況,公眾可以隨時查看。這引起了媒體的蜂擁報導,也由此製造了近年裡關於這項制度的一輪小熱潮。

幾乎在同一時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曬出了家當,儘管他與許坤並不相識,也從不知曉許的事情。

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許昌下轄的長葛市坡胡鎮侯莊村的村委會主任。他在博客上曬出了縣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電腦、電視等等。

2008年時他為瞭解網絡以幫助兒子戒除網癮時學會了寫博客,過去就喜歡舞文弄墨但罕獲發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發表」的感覺,幾年下來已寫了近兩千篇博客。

58歲的侯俊卿,不是「刺頭」,而是政府的座上賓。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國有和集體企業裡工作,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

這一年,由於他積極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提供立法建議,被邀去省裡參加新聞發佈會,「和幾位省裡領導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還因為許昌打造旅遊城市建言,被「市裡接去開座談會」。

侯俊卿說,自己的動因,來自「社會調研」──他把平日裡和人們對時事的交流,都視為是自己的社會調研。調研結果是,不論農民、教師、工人,普遍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於是,在新聞裡看到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方面的新聞後,他萌生了「帶頭公佈」的念頭。

有了想法後,他在家裡糾結了半個月,「怕領導給穿小鞋」——在小學當老師的妻子一度也不讚成,擔心對自己的考評有「負面影響」。

但決心最後戰勝了顧慮。侯俊卿對自己說,「萬馬奔騰,必有一馬當先,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沒必要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就這樣,他「心一橫」,把寫好的博客貼了出來,他給自己這個行為的價值,定義為「打響基層反腐第一槍」。

在他看來,這和自己過去積極建言人大、政府一樣,是「為國排憂解難、為百姓造福」的一種方式。

「很多粉絲支持我,中國的、外國的都有,還有河南媒體、北京媒體、香港媒體都來找我採訪,」侯俊卿說到這些,頗為興奮。

而且,讓他放心的是,始終沒有有關部門的任何人就此找過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沒有受影響。

范松青被報導之後,喜歡看報的侯俊卿也第一時間看到了新聞。「心裡非常激動,也為當初的決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說。

這兩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現在當時的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小熱潮中。此後,願意公開的官員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時,曬家產的官員級別提升到了「副處級」。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天成。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嚴格意義上,我的級別應該叫做『享受副處級待遇』」。

張天成也選擇了微博。在微博上,這位崇尚屈原的基層官員,喜歡抨擊時弊,偶也吟詩作賦。他的微博名「洞庭漁夫」,就取自屈原的《漁父》,在這首詩裡,「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應一位網友「你敢公開收入麼?呸」的質疑時,他說自己「沒什麼不能見天的」,並承諾週末之前公佈財產,請網友審查,「也給社會吹一絲絲清風」。

第二天一早,張天成一口氣發出八條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況、工資、福利、房產等作了詳細的列舉,甚至把自己受過「嚴重警告」處分的情況也寫了進去。

這是目前為止所有公開曬家產的官員裡,寫得最詳盡的一位。

曬家產的官員在副處級別上並沒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個月,范松青又把級別拉高到了「副廳級」。

「守護我的寧靜」

相比較中國數百萬的公務員群體,曬家產的官員名單雖不斷增加,級別不斷上升,卻始終只是寥寥個案,其中兩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務員編制裡。

這個小小的群體,外在獲得的是公眾巨大的掌聲,內裡卻正承受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協分組討論會上,范松青再度談起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話題時,有人揶揄道,「你不動產只有一套,但無形資產很多嘛,你的書現在賣多少錢呀?」這讓范有些尷尬,那本書不過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費結集,明眼人不難看出,並無市場價值可言。

接著又有人問,你一個廳局級幹部,怎麼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費力解釋一遍自己這些年有關房子的故事——這些事情,在這些天裡,他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

身邊的一些目光和話語,讓范松青坐立不安。「兩會」那幾天,他幾乎謝絕了所有的社交活動,有空就待在房間看媒體報導和網上的評論,有時一天就只吃一頓飯,凌晨一兩點才睡。

好不容易政協會議閉幕回到家,妻子的臉色也不好看了,「你一個局級幹部,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你還好意思曬?」

「兩會」結束後,范松青決定不再接受媒體採訪,他的理由是──「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的言論是受保護的,「之後再談就不合適了」。

劉信禮這些天則更難過。

在刪掉自己曬財產那條微博的晚上,英語教師出身的他,用英語發了條微博,意思是「未經允許,官員不能向公眾公佈自己的財產」。選擇英語表述的原因是「縮小知曉面」。

不到二十分鐘,妻子單位的領導打來電話,言談中就問起這條微博。這個反應速度讓劉頓時感覺到壓力。幾天之後,他仍接到電話,「老朋友」建議他不要再談論這個話題。

曾被評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說他不想好好過日子了。

劉說,他和妻子的分歧,在於妻子不相信官場腐敗面前個人的力量,但喜歡《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的自己,「相信世間有俠義,而我要做那個俠義之人」。

更早之前曬了財產的張天成,事後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初時一度張揚試水意義,後來則反覆強調這是「個人行為」。

2013年1月25日,當南方週末記者聯絡張天成時,他強調「自己曬的東西本是私貨」,並不願再多談此事,只希望「守護我的寧靜」。

後有來者

後來者,正在他們的鼓舞下出現。

上海社會主義學院人事處副處長、黨總支書記徐劍鋒,就是躍躍欲試者之一。

搞政治學研究出身的徐劍鋒,十年前就從學術界的討論中開始關注官員財產公示的問題。這些年,他就這個問題,在報刊上發表過「比較尖銳」的文章。

「我也在考慮,2013年適當的時候,在微博上公佈自己的家庭財產。」這位副處級官員說,正在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的女兒,也對自己很支持。

「現在的年輕人,接觸的信息多,對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什麼是文明和落後。」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說,女兒告訴他,不僅你應該公佈,所有官員都應該如此。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副院長趙耀彤則對這些勇敢者「滿心尊重和羨慕」。他早就想公開家庭財產,尤其是「被人給氣著」的時候。

讓他氣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職務比我還低的人,過的那是什麼日子」,以及「被人說,你一個法院副院長,肯定如何如何」。

趙耀彤的職位,級別不高,權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尋租的機會,不用尋,都是送上門的。」趙耀彤說,先前這些公開家庭財產的官員,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門」裡,可自己不一樣,如果勇敢公佈出來,又有更深層次的價值。

他說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個兒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況卻讓他無比糾結。

趙耀彤的妻子在一個眾所周知的肥缺機關,福利優厚。

「作為家屬,我算是沾了媳婦單位的便宜,卻因為自個公佈家庭財產的主張,把人家單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麼人呢?」趙耀彤覺得沒法過道義這一關,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勸他打消念頭,而妻子已經放話出來,「你公開,就離婚」。

「也許有一天,我會豪氣衝天地上微博捅出來。」趙耀彤並沒有放棄。

像這樣的想法,這樣的議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官員們的飯局上。2013年1月25日,廣州一家偏僻餐廳的包房裡,七位多年好友正對此熱烈討論。他們大多都不到40歲,其中有兩位處長,三位副處,一位科級,另外的一位則在2011年離開政府下海經商。

「我們過得太累了,連兄弟吃飯都躲在這裡。誰不想陽光生活?」其中一位副處長說。他們全都願意公開財產,但有趣的是,誰也不願意像那些公開曬家產的人一樣主動站出來——「都怕槍打出頭鳥,但我們都在等那聲號令槍」。

不只是在飯桌上,在各地陸續舉行的「兩會」會場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官員不再迴避這個問題。

珠海萬山鎮副鎮長王勝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廣州「兩會」稍遲的珠海「兩會」現場,他向現場記者公佈了自己「兩套房、一部車」。

當時,現場記者提出這個問題,同在一個會場的多位官員都以「還沒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絕回答,而王勝選擇了實話實說。

這個水產養殖專業畢業、42歲的書生樣幹部,長期來專心於鑽研自己分管的「漁業」領域,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這個議題並未關心。

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義」,只是被問起來,就實話實說,無需隱瞞,也不怕查證。在接受採訪時,他也不憚於主動提及過去被紀委約談的經歷──在一次處理漁業糾紛時,一方懷疑他收了好處而舉報,紀委查了自己半個月,沒有發現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王勝幸運地得到了自己領導的寬慰──「不要有思想負擔」,而妻子也沒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護自己」。

王勝遇到的場景,也出現在安徽省「兩會」上,儘管很多官員也是在強調要「等組織統一行動」,但銅陵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劉晶璘、滁州市琅琊區委書記高懷忠、滁州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劉茂松、全椒縣委書記盛必龍、懷寧縣教育局副局長陳新等人,都大方地對記者詳細道出收入和家產情況。

毫無疑問,這樣的星星之火,將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體制內自覺推動政策的行為,」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如果越來越多的官員主動公開了財產,我們離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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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官員稱伊朗黑客入侵美能源公司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5167

WSJ消息稱美國前任及現任官員稱,伊朗黑客對美國企業的網絡攻擊已經升級,入侵併監視能源公司的電腦網絡。

一名前任官員表示這些黑客的攻擊非常令人擔憂。

「在最新一輪網絡攻擊中,伊朗黑客入侵了能源公司的控制系統軟件,這使得他們能夠在未來干擾或摧毀這些系統。」

對此,美國官員警告稱,伊朗的行為正接近挑起美國的報復。

一位美國官員表示,

「這些黑客代表著伊朗政權。我們會密切關注他們的動態。到目前為止,他們所作的一切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他們應該小心了。」

美國稱伊朗黑客的這輪網絡攻擊得到了伊朗政府的直接支持,攻擊對象主要是油氣公司的控制系統,電力公司最近也成為了被攻擊的目標。控制系統負責管理重要的基礎設施,控制著油氣或電力輸送、系統開關和其他重要功能。

理論上,操縱控制系統就可以刪除重要數據或關閉重要的安全設施。

美國現任及前任官員不願透露被黑客攻擊的能源公司名稱以及數量。這些官員也沒有透露伊朗政府與這些黑客攻擊有關的詳細證據。但一位美國前官員稱,美方有技術證據表明能源公司受到的網絡攻擊與伊朗有關。

事實上,美國先前早已推出針對伊朗網絡攻擊的軟件,「The Stuxnet worm」:第一個專門針對基礎設施如發電站的已知病毒,用於破壞伊朗核設施。紐約時報2011年曾發表文章稱,2010年伊朗南部的一個發電廠以及其他工業都一直遭該病毒軟件的攻擊,並導致伊朗的濃縮鈾離心機被破壞。

伊朗官員則否認與黑客攻擊有關。伊朗駐聯合國代表Alireza Miryousefi表示,雖然伊朗一再成為由某些國家政府支持的網絡攻擊的目標,但伊朗從未對這些非法網絡攻擊進行報復。

目前雖然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能源公司出現數據洩露及業務中斷等問題。但是美國官員擔心黑客只是出於偵察階段,但在未來或有所行動。近幾個月,美國遇到了一連串網絡黑客攻擊。網絡專家認為,美國電力行業被黑客攻擊風險極高。目前,美國議員們正在加緊對電力部門施壓以加強網絡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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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den曝美國情報部門竊聽歐盟機構 德國官員稱這像冷戰手段

http://wallstreetcn.com/node/48531

美國PRISM項目揭秘者Snowden向《明鏡》雜誌出示的一份機密文件顯示,美國情報部門竊聽歐盟機構,併入侵歐盟電腦網絡。

中新網援引據德國《明鏡》週刊29日報導稱美國情報部門對布魯塞爾發動網絡攻擊,地點在紐約和華盛頓:

報導稱,這份「絕密級」、日期標註為2010年9月的文件說明,歐盟是美國情報部門的一個目標,美國在布魯塞爾和美國的歐盟辦公室裡藏有美國的竊聽監控裝置,美國國家安全局一直在秘密監控著歐盟駐華盛頓外交使團。

報導還表示,有關建築裡安裝了微型麥克風,電腦網絡受到入侵,使得美國國家安全局能查看歐盟人員的電子郵件和他們的內部文件。 

此外,歐盟駐聯合國的代表也處於類似監控下。該雜誌說,約5年前,歐盟的安全專家曾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樓裡發現過電話和網絡竊聽裝置。最後的分析結果表明,這次攻擊的地點位於北約總部的一棟大樓內,這棟建築內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專家在使用。

另據報導,盧森堡外長阿塞爾伯恩表示,美國的間諜活動已經「失控」。「美國應該加強監控它自己的情報系統,而不是監控美國的盟友們。」

FT報導,德國司法部長Sabine Leutheusser-Schnarrenberger對《明鏡》雜誌說: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針對歐盟搞的間諜活動,讓人想起[美國]冷戰時期的手段。

如果身在布魯塞爾和華盛頓的歐盟官員確實受到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那麼美國人將很難用反恐這一理由來開脫。

歐盟首席外交政策官Lady Ashton稱:

[歐盟]正在就此事緊急要求華盛頓方面做出解釋。在得到華盛頓更多澄清之前,我們目前將不就此事作出評論。

法國外交部長Laurent Fabius稱:

法國正在敦促美國方面作出解釋。如果這是事實,我們將無法接受。

法國司法部長Christiane Taubira稱:

如果這是事實,那就是絕對的敵意行為。

歐盟議會主席Martin Schulz稱其對《明鏡》的報導深感擔憂和震驚,並警告說,如果竊聽屬實,這將嚴重影響美國和歐盟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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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晉陞路線圖

http://www.yicai.com/news/2013/07/2825248.html
36歲的劉浩(化名)是河北省中部某縣的政府辦副主任,苦熬資歷,一直尋覓著一個「空降」到鄉鎮做個一把手的機會,但事與願違,不是沒有空缺,就是錯失機會。

36歲的副科算是「超齡」了嗎?近期,官員陞遷時間表成為輿論熱詞,有報導稱,如果在35歲前不能陞遷到正處級,這個官員的仕途或再無突破空間。

劉浩可沒有想那麼多。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自己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40歲之前獲得一個正科實缺的機會。

理論上說,一名政府公職人員從大學本科畢業到考取公務員再到晉陞鄉科級正職,最快可在28歲完成,但在多名接受本報採訪的打拚基層多年的公務員看來,這樣的「人生跳躍」可謂鳳毛麟角。他們稱,在中國,一個中等縣,正科級的官員超過百人,正科實職的官員不超過50人。

根據國家公務員局上週公佈的數據,截至2012年底,全國公務員總數為708.9萬人。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全國縣處級以上幹部60多萬人,還不包括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廳局級幹部有5萬多人,省部級幹部大約有3000多人。

粗略估算,公務員隊伍中能攀上省部級高峰的比例大約為萬分之四。訴苦官場獨木橋難過之餘,劉浩卻也道出了一些基層官員的心聲,晉陞只是一個理想,「但是越來越規範的幹部晉陞通道,也給了我不少希望。」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6月底舉行的全國組織會議上強調,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他要求,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建設高素質幹部隊伍和人才隊伍。

晉陞路徑

一段時間內,劉浩曾抱怨自己跟錯了人,如果當初被縣委書記看中,自己也許早就如願了,可惜,他跟了一位副縣長。

他知道自己初始學歷不高,是河北省一所不起眼學校的大專生,自學的本科。但是,他覺得自己很勤奮,對領導也比較貼心,領導愛打羽毛球,就陪著打;領導愛喝酒,就陪著喝……

劉浩總盼望著自己跟著的副縣長不日能夠高昇。這位副縣長確實高昇了,但劉浩依舊留在原位。

他也會自我安慰:自己的一個同班同學,長自己一歲,現在還是他所在縣下屬某鎮的辦事員,名義上負責信訪,實際上連副科待遇都沒有。

而劉浩已經是事實上的副科,在全縣一些重大活動中,自己的排名總在其他鄉鎮書記、鎮長之上。

以截至2012年底全國公務員總數708.9萬人為基準,按照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4億人計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務員。

劉浩說,要想在公務員隊伍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首先要從這189人中脫穎而出。

按照《公務員法》,領導職務被清晰地分為十級:國家級正職、國家級副職、省部級正職、省部級副職、廳局級正職、廳局級副職、縣處級正職、縣處級副職、鄉科級正職、鄉科級副職。

非領導職務(綜合管理類)又被分為八級:巡視員、副巡視員、調研員、副調研員、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科員、辦事員。

要想從189人中脫穎而出,成為辦事員或者科員,則必須經歷公務員考試。按照公務員法的要求,成為公務員的起始年齡為年滿18週歲。實際上,如果大學本科畢業的話,按照7歲的正常上學年齡,起始年齡應為23歲。

從普通百姓成為公務員,算是完成了官員晉陞的第一步。根據《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下稱《升降規定》)的規定,在具備學歷條件的基礎上,晉陞鄉科級副職領導職務的,應當擔任科員級職務三年以上。

但晉陞領導職務並不是一種必然,需要經過至少三道程序:民主推薦、組織考察和集體討論決定。劉浩表示,自己晉陞副科時,也經歷了這樣的程序。但不是所有人都這麼幸運,而且也不是擔任科員三年就必然升職,很多人工作了十幾年,仍然是科員,「最多混個非領導職務的副主任科員」。

但無論如何,這已經完成了官員陞遷的第二步,由普通公務員成了「領導」。按照《升降規定》,晉陞鄉科級正職領導職務的,應當擔任副鄉科級職務兩年以上。也就是說,理論上成為正科的最早年齡在28歲左右。

繼續晉陞之路的競爭則更加激烈,劉浩曾競爭過一個鎮長的職位,他說,一般情況下,從副科到正科,都會有3到5人競爭上崗的局面。

選拔規範

「有媒體報導說,35歲升為正處。這不是不可能,但是這絕對屬於少數仕途相當順暢的人。」供職於四川省成都市某廳級單位的許文(化名)告訴本報記者,在他們同一批次進入該省廳級單位的十幾個人中,升得最快的大約在三十八九歲才成為正處。

在政府機構,官員職級的提升跟單位級別有直接的關係。在省廳級單位中,處級以上幹部配置較多,而在縣一級的政府機構中,職級提升的難度相對更大。

劉浩說,自己成為縣長或縣委書記,只是一個理想。「但是越來越規範的幹部晉陞通道,也給了我不少希望。」

他所說的希望除了上述一系列規範領導幹部選拔的文件外,還包括今年上半年出台的《公務員公開遴選辦法(試行)》,其中明確,市(地)級以上機關從下級機關公開擇優選拔任用內設機構公務員。

山東某地級市的一名處級局長談到自己的經歷時表示,正是遴選機制給了他機會。他之前在山東某縣擔任副縣長,多年來,由副處升正處的機會一直沒有出現。最終,一次遴選機會出現,他被調任到現在的地級市擔任處級局長,實現職位級別的升格。

除了參加遴選,破格提拔也是公務員晉陞的一條快捷通道,但近年發生的一些官場「火箭提升」事件異化了這一途徑。《人民日報》曾聯合人民網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7.9%的接受調查者擔心被提拔的年輕幹部身後「有背景」,選拔任用不透明。

僅2012年至2013年這段時間內,連續被曝光多起火箭提拔事件,其中部分事件經歷了「曝光——停職——調查——撤職」的過程,從中透露出違規提拔程序的問題。尤其對於其中有著「官二代」背景而被提拔的幹部,輿論質疑之聲不斷。

竹立家認為,近年來出現的「火箭提拔」現象不僅違背「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選拔原則,而且不符合基層幹部培養的現狀,可能致使很多公務員失去工作的職業預期,嚴重的話,還對公務員激勵機製造成畸形影響。

他同時認為,破格提拔也是干部選用的一種特殊方式,但如何將這種方式規範在最基本的法律框架內,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相比於個別跳級晉陞的案例,更多官員的提拔還是依靠基層經驗和實幹成績,這其中,GDP(地區生產總值)又是最耀眼的光環。

按照《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提任縣(處)級領導職務的,應當具有五年以上工齡和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一般應當具有在下一級兩個以上職位任職的經歷;由副職提任正職的,應當在副職崗位工作兩年以上,由下級正職提任上級副職的,應當在下級正職崗位工作三年以上。

能夠走上縣處級崗位的,是公務員隊伍一部分人的巨大轉折,也是大多數人的封頂之作。

按照竹立家透露的數據,全國縣處級公務員約有60萬人,這相對於708.9萬人的整體隊伍而言,其晉陞比例大約在12:1的狀態。

河北省一名曾任縣委書記的退休官員告訴本報記者,走到縣處級崗位,如果成績突出,尤其在自己任內轄區財政收入或所謂GDP明顯增量,向副廳級即地級市副市長邁進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很多一票否決的事件發生後,再往前走已經是十分渺茫。

對地方領導晉陞中唯GDP論的考核體制已經備受詬病多年,在此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基層腳印

從科員到科長、從科長到處長,升任之路隨著職位數量原因,難度越來越大。

從處長到廳局級幹部,就是要從60萬人中選出5萬,比例也是12比1。若與整個公務員隊伍對比,則是142比1。再升任至省部級官員呢?以廳局級幹部為基數對比,為16.7比1;以處級幹部為基數比較,為200比1。

翻看現任省部級幹部的履歷,他們亦是一步一個腳印從基層打拚而來。

比如,1950年出生的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25歲出任河北省冀縣城關公社黨委副書記,32歲前往北京大學學習,34歲畢業後出任河北省棗強縣縣長。到達正處這個職級,郭庚茂打拚了近10年。1991年年底開始,他又經歷了副廳、正廳,1998年成為河北省副省長、2007年成為省長。

從基層幹部到正部級官員,郭庚茂用了超過30年。

竹立家認為,隨著公務員管理漸趨法治化和規範化,在公務員晉陞問題上,尋求一條民主、科學、客觀、規範的晉陞之路,給公務員一個穩定的「職業預期」,在公務員隊伍中建立一個合乎道德的激勵競爭機制,將對促進科學發展及和諧社會建設起到重要作用。

今年年初,人社部表示,需要探索建立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在公務員法規定的制度框架內,保持現有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晉陞制度不變,建立職級晉陞制度,實行職級與待遇掛鉤。

竹立家則建議,應當釐清官員和公務員的概念界定,否則將造成官本位盛行。他認為,公務員的晉陞是一個序列,而官員的晉陞是另外一個序列,二者不能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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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雇中國官員子女遭美當局受賄調查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3418

人民網刊登文章稱,來自NYT的報導顯示,美國當局正在對投資銀行摩根大通展開受賄調查,以查明其是否通過僱傭中國高官子女而獲得在華從事相關業務的機會,涉及的高官子女包括中國銀監會前副主席、現任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之子唐曉寧(音譯)和原鐵道部運輸局前局長張曙光之女張西西(音譯)。

文章指出,美國證交會(SEC)反賄賂部門正在蒐集關於摩根大通「某些在香港僱傭的前僱員與該公司和某些客戶的關係」。而根據一份保密的政府文件顯示,在今年五月,該部門曾經要求小摩提供唐曉寧和張西西的相關信息。目前兩人均已離職。

主要事實包括:

據公開資料顯示,在唐曉寧2010年進入小摩之前,該公司與光大甚少有業務往來。而從2011年起,光大集團成為了該行的重要客戶。當年,小摩成為光大銀行上市的12家財務顧問之一,2012年則獲得了光大國際出售資產的大單。

SEC蒐集的信息包括唐曉寧的工資單,僱傭文件以及在他2012年12月離職後與小摩的通訊信息。該機構還要求提供所有批准唐曉寧入職的人員名單,以及所有小摩和光大集團的業務合同,以查明小摩僱傭唐曉寧的行為是否與兩家公司業務往來有關。

張西西被摩根大通香港分部僱傭時,與原鐵道部業務關係密切的中鐵集團正在醞釀上市,摩根大通被選為保薦人之一。張曙光在原鐵道部前部長劉志軍案中涉案。

中國原鐵道此前從未任用摩根大通,但原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於2007年改組成中鐵股份公司,就是由摩根大通負責籌備在上海與香港上市。

其後,據媒體報導,鐵道部曾聘請摩根大通等投行為京滬高鐵籌備上市,但因2011年7月溫州動車組追撞事故發生而胎死腹中。

不過,此次調查並未明確地將小摩的僱傭行為與其獲得業務的情況聯繫起來。

紐約時報稱,中國的統治精英家族認為,去華爾街的銀行工作非常有價值。雖然這些工作支付的薪水是象徵性的,但找到這樣的工作不僅會給有抱負的金融界從業者的簡歷鍍上金邊,而且能增加其在中國商界的可信度。

有意思的是,報導所涉的兩家銀行最近都陷入輿論口誅筆伐。

在這起調查到來之際,摩根大通已經遭到了美國至少八個聯邦機構,一個州級監管機構,以及兩個其他國家政府部門的調查。其中多項調查,包括加利福尼亞州的一起民事和刑事調查,都跟該行金融危機時期的抵押貸款業務有關。

該銀行涉案數量之多,導致一些立法者開始質疑,在60多個國家開展業務的摩根大通是否大到了難以管理的程度。

而光大證券在上週五的「烏龍門」事件掀起軒然大波,華爾街見聞對此作了詳細報導,目前該事件仍在持續發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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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官員財產大揭秘——個個都是富翁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4635

無論下一任美聯儲主席是薩默斯還是耶倫,都不用為了錢感到擔憂。薩默斯是典型的游離在華爾街和華盛頓的人士,而耶倫的身家財產也相當可觀。

美聯儲副主席耶倫及其丈夫(諾貝爾獎得主George Akerlof)的共有資產相當可觀,約在480萬美元至1300萬美元之間,從2011年的440萬-1240萬美元的規模有所增加。這對夫妻還擁有價值在1.5萬-5萬美元之間的郵票收藏。

但相比於薩默斯,耶倫的財富就顯得小多了。薩默斯的財產規模約為720萬美元至2450萬美元左右。

一些反對薩默斯的意見表示,他在花旗集團和對沖基金D.E. Shaw的工作經歷讓他與金融行業非常密切,這種密切程度是一位美聯儲官員不應該有的。然而,支持者則認為,他的工作經歷恰恰能夠讓他對華爾街有更好的理解,這在應對危機時是非常有價值的。

週二美聯儲公佈了聯儲官員資產情況,藏龍臥虎的美聯儲中,多位官員都是千萬富翁。

先看看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資產,與去年同期相比,伯南克的資產沒有太多變化,2012年,他報告的資產價值在110萬美元至230萬美元之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他所持有的美國教師退休基金。他的住房的抵押貸款利率是4.25%。

國會為伯南克2013年制定的年薪是19.97萬美元,其它官員的年薪為17.97萬美元,較2012年無變動。

美聯儲理事Jerome Powell在2012年的資產規模為1710萬美元至4740萬美元之間,堪稱「美聯儲首富」,他去年加入美聯儲董事會,此前是一位私募股權高管。來到美聯儲之後,Powell的資產驟減,2011年,上述數字是2100萬至7200萬美元左右。去年,他出售了很多資產,包括對高盛、凱雷集團等股票的投資。

另一位理事Jeremy Stein報告他2012年的資產規模為430萬至1190萬美元,相比於2011年的300萬至630萬美元有較多增長。

Elizabeth Duke公佈的2012年資產規模為440萬美元至1000萬美元;Sarah Bloom Raskin公佈的數字為200萬美元至520萬美元;Daniel Tarullo的資產為140萬美元至363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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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電官員承認福島核電站「沒有得到控制」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6709

兩年前發生核洩漏的福島第一核電站近來爆出核污染地下水流入大海,雖然日本政府及東京電力公司(東電)竭力說服外界相信可以控制事態,但東電的高管Kazuhiko Yamashita週五公開表示,該核電站的形勢「沒有得到控制」。

東京贏得2020年奧運會舉辦權後,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水問題受到廣泛關注。

下圖為NHK展示的核污染地下水示意圖

 

一週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國際奧委會大會上演講時提到這一問題,稱:

狀況正在得到控制,不會給東京帶來影響。

Yamashita是東電執行職位的「研究員」。日本NHK報導,本月13日,在參加日本在野黨民主黨會議時,有人問他是否同意一週前安倍晉三首相所說的「形勢在控制之中」,他回答

我認為目前的形勢沒有得到控制。

而在一天前,東電另一高管——副社長相沢善吾形容福島核電站仍「在野戰醫院狀態」,還

我們向政府確認安倍首相出於什麼宗旨做出上述發言時,得到的回覆是因為對外海沒有影響所以做出了那樣的表述。

我們會繼續控制事態。

Yamashita13日發表上述言論後,日本政府和東電立即澄清,稱他是特指核電站的污水問題,並非核電站的整體形勢。

安倍的左右手、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單獨發表講話指,Yamashita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不斷受到民主黨議員施壓。

東電則表示,目前形勢穩定,但需要保持冷卻,避免再次失控。

迄今為止,福島核電站發生核洩漏尚未出現直接傷亡的報導,而核電站周邊的數萬居民始終無法重返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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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7 PIMCO格罗斯:美联储主席候选人萨默斯的退选强化了周三美联储前瞻指引。 22:50 葡萄牙副总理表示,一旦葡萄牙退出现行援助计划,将整考虑申请额外的欧元区支持来缓解其回归金融市场的压力。 22:45 前美联储官员Donald Kohn: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危险的风险。 22:30 美联社:美国防部官员称有几人在Navy Yard狙击手事件中被射杀。 22:25 华盛顿邮报消息:警方称1名狙击手已经受伤倒地,警方在追捕另两人。 22:20 美联社: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华盛顿Navy Yard狙击手已经被控制,但未被拘押。 22:12 高盛2015年二季度巴塞尔 I一级普通资本比率为12.6%。 22:02 NBC最新报道,至少10人在Navy Yard狙击手事件中被枪击。 21:56 联合国武器检查组:有清楚且确凿的证据显示叙利亚境内曾使用过沙林毒气。 21:49 华盛顿狙击手事件过后,华盛顿机场暂停所有航班。 21:47 NBC消息:华盛顿Navy Yard事件目前有7名受害者,包括5个平民及2名警察。 21:44 花旗集团2015年二季度的一级普通资本比率测试结果为13.2%;花旗集团预计在面临严重压力的情况下,将损失212亿美元。 21:42 欧洲央行与英国央行延长流动性互换时间至2014年9月30日。 21:3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周一开盘上涨78.33点,涨幅0.51%,报15454.3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一开盘上涨7.48点,涨幅0.4... 21:15 美国8月工业产出月率+0.4%,预估+0.5%,前值持平;美国8月制造业产出月率+0.7%,预估+0.5%,前值修正为-0.4%,初值-0.... 21:13 美国海军确认,一名活跃的狙击手出现在华盛顿navy yard,至少1人受伤。 即時刷新» 美銀實習生猝死事件發酵,高盛蘇黎世辦公室涉嫌強迫員工加班被調查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6793

高盛蘇黎世分部接受蘇黎世勞工部門(AWA)的檢查,瑞士日報Tages-Anzeiger稱AWA 接到瑞士銀行聯合工會的舉報:高盛不遵守勞動法案,要求員工加班、不予支付加班費。AWA透露此次尋訪目的為了調查高盛內部是否涉嫌強制員工加班。

瑞士勞動法規定,僱員每週工作時間不得超過45小時,允許一些行業延長到50小時。

AWA主要職責就是監督勞動法在各行各業的實際落實情況,他們也負責處理一些來自工會或僱員的舉報信息。

瑞士勞工部的此番行動很可能受了美銀實習生猝死倫敦慘案的影響。華爾街見聞此前有報導:2 1歲的美銀實習生Moritz Erhardt連續三天通宵加班後,猝死身亡。該事件引發渲染大波,部分媒體譴責金融行業「食人」加班制。

高盛在全球的辦公室均存在加班現象,程度各一,而FT稱高盛每星期都會統計員工的加班工時,然後做電子備份。

目前,AWA表示目前尚未公佈調查結果,舉報者銀行聯盟不願意透露更多細節,高盛拒絕回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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