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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九合一大選慘敗之後，到馬英九正式卸任總統，還有五百多天，在立法院擁有多數席次的國民黨，仍然有推動改革的條件。

馬英九若有心挽救自己的歷史定位，就從最該推動的改革下手吧！

撰文‧楊卓翰、蔡曜蓮

還沒結束！這次選舉，執政黨雖大敗，不過從選後第一天開始，到後年五二○總統卸任，還有整整五三七天，這段時間若做得好，二○一六年大選仍有一搏機會。

總統馬英九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的敗選感言說：「勇往直前，加強改革。」確實，選舉結果顯示人心思變，台灣需要啟動徹底的大改造。但問題是，方向在哪裡？要改造什麼？

五百多天不可能什麼都做，找出最重要的三件事，集中火力才可能成功。

推動憲改︾把握國會優勢，一次終結政治亂象首先，行政院院長江宜樺辭職，承認敗選是因為「施政未獲民眾滿意」，施政和民意有這麼大的背離，反映出的正是台灣憲政體制問題。施政單位是行政院，但行政院院長卻是總統任命，也不用經過民意機關同意，結果就是為了實踐總統意旨，而背棄民意。

總統有權無責，不需要到立法院面對質詢，行政院長有責無權，台灣落入一個「既非總統制也非內閣制」的權責脫軌制。

這樣體制的荒謬性，在前總統陳水扁主政期間最為凸顯。當時陳水扁雖然是總統，但民進黨在國會是少數黨，許多政策遭國民黨杯葛，施政難以展開。

現在國民黨已經輸掉地方選舉，到了二○一六年，不論國會與總統選舉誰能取得執政，問題都可能重演。當總統與國會是不同政黨，更可能發生立法院多數黨為反對而反對，再空轉四年。

反觀內閣制的日本，就文明地面對這個問題。在今年十一月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因為延後消費稅造成黨內外爭執不下，眼見立法機制就要停擺，他毅然決然宣布解散國會，重選議員及首相，將重大爭端的決定權還給人民。

選後已有不少政治人士倡議，應立即著手進行修憲，如民進黨前主席蘇貞昌、國民黨立委賴士葆。

台灣要走向內閣制或總統制，需要社會共識，但修改中央政府的體制和配套，例如下修二十歲的投票年齡門檻至十八歲，都是當務之急。

馬總統應該把握國民黨在立院多數的優勢，推動憲政改革，根本解決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執政者無法獲立院支持的政治亂象。

年金改革︾「少拿、多繳」，不再剝削下一個世代這次選舉展現了公民力量，是對台灣政治長期以來無法反映民意的大反撲，而種種議題中，又以世代間的不正義最受關注。事實擺在眼前，年輕世代要領到退休金，幾乎不可能。勞保將在二○二七年破產，軍公教最快一九年破產。從台灣少子化的人口結構來看，退休金都應該往「少拿、多繳」的方向改革，年輕一代繳的公勞保費，才不會被這一代取用殆盡。

勞工保險在○九年改為年金，退休的一輩，什麼都不用做，就可多領一．五倍退休金，潛藏負債就因為這項政策，增加二兆元。

軍公教退撫制度方面，在現有的體制下，台灣軍公教是全世界數一數二所得替代率最好，少部分甚至超過一○○％。不僅如此，他們平均退休年齡不到六十歲，退得早領得好，總共已經有六兆元規模的潛藏負債。原本改革透露曙光，考試院前院長關中在一三年將年金改革方案送進立法院，但至今仍被立法諸公束之高閣。

現在主政者已經知道，靠增加負債來成就上一個世代的選舉勝利，在下一個世代的選舉就會慘敗。執政者要結束世代剝削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就是完成馬英九的承諾，推動年金改革。

組織再造︾政府瘦身、人事精簡，才能提高效能馬英九上任後，大力推行歷任總統都推不動的「政府組織再造」，把原來三十七個部會降到二十九個。表面上看，改革好像往前跨一步；事實上，從公務人員的數目與政府效能的提升，都看不到成果。

先拿部會數目來說，即使台灣降到二十九個，但日本政府部會數字是十一個，韓國與美國相同為十五個，中國二十七個，台灣還比對岸的中國多。

《行政院組織法》於二○一○年修正公布，一二年實施。一○年，台灣中央與地方的公務員總數為八十三萬，政府人事預算是三八八三億元；現今公務員人數約九十萬，最新出爐的人事總預算則為四○九三億元。也就是說，在《行政院組織法》公布四年後，部會名目上是少了八個，但政府瘦身卻功敗垂成，公務員不僅未減少還反增，人事費用也節節升高。

而台灣公務員占勞動人口七％到八％，對比日韓皆在六％左右，台灣公務員占總勞動人口比率偏高。

政府組織再造的目的是要根除組織疊床架屋，事權不統一，但如今改革只是換了部會名稱，花錢重新印名片。例如：原本外界期待很高的海洋委員會，是為了台灣海岸線整體的規畫保護，但結果卻只是被裁掉的海巡署所組成，海岸地區的規畫還是落在環保署與營建署等其他單位。政府改造只有花錢卻沒解決問題，這種改革當然得不到民心。

除了以上三件事，眼前馬英九將面臨的挑戰，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當選人就職後的「議長選舉」。

這次執政黨不只輸了縣市首長選舉，在縣市議長選舉中，藍營在地方議會勢力也大幅衰退。在台灣二十二個縣市中，國民黨首長與議會雙贏的「完全執政」，只有新竹縣、苗栗縣、台東縣；另一邊，民進黨只在高雄市全面執政。

兩黨議員席次都未過半又不相上下，這次議長選舉恐怕是最激烈的一次。

在市議員選舉時，幾乎各縣市都有檢調單位偵查賄選、收押候選人；甚至有不少議員，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當選時，還在被檢調單位羈押，蹲在牢房裡慶祝。

馬英九政績乏善可陳，唯一只剩「清廉」形象，議長選舉如何根絕賄選，不僅考驗執政黨，更是檢驗馬英九長期以來高喊「清廉政治」的關鍵時刻。

馬主席交棒前仍未兌現的支票：

遵守承諾 黨產歸零

馬英九在2005年８月當選國民黨主席後，宣示要在2008年前，即他正式競選總統前，將國民黨黨產處理完畢，當時外界解讀為「黨產歸零」。但馬主席當了快10年，這項承諾至今沒有兌現。

根據去年內政部政黨財務決算，國民黨在2012年的總投資金額為233億元，當年度賺了17.8億元的股利收入，這還只是國民黨持有的股票而已，若加計其他資產，國民黨絕對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

過去，國民黨拿著龐大黨產競選，對上沒有黨產靠山的民進黨，猶如大鯨魚與小蝦米，台灣的民主政治其實是ㄧ場立足點就不平等的政黨競爭。

但這次選舉結果證明，過去黨產對國民黨是資產，但現在可能是負債與包袱，因為年輕人對世襲的權貴財富深惡痛絕，更討厭不公平、不正義的事。而年輕人利用網路，不用花大錢也能打贏選戰，國民黨何須再緊緊抱著「黨產」不放？

在給黨工合理退休金的前提下，讓黨產歸零，不僅讓台灣的政黨政治真正邁向良性競爭的資源結構；同時民進黨再也沒有藉口，把選舉失敗歸咎於國民黨龐大資源而不深省自身問題，台灣政治才能邁向健康的下一個階段。

兩黨議會過半少 議長選舉更添亂──各縣市議會兩黨議員席次比率藍營議會席次過半僅有六個縣市、綠營過半僅有高雄；藍營完全執政僅有三縣、綠營僅有高雄。縣市議員賄選案件已頻傳，加上大多數議會兩黨未過半，議長選舉更考驗兩黨反賄的成效。

肯亞案引發「詐欺輕判」的討論，當各界聚焦提高刑度與法院量刑之際， 攸關定罪與量刑的第一線蒐證工作，卻因法規及台灣外交處境受到極大限制。 要反制台灣詐「遍」全球、成為國際間不受歡迎國家，政府還有哪幾件事必須立即行動？

台灣的詐騙集團，從台灣騙到國際，詐遍全球的惡名昭彰，重創台灣國際形象，在肯亞涉嫌詐欺的台灣人遭中國強勢擄人，傳出是因為中國不滿台灣總是輕判詐欺犯之後，台灣對這類國際詐欺犯的量刑是否過輕，導致犯罪猖獗，引發討論。

日本祭重罰！

20年徒刑、賠償逾一億日圓單就刑責來看，相較於中國、韓國最高可判無期徒刑，或是日本與德國最高十年有期徒刑，台灣詐欺罪最高刑期五年、電信詐欺最重本刑七年，相對較輕。

以日本為例，二○一○年三月，東京地方法院曾重判詐騙集團首腦戶田雅樹二十年徒刑。戶田和他的手下在○六到○七年間，佯裝被害者家人，用電話或郵件對被害人謊稱：「我出車禍了，如果被公司知道會被開除，所以先給我修車的錢」、或「我用公司電腦做自己的事，結果中毒了」，共向三十九人騙了一．四六億日圓（約合新台幣四千三百萬元）。

法官認定這是大規模而且連續性的組織犯罪，且部分被害者因受害被家人指責，而導致家庭失和，也有人因此不再相信別人，影響甚鉅；而且這種匯款等詐騙案頻傳，已形成社會問題，為防止這類犯罪，須嚴厲處罰。因此依「詐欺罪」和「違反組織犯罪處罰法」等，判處二十年徒刑，並且要支付約一．一二億日圓賠償。

回頭看台灣對詐欺犯的處置，肯亞案發生幾天後，在馬來西亞犯下電信詐欺案的二十名台灣嫌犯，在中方同意下遣送回台，卻未循「人卷合一」的慣例，只移交人、未給卷證，導致台嫌下機後，在欠缺罪證的情況下，台灣檢警只能放人，陷入中國設下「縱放嫌犯」的圈套，給了中國大作文章的空間，台灣更是輿論譁然。

「台嫌遣陸」的爭議，早在一○年就曾上演，當時，菲律賓抓到二十四名跨國電信詐騙嫌犯，隔年，其中十四名台灣人被菲律賓遣送中國，引發極大爭議。

經兩岸協商，後續由中國完成偵訊，隔年將資料和十四名台嫌送回台灣審判。然而，判刑最重的犯嫌甚至是三十九罪（犯案三十九起，一罪一罰）合計，但由於每一罪刑期都不超過六個月，可易科罰金。

台灣多輕判！

易科罰金「連包機都不夠」一一年六月也是一樣，檢警在與中國、柬埔寨、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聯手掃蕩詐騙集團，查獲台籍成員四百多人，台灣首度包下班機，先後押返在柬埔寨、印尼共兩百餘人，宛如台灣版的「空中監獄」。返台後，檢察官共聲押一六七人，創國內單一案件羈押人數最多紀錄。

然而，這批詐騙集團成員，經台中地院審理後，只判其中三名嫌犯十個月到一年半刑期，易科罰金僅兩萬到六萬元不等，警察大學前教授葉毓蘭直言，「連包機的錢都不夠。」來自各合作國家的壓力，加上台灣民眾對詐騙深惡痛絕，促成法務部修法，一四年立法院通過《刑法》第三三九條之四「加重詐欺罪」，就「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集團性詐欺犯罪」與「利用電腦網路等傳播工具犯罪」三種形態，訂定獨立處罰，最高可處七年。

近日，肯亞案後，行政院院長張善政也指示法務部研議修正《刑法》，加重詐欺罪刑責。

但是，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龍直指，「加重刑度也沒用，除非能抓到主謀。」他解釋，詐欺罪並不算輕，量刑較輕的原因在於能抓到的都是前端車手，只負責詐騙過程中很小的動作，「雖然用《刑法》三十一條，以正犯論，但法官不可能判很重，因為真的不是主謀。」除了提高刑度的修法方向，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則打算提案刪除《刑法》第七條「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之限制。按現狀，台灣人在國外犯罪後遣送回台，只有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才能依《刑法》追訴。洪慈庸提案修正為「除非犯罪地法律不罰者，我國國民在海外犯罪，我國皆可主張管轄權。」民進黨立委李俊俋擬提案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將詐術、強暴、脅迫及恐嚇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的組織，列為「組織犯罪」，主謀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

提高刑罰，應是目前可考量的方向，或也可參考日本的作法，同時對組織犯罪，加重一．五倍的求刑，更可收遏止之效。

當各界關注修正刑責相關法條，警方偵辦時常被其他法規掣肘，以致蒐證不易。刑事局偵七大隊長黃建榮就感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是查緝電信流的一大難題，「詐騙集團轉換機房的速度很快，因為《通保法》的關係，我們要送公文才能抓電信來源，每每跑完申請程序，機房卻早已轉移。」他呼籲：「要打擊詐騙犯罪，警方調查的權限是否能再大一點？」

搜證大不易

修法、協商並進 才能打擊犯罪台中市刑大警員黃信修也感慨，台灣電信業者承租「第二類電信」（未架設實體線路固網或無線基地台，而是向第一類電信業者承租固網或無線基地台，來經營電話或網路業務）採登記許可制，無須審核，常淪為不法集團的詐騙工具，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該健全相關法規。

此外，「證據勾稽」才是定罪關鍵，目前詐欺案受害者主要在中國，黃信修說，「台灣舉證要求相對嚴謹，若沒有被害人筆錄，就沒辦法證明騙多少人、騙多久，頂多判一罪，若有五份筆錄，依據『一罪一罰』，會完全不一樣。

」如何協商中國配合，提供被害人筆錄，也是政府應努力的方向。

中、台聯手在第三國設置機房，向兩岸人民進行電信詐騙，誰來追訴與審判，是國際法、管轄權，更是外交與政治問題。具查緝實務的警界人士認為，台灣應加速與他國簽訂「司法互助協定」，如此一來，台灣在國際進行查緝逮捕電信詐騙過程，才能委託他國司法機關協助訊問，以及文書送達或證物之移交，乃至於協助搜索、扣押等才能順利進行。

此外，台灣若重返國際刑警組織，可符合國際聯手打擊跨境犯罪的共同利益，三月中旬，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已正式簽署，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刑警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的會員國，可在第一時間查詢全球刑警通訊系統，掌握重要情資。」黃文志指出，該系統提供罪犯情資、線上指紋與DNA比對，我國目前無權使用，形同被排除在國際打擊犯罪網絡之外。「台灣須從東京方面取得二手情報，不夠即時。」黃文志的遺憾，也凸顯中國阻撓台灣加入國際刑警組織的荒謬。

人多、好騙又同樣說華語的中國，已是兩岸詐騙集團橫行的重災區，要如何止災，同時考驗台灣新政府與中國方面的智慧。

撰文 / 陳柏樺、陳亭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