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2016兩會特別報道】協商民主或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 全國政協重啟“雙周座談”這三年

2016年3月1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抵京。當日是政協委員報到的第一天。（視覺中國/圖）

又到兩會時間。今天，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本組專題帶你透過兩會細節，讀懂中國特色民主制度。

“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座談會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兩派。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政協的職能是協商，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禮堂，面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直言不諱地道出他對快遞業的擔憂：對快件實行“100%管控”，會讓快遞企業變成“一種類型的病人”，所有企業都要“吃藥”，勢必會影響行業發展。

當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了一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為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王衛作為行業代表，也應邀參加。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十二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舉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舉行。

“雙周協商座談會”，其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 “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

此番重啟有繼承，也有創新。就發起主體來看，當時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現在則由中共領導的全國政協發起。

傳承但不照搬“神仙會”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會議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點召開，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何丕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

“俞正聲主席在開場中說了當天要重點討論哪些問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何丕潔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大家發言結束後還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像有的大會發言，與會者把話講一遍就散會了。”他也發現現場氣氛比較活躍，大家著裝也多是便裝，比較隨意。

另一位曾參加過雙周協商座談的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座談會發言大家都很踴躍，快結束時，還出現了搶話筒的現象。看到委員們爭搶發言，話筒都顧不上用，俞正聲讓大家“再說一個”，他還笑著說，“大家說發言機會難得，是在批評我，因為我與大家見得少。”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定位，俞正聲在2013年10月22日召開的首次座談會上解釋：“通過定期邀請各界別委員主要是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座談交流，聽取意見和建議，使雙周協商座談會成為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協商平臺。”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傳統，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政協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3月，一批認同中共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時事政治座談會”，舉行頻次是每兩周一次，被稱之為“雙周座談會”，也叫“神仙會”。參加會議的有當時全國政協組織的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無黨派推選的代表，以及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當時不僅是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內部也流行“雙周座談”。

但不久，雙周座談參會代表、內容、舉行頻次就發生了變化。1955年，全國政協常委會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座談會內容為：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了114次的“雙周座談會”中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些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恢複了“雙周座談”，但全國政協層面一直沒有恢複。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產生後，作為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推進“協商民主”的一項制度建設和創新，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雙周座談”得以恢複。

重啟後的“雙周座談會”，在名稱中加了“協商”二字，體現了“延續但不照搬”，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強調的“協商民主”。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不談

從已召開的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來看，議題領域較廣，精準扶貧、媒體融合、政府職能轉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有涉及。而且無一例外，俞正聲主席都親自參加，聽取意見建議並和與會者交流探討。

“議題通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務大局為目的展開，也考慮社會民生和百姓關註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另外，議題也會根據政協委員們的調研結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較多的問題來確定。

南方周末記者從全國政協相關人士處獲悉，協商題目的確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

據何丕潔介紹，每年年底，全國政協的各個專委會、局委辦以及政協領導，就會提出下一年重點調研關註的問題，這時就要確定哪些議題適合雙周座談，哪些適合放到政協常委會討論。

“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劉佳義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對議題的要求。他說，座談會註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好、切口較小的問題來協商。

2014年11月13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的議題是“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個話題，如果籠統地談農民工問題講幾天也講不完，但從“工傷維權”這個小切口來說，卻能談得比較深入。

確定議題之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擇參會人員。

由於每次參會的只有20人左右，不僅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還要考慮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過言的政協委員，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考慮到政協委員的廣泛性，在人員選擇上還要突出統戰色彩和界別色彩，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更多的參加機會。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將參會的中共政協委員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之所以參加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的座談會，就在於民革向來比較註重“三農”問題。其實在2014年4月3日，召開落實全民健身條例雙周協商座談會時，也邀請了何丕潔，“但我沒有參加。”何丕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推薦民革黨員中一位在直轄市任副區長的委員參會，該委員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體育，談起來就有的放矢。

按照慣例，每次座談會召開前，相關部門還要進行調研。據何丕潔介紹，討論農村土地確權這個議題前，民革中央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開展了專題調研，很多政協委員都通過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議。

崔永元：“我違反了一點紀律”

座談會每次開會，除了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還會邀請幾位相關的專家學者。2015年6月18日，全國政協就建築工程消防審核驗收召開了座談會，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淩雲就應邀出席。

“參加座談會還是蠻有意義的。”余淩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者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總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決策機關反饋，影響決策。

會議前，余淩雲按要求寫了份發言稿傳到全國政協，之後又根據政協的反饋意見修改了發言稿。發言不超過8分鐘，他回憶，每個人發言時，俞正聲或是插話，或是提問，或是做個簡短評價。

原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是無黨派界別的政協委員，因其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關註，被邀請參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開的“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座談會。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他大概是半個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談會召開當天，他和其他與會者各自前往政協禮堂。會議開始後，先是重點發言，每個重點發言者有8分鐘發言時間，這是事先有準備的。之後是自由發言，實際就是舉手發言，每人有5分鐘發言機會。快到5分鐘時會有工作人員遞去紙條，提醒時間快到了。

崔永元註意到，俞正聲有時也會插話。當時有個研究轉基因的專家在發言時說，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究成功了，應該在國內推廣。俞正聲就問了一句：“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轉基因玉米怎麽區分？”專家沒有回答上來，沈默片刻之後，低頭接著念稿子。

“座談會的會風很好，沒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說。

崔永元參加過兩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議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這個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都覺得需要保護，只是在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和風險”，這一次各方有觀點對立。會議前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每個人說自己的觀點，相互之間不要爭論，因為一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

“但我還是違反了一點紀律。”崔永元說，他聽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觀點時，就直接表示了抗議，大概有兩三個回合的爭論。

實際上，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類似的交鋒經常出現，因為選擇出席者時，就已註意到邀請一些觀點對立、有代表性的委員或專家參加。

2014年1月9日，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是“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會上就分成了兩派，“挺核派”認為，核電是清潔能源，在霧霾日益嚴重、能源結構調整迫在眉睫的情況，中國應該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但“反核派”認為，核電站在技術上並不成熟，應該實行總量控制。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雙周協商從一開始定下的工作原則中，有一條是“堅持廣開言路、求同存異、民主協商、集思廣益”，鼓勵各界別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意見和見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產能過剩”座談上，全國政協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諱：“化解產能過剩雖然經過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講，成效並不顯著。”“對於產能過剩的行業，再好的項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雙周協商座談會。曾經參會的委員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解決了工傷保險“老大難”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兩年多下來，經濟、民生等相關部委負責人，幾乎都受邀參加過雙周協商，其中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頻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談會主題是“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會上，政協委員顏輝提出建議，應從立法源頭上確保職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在場的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回應：2020年前，人社部將在全國推行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努力推動95%的養老保險參保率。

當天派員去現場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廣電總局等部委，如果委員的意見與在場某個部門有關，俞正聲都會點相應的部委領導作回應，並強調：“政協的職能是協商，不是給你們作指示，而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社會組織是社會協商的重要載體。2014年7月25日，全國政協對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協商座談，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到會介紹了相關情況，並與委員們互動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從結果來看，到目前不少雙周協商的意見已經影響了政府決策。

2013年12月24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了汽車尾氣問題後，形成了報告給中央。該報告提出，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後來，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

2013年11月7日，有關建築產業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在報送的信息上批示：“推進建築產業化勢在必行”，要求住建部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相關人士介紹，雙周協商座談會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協商的成果，初期座談會結束後，是將協商成果以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不會報送有關部委。

2014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將協商成果報送到中央領導和相關部委，推進了協商成果的落實轉化。

建築業工傷保險，在過去視為“老大難”問題，社會上呼籲了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進行了協商座談，這實際也是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工委從2013年就開始跟蹤調研的專題，並與人社部、住建部、總工會、安監總局等部門進行調研。那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又圍繞資金來源、體制機制障礙、部門利益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形成了供國務院決策的參考建議。

2014年12月，國務院四部委終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解決了多部門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改變“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推行，不僅推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發揮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主體作用的一個探索，讓更多的政協委員有了“存在感”。

過去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只開一次會，委員主體作用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這個現象被稱為“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政協常委每季度開次會，政協主席副主席每月開次會）。但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20名左右的政協委員，一年能邀請400人。一屆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政議政，改變了“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啟動，也使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一定位更加清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協商民主作為十八大之後的高頻政治詞匯，呈現出越來越被肯定的走勢。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延安時期的一種政府組成機制，共產黨員、工農、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協商”已經有“協商”的意思，但那時還是一種“民主協商”，而不是“協商民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鄭萬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早在1991年中央領導同誌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有兩種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論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但到那時，還只有“協商”，尚未明確提出“協商民主”這一概念。

在“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全國政協做過不少推動工作。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加強協商民主工作，成為當年兩會熱點。2007年11月15日，國新辦發表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確認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了“協商民主”，並提出了“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從而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制度形式。

有媒體報道認為,協商民主或許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2013年3月產生新一屆全國委員會之後，便把對加快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並對增加協商的頻度和提高協商層次進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間，全國政協赴全國各地，對協商民主的推進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調研共分八個組，經過多次討論後，全國政協決定重啟“雙周座談”。

現在，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兩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再加上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可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協的參政議政格局。

雙周協商、“搶麥”提問…… 這屆委員特別忙

2017年3月1日，北京，大風中武警官兵在天安門廣場值守，迎接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全國政協這四年：雙周協商、“搶麥”提問……這屆委員特別忙》)

李克強、王岐山、汪洋、孟建柱……多位領導人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按下按鈕，尖銳的提問不會被回避。

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各部委當場回應。俞正聲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

“過去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當場就協商問題是否可以解決。”

“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

2017年2月21日，教育部一位司長帶著一位處長，來到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上海的住所，想要進一步和他交流關於教育方面的提案。作為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的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

提交提案是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主要形式。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政協委員們的提案也進入到最後準備階段：有的還在外地調研，有的提前進京參加各種會議，有的與團隊在為提案做最後的完善。在本屆全國政協中，委員們的提案得到極高回複，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田傑近期對外披露，截至目前，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提案辦複率達到了99.84%。

即將在2017年3月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將是本屆兩千多名政協委員最後一次集體亮相。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並系統論述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而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行規劃和部署。

全國政協這四年來有哪些具體變化，協商民主落實的成效如何？南方周末記者在2017年全國“兩會”召開前，采訪了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請他們回顧幾年來履職過程中的心得體會和所見所聞。

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視覺中國/圖）

“政協委員主要代表不同界別的意見”

四年前，俞正聲就任全國政協主席後，曾多次向政協委員們強調人大和政協的區別。

2015年，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會上，俞正聲說：“（人民政協）不是權力機關，也不是決策機構，而是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發揚民主、參與國是、團結合作的重要平臺。”

葛劍雄也翻看了政協所有的文件，他確實找不到“權力”兩個字。政協只是提供一個參政議政的平臺，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往往對政協的責任和作用給予過高的期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分析，這是因為每年政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幾乎同時召開。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能從代議制的角度衡量政協這個平臺。政協委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代表制，不是通過基層選舉產生，而是通過推薦提名產生。”

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政協委員主要代表的是不同界別的意見。”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跟過去相比，本屆政協的作用、定位、功能都更加明確了。特別是“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本屆政協嘗試了多種舉措。

2014年8月25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反腐”、“中央八項規定”等熱點話題脫稿做了超過一小時的演講，並隨後回答了八名政協常委的提問。

在此之前，政協常委會上從未出現過一小時發言加半小時自由提問的模式。葛劍雄自上一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以來，6年里開過二十多次會議，“旁邊話筒的按鈕這次是第一次按”。

他還記得，王岐山沒有回避一位委員尖銳的問題：“反腐敗怎麽保持不出現燈下黑的情況呢？”王岐山以中紀委拍攝的一部電視專題片名稱回答——“打鐵還需自身硬”，表示會以身作則，嚴防“燈下黑”。單從政協內部而言，此言不虛。南方周末記者從一位全國政協委員處獲悉，這幾年，政協內部黨員在頻繁地開會，系統地學習。

自王岐山之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出現了多位領導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介紹過“十三五”規劃，副總理汪洋談過精準扶貧，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講過依法治國。

“每次中央有重大決策或者重要會議，都會請有關領導做報告、互動。這樣對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針，並且及時反映我們的意見有非常大的作用。”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領導人參會時，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提問，時間到了還意猶未盡。葛劍雄曾經四次搶到了第一個提問的機會。

政協委員往往是各界別的代表人物，“明星”眾多。這是2013年3月，第一次參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姚明。現在，他多了中國籃協主席的身份。（視覺中國/圖）

“你得有成果，都得寫出建議”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8次專題協商會議，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介紹，一般是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三點舉行，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

多位參加過雙周座談會的政協委員形容，俞正聲在主持會議時平易近人。

2014年5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在“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雙周座談會上，談到“合議庭合而不議、審而不判”現象時，俞正聲馬上插話：“那這種情況加強司法監督就更有必要了。”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後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參加過三次雙周座談會，主題分別是“重視特殊教育”“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和“推進安寧療護工作”。每個人發言限定在5-8分鐘，為了保證時間，大部分委員都是準備好稿子念，各部委當場回應。

俞正聲主席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吳明說。

吳明坦言，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十幾名政協委員，一年能有近400人次。還有不少委員雖然沒有參加雙周協商座談會，但參加了調研和相關準備工作。 現在，委員們已經收到2017年雙周座談會的題目，每人可以根據自己感興趣或者專長的題目報名參加。葛劍雄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協商題目是反複征求過常委、委員的意見，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確定的。

全國政協委員、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也感受到，政協變得更制度化了，“現在有雙周座談會，感覺議題多了，而且比較具體，調研更有目的性了。”

總體來看，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2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還有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

根據吳明的介紹，專題協商會涉及面更廣，各部委參加的人數更多，會議時間更長，一般都是一天，還有國務院主管領導蒞臨。去年她參加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題協商會議。在會議召開之前，全國政協三個副主席帶著委員們跑了六七個省，每次都近一個星期。除了到各省調研，還組織了六七次專題座談會，包括醫生、院長、政府部門、藥企、醫改專家、委員等多個層面的人都參與了討論。

“過去的調研就是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所以你得有成果，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政協領導當場就跟相關政府部門領導協商說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解決。”吳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感覺當這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非常忙，全國政協的工作做得很實在。”

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看來，這就是政協制度最大的優點——協商，“中國人愛說什麽事兒都有商有量。如果說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協商就是妥協的一個必需或比較好的程序，體現的是民主政治中尊重的價值。”

2017年3月1日，北京，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內地記者情況通報會召開，記者們進入全國政協禮堂。（視覺中國/圖）

“重要的是堅持”

金安平註意到一個現象，從去年“兩會”開始，“委員們學會了輕重緩急，特別雷人的提案也少了”。

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總結，一般兩種提案的成功率比較高：一種是政府想做但不容易做的事；另一種是政府沒有太重視，但可能會對未來產生較大影響的事。

萬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不論是哪種提案，政協委員都要經過科學調研、系統策劃，將它變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要弄清楚什麽事、要不要做、誰來做、怎麽做。”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在十年間，從公眾到政府官員，訪談了兩千多人，才對醫改所面臨的真實處境有了深入了解，在她看來，“一個委員在那看了三兩天，就提出一個方案來是不行的，目前一些委員的提案質量有待提高”。

這也呼應了一位全國政協領導經常對委員們講的一句話：“不要老是講該怎麽做，要講怎麽才做得到。”

去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曾想進入中小學校園做關於安裝新風系統的調研，“其實那時候學校很謹慎，校長剛開始說歡迎，後來卻用各種借口推脫不讓我去”。

後來劉紅宇就在幾所學校門口，向學生家長發問卷，探討是安裝新風系統還是空氣凈化器更合適，家長覺得誰來出錢比較好。當時有的家長甚至坦言，“自己集資都願意”。但最終在劉紅宇的提案中，認為應該將這筆費用強制納入國家專項預算。

時隔一年，2017年1月5日，北京市教委在深夜回應，已部署中小學、幼兒園安裝空氣凈化設備試點工作，由市級財政給予補貼。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嚴慧英的感覺是，自己的提案更受重視了，“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去年她曾提交提案，建議“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中應該投放塵肺病的相關內容”。會後，中央電視臺廣告部門負責人很快邀請她到臺里座談，向嚴慧英介紹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的招標流程。對方告訴嚴慧英，“廣告段都是年初安排好的。2017年，塵肺病這個題目應該可以去參與投標了，具體怎麽組織還要繼續溝通。”

政協委員們履職四年來的另一個感受是，“重要的是堅持”。“一個提案要跟到它實施為止。”萬捷長期關註環境問題，在兩屆政協中一直圍繞垃圾分類、重點汙染源實時公布等方面的問題提出環保提案。

這種“十年如一日”的委員並不在少數。曾經多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呼籲“陽光財政”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一直積極推動政府財政信息公開。他所在的經濟研究機構一直在堅持對政府進行財政透明度觀測評估，分數在持續提升。

葛劍雄此前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時都表示過，在全國“兩會”特別能解決“不大不小的事”，“比如今年雙周座談會中將要討論的問題包括，新建築材料推廣、醫院臨終關懷、西北農牧地區病蟲害防治等議題”。

“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這些年，葛劍雄也總結過兩種情形的提案很難實現。

一種是政府部門也想解決，但是超出職責範圍。葛劍雄曾提出，“十三五”規劃應該進一步大幅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教育部也說很支持，但這個提案應該是國務院或者是全國人大來通過才行”。

另一種是相關部門了解的情況、意見與委員差別很大。葛劍雄曾提出，近年來高鐵的車站設置有問題，要麽完全新建，要麽選址遠離中心城區，增加出行成本。

“當時這個提案轉到有關部門後，他們回複不存在這樣的情況，現在這種選擇是經過多重因素考慮的。”葛劍雄對此也很無奈。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共同感受是，許多提案交上去，相關部門有時的答複比較“程式化”，比如“認同提案的建設性”，“表示會認真研究”，“列舉自己開展的各項工作”，“表示會在以後的工作中借鑒”等等。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吳明連續多年提出在煙盒上印制醒目、畫面較大的黑肺、病容等警示圖案的建議。“這種方式可以產生視覺沖擊，使人有心理畏懼，比其它控煙方法效果更為明顯，成本也最低，尤其是對於婦女和青少年，可以阻止產生新的煙民。”2011年，她聯合了9個界別281名委員簽字；2012年聯合了7個界別，212名委員簽字；2014年獲得了168名委員簽名。得到相關部委的回複是：“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里沒有說必須要印警示圖案。”

“我很生氣，應該對國民健康負責，而不是只做給WHO看。”吳明因此給相關部委答複的評價是不滿意。“他們找我來溝通，但一開始出面的是一個借調人員，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後來一位處長出面，本來都定好時間了，最後因為對方忙就不了了之了。還是說明一些部門對這件事不重視。”

蔣洪曾多次在政協中發言：“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有些時候，葛劍雄會選擇內部反映的方式。當他對自己的意見、建議沒有把握時，他都選擇內部提出。

“我提的時候他們並不采納，並不一定代表我提的就不對，可能時機還沒成熟。”葛劍雄是這麽理解的，“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