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6.7%的增長，增速呈現換擋趨勢。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表面上看是增速換擋，內核是動力的轉換和接續。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動能轉換尤為重要。
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已發生很大變化。從需求結構看，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去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今年上半年，這一貢獻率更是達到73.4%。特別是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持續擴張，旅遊、文化、健康、養老、體育等消費產業加快發展。
從產業結構看，服務業成為第一大產業。上半年三產占GDP的比重達到54.1%，比去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服務業、科技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文化產業等重點領域發展向好，對穩增長、保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新產業方面，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繼續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二季度增長11.8%，比一季度加快1.8個百分點。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方面，上半年網上零售額增長28.2%，網絡約車、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等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新產品保持較快增長。
當下的中國經濟如同一輛油電混合動力汽車，一方面有傳統產業和需求的“汽油”推動，另一方面有新經濟的“新能源”驅動。雙引擎、新動力正逐步形成，經濟轉型初見成效。
但如果仔細觀察，這輛汽車的動力短板仍然存在。消費需求雖然蓬勃發展，但有效供給不足，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變化，供需錯配仍然制約著有效需求的釋放。新經濟盡管在支撐發展、保障就業、促進轉型升級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目前在規模上還難以與傳統動能等量齊觀。促進創業創新的體制機制、制度環境等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當前，中國經濟上升動力和下行壓力交織，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經濟轉型升級進入關鍵時期。面對動能叠代更替的經濟規律，需要新動能異軍突起和傳統動能轉型，才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躍上新臺階。
培育新動能，首先必須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正是為了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不斷升級的需求。
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優勝劣汰和產業重組，提升產能過剩行業集中度，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增強核心競爭力，加快推進新舊動能轉換。
培育新動能，要堅持培育產業新優勢。要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加快推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要進一步推進“互聯網+”行動，廣泛運用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促進不同領域融合發展，催生更多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
培育新動能，必須堅持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針對市場主體期盼，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效能，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為創業創新清障搭臺。
培育新動能，根本上要靠創新驅動。要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著力突破重大關鍵核心技術，推進創新成果轉化應用。要依靠創新驅動打造發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和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雙目標”。
可以期待，隨著各項改革政策的落實，假以時日，異軍突起的新動能將撐起未來中國經濟一片新天地。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２４日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從Ａａ３調降至Ａ１，同時將評級展望從“負面”上調至“穩定”。穆迪提出調降評級主要有三個理由，即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地方債及企業債將增加政府或有債務。據新華社報道，專家認為，穆迪的觀點存在對中國經濟明顯的誤讀和誤判，評級結果存在偏差。
首先，穆迪在報告中預測，２０１８年中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比重將達４０％，２０２０年達到４５％。但事實上，２０１６年中國政府債務占ＧＤＰ比重為３６．７％，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後，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有望保持合理規模，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０年中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２０１６年相比預計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部高級交易員李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只是“一家之言”。今年以來，中國５年期國債信用違約互換（ＣＤＳ）的基準價格在８０個基點左右，而這一指標幾年前曾高達１５０個基點，這說明國際市場認為中國經濟基本面在改善、信用風險在降低。穆迪公布下調中國評級的消息後，離岸人民幣微跌，總體來說市場反應平穩。
其次，穆迪認為，中國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ＧＤＰ增長６．９％，同比加快０．２個百分點，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改革持續深化，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再次，穆迪在報告中稱，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這更是對中國法律和相關法規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等規定，穆迪的上述觀點不成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財政事務部主任維托爾·加斯帕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國際標準來看，中國政府債務水平仍然比較低。同時，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要健康，中國政府持有的金融資產遠超負擔的金融債務，中國擁有充足的“財政火力”來管理債務風險。
自去年以來，不少西方機構和媒體多次談及中國債務風險。去年３月，穆迪就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中國經濟後來的實際表現卻是“穩中有進”。
穆迪此次在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同時，上調了中國的評級展望，似乎在顯示其評級的平衡與公允。但業內人士指出，穆迪此舉更多是一個技術層面的變化，在對未來前景持同樣預期的情況下，調低當前評級，展望就會上調。
有分析人士認為，長期以來，西方評級機構對信用咨詢市場具有重大影響，但其評級方法存在缺陷，信譽早已受到質疑。
首先，西方評級機構過分看重制度因素，定性分析比重較大，主觀性較強，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存在一定的歧視性。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程偉力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２００７年，新興市場國家獲得的評級通常比負債水平近似的發達國家低８到１２個等級。隨著新興市場的蓬勃發展，這一差距有所改善，但截至２０１５年也僅僅縮小了兩個等級。
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２０１６年股東大會上，“股神”巴菲特被問及為何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沒有得到３Ａ最高信用評級時說：“這種信用評級根本是錯誤的機制，而且是阻礙不前的機制。”
其次，評級機構過度依賴歷史數據，評級行為高度順周期，難以做出前瞻性的預警。例如，在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穆迪評級沒能起到預警作用，仍一直將希臘的Ａ１評級保持到２００９年年底。要知道，Ａ１評級是穆迪評級體系中的第五高評級，這說明穆迪評級存在滯後性，缺乏前瞻性。
當然，盡管西方評級機構對中國的信用評級存在偏差，我們不妨本著“兼聽則明”的精神，將這些機構的觀點視為對防範風險的提醒，把風險管控進一步做牢做實。
近年來，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管控債務風險，包括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全面構建債務監管體制、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加斯帕爾所說：“中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債務風險問題，並已采取相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