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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營揭秘】“手機就是潛伏在身邊的間諜”？ 軍營手機攻防戰

中國軍人使用手機情況日益普遍，成為部隊保密的隱患。有專家發出警告，智能時代的泄密會從手機開始。

解放軍總政治部多年前就嚴令加強對軍營資訊傳播管理。在手機日益普及的今天，軍隊根本不可能完全將這一便捷的通訊工具拒之門外，如何防止手機泄漏軍事機密？

在愈發開放的世界中，封閉的軍旅生活要“接地氣”，軍方也在思考：手機能否轉化為作戰武器？

“一部處於關閉狀態的手機，沒有響鈴，屏幕上也沒有任何開機顯示，話筒竟然被悄悄啟動，潛伏在隔壁房間內聽得清清楚楚。”2014年9月底的一次安全教育會上，通訊專業技術人員的一番“竊聽”演示，讓講臺下副師級以上幹部們驚詫不已。

手機進入軍營，所觸發的爭議已持續近20年。2014年10月7日，中央軍委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軍隊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見》，再次要求“全面推開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和風險評估”。

2014年8月1日，《解放軍報》的移動客戶端正式上線，可借助第三方賬號登錄，與QQ、微博、微信、人人等社交平臺合作，降低了用戶使用客戶端的門檻。其推廣詞寫道，“軍報有多種讀法，指尖輕劃屏幕是一種時尚，展卷細嗅墨香也是韻味綿長。”

這意味著，盡管手機等移動網絡存在安全隱患，軍方並沒有如以往那樣一味地禁止。當今，愈發開放性世界中，封閉的軍旅生活要“接地氣”，軍方也在思考：手機能否轉化為作戰武器？

“身邊的臥底”

新的“竊聽”樣式，以及信息化戰爭新模式的變遷，早已被解放軍高層意識到。

2012年4月10日上午，東海艦隊某支隊一體化岸基作戰指揮室，正進行一場數據鏈引導下的“紅藍”對抗演練。勝利在望，導演部卻突然宣布：“紅軍”戰敗。

《解放軍報》同年5月17日的報道披露了真相，原來，“紅軍”指揮所內，一名參謀將智能手機帶進指揮室。這一細節，早已被檢查組悄悄地盯上，悄悄下令“藍軍”鎖定這部手機。憑借技術手段，“藍軍”精確跟蹤定位到這部手機，準確鎖定“紅軍”指揮所，“發射導彈”徹底讓“紅軍”指揮所癱瘓。

進入智能時代，軍方手機泄密變得更加容易：待機狀態下，手機能與通信網絡保持不間斷的信號交接，產生電磁頻譜，很容易被識別、監視和跟蹤；即使處於關閉狀態的手機，持有特殊儀器的技術人員仍可遙控打開手機話筒；制造過程中，手機芯片中也可能被植入特殊功能，只要插入電池，手機就會悄悄地把講話接收下來，自動通過衛星發送給特定的接收站。

2013年8月初的一天，駐守華南地區的某高炮部隊政委張中華收到一條短信息，內容是當地一家基建公司發來的招商廣告。如此湊巧？正是在前一天晚上，部隊常委會上討論新建宿舍樓等項目，涉及資金八百多萬。

後經排查，確實無人有意泄露會議的內容。會議上，只有一名負責後勤基建的幹部使用智能手機錄音。正是在這部手機中，技術人員隨後發現已被悄然下載安裝有“臥底軟件”。

在百度搜索里輸入“手機臥底軟件”，不乏商家打著“官場、情場、商業競爭的最好幫手”的宣傳語，四處營銷所謂“臥底”軟件——只要被悄悄安裝在智能手機上，通過後臺管理平臺，就可以看到機主所有的短信內容、電子郵件、儲存照片以及通話記錄等信息，被監視者無所遁形。

2001年以來，《解放軍報》等軍隊媒體多次公開發表警示性文章，諸如《戒除新兵手機依賴癥防範泄密》等。軍營之內，《小心你的手機》、《無形的黑手》等內部宣傳警示教育片也輪番播出。

為手機所困擾的不只是中國軍隊。軍營生活相對封閉，各國軍隊都在經歷著來自現代通訊技術的沖擊。韓國國防部公布的數字顯示，2004年至2012年上半年期間，該國軍方共有3116人因為互聯網或手機泄密而受處分，智能手機是泄密的罪魁禍首。因此，一度嚴禁軍人使用手機。

不過，嚴厲的禁令正因外部壓力而放松。韓國kbs電視臺2014年9月1日報道說，為阻止軍營內虐待士兵等不人道行為，韓軍開始試運行軍中“公用手機”制度，這種手機是“一戶一網”、“機號一體”，也只有通話和短信功能。

“貓鼠遊戲”

“手機開始大規模進入軍營是在2000年左右，真正帶來沖擊的則是在2010年左右。”北京某軍事訓練大隊教導員張浦松記得，那時，智能機和3G等通訊技術紛紛投入市場，手機與互聯網並軌。現在，泄密與各種思想對軍營的沖擊接踵而至。

“手機是九零後新兵的命根子，他們不怕訓練吃苦，就怕收繳手機。”張浦松說，他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收繳、保管新兵的手機。

趁著就餐時間，張浦松帶領幾名班長跑進新兵宿舍，翻箱倒櫃，終於搜出四部手機，登記造冊。

“物證”面前，“犯了事”的新兵百般辯解，張浦松答應，待這批新兵兩年後退伍時，統一發還手機。

禁止使用手機到底有多難？每月數次的安全檢查中，違規使用手機都被列為重點檢查內容，一旦發現違規使用手機者，將在全大隊通報，連隊負責人也會被問責。各連隊輪番實施安全保密教育，輔以反複的大清查：手機如不按期主動上交，發現一部沒收一部。

幾場清查行動之後，仍有漏網之魚：窗外，放置空調壓縮機的鐵架子上，發現了兩部手機，誰也不敢認領；疏通下水道時，水電班的士兵發現，一部“三星”牌的手機裝在塑料袋內，用透明膠帶牢牢地粘在井蓋的背面；甚至，如電影中的情節，洗漱臺上一大塊肥皂被掏空，內部躺著一部小手機。

“堵是堵不住了。”張浦松說，三年的新兵調查問卷都顯示，入伍前上過網的戰士比例都在98%以上，其中還有近兩成的戰士是“網蟲”——每天上網時間超過6小時。參軍後，超過八成新兵的要求是，“訓練之余能夠上上網、聊聊天、打打遊戲”。

疏導之策也付諸實施。為解決打電話難的問題，部隊花費近20萬，建有“軍營話吧”，與地方通信公司合作建設十幾處IC卡電話亭。逢節假日，新兵允許對外打電話。他們依舊有怨言：“軍營話吧”、IC卡電話亭的話機數量有限，不僅要排長隊打電話，有“悄悄話”也不方便說。

初入兵營，來自浙江寧波的吳坤自稱“微信控”。每天，他會把趣事拍照實時上傳至“朋友圈”，尤其是喜歡穿著軍裝自拍照，其父母也據此確認兒子，“胖了？瘦了？”

手機被收繳、統一保管後，一連數天見不到兒子在微信上的消息，吳坤的父母很擔心，匆匆購買機票跑到部隊，確認其子“一切安好”後才肯離去。

疏，還是堵？當前，軍隊各單位的策略並不一致。南京軍區出臺《手機使用及保密安全管理協議》規定，只要由個人申請並經過團以上首長批準，所有官兵就可以使用手機，但需要填寫《手機使用審查登記表》和《手機使用保證書》。

這些政策落實到部隊也具有一定彈性。有的部隊執行嚴厲的手機禁令，規定戰士和士官一律不得使用手機；有的部隊則允許士官周末使用手機，其他時間“鎖櫃”，派專人統一收繳保管。

當然，多數部隊則對士官和幹部“網開一面”，允許使用手機，但對硬件做了較為嚴格的規定：可自購國產機型，不得使用智能機，所使用手機號碼必須實名登記，必須與“中國電信”等特定運營商合作，只開放通話、短信等基本功能。

這種管制式的“捆綁”政策，卻帶來新的安全隱患，由特定運營商提供的手機號碼特征明顯：一個單位幾乎都集中於某一號段，大多是“連號”，這很容易遭到識別、滲透。

“管好，也要用好它”？

“手機就是潛伏在我們身邊的間諜。”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韓旭東認為，手機具有強大的傳遞情報的功能，時刻都在尋找著有價值的情報。

“手機和互聯網並沒有那麽可怕，關鍵是怎樣用好它、管好它。”駐江南水鄉的某裝甲旅參謀長王越介紹說。

現在，新修訂的內務條令並未徹底將手機逐出軍營，而是針對時機、場合和註意事項做出頗為人性化的限定。軍營之內，徹底拒絕手機並不現實，不再一味的禁止，中國軍隊也開始思考如何將手機轉化為戰鬥力，兩種類型的軍用手機應運而生。

當前，少數一線部隊已配備“三防”軍用手機，防水/防塵、防摔、防壓，電池待機時間也更長久，當然最重要的功能是帶有加密技術，能夠防竊聽，軍內更多地稱之為“保密手機”。但其實使用功能卻很單一，大多只能打電話、收發短信息。

而具備傳感設備、全天候對接衛星、GPS跟蹤導航等實用功能的“作戰手機”，只有極少數特種部隊的特殊崗位才開始試用，畢竟，中國軍隊的通訊更多仰仗無線電、“北鬥”等通訊系統。

手機引發的全球性的信息變革洪流，讓各國軍隊都無法置身事外。2007年夏天，阿富汗塔利班死灰複燃，發動襲擊的同時，悄悄竊聽英國駐阿富汗士兵的電話。英國《太陽報》報道說，一天深夜，一名英國空軍軍官的妻子，在英國家中突然接到陌生電話，傳來惡狠狠的聲音：“你永遠也見不到你活的丈夫了，我們把他殺了。”這位婦女恐懼萬分地給英國空軍打電話，最後獲知丈夫很安全。

這一事件促使英軍下令：全面禁止駐外軍隊使用手機。直到現在，英國駐外軍人所有的電話都必須通過安全的軍方電話線路。

相比英軍，中國軍隊對於手機的反應似乎更敏銳。早在200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新修訂實施，對手機等移動通訊設備，明文規定，“嚴禁將移動電話帶入作戰室、情報室、機要室、通信樞紐、涉密會場、軍用飛機和艦船、重要倉庫、導彈發射陣地等場所……嚴禁使用移動電話、尋呼機談論、傳送涉密信息。”

已覺察到手機通訊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中國軍方一份內部視頻警示片反複提及，早在2000年夏天，歐盟內部就出具一份報告稱，美國國家安全局已建立代號為“梯隊”的全球電子監聽偵測網絡，該系統一直在竊取各國的情報。在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地，“梯隊”設置有數十個大型地面接收站，天上則動用120顆衛星，大量截獲電話、手機、傳真機和計算機等通信工具傳輸的信息。

大數據時代，一旦交談中出現預設好的關鍵詞，這些電子設備就會豎起“大耳朵”，自動將通話內容記錄，最後交給情報人員做出解析。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斯諾登，更是將這種“竊聽”模式暴露無遺。英國《衛報》等媒體披露，借助電子偵察衛星、介入全球互聯網端口等手段，美國情報機構對互聯網、無線電以及移動電話通信進行監聽。

這些情報成果已付諸軍事行動之中。阿富汗戰場上，中情局特工對塔利班的手機實施定位，進而對通話內容進行甄別，捕捉有價值的情報，最終派出戰機或無人機實施精確打擊。

這種作戰模式也為中國軍隊註意，並應用到演習之中。

（文中張中華、王越系化名）

軍營安全遭遇環境之困

城市化的逼近，讓軍用機場、導彈基地、艦艇基地等核心要害軍事設施的保密工作犯難。

現實的一幕與電影中軍事要地“重兵把守”的形象相去甚遠，地方建設項目無限抵近甚至“踏入”軍事安全控制範圍，軍營的安全問題在地方經濟發展大局中被“靠邊站”。

“在這個世界上，間諜活動沒有一分鐘停止過。”有證據顯示，中國軍營正被窺探的目光包圍。

2015年初，大連海軍某重要軍港，一堵造價千萬的22米高墻突兀拔起，而築高墻的緣由令人唏噓。

當地政府緊貼著這座軍港的墻根，建起一大片歐式別墅群。從別墅的三層平臺望向軍港，里頭有多少軍艦，何時出航，如何操兵，配備什麽武器彈藥，一覽無余。為擋住窺探之眼，該基地無奈斥巨資修建了高墻。

可擋住了近處的海景房，卻擋不住數百米外仍在不斷冒出的高樓，和遠處山頭上，建有涉外企業、飯店、旅館等。黑暗里站著的，有可能是對軍營虎視眈眈的間諜。

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近年來境外情報機構的窺探陡增。華南某重要邊防島嶼上的軍方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島幾乎是來華間諜的必訪之處。

2014年，中國密集公布外國對華間諜活動，既有外交官、在華外國人士，也不乏被策反的中國公民。比如青島一家大型企業員工曹某，被外國情報人員收買後，於2014年4月試圖偷拍航母基地而被國安部門抓獲。

地方政府在軍事設施保護方面的缺位，給了間諜可趁之機。以一些布防有我國重要海軍基地的沿海城市為典型，當地政府一味放寬外資企業準入，一些國家和地區趁機在我重要軍事設施附近建立情報據點，近距離偵察、窺探我國軍事設施和部隊行動。軍隊官兵無奈感慨：“部隊陣地建到哪兒，涉外企業就跟到哪兒”。

而城市化的逼近，讓軍用機場、導彈基地、艦艇基地等核心要害軍事設施的保密工作犯難。

數日前，某部少校徐鵬發現，他所在駐地一處軍用機場的飛機航道下劃線上，赫然立著幾幢高樓。“天氣好還行，天氣若不好，軍機飛行訓練很危險，搞不好就釀成事故。”

據《解放軍報》報道，根據不完全統計，過去近20年中，全軍半數以上軍用機場的凈空環境遭到人為破壞，凈空範圍超高建築物達一千多處，最嚴重的超高三百多米。

自2011年6月起，解放軍總參謀部會同國家機關和軍隊有關部門組成聯合檢查組，先後赴北京等二十多個省份開展軍事設施保護執法檢查，但各地交上的答卷不盡如人意：機場凈空、邊防海防安全、軍用電磁環境等，正被現代文明步步蠶食。

縱使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設施保護法》已於2014年8月1日生效實施，但地區的城鎮化，仍直逼軍營。一位軍官表達了自己的擔憂：長此以往，軍營恐在城市的鋼筋水泥與高壓電網中“淪陷”。

“兵臨城下”

位於杭州的筧橋機場被譽為“中國空軍的搖籃”，1931年由清末八十一標馬隊、炮營校場改建為軍用飛機場。如今，城市擴張的挖掘機一路高歌猛進，鋼筋混凝土結構的超高建築群前僕後繼，將這位抗戰期間出世的“耄耋老者”里里外外包裹其中。

特級飛行員傅俊，是駐筧橋機場的航空兵某師副師長。最近，他和戰友們漸漸感覺，飛行訓練時突如其來的險情越來越多，冷不丁出現的氣球，常常導致軍機複飛，而有時軍機甚至不得不在兩棟高樓間穿行，仿佛《真實的謊言》中施瓦辛格駕駛的“鷂”式戰鬥機。此外，制造險情的還包括放飛的鴿群、航模表演、煙花爆竹等，這些新城區規劃建設後帶來的“外來物種”，讓飛行訓練險象環生。“很多戰鬥機都是單發動機，鴿子、氣球之類一旦被吸入，會造成空中停車，嚴重的就是機毀人亡。”傅俊說。

筧橋機場的凈空環境正逼近崩塌。凈空環境，指為保證飛機起飛、著陸和複飛的安全，在機場周邊劃定的限制物體高度的空間區域。軍用飛機因作戰訓練需要，對機場的凈空環境提出了更多要求。

而據空軍司令部統計，筧橋機場的凈空環境中，超高建築達20個，大量建築已達到了凈空規定允許的最大高度。眼見這座八十多年歷史的老機場隨時可能被周圍的高樓吞噬，傅俊的心里別提有多焦慮。

近年來，一些房地產開發商相繼在軍事禁區安全控制範圍內違規建設高層酒店和涉外別墅會所，以沿海地區最為典型。

徐鵬所在部隊位於國內特大城市，寸土寸金，雖然部隊大都在市郊，過去是荒無人煙之地，但現在都成了地產開發商覬覦的大肥肉。徐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為了搶占地盤，地產開發商無所不用其極，完全無視有關法律法規。

一些開發商從中作梗，挑起民眾和軍隊的矛盾。有時，地產商在“偷”來的地上蓋房蓋到一半，被軍方發現並阻止停工，已經預付房款的民眾找上門來，他們便和民眾說：“我們的錢都給了軍隊，你們得去找軍隊要”。因為這樣，部隊門外常發生老百姓集體上訪維權的情況。

除了房地產商，一些企業亦出現違規占用軍事用地的情況。那塊地屬於部隊某單位，後因該單位搬走而新單位暫未進駐，企業便乘虛而入。“（對方說）我們搬走可以，但你們得給予補償。”徐鵬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他們軍區不乏類似“賊喊捉賊”的案例。

現實的一幕與電影中軍事要地“重兵把守”的形象相去甚遠，地方建設項目無限抵近甚至“踏入”軍事安全控制範圍，軍營的安全問題在地方經濟發展大局中被“靠邊站”。

徐鵬和傅俊所在部隊遭遇的案例並不鮮見，比如某市人民政府設置的軍事禁區標誌牌身後，是轟隆作業的工廠；某軍雷達陣地前方不遠處豎起一排排高層建築，“千里眼”的使用效能喪失60%；東部沿海某海軍基地，軍用航道被漁船和漁民布設的網箱阻塞得嚴嚴實實，軍艦出港，漁民竟試圖用旗子指揮艦艇避讓……

亡羊補牢

軍隊有一條“紅線”，指受相關法律保護的軍事禁區及安全控制範圍等。

而現實中，不乏地方政府對“紅線”視而不見。《解放軍報》披露，海南某艦艇基地軍事禁區安全控制範圍內，地方政府違規招商引資，建設了多棟涉外別墅會所，雖然國家出面高價對其進行收購、拆除，但該軍港目視範圍內仍有多家高層酒店，安全隱患依然存在；山東省濰坊諸城市北石橋村村民私自拆除軍事通信光纜標誌，違規修建大型冷庫，但地方相關職能部門對舉報充耳不聞。

法律界人士指出，地方強勢否認“紅線”，和法治保護傘的“孱弱”不無關系。

我國專門針對軍事設施保護的法律軍事設施保護法制定於上世紀80年代，1990年8月1日起實施，直至2014年6月27日重新修訂以前，此法一直未曾修改。其中剛性規則不多，反卻有諸多權責不清的表述。

例如法律第十六條規定：“必要時可以在禁區外圍共同劃定安全控制範圍”，卻未進一步規定軍隊和地方的具體權限範圍，對軍地在土地問題上出現不一致的情況下如何劃區也未作明確規定。

而這恰恰是關鍵所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軍隊以不同的方式從地方獲得一些軍事用地，其中有些未辦理土地使用證。隨著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價格陡升，一些地方政府出於經濟利益考慮，只承認部隊對土地的管理使用權，而非所有權。

巨大的利益壁壘之下，一部指望協商友好精神而非剛性約束的法規，只能流於形式，並導致實際操作中大量的軍事設施由於土地權屬爭議難以劃入“兩區兩範圍”（軍事禁區、軍事管理區、軍事禁區外圍安全控制範圍、作戰工程安全保護範圍）。

直到現在，部分訓練場、靶場等界限依然模糊，水域軍事禁區的劃定則更為困難。總參負責軍事設施保護工作的局長馬翼飛向媒體透露，陸上“兩區”劃定率高一些，但水域“兩區”劃定率還不足50%，嚴重影響相關保護措施落實。

軍地在地域、空域、海域、電磁頻譜等方面的矛盾日益深入，法律的局限也日趨明顯。

“軍事設施保護工作出現了新的情況和問題。”2013年12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在軍事設施保護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時表示，“軍事設施保護區域的界定和標準、軍事設施保護範圍不夠明確、規範。”

半年後，共修改了38處、增加16條另17款的軍事設施保護法出爐，24年來首次明確了“兩區兩範圍”的劃定標準。

“在軍用機場凈空保護區域內，禁止修建超出機場凈空標準的建築物、構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不得從事影響飛行安全和機場助航設施使用效能的活動。”此外，新法的最大特點之一還在於針對現實突出問題，將沒有劃入軍事禁區、軍事管理區的臨時設施、作戰工程、軍用機場凈空、軍用電磁環境等納入具體保護範圍，並細化了破壞軍事設施的治安、刑事處罰規定。

與此同時，軍隊也做了相應妥協。

過去，因地方經濟建設需要將軍事設施拆除、遷建、改作民用或軍民合用的審批條件嚴，不論規模大小一律由國務院、中央軍委審批，因而辦理程序複雜、且周期很長。

“有的項目等批複下來，已經錯過了經濟建設的最佳時機。”廣東一位不願具名的當地官員表示，這條“死”規定常常造成軍隊和地方在報廢問題上不歡而散。

新法對審批權限進一步放寬，由原來的須報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調整為還可報國務院、中央軍委授權的機關批準。

誰來執法？

“軍事用地就是唐僧肉，地方不會有執行新法的願望，因為這部法對他們沒有什麽好處，甚至都是壞處。”徐鵬認為，光有法律條令遠遠不夠。

2008年9月26日，黑龍江呼蘭境內一處軍事通信幹線被人為阻斷十余小時，因強行施工所致。軍事通信設施的管理單位在事發後立即報警，卻遲遲不見有人接警，無奈之下，部隊軍官親自到公安局請求相關領導受理案件。而在受理中，個別警員怠於偵查，致涉案人員逃脫近一年也沒有結案。

“過去的法律只規定軍隊和地方政府之間要相互配合，但卻沒有一個協調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黃小晶在審議新修訂的軍事設施保護法時曾表示，新法在第三條增加“建立軍地軍事設施保護協調機制”的規定，可使軍地發生的一些基層矛盾及時得到處理。

而事實上，名義上的協調機構一直存在，早在1990年，國發72號文件規定，行政區劃內有軍事設施的全國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都要和軍事機關有關部門共同成立軍事設施保護委員會。這一委員會是非常設機構，它的使命是在遇到矛盾和問題的時候現身，及時進行溝通，研究解決。

若按照上述規定，二十多年前全國就形成了縱橫分布、條塊結合的軍事設施保護工作領導體系。根據有關數據統計，全國共有各級軍事設施保護委員會4800多個，但在實踐中，這一非常設機構的能力有些捉襟見肘。

“目前能夠經常性開展工作的並不多。”總參負責軍事設施保護工作的局長馬翼飛認為，主要癥結在於委員會沒有編制、缺少專項經費、人員流動頻繁。

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軍事設施保護缺乏常設的實體執行機構。“軍事設施保護的法律責任表現形式多樣，涉及的執法主體眾多，包括規劃、城建、公安、安全、城管、國土資源等機關和部門，在現行的體制下，難以協調一致。”有關法律專家認為，缺乏合適的執法主體，是造成軍事設施安全違法難糾問題突出的主要原因。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鄧昌友上將曾直言，現階段我國法治社會還不夠健全，人們的法治意識還不夠強，只建立一般的工作機制還不夠。“這部法出臺後還需要明確一個具體的組織機構負責貫徹落實，不然誰來牽頭？誰來組織？如果不明確，在貫徹的時候可能會出問題。”

（文中徐鵬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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