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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作法》36年前就幫員工設想妥當 兩千坪幼兒園、80坪宿舍 這家企業 不僅雇人也「顧家」

豆粕期權上市首日開盤設想：初期交易量難爆發

3月31日9：00，中國境內首只場內商品期權品種——豆粕期權將在大連商品交易所(下稱“大商所”)正式上市交易。緊隨其後的白糖期權也將4月19日正式上市。這是繼上證50ETF期權推出2年後，國內期權市場邁開的又一大步。

部分機構已經嚴陣以待，搶這商品期權第一單。有業內人士也對豆粕期權上市首日開盤作出設想，若用波動30%估算，7月2800期權的認購(call)價格即使豆粕價格不變，也能從98漲到145，9月2800期權的認購(call)價格能從124漲到189。而如果期權價格突破這範圍買方投資者不宜過分追高。

然而絕大多數投資者則對國內的這一新生市場保持謹慎心態，“先觀察上市後的交易情況再看是否入市”成為其心聲。

在永安期貨期權總部總監張嘉成看來，商品期權上市初期都是穩妥預期，投資者適當性部分也卡得較緊，初期交易量應該不會大，但經過一段時間市場較為成熟之後，相關規定會慢慢放開。其表示，在國內商品期權上市之後將主要關註整個市場的氣氛、交易量以及期貨和期權的市場規模大概會是怎樣的分配，參與者的結構又會如何發展。

入市須知

自去年12月份，證監會批準大商所開展豆粕期權交易、鄭州商品交易所開展白糖期權交易之後，市場便對國內的場內商品期權予以期待。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豆粕期權將首先落地，預熱市場。

大商所將在3月31日白盤上市掛盤期權合約，豆粕期權與豆粕期貨合約交易時間一致。大商所相關負責人表示，為方便全市場進行期權上市準備，大商所將在上市前一晚，即3月30日晚暫停大商所全部期貨品種的夜盤交易，豆粕期權合約將在3月31日9：00起上市交易。且根據交易所節假日安排的有關規定，3月31日當晚也不進行夜盤交易，4月5日當晚恢複豆粕期權及所有夜盤期貨品種的夜盤交易。

豆粕期權的首個掛盤合約月份為2017年7月，即首批掛盤的期權合約月份為2017年7月、8月、9月、11月、12月，以及2018年1月、3月。

在掛盤基準價方面，大商所根據BAW美式期貨期權定價模型計算新上市期權合約的掛盤基準價。據通知，新上市合約的掛盤基準價於上市前一個交易日結算後，通過會員服務系統隨結算數據一同發布，也可通過大商所網站查詢。

對於交易指令方面，上述大商所負責人表示，豆粕期權合約上市初期僅提供限價指令和限價止損(盈)指令，每次最大下單數量為100手,暫不提供期權市價單指令。

交易所對持倉限額管理也設置了較為嚴格的要求，據了解，期權合約與期貨合約不合並限倉。非期貨公司會員和客戶持有的某月份期權合約中所有看漲期權的買持倉量和看跌期權的賣持倉量之和、看跌期權的買持倉量和看漲期權的賣持倉量之和，上市初期分別不超過300手。具有實際控制關系的賬戶按照一個賬戶管理。

以豆粕期權行權價格來看，大商所規定豆粕期權行權價格範圍應覆蓋其標的期貨合約上一交易日結算價上下浮動1.5倍當日漲跌停板幅度對應的價格範圍。期權行權價格的不同，行權價格間距也有不同，期權行權價格不高於2000元/噸時,行權價格間距為25元/噸; 期權行權價格在2000元/噸至5000元/噸之間時, 行權價格間距為50元/噸; 期權行權價格大於5000元/噸時, 行權價格間距為100元/噸。

此外，在行權與履約方面，交易所提供期權行權、履約、雙向期貨持倉對沖平倉、雙向期權持倉對沖平倉等服務。

目前獲批的兩個商品期權都實行做市商制度，第一財經了解到，大商所已經選出10家公司作為豆粕期權的做市商，自期權上市當日起，做市商將對豆粕期權合約提供雙邊報價，通過持續報價和回應報價為市場提供流動性。

近期，大商所進行了最後一次全市場聯網測試，意味著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此次測試中，共有152家會員參與測試報單，演練了整個期貨市場的交易、結算、行權、保證金數據報送等各項業務以及極端行情，其中期貨單邊成交18.54萬手;期權單邊成交33.52萬手;行權申請3.01萬手，行權執行2.55萬手。

上述大商所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期權上市之後，交易所將根據市場實際運行情況，進一步研究最大下單手數、手續費標準、適當性知識測試分數線標準以及限倉標準等參數的調整方案，擇機進行調整並向市場公布。

豆粕期權首日開盤設想

明天商品期權將正式上市交易，這是中國期貨市場發展進程的重大事件。部分機構已經嚴陣以待，搶這商品期權第一單。

不過對於投資者而言，不要過於盲目入市，對於剛進入期權市場的投資者一般會選擇期權買方，然而過多的買方進入也很有可能期權首日像中國式新股上市一樣出現虛高局面。因此了解期權合理定價區間是買方投資者的關鍵。

海通期貨期權部總經理助理王洋告訴記者：“根據大連商品交易所掛牌價格7月是看漲/看跌期權的報價在75/56,而9月看漲/看跌期權報價在75.5/86.5，這個掛牌價格相對偏低，這樣有利於產業客戶套期保值。7月合約2800的看漲/看跌期權價格可能在97/80點，9月合約2800的看漲與看跌，約在119/120點。”

上海陸家嘴期貨進修學院副院長林洸興告訴記者：3月30日1707合約收盤2802，比主力合約高17點，平價期權是2800認購(Call)期權實際上是輕微價內合約，以交易所的歷史波動率20%估算報價大約98點。9月豆粕期權，到期日130天，主力合約對應的平價期權也是2800，但認購(Call)是輕微價外，對應20%波動率的價格約124點。

林洸興提醒投資者，這些都是用3/30下午收盤價計算的結果。由於3/30日沒有夜盤，許多機構將會用菜粕當作豆粕的避險交易工具，也就是說夜盤期間豆粕漲跌多少再加上CBOT美豆的波動幅度，隔天3月31日一開盤就會完全反應到豆粕開盤價上，因此開盤時記得做修正，別認為平盤才是合理價。

目前來看，上市第一天的波動率不會太低，除了買方賣方力量不均衡外，還有美國農業部USDA報告因素，3月31日晚上美國農業部將發布“種植展望”和“季度糧食庫存”。這些數據對於美豆價格極為敏感，以往往往會導致美豆出現大幅波動，而豆粕的波動情況又和美豆關聯較大，因此期權價格應該不會便宜。

林洸興表示，若用波動30%估算，7月2800期權的認購(call)價格即使豆粕價格不變，也能從98漲到145，9月2800期權的認購(call)價格能從124漲到189。而如果期權價格突破這範圍買方投資者不宜過分追高。

為避免尚未準備好的投資者盲目入市帶來意外損失，目前交易所對投資者入市門檻也設置了一些要求，規定開通期權交易權限前5個交易日每日結算後保證金賬戶可用資金余額均不低於人民幣10萬元，同時還需要滿足具有期權仿真交易經歷、行權經歷，並通過知識測試等一系列條件，大商所在上市初期要求期權知識測試分數需達到90分及以上。

“我們這邊目前大概就幾十個客戶開戶。”張嘉成表示，因為交易所開戶的權限開通是在上周五開始，且開戶存在一些難度，目前客戶開戶數量還不比較少，再加上其實有些客戶並不急於在豆粕期權上市第一天便開始交易。

在張嘉成看來，商品期權上市初期都是穩妥預期，投資者適當性部分也卡得較緊，初期交易量應該不會大，但經過一段時間市場較為成熟之後，相關規定也會慢慢放開，這個市場會怎樣成長還待看。

謹慎備戰

相較部分機構投資者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多數普通投資者則對將推出的國內商品期權抱謹慎的態度，且如何備戰商品期權成為多數投資者目前關註的一大問題。

“新市場的品種總有個不穩定期，我先看看交易情況。”一位杭州的期貨投資者表示，其目前較為關註期權的一些實用策略，觀察商品期權上市交易之後實際應用中會出現怎樣的問題和機會，然後有把握了再去參與。

一期貨公司投資人士也表示，對於商品期權總體感覺比較謹慎，但是也非常期待，可以管理頭寸，也讓投資選擇更加豐富，但操作難度也增加了，操作不好的話存在一些潛在風險。

有市場人士提出，國內的豆粕期權和白糖期權推出之後，與國際對應品種期權會否有聯動性?對此，張嘉成認為，國內白糖和國外白糖基本上是割裂的，兩個價格沒有太大的關系;豆粕部分可能關聯性會高一點，因為美盤的豆粕期貨和國內的豆粕期貨有一些貿易上的習慣存在關聯性，但美盤的豆粕期權交易量並不大，具體的關聯性還待進一步觀察。

茂隆實業發展公司首席策略師許哲近日在第一屆中國(國際)金融衍生品峰會上則提出實戰技巧，其表示，因為國內和國外對風險管理、保證金管理、參與者的水平和做市商方法、交易限制、結算限制等方面存在不同，“我們將在外盤和內盤看到兩個活動曲面，一個是芝商所豆粕期貨期權波動率曲線，第二個是國內豆粕期貨期權波動率，在相近交割日，如果內盤價格低，外盤價格高，我們賣出外盤價格，買入內盤價格，反之來進行交易。將兩個波動率曲面疊加，一旦產生比較多的高度差，就是一個套利機會，內盤和外盤存在隱含波動率，我們可以進行近似無風險的套利”。

目前上證50ETF期權已推出有2年的時間，已對市場投資環境有所培育。張嘉成認為，投資者如果不是將商品期權用來做貿易端的采購或者風險管理，而是當成一個資產管理工具的話，上證50ETF期權的一些交易策略可以移到豆粕期權和白糖期權上來用，有一定的複制性。

億信偉業基金公司首席顧問江明德則提醒投資者註意風險，冷靜面對期權投資。他表示，對大多數普通投資者而言，期權並非是你能參與的一個新品種，認真評估一下自己的投資經歷，如果在股票、期貨上經常受挫的話，建議你期權還是不碰為好。

江明德還建議期貨公司，千萬別把期權當成經紀業務開發的重大抓手，可以作為新增長點但絕不會是重大增長點，期權的複雜程度遠非一般投資者能夠理解和接受，在現有監管條件和市場狀況下，“業務穩定”是基本要求，遠的有權證，近的有個股期權，投資者可以仔細分析一下。

為何特朗普奪回美國鋼鐵業就業的設想難以實現?

美國總統特朗普真的能如願以償、達到他所說的“我們要使用美國鋼鐵，我們將使用美國勞工，我們將在所有交易中排在首位”的設想嗎？

當地時間4月20日午間，特拉普舉行簽字儀式，根據美國1962年頒布的《貿易拓展法》第232條啟動一項特別調查，以國家安全為由調查進口的外國鋼鐵，並表示，鋼鐵對美國的經濟和軍事都至關重要。為此“在這一領域，我們不能依賴於其他國家”。

這是繼特拉普在4月18日發布了“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行政令後又一在挽救美國國內鋼鐵業及其就業方面的具體措施，意在對外國鋼鐵進口設置新壁壘，不過除了鋼鐵工會聯盟對此表示熱烈歡迎之外，鋼鐵業高管和分析人士對於這是否真能改善美國國內鋼鐵業生產和就業現狀不抱太大期望。

針對美國鋼鐵的“買入美國”並沒有考慮到一些鋼鐵產品(包括錫板和半成品)不是在美國制造的。 因此，如果不當施行，可能會導致美國市場出現供應問題。紐約研究機構Bradford Research的分析師布拉德福特(CharlesBradford)表示：“推行該條例的人對此毫無頭緒，數學也不好。”

對鋼鐵進口設置新壁壘

此次，特朗普在白宮會晤鋼鐵行業高管時表示，將扭轉鋼鐵行業就業機會流失的勢頭，而美國商務部將優先處理在鋼材進口方面的調查，隨後特朗普簽署了關於加速鋼材進口調查的備忘錄。 特朗普特別強調，這同中國一點關系也沒有，“傾銷是一個全球都存在的問題”。

傳統上，美國鋼鐵的主要進口來源為加拿大、巴西、韓國、墨西哥、日本和德國。隨著美國對中國輸美的鋼鐵產品頻繁發起貿易制裁措施，中國對美鋼材出口量大幅下降。蘭格鋼鐵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1~11月份，中國出口美國鋼材107.1萬噸，2015年同期為229.4萬噸，同比下降53.3%。

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則表示，本次鋼鐵進口調查將專註於鋼鐵進口對於國家安全的影響，報告將在270天內完成，或將涉及所有美國鋼鐵進口。“美國鋼鐵進口持續增加，對我國鋼鐵行業產生了嚴重影響；鋼鐵是美國基建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羅斯並強調，由於特朗普計劃增加國防計劃的開支，其中包括建造嚴重依賴於新型軍艦的鋼鐵材料，為此這一問題顯得格外重要。

羅斯表示， 目前美國的鋼鐵行業前的運營能力僅為其全部能力的71%，進口鋼鐵則占到國內鋼鐵市場的四分之一以上。

此次美國方面啟用的是一項數十年前頒布的且很少使用的《貿易拓展法》第232條，來研究對外國鋼鐵進口設置新壁壘，進而加大“美國優先”貿易政策的力度。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美國商務部網站看到，美方給出使用《貿易拓展法》第232條的理由包括：在2016年2月~2017年2月期間，美國進口鋼鐵增長了19.6%，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最近的報告則發現，美國鋼鐵工業受到外國進口鋼鐵的傷害，這其中包括那些向美國出口鋼鐵的國家不公平地對這些產品進行補貼或以人為的低價出售產品。

根據《貿易拓展法》第232條，如果羅斯能夠確定鋼鐵進口威脅到國家安全，美國總統就將有90天的時間來確定他是否同意並采取行動“調整物品及其衍生品的進口”或其他舉動。上述行為必須在總統確定答複生效之後15天內得以實施。而在總統確定是否采取行動的30天內，總統必須向國會提交書面聲明，概述決定背後的原因。

在美國歷史上一共進行了26次232次調查，但最終只有兩次成功：1979年對伊朗的石油禁運和1982年對利比亞的石油禁運。美國貿易界對於特朗普翻出這樣的古董法條應對鋼鐵業就業難題並不作好感。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乍得·布恩(Bar Chand Bown)表示，在鋼鐵業方面扯上“國家安全”因素是為了在貿易中引發爭端，“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似乎正在把每塊石頭都翻起來尋找美國法律規定中每一種可用工具的可用性用以阻止貿易。“

此前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行以及世貿組織(WTO)三大機構還聯合發布了一份旨在維護自由貿易的報告，並將這份報告帶給了2017年G20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旨在批評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IMF總裁拉加德表示，雖然全球經濟正加速增長，但貿易保護主義風險加劇令全球經濟面臨重陷困境的風險；限制貿易是“自討苦吃”，它會中斷供應鏈，影響全球產出，導致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價格上漲。而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損害最為嚴重，因為他們的消費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羅斯對此回應道，美國在主要的地區中，是貿易保護主義最輕的。且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遠比歐洲、日本等區域要輕，不過特朗普政府仍然在重塑全球貿易關系這一問題上堅持“美國優先”原則。

工會叫好企業存疑

特朗普在鋼鐵業方面的行動得到了美國工會的贊譽。聯合鋼鐵工人聯合會負責人利奧·傑拉德(Leo Gerard)表示：“這份行政命令將為我們提供我們所需的工具，吸引企業回歸，並讓我們的員工重返工作崗位。”

不過美國業界並不這麽看，其中直接的就是美國鋼鐵的供給能力問題。

美國B&W管道公司總裁博特賴特即表示，美國能夠生產大型鋼管的工廠很少，他們主要從日本和韓國進口鋼管，而如果不能與外國鋼鐵公司進行合作，美國鋼管生產會陷入困境。而一位在采訪中要求匿名的美國管道供應商也表示，如果要求完全使用美國生產的管道，這將提高國內管道價格，並延誤許多使用鋼鐵的項目。

同時，前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也指出，此前“買美國貨”條款的經濟代價非常高昂：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曾有過計算，彼時為保住鋼鐵業的就業崗位，平均每個就業都要多花掉90萬美元，而這筆錢拿去投資更多基礎設施建設或其他就業崗位不好嗎？

此外，由於美國法律中現存“買美國貨”中存在大量豁免條款，如美國進口企業向外國公司授予豁免條款，這最終還是導致國外競爭者的價格可以更低。此前，特朗普在4月18日的總統令中下令檢查那些支持美國企業的政府采購規定是否真正有益於美國各產業，尤其是鋼鐵業，並承諾要正確監督，但沒詳細說明將如何監督。

拉帕姆-希基鋼鐵公司(Lapham-HickeySteel)總裁希基則表示，美國和外國承包方總能使用豁免使用進口鋼，“政客們都這樣說，但到最後他們的承諾並不會兌現。”

楊沐：不要錯誤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設想

李克強總理今年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引發了廣泛的關註。“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媒體中，但這是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

廣東的很多學者、官員討論了多年，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思路是粵港澳合作的深化，但是我們是否關註到，李克強總理在闡述這個思路時強調的是什麽?近段時間媒體和地方官員都在討論粵港澳大灣區，這非常好，但是如果大家的關註點都放在怎樣利用這個機會給自己增加投資、提高GDP增長速度，我感到這是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戰略思想。

不能錯誤理解中央的戰略思想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前面講的是要繼續全面正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後面講的是要“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還講了四個重點：第一是推動內地與港澳的深化合作，第二是嚴格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規劃，第三是強調要發揮港澳的優勢，第四是要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提升這個地區、這個戰略和思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這份政府工作報告所展示的邏輯，與我們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2016年向中央呈送的一份政策建議《建議創設環珠江口灣區，用經濟社會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是一致的。中央的戰略大思路首先是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和香港的前途聯系在一起，進而解決中國的整體發展戰略問題。這就意味著要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一定要跟這個思路相符。

我有三點思考：第一，如何看待香港、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作用、地位?如果我們把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分成1977~1997年、1997~2017年、2017~2037年三個時期。那麽在第一個20年，即1977~1997年，香港是處於中國改革開放中引領的地位的。當時香港的經濟、技術向內地輸送，在這個輸送過程中，香港的地位急劇提高，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

第二個20年，即1997~2017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時候中國沿海跟世界的對接越來越容易，中國的上海等一批城市迅速發展，香港的窗口作用在減退。廣東的一些地方，像深圳、廣州等地區的生活水平也越來越高。香港老百姓則普遍面臨一種失落感，他們感到自身的生活水平在下降，香港的地位在下降，這跟目前香港的狀況是有一定關系的。

第三個20年，2017~2037年，是未來20年。今年3月，香港選舉產生了以林鄭月娥為特首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換屆正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新開端。在這個時期中央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思路，希望香港、澳門能夠看到它們未來20年融入粵港澳灣區、融入內地的大經濟體對它們的巨大作用。在這個融入過程中，香港和澳門可以借勢進一步提高其生活水平、社會地位。

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設計，首先要設計好怎麽能幫助香港、澳門加快融入灣區。有了這個方向，我們接下來要按照習近平主席的治國理政的新思路來設計具體方案。這個方案不應該是過去那種單純強調GDP的發展模式。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都在講現在中國正處於L型曲線的底部，以後還要回升。但要看到，2020年後L曲線繼續下滑是有可能的，我們要有所準備。不過這種增長速度的下滑不會影響中國經濟地位的提高，不會影響中國的競爭力的提高，不會影響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灣區如何發揮港澳特殊作用

在這個大趨勢中，中國不應該糾結於GDP的增長速度，不應該糾纏於繼續發展傳統的制造業;我們要發展的是高端制造業、先進制造業——這個思路是要非常明確的。而最重要的方向，是要提升整個社會的治理水平，使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澳門在很多方面有著比珠三角更優越的地方。發揮港澳的優勢，這是李克強總理給我們指明的方向，我們要思考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發揮它們的特別優勢。在這個規劃里面，港澳在灣區的發展中將繼續起著一個重要的作用。

譬如說住房問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不是會伴隨著一個新的房地產高潮的出現?是不是房價又會高漲，類似於雄安新區的房價?廣州的房價本來是在四個一線城市里最低的，將來會不會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契機就超過其他城市?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澳門的吸引力會大大減弱。

我們應該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拿出一個思路，使這里的老百姓不會面臨房價不斷上漲的壓力，而是真正感到房子就是用來住的，而且自己是有能力買得起房子的。中國內地跟新加坡、香港地區不一樣，中國內地不缺地，但關鍵是怎麽規劃才能使老百姓有房住。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中，我想中央對我們是寄予期望的，而這種新思路對全國也是有引領作用的。

我的第二個思考是粵港澳大灣區怎樣才能夠成為創新的中心。世界上講大灣區，一般有四個含義：一是有開放的經濟結構;二是有高效的經濟資源配置能力;三是有強大集聚外溢的功能;四是有發達的國際聯系網絡。大灣區會給人們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的生活水平，但不僅僅限於這些方面。很多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上生活條件最好的城市，往往是一些北歐城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城市。但是對世界高科技人才、資本最有吸引力的不是這些城市，而是灣區。

問題是，如何既要有較好的生活條件，更要有創新空間和創新動力機制，引領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一定要在這個思路上下功夫。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關註：第一是要有便捷的網絡，如交通網絡、市場網絡、信息網絡、高端制造的軟件網絡等。

第二是要有創新引擎企業。我們看舊金山灣區，它有一批優秀企業，像英特爾、惠普、谷歌、蘋果等，這批優秀企業是創新的引擎。長三角地區有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粵港澳大灣區有華為、騰訊這樣一批企業，這批企業能不能成為創新的引擎，能不能在這里面起到帶頭作用?比如阿里巴巴最近提出一個設想，要為未來20年組織一個獨立的研究開發部門，服務20億人口。粵港澳大灣區的這些大企業，能否有這些大手筆?當然這個是要靠企業自己做，但是社會、粵港澳灣區能不能給它們提供更好的條件?

第三是要把大學、政府、科研機構、企業的研發中心連成一個網，連成一個能即時分享先進成果的系統。在香港科技大學短期工作的日本學者加茂貝樹，談到日本東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去年在深圳專門做的研究，研究的主題就是深圳的無人機為什麽能夠發展得那麽快。按照日本經濟學家過去的思考，在沒有產權保護的國家，科技創新的小企業是很難迅速擴大的，但深圳的這類型小企業實際上就迅速擴大了。加茂貝樹最後找到的原因，就是原創知識的共享。那麽這種共享能不能進一步擴大，並形成一種新型的體制呢?

世界上原創知識有兩種行為方式，一種是保護行為，就是我們說的軟件保護行為、專利保護行為，如微軟;另一種，是共享行為，我們說Linux，就是共享行為。許多國家如美國、德國也都有跟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相同的規劃，但這種規劃里非常重要的是制造業的軟化，是制造業的新思路，是制造業的新知識、新發明能不能盡快地共享，來促使這個地方的迅速發展。

我的第三個思考是怎麽發展港澳的土地優勢?粵港澳灣區如果跟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相比較，有很多相同點;但也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點，即後三個灣區都是同質的，都是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經濟體系內的，但是粵港澳灣區是異質的，包括香港、澳門以及珠三角的九個城市。現在，灣區的交通網絡已經形成了，但是我們這個異質的區域存在著優勢也存在著劣勢。它的優勢在於，異質的體系一旦開放和克服阻礙，讓市場起作用，就能盡快實現比較利益，提高效益。當然，它的困難就在於怎樣克服阻礙。中國還有“一國兩制”這個框架，這個難題怎麽做，正是我們這個大灣區建設必須思考的。

鄭永年教授的思路是單邊開放。大家知道，國際貿易、經濟、投資界經常講和引用的是“雙邊”，雙邊開放，對等談判。但是實際上，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一直存在著單邊開放，特別是對大國來說。單邊開放就是大國首先對小國、對其他地方開放。我們在中國跟東盟的自貿區建設中間看到了這樣的成果。我在新加坡見證了這個過程。中國首先在農業方面對東盟開放農產品進入，東盟國家獲得利益後自然加快了東盟與中國自貿區的合作進程。

我們現在講的“一帶一路”，也是中國首先單邊開放的。中國首先讓資本走出去，提出思路，如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否也可以首先對香港、澳門實行單邊開放?在過去，香港、澳門的經濟技術比內地好，所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量的香港資本和企業家湧進了內地。我們現在能不能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把港澳的經驗和專業人才引進來?香港跟世界的經濟聯系做得很好，能不能把這種聯系引進來?在大灣區中內地對香港澳門能不能單邊開放，如何做得更好?

如果這樣做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就回答了灣區的啟動問題，回答了中央所提出的“怎麽能讓香港、澳門起到作用”的問題。如此，我們才可以在灣區把香港、澳門的作用發揮出來，而且通過這個作用把整個灣區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再次讓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高地。【楊沐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IPP評論(IPP-REVIEW)是鄭永年教授領導的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寒冬中的網絡小貸：比設想中的最壞還要壞

棱鏡 2017-11-27 10:35

作者 | 周純

授權轉載 | 棱鏡

寒冬將至，瑟瑟發抖。

這是張超（化名）22日晚間看到那份刷屏的紅頭文件後，腦海中最先蹦出來的詞。

這份由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互金整治辦）下發的《關於立即暫停批設網絡小額貸款公司的通知》，措辭嚴厲地指出，即日起各級小貸監管部門一律不得新批設網絡小額貸款公司，理由是已批設的部分網絡小貸公司開展的“現金貸”業務存在較大的風險隱患。

作為一家現金貸平臺的運營總監，張超意識到，一直以來他們寄希望於獲得網絡小貸牌照，來躋身合規運營梯隊的願望，徹底幻滅了。

針對網絡小貸和現金貸的監管還在持續，據《棱鏡》獲悉，11月23日上午，央行和銀監會共同主持召開了網絡小貸清理整頓工作會議。從會議釋放的信息來看，雖然不會對網絡小貸及其現金貸業務“一刀切”，但嚴格限制網絡小貸資金來源及業務範圍成大概率事件。

料將嚴苛的現金貸整治文件已經在路上，有人尚在焦急觀望，有人已經開始著手轉型，對於現金貸行業來說，一場“生死劫”即將上演。

一

幾家歡喜幾家愁

僅180余字的紅頭文件，張超反反複複讀了很多遍，他仔細揣摩了“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領導同誌批示精神”這一句話，再聯想到此前《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中提到，由‘人民銀行負責同誌擔任（互金整治辦）組長’，張超得出結論：現金貸的監管力度比他們最壞的設想還要壞。

“現在要麽等死，要麽轉型。”張超對《棱鏡》說道。

在他看來，現金貸頭部企業還有生存的機會，尤其是持牌的企業，但中小平臺的前景難言樂觀。他們已經開始著手向區塊鏈行業轉型，但也深知，區塊鏈的技術門檻很高，因此轉型之路並不輕松。

事實上，幾個月之前，張超所在的平臺曾計劃收購一張網絡小貸牌照，連價格都談妥了，但最終卡在了當地監管對於轉股的限制上，以失敗而告終。“而現在看來，今後想收購小貸牌照只會越來越難。”

華南地區一家現金貸平臺的負責人看到紅頭文件後，第一反應是聯系並購業務部的同事，詢問網絡小貸牌照收購的進度及影響，因為同樣是在幾個月前，他們也啟動了牌照收購事宜。

在得知他們“兩個月前就鎖定了價格”後，該負責人才長舒一口氣，“如果是新的談判，肯定會漲價不少。”

受此影響的還有上市公司，在暫停批設網絡小貸公司通知下發的當天，步森股份（002569.SZ）公告終止參與設立西安星河網絡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新國都（300130.SZ）公告終止設立全資子公司海南新國都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兩家擬設立的小貸公司註冊資本均為人民幣5000萬元。

與前面兩家現金貸平臺相比，和創金服顯然要幸運得多。早在2015年，他們就抓住時機在江蘇申請了泰州和創互聯網科技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前後共耗費一年左右的時間。

雖然早早就拿到了“入場券”，但和創金服創始人兼CEO房平對《棱鏡》表示，“現在牌照（價格）問題不是關鍵，關鍵是對現金貸業務的監管政策如何落地，利率、杠桿和資金來源會是重點”。

二

牌照有價無市

據張超透露，幾個月之前，他們談判的牌照價格為1500萬元。

前述華南地區現金貸平臺負責人則告訴《棱鏡》，目前市面上一張網絡小貸牌照要價2000萬元到5000萬元，而他們幾年之前收購的一張普通小貸牌照僅數百萬元。

在限制新批網絡小貸牌照後，正常邏輯是存量牌照會變得囤貨居奇，價格也跟著水漲船高。然而，業內人士並不這麽認為，他們反而擔憂，一旦有更加嚴厲的監管措施出臺，手里的牌照會變成一張廢紙。

廣州安易達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總經理徐北則對《棱鏡》表示，目前市面上的牌照價格全是虛的，因為基本沒有成交的可能。牌照轉讓需要征得當地金融辦的同意，唯一的途徑是收購小貸公司的股東，但網絡小貸公司的股東通常（規模）都很大，此外，小貸股東變更有嚴格的限制和資質要求，和新申請流程基本一致。

徐北表示，目前他還沒有看到過市面上成交的案例。“行內人根本不屑於去聊收購牌照的事。”

據《棱鏡》了解，2016年廣州市越秀區金融局發布了全國首個互聯網小貸管理辦法《廣州民間金融街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監管辦法（試行）》，其中就有規定，主發起人申請前一個會計年度總資產不低於10億元，原則上主發起人持有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內不得轉讓，其他股東2年內不得轉讓。這大大提高了牌照轉讓的門檻。

據網貸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11月22日，全國共批準了213家網絡小貸牌照（含已獲地方金融辦批複未開業的公司），其中有189家完成工商登記。

此外，從網絡小貸公司成立時間來看，2016年開始網絡小貸牌照數急速增加，2017年呈爆發性增加， 2017年年初至今新設網絡小貸數已達到98家，是2016年全年的1.66倍。

一位業內人士向《棱鏡》表示，網絡小貸牌照興起的軌跡，基本上伴隨著這一輪P2P網貸和現金貸的熱潮。目前頭部互聯網公司基本都布局現金貸業務了，包括比較火的新獨角獸，“只是有些選擇高調上線，有些低調運營，有些還在籌備中（尚未被曝光）。”

三

遲到的監管

從2010年3月浙江杭州批準成立阿里巴巴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開始算起，中國的網絡小貸已經走過了7個年頭，但尚未有針對網絡小貸的監管文件出臺。

按照2015年7月十部委聯合下發的 《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將網絡借貸劃分為個體網絡借貸（即P2P網絡借貸）和網絡小額貸款。其中，網絡小額貸款是指互聯網企業通過其控制的小額貸款公司，利用互聯網向客戶提供的小額貸款。

該《指導意見》還明確提出，網絡小額貸款應遵守現有小額貸款公司監管規定，發揮網絡貸款優勢，努力降低客戶融資成本。

按照2008年5月銀監會出臺的《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小貸公司的經營範圍被限定在“本省（區、市）的縣域範圍內”，即使到後來這一限制略有突破，但仍然局限在本省範圍。而網絡小貸通過互聯網的方式，早已將業務擴張至全國範圍，顯然已經不適用現有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規定。

除了前述《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目前小貸行業還沒有一部正式的法規，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後期各省小貸規則的改變，以及網絡小貸的無序發展。

例如，按照最初的指導意見，小貸公司的外部資金只能從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融入，且余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50%。但近幾年，各地已經將這一杠桿比例放寬至2到3倍不等。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曾以中美對比，美國的網貸平臺需要申請了美國30多個州的小貸業務牌照後，方能開展網絡借貸業務，大大提高了從業成本；而在中國，遵循屬地管理的小貸業務，通過互聯網小貸的方式，就可以將業務擴展至全國。在他看來，中國的科技金融業務跨區域、跨行業，風險傳導既快又廣，因為有必要實行牌照管理。

據《棱鏡》查詢，2015年8月國務院法制辦曾公布過一份由央行牽頭起草的《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征求意見稿）》，此外，由銀監會牽頭起草的《小貸公司管理辦法》也曾經征求過各方意見，但均尚未正式出臺。

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告訴《棱鏡》，由於《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征求意見稿）》遲遲未出，導致銀監會的《小貸公司管理辦法》也一直“難產”。此外，由於近幾年網絡小貸發展得如火如荼，銀監會普惠金融部又在起草針對網絡小貸的監管辦法。“這兩個管理辦法的界限在哪里？”該人士提出疑問。

好在，監管的靴子即將落地。在今年2月份中國小額貸款公司協會的一次會議上，銀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鋒就指出，通過互聯網開展跨區域經營的小貸業務存在一定風險，建議各地在全國性指導意見和辦法出臺前能夠慎重批設。他還透露，銀監會正在研究網絡小貸相關指導意見，希望能盡快使小貸公司的全國性管理條例或辦法出臺。

而銀監會今年4月份下發的《關於切實彌補監管短板 提升監管效能的通知》中，《網絡小額貸款管理指導意見》作為銀監會制定類工作項目赫然在列。有市場消息稱，該指導意見有望於近期正式公布。

四

“助貸”模式前景蔔知

據網貸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11月22日，全國有30家現金貸平臺通過其運營主體公司或其股東持有了35張網絡小貸牌照（含網絡小貸公司直接開展現金貸業務）。從地域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江西和重慶地區。

而更多的未持牌的現金貸平臺，也通過“助貸”等模式，突破資金限制，來做大自身業務。一旦出現風險，將傳導到銀行等資金合作方，這也是監管擔憂的地方。

一家擁有網絡小貸牌照的現金貸平臺高管李文（化名）告訴《棱鏡》，雖然擁有小貸牌照，但他們的資金主要仍來源於城商行，因為對於月成交額超10億元的他們而言，2億元的小貸註冊資本遠不能滿足需求。

據了解，“助貸”模式下，現金貸平臺一頭連接著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資金方，一頭連接著互聯網巨頭等場景方，自己則在中間承擔著風控、風險兜底等角色。據李文介紹，銀行偏好於一些有場景的資產，對於逾期較低的優質資產，目前銀行給出的資金成本在10%左右。

但他也坦言，隨著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資金成本也在攀升。去年尚不到10%，今年已經上漲到10%—12%，加上通道費、手續費這些成本，目前現金貸平臺的綜合成本普遍在15%左右。

對於未來放貸利率不得超過36%的限制，李文心里已有預期。雖然對於多數年化利率超過100%甚至更高的現金貸平臺，尤其是payday loan（發薪日貸款）平臺而言，在現階段將利率陡降至36%無異於被判死刑。但在李文看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出路。

他向《棱鏡》介紹，無外乎兩個辦法：一是選擇和有流量場景的互聯網平臺合作，能大幅降低獲客成本，從而降低利率；二是轉型做相對大額、長期的產品。

李文最擔心的，是監管是否會叫停“助貸”模式，重新規範網絡小貸的資金來源。從近期監管風向來看，他明顯感覺到銀行對於資金合作正逐步收緊，就在近期，一家合作多年的城商行就終止了與他們的合作。

此外，《棱鏡》從北京一家大型現金貸平臺了解到，在近期趣店引發現金貸輿論風波後，他們原本準備簽約資金合作的兩家銀行也臨時變卦，“對方讓我們反複說明跟趣店模式的不同，態度明顯更加謹慎了。”

“助貸”一詞最早由保羅希爾提出，他創建的中安信業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與合作銀行共同開發了“貸款銀行+助貸機構”的微貸款業務模式，其目的是解決小貸公司自身資本金受限的問題。中安信業第一家由深圳市政府及監管部門批準的小額貸款試點公司。

在前述接近監管層的人士看來，目前跟銀行有資金合作的傳統小貸公司，都是當地相對優秀的小貸公司，如果監管層因為網貸平臺濫用助貸模式而采取“一刀切”的模式，會殃及池魚，對正常經營的小貸平臺的影響會“非常非常大”。

因此，他建議，應該先對“助貸”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再去界定助貸模式里涉及哪些金融機構，以及分別采取什麽樣的監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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