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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銀行“落滬”背後博弈：上海險勝新德里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9823

“其實對於上海作為總部，除了印度之外的其他國家均沒有太大異議，但印度希望借此作為籌碼來換一個比較體面的地位，在面對與中國的談判上，印度國內非常敏感……印度勢必要取得一定成果，至少總部和行長要有其一。” 昨天，華爾街見聞網站對金磚銀行成立過程中各國在總部、初始資金等問題的博弈做了初步勾勒。我們提到最後時刻在巴西的斡旋下，中印最後才就總部歸屬達成一致。《第一財經日報》今天對金磚銀行從籌備到談判的始末進行了梳理，並對上海和新德里爭奪總部的過程進行了更加完備的描述，重點摘錄如下： 籌備兩年 歷經7輪談判 從胎動到落地，金磚銀行的誕生歷時兩年，其中既有多邊合作，亦不乏雙邊博弈。 據《第一財經日報》，巴西貿易與投資促進局北京辦事處首席運營官於醒虎昨天表示，金磚銀行的籌備主要由各國的財政部門牽頭，外交部門也會參與。 根據公開資料，成立金磚銀行的想法是在2012年3月的第四屆金磚國家峰會上提出的。2012年12月，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首屆金磚國家經濟形勢研討會”上表示，金磚國家正在研究成立發展銀行的可行性。 2013年3月，剛接任財政部長的樓繼偉在南非德班金磚峰會後表示，金磚銀行的推進“需要整合各方利益，共同來完成”。樓繼偉還說，有的國家有需求，有的覺得跟自己關系不大，中國應該多發揮作用，“形成共識，不要試圖想說服誰，這是國家利益。” 財政部信息顯示，金磚國家財政部門自2013年8月正式啟動成立金磚開發銀行的談判，共舉行了7輪談判。發布這一信息的是財政部國際司，它被外界視為參與金磚銀行前期籌備的一線機構。 中印博弈 上海險勝新德里 從這一刻開始，關於中印博弈的報道開始見諸報端。有印度媒體報道稱，中國建議將總部設在上海，並有意以更高出資比例提高貢獻，由此對銀行的相關事務有更大掌控權，這使新銀行成為博弈焦點。 據第一財經日報，複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朱傑表示，印度一直希望金磚銀行總部落戶到它那里，當時提了條件，包括平均分配股權，因為這直接涉及到話語權大小的問題，這個中方本來不同意，但最後讓步了，敲定五國均等出資。 事實上，就在本屆峰會的《福塔萊薩宣言》即將宣布前的沖刺階段，各方在一些技術性問題上仍然糾纏不休。 就在會議前一天，印度在銀行總部選址上還十分高調，希望將總部設在新德里。金磚五國印度理事會主席坎沃（Onkar Kanwar）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金磚銀行的建立能讓我們五個國家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個銀行中每個國家都應該有同樣的投票權。總部在新德里更合適。” “我們知道本屆峰會必須要有關鍵性成果，但印度等國在一些技術性問題上糾纏不休，其實還是給參會者很大的壓力。”一位接近談判的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當時甚至有人猜測新銀行可能要再等一年落地，不過最終中印雙方峰回路轉達成協議。” 北京時間7月16日面世的《福塔萊薩宣言》最終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規定新銀行總部落戶上海，新行長由印度人擔任。 “這是一種妥協，其實也在預料之中，印度新任總理在國內被冠以民族主義稱號，而且這是其在國際舞臺上的首秀，印度國內對金磚國家峰會上中國和印度的表現都非常看重，印度勢必要取得一定成果，至少總部和行長要有其一，其實對於上海作為總部，除了印度之外的其他國家均沒有太大異議，但印度希望借此作為籌碼來換一個比較體面的地位，在面對與中國的談判上，印度國內非常敏感。”上述接近談判人士表示。 對於最終成果，朱傑進對本報分析稱，根據協定英文版，現在這個銀行的名字叫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我對這個很驚訝。這個名字是印度人的主意，印度說這個錢不僅貸給我，還要貸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因為對我們來說，畢竟是金磚國家弄出來的，如果把金磚這個字眼拋開，就是一定要淡化金磚的色彩，只是強調這是個新的開發銀行”。他認為，這是除出資比例外，中方做出的另一個讓步。

一年新增13名院士 上海吸引人才“落滬” 發展先進制造業

21世紀什麽最重要？人才。這個段子放到今天都不過時。

“以前是搶設備，現在是搶人才。” 上海微技術工業研究院總裁楊瀟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根據《2017上海科技進步報告》，2016年上海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49.88萬人，比上年增長11.3%，上海R&D經費投入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2010年上海全社會R&D經費支出1049.32億元，比上年增加113.18億元，增長12.1%，投入強度3.72%，比上年增長0.7個百分點。

回憶起最初成立上海微技術工業研究院時從長寧區起家，到2014年搬到嘉定，楊瀟說“整個過程當中，花精力最多的就是吸引人才”。

在上海建設科創中心的過程中，人才吸引對新興產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才政策需要定制化，另外像科研院所也能夠培養一些人才，可以幾個方面共同努力。但是招人確實是最大的一個挑戰，比買設備還要難。”楊瀟說。

以上海正在進行建設的8英寸晶圓廠新昇科技公司為例，需要找的是十年以上的“工匠”，這不只是在上海，而是全國都需要的稀缺人才。但如果要招一個符合這樣標準的十年工作經驗的工程師，很可能因為沒有博士論文就不符合引進人才的標準。

在上海，新昇公司被寄予厚望。公司2017年已經銷售近10萬片12英寸矽片，2018年有望實現盈虧平衡。“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在2021年左右，沖入前五，占到15%的市場份額，這已經是非常的雄心壯誌了，因為沒有15%的份額像英特爾這樣的公司根本就看不上，如果只是1.5%或者1.2%，在世界上是沒有什麽影響的。”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所長王曦院士說。

王曦還曾對第一財經記者提到，半導體行業中國未來五年需要60萬的人才，但我們可能缺一半，“那麽多廠子即將開工建設，我們需要人才”。

同樣面臨“找人難”的還有上海超導。“這個圈子里的華人科學家我們都認識。”上海超導副總裁趙躍說。在這個圈子內，中國華裔科學家是互相熟識。

與此同時，通過與上海交通大學成立超導聯合研究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後備力量。“企業為學校提供一定的研究經費，學校持續研發新技術並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持。”趙躍告訴記者，在這一新形式下，原本分散在各院系研究超導的教授聚攏起來，允許科研人員雙跨工作，減免了高校指標，同時也方便按照產業化要求進行人員考核，而在管理和制度保障上，由研究院實行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讓人員聘用、晉升等都有制度可循。

“就C等級（高層管理職位）的職位而言，中國的平均工資比美國高，不回國主要是擔心自己對國內生活、工作環境的不適應。回國的機會成本越小，越容易回來。” 美世中國區副總裁、員工健康與福利業務負責人虞煒說。

在他看來，對工作15到20年的海外人才而言，回國的機會成本是最大的。工作3到5年的人，他們回國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還有一種，就是在國外已經工作了20年以上的，通常他們的子女已經完成了基礎教育，上大學了，這時對他們來說，做決策會相對簡單一些。對於這些人（工作了20年以上的）而言，中國是一個真實的國家，而對於小朋友（指其子女）而言中國只是一個概念。這些顧慮背後的問題，不是薪酬所能解決的。

高端人才要想在上海安居樂業有著諸多挑戰。以海歸人才為例，虞煒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提到，除去語言問題，首先是來自於子女的教育問題。盡管國際學校會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但小朋友也面臨著適應周遭環境的挑戰，因為此前漢語可能並不是他們所擅長的語言。第二是配偶工作問題，需要相對合理地解決雙方的工作安排。第三是醫療福利方面，他們對高端醫療、特需門診、外賓服務都有一些個性化需求。第四就是養老，但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高端醫療。“其實都是圍繞著後顧之憂四個字來的。”

為了解決人才問題，上海相關部門也正在積極落實《關於進一步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推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實施意見》（人才“30條”）。截至2017年11月，已有1046名外籍高層次人才辦理永久居留，近7500名國內科創人才通過居轉戶、直接落戶等方式引進。目前在滬兩院院士共計182人，2017年新增13人，其中中科院院士10人，創近12年來歷史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