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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人看了達·芬奇清華博物館讀展記

如果說常設展“清華藏珍”顯示了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殷實家底，幾組特展則充分體現了清華的學科特色。

《營造·中華——清華營建學科專題展》第一次公開展出了梁思成、劉敦楨等在中華營造學社手繪的古建築結構圖。一殿、一廊、一柱、一廟、一亭的各個細部構件都用中英文清晰標註，繪圖端莊、嚴謹。一張張看過，何謂“文明的有序傳承”一目了然。為讓展覽更立體，展廳中央特設了幾尊古建的大型木質模型。“中華營造學社”的文字介紹中提到朱啟鈐，他是學社創辦人，而中華營造學社是清華大學建築系前身。以往，朱啟鈐更為人知的身份是北洋政府時期的交通部總長、內務部總長、袁世凱複辟帝制的擁護者。

自2010年之後轟動文物及古文字界的清華竹簡的研究成果，在特展《竹簡上的經典——清華簡文獻展》中得到了凝練展示。展品是仿制的竹簡，對應清華簡目前釋讀出的重要篇什。文字說明既有竹簡內容的現代漢語釋義，讓外行也可以對清華簡的文獻價值一目了然，也有如下有趣內容：清華竹簡的書寫文字是楚文字——秦始皇“書同文”之前，諸國“文字異形，言語異聲”，楚文字是其中之一。清華簡中有不少以前出土材料中未曾見過的楚文字字形，因其記載的文獻有傳世文本，兩相對照，可以擴展可識讀的楚文字字庫。清華竹簡中的《算表》由21支竹簡組成，其上書寫的全是數字，核心內容為九九乘法表的擴大，包括乘、除，以至乘方、開方運算。美國《自然》雜誌把它稱為“世界上最早的十進制乘法表實物”。

《尺素情懷——清華學人手札展》涉及中國近現代文化史、學術史上一連串閃亮的名字：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梅貽琦、竺可楨、胡適、李濟、馮友蘭、趙元任、羅家倫、錢玄同、葉企孫、曾昭掄、馬衡、梁漱溟、聞一多、潘光旦、楊振聲、劉文典、俞平伯、錢穆、顧頡剛、吳宓、錢基博、錢鍾書、楊聯升、楊絳……人生百態和歷史一角，在尺素之間流轉。

1914年，梁啟超贈友人周大烈的七言楷書，書法和意思都剛健、雍容：“道義極知當負荷，湖山仍得飽登臨”。

1926年，王國維贈朱自清的《蓼園二絕句》是其自身心境的絕佳寫照：“酒為春寒瀲灩斟，昔年賓客昔園林”，“清歡一夕付東流，投老誰能遣百憂。記得前年披畫讀，風燈過眼雪盈頭。”

《尺素情懷》展出藏品：王國維贈予朱自清的蓼園二絕句條幅。（尺素情懷/圖）

一年之後，陳寅恪挽王國維的對聯同樣低回、繾綣：“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兩幅墨跡藏於清華檔案館，公開亮相這是第一次。

1929年，胡適寫給友人陶孟和之女陶維正的信一團親切：“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沒有進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體好，進步更快。”另一位“五四青年”羅家倫寫給友人的七言行書條幅，卻是銳氣畢現：“大海能容豈枉然，無窮生力集鱗潛；縱然霜染青青鬢，動量不容天地間。”

1946年，俞平伯贈友人畢樹堂的《遙夜閨思引》手稿長達19頁。據《尺素情懷》策展人、常務副館長杜鵬飛考證，《遙夜閨思引》是俞平伯醞釀於1942年、完成於“抗戰”後的五言古體長詩，目的是向士林表達自己居於淪陷區的不得已。其中充滿了“才子佳人、宮怨閨情式的譬喻”。“從寫作、發表、出版的整個過程及其版本格式來看，俞平伯是將《遙夜閨思引》作為一個事件來經營的”，“他不厭其煩地題跋並在書信中以圈點、箋註的方式，逐段交代詩中暗藏的本事及個人的身世、懷抱，在近親、密友、同事、弟子等圈子里打著燈籠去找‘知心客’”。

很多人的字漂亮，但自誇和吐槽還是要看吳宓。1944年偏安西南聯大之時，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抱怨：“今昆明之師生無不以兼職得錢為急務，甚或營商投機，品卑於市儈，無人真心在學問道德……宓幸能‘貧而樂’，從其本性之所適。而《大公報》偏登載新聞，誣宓以在大光明影戲院翻譯影片。該院乃賈珍與薛蟠所開辦，豈有妙玉日夕在其中廝混，向若輩趨承供奉乎？”

錢基博寫給曲藝史家、民俗學家張次溪的信，提到了當時擬議出版的《辛亥革命運動史料叢編》“煌煌巨著，實為近代史料之結合”，評價康有為“乃今古絕續之一大聯系”。

劉文典寫給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的信就《莊子補正》的稿費討價還價。當時，劉文典的同事有一輛新的雪鐵龍汽車要轉讓，劉文典想把雜著《玄南雜識》和《莊子補正》一起拿給“商務”出版，索價兩千元，被“商務”婉拒。

同樣是寫給王雲五的信，劉仙洲和姜立夫是討論幾部大學教科書的出版事宜。1930年代初，商務印書館曾系統出版大學教材，“廣譯歐美專門著作”、“鼓勵本國專門著作”，到抗戰前夕，出版了涉及文學、歷史、法學、經濟、理工、化學、醫學等各個學科的二百余種教材。

這批兼具史料價值和書法之美的清華學人手札足夠愛好者流連整整一個上午，但它並不是所有特展中最搶眼的一個。《對話達·芬奇》包括列奧納多·達·芬奇的60幅《大西洋古抄本》手稿真跡和他的學生維斯皮諾臨摹的《最後的晚餐》。《最後的晚餐》真跡現藏於意大利米蘭聖瑪利亞德爾格契修道院的墻壁上。維斯皮諾的臨摹品是最接近的摹本，它的畫幅是118厘米×835厘米，運輸過境大費周章。

據館方估計，自9月11日開展以來，有95%的參觀者被特展《對話達·芬奇》吸引。也正是這個展覽序廳中的達·芬奇生平年表，被用心的觀眾挑出多處英文文法和拼寫錯誤，成為清藝博開館一周後遭遇的第一個公關危機。

湖畔大學與達·芬奇 | 寡言健談

用多才多藝這個詞去評價文藝複興時期的列奧納多·達·芬奇顯然不夠，他在繪畫和雕刻之外展現出對軍事、城市規劃、工程、水利、天文、地理、解剖學、飛行器方面的造詣，用今天的詞形容就是跨界奇才。他的這些成就匯集在數千份用左手寫的反書手稿里，在1994年被比爾·蓋茨以3080萬美元拍下，放在世界著名博物館巡回展覽。

我看到這本近500頁的《達·芬奇手記》是在湖畔大學一間有兩面墻書架的閱覽室里。旁邊一間傍水而建的古樸與現代相融合的大教室里，校長馬雲正在向來自各行各業的創業者學員掏心窩，講他1992年創業至今所犯過的錯誤、經歷的艱難和對自己的反思。當天，湖畔大學第三屆開學典禮剛舉行完。

作為第三屆的一員，羅振宇(羅輯思維創始人)很期盼校長的那句承諾得到兌現：他要把醫學、音樂、哲學、軍事等與商業不相關的各行業里最頂尖的人請來講課，並把這些課程設置為必修課，與商業相關的課程反倒讓學員選修。在羅振宇看來，一旦上升到頂尖的高度，知識之間都是相通的。他在中歐商學院的同學王信文(莉莉絲遊戲創始人)也抱著相同的期待來聽課。

財新主編王爍主張做“知識的遊牧民族，哪里水草豐美，我們就轉場到那里”，眼下被作為時髦的觀點得到推崇。現在創業不再像以前的知識農耕時代那樣，守著自己那片領域面朝黃土背朝天，跨界融合趨勢愈發明顯。

湖畔大學第一屆學員主要以互聯網背景為主，第二、三屆更多來自傳統企業，“創業歌手”胡海泉也在其中。馬雲解釋說，因為現在很難再簡單地用傳統與新去區分一家企業或經濟體。言外之意，將互聯網歸為某一個行業的分類方法已經越來越牽強，因為各行都在所謂的互聯網+，它已經是水電煤。

從這個角度看，500年前達·芬奇的跨界知識體系，正是今天的湖畔大學想對學員灌輸的一種思維方式。在一張從開學典禮上拿到的《進學誦》小冊子中，我找到這幾個字，“他山之石”、“不止於商”。學員羅振宇說，“我們來這不是聽馬雲講具體知識的，而是想知道他這個層面的人是怎麽思考問題的。”以這個視角看，就不難解釋一名外科醫生、一名音樂家來湖畔大學教課的價值。

他山之石的價值更多來自教訓，所以失敗分享在湖畔大學備受推崇。第一節課上，馬雲罕見地分享了他總結的創業教訓，辦海博翻譯社時被房租拖累，辦中國黃頁時被電信拿走公司控制權，從高盛拿到融資後大張旗鼓地國際化擴張但很快偃旗息鼓，買下雅虎中國後又不得不關閉放手，以及他對開除高管的反思，對微信支付“逆襲”，對支付寶做社交的想法。

當商業要素和知識體系變得越來越複雜後，一個人的成功越難以通過模仿其路徑去複制。就像馬雲所說，阿里巴巴初創時的18個人中，如果放在今天湖畔大學的面試考場(錄取率4.07%)上，可能一個人都不會被錄取;同樣，淘寶、支付寶這些產品也難以被複制。但分享的價值不在於複制，而是讓後來者避免前人曾掉進的坑，保持積極的心態和敬畏之心。因為人性是共通的，再成功的創業者也可能會有年輕氣盛時的虛榮心、岔路口前的搖擺不定、面對巨大資金得失時的判斷失常。

達·芬奇的經歷本身就是一次人生創業。對未知充滿好奇、長期缺錢、被雇主催工、每天睡眠很少，這些難道不是對當今互聯網創業者的精準畫像嗎?為融資發愁，為健康擔憂，因工期焦慮，對未知感到興奮而又惶恐。社會往往喜歡神化一個成功者，忘記他成功之前的艱辛。

為創業者指路的湖畔大學本身也在經歷一場創業。去年一年飛了820個小時的馬雲說，國外有一些名牌大學聽說後想找湖畔大學合作，被他謝絕了。因為本身還在摸索方向，過早談合作可能會讓發展亂了陣腳，還是該保持一份敬畏。湖畔大學第一屆時，老師給學員上完課後還不知道下一節課講什麽。

現在還很難說是湖畔大學將成就這些學員，還是本身就是商界精英的學員在助推湖畔大學創業。作為首批學員，易道創始人周航說，第一屆學員里有三分之一的人這兩年在事業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這里邊也包括他自己。經歷過後，他對失敗有了重新理解，心態也更釋然。

你去觀察這些學員的狀態，他們會在課堂上對某個同學起哄，會因為某某遲到攛掇發紅包，會排好隊報數，會在午飯後三五成群坐在板凳上聊行業聊美女，會集體起立齊刷刷地喊校長好，會在拍照時一起大叫浪浪浪，像極了大學校園里的氣氛。在一個沒有商業利益與爭鬥的環境下，這些大佬、CEO、企業的掌權者回歸到最本真的自己，在課程交流中馴化一個更放松、樂觀的創業心態。

只有置身於一個環境下，個體的心態才更可能因環境影響主動尋求改變。湖畔大學給了這些創業者一個環境，但更大的社會創業環境仍需要一個全民心態的轉變。周航在他的感悟文章里說，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成功動機過剩的氛圍，但他在矽谷看到人們很平常地談論和面對失敗，如果一個社會還在恥於談論失敗、排斥失敗，就不可能有探索意義上的創新。

如果以世人評價作為成敗標準，達·芬奇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創業者，因為他的很多手稿與成就是在他去世後才被發現，但這不妨礙愛因斯坦對他不吝溢美之詞，“達·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當時就發表的話，科技可以提前30-50年”。互聯網創業者心態和格局上能否轉變升華，往往決定了創業最後僅僅是一門生意，還是成為那副對世界產生改變的《蒙娜麗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