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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二十二》背後:幸存者與時間的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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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二十二》背後:幸存者與時間的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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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二十二》背後:幸存者與時間的賽跑

冬去春來,漫山遍野冒出了青色。

來源 |娛樂資本論(ID:yulezibenlun)

文丨阿寶

編輯丨李忻融

2014年2月,山西盂縣,一位“慰安婦”老人的葬禮上,目之所及,大雪茫茫。

這是今天上映的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的開篇鏡頭。同時,8月14日為“國際慰安婦紀念日”。

二十二數字背後,其實是導演郭柯與時間的5年長跑。2012年,在他拍攝“慰安婦”韋紹蘭和他日本兒子的故事時,全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只有32位,到2年後,開拍《二十二》時,已經縮減到了22。

老人們逝去的速度並未因為郭柯的追趕而放緩。兩天前,隨著黃有良老人的離開,截至目前,片子里所呈現的22位慰安婦老人,僅有8位在世。

更殘酷的是,這個數字隨時都可能變為0。

據資料記載,當年有20萬中國婦女成為“慰安婦”,如今,郭柯希望,能夠有20萬觀眾去看這部片子,並記住這些老人。

從《三十二》到《二十二》

事實上,《二十二》如片子里的女主角們一樣,命途多舛。

2012年,因為一則關於“慰安婦”韋紹蘭的報道:年輕時的韋紹蘭被日軍掠到慰安所,逃出後發現自己懷孕,她自殺未成,生下了兒子羅善學,因為身份原因,沒有女人願意嫁他,70多歲的羅善學一直未婚。被故事吸引的郭柯,想拍點什麽,便有了後來講述韋紹蘭的紀錄片《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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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紹蘭老人與兒子羅善學

《三十二》拍攝花了三十多萬,來自於一個老板的投資。本來,一開始這位老板想做部劇情片,但考慮成本太高,就給郭柯說,你先拍個短片看看吧。最終,拍了紀錄片。然而,對方覺得《三十二》太平靜了,不能調動觀眾情緒,說白了,就是大家看了不會哭。僵持到後來,郭柯沒妥協。

不過,《三十二》的運氣並未傳遞到《二十二》上,困於題材、類型方方面面的原因,《二十二》找不到資金支持,拍攝一度運轉不起。另一邊,老人的離開,讓時間變得無從等待。

2014年5月,就要開機了。找遍熟人無果後,郭柯嘗試著找到了四川老鄉,但僅有點面之交的張歆藝,借到了100萬。

幾個月時間,郭柯和30人團隊,飛機、火車、汽車,輾轉了5個省29個地區,一一記錄下了22位“慰安婦”老人的生活狀態。

拍攝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二十二》更多流轉於各類電影節上,離上映還很遙遠。直至拿到了公映許可證,郭柯想讓片子走進院線,讓更多的人可以坐下來了解22位老人,以及這個群體。

不難想象到,在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這樣一部紀錄片一旦上映,所面臨的命運,很容易被各種商業影片沖擊得不見排片蹤影。為了推進電影,郭柯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幫助下,為片子發起了眾籌,經過大半年時間,32099人參與其中,100萬宣發費用終於攢夠,雖然這對於總成本超過300萬的《二十二》而言,依然杯水車薪,卻暫時解了燃眉之急。

昨天,宣發公司潤智影業的總經理劉倩羽在朋友圈寫到:各位影院大大,希望可以放完《二十二》片尾字幕再開場燈,因為他們將給予幫助的32099人的名字,悉數放在了上面。

同是影片宣發方的朔果蓮蓮創始人蘇北淇,告訴娛樂資本論,即使湊齊了宣發費用,依然沒有發行方願意接《二十二》,而她之所以選擇的原因是:郭柯一個年輕人,本可以拍一部賺錢的商業片,卻願意花費幾年的時間去做這樣一部題材的片子。

“難道還要問,當初日本人是怎麽強奸你的嗎?”

影片開始陸陸續續的點映,再到今天公映,批評與質疑也紛至沓來。

因為,片中的老人與觀眾固有印象里的太不一樣了。過去,一提到“慰安婦”,大家想到他們每日以淚洗面、只有對日本軍人的仇恨。但是,即使命運沒有給予善待,鏡頭下的他們,依舊生活平靜、樂觀,韋紹蘭老人說:“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而面對當年傷害他們的日軍照片,其中一位老人看了之後,笑著說,日本人也老了,連胡子都沒了。

在拍攝之前,郭柯和大部分觀眾有著相似的印象,真正接觸後,他意識到,這些老人,都是活生生的人,她們要生活下去,她們有著自己掩蓋傷疤的方式。

拍《三十二》時,郭柯還會設置一些情節、擺拍,比如讓韋紹蘭老人走來走去,體現故事劇情。也會按照慣有的思維,去了解當初日軍的暴行,有一次問到這個問題,老人說到痛苦處哭了,郭柯沒有意識到什麽,還是繼續追問,拍完之後,他大哭了一場,“我為什麽要這樣,老人這麽信任我,我為什麽要讓她回憶那些讓她痛苦的事情?就為了鏡頭需要的表現力,這樣去對一個老人,還是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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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紹蘭老人與導演郭柯

到《二十二》的時候,郭柯已經學會把難題留給自己,一旦觸碰到老人傷痛,他就不再問下去,所以,影片中當老人們哽咽說著“不說了,不說了”“我不舒服”“我不想講了”時,就開始出現一些空境。正因如此,很多人批評他不專業、浪費這麽好的題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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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們是你的家人,你就會理解我為什麽這樣拍了?”郭柯說,你可以問“日本人當年過來在村里是怎麽樣的”、“有沒有把你抓走”,但僅此而已。“難道還要問,當初日本人是怎麽強奸你的嗎?如果有人這樣問你奶奶,你一定會上去踹這個人。”

影片里,有這樣一個片段,某雜誌記者問韋紹蘭老人的兒子羅善學:“那誰不是要說給你找一個日本老婆嗎?”,羅善學尷尬地笑了笑。據蘇北淇透露,其實這是對“沒有分寸”的諷刺,刪掉的片段里,還有這位記者“哎,嘖嘖”招呼韋紹蘭的鏡頭。

盡管郭柯知道老人和他們熟了之後,什麽事情都會講,但他不想這樣,靜靜地拍下她們的日常,呈現最真實的狀態,就夠了。“當你的問題問出來後,你看到她那雙眼睛的時候,我相信你們跟我的選擇都會一樣,不會再多問了,你只是一個晚輩而已,你不是什麽導演,至少我把她當做我的親人去問問題,我的問題也有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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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組與毛銀梅老人

另一種指責則是,人們認為郭柯打擾了這些老人的正常生活,又揭開了她們的傷疤。郭柯承認,傷害肯定是有的,所以他花更長的時間和行動去彌補,經常去看望她們。

“不敢正視過去,害怕傷痛的不是她們,是我們。”

《二十二》與紀錄片的宿命

現在,郭柯要面臨的是《二十二》的排片命運。

在離上映還有一些時日前,他和團隊找到很多明星藝人,請求他們能夠為影片錄制一段VCR,讓更多人知道這部紀錄片,只有張一山、管虎等人仗義支持了,“很理解,畢竟對很多不了解情況的來說,他們擔心題材是否敏感、政治是否正確。”蘇北淇說。

還好,央視新聞、人民網、共青團中央等一些列權威媒體的報道為《二十二》做了背書,但這也只是打消了所謂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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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組與老人

盡管《二十二》沖到了影片想看榜第一,但也僅有少量影院為其排片,而且鮮少黃金場次。紀錄片在國內排片上已經是普遍現象,縱使今年大熱的《岡仁波齊》上映首日全國也只有3818場。

“紀錄片和藝術電影在國內的發行都特別有難度,這個市場常常上來就看你是什麽樣的導演,什麽卡司,如果我不認識,就不用談了。” 一位業內專業人士如是說道,公映的話,影院即使給了排片,有效場次通常也很少,很多觀眾想看但看不到。“紀錄片應該走堂堂正正走進影院,這個市場應該給創作者應有的回報。”

但是當下的紀錄片市場環境是,當創作者註意到一個社會現象,想要拍攝時,但沒有合適的制片人幫他找錢,通常會變成導演自己借錢創作,但又不知道怎麽發行,也就無法回收成本。“如果有一個好制片人存在的話,情況或許會得到改善。”上述人士告訴娛樂資本論。

昨天,張歆藝給馮小剛寫了信,請對方幫忙在微博宣傳《二十二》,隨後,引起了何炅、吳京、舒淇、李晨等一眾明星藝人的轉發支持,有關《二十二》的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排片也從1%上升到1.2%,截止發稿前,排片已經增至1.5%。

影片結尾,一鎬一鎬的黃土鋪在老人的棺木上,堆起的墳頭,慢慢被白雪覆蓋。

冬去春來,漫山遍野冒出了青色。

慰安婦 《二十二》 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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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想住收容所露宿者與警「你追我逐」

1 : GS(14)@2016-02-28 16:25:24

美國三藩市市政府周二驅逐101和80號高速公路橋墩下的露宿者,並發出72小時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在周五傍晚5時前離開,否則將強制拘捕。雖然市政府提供80號碼頭作為露宿者的收容所,但大部份露宿者寧願與警方「你追我逐」,也不願進收容所。駐三藩市記者:王欣儀位於高架橋下的分區街(Division St.)是不少露宿者的棲身之所,行人路上有不少帳篷,令該區有「帳篷之城(Tent City)」的外號。市政府以衞生條件惡劣並危害公共安全為理由,23日(周二)下令撤走,並指周五限期一到,不撤走的露宿者會被逮捕。露宿者塔姆拉(Tamra)說:「我何罪之有?我甚麼事都沒有做!」她強調該區無發生販毒、搶劫等罪案,又炮轟市長李孟賢(Ed Lee)搞錯先後次序:「我從沒看過這樣的一個市長。」她指自己以帳篷為家,無必要到80號碼頭,睡在床墊上,還要擔心東西被偷。警察來了她就跑,但她哪都不會去。街頭的另一邊,露宿者威廉斯(Jennifer Williams)正忙於收拾行裝,「他們一直叫我們去80號碼頭,把東西留低,會幫我們送過去,但那些都是騙人的,我們一走,他們就會把我們的家當統統丟掉」。她更稱80號碼頭是「監獄」,不但到處鐵絲網,看守的警察更是非常粗暴。威廉斯身上有至少11張告票,但她說會據以力爭;又批評市長的露宿者政策只是「求快」,但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他應該自己親自到這裏來,跟我們一起住,跟我們一樣,來這裏體驗生活三個月」。在分區街開設汽車維修廠的黃先生,也不認為市政府這麼做能有效解決露宿者問題,「從去年開始就很嚴重,很多露宿者都吸毒,早上一地針頭」。除了犯罪外,露宿者因為垃圾、排泄、精神問題等,嚴重影響黃先生的生意。他一天至少向市政府投訴三、四次,但警方能做的卻有限,因為警員一到,露宿者就暫時搬開,等警察一走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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