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背古書”看似乏味又愚蠢，而一旦理解，則其中的道理便成為人之為人的守則。
明清以來，科舉考試最為人詬病的是以《四書》為範圍、以八股文為標準，這是一條利祿之路。然而，讀書應試的過程既是一個以讀書求利祿的過程，則舉子士人一旦身在其中，相比於只能遠看的利祿，聖賢的經義便始終是一種更加切近、更須用心，從而更能熟識的東西。
清代的最後一個探花商衍鎏，曾自敘六歲開蒙，讀三字經、千字文，之後讀四書、讀五經，兼讀孝經、公羊傳、穀梁傳、周禮、爾雅，開筆作八股文，之後還要讀古文、律賦、文選以及通鑒、四史、子書等等。他在三十歲以一甲第三名及第，然則以時日計，其利祿未得之前，已有二十四年光陰是與這些聖賢之教長相廝守的。在當日跋涉於科舉之途的讀書人中，這是一種常態，而由此形成的漫長過程，則不會不對個體士人的精神世界發生長久的影響和深度的影響。
中過秀才的蔣夢麟後來說，他幼年時是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為抱負而被導引驅策走入學塾的，隨後日以“死背古書”為常課。在他的個人體驗里，這種事雖然看似“乏味又愚蠢”，但積之既久，則使“一個人到了成年時，常常可以從背得的古書里找到立身處事的指南針”，其造就和規範往往會影響和支配人的一生。而作為這種個人體驗的一種個人實證，是華北事變之際，身為北大校長的蔣夢麟被日軍脅持到東交民巷，並威嚇要把他綁架到大連去。他平靜地回答日本人說：“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茍免。”在彼時的場景里，平靜所表達的正是不可動搖的無畏。在親身投入了清末的反滿革命並留學美國多年之後，此日蔣夢麟的知識世界顯然已不會再等同於當年學塾里的童子，但身逢橫逆之逼來，被他倚為精神支撐而能夠賴以自我挺立的，卻仍然是當年在學塾里由“死背古書”而獲得的東西。就其一身的與時俱變和始終不變而言，則比之“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無疑是“臨難毋茍免”的入人之腦和入人之心更深而且更久。然則“死背古書”真是一種先記住後理解的辦法。幼年記住的東西，往往要在個體的成長過程中逐步理解，而一旦理解，則其中的道理便因已經入腦入心而能夠相伴一生，成為人之為人的守則。比之發源於歐西的現代知識教育，這是另外一種路數，但就蔣夢麟自敘的體驗而言，則其間顯然同樣有著另外一種現代知識教育所難以提供的益處。蔣夢麟在科舉之途里只走了短短的一段，在他之前的一千三百年間，尤其是明清五百多年間的讀書人腳下的路都要長得多。而與之相對稱的，便是前代讀書人的心血和功夫都遠遠不止“死背古書”，其中的要目，又以一遍一遍地體會和摹仿“八比代聖賢立言”為大心血和大功夫之所在。
袁枚曾經說過：“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後能學聖人之言。得之淺者，皮傅於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發明於所言之外而有余。孔子，學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嘗言。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嘗言。周、程、張、朱，學孔孟者也，周、程、張、朱所言，孔孟未嘗言。時文者，依周、程、張、朱之言以學孔孟，而實孔孟與周、程、張、朱皆未言。”
在時文已經累被訾議之日，他所陳述的是時文原本設定的深意和應當具有的深度。因此，要做通八股文，其難處在於不僅須得用認知的辦法領會聖人之教，而且須得用移情的辦法努力使自己與聖人在精神上合為一體：“聖賢所言，各有實際。每作一題，內考之己，外驗之物，以至古今治亂之故，賢人君子立身持世之節，茍與題理關通者，應念畢集，以佐吾說。”由於“吾說”是代聖賢立言，因此一篇時文累累數百言，每句話都是聖賢沒有講過的，但每句話又都應當是出自聖賢意中之所有的。這個過程不能不殫精竭思，而這種殫精竭思地從精神上逼近聖賢的過程，同時又會“常於吾人不知不識之際，策德術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以年複一年地化人氣質於無形。而後是利祿猶在遠處，個體士子的知識境界和人格境界已在儒學的籠罩之下不斷地人往高處走。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讀書應試遂既成為一種文化的自我訓練，也成為一種德性的自我訓練。
民國年間的時論，曾以追懷之心概而言之曰：“夫試經義者，必日讀六經傳說也，日誦目睹，皆辨義利，尚德行，貴忠信篤敬，而惡巧佞無恥以得富貴者也。學之試之者，豈必盡行，然猶知之而懷恥也。”儒學重恥，不過是要人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因此，未必人人都能大有為於天下，但人人都可有所不為而自立於天地之間。而後是“懷恥”便成為經傳對人最根本的造就。後來以“老圃”為筆名的楊蔭杭所說的“讀書識字，最易發生廉恥”以及齊如山所說的“科舉考試，於人道德品行，是有極大益處的”，從而“凡科甲出身之人，總是正人君子較多”，正是由此發生而能夠成為一種直觀可見的事實。
（作者為華東師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