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2012年信貸求穩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06/100346326.html

　　今年的信貸規划來的比往年要晚。有央行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這次是經濟工作會議先定調，在1月7日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結束後，才通盤確定2012年的信貸規劃。往年這一規劃通常在上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後就已確定。

「今年是穩字當頭，信貸投放不可能太激進，但仍要保持一定活力。」一位洞悉中央基調的大型銀行董事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2012年信貸會出現結構性鬆動，經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長，信貸會略有放鬆。

他同時表示，儘管各行預計的規模數量表面上較2011年略有提高，但考慮到表外業務轉表內的規模，實際的新增信貸投放恐怕不會較2011年有顯著提高。

上述央行人士認為，要實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這種「穩中求進」基調並不容易。經濟下行壓力和通脹壓力的並存，正為貨幣政策的執行帶來挑戰，而決策層面和執行層面對於這兩種壓力的側重還尚有差異，這需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解決。

財新《新世紀》記者亦獲悉，此次金融工作會議不再側重於機構改革，而是偏向政策執行層面的機制和市場改革。

「在國際、國內經濟發展不同步的情況下，客觀而言，只有優點沒有缺點的總量政策是不存在的。」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日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專訪時表示。

多位受訪者認為，貨幣信貸政策執行層面最突出的是結構問題，資金雙軌制日趨明顯，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獲取資金的成本不斷抬升。

2011年12月31日，周小川在發表新年致辭時也指出，2012年要「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加大對社會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特別是『三農』、中小企業、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一位大型銀行風險條線高管對於結構性調整和產業政策的執行力度持懷疑態度。他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最關注國家是否會按照「十二五」規劃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關鍵取決於政府有沒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即使短期要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其實銀行最怕的就是政策朝令夕改，或在執行中名存實亡。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最近一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是因外匯佔款出現了負增長。如果外匯佔款繼續下降，不排除存款準備金率會繼續下調的可能。存款準備金率的下調將直接釋放商業銀行的放貸能力。

擬定貸款規劃

由於央行尚未明確信貸總量指標，各商業銀行只是各自根據對總量的預估，決定今年的基本投放目標。

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各行高層獲悉，工、農、中、建四大行對今年信貸投放規模的總體預估基本都在8000億元到8500億元之間，而今年各行的投放目標則基本與去年持平或略有增長。

同業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末，四大行人民幣貸款增量分別為：工行新增8180億元，略低於當年新增貸款8200億元的下限目標；農行新增6200億元；中行新增5070億元，顯著低於年初制定的6000億元貸款計劃；建行則以新增7270億元位列第二，也略低於7500億元的年度計劃。

目前，工行初步預計2012年信貸規模為8500億元。工行希望2012年的信貸增速保持在13%左右，投放量與2011年基本持平。

如果考慮到表外理財進表的因素，今年工行的貸款計劃較去年並無顯著增長。工行知情人士透露，此舉是因工行實施「逆週期調控和結構調整」戰略。

考慮到資本佔用和風險情況，工行提出，在未來三年逐步壓縮四大行業的信貸總量。這四大行業依次為房地產、城建、公路和電力行業。前述人士稱，此舉主要是因為這四大行業的資本佔用較高，有的行業甚至高達300%。

前述工行人士透露，工行最近兩年持續面臨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所以結構調整勢在必行。他直言，能夠在2011年12月29日順利發行500億元的次級債，對工行而言，是「一場勝利」，否則年報時該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恐怕「不會太好看」。

500億元次級債的發行使得工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暫時得以保證，但降低資本消耗仍是可持續經營不得不面臨的課題。

他介紹，工行總量壓縮和結構調控的另一個動因，是公路等個別行業的不良額已呈上升趨勢。二級公路取消收費之後，雖然有國家補貼，但被挪用和暫時支用的情況時有發生，導致一些公路項目名義上有現金流，但實際上根本無力還款；一些有能力還款的也缺乏還款意願，所以不良額有上升態勢。

在壓縮上述行業貸款的同時，工行有意加大對資本佔用較少，收益率較高的小企業、貿易融資和個人貸款的投放。

前述大行風險條線高管介紹，曾以審慎著稱的建行，今年的信貸總量規劃亦與去年基本持平，在7500億元左右。中行預計今年的投放量將與2011年基本相當或略高於6000億元。

上述計劃是各行根據對總量的判斷初步擬定的計劃，最終還要根據央行的規模進行調整。過往年份，央行的規模調控會分解到月度貸款量。

存款大戰

更讓銀行行長們揪心的是存款。

2011年年末幾天，多位受訪的分行長都在不約而同地「喝酒拉存款」。其中一家大行廣東分行的行長坦言，信貸已經離自己越來越遠，工作重心都變成了拉存款。

知情人士透露，經過2011年年底的突擊作戰，四大行在年末的新增人民幣存款的時點數均超過9000億元。其中工行以1.3萬億元遙遙領先；建行則以1.05萬億元位列第二；農行以9900億元排在第三；而中行則以9500億元位列第四。

在中行年前召開的2012年度工作會議上，全力以赴拉存款成了2012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因為在過去幾年激進的投放之後，中行的發展潛力已經消耗得太厲害」。在四大行中，中行的貸存比在三季度末已經超過75%的監管紅線，受制於此，其貸款規模甚至未能用足。所以，中行提出2012年的信貸規模要根據存款來決定。

而規模已經令同業難望項背的工行，卻也難以完成其2011年初的存款計劃。工行的一份內部材料預計，「2012年存款增長形勢仍比較嚴峻，人民幣存款增長比同期貸款增長速度要低大約兩個百分點左右，但增速仍在兩位數以上。」

相形之下，建行則提出了較為進取的目標。前述大行風險條線高管透露，經過最後十天的衝刺，建行的存款規模，終於在2011年末突破了1萬億元，2012年，他們的目標是1.3萬億元。

他稱，建行董事長王洪章履新後的首次講話，明確指出建行的一些關鍵指標和市場份額有下降趨勢，並稱「沒有規模就沒有效益」。

有關建行人士直言，上述1.3萬億的目標，實現「幾無可能」，但「重要的是需要遠大目標來振奮人心」。

自2011年以來，銀行業持續面臨較大的存款壓力，上半年還可以通過大量短期、超短期理財產品的發行募集資金，隨著監管部門對理財產品發行監管的日益嚴格，叫停了30天以內的短期理財產品發行，通過理財產品攬存的成本和難度也在與日俱增。

由於存款銳減，吸收一些同業存款也成為不少銀行的選擇。按照相關規定，同業存款基本不計入貸存比考核，對貸存比的提高貢獻甚微，但可算作一般性存款，在份額和排名等方面有所幫助。有銀行高管將上述高成本的攬存方式稱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面子工程」。

派生存款的減少和負利率背景下存款意願的降低仍是主因。一位大行高管表示，個人儲蓄受增值的驅動，湧向理財產品，這實際上是利率市場化的作用；對公存款疲軟主要是受規模調控的影響，派生存款減少。

銀行對存款的追求，除了貸存比的硬約束之外，還伴隨著「座次之爭」。截至2011年三季度末，除工行的資產總額以15.13萬億元遙遙領先外，建行、農行與中行的資產規模相差無多。「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坐上第二把交椅。」

「誰都知道存款是負債，但資產規模擴張衝動使大家落入了同一個陷阱之中。」前述大行風險條線高管稱。

因此，各行沖時點現象依然嚴重。「日均存貸比的考核實際上無法推進。否則很多銀行都沒法做生意。」一位銀行財務條線高管透露，一家大行全口徑存款在9月下旬增長近千億元，但10月上旬旋即跌掉910多億元。

對於部分銀行希望監管放鬆對理財產品期限的管制問題，前述大行高管表示，「銀監會的要求是對的。從長遠看，銀行自身必須加快轉型步伐，以負債制約資產，控制好貸款的增長速度和結構，同時走低資本消耗的發展道路。」

重估風險

目前銀行信貸投放面臨來自兩方面的考驗：一是信貸資金流向虛擬經濟；二是民間借貸風險向銀行體系的蔓延。上述問題能否妥善解決，直接關係著銀行資金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和質量。

「銀行很擔心政策左右搖擺，甚至感到政策面有兩套邏輯截然相反的主張。」前述大行風險條線高管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他直言，目前把握不準國家是否會堅定不移地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有些小企業盲目擴張，亂投資，用銀行貸款炒房、炒股，銀行敢貸款給他們嗎？」他表示，對於小企業要區別對待，對已經偏離實體經濟的企業，要有取捨，要能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比如，「溫州那些老闆跑掉的企業，不少就是投資嚴重偏離實體經濟的企業」。

在第四次經濟金融形勢風險會上，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就對民間借貸風險向銀行體系的蔓延進行了風險提示，一些銀行也力圖採取措施，切斷民間借貸風險向銀行的滲透，但「防不勝防」。

「國家提出貨幣政策要預調微調，但會調整到什麼程度？」前述大行風險條線高管直言，2012年信貸投放的政策信號尚不明朗，銀行最擔心的依然是系統性風險。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有效防範、及時化解潛在金融風險。這個說法前所未有。」上述大行董事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此舉意味著高層對可能存在的風險已有所警惕。

由於不良貸款比例已經較低，且經濟形勢比較複雜，不少銀行的資產質量承壓。前述人士稱，目前幾家銀行都已經不再提不良貸款總額下降的目標，不良率也僅僅是持平微降。

房地產調控的力度、方向和對銀行資產質量的影響，甚至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仍受到廣泛關注。

前述風險條線高管表示，房地產行業關係著眾多上下游產業，孤立地看價格漲跌來判斷貸款風險沒有意義，「如果量價齊跌，市場信心就會受挫，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也要重新評估」。

他表示應評估，一旦房價下跌20%，資本市場會如何反應？整個經濟能否承受？他提出下一步房地產行業的調控應著眼於「控制漲幅」。

而另一銀行高管則直言，如果中央的房地產調控不松口，肯定會有房地產貸款會發生逾期，銀行相關貸款的不良額上升恐難以避免。

對於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前景，有銀行高層認為，地方政府其實就是一個大公司，只要經濟持續增長，地方融資平台就問題不大。

多位受訪的銀行高管甚至預期，在地方債的發行和地方政府投資衝動之下，地方融資平台仍有可能再次成為銀行信貸資金追逐的熱點。

「監管的嚴厲整頓，幫了銀行不少忙。過去地方分行的行長想見財政局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現在銀行的議價能力有了大幅提升。」一位地方分行的負責人表示。

他直言，根據相關規定，新的平台項目只要抵質押和現金流符合規定，都可歸入特殊公司類，無需面臨不得轉貸、借新還舊的約束，從而緩解了資金鏈斷裂的壓力。但此舉一定程度上只是「文字遊戲」，其本質還是平台貸款，一些遠非貨真價實的平台項目直接歸入公司貸款之後，為地方政府解套的同時，銀行自身面臨的風險有增無減。

搖擺和倒退

前述大行風險條線高管進一步解釋稱，銀行不怕產業結構調整，對於國家不支持的產業，可以通過風險定價和計提撥備來鎖定風險，銀行最怕的還是政策搖擺和不確定性。在這種不確定中，新的風險隱患在滋生。

2012年1月初，建行宣佈將原本由總行各部門掌握的信貸規模管理權限下放給分行。這被理解為該行嘗試回到老的層級式管理方式，以應對變化不測的市場。不過這一規定的出台令同業和內部都大跌眼鏡。

該行一家省分行行長對於突如其來的大權驚詫不已。他直言，總行管理仍應以條線目標為主，允許分行適度微調。因為綜合經營計劃測算時要有明確的貸款結構，個貸、小企業貸、固定資產貸款和信用卡透支的收益存在不小差距。在新的管理規則沒有明確的情況下，簡單放權會使綜合經營計劃的實施缺乏保證。

前述大行董事認為，總行掌握信貸規模，有利於適時調控投放規模和節奏，一旦下放給分行，肯定會造成混亂，「難道能指望分行自主調控？」

他並稱，分支行權力過大，本身已經令總行的不少產業政策和風險管理規則受到挑戰，進一步放權的後果堪憂。

一些旨在規範信貸投放的監管目標和內部風控規則，也在執行中大打折扣。

前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此前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截至2011年9月末，「三個辦法一個指引」 」（《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和《項目融資業務指引》）的推進達到77%。他並稱，由於上述辦法的推行，使得銀行派生存款大幅減少，在推進過程中，遭到不少銀行的抵制。

由於存款形勢日趨嚴峻，不少銀行的分支機構和貸款企業在實際操作中，都在想方設法繞道而行，使得上述規章的具體實施往往有名無實。

前述大型銀行風險條線的高管坦承，「三個辦法一個指引」還是應堅持執行。他直言，雖然「受託支付」受到一些當事人的詬病，但從保證銀行資金支持實體經濟的角度看，十分必要。他表示現在商業銀行很擔心貸款和用款期限不匹配的問題，有些中長期貸款甚至比短貸更容易出問題。因為部分企業自身的管理不嚴格，貸款到位後，如果沒有立即用於相關項目，就會千方百計地為閒置資金尋求投資渠道，貸款資金流向股市、房市的現象難以避免。

他認為，雖然上述政策的執行，付出了存款沉澱減少的代價，但貸款發放應以實際用款為標準，不能「地基還沒有建，銀行貸款已經發到三層樓」。

一位銀行高管稱，該行早期推進的信貸專業審批人制度，目前也基本名存實亡，上世紀90年代的貸審委又有死灰復燃的跡象，這一制度的核心就是「行長說了算」，這使得信貸投向和結構調整面臨可能失控的挑戰。

財新《新世紀》記者李雨謙對此文亦有貢獻

博鰲|註冊制呼聲再起：信披是核心，求穩拖延加劇時間成本

早在2015年，各界就預計註冊制或將在2016年初正式推行。然而，2015年下半年的股市巨震推遲了股票發行制度的改革，IPO由核準制到註冊制的過渡至今鮮被提起。

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眾多業界大佬在題為“糾偏：讓資本市場回歸根本”的分論壇上一致認為，推行註冊制是中國資本市場未來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我記得2015年7月有個論壇，當時我認為註冊制的真正推出要到2020年，但大家說，不是說明年要推出了嗎?但根據我的經驗，很多改革方面都會延後，這種情況我們要怎麽解決?還是要有魄力，”齊魯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時間也是一個成本，大家經常會看到改革的成本，認為一改肯定要亂、投資者要承擔損失、市場要大跌，所以要穩中求進。“但當你穩定了之後，改革就會延後，但時間成本卻很少有人計算。”

李迅雷

在李迅雷看來，“重點還是要去推行IPO改革，現在的新三板其實就是註冊制，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同時他也認為，需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引入外資競爭，倒逼改革。

說到資本市場改革，吳曉求可謂是元老級人物，他是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和證券研究所所長、證監會發審委委員。當年的股權分置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他也從頭到尾參與其中。吳曉求在論壇期間表示，股權分置改革是最難啃的一根硬骨頭，因此IPO改革一定可以推行，而核心則在於信息披露。

吳曉求也具體解釋了註冊制和當前核準制的差別。“核準制下，如果總共是10分的責任，那麽上市公司5分，中間機構3分，發行批準機構（證監會發審委）2分，加起來是10分；變成註冊制之後，證監會的責任就是0了，中間機構可能要承擔45%的責任，發行者則要承擔55%的責任。”

吳曉求

他稱，從這里可以看得到，對於發行者和中間機構來說，他們的責任更大了。實際上就建立了一個市場的權責匹配機制。“因為核準制下，權責是不匹配的。比如對於IPO，發行審核委員會有七個人投票，如果七個人投了贊成票，公司就可以上市，但那個票是永遠封存的，如果事後發現存在虛假上市的現象則無從追責，因此我們一定要交給市場。”

在註冊制下，吳曉求稱：“上市企業虛假上市，發行者和中間機構就要承擔無限責任，這是有益的。我們本來以為註冊制下，發行責任變得輕松了，其實是發行責任更大了，這樣才能營造一個自律的市場，這是一種進步。”

眼下，股民對於註冊制可謂“又愛又怕”，“愛”是因為註冊制將解決IPO“堰塞湖”現象，但也始終有人擔心，這可能使得魚龍混雜的企業紛紛上市，同時可能會沖擊市場流動性。

對此，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總幹事、《財經》社長王波明堅定地表示反對。“推行註冊制後，從市場選擇來講，很多公司在核準制下能發行的，其實到市場選擇的時候根本發不出去。例如，投行去路演，投資方可能對這個公司根本沒興趣。但是在現在的核準制下，排隊可能就要兩年，只要一批準，市場覺得有了證監會發審委的背書，所以100%可以成功發行。所以註冊制的意義非常之大。”

王波明也不認為註冊制就必定會對股市造成壓力或沖擊，“這都是對於註冊制的誤解，投資者根本沒有搞清楚。”

王波明

當然，給予監管層“牙齒”始終是關鍵的一環。摩根士丹利亞太區聯席CEO、原港交所助理董事孫瑋表示，“希望中國最終市場能變得非常公開、透明、有序。要達到這一點，投資者要受到相應的保護，需要法庭制度，我並不是說中國要照搬美國現有的制度，但是最起碼如果給了監管者牙齒，即讓違法行為承擔後果，給受傷害的投資者投訴機會，而且還要拿到補償，這就需要法庭。”

孫瑋

在香港證監會任職期間，孫瑋當時協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在1993年迎接首批中國大陸企業到港上市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她早年也是紐約州執業律師。她建議：“以後是不是投資者可以到法庭上來起訴那些用招募書撒謊的公司，並在最後拿到補償，我覺得這對於市場發展會有根本性的促進作用。”

無獨有偶，原中國基金業協會會長、曾任職於證監會國際部的孫傑也表示，“資本市場，或者是資產管理行業出了這麽多問題，歸根結底是法律問題。”

孫傑

“我看了很多境外的經驗，我們也想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不要幹預，不要扭曲市場，但是事實上，這在具體工作當中不現實。歐美國家花了200年，經歷了大量血的教訓才達到高度法制化的水平，而中國才20幾年。”孫傑分析稱。

操盤手札記：險資求穩首選友邦

哈繼銘﹕樓市泡沫下 人幣先求穩 未來兩年先處理內部危機 再談國際化

周顯：好股不求發達求穩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