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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民談內地房地產的十七年職業生涯

1 : GS(14)@2011-03-13 17:09:34

2011-2-1 HJM

中國不斷改變,我們不能長年只用同一個框框看待中國,反而要思考如何突破。在香港,我只會跟隨規矩,但在內地卻要創造規則。

統籌: 陳志輝教授( 中大EMBA 課程主任)

採訪:周萱(資深傳媒人)

嘉賓:陳立民(盛世太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整理:謝冠東、王璐瑤

九十年代大賣樟木頭單位

陳1988 年中國修改《憲法》,容許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內地的房地產業才開始萌芽。1990 年, 國家實施開發開放浦東戰略,後來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經濟改革拉開序幕,同時將房地產業帶上高速發展的道路。

我1993 年畢業於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對中國並不瞭解。畢業後加入這一行,實屬誤打誤撞。當年的我不懂人情世故,面試總碰得一鼻子灰。難得在置業國際的面試備受賞識,就加入了這家地產公司。當時置業國際如日中天,現在它在香港已銷聲匿跡,因已北移內地。

集團主席蔡涯棉曾是地產代理專業協會會長及房屋委員會委員,常亮相電視講述房屋政策。同時,我也看到梁振英常上電視,他高大英俊,思路敏捷,我一直很崇拜他,想加入仲量行(現為仲量聯行)追隨他,但當年未有機會。

我在公司首先負責內地的房地產買賣,由於是第一份工作,故歸屬感特別強,覺得這份工作就是我生命的一切。公司有售樟木頭住宅,我曾賣了超過1000 個單位,每個約40、50 萬元。那時香港樓價炒至巔峰, 突然出現只賣40、50 萬元的內地單位, 比香港的首期還便宜,便形成了一股熱潮。每星期我都忙於籌備設於酒店的展銷會。物業大多位於珠三角,如樟木頭、常平、莞城、廣州和深圳;某星期賣的單位若少於一百個,便要開會檢討。買家多為四十至六十歲,可分為三種:一、本身是內地來港人士,或內地有親戚;二、有見內地消費水平低,欲置業養老;三、包二奶——這是很大的群體,尤其常平和樟木頭,很多人買樓都是為了包二奶。

就這樣,我天天做得天昏地暗。出於好奇,我一直想親身看看公司所售單位,故當上司提出要在廣州設分行,我便自動請纓。廣州為我帶來了終生幸福——太太是在廣州認識的。

為了學習更多,轉職大企業魏理仕

在廣州工作一、兩年後,有見身邊缺乏良才,同事大都只是靠一張嘴去推銷,技術含量低,我未能充分鍛鍊工作能力。通過朋友介紹,我結識了魏理仕的中國負責人,一拍即合, 便在1997 年5 月轉職。1998 年, 世邦和魏理仕兩家企業合拼,成為全球最大的地產代理顧問管理公司,並於紐約上市,那就是世邦魏理仕。

1997 年, 我被派到上海赴任,負責代理租售辦公大樓。客戶是各行各業的老總,擴闊了我的眼界。相比住宅物業,辦公樓還要兼顧機電設備和公共設施,技術含量較高,也令工作更多樣化。當時,辦公樓物業主要由香港地產商開發,他們正在測試這個新市場。那測試是成功的,以恒隆集團為例,目前公司有一半租金收入來自內地,而其中大部分只來自上海兩個項目。不過,當年我們是開荒牛,那時上海還未有高架道路和浦東機場,由市中心坐車到虹橋機場經常堵車,車程要三小時。那時沒有什麼酒店和高素質的商住建築。可是租金貴得很,我租一個很小的單位, 月租也要9000港元,因為供應很少。當時,上海的房地產市場相當原始。

然而,因鄧小平南巡,指令發展浦東和上海,於是大量辦公大樓在1997 年後建成,供應量大幅攀升。1997 年的甲級辦公室日租是每平方米八角美金(約呎租每月17 港元),1998 年跌至四角,1999 年則更跌至兩角。量提升了,需求跟不上,價自然下跌,可說行業前景仍不算好。那時我月入2 萬元,對香港人來說不算高,而且內地高稅,薪金四分之一用來交稅,也因此當年沒太多香港人願意到內地工作。但基於自己的倔強性格,還是在上海撐下去。

1998 年租金大跌, 除了因為供應上升,還因為金融風暴,跨國公司撤出,需求下跌。2000 年, 曙光來臨, 互聯網公司冒起,包括阿里巴巴、新浪、雅虎,還有現已不存在的易趣等。它們大多由海歸年輕人所創,得到創投基金支持,大把大把鈔票的花,辦公室需求回升, 公司生意好轉。2001 年恒隆廣場落成,上海的市中心漸漸成形。2002 年上海申辦世博成功, 行情進一步看漲。當時我帶領一班同事在上海做生意,可謂所向披靡。

轉投仲量聯行,如何反攻舊同事

同年,世邦魏理仕在全球裏的最大對手、我一向十分仰慕的仲量聯行發生重大人事變動,上至董事總經理、下至各部門的老總全體離職,轉投第一太平。這次變動源於1999年仲量聯行合併,由一家合夥企業變成上市公司,多了一班股東分薄盈利。原合夥人收入下跌,權力亦被削弱,即使買一枝筆,也要向上層申請。自此之後,有人辭官歸故里,我就漏夜趕科場。仲量聯行空降一名英國人出任中國業務總裁,該總裁四處尋找適當人選,擔任辦公樓租售部門主管。經多家發展商推薦,他和我聯絡。洽談半年後,我決定離開世邦魏理仕,於2003 年1 月1 日正式加盟仲量聯行,可說是得償夙願。

但在仲量聯行,我要由零開始。首先由深圳返港時,我不慎遇到小偷,失去所有客戶資料;此外,我亦沒有帶走世邦魏理仕的一兵一卒,自己培養的舊部下都已是業界尖子,現在一下子都變成對手。至於我接手的團隊,經過人事大變動後,他們在過去一年渾渾噩噩,一年的生意額及不上我舊公司一個月的。這是職業生涯中的最大轉折。

當時我沒有帶走舊下屬,是想證明自己;我想讓人知道,我能單靠自己的實力,把一條爛船再撐起來。這可算是倔強的表現。然而2003 年是特別困難的一年,新上任兼「沙士」來臨,幾乎虛渡了半年。業績低迷,差點烏紗不保。幸好下半年市場回暖,外資公司重來中國。

2004 年我開始廣招賢才。有些舊部屬見敵不過我,便過來歸附。我亦明白,過往最強的舊部屬,依靠的是他的團隊,於是我便把他的得力助手挖過來,他無可奈何,也就一同轉投仲量聯行了。「沙士」過後,中國愈來愈強大,上海也愈來愈聞名,香港人也開始願意搬到上海。2004 年可說是大豐收,跨國公司都在上海積極擴張,當地政府應記一功。他們利用中國的分稅特色(部分稅務屬中央,部分稅務屬地方自主),推出稅務優惠,吸引跨國公司把地區總部遷至上海; CEO 如願意搬過來, 上海市更免除他的個人入息稅,這些真是絕招。2004 年後,仲量聯行生意額每年上升一倍。到2008 年初,我的辦公室租售團隊已有五十人,粒粒皆星。即使在紐約這個成熟市場,辦公室租售團隊也只有二十多人。

這五十人每人都代表相當的生意額。他們能和跨國企業的老總平起平坐談生意。當中有上海人、外地人,也有外國人。上海人有人脈、懂方言;外地人肯拼;外國人則可以服務外國客戶。我參考古代帝皇之術,盡量給他們贏取成就的機會,成為一方領袖,深感自豪。同時還分散權力,驅使他們互相競賽。我的職務可說是人事部經理。

成立特種部隊,盡全力尋找商機

早在2005 年, 行內人都已認同仲量聯行的辦公室業務屬行內第一,也是全國第一。2007 年亞太區總裁問我, 仲量聯行怎樣才能更上一層樓。雖然我們已是業內第一,但我還是志在壯大規模,因為我看到客戶都甚具潛力。例如萬科,現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住宅開發商, 去年的銷售額目標是1000 億元人民幣。我提出三個具體措施:一、增加接觸中國各級政府;二、增加接觸中國地產企業和發展商;三、加強各分公司的合作。

此外,我還參考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攻略。美軍不會隨便大軍出擊,而是以三名各擅勝場的精英合成一組,先深入敵方陣地,一發現攻擊機會,才要求增援。我建議成立一支這樣的特種部隊,四處尋覓優質的目標。於是,我離開了獲利最多的部門,改為開拓特種部隊,成立了中國業務發展部。由2008 年初至2009 年7 月辭職自行創業,這十八個月裏我不斷接觸各級政府、發展商和企業,包括中國人壽、海南航空、國家開發銀行和交通銀行等,發現了很多機會,給公司帶來很多生意。

內地開放私募基金,成為創業機會

可是,憑我一己之力,始終難以改變二百多年歷史的公司。仲量聯行是跨國公司,有自己的性格、規矩和限制,這些限制有時令我錯失良機,有志難伸。剛好, 中國政府在2009 年開放私募基金門檻。私募基金說穿了是服務性行業,服務投資者,為他們帶來回報,也給自己帶來不小的回報。你不是中間人、代理或經紀,那些買賣只是一次性;你做的是替投資者經營。若表現出色,聲譽將愈來愈好,交託到你手上的資金也愈來愈多。

而說到地產業,真正的命脈是金錢而非物業,只要你能控制財源,其他問題自然迎刃而解。2010 年初, 國家開始宏觀調控,私募基金的真正機會出現了。當時,受4 萬億元經濟刺激方案影響,國企被迫接受巨額貸款,只好投資在獲利最多的房地產。於是,這4萬億元大多直接或間接進入房地產領域;加上銀行貸款寬鬆, 2009 年一年間樓價暴漲,升了三成多。

這令中央政府大為憂心。很多市民抱怨樓價太高,人心不穩,政權便容易不穩。人人有屋住是最好的,因買房子而欠債纍纍的人最容易管。香港「打工仔」是全球最服從和最專業的員工,深層次原因是大家都有債務在身。當市民負擔不起樓價,便不會負債,人心就易亂。此外,樓價一年暴漲三、四成,令樓市變得脆弱;樓價一跌,最受打擊的是銀行,而金融安全是中國的最重要考慮之一。

2009 年底, 中央指出不可再放任不管,便推出很多政策,但都不太見效。2010 年4月17 日, 國務院宣布推出《新國十條》,其中包括:一、第二套房首期加至五成,第三套房由各地政府酌情決定是否批核貸款——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四市便拒絕貸款予第三套房買家。二、發展商須多墊支。2009 年為了刺激經濟, 資金要求降至20%,例如就1 億元的項目,發展商只需出資2000 萬元,其餘向銀行借貸;《新國十條》把資金要求加至35% 。可是,有見貸款條件收窄,有發展商便改用信託名義向銀行借貸,稱為「銀信合作」。於是在2010 年6 月, 政府就此再推政策。政府差不多每兩星期推出一項新政,就是為了收緊地產商的資金來源,令他們無法憑借貸大幅開發地產。那為私募基金帶來需求:前年,私募基金並無市場,因為既然投資地產可以靠廉價的銀行貸款,誰會讓私募基金入股?去年形勢逆轉,開發商貸款愈來愈難,賣樓又愈來愈難,私募基金則願意分擔風險,於是逐漸為開發商接受。

內地商業地產市場取代住宅市場

我們公司的角色,是組建私募基金發展商業物業——定義是辦公室、商場、酒店或服務式公寓,這些是有固定收益的。那和住宅物業不同,那通常是發展商買了地,向銀行貸款建樓,施工支出也可先由承建商墊付,完工再付,然後就賣樓花。這種模式能帶來很不錯的現金流,除了要付錢買地, 及後所有現金都來自他人——銀行、承建商和買家。只要有足夠的現金流,再度買地,三至五年後必定大賺,因為根據過去十多年的經驗,樓價長升長有。這是一種不斷滾動的模式。綠地集團原來只有2000 萬資金, 不到十年, 每年銷售額便超過500 億。就是這樣滾出來的。

我們做商業物業,是因為希望做其他人不熟悉的事。發展商想開發商業物業,便要找專家合作。為何他們願意轉型?第一,目前國家收緊住宅物業,發展商要另謀出路。第二,經過多次宏觀調控,發展商明白不能只靠滾動經營,而應保留部分收租物業,否則一出現宏觀調控,公司業績便慘不忍睹。第三,中國政府不再出售純粹住宅地,因它欠缺生活設施,居民怨聲載道;而且住宅賣出後,政府不再有收益,與興建購物中心不同,商家需繼續繳稅予政府。因此,現在政府要求住宅發展商要作住宅地域規劃,而最有效方法就是設置辦公室。內地有個說法叫「樓宇經濟」。跨國公司租入辦公室,企業和員工便會在該地交稅,為地方政府帶來收入。宏觀調控改變了地產界的一貫規則,大家不可再一窩蜂憑住宅物業獲利,而要從事商業地產。我們被視為這方面的專家。

仲量聯行的基礎對我也有幫助。2003 年起, 我已不斷獲邀亮相報章雜誌電視,曝光不斷。我一直是仲量聯行亞太區的首席發言人,這對其後的事業發展甚有幫助。與客人初次見面時,若能被認出,他便感到親切。而且,中國人仍相信媒體,認為我經常上電視,會較可靠。

我們組建私募基金,得到投資人的資金,再負責物業開發和管理。我們的收益與物業的增值相關。因此,我會仔細跟進物業的各種細節,例如要怎樣裝修、租客何時到期、是否要換另一個租客等。地產商也是合作夥伴,大多數發展商靠關係獲得土地,但欠缺相關專業,不懂得怎樣利用這片土地,故須要和我們合作,讓我們擔任開發經理。這種模式與美國的房地產相似。香港則不同,發展商財雄勢大,有能力自行買地,然後自行規劃興建和出租。美國房地產則分工細緻,發展商只管發展範疇,資金由別人提供,如私募基金、保險公司或富人。我們就提供資金,並擔任開發經理,收取費用。我們代為規劃項目,聘請建築師和施工隊建樓,然後在市場推售。

慷慨才能建立關係

現在我們的團隊只有十多人,我們貴精不貴多,只挑選潛質最高的項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的公司有合夥人,他們來自行內各個範疇。我以前不是發展商,所以找來曾任發展商的朋友當合夥人。

要擴展業務,就要多結識內地的合作夥伴。其中一個最出色的是北京的全國工商聯會地產商會,共有4000 多名發展商會員。商會的核心人物和我們長期合作,已經有成功例子。這些人脈肯定了我們的辦事能力,對其他會員有宣傳作用。

要成功建立關係,首先要忘記自己是香港人。我連造夢也是講普通話的(笑)。中國人重視感情,不一定老計較金錢。當別人看到你真心真意玉成好事,往往有人不計成本來幫助你。當然,事後要慷慨,別人應得的一份,你不要吝嗇,甚至要多給一點,這樣他認定了你是好人,以後也不會欺負你,甚至會在日後幫助你,因為他覺得幫了你之後也有好處。在大公司工作就沒有這種自由,因為公司已設好預算,你不能給合作夥伴豪爽一點。

寄語加入地產業的年輕人

年輕人如想加入地產業,可以先效力大公司,汲取經驗,例如太古、新鴻基、和黃。你會學到如何通過團隊合作解決困難。這是學習開發項目;如想學習集資,最好加入投資銀行。

我個人也曾培育不少年輕人。任職世邦魏理仕時,有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通過朋友介紹與我會面,但我發現他根本不會英語。第二天早上,他給我一封信,說知道自己不獲聘是因為不會英文,但他已報讀某英文學校,保證半年內能操流利英語。第三天早上,他又守候在門口,我決定聘請他。我認為這個年輕人用心、勇敢、臉皮厚。英文只是一種手段,他如把這種精神應用在做生意,一定無往而不利。工作期間,他每發一封電郵,我都替他更正。若幹年後他告訴我,他經常溫習由我修改及發出的電郵,現在他已能與外國人溝通,更成為另一家代理公司的主管(因我也已離開世邦魏理仕),手下有二、三十人,既有華人也有外國人。我想說,我重視人的品質和態度,多於他在哪家學校畢業、會哪種語言。

身為上司,首先要選對下屬,然後盡心教導他,不能加以防備。那怕只有一點防備,你就會留了一手,對方也能感覺得到。我很清楚,只要下屬表現優異,我就能升官發財,他們也隨之雞犬皆升。相反,假如你和下屬互相防備,你不能升官,他也不能發財,這就是良性循環和惡性循環之別。根本差異在於你是否信人。我的性格容易信人,當然也會看錯人,那只能看開一點,當是一場風險投資。投資一百個項目,只要有五個成功,我便能賺大錢,餘下的九十五個只是過程。

我為人賞罰分明,遲到一分鐘也要罰錢。我故意遲到幾次,自己罰自己,樹立了威信。偷取同事客戶的員工我會嚴懲,並設立機制防止。你要讓大家明白遊戲規則,才能產生群體力量。我的團隊在一、兩年內由一盤散沙變成業界最強,有賴團結精神。

創造內地市場的規則

中國不斷改變,我們不能長年只用同一個框框看待中國,反而要思考如何突破。在香港,我只會跟隨規矩,但在內地卻要創造規則。規則還在變,若你能成功創造一項突破框框的產品,而此產品更與社會大眾利益一致,你就能創造規則。

我不敢自稱創造了規則,我們嘗試把地產業的資金與專業分開。只要有三數個項目成功了,大家便會對你刮目相看。下一步我正籌備更大的私募基金,由我方投資項目。長遠目標是同時具備投資和開發團隊,那不論任何項目都能手到拿來。

商業目標以外,我也有一個社會目標。過往的發展商只會盯著自己地盤內的一塊土地,卻不理四周的環境。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交通都有很多不足,我們中環的建築物都有行人天橋連接,但北京上海不可能。這種不便天天在刺痛著我們。我們公司做項目時會跳出自己的邊界,向政府建議如何規劃市區,思考公司的項目在區內扮演的角色,反過來促進社區的發展。

我希望內地城市的生活環境愈來愈先進便利,減少各種不必要的煩惱。我不看成是責任,而是一種興趣,否則就太沉重了。

嘉賓介紹

陳立民現任盛世太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專責房地產投融資、開發管理及資產管理服務。曾任職於香港置業國際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負責推銷中國內地房地產項目及開拓廣東省業務。之後加盟魏理仕及仲量聯行,負責領導上海及華東辦公樓部;2008 年創立仲量聯行中國業務發展部,曾與各級政府機構、眾多開發商、投資者及中國企業合作。

陳志輝 香港中大文學EMBA課程主任 謝冠東 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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