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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中國應以改革為重 明年增長目標定為7%即可

世界銀行（世行）今日敦促中國政府放棄硬性增長目標，認為即使明年官方經濟增長目標降至7%，中國也可承受，還能保證就業市場健康發展。

世行今日發布報告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結構性的，並非暫時的。如果國內經濟急劇下滑，中國有給予經濟刺激的空間。預計2015年的經濟目標將釋放政策優先的信號，2016年經濟增速將放緩至7.1%。世行鼓勵中國政府以改革為核心，估計在改革第一年，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可以提高0.8%，改革五年後，中國的經濟增速將提高3.5%。

世行的高級經濟學家Karlis Smits在今天的媒體發布會上說：

“中國釋放的政策信號應該是以改革為重，不應是滿足特定的增長目標。”“我們認為，明年可以達到7%的指示性目標，維持就業市場穩定需要達到預示的這種增長水平。”

世行指出，若要將政策重心放在達到雄心勃勃的增長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就要依然以支持內需為本，並非以改革為導向。這是長期存在的擔憂。一些中國分析師認為只有改革才能推動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但世行持謹慎態度，認為一切改革帶來的增長動力都不會像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那麽強大。

本月21日公布的第三季度中國GDP增長年率為7.3%，創六年新低。面對明顯回落的經濟增速，很多人對中國今年能否達到7.5%的全年GDP增長目標充滿疑慮。21日當天，李克強總理承認中國經濟依然面臨不小的下行壓力，但又說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對面臨的挑戰也不掉以輕心。

今年9月10日天津舉行的2014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李克強致辭時提到：

“看中國經濟，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單科’，更要看趨勢、看全局、看‘總分’。我們堅持區間調控的基本思路，只要經濟增速保持在7.5%左右，高一點，低一點都屬於合理區間。尤其應當看到，穩增長是為了保就業，調控的下限是比較充分的就業。”

本月山東、江蘇、四川等8個省（區、市）會議均認為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增大，四季度要沖刺穩增長的經濟工作。專家認為，本屆政府堅持底線調控，一旦面臨經濟失速威脅，肯定要出手“救市”，不應僵化理解經濟“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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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應以「物聯網」發展為重 —— 一兆美元的機會與挑戰

潘功勝：外匯管理應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目標

日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在京舉辦2016年分局長高級研修班，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各項部署，研究分析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外匯形 勢，圍繞外匯管理中心工作進行培訓和研討。國家外匯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潘功勝進行專題講座，各副局長，各外匯管理分局（外匯管理部）、局機關各單位相關 負責同誌參加。

潘功勝指出，2016年以來，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外匯管理部門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人民銀行黨委的指導下，一方面，狠 抓改革攻堅，繼續推進簡政放 權，改革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外匯管理，完善資本項目結匯政策，配合人民銀行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推廣至全國，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另 一方面，強化風險防控，加強真實性合規性管理，嚴厲打擊外匯違法違規行為，維護外匯市場穩定。同時，加強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確保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

潘功勝強調，對當前外匯形勢要客觀評估和準確把握。2016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基本平穩，外匯市場供求趨向基本平衡，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明顯緩解。 雖然世界經濟環境仍然錯綜複雜，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較多，但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轉方式、調結構穩步推進，經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經常項目持續順差，外匯 儲備依然充裕，我國對長期資本的吸引力較強，未來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將有望保持基本穩定。

潘功勝指出，外匯管理部門廣大幹部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緊緊圍繞黨中央、國務院以及人民 銀行黨委的各項部署，以服務實體經濟、提高外匯資源配置效率為目標，以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外匯市場發展和防範跨境資金流動風險為重點，做好下一 階段外匯管理各項工作。

一是推進外匯管理重點領域改革，加快外匯市場發展，有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做好與市場的溝通，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二是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預警，支持銀行完善展業自律機制、嚴格履行真實性合規性審核責任，保持對地下錢莊等外匯違法違規活動的高壓打擊態勢，維護我國經濟金融安全。三是優化外匯儲備經營管理，切實發揮外匯儲備維護國際收支的功能和作用。四是紮實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進一步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

研修班還結合當前外匯形勢進行了研討，並邀請有關專家學者進行了授課。

楊凱生：國企降杠桿，出資人應以適當形式註資

“企業杠桿率過高這一問題的本質是企業資本金不足，企業出資人缺乏對企業的資本註入責任，缺乏把企業杠桿率穩定在一個合理水平上的有效機制。”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楊凱生在15日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中表示。

數據顯示，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雖然略有下降，但其中國有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還是由61.2%上升到了61.5%。楊凱生認為，“三去一降一補”中的降杠桿並不容易，需要進一步從根本上找到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穩定國有企業負債率的有效辦法。

去年10月國務院出臺《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提出了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主要途徑。其中降杠桿的7條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積極推進企業兼並重組，提高資源整合與使用效率;二是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形成降低企業杠桿率的長效機制;三是多措並舉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在做好存量資產清理、整合工作的基礎上采取多種形式予以盤活;四是多方式優化企業債務結構，降低企業財務負擔;五是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幫助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渡過難關;六是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因企制宜實施企業破產清算、重整與和解;七是積極發展股權融資，形成合理的融資結構。

楊凱生表示，不少人似乎還只是把主要註意力集中到其中的債轉股甚至核銷債務等方面，但這畢竟只是治標之計、應急之策，應當找到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長時間來杠桿率高、負債率高的根本原因。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推出了幾項重要的國企改革措施可統稱為“撥改貸”——將企業的基建所需資金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將企業所需的一些挖潛、革新、改造資金由國家撥款也改為銀行貸款;將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由財政管理，財政、銀行分別供應的做法改為由銀行統一管理。

楊凱生認為，這一系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增加企業的經營責任，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並進而將企業和銀行打造成真正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但是，由於相應的配套政策不夠完備，這些做法使一大批國有企業經常性的資本金補充渠道變得狹窄了。

“盡管國家曾先後規定企業應當建立自有流動資金補充制度，也曾明確規定有關項目建設必須有一定比例的‘自籌’資金，銀行才能貸款等等，但這些要求在實踐中往往讓步於‘發展’的需要，落實得都不夠堅決，不夠理想。因此，銀行貸款成了企業生產經營和發展擴大所需資金的最主要來源。”楊凱生說。

他表示，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企業所需的資金必然越來越多，各種形式的融資就必然越來越多，企業杠桿率必然越來越高，財務負擔必然越來越重。與此同時，銀行貸款資本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大量銀行貸款沈澱在企業中充作資本金使用而難以盤活，銀行信貸資金的流動性越來越弱。

楊凱生表示，以管資本為主來管理國有企業，還應該包括一個內容，即國企出資人、國企監管人有責任維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的穩定。

去年在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三十次會議通過的有關文件中，一是強調要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出資人的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二是明確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的重點，包括對國有企業的資本金註入;三是要建立企業負債約束機制等。

楊凱生認為，如果不能認真落實這些要求，所謂的各種去杠桿手段只能一時見效，不需多長時間企業的杠桿率仍然會周而複始地不斷攀升。

楊凱生建議，國有企業的出資部門、行使國有資本管理職能的部門應對所管理的企業分行業、分規模確定負債率標準，對企業所有者（出資人）進行約束——企業所有者如果認為某個國有企業需要繼續持有、應該繼續持有，那就要在企業經營發展的過程中隨時關註它的資產負債率變化，一旦臨近或超逾負債率標準，就要以適當形式向其註入資本。

保監會回應“險資舉牌”：股權投資應以財務投資為主

2月22日消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將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保監會副主席黃洪、保監會副主席梁濤一同出席，介紹2016年保險業監管和改革發展情況及2017年監管工作安排，並答記者問。

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回應“險資舉牌”現象稱，保險資金運用一定要堅持穩健審慎的原則，股權投資應該以財務投資為主。

陳文輝稱，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特別註重要求市場主體遵循保險資金運用的基本原則，有幾個方面：一是險資一定要堅持穩健審慎的投資理念，要求保險資金在投資中應當以固定收益類的產品為主，股權等非固定收益類的產品為輔。股權投資應當以財務投資為主，戰略投資為輔。即使是戰略投資，應當是以參股為主，控股為輔，這是我們基本的原則和投資理念。

二是要堅持服務保險主業的方向，保險保障是保險業的一個根本功能，保險投資是一個輔助的功能，是一個衍生的功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保險保障的功能。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保險公司把保險投資當做主要的工作來抓，而把利潤也主要押寶押在保險投資上，這是不對的。

三是堅持長期投資、價值投資、多元化投資。這是保監會要求的基本原則，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整個行業基本遵循了這樣一個原則，比如2016年的數據，2016年保險資金運用的余額是13.4萬億元，比2012年翻了一番。主要特點：首先是固定收益的投資為主，占到了固定收益類的投資比是77.5%，權益類資產占比是22.5%。股權投資中絕大多數也是財務投資，控股投資非常少。二是多元化配置的格局初步形成。目前保險資金運用結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保險機構比較相近，尤其和美國比較相近。

社科院五條建議呼籲降低宏觀稅負 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藍皮書課題組今天(28日)下午發布五項建議，建議2017年政府以降低宏觀稅負為重心，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共同發布《經濟藍皮書春季號：2017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並舉行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

課題組表示，當前，我國經濟依然面臨著結構性減速壓力，由於短期平衡經濟波動的有效手段主要來自需求側，因此，在經濟存在下行壓力時，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仍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措施。然而，財政收入持續低速增長，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難度顯著增加，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目標，支持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並重兩手抓，將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從結構性減稅深化為降低宏觀稅負。

課題組認為，應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強財政風險防控及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加快構建新的地方稅體系，適度擴大地方財政稅源;做好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工作，認真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課題組具體提出五項建議：

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目標，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並重

課題組稱，首先需要明確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目標及其實現路徑。經濟理論表明，供給與需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兩方面基本力量。只有供給與需求彼此適應、協調均衡提升，長期的經濟增長才能實現。因此，以“穩增長”為核心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應著力對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發揮其重要作用。

在當下，支持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是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實現途徑。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給側改革，核心是為實體經濟減輕稅費負擔和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市場需求方面下功夫，努力改善企業發展的需求環境。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在於市場需求，如果沒有市場需求，企業就沒有發展的空間和動力源泉。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目前複雜的經濟形勢下，應有意識地加強積極財政政策對擴大內需的作用，如何有效啟動市場需求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切實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

課題組稱，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的要求。近幾年實施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對降低企業稅負無疑起到了積極作用，我國稅收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然而，總體上看，我國企業的宏觀稅負依然處於較高水平，具體體現在如下方面：非稅收入快速增長、個人所得稅增長過快、企業增值稅負擔過重等。

在我國經濟增速減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的形勢下，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有利於增強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恢複活力，從而促進企業增加投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刺激產業發展。政策模擬也顯示：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有助於我國實際GDP增長，有利於降低通貨膨脹水平，有利於我國出口和社會福利提高等;並且要進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費為企業減負。

同時，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在必行，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平、提高高收入群體所得稅水平為基本方向。

均衡國民稅賦，盡快實施房產稅和遺產稅

課題組稱，目前，我國高度依賴流轉環節的課稅。換句話說，我國主要依賴向勞動者課稅，而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課稅力度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就稅賦公平而言，單純向勞動者課稅(而不向食利者課稅)，基本忽視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課稅，這不僅背離公平和效率原則，而且削減了稅收引導資本流向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功能。

充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在促進企業創新中的作用

課題組稱，應確保財政科技投入的增幅明顯提高，形成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投入體系。從促進科技創新角度出發，大幅度增加對科研機構基礎研究和產業應用研究的投入。綜合運用稅收激勵政策、無償資助、貸款貼息、風險投資、後補助、償還性資助等多種投入方式，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給予重點支持，發揮財稅政策的導向和分擔風險作用，鼓勵和吸引更多的企業資金進入技術進步和創新領域。

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課題組稱，首先，分稅制帶來的市場分割、戶籍制度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阻礙、金融領域的資源錯配等問題是造成國內資源錯配和效率損失的重要因素。要積極完善分稅制，推進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使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財權相匹配。一方面，適度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權，適度提升地方財政的收入比例，適度擴大地方政府對現有財政資金的支配權，提高中央向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有更大權限支配財政資金;另一方面，理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教育、醫療、養老金、環境等部分事權回收中央，由中央財政統籌劃撥，地方負責執行，由此理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關系，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其次，用好積極財政政策，促進收入分配調整。

課題組稱，目前，城市和農村內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組家庭平均總收入是最低組的約12倍，農村則高達27倍。收入分配改革應當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參與收入分配的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收入分配不合理，會影響各要素所有者參與社會財富創造的積極性。財政政策對調節初次分配過程中造成的過大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功能，通過優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保障人民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加大民生支出，逐步提高所占比例，有助於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國內千萬資產家庭達147萬 胡潤：高凈值人群理財應以保本為主

每經記者 邱德坤 每經編輯 趙橋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內家庭財富的資產規模和高凈值人群數量不斷增加。作為中國高凈值人群重要組成群體，年齡在40至49歲的主力高凈值人群，又將如何進行投資？

9月16日，《中國高凈值人群醫養白皮書》（2017）（以下簡稱《白皮書》）在廣州發布。泰康與胡潤研究院連續第三年發布的該《白皮書》顯示，截至2017年1月，國內擁有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數量已達147萬，比去年增加13萬，增長率達9.7%。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基於主力高凈值人群的特性，他們並非要追求高收益，建議以保本為主。

胡潤發布《中國高凈值人群醫養白皮書》（2017） 每經記者 邱德坤 攝 

千萬資產高凈值人群55%為企業主

上述《白皮書》顯示，廣東連續第二年成為擁有最多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的地區，比去年增加2.8萬人，達到26.8萬人，增幅11.7%；北京第二，千萬資產高凈值人群比去年增加2.5萬人，達到26.3萬人，增幅10.5%；上海第三，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比去年增加2.5萬人，達到23萬人，增幅12.2%。

《白皮書》發現，在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構成中，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群構成：企業主占55%、金領占20%、炒房者占15%和職業股民占10%。

而今年的《白皮書》在廣州發布時，重點呈現了珠三角地區的特色。胡潤百富的一位工作人員提到，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是417萬元，高於全國平均值的339萬元。

胡潤百富市場調研副總監謝穎進一步表示，相對於全國高凈值人群，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人群顯得更會“享受生活”，尤其在“體育運動”、“旅行度假”等休閑娛樂主題上。而醫療需求方面，珠三角地區高凈值人群表示“有明顯提升”的比例高達45%。本人養老規劃上，未來打算入住“高端養老社區”的比例較高，尤其在深圳地區，超過八成的人表示出較強的意願。

胡潤稱，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家庭較多，就財富的階段來說，珠三角地區一直走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前列。珠三角地區的醫養產業發展，可以對全國起到引導作用。 

主力高凈值人群理財偏向“穩健型”

值得註意的是，主力高凈值人群在投資上面，更為重視風險。《白皮書》指出，主力高凈值人群的理財態度，越發偏向“穩健型”，風險控制成為他們在理財過程中首要關註的因素。數據指出，90%的主力高凈值人群認為，“規避風險”在理財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胡潤認為，保險的特性類似一名“守門員”，既可以保護自己的財產，也可以獲得一定的收益。這也是為什麽，國內這幾年的保險市場呈現快速增長。

《白皮書》提到，作為保障型投資，從主力高凈值人群的投資理財現狀來看，保險以92%的選擇率，位列理財方式的首位。在未來計劃增加配比的投資上，“保險”也以82%的選擇率排名第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會上了解到，主力高凈值人群對風險的重視，與其自身特性有關。

《白皮書》調研發現，自身健康、父母養老、子女教育，是主力高凈值人群的三大核心需求。《白皮書》進一步解釋，每個主力高凈值人群的家庭中，有3位平均年齡在73歲的老人需要贍養；超六成家庭有1位小孩需要撫養，高中及以下年齡段的孩子占比70%。在生活困擾上，“自身及家人健康”以61%的選擇率排名第一，其次為“父母養老”（57%）和“子女教育”（55%）。 “健康”（82%）和“養老”（73%）是主力高凈值人群最為關註的兩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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