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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生：中國消費者正從價格敏感者變為價值追求者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今天表示，全球化進入到了下半場，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國際環境風險明顯大於機遇，中國需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高水平的開放、高標準的改革和高質量的發展。

張燕生是在北京舉行的第十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上作題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國際經濟環境》的演講時如是表示的。他說，過去5年全球貿易低迷，增長率低，國際貿易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熄火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4月的預測報告提到“全球經濟面臨著廣泛的停滯風險”。回顧過去8年，全球仍然缺少需求，潛在增長依然乏力。

他表示，貿易摩擦、貿易戰、貨幣戰很可能給全球造成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包括美國對中國的鋼鐵反傾銷調查、歐盟議會關於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投票。貿易摩擦的根源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這個地球村沒有一個合理的全球治理結構，這一問題短期內也不可能解決。全球化進入到了下半場，風險明顯大於機遇。

張燕生表示，面對這樣的國際環境，中國需要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在外需不振的情況下，中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有“兩個輪子”，一是“一帶一路”，另一個是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構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的網絡，中國下一步將用資本輸出來帶動商品輸出，同時通過三步走的策略推動全球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發展。

中國還應推動高水平的雙向開放。中國從之前的外向型模式，到出口和引資雙輪驅動模式，下一步要推動內外需的平衡、進出口的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平衡，以及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從過去的出口和招商引資，到雙向開放，中國的利率、匯率、價格、貨幣等都需要調整。

“下一步推動高開放的實質是高標準改革，而高標準改革目的是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張燕生指出，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核心，90%以上的工作不是放在開放上，而是放在高標準的改革上。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和過去最大的區別，是過去的開放是通商的開放，而TPP是要推動邊境後的政策，要符合美國的標準。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的開放，本質是國內的競爭政策、國內的產業政策和國內各個方面的政策是否能夠符合一個更高的市場經濟標準。

國際資本流動的格局正在發生新變化。數據顯示，去年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是1.7萬億美元，仍然低於2007年的1.88萬億美元。2015年流入美國的資本是3840億美元，比2014年增長了4倍，去年流入發達國家的資本是9360億美元，比2014年增長了90%。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凈流入了7350億美元。

張燕生認為，這種資本流動的拐點性變化，預示著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格局在變化。最近幾年中國的外貿呈負增長，中國引進的外資是個位數的增長，對外投資卻是兩位數的增長。在當前國際資本流動格局下，應該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一個更好的制度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講，無論是中美還是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的談判其實是有利於美國和歐洲，也有利於中國的。

他還提到，可以考慮讓高標準的BIT談判、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起到加入WTO一樣的作用，來倒逼投資環境，倒逼市場環境，倒逼企業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張燕生強調，在工業4.0時代和工業的物聯網新科技革命時代，中國必須走出去，來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機遇。上一輪科技革命所產生的效益是綜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應鏈管理，所帶來的變化從分工的角度來講，是工序分類分工、產品分類分工，而這一次是在全球尋找碎片化、個性化、本地化的需求。哪兒有需求，資本就會在哪兒安家，所以中國資本必須走出去。

中國的要素結構也要轉向中高端水平。在張燕生看來，30多年的代工黃金時代結束了。中國的消費者正在從價格的敏感者轉變為價值的追求者，而且學者預測，在未來5年，中國老百姓要買好商品、好服務的人數會倍增。因此，中國下一步將會出現新消費結構、新需求結構誘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新趨勢。

張燕生：“雙引擎”助力制造業轉型

如何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的轉型？3月1日，由中國新聞社財經新媒體中新經緯主辦的“財經中國V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給出的答案是發揮“雙引擎”作用，一方面是促進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放權給基層、青年、小企業，另一方面不能把創新的責任和工匠精神培養的責任只交給企業，各級政府要著力解決目前企業缺技術、缺品牌、缺人才、缺訂單、缺資金的各種問題。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也認為，在經濟新常態的條件下，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在全社會掀起一股創新創業的熱潮，這將有助於中國從“制”造走向“智”造。

在張燕生看來，中國雖為大國經濟，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學習的卻是小國經濟的模式，也就是組裝。一直到今天，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國的出口，有三分之一是組裝產生的。“中國從組裝到制造，從制造到創新，我自己的看法是到現在為止還談不上(中國)智造。”

張燕生指出，過去的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有兩組模式，一組稱為“養孩子”，就是發展民營企業，發展市場因素，發展內生性增長因素;還有一組模式稱為“領孩子”，也就是招商引資。現在的中國要想從生產制造轉向智造和創新，這兩組模式的轉型都很難。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曹和平的觀點更為樂觀，他將目前這次技術革命叫做靜悄悄的海嘯式革命。他認為，中國制造處在重大歷史階段，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窗口期。抓住這次新技術革命的機遇期，將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爆發式、幾何級數的增長，中國經濟走出中低技術低谷時，能夠看到技術變量給中國帶來的飛躍式發展。

“中國智造不是要替代和完全否認中國制造”，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必須要對自己的人口、國情以及我們的複雜社會現狀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不能幻想說變成了去工業化，徹底告別密集制造業。

王文認為，因為推行中國智造，我們要告別世界工廠，要跟世界工廠說再見，這個說法可能過於樂觀，也過於脫離目前的實際。他表示，不要忘記中國制造，不要忘記中國制造在過去的三十多年、四十多年，甚至是半個多世紀對於中國的發展立下的汗馬功勞。

在制造業出口方面，商務部國際經濟貿易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為，中國要從制造業大國走向制造業強國，單獨依靠貨物貿易是難以支撐的，要走向貿易強國，一定要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兩條腿走路，相互支撐，制造業強大了，配套服務業一定要跟上。中國的高精尖制造業如果配套服務很落後，一樣賣不出去。比如科技含量比較高的IT產品，配套產品也要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