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琳終於在2015年春節期間住進了新建的三層大樓,為了慶祝,他在村里舉辦了一場酒席。但與這種喜慶的氣氛並不合拍的是,一群又一群黑壓壓的蒼蠅像直升機似的,正在“嗡嗡”地與酒席桌上的人們“搶食”。
這已經成為該村一個習以為常的現象。陳琳是海南省儋州市某鎮的一位村民。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村里的蒼蠅如此繁多和猖狂,罪魁禍首是積壓在村口的那幾座垃圾山。與其他幾十家新建的樓房相同,陳琳的新居也處在離村口僅幾百米的地方。
春節期間,記者從該鎮車站乘坐三輪車出發,目的地是陳琳所在的村莊。整個過程中,記者一共經過了5個村莊。三輪車每行至一個村口,迎面而來的是一股使人不得不用衣袖掩面、停止呼吸的異味。原來,一座座垃圾山已經包圍了這些村口。
這在全國農村俯拾皆是。“農村村邊河邊成了塑料袋、農膜、廢電池、農藥瓶、腐敗植物、工業廢品等混合體的傾倒場,若不及時有效治理,對農村生態環境造成巨大影響,對農村居民的生命生產安全帶來巨大隱患。”全國政協委員王書平最近稱,這是他兩會前夕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到基層調研的結果。
《人民日報》2014年年底報道,中國農村約有6.5億常住人口,每年產生生活垃圾約1.1億噸,其中有0.7億噸未做任何處理,相當於每年堆出200多座百層“垃圾高樓”。
農村處理垃圾困境
在酒席結束的第二天,陳琳一家照常把收拾好的垃圾用手推車推到了村口,讓它們等待下一個月從鎮上開來的垃圾車運走。
然而,陳琳說,由於垃圾車下村的數量和頻率太少,村口那座“垃圾山”每一次總是拉剩一半。而這剩下的“一半”繼續成為蒼蠅和蚊子以及老鼠繁殖的溫床。
地處亞熱帶的海南島,長年酷熱多雨。陳琳說,每當風雨來臨,村中各個巷口的生活垃圾就會跟風亂舞,隨水漂流,直至把所有的排水溝堵得水泄不通時,它們就再一次反沖家中。
等到風雨消停,那些沒有來得及收集的垃圾便在烈日下任由腐蝕發臭,最後“蒼蠅和蚊子到處飛,手腕粗的老鼠來回到處竄”。
根據本報記者的實地探訪和海南當地媒體此前的報道,海南部分農村的垃圾,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治理。
海南省住建廳有關專家曾提到,在各市縣城鄉生活垃圾日產量預測數據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海口、三亞、儋州。2014年,海口城鄉生活垃圾日產量預計達1419噸,2015年預計將達到1480噸,2020年預計將達到1688噸。而海南省城鄉生活垃圾日產量預計2015年將達到6137噸,2020年將達到7202噸。
一天6137噸垃圾是一個什麽概念?海南當地媒體《南國都市報》去年報道,按目前海南定安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日處理能力80噸算,需要處理兩個半月。按照瓊海生活垃圾焚燒廠日處理能力225噸算,足夠這個廠燒一個月。
目前,海南生活垃圾處理主要采用“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模式,各市縣也均已建成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但受全省生活垃圾收運體系不健全等因素的限制,部分鄉鎮生活垃圾尚無法納入無害化處理體系。
整個中國垃圾的處理方式大概如此。中國農業大學資源和環境學院教授李國學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介紹,目前農村垃圾處理主流模式之一是全集中處理模式,即通過村鎮收集、運輸、轉運網絡把農村生活垃圾納入縣級行政區統一的生活垃圾處理體系。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大部分縣級城市的垃圾終端處理還以填埋為主,填埋場建設規劃和容量的主要設計依據是所在縣城城區的垃圾產生量。當把縣城下設的村鎮生活垃圾收集起來運送到填埋場進行處理時,就會出現填埋場處理能力跟不上。
“盡管跟市縣相比,農村在垃圾處理方面相對滯後,但現在一些市縣的垃圾處理體系也還沒完全建成。”同濟大學教授、住建部村鎮建設司農村生活垃圾處理技術研究與培訓中心主任何品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不能把所有的農村垃圾都運到市縣上去集中處理。
僅37%行政村生活垃圾獲處理
陳琳獲取村里之外的更多信息來源於電視機。“我覺得我們村是最臟的,人家的肯定不是這樣。”他說。
但事實是,垃圾圍攻農村的態勢早就引起了國家層面的關註。“住建部至少在五年前就註意到這個問題了。”何品晶對記者說。比如,他說,2014年11月18日,住建部在召開的全國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時就指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
住建部部長陳政高在本次會議上說:“現在的農村很多地方是垃圾圍村,不少農民還生活在到處是垃圾的環境中。”
“這麽大張旗鼓地進行推動還是第一次。”何品晶對本報記者說,“會議就農村垃圾處理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指標,該會議啟動了全國農村生活垃圾5年專項治理,很有意義。我國正視農村垃圾處理問題相對較晚,積累的問題也比較多。”
中國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還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地方重視程度不夠;治理方法簡單粗放;經費匱乏,治理費用未納入地方財政預算。
不過,就經費問題,住建部副部長王寧曾表示,治理農村生活垃圾的費用,財政是可以承受的,各地政府也有這個能力。
中國正在加大農村垃圾處理的經濟投入。去年的官方數據顯示,2009年至2013年,各級財政用於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入逐年增多,平均每年增加20%;對垃圾進行處理的行政村比例年增長5個百分點以上。
針對農村垃圾管理模式和處理方式,王寧說,農村地域廣、農戶分散,垃圾收集、運轉的成本高,通過分類可以減量70%左右,可以使運營成本大幅降低。他表示,分類減量的關鍵在於簡便易行,村民能接受,不宜照搬照抄城市垃圾的分類方法,搞得太複雜不易推廣。
何品晶和李國學認為,農村垃圾治理需要因地制宜,決不能照搬城市的模式。他們還指出,即便是農村,不同地方的背景條件差異極大,處理方式也應該不一樣。
中國農村垃圾處理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經濟欠發達、縣域面積大的地方,推行源頭分類減量、適度集中處理模式;另一種是,經濟發達、縣域面積不大的地方,推行城鄉一體化模式。陳琳所在的村莊所采取的模式即是最後一種。
“不管哪一種垃圾管理模式和處理方式,沒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適的。”何品晶堅信,只有合適的才能可持續,而只有可持續的才能獲得持久的治理效果。
在基層調研多年,何品晶得出的經驗是,有些領導幹部對農村垃圾問題很是重視,但由於沒有找到合適的管理模式和處理方式而收效甚微。而有的領導幹部則是出於政績的考慮,簡單照搬城市的管理模式和處理方式。“這在剛開始的時候,看上去還蠻不錯的,似乎見效很快,但是過了若幹年以後就會出現各種問題。”
未處理的垃圾的危害
如果能夠再做一次選擇,陳琳說,他一定會在鎮上買一塊宅基地來修蓋房子。“那里幹凈。”已為人父的陳琳表示,他擔心那兩個還不到6歲的孩子的身體健康會受到村里環境的影響。
如今,陳琳所在的村莊已經開始有村民搬到鎮上居住,而且“將越來越多”。
陳琳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20年前,他還經常在村里的那條小溪邊“光著屁股抓魚摸蝦”。那時候,這條清晰的溪水還“可以直接飲用”。但隨著人口的增多帶來的生活垃圾的正比增長,這條小溪如今已經被垃圾淹沒,時時地從垃圾底下擠出烏黑色的液體。
在農村,人們通常看到的情況是,一些村民在處理垃圾時,常常將垃圾傾倒在附近的河流中,靠流水將垃圾帶走。
而這種做法則是致命的。張靜是海南省環境科學研究院主任研究員,她在去年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農村生活垃圾中大量的細菌、微生物和毒害物質被帶入水體,可殺死水中生物,將直接汙染人類飲用水安全。特別是在落後的農村,由於沒有自來水供水系統,如果還以河流作為飲用水水源,很容易爆發大規模傳染病。
而農村生活垃圾堆積產生的滲濾液,因垃圾中各種有害物質的衍生和溶出,可成為集有機物、重金屬和微生物於一體的綜合汙染源。滲濾液可滲入土壤使地下水受汙染,或者在雨水作用下,通過地表徑流流入河流、湖泊和海洋,嚴重汙染環境。
作為全國性的難題,農村垃圾治理首先難在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選址上,廣東打算用立法來解決這一問題。
11月29日,《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居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設施選址的決定(草案)》(以下簡稱《決定(草案)》)提交審議。當天下午,廣東省人大十二屆人大常委會還就推進農村垃圾管理工作情況向省政府進行了專題詢問。
村民反對拖慢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進度
據住建部測算,我國農村約有6.5億常住人口,僅生活垃圾如果按每人每日產生0.5公斤計算,一年可產生約1.1億噸垃圾,但其中有0.7億噸未作任何處理。
垃圾以村為單位統一收集,經轉運,運送至垃圾處理站處理,這是目前國內解決農村垃圾問題的普遍模式。
但在垃圾處理站的選址問題上,因擔心環境衛生問題,不少村民反對將站點建在村莊附近,導致在垃圾處理站的選址問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鄰避問題”,從而嚴重制約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設施的建設。而繼續沿用簡易填埋垃圾的做法將造成土壤、河流水體、大氣等方面環境汙染加劇,垃圾圍村問題也就久攻不下。
今年廣東省十件民生實事明確提出全面完成“一縣一場”建設任務,但截至今年10月底,仍有6個縣區沒有完成建設任務,其中2個由於選址問題至今仍未開始動工。
為此,《決定(草案)》明確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設施建設的公益性,強調選址建設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如果垃圾集中處理設施服務多個區域的,選址時可以由所服務的區域分別確定一個備選選址方案,然後進行備選選址方案比選。
《決定(草案)》還提出兩個原則——公開和誰汙染誰付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龍雲表示,選址的整個過程必須公開,“公開就會造成公眾參與,參與的過程會造成一個博弈,博弈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相對公平的、互相讓渡的過程,就是取得一個最大公約數”。
黃龍雲同時認為,一次性征地補償是不合理的,一旦處理設施選址確定,該設施服務區域的其他村鎮應當付費給設施所在村鎮,也就是長期補償。
垃圾分類處理不完善致源頭減量難
2015年11月,住建部等十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這是我國中央政府層面第一個專門針對農村垃圾的文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全國90%以上村莊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並且,提出了六大治理舉措,即建立村莊保潔制度、推行垃圾源頭減量、全面治理生活垃圾、推進農業生產廢棄物資資源化利用、規範處置農村工業固體廢物、清理陳年垃圾。
其中,推進垃圾源頭減量是一大難點。從2012年起,廣東就力推農村垃圾治理,不僅出臺了多個文件,省人大常委會在四年里專題詢問了3次,以督促政府落實責任,但是根據最新的省政府報告,目前農村垃圾分類減量和資源化的比例僅為33.55%,相對去年提升幅度很小,離2017年年底要達到50%以上的目標仍有不小的距離。
廣東省住建廳副廳長杜挺指出,主要是群眾的參與度還不夠高,另外,垃圾分類處理的鏈條還不完善也是垃圾分類和資源化比例低的原因。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環保咨詢專家陳善坤表示,農村生活垃圾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哪里來回哪里去,平時吃剩的東西可以作為肥料再回到土壤,另一方面,有些工廠生產的包裝物需要被充分回收,因為它是可以循環再利用。經過這兩項的減量後,一些產品確實不能再回收利用的,還是要逐步回到收運系統。
對於一些偏遠的地區,不僅要源頭減量,還要就近處理。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辛瀑提議,在農村使用小型的專用垃圾焚燒爐對垃圾就地集中焚燒處理,“現在有這種小型的爐具,產生的預熱先把垃圾烘幹,然後再進爐子高溫焚燒,垃圾燒到800度以上二惡英那些基本上沒有了,效果非常好”。
辛瀑認為,農村垃圾就地焚燒是根本性出路,既可解決轉運模式上高負擔、高成本、高管理等問題,也可解決垃圾處理站選址困難問題。
不過,陳善坤認為這些小型的爐具存在問題。一方面,國內還未形成針對這種小型爐的技術標準,另一方面,它產生的灰渣到底能不能夠再做堆肥處理回到土壤,這還需要進行檢測。
對此,辛瀑呼籲政府加強研發創新力度。據悉,廣東省政府明年考慮專項安排一個基於鎮一級垃圾處理專項設備的研發經費,加強在這方面的創新和研發。
垃圾處理不規範造成二次汙染
來自住建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末,全國58.8萬個行政村中,對生活垃圾進行無害化和非無害化處理的僅占37%,全國村莊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只有11%。同期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為95%,其中無害化處理率達89%。
在廣東,目前全省已經建成了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場113座,但是其中仍然有45.1%的處理廠沒有達到無害化等級標準處理的要求。另外,省人大委托第三方的評估發現,有相當部分的垃圾處理廠里面存在著作業不規範、管理不到位的問題,甚至對周圍環境造成二次汙染。
對此,廣東省人大代表莫坤寶提出兩個建議,一是借鑒汙水處理廠24小時在線監控手段,對垃圾處理站加強監督。另一方面,將處理站每噸垃圾的處理質量與企業的資金結算掛鉤,而非“僅僅按量付費”。
除垃圾處理站點外,村里的垃圾收集點長期堆積垃圾,反成汙染源。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建議引入PPP模式交給專業化的公司來運營,定時收集垃圾收集,“專業化的企業有很多技術,包括它的垃圾桶的設計,或者說它根本就不需要垃圾桶,直接來進行收運”。
此外,從垃圾收集到終端的垃圾處理,整個垃圾處理流程離不開“錢”。在十部門意見中,主要渠道是各級政府投資,除了中央財政,省、市兩級財政給予積極支持,費用將納入財政預算。另一個渠道則是鼓勵村集體出資和村民繳費,或者引入社會資本。
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政府運用財政手段,減少廳局的專項資金,增加轉移支付,使市縣政府財政兜底農村垃圾處理的所有費用,倒逼一系列與垃圾處理相關的制度的完善、落實。
“縣政府、鎮政府就應該去做這個事,特別是縣鎮政府財政兜底後,就必須對垃圾處理進行思考、完善和管理。省里的相關廳局就是管理和考核。”黃雲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