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之手如此無常，連渡邊三郎自己都驚訝身份的轉變——紡織工、日本兵、八路。
1940年9月下旬，山西榆社戰鬥到了第三天，日軍中二十幾人棄陣而逃。其中就有渡邊三郎，他來華已有兩年零九個月，應征入伍前在日本是名紡織工。
趁著夜色突圍，渡邊三郎還是沒能逃出八路軍的伏擊圈。負了腳傷的他，使盡力氣投出最後一顆手榴彈之時，八路軍的手榴彈也在他前方爆炸了。
渡邊三郎眼前一黑，一頭栽進深谷。醒來時，看到月光下寒光閃閃的刺刀，他被八路軍俘虜了。
等待他的不是“苦刑”，只是態度友好的問訊，他有些意外。
他親眼見過日軍是怎麽折磨八路軍俘虜的，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寧死不當俘虜”“當俘虜是帝國軍人最大的恥辱”。
這樣想的不止渡邊三郎一人。
在抗日戰爭前期，八路軍很難抓到日本兵。平型關戰役是八路軍首次與日軍交鋒，盡管消滅了千余名日軍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虜。那時，日軍傷兵只要有一口氣在，就要抵抗到底。
後來，情況發生變化。八路軍俘虜的日軍越來越多。冀中軍區在1938年以後的3年時間里，俘獲日軍六十多名，其中有不少軍官。1940年百團大戰，八路軍俘獲日軍281人。隨著戰爭深入，這一數字越來越大。
對日本戰俘頗有研究的國防大學少將徐焰分析，一方面，日軍長時間作戰，許多人開始出現厭戰心理；另一方面，八路軍的對日宣傳起了作用。
而挑起八路軍對日宣傳大梁的，卻是這些日本戰俘以及戰俘組織，比如渡邊三郎後來加入的覺醒聯盟。覺醒聯盟成立於1939年，是日本在華的第一個反戰組織，後來與“反戰同盟”合並為“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據1944年4月的統計，同盟成員已發展到253人，支部16個。
同盟的成員一般並不直接參加戰鬥，他們的武器多是喊話筒、宣傳單、電話筒和信件等。
戰鬥間隙，炮火喧天的戰場沈寂下來，此時變成了宣傳喊話、瓦解敵軍的良機。但八路軍官兵不懂日語，所學的日語喊話口號數量有限，效果不明顯。“反戰同盟”成員參加戰場喊話後，局面很快就打開了。
平日里，同盟成員會向碉堡里的日軍發動宣傳攻勢。他們現身說法，本身就是絕好的宣傳材料。太行支部的松田君原所在部隊戰友收到他的信時，部隊里便傳開了：“松田在八路軍里還活著呢！”這令發布陣亡公報的中隊長慌了手腳。反戰同盟還會印刷“不準打耳光！”的傳單，在日軍碉堡附近散發。日本櫻花節到來時，聯盟成員會給碉堡里的日軍打電話，給他們講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生活、日軍生活中的矛盾、戰爭的性質等。第二天，還會按照約定想方設法給日軍送去日用品、甜食和傳單。
這些努力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徐焰說，雖然有時達不到勸降效果，但日軍的戰鬥意誌沒有那麽瘋狂了。有些日本兵後來殺人放火，也有顧慮，開始想辦法消極對抗。戰後有日本兵回憶，部隊一提出掃蕩，他就裝肚子疼。開始時個別人這樣，日本軍官可以打耳光、踢打，但當一半以上都泡病號，軍官也沒了辦法。這也是抗戰後期日軍掃蕩減少的原因之一，反戰同盟的宣傳起了實效。
參加反戰同盟的這些日本戰俘，都很堅決。經過宣傳教育，日本戰俘多是誠心誠意反對戰爭，反對日本法西斯。因為他們已沒有後路。按照日本規定，戰場上一百個小時不歸隊，不管找不找得到屍體，他就被視為陣亡，他的家屬開始享受撫恤金待遇。這個士兵已經不存在，他再回去也活不成。這也是為什麽很多日本戰俘回憶說，“舊的我已經死亡，我開始新的生命”。
八路軍相信“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日本士兵大部分與我等相同，系日本統治階級壓榨下勞苦人民之子弟”，並允許他們發揮更大作用。1941年在陜甘寧邊區，日本人森健當選邊區參議員。1942年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日本戰俘主動參加勞動，並有多人成了勞動模範。戰爭結束後，反戰同盟里仍有很多人在為中日友好而奔走。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獻出生命。
“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里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小林清
我叫小林清，生於1918年，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人。家里做些小生意，父親小林熊太郎曾經是明治天皇時的皇宮衛士。
1938年被征召入伍時，我還在學校念書。放學回家時，妹妹向我鞠躬，說：“哥哥，祝賀你，征召令來了，你成為日本帝國的軍人了！”
參軍是日本家庭的榮耀，家里人為此宴請親友。母親縫了一條“武運長久”的紅布佩帶，拿到街上，遇到不認識的人，就請他縫上一針。這叫“千人縫”，來保佑出征的人平安。
當年11月，我來到中國膠東的煙臺福山縣，被分到獨立混成第5旅團19大隊2中隊。第二年夏，經過機槍射手訓練班考核合格，升為上等兵機槍射手。
1939年秋末，我隨隊參加掃蕩，一連數天都沒找到八路，還被當地農民帶入了八路的伏擊圈。隊員死傷過半，隊長野村下令撤退。我抱著機槍拼命掃射，掩護撤離。等子彈打完，彈藥手和小隊其他人早沒影兒了。我撒腿就跑，卻被一塊石頭砸中腦袋，昏倒在地。
醒來時，我發現自己躺在八路軍的擔架上。和所有皇軍士兵一樣，當時我的想法是，寧可被殺，也不能投降，不能做對不起天皇的事！我閉著眼睛大喊，“我不怕死，你們殺了我吧！”
開始我不吃飯，後來改變策略，伺機逃跑。
膠東軍區敵工科、八路軍五支隊政治部主任仲曦東，政委王文，先期被俘的日本士兵布谷等都曾找我談話，可我根本聽不進去。
每天早上，聽見八路的號聲心中就無比淒涼，看見敵工科的那幾個人就感覺非常討厭。時時刻刻想著逃跑，認為八路一身“破爛”：破鞋子、破襪子、破軍裝、騎破馬、拿破槍！
終於在一次夜行軍時，找到機會跑，都快跑到據點了，被老鄉發現，又被抓了回來。
從要跑到不想跑、從日本兵到八路軍的轉變著實不易，中間還經歷了一次“死亡”。
後來，八路軍五支隊抓回來一名日本軍曹。見到他，我大吃一驚：原來這俘虜正是我以前的班長瀨古。我的軍事技術和務實精神，都是瀨古訓練的。瀨古看見我，也跟見了鬼似的：“你……你還活著？”
從瀨古嘴里，我才知道，我已陣亡，骨灰盒和戰死通知書都已送到日本家里。我一聽就炸了，一股無名火躥到腦門子上：我們在戰場上拼死拼活地為了國家，為了天皇，結果卻把別人的骨灰給寄我家去了？！可見那些送回日本的骨灰盒里，裝的都不知道是誰的骨灰，死貓死狗的都有可能！
在那段時間里，我陷入了極大的苦惱之中。我不想逃跑了，只想這場戰爭到底是為什麽。1941年3月，我被送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在那里，我尋找到了答案，“日本發動的戰爭是非正義的，中國人民不是日本的敵人，相反日本軍國主義才是罪魁禍首”。為使中國和日本兩國的勞苦大眾從野蠻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就非踏著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道路前進不可，我決心為此貢獻自己的一切。
1942年9月，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剛一成立，即奔赴前線進行宣傳工作。在東海一帶，文登縣內部管理不嚴，士兵作風和紀律較松散，在八路軍的協助下，我和盟友們將大批日文宣傳品和慰問袋送進文登縣城。日軍收到後，將宣傳品收藏起來，躲到馬廄里、廁所里偷偷閱讀。
接著，我們又趁熱打鐵，開展對縣城里日軍據點的喊話。
開始，日軍長官極為惱怒，罵我是“賣國賊”、“沒骨氣”，並要開槍，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我意識到需要變更喊話內容，開始用聊家常的語氣，說起家鄉和日本兵熟悉的事。據點內慢慢平靜下來，後來我們聊到了時事和戰爭。
喊話結束時，同盟隊員對日軍唱了一首歌：“明月偏西掛樹梢，寒風淒淒樹葉兒響。年老父母種稻又插秧，依然忍饑受餓度時光。……”在帶著寒意的秋夜里，歌聲更顯淒涼憂傷，讓據點內的日軍想起了遙遠的故鄉，勾起了他們的孤寂和辛酸。
當我們離開據點時，日軍高呼：“謝謝你們！但一會兒我們得向你們開槍，跟上級匯報可以說擊退了一次攻擊！”果然，等我們走出據點好遠時，身後響起了機槍聲、步槍聲。此後，這個據點的日軍很少騷擾周圍村莊的百姓。
反戰同盟主要通過戰場喊話、電話、書信等方式來對抗日軍。我的工作不止於此。
戰爭打到後期，八路軍繳獲的日軍武器越來越多。為了能讓戰士們盡快掌握這些較先進的武器，我們舉辦了日本機槍射擊訓練班。因為我對日本各種武器和戰術較為熟悉，便擔任了八路軍的軍事教官，詳細解說日本機槍的構造、性能、零部件、射擊中目測距離的方法以及維修方法。
在保衛膠東抗日根據地時，我還拿起武器與日軍直接作戰。1942年11月，日軍開始對膠東根據地進行冬季“大掃蕩”，這是膠東抗戰史上日軍發動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掃蕩”。
情勢危急。在我的再三請求下，部隊領導同意了我參加掩護突圍的戰鬥。在爭奪陣地中，我聽到日軍指揮官隱隱約約地大喊開炮的聲音，立即叫八路快轉移陣地。剛撤離一會兒，日軍的炮彈落在突擊隊剛才的陣地上。突擊隊轉移到另一個地勢更高的陣地，我迅速架好機槍，猛烈射擊起來。就在這時，一發炮彈落在機槍旁邊，彈藥手頭部中彈犧牲，我只覺得胳膊上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也負了傷。但顧不上包紮，抱著機槍橫掃，掩護其他人撤退。這時，司令部和老鄉已經突出包圍，走遠了。我邊打邊撤，突出重圍後，才被擡上擔架，送往後方醫院。
在和山東軍民共同對日作戰的3年中，我負過傷，也立過功，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有人誇獎我的貢獻，但我最想感謝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他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