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到2006年之間一段賣心臟支架的經歷，讓王明理（化名）對心臟介入專家的看法大大改變。在他看來，專家之所以在病人身上用那些無證的支架，邏輯其實非常簡單：這些產品的回扣更高。
王明理曾是北京一家經營心臟介入手術產品的醫療器械公司銷售員，他的主要工作是推銷心臟支架。他說，當年的市場情況是，一個國產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賣給醫院的價格是27000元，一個進口支架的出廠價是6000元左右，賣給醫院是38000元，醫院進貨之後，再加價15％賣給病人。近年來，因為競爭日漸激烈，價格有所下降，但仍在萬元之上，遠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相比更是高得離譜。業內有說法稱，同樣是一台心臟支架手術，在中國所花的費用，相當於在印度做完之後再在印度旅遊一圈。
支架出廠價與醫院進貨價之間的高達數倍的利潤，不可能僅僅歸王明理他們這樣的公司。某種意義，王明理和他的同事們的工作，就是將利潤向安裝支架的介入專家傾斜，以維持整個系統的平衡。
王明理的主要服務對象由兩種人組成：北京知名醫院的心臟支架專家和北京周邊醫院的心內科主任。
由於對技術的要求較高，一些不具備條件卻想開展手術的醫院，只能聘請大醫院的專家前來完成 （段廣水的情況正是如此，他在門頭溝醫院做的手術，但手術醫生卻是北京世紀壇醫院的專家），王明理充當的是兩者的橋樑，他為那些想開展支架手術的醫院請來專家，同時帶來本公司提供的心臟支架和配套產品。
專家的「好處」分為兩塊：一是支架的回扣，按支架的使用個數計算，每個是1500元。當地醫院為了充分「用足」專家，一般都是集中多名病人一起來做手術，如果總共使用10個支架，回扣總額也就是15000。
此外，專家到來之前，當地醫院要向患者提前收「專家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紅包」。每個手術病人1500元，如果僅做造影檢查而不裝支架的話，則是1000元。這樣算起來，專家每跟王明理出去一趟，現金收入在兩萬元以上。而跟王明理合作的專家，除了一週有一天半時間在醫院上班，其他所有時間都在「走穴」。王明理保守估計，他們一年僅「走穴」的收入便要在500萬元以上。值得一提的是，當年他經手的一批無證支架，一位專家雖然看出來問題，但仍然給病人用了，只不過有證支架的回扣是1500，無證的則是2500。
至於手術當地醫院，從王明理的公司所能得到的好處是：手術所有使用耗材總費用的20％。這筆錢通常只交給醫院的科主任，至於進一步再如何分配，則是對方的事。這是因為規避風險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做法。事實證明它極易埋下隱患。2002年5月9日，山東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曝出一樁命案：光天化日之下，該醫院急診科副主任孟軍將科主任張登學用啞鈴活活打死。根據警方調查，引發這起命案的，正是心臟支架的回扣分配問題。
在王明理看來，在心臟支架手術圈裡，病人是否需要安裝以及安裝多少支架，完全取決於手術醫生的良心。問題在於，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良心往往脆弱不堪。根據王明理的經驗，對於那些可裝可不裝的病人，專家一般都要裝。
王明理的觀點得到一位心內科著名專家的認可。該專家指出，儘管我國制定了心臟介入手術的診療指南，但制定指南的，恰恰是與之有直接利益關聯的介入專家。而在國外發達國家，類似規範需有心臟外科專家、公共衛生專家甚至律師參與，以充分保證患者的權益。
醫院最早開展支架手術的是心內科，因為利潤豐厚，後來急診科也逐漸推開，有的醫院則專門成立了介入科。於是醫院內部也有了競爭，分診的護士往往成為不同科室的爭取對象。王明理說，據他所知，在有的醫院，分診護士給某科室介紹一名做支架手術的病人，就會拿到一筆千元左右的回扣。這些競爭最後的指向仍是病人，在病人身上擴大適應症甚至給沒有適應症的病人安裝支架，往往是解決矛盾的最好辦法。
除了賣心臟支架，王明理還向醫院賣配套使用的導管。在他看來，心臟介入手術，除了濫用支架，導管的重複使用也很嚴重。按照相關規定，手術中使用的導管都是一次性的，可幾乎所有醫院都存在重複使用，醫院甚至為此專門發明了一個詞：二號管。有一次，一家醫院的心內科主任向王明理抱怨他們賣的導管質量不好，王明理於是問「怎麼講」，對方說，你們的用四次就壞了，人家×××進的可以用十次。王明理惟有苦笑。
在王明理看來，心臟介入手術行業裡，支架專家是最寶貴的資源。幾乎每名專家後面都有幾位王明理這樣的支架經銷商圍著轉。為了獲得專家的青睞，王明理和他的同行使出渾身解數，很多時候，他們幾乎變成專家的秘書——有時甚至是保姆。「我們為專家接小孩，買早點，甚至裝修房子——一句話，只要專家有需要，我們什麼都干。」王明理說。他深有體會的一件事是，有位專家新買的房子裝修，竟然打電話給他要其幫忙買一瓶502膠水送過去，而他惟有照辦。
王明理的一位同行，為了籠絡一位專家，花了三年時間接其兒子上學。偏偏那位公子眼光極高，看不上他的夏利車，於是這位兄弟不得不又買了輛捷達。功夫不負有心人，這個朋友靠這位專家最後也「發」了。
有一次，王明理所服務的一位專家曾經不無得意地感嘆：（像我這樣的專家）給個市長也不干。
有一個專家親口跟他說過，幹一個月就可以買一輛新款的奧迪——這款車的售價要60萬。他估計，各種明暗收入相加，這位專家早已經身家數千萬，甚至上億也不無可能。因此，每當聽到有人說醫生收入低的時候，王明理多有恍若隔世之感。
王明理說，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支架專家在市中心有幾套房子一點不奇怪——專家們都很謹慎，他們不敢將錢花在外露的地方，因此買房多成為其最重要的投資。
王明理認識的很多專家都已辦了移民，這主要是受當年醫藥衛生領域打擊商業賄賂運動所影響。當時，一夜之間，王明理髮現身邊的專家都不見了，後來一問，才知道出國「避風」。後來風頭一過，專家們陸續回來，一切照常。
在王明理看來，熱衷於裝支架的有兩種醫生，一種是年輕醫生，他們剛剛工作，需要買車買房，因此幹勁十足；此外，即將退休的醫生也會抓住最後的機會，因為支架手術對體力（需要穿鉛衣以防輻射）、眼神要求很高，醫生上了年紀便不能再做。
錢如此好賺，卻不必承擔任何責任。據王明理介紹，有一次他跟專家出差，手術中出了事故，病人死在了手術台上。結果病人家屬不懂，不僅不怪專家，相反看到專家滿頭大汗搶救，還千恩萬謝，手術費一分沒少給。即使是出事後碰到「難纏」的病人，也是由所在地醫院處理，專家做完手術走人，根本不管。
賣了三年心臟支架之後，王明理決定永遠退出這個行業。這段經歷帶給他的，除了對「專家」的全新認識，就是再不敢輕易去醫院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