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萬曉曉 虞成華經營近30年的浙江虎牌控股集團，在浙江省的“互保聯保”信貸危機中未能幸免，最終走上了破產重整程序。
12月11日，虞成華告訴經濟觀察報，再有一個多星期，浙江省高院將對這起破產重整案做出裁定，現在已由浙商資產管理公司全面托管。這是一家去年成立的地方國企，以省內不良資產收購為核心業務。
一直以來，對虎牌集團危機的化解，被看作是杭州市能否妥善解決這輪信貸危機的重要事件。知情人士告訴經濟觀察報，這起事件的處理規格很高，受到浙江省政府的高度關註。上個月，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室副主任彭建國等人還對處於司法重整階段的虎牌集團進行考察。
近兩年，浙江省內一些企業在銀行的抽貸中元氣大傷，互保圈火燒連營，開始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一些金融機構也遭受較大損失。資金緊張的局面也牽連到融資市場的參與者，進入三季度，P2P企業貸款逾期、提現困難等問題層出不窮。
“浙江企業融資中，互保聯保模式超過半數”，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溫信祥於今年年中指出，“以建設銀行為例，不良貸款總規模853億，約48%不良資產集中在長三角地區。這個數字是近兩年打包處置、核銷後的不良資產，未來是否還有新增令人擔憂”。
期間，浙江銀行業的不良率已居全國首位，全省的不良貸款處置壓力巨大。“今年上半年，由於互保聯保而出險的浙江企業達到252家，占比上升至33.1%。”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相關負責人表示。而溫州銀監分局統計，溫州市重大風險擔保圈有28個，涉及信貸金額507億元。
在此期間，企業與銀行“鬥智鬥勇”的逃廢債行為，也被浙江省內法院強烈關註。今年11月，溫州中院宣布，要對“假破產、真逃債”嚴加防範和打擊，將追究刑責。“目前逃廢債行為呈現多發、高發態勢，因此，審查監管破產企業破產行為的正當性十分繁重，而現有的破產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
自救
“這兩年過得確實辛苦”，虞成華說。他稱之為是“磨難求生之路”。在其30年的創業經歷中，成也資本敗也資本，銀行在其正開展並購時強行收貸，是造成這次公司龐大資金缺口的重要原因。同時，他也承認，自身對產業環境的把控也存在問題。
在這背後，是杭州600多家知名民營企業聯名上書，向浙江省政府緊急求助，希望浙江省政府聯合相關方面成立協調小組，對這次因銀行催貸引發的民企資金鏈危機盡快進行集中和系統性的處置。另外，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協調銀行暫時停止收貸，並盡快將近期所收貸款暫時發放給相關企業，給企業以喘息和處理危機的時間。
這是發生在“民企重鎮”、市場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企業提出希望政府幹預的要求。據杭州市政府官員透露，“僅一個行業協會打給政府的報告稱，涉及的互保資金約在二三百億左右”。由此引發的連鎖收貸，使任何企業都無法通過單獨努力化解，是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虞成華的虎牌集團終於也沒有等到喘息的時候。12月10日，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法院副院長金鴻鵬告訴經濟觀察報，“該起案件仍在和意向破產重整方做確認”。即便浙江省金融辦曾多次出面協調各家銀行不壓貸、不輕易起訴相關的擔保企業，以避免對當地的金融穩定造成影響，然而，虎牌集團最終仍回天乏術。
壓力之下的虎牌也試圖自救。知情人士告訴經濟觀察報，為了能獲得被重組的機會，虎牌集團的幾個股東甚至提出零價格轉讓。
出於企業的盛名和品牌影響力，前後多達幾十家公司慕名而來表達興趣，其中不乏知名企業，但最終卻未獲得實際性進展。浙江省金融辦在一份匯報材料中指出，“從參與重組的盡職調查來看，高昂的民間借貸且數據不透明，降低了接盤企業的信心”。“雖然虎牌聲稱零價格轉讓，但實質上公司已經資不抵債，重組方在接資產的同時也承接債務，在互保的關系圈中，公司或有債務難以估算，因此來看的多，有實質性動作的少”，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對於意向企業來說，最安全的方式是讓其破產之後再收購。
也有一些名義上來重組的公司，就此和政府談條件。在這過程中，深陷資金危機的虎牌公司長時間無法正常發放工資，管理層和技術骨幹流失，終於回天乏術。
由浙江省浙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向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政府提供的虎牌集團資產摸底情況匯報材料顯示：截至去年底，虎牌集團銀行貸款本金余額13.87億元，社會借款本金余額6.78億元，對外擔保余額4.53億元。從賬面數字看，虎牌集團合並財務報表總資產10.20億元，總負債22.97億元。
今年以來，虎牌集團受到來自中國農業銀行、浙商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浦發銀行等訴訟多達30起。
最終，虎牌集團走上破產重整程序。經濟觀察報了解，該案件由浙江浙行律師事務所和浙江天平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破產重整管理人，集團所在地的拱墅區工商聯黨組書記黃星明任重組領導小組副組長，由浙商資產管理公司全面托管。
值得註意的是，浙商資產管理公司為去年成立，是定位於浙江省的地方國企，主要為發掘省內不良資產，以不良資產收購為核心，開展重組並購和資產管理業務。
阻止蔓延
在采訪中，經濟觀察報發現，各方亦將虎牌公司的破產重整作為浙江省化解互保信貸危機的重要工作。
“區政府自始至終把虎牌的重整當作一項重點工作，為我省化解互保危機創造重生的成功典範”，黃星明說。在浙商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徐德良看來，這是浙商資產自去年成立以來的第一大戰役，他希望由此創造浙江省化解企業危機的經典案例。
作為杭州市的明星企業，虎牌集團曾位列中國民企500強第200多位，總資產規模達35億元，為國內輸配電行業的領軍企業，而虎牌這個品牌本身亦有60多年的歷史（於2001年被虞成華公司收購），因而受到銀行和政府的極度重視。
虎牌危機擴散脈絡是這樣的：兩年前，因浙江天煜建設（原野風建設）倒閉，使互保企業嘉逸集團被強行收貸，嘉逸集團與榮事集團有互保關系，而榮事集團又與虎牌集團有2億元的互保關系——就這樣，間接傳導的信貸危機使銀行在恐慌之下，在1個月內從虎牌集團抽貸1億多元，導致資金鏈斷裂。
更重要的是，虎牌集團又與正邦電氣等多家企業存在超過6億的互保貸款，這是一個極大的互保信貸生態，共有四級互保圈，將各行業囊括其中。
在溫信祥看來，擔保互保模式已經發生了異化，表現之一為授信額度過高、過濫，每個聯保成員都獲得授信額度。表現之二為互保聯保多數在同行業或上下遊、同圈子內進行，面臨的風險相似，資產組合風險分散效用有限，並且銀行對資金去向監管缺失。
在這輪互保危機中破產的企業不獨虎牌。因互保模式的危機傳導，華洲集團亦被杭州市法院裁定破產重整，但未重整成功，最終破產清算。華洲集團即為上述互保危機擴散脈絡圈中嘉逸集團的關聯企業。經濟觀察報獲悉，華洲集團在破產重整方案中提出希望用兩三年時間將一幢寫字樓造好賣掉以償還債務，但因債務償還比例過低，方案在債權人會議上未獲得通過。
盡管在政府的協調會上，銀行代表們深知“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把還能維持生產的企業搞破產，以後銀行就沒有客戶了”，但總行對於壞賬的嚴格考核，使各家銀行在面臨個案時不敢大意。
因而，對於銀監會要求的“對於已出現風險的擔保圈貸款不搞一刀切，不得單獨采取極端方式突然處置，防止擔保圈內企業由於資金鏈斷裂造成大面積倒閉，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來自銀行的苦水是，“地方政府希望我們講社會責任，但總行監察部門並不管這些，一旦違規全行通報，飯碗就不保了，自身內部考核非常嚴苛”。
一些金融專家就此認為，雖然從銀行角度而言，抽貸是理性行為，但是如果一起抽貸就會造成整體不理性，並且質疑銀行內部經營績效和風險激勵的短期化傾向。
工行首席風險官魏國雄也指出，“風險防控主要靠擔保，甚至把擔保當成判斷風險和融資決策的主要依據，不僅接受擔保公司擔保，還接受企業互保聯保等無實際意義的擔保。此外，也存在實際風險管理被形式上的合規操作替代的問題。”
企業出現經營困境，銀行最終也未能幸免。銀監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6944億元，較去年末上升1023億元，已超過去年全年不良貸款增加規模的992億元。其中，五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共4235億元，相比2013年同期增長21%。
脫殼術
虎牌集團在這次危機中受到相關方面的關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首先是企業家有擔當，虞成華不像有的溫州老板，一出現危機就跑路，而是敢於面對勇於堅持”，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室副主任彭建國表示。
一位杭州的民企老板告訴經濟觀察報，在這輪信貸危機中，波及到的杭州公司大多為傳統的生產經營型企業，輕易不會跑路，“因為你逃了銀行的債，還逃供應商的債，這就意味著，以後不打算再從事原來的行業了，在圈內也沒法再待了”。“但是，逃銀行的債還是存在的”，該位人士透露，不乏企業采取和銀行魚死網破的極端做法。
張明（化名）也是深陷互保危機圈內的老板，其企業規模和品牌並不及虎牌，因而自認為並不能獲得“高規格”的支持。在危機蔓延之時，各路銀行上門逼債，他以慣有的好態度積極迎合銀行，但並不理會銀行拋來的各種誘餌。比如，這時候銀行會說，先還貸然後新增貸款，或者要求其背上互保企業的貸款，期間利息由新增貸款償還。
他並沒有僥幸心理，知道難逃破產一劫。於是，在各路銀行逼債期間，他瞞著銀行將集團內經營性資產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轉出，並把一塊其享有一半權益的村集體土地，設法將權益轉給村里。而憑著這塊地，他原可以每年收取千萬元左右租金。
這樣做的目的是和企業破產搶時間差。待到銀行對法院申請破產訴訟時，他做出的一系列的資產轉移行為並不在債權人的追溯期內，於是只有對固定性資產進行破產清算。期間壞賬則銀行自己承擔。
在張明看來，這樣的行為雖然逃了銀行的債，但保證了供應商的利益，自己則還能在圈內進行生產經營。雖然在新註冊的公司里，他無法再任法人，但作為隱形股東，他仍然擁有控制權，並通過以貨抵款等各種手段，慢慢償還供應商的錢。他相信終有一天會有喘息機會。
這樣瞞天過海的“脫殼術”並不鮮見，更有甚者，一些企業在申請破產時早已是空殼。“目前企業破產案件中，逃廢債行為呈現多發、高發態勢，因此，審查監管破產企業破產行為的正當性十分繁重，而現有破產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溫州中院副院長陳有為稱。今年11月，溫州中院宣布，要對“假破產、真逃債”嚴加防範和打擊，將追究刑責。
銀行也擔心企業成功“脫殼”，繼而引發更加非理性的抽貸。有企業告訴經濟觀察報，一家經營玻璃的企業年銷售額在20億左右，與其互保的另一家公司出了問題，涉及2億元的擔保，於是銀行許諾若將2億元平移過來後，會新增貸款，結果卻被另家聽到消息的銀行擔心其債務惡化，收走了3億。直接導致該公司的資金鏈危機。“甚至還有公司剛剛造好廠房，設備剛起來，就因互保的擴散被銀行強行收貸”，一家企業高管介紹。
在杭州市長期位於全國百強縣前列的蕭山區也出現這樣的情況。今年上半年，蕭山區化解企業風險促進經濟平穩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區委副書記許嶽榮對新華社表示，該區工業經濟正處於下行趨勢，銀行機構為防範風險的快速收貸，也引發了連環效應，受行業形勢和互保鏈等影響，蕭山區的工業發展的確面臨較為嚴峻的形勢。
一位陷入互保危機的公司董事長稱，彼時，在企業需要銀行貸款時，銀行以聯保、互保作為信用模式創新，以此提升業務量，一旦一家企業出現風險，則采取收貸，而其他銀行看到同業收貸，為了保障自己的單筆單款安全，於是跟風收貸。
應對
這樣的極端做法也造成地方政府和外來銀行的對立，有區政府代表在協調會上說，以後不歡迎這樣的銀行在區內設點。並且，對繼續抽貸的銀行，區政府還會撤回在該行的存款以及養老保險資金等。
但這樣的威懾力對於外來銀行有限，畢竟眼下的風險把控更為重要，在他們看來，“政府是會換屆”的。
經濟觀察報了解，盡管地方政府在這期間的行政手段非常有限，但有的區政府財政還是設立了數億元的政府應急專項資金，並安排落實數億元中小企業集合債券資金，希望幫助轄區內企業轉貸，緩解融資難題。“但一般企業並不敢用這錢，不如去用高利貸，因為你一用了政府的應急資金，就說明你的企業面臨了危機，會遭來更多銀行的擠兌”,一位企業老板告訴經濟觀察報，即便是政府的應急資金，也出現過一到賬就被銀行劃走的情況。
“區政府設立應急專項資金的做法，由於是全額資金財政投入，企業轉貸需要走行政管理多部門聯合審批，程序多且時間長”，一位杭州經信委官員告訴經濟觀察報。
經濟觀察報了解，為了更好地化解互保鏈風險，杭州市經信委設立了“中小企業轉貸引導基金”，是為全國首創，“這個基金最大特點是以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參與轉貸服務，以緩解轉貸難、轉貸貴的問題”。
“轉貸引導基金是委托下屬杭州中小企業服務有限公司（國有全資）管理和運作，企業只要向信貸員提出申請，合作單位上門服務，操作更為簡便”，上述官員指出。
據了解，杭州市經信委在省銀監局和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支持下，首期從工業專項資金中安排2000萬元，借用三電辦公室資金1190萬元作為中小企業轉貸引導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按1∶3的比例出資設立轉貸資金。目前已經引入社會資金共計9000萬元，放大倍數為3倍，轉貸資金規模已達1.2億元。
“轉貸引導基金服務按照每天0.1%收費，政府出資部分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利息計算，其余部分作為合作單位收益，只需2—3個工作日即可完成”，該位經信委官員告訴經濟觀察報，“而民間借貸資金的周轉成本平均為每天0.3%-0.5%，一般需要5-10天”。
在杭州經信委看來，這樣促使銀企多方收益的方式，杜絕了不少企業介入民間融資，形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和風險事件。目前，首批加入合作試點的，除了杭州銀行、杭州聯合銀行、建行之外，今年又增加了工行、浦發、招行、江蘇銀行、匯豐銀行等11家，涵蓋了國有銀行、商業銀行和地區城商行。
對於政府來說，這也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據測算，政府每投入1000萬元，每年可以幫助企業節省支出2000-2500萬元，同時還能實現財政資金保值和增值。
據了解，溫州市成立的轉貸資金規模也達5億元，截至目前，全市累計使用各類轉貸資金達800億元，幫扶困難企業4000多家。溫州銀監分局提出，讓各債權銀行結成“同進共退”聯盟，要求企業書面承諾接受工作組進駐、接受銀行資金監管、不逃廢債務、幫扶資金必須用於主營業務積極自救，銀行雖起訴但在債權有效期限內不予追償，視情況到期後延續。
在溫州銀監局看來，這個模式是轄內銀行業處置互保鏈危機問題的一項創新，讓銀行在債權不滅失的前提下延後實現債權，賦予企業一定時間的緩沖、拉長還款周期。
然而，在企業看來，“所有的應對策略都是被動的，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經濟規律和經營規律，這樣的問題仍然難以幸免”，一位劫後逃生的企業主告訴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