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飛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哈斯汀(Reed Hastings)在創業時,把數學運用在公司經營。不管同事、對手或自己,不符合其方程式者一律刪除。「理性的殘忍」,正是信奉數學邏輯的哈斯汀最大特色。 出身數學世家 外曾祖父的實驗室催生網路和雷達 哈斯汀的家族和數學早有淵源。他的外曾祖父盧米斯(Alfred Lee Loomis)靠其數學天賦,在一九二九年美國股災中獲利。盧米斯致富後成立了一個實驗室,廣邀全球最傑出科學家研發軍事應用,為後來的原子彈、雷達和全球定位系統打下基礎。美國聯邦政府成立的「國防先進研究計畫署」(DARPA),就是源自盧米斯的實驗室,該單位後來開發出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就是網路的前身。 繼承家族數學天賦的哈斯汀,大二時就獲得高等數學榮譽獎,大學畢業後加入和平部隊,奉派到非洲史瓦濟蘭教數學。一九九一年,哈斯汀創辦軟體公司「純粹」(Pure)。隨著公司員工逐漸從十人成長到六百四十人,「我覺得我已跟不上腳步,腦袋一片空白。」董事會要他擔任執行長,他自我檢討:「我做得實在不怎麼樣。」最後他要求董事會將他解雇,「我炒我自己魷魚,而且是兩次。」 對老戰友不留情公司利益第一,裁他前資遣費早算好 哈斯汀對待老戰友也是同樣的標準。藍道夫(Marc Randolph)和哈斯汀後來一起創立網飛。不過,當時哈斯汀的興趣轉向教育與政治,真正將網飛概念落實的,其實是藍道夫。 後來哈斯汀重拾對網飛的興趣,他一回到公司不久,就在某次公開會議上,當眾宣布他要和藍道夫擔任共同執行長。藍道夫臉色頓時慘白,與會者發現,哈斯汀根本事先沒和藍道夫討論過。哈斯汀隨後轉向藍道夫聘用的人資經理,當場將其解雇,讓在場同事目瞪口呆。 在哈斯汀成為公司主導者後,藍道夫有意將自己定位在產品開發,然而哈斯汀後來卻將這份工作分配給技術長,要藍道夫去測試一個自動租片機的點子。「若這次測試失敗會怎樣?」藍道夫問。「那你就得離開這家公司。」哈斯汀在回答之時,藍道夫甚至發現他已擬好了資譴條件。 《富比世》專欄記者基廷(Gina Keauing)形容哈斯汀:「堅定不移要求自己的員工做到最好,並以公司利益來行事。」哈斯汀不在乎人情世故,他聘請麥卡錫(BarryMcCarthy)為財務長,看重其市場眼光敏銳,麥卡錫也被視為哈斯汀接班人。不過後來哈斯汀又聘用基爾戈(Leslic Kilgore)主管行銷,在一次董事會上,哈斯汀當著麥卡錫的面,公開說他心目中接班人是基爾戈,讓麥卡錫一臉尷尬。 有些主管會對下屬搞「恐怖平衡」之類的帝王心術,哈斯汀不搞這一套,他只有「誰適合做什麼」的理性分析。如基廷所說:「哈斯汀把公司比喻成一個專業球隊,球員只能靠業績贏得上場比賽的時間。」當員工在哈斯汀的數學方程式裡沒有作用,下場就是被刪除。 二〇〇一年九月,網飛首次公開募股前夕,為改善公司財務狀況,哈斯汀決定親自裁員。他要所有員工立刻到公司中庭,當眾宣布若要打敗競爭者,網飛須削減成本:「這就是今天局面,你們有很多人會失去工作,我對此很遺憾。」那天結束時,網飛有四成員工遭解雇。 對敵人更狠心建財務模型,「算」對手債務違約死期 哈斯汀還把數學分析套用到對手身上。二〇〇四年,百視達決定和網飛打價格戰,消息一出讓網飛股價暴跌。哈斯汀立刻開啟他的數學模式:由財務長領軍,利用公司建立的訂戶指標,為百視達的線上及門市業務建立財務模型,測算價格戰對百視達資產負債表的影響。 經過數學推算,財務人員告訴哈斯汀,他們完全確定百視達會在何時終止價格戰,否則就會債務違約。當時市場一面倒看衰網飛,華爾街大量做空網飛股票,該公司將被收購傳聞不絕,但哈斯汀對數學模型深具信心,不斷澄清市場傳言。 他的堅持有了回報:隔年市場開始擔心百視達債務攀升,惠譽(Fitch)和標準普爾(S&P)把百視達的信用大幅調降為垃圾等級。二〇〇五年夏天百視達爆發財務危機,後來主動漲價,這場價格戰以網飛勝利告終,它的市值也超越百視達。他接受本刊專訪時說:「我們的成功,是基於專注在一件事,並把它做到最好。」 金庸曾說,政治人物要有兩種忍功:一是忍耐,二是殘忍,兩者的最高目標都是為奪權。信奉數學的哈斯汀深信「對消費者仁慈,就要對自己殘忍」,這是哈斯汀在市場競爭下的「適者生存」哲學,也是網飛能席捲全球一百九十國的最終之秘。 若追根究柢,網飛成事關鍵還是:制定規則能落實,不說一套做一套。這原則聽來簡單,卻是多數領導人未及之處。 撰文 楊少強 |
我去過的每一個地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保持絕對的好奇心。
來源 | 天星資本(ID:tianxingcapital)
作者 | 筆記俠
本文由《中歐商業評論》資深編輯潘鑫磊整理自舒爾茨作客清華企業家講堂的演講,內容有刪節。
星巴克全球總裁霍華德-舒爾茨清華演講完整視頻
三年前,在星巴克的全球股東大會上,我向我們的員工、我們的股東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家商業上市公司的使命和責任是什麽?
僅僅只是盈利賺錢麽?只是為股東帶來回報麽?如何在商業利潤和社會責任之間實現一種脆弱平衡(fragile balance)?
1987年,星巴克只有11家門店,100名員工,我們希望把星巴克打造成一家與眾不同的企業。而如今,我們的門店已經超過了2.5萬家,業務遍及75個國家,擁有超過33萬員工,上周接待的顧客人次達到9100萬。那麽問題來了:
這是一家用紙杯銷售咖啡的公司,賣的是一杯定價3美元或4美元的咖啡,這些在過去都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這些成就到底是怎麽來的?
今天我們在中國宣布了一項重要舉措,從今年6月1日起,星巴克為所有符合條件的全職中國員工,全資提供父母重大疾病保險。為什麽公司要做如此巨大的投入(這也許要投入數百萬美元)為這麽多員工的父母購買這份保險?
用這個問題帶領我們再次回到1987年。答案就是:不是每一個商業決定都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
一路走來,我們所做的許多決定都並不完全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事實上,我想說,我們做出的許多關鍵決策,都不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甚至經常反其道而行之,但恰恰就是這些決策最後讓我們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回報。
我們最為看重的企業基石,是我們的文化和行為舉止。不論你們相信與否,這些文化和價值觀形成於我的孩童時代。
我從小在紐約布魯克林的政府公房里長大。你們可能聽說過“美國夢”,一個人的出身並不能決定他的未來。
我的父親做過許多藍領工作,在我7歲的時候,爸爸當時是一名運送尿布的貨車司機,這也許是他所從事的工作中最糟糕的一份。1960年3月,我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一天,我的父親因路面結冰而滑倒,摔傷了大腿。
在6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藍領工人,如果你在工作中受傷,你就會被解雇。在7歲的時候,我親歷了“美國夢”的破滅,我目睹了父母所經歷的無助和絕望,我們也因此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所以不論今日的我如何成功,幼時所經歷的傷痛,至今歷歷在目。事實上,失敗的恐懼、不安全感和脆弱無助讓當時還是小男孩的我深感羞恥。然而,也由此讓我學會熱誠、富有同理心、自重並尊重他人。
因此,我意識到如果要打造一家可持續發展的偉大公司,我們必須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必須要將為股東提供價值和為員工提供價值聯系起來。事實上,我們又反其道而行之。
在星巴克金字塔頂部的不是股東,而是我們的員工。中間是我們的顧客,底部才是我們的股東。
1992年6月,星巴克咖啡公司上市,當時我們有大約125家門店,實現了一個季度的盈利,總市值約2.5億美元。當時,我認為我中了頭彩,我打電話給我媽媽,對她說:“媽媽,我們做到了,我們的美國夢實現了。”
25年過去了,星巴克如今的市值從2.5億美元變成了將近900億美元。如果要分析成功的原因,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這不是因為我有MBA的學位,因為我並沒有;也不是因為我讀了其他商科學位,因為我也沒有,而且我已經不可能再獲得。
但我確認有的是我的生活閱歷。我去過的每一個地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試圖永葆好奇,並且我要跟你們說,要保持絕對的好奇心(be damn curious)。
讓我來給你們舉個例子,6個月前,星巴克準備在南非開出第一家門店。此前,我從未去過南非,因此我感到十分興奮。我們準備在那兒開兩家新店。顧客在我們的門外排起了長隊,並且要排2小時才能進店。
我參加過許多星巴克新店的開業活動,卻從未目睹過這樣的景象。沒有廣告,沒有促銷,只因為是星巴克。
在新店開業前兩天,我一如往常地和一群即將第一次穿上綠圍裙的年輕人圍坐在一起交流。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傳統?很多人認為星巴克是一家獨特的,市場營銷做得非常好的公司,然而,我們並不是一個致力於市場營銷的公司,甚至並不那麽善於市場營銷(we suck at marketing)。
我知道這麽說我會惹來麻煩,但我這樣說是 因為我們是基於門店體驗而打造的品牌,靠的是我們的夥伴和顧客之間的情感連接所帶來的體驗。身穿綠圍裙的夥伴才是星巴克的核心。
所以,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我想要和那些即將穿上代表我們品牌的綠圍裙的年輕人坐在一起。圍坐著的有50個年輕人,我請他們每一個人輪流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們沿著圓桌開始分享,他們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小城鎮里的生活景象。
我說過,我出身貧窮,曾經住在政府公屋里,當我到訪這些城鎮時,我感到很難受,為他們貧困的生活條件和艱難的居住環境而心碎。
然而,這些年輕人卻表現得如此幸福、滿足和快樂,因為他們的家人。當他們逐一講述自己的故事時,我反複聽到一個之前從未聽過的非洲詞語,他們很多人都講到了這個詞。後來,我鼓起勇氣問:這個詞什麽意思?“Ubuntu”,你們一直在說的這個詞是什麽意思?
他們迫不及待地告訴我,“Ubuntu”是曼德拉曾經多次提及的一個詞,意思是“我之存在,因為有你”(I am because of you)。
這是一種無私,這是一種分享,這是對他人的責任感——個人的價值因其身邊的個人和團隊而體現,最好的成功是與彼此分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講述“Ubuntu”的意思以及對於年輕人意味著什麽,以及是如何地適用於星巴克。
今天上午,我與一部分星巴克中國的夥伴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在星巴克,我們把員工稱為夥伴,因為每個人都是公司的股東。他們有人也帶來了父母。過去五年,我們每年都會舉辦這樣的夥伴及家屬交流會,會上不談我們的銷售額、利潤率,也不談盈利和股價,而是慶賀家人的團聚。
在上午的交流會上,我們了解到其中一些夥伴們親歷了父母患病,甚至經歷過父母的逝去。
幾個月前,我們對中國的夥伴做了一次調查,發現父母的身體健康是夥伴們最為關心的,他們也很擔心自己的經濟承受能力。交流會上我們甚至都流淚了,因為聽到了夥伴生活故事的分享,從他們的分享中感受到他們的勇氣。
所以對於星巴克這樣一家公司而言,當我們聽到了夥伴們發出的請求,我們是無法拒絕的,這也是為什麽今天有這樣一個重要的發布,這是我們邁出的里程碑式的一步。
在中國,星巴克公司就不是一家美國公司,而是一家中國公司,這也是為什麽我們提供住房津貼、提供咖啡豆股、與宋慶齡基金會有11年的合作夥伴關系的重要原因。我們所做的這些事情,不是營銷,也不是新聞發布,而是因為這是星巴克公司價值文化的精髓所在。
我剛才談到了,並不是所有商業決策都是出於經濟利益的決策。
我知道你們從學校畢業會加入一些企業工作,會有壓力。這個壓力就是賺錢的壓力。如果是上市公司,你就會有發布季度財務報告的壓力。
但是,如何打造一個基業長青的公司?我們要把眼光放長遠,這就好比,如果要在未來獲得回報,你必須現在開始不斷在你的賬戶上“儲蓄”,而每次你因為短期的壓力而“提款”後,你就得存入更多。
在過去的5年、10年、15年里,我們做了很多打破傳統的決策,都是出於我們存在的目的。
不久前,我們宣布在全球為1萬名難民提供就業機會,為什麽?我們為星巴克每一位美國夥伴都提供亞利桑那州大學的4年免費教育獎學金,為什麽?
這是因為雖然我們是一家盈利性的上市公司,但我們堅信,我們最核心的責任不僅是賺錢。應該這樣說,我們是一家以人文精神為基礎的績效驅動型公司。
每周我參加管理層會議時,都會想像有兩把空著的椅子,一個坐著星巴克的顧客、一個坐著星巴克的夥伴。
所以我會每天問自己,我們的戰略、我們的決策是否能夠讓我們的顧客、讓我們的夥伴真正地驕傲。如果這是一個短期的決策,它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金錢,卻不會讓我們的夥伴和顧客感到自豪,毫無疑問這就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仁慈、憐憫心、人文精神、愛,這些詞匯也許不常在商學院的教科書里出現。但是這恰恰是我們打造一個長期、持久、繁榮的企業的基石。
我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如果一家企業的文化和價值觀不能夠和這些美德融合,它們將很難吸引並保留優秀的人才,不會朝著大家都認可的一個更偉大的方向努力。
反過來想,你有很好的戰略,你把這些價值觀作為你的指導原則,在企業里打造信任和愛的文化,所有的員工都對自己的使命和工作有認同感,每一天他們的工作都能夠實現一種價值,而管理層又是“服務型領導”(servant leader),那你幾乎是不可戰勝的。
說到領導力,在很多不同的教科書里對它都有不同的定義。其中一個特質我認為被低估了,就是脆弱,尤其是對於男性。人們一般很難想象一個男人在一群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脆弱,承認錯誤並道歉。
在過去這麽多年里,我學到的是,你越脆弱,會有越多人幫助你。所以,脆弱也是領導力的一個特質,作為企業的領導人,尋求幫助也是一種力量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