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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救赎:山寨之都“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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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之都 左丁山



2011-2-10  AD


 

新年假期,好多 朋友紛紛外遊,一位經紀就組成旅行團去拉斯維加斯,佢話平過去澳門喎。點解會咁,皆因拉斯維加斯一貫送埋酒店房間畀香港豪客,自金融海嘯後,美國人節衣縮 食,少去維加斯玩樂,奧巴馬總統不止一次指責大公司到維加斯開會,浪費金錢,大公司為咗公關形象,暫停不少到維加斯嘅獎勵旅遊計劃,令維加斯啲MICE生 意大跌,酒店房間橫掂空置,在農曆年期間,索性向亞洲豪客大贈送。經紀X佢地就攞到幾間酒店嘅豪華套房,全部免費,於是成班人一齊過去玩餐飽,至於會唔會 在賭場輸大錢,視乎個人賭運啦。經紀X話在維加斯碰到莎莎郭與大批親友,成個郭氏旅行團咁款,人地玩得唔知幾高興,莎莎郭近年行運,上市公司盈利增長可 觀,馬場贏馬不停,單係一隻「締造美麗」,在十二月贏國泰航空香港一里錦標,一月贏董事盃,兩場共得獎金逾一千五百萬元,莎莎郭自己都話夠運過肥年,去維 加斯過年,點玩都得啦。

經紀X講維加斯嘅賭運就麻麻嘞,自澳門擴充,新加坡開賭之後,維加斯嘅賭場收益就停滯不前,市面不景,失業率高企,房地產價格大跌,銀行收樓(foreclosure)數目稱冠美國,成個內華達州氣氛低迷,維加斯就強顏歡笑,與澳門之煙花繁華,相距甚大。

澳 門真係好掂喎,二○一一年一月份賭場收入上升三成三去到一百八十五億七千萬澳門幣,全年增長率高達五成八,可謂驚人,最大賭場(以收入計)就係何鴻燊嘅澳 博,佔三成份額,一間澳博已經等於成條維加斯大街(Las Vegas Strip)。何鴻燊以前係澳門賭王,現在就係世界賭王,邊個控制澳博就可以威震全球賭業。賭王已經八十九歲咯,身體健康係點,大家可在電視畫面觀察,佢 嘅股份繼承權,點止值錢咁簡單呀。澳門成為世界賭博之都,要多謝邊個呢?第一係要多謝何厚鏵,夠膽在二○○二年開放賭場,增發賭牌,第二就當然係多謝祖國 同胞,十三億人總係有錢輸不盡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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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牛仔之都半年蒸發近百家工廠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8/1022495.html

東省佛山市均安鎮素有「牛仔之都」的美譽,2004年1月被國家紡織工業協會授予 「中國牛仔服裝名鎮」稱號,這個曾哺育武打巨星李小龍的地方,現在一年產牛仔褲近2萬件。

然而,根據均安鎮經濟促進局最新的統計數據,近半年來近100家牛仔企業先後倒閉。在人民幣升值、生產成本增加等看似溫和而又致命的因素面前,均安鎮昔日的光環是否將慢慢褪去?

老闆棄廠出走

杜敏眼中的「好老闆」突然選擇了「遠走高飛」,留下67名工人,欠下28萬元應付工資,扔下一屋子破舊的機器設備。

杜敏所在的這家企業位於佛山市順德區均安鎮,廠名為金昌盛,然而吉利的廠名並未使企業逃脫倒閉的厄運。在年初之後,金昌盛倒閉之前,這裡陸續消失了近100家牛仔褲生產工廠。

8月15日,杜敏同工友來到當地勞動局,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協助追討廠裡欠下的近30萬元工資。如今,他們已為此奔波了整整半個月。

「8月1日,一切都很正常,晚上6點多我們都還在廠裡吃飯,有幾個加班的員工到了晚上10點多才收工,當天還出了900多件貨。」杜敏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杜敏沒有想到這是她在這個廠裡工作的最後一天。「當天夜裡,突然出現的幾個人要搬廠裡的設備,被門衛發現後,我們全部都趕過去,接著報了警。」杜敏說。

工人們立即給公司財務人員(老闆的姑父)打電話,沒想到的是,那邊只有一句話 「明天一切會結束」。從此,該號碼再也無法接通。

第二天,工人們發現,這個廠真的結束了,前一天晚上出的貨已經被老闆賣掉,剩下的是一堆沒有來得及加工的布料和幾十台破舊的機器。老闆和他的姑父,從此失蹤。

老闆給員工留下了一封信,大概內容是:各位員工,感謝這段時間對我們的支持,目前服裝廠已無法繼續經營,一切委託勞動部門拍賣廠裡的設備給你們發放工資。

按照修改過的規定,再過一天,即8月3日,金昌盛服裝廠要支付工人6月份的工資。在發工資的最後時刻,廠裡的老闆選擇了棄廠出走。

為何要強調修改過的規定呢?因為按照慣例,工人的工資應該在每月底發放,工人何光珍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7月31日這一天,廠裡貼出了通知,把由月底發放的工資推遲到8月3日。

現在除老闆和其身邊的工作人員外,其他人無法知道老闆為什麼把工資發放時間推遲3天,或許是為挽救瀕臨倒閉的服裝廠做最後的努力,或許僅僅是為出走爭取更多時間。

8月14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進入了金昌盛原來租用的廠房裡。加工車間已鐵將軍把門,行政辦公室裡滿地都是散亂的紙張,未加工完整的牛仔褲被隨意丟棄。村裡派過來的一位治安管理員照看著這些本應被賣掉而一時又賣不掉的機器設備。

杜敏說,6月和7月的工資都沒有發放。而這一批工人大多數是3月份才過來,也就是說,他們只領到了4月和5月的工資。

「房東也催我們交房租。」杜敏向記者證實,目前有10餘個工人因為沒有地方住,只能露宿街頭。

近百家企業倒閉

金昌盛僅是均安鎮2000家牛仔生產企業中倒閉的一員。根據均安鎮經濟促進局的統計數據,今年以來,已陸續有近100家企業因種種原因被迫關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納入統計的倒閉企業均是在當地工商部門註冊的公司,而沒有執照的「黑戶」企業並不在統計範圍內。

在金昌盛倒閉的同時,均安鎮另外一家萬滿鳴製衣廠老闆也突然「失蹤」。據瞭解,其共欠下30多位供貨商近2000萬元貨款。

同金昌盛相隔幾個街道,潤越製衣廠的經理陳海平正在擔心今年的市場走勢。「從現在來看,旺季也不會旺了。」他說。

今年,陳海平最明顯的感覺是,客戶下單數量越來越少,價格越來越低,要求反而越來越高。「原來生意好的時候,客戶拿著現金來搶貨,即使有些小的質量問題也無大礙。」

陳海平的服裝廠有100多人,在均安屬於中等規模,拿不到充足的訂單,他只能讓工人晚上不加班,白天少工作些時間。

雖然市場平淡,但是當一些純粹做加工的小單過來時,陳海平卻不敢接。「弄不好就要虧損,利潤太薄了。」他告訴記者,相比那些只有十幾個甚至幾個工人的小作坊服裝加工廠,他的企業配備了更齊全的工種,這樣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接下純做加工的小單後,加工以外的工種就沒有活幹。

位於該鎮的聖峰製衣廠經理陳超也有同樣的感受。她告訴記者,今年訂單和利潤雙雙下滑,形勢不怎麼樂觀。為此,她還在某電子商務平台註冊了信息,但是目前並沒有為廠裡帶來更多的訂單。

在均安鎮華豐村,沿街兩面的居民樓裡遍佈著大大小小的牛仔服裝廠,有的甚至連廠名都沒有。在飄過的陣陣布料氣味中,一位作坊式加工廠老闆跟記者講起 了利潤不斷下滑的「苦悶現實」。「市場好的時候,一條牛仔褲的純利潤可以達到3元,但是現在只能拿到1元,更差的時候甚至只有8到9毛。」

均安鎮經濟促進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客戶對加工企業的成本核算非常精確,留給當地企業的純利潤只有3%到5%左右,因此企業的抗風險能力比較弱。

在杜敏的工友中廣為流傳的一個極端例子是,一個工人今年連續換了6個廠,但是這6個廠先後都關了門或者換了老闆。

誰動了他們的奶酪?

在杜敏同工友們找當地政府部門解決工資問題的時候,8月1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3950,連續四個交易日改寫匯改以來的新高紀錄。

杜敏並不認為所在工廠倒閉同人民幣匯率有任何關係。但是,這種看不見的東西正在成為他們丟掉飯碗的重要因素之一。據上述均安鎮經濟促進局官員透露,此前該鎮牛仔褲的出口量達到90%,但是現在已經下降至70%,由於人民幣匯率不斷走高,利潤受到侵蝕,不少企業轉向了內銷。

對於純利潤只有3%到5%的均安牛仔加工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無疑是把捅向心窩的刀。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高勇去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目前整個紡織行業的平均淨利潤率在3%~4%,不會超過5%,如果人民幣升值超過5個點,將會有一半以上的企業死掉。

雖然 「一半以上的企業死掉」目前來看有些誇大,但是均安的牛仔企業現狀已經表明,越來越多的服裝加工中小企業撐不下去了。

潤越製衣廠經理陳海平表示,現在他的外貿單只敢做一小部分,其餘都是通過內銷。

成本控制也是一個大難題。在均安鎮經濟促進局相關人士看來,該鎮近百家企業倒閉的導火索就在於棉價不穩定。去年,棉花價格一路飆升,今年以來又一路狂瀉,在價格上漲的時候很多企業囤積了不少棉花,當棉價下降後,這些高價原材料馬上變成燙手山芋,直接衝擊企業的利潤。

當然,讓這些服裝加工企業難以持續經營的原因中,依舊少不了人力成本的因素。《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得的當地一家服裝加工企業的工資單顯示,工資最高的工人月入已經超過6000元。杜敏表示,他們每月的平均工資在3000元以上。

正略鈞策管理諮詢合夥人、服裝行業研究專家唐平華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其實人民幣升值、成本上升、包括銀根收緊致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等等都還是外部原因,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在於,這些企業處於價值鏈的下游,只能賺取低廉的加工費,產品沒有議價能力。

企業轉型之惑

佛山市順德區力高製衣有限公司是均安鎮比較大的一家服裝企業,據稱年銷售額超過1億元,但是對於在市場慘淡的形勢下,究竟該如何轉型,公司行政總監劉曉祥一時也沒有好主意。

他告訴記者,服裝加工業是典型的傳統行業,一些高新技術無法在這個產業得到施展,而新引進的設備只能提高速度和精準度,對人力的依賴依然很高。

「由於這個行業門檻不高,投資也不大,就造成僧多粥少的局面,目前來看,要提高盈利水平,只能依靠減少浪費、拓展業務量等老方法。」他說。

雖然在2000多家企業中倒下近100家,所佔比例並不是特別大,但是陳海平還是覺得危機越來越嚴重,為了儘可能減輕減少損失,一些企業只能千方百計壓縮成本。「改用便宜一些的布料,或者簡化工藝步驟。」陳海平說。

不過這種做法在劉曉祥看來是不妥當的,「這其實是以次充好的做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有可能造成更壞的結果。」

而均安鎮東旺製衣廠經理廖東華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也表達了自己的困惑,他說服裝加工的成本其實很難通過其他形式轉移,現實的成本就擺在那裡,不容易壓縮。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廣州民營經濟發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彭澎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對於這樣的企業,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麼轉 移要麼升級,就是把生產基地轉向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是尋找歐美以外的其他市場,而升級主要體現在創建品牌方面,向製造業產業鏈的兩端提升。

但是,這兩種方式對於均安大多數小作坊式企業而言,都可望而不可即。陳海平說,他不敢想未來到底是什麼樣的。

同時,唐平華說,相對於休閒服飾的品牌化而言,目前國內的牛仔服裝還沒有打造出多少品牌,這其實也是一個機遇。均安的牛仔服裝企業可以借鑑休閒服裝的品牌化經驗,從而獲得轉型。

8月17日,杜敏等金昌盛職工從當地勞動部門獲得的協調結果是,只能拿回50%的工資,但工人們並不滿意這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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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余痛:「牛仔服之都」開春招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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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荒以及歐債危機,考驗著增城市新塘鎮這個中國乃至世界的「牛仔服之都」。春節後的製衣廠,缺工率達到70%。人才市場的外來工大幅度減少。

2011年6月,新塘鎮大敦村的本地治保隊員和上千外來打工者發生激烈衝突,此後的半年裡,當地政府開始試圖給予外來務工人員更多關懷。但事件造成的裂痕,尚需更多時間來彌合。

漫長冬天

依靠大量外來工而崛起的牛仔之都,如今卻深陷人力匱乏的困局。

增城市新塘鎮大敦村的這個冬天看起來要比2011年漫長。

已經是2012年的2月中旬了。守著冷清的廠房、蒙塵的機器、空白的賬單,熊於麗感到寒冬尚未遠去。

1月31日,大年初九,翔云服裝廠的老闆熊於麗放了一串鞭炮,期待著新年開店大吉。好運氣老早就來了。一張價值7萬元的訂單在2月上旬就拿到了手。

2月13日,已是春節後半個多月了,滿地的紅色爆竹碎屑早已在雨水的沖刷下褪色入泥,她卻發覺陷入了無法開工的尷尬:到現在,廠裡只招到兩個工人,還是親戚介紹來的小學徒,一條牛仔褲都沒做出來,7萬元的訂單打水漂了。

枯坐中,女老闆教會兩個小孩子「斗地主」。如此的「悠閒」,是熊於麗往年所不可想像的,2011年的這個時候,她已招到了二十多個工人,往俄羅斯賣了1萬多條褲子了。

蕭瑟的春天並不僅屬於她一人。2月13日下午2點,5公里外的增城市新塘鎮人才市場,足球場大小的空地上零星擺著20餘張小桌子,小老闆們在寫滿了招工廣告的黑板前發著呆,滿地儘是煙蒂、快餐盒、被隨意丟棄的宣傳單。

早在10年之前,新塘鎮就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評為「中國牛仔服裝名鎮」。到5年前,新塘鎮的牛仔衣褲產業佔到全國的50%左右,而大敦村就佔全國市場份額的10%以上。但現在,這一切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該進廠了,晚一天少賺一百塊啦!」俊捷服裝廠的董世龍焦灼地衝著觀望的人群喊,希望今天能帶幾個人回廠,他來新塘鎮人才市場招工已經十天了。但一 直沒有招到足夠的工人。他每天都要用金盃車拉十幾車的人去看廠,一天卻只能招到一兩個人。廠裡14個組的機器,如今只開動了4個組,缺工近200人,丟掉 了近七成的訂單。

儘管熟練工的工資已升至四五千元,不少老闆更是想盡辦法招攬員工,尤其是「長工」:設立工齡獎,工作滿半年每月獎勵50元;保證每月休息2至4天, 提供免費洗衣、水果派送;組織員工赴深圳、珠海旅遊,甚至組織集體相親……但足以媲美公司白領的待遇卻仍不足以吸引外來打工者,年初以來應者寥寥。

新塘鎮人才市場一名工作人員說,2008年起新塘就步入招工難的困境,2012年卻像墜入冰點:「常常是一個300人的工廠,只招到30人不到的工人。大部分工廠都缺工,缺工人數都在工廠可容納人數的一半以上,也有一半的工廠停產。」

大敦村是新塘鎮的第一大村,是全國最大的牛仔服生產地。缺工潮讓這個村子失卻了往日的繁忙。寬闊的六車道主幹道兩側,均是三四層樓的牛仔服工廠。已 過元宵節,幾乎全部工廠都開了門,深藍、深黑、淺灰等各色布料堆滿一樓的倉庫。整條長街安靜而冷清,寥寥數個開工的工廠裡,也很少能見到年輕人,只有十餘 個中年婦女坐在小凳上,沉默地剪著線頭,甚至還有頭已花白、年過六旬的老婦。

沿街九成的工廠門前,都掛著招聘的小黑板。記者隨機走訪了大敦村近150家製衣廠,調查顯示:無論工廠大小,缺工均在70%以上,少則10至20人,多則100餘人。依靠大量外來工而崛起的牛仔之都,如今卻深陷人力匱乏的困局。

「2011年也難,但元宵節過後起碼能招滿七成的工人,能保障大半的機器開著。」董世龍說,「不會像2012年這樣大家都吃不飽飯。」

「人心散了,不熱鬧啦。」在大敦村已居住了十餘年的肖海燕說。她在大敦村隆家福超市附近有一棟三層樓房用於出租,以往居住著200餘人的樓房,2012年年初只有不到100人了。無奈下,她將三分之一的房間改造成臨時旅館,一天十元錢,但入住率仍只有三成左右。

樓下專為外地人服務的達州菜館,2012年1月的營業額也下降了一半,老闆劉達明只能跑到東莞,為那裡的工廠提供盒飯派送,依靠每天做四五百個7元盒飯,艱難撐過這段蕭條歲月。

每到夜晚十一點,絕大多數工廠就早早關了門,整個大敦村隨之陷入沉寂。

「回不到過去了……」一名工廠老闆向記者感慨,如果是2004年前後,走入這個牛仔村,會見到每個工廠裡都是滿滿的年輕人相伴著轟鳴的機器徹夜不眠,那是大敦村最繁華的時候,「就像一個牛仔服的海洋」。

「2012年的人回來得尤其少。」新塘鎮出租屋和流動人口管理服務中心負責人鐘梅芳估計,相較2011年同期,年初居住大敦的外來人口要減少了20%左右。

過去,大敦村近8萬名外來工如候鳥一般,每年春節回到家鄉,正月十五前後陸續返歸。但2012年元宵節早已過去,卻有近萬名打工者偏離遷徙的路線,選擇了遠離大敦。

傷口在癒合,但需要時間

外來工們說不清2012年大敦村的外來工減少,是不是和2011年的衝突有關,但老鄉,的確是比2011年少多了。

工人們都去哪裡了呢?

作為每日穿梭於新塘大街小巷的摩的司機,黃喜明最先感受到寒潮的來臨。他明顯感覺到新年以來,自己從汽車客運站拉到的打工仔少了,來看貨的老闆也少了——這個月,他的收入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

面對著滿街的招聘廣告,28歲的工人劉紅兵陷入了矛盾:是該返回家鄉,還是留守大敦?

劉紅兵的大哥劉建林,選擇了返回故鄉四川,大哥的理由很充足:「家鄉更溫暖,不會被瞧不起,不容易受欺負。」在廣元市的一家製衣廠工作,他每月工資 3000元。劉紅兵則對回鄉有些恐懼:「出門十多年了,習慣了,對那個家是有點陌生的。」劉紅兵最終選擇了留在大敦。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並沒有因為 2011年增城的「6·11事件」,而覺得呆在那裡不安全。

但在多位外來工的眼裡,增城事件畢竟像一把刀在這裡劃下了傷口。他們說不清2012年大敦村的外來工減少,是不是和2011年的衝突有關,但老鄉們,的確是比2011年少多了。

增城事件後,政府割掉了治安隊這個令人生厭的「盲腸」,而未曾化解橫亙在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鴻溝。

外來工無法享受本地人繳納45元即可享受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很難讓子女進入設施完備的大敦學校就讀。秦子勇的三個侄子侄女,必須每天搭乘校車,到東莞私立學校上學,每人每學期的學雜費需2000至3000元。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汪廣龍在2011年10月赴大敦調研。他發覺大敦村內幾乎家家戶戶都換了新鎖,且不止一把。而大敦治安隊被取 締後,外地人也從不敢越界,極少進入大敦村內,只在沿街廠區及生活區內活動。雙方均墨守著多年來業已形成的封閉隔絕的交往規則。

多名四川外來工告訴汪廣龍, 2012年7月,大敦本地人組織了一個「保衛家園」的活動,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本地人,提著鋼管巡邏,禁止外地人在東江江畔玩耍。那是因為「江邊一群一群的四川人總在打牌,吵吵鬧鬧的」。

現在,由於原有的治安隊被取締,村民們甚至抱怨村裡的治安變差了,特別是偷盜事件明顯增多。一名大敦村民的家中被盜,他一口認定這是外地人所為,理由是小偷竟然用十多條牛仔褲結成繩梯用於攀爬,「只有外地人才會在牛仔服工廠打工。」

流洲島是大敦村村民種植龍眼、香蕉的地方,常有人前去偷盜。至今,大敦村旁的渡口,仍懸掛著村委會立下的一塊公告牌:「各村民外來人員,本渡是為村民方便過海耕作,非營業性。為防村民農作物被偷竊……經村決定,外來人員一律不准過渡。」

2011年9月,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何豔玲曾受增城市政府委託,就增城事件發生機制進行調研。她發現,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速度的斷裂、政府管理質量與市場改革規模的斷裂是矛盾的根源。

在何豔玲看來,大敦村本地人與外來工之間的問題,並非是矛盾與衝突,而是誤解與隔膜。「這是長期的制度設計所導致的,需要從根本上調整。我們需要去反思在大量人口湧入及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進行鄉村治理。」

逃離者

對企業家而言,受困於歐債金融危機的影響,2012年年初的訂單更是下降了30%。但縮水後的訂單,卻招不到足夠的工人來完成。

等候了數日仍然招不到足夠的工人,劉亞平決定撤了。2月13日,以一半的價格賤賣掉二十餘萬的機器,支付完僅有的5個工人的工資及廠房租金後,他關掉了已操勞8年的製衣廠。

「真的很累了。」劉亞平帶著滿心不甘與沮喪。

在他看來,招工難只是推倒自己的最後一塊多米諾骨牌。訂單不穩定、原材料漲價、管理混亂及低級的產業模式,早已讓這個小廠步履維艱。

這並不是唯一倒霉的工廠。新塘商會會長湛學駒介紹,2012年以來整個新塘已有十餘家牛仔服工廠倒閉,近百家無牌無證的家庭作坊被政府查封,更多難 以計數的小工廠,則走在負債連連的崩潰邊緣。新塘這個聲名顯赫的牛仔之都,源於產業自身積弊及環境動盪,在2012年春天迎來了最為刺骨的一陣寒風。

牛仔服曾是新塘的驕傲所在。上世紀80年代,大敦村民還過著種植香蕉、甘蔗的農耕日子,一個港商來此辦起了首家牛仔服製衣廠。隨後十餘年,這裡的廠 房如熱帶森林一般湧出。目前,新塘已有牛仔服生產及配套企業四千餘家,年產值超過200億元,全球每銷售三條牛仔褲,就有一條來自新塘。80%外來工均從 事牛仔服生產的大敦村,也成為聞名的「中國牛仔第一村」。

但這個春天,前所未有的挑戰來了。

一方面,日益高漲的原材料價格,困擾著工廠老闆。質量好些的棉紗從幾年前的每噸1萬多元,上漲至如今的每噸3萬多元。這讓零散、弱小的牛仔服工廠在危機到來時,顯得愈發弱不禁風。

如今,受困於勞工荒及歐債危機的影響,六成產品銷往國外的新塘牛仔服行業早已風雨飄搖,2012年年初的訂單更是下降了30%,利潤也下降至不到5%,這意味著生產一條牛仔褲甚至賺不到一塊錢。

在大的經濟背景下,嚴重縮水的訂單,卻因為招不到工而難以完成。「車間裡僅有1/5的機器在運作,整個廠現在就像個踉蹌的跛子。更要命的是,工廠已經連續三個月負債運行了,每個月一開門就損失5萬塊。」國力製衣廠老闆傅余明說,「現在只有早死與晚死的選擇了。」

當地最大的牛仔服交易市場——新塘服裝商貿城客服專員鐘璐霞告訴記者,受困於生產的慘淡,該商貿城也陷入了無貨可賣的尷尬,目前一棟樓近1400間商舖,僅有40%開門營業。生意冷清,不少店主打起了麻將。只有遠處停放著的近10輛重型卡車,讓人能想見往日的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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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家具之都 變兩岸較勁舞台

2012-8-20 TWM




一個人口只有十萬人的地方,一年卻能做新台幣一兆二千億元的生意,美國高點市寫下了全球家具之都的奇蹟,還正上演一場美國、中國、台灣、義大利家具品牌的戰爭。

一九一三年開始辦展,高點市的人口比新北市五股稍多,卻吸引了全球超過一百一十個國家,二千二百個參展廠商、八萬專業買家來高點市買家具。至今,北美地區每年八百億美元的家具市場,有一半的訂單是透過高點家具展成交的。

近百年來,高點市內有美國 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等大城市的挑戰,外有德國科隆、日本東京、中國上海以及新加坡等地挑戰,但高點市依然是全球第一的家具展。

歡迎昔日敵人參展展場約五十個世貿一館大

小鎮到底有何神奇之處,《商業周刊》深入美國走進高點市,高低起伏的森林、丘陵的最高點就是城中心,也是主展覽區,有超過三十萬坪的展覽場,分布在三百多個大大小小的展館,相當於五十個台北世貿一館。

這麼大的面積卻只展十天,每年春天四月、秋天十月各五天。這是小鎮成功的關鍵之一,堅持專業辦家具展。近十年,高點市最大競爭對手是拉斯維加斯,比照高點市蓋了展覽館,打算用賭城已經辦各式展覽的優勢,再搶走家具展。

但高點市還是堅持只辦家具展,寧可讓展覽館閒置,因此除了那十天,來思達集團總裁謝貞德說,不辦展的高點市就像是鬼城。想辦展,養起警力也很嚇人,高點市用一般小鎮三倍的警力在維護治安,確保買家安全。不過,堅持只辦專業展背後,還有第二個關鍵。

深入高點市郊區,在丘陵與森林之間藏著一間間的工廠,這裡曾是美國最大的家具生產基地,有超過上百家的業者。如今,這些工廠依然存在,不再生產家具,變成了研發以及發貨中心。

在家具展期間,這些工廠也辦著小型展覽與研討會,包括家具、紡織布料等等,研究家具用的布料,引領美國家具市場的流行潮流,於是高點市形成了群聚效應,即便製造中心的地位被台灣、中國東莞相繼取代。但想要打進美國市場,就必須到高點市參加展覽,才能了解市場最新潮流。

就連家具相關行業也跟著進駐,例如我們在高點市見到了《今日家具》(Furniture Today)雜誌社長卡斯特萊尼(Kevin Castellani)。還有第三個不同的地方,高點市讓市場自由競爭,當美國家具變台灣製、中國製或東南亞製時,這裡不排斥搶走他們工作的人,反而歡迎 台灣人、中國人建立展覽館、收購工廠。

台商扮重要角色王永慶也曾在這賣家具

所以高點市還有一個特色,各式各樣建築都有,毫無規則也沒有秩序可言,謝貞德在這裡蓋中國風的紫禁城、義大利的Natuzzi沙發在這裡蓋仿鐵達尼號的建 築,夾在這些建築群中的,還有老式的美國西部風格建築,各式奇特的建築林立,雖雜亂無章,卻也看到了這裡的包容與多樣性。

這產生了一個效果,一個不來這裡,就不算有品牌的迷思,即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辦展十天,收的租金卻按年計算,但賣家還是照租。這讓拉斯維加斯無法競爭, 只辦專業家具展覽館,變成只能收十天租金,收入太少,想提高使用率辦各式展覽來提高租金效益,失去了專業辦展與群聚的效應,最終拉斯維加斯失敗了。

其實不到高點市,不知道台灣人在高點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個世紀八○年代,台灣家具業製造崛起,環美家具創辦人莫若愚、葉氏家具、來思達謝貞德、謝貞彬兄弟,就連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成立的朝陽木業都曾在這裡賣家具。

今天想在高點市找台灣人,赫然發現環美家具依然存在,經營者變成了全球木器家具霸王台升家具董事長郭山輝,他還在北卡羅來納州有沙發生產基地。到今天,台灣人在高點市還擁有十個大型展示場。

最顯眼的是紫禁城,不僅建築物特別,門口還擺了勞斯萊斯、賓利汽車來接送買家,卻用貨櫃計價賣最便宜的家具,台商依然是話題與市場的影響者。

陸企也趕來卡位跟美商策略聯盟,打品牌

但來自中國業者卻有超越台商的趨勢,二○○五年之後,來自中國的家具廠也開始進軍高點市,建立的展覽館比台商還多,例如美克、顧家、敏華、海派、特雷通等,這些業者主要來自浙江地區。

我們走進來自浙江溫州的顧家家具,它是一家沙發製造廠,但跟台商以代工外銷很不同,這家公司的中國內外銷比重是三比一,中國市場遠大於歐美,成長主力也來自中國,但它卻跑來高點市建立據點。

顧家家具副總經理Berton Chan坦白說,到高點市建立據點,就是希望打開國際市場,建立品牌的海外知名度。只是參訪約一個小時,進來看沙發的華人面孔遠多於歐美買主。

但顧家的企圖心不僅如此,它還跟美國本土沙發老品牌賴老爺(La-Z-Boy)策略聯盟,賴老爺把中國市場的開發、製造、分銷和零售交給顧家。這讓顧家兩 頭賺,既能鞏固中國內銷市場,又能從賴老爺身上學到歐美沙發製造與設計的能力,進而打開歐美市場。類似模式的中國企業並不只有一家。

於是一場中國家具品牌國際化的戰爭展開了,但主場卻在高點市,從上世紀美國家具製造中心,轉型成為展覽與配銷研發中心;它再成為品牌戰場,不斷的在家具這個專業領域,找出自己勝出的優勢,高點市寫下了百年的小鎮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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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中國「燈飾之都」古鎮 直擊兩岸LED產業的交鋒與消長

2013-07-01  TWM
 
 

 

位於廣東省中山市的「古鎮」,短短十多年就成為全世界燈飾採購的中心,而兩岸LED產業更在此地正面交鋒,隨著中國業者木林森及雷士等大廠崛起,各家業者想盡辦法占地為王、寸土不讓,讓原本領先20年的台灣LED產業大老們,一個個陷入苦戰之中。

撰文、攝影‧林宏文

五月下旬的﹁古鎮﹂,潮溼又悶熱,氣溫高達三十五度。總人口數不到二十萬的古鎮,經常可以看到來自中東、印度、俄羅斯、東南亞等地的人們,在飯店與街道中往來穿梭,因為,這裡是聞名中外的「中國燈飾之都」。

小鎮聚集逾六萬家燈飾廠商古鎮在廣東省中山市的西北方,鎮上最重要的一條街中興大道,兩旁全都是賣燈的,不見其他種類的商店。人們可以在此找到各式各樣的燈,從家庭擺飾、商業照明到商務酒店用的大型水晶燈,應有盡有;即使找不到自己喜愛的造形,也可以買到各式零件及燈具自行組裝,或委託訂做自己喜歡的燈具造形。

古鎮總面積只有四十七.八平方公里,總人口數不到二十萬,但登記在案與沒有登記的燈飾公司,家數都超過三萬,六萬多家的廠商,搶下全中國八成的燈飾品市場。十二年前,古鎮開始舉辦的燈博會(國際燈飾博覽會暨LED應用展),今年十月將舉辦第十二屆,也讓古鎮燈飾的國際知名度大幅提高,吸引許多國家的大盤商,成為全世界燈飾採購的中心。

白天的古鎮,似乎與一般中國小型城市沒什麼兩樣,但到了晚上,你就會發現「中國燈飾之都」絕非浪得虛名,街道兩旁閃閃發光的各型燈具,數十種造形完全不同的路燈,就擺在同一個街角,展現特別的迷人風采。這個因燈飾而繁榮的小鎮,大型商務酒店到處林立,看不出只是一個小鎮。

「古鎮除了從全國燈飾製造基地向燈飾交易中心轉型,未來還要朝LED等高新技術研發中心發展。」古鎮商會祕書長、中山照明電器行業協會副會長區德成說,年底前,古鎮所出貨的一半以上燈具都會採用LED光源,整個中山市LED產業將是背後最大的後援。

區姓在古鎮是很龐大的家族,大型燈飾品牌如華藝燈飾董事長也姓區,採訪當天區德成剛好娶媳婦,忙進忙出招呼賓客,包括廣東省長及書記等大官都來了。

古鎮與鄰近的幾個城鎮,正是全中國的LED生產重鎮,例如隔壁的小欖鎮上,就坐落著全中國最大的LED封裝廠木林森,斜對面就是台灣規模最大的封裝廠億光電子,億光旁邊則有台灣最大的LED燈飾廠湯石照明;至於鄰近的江門市,有一度是全球最大聖誕燈廠真明麗的所在地,南邊的珠海市,則有最近與中國最大照明通路商雷士照明結盟的德豪潤達。

這些涵蓋上中下游的產業聚落,讓中山市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光都」。在古鎮主要燈飾品牌大廠的推動下,未來將從傳統燈泡轉為LED光源,LED的使用量大幅提升,讓古鎮化身全球LED燈飾的重鎮,也讓中山市的LED產業聚落更蓬勃發展。

其實,早期中國發展燈飾的地區有好幾個,例如,古鎮是以鐵藝燈(鐵製工藝的燈)為主,溫州是以塑料燈(塑膠材質燈具),東莞則以銅燈為主。古鎮的鐵藝燈如今會成為市場主流,主因是鐵做的燈比塑膠做的燈耐用,但是價格又比銅製燈具便宜許多。從性價比的角度來看,逐漸讓古鎮成為全世界燈具的領頭羊。

中山市成全球LED燈飾中心「要觀察兩岸LED產業的變化,來古鎮及小欖看得最清楚了。」一位早年去小欖設廠,如今不堪中國業者競爭而打道回府的台商主管說,「在這裡,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國全面推動LED,讓LED應用大幅起飛,今年很肯定將是LED商業照明爆發元年。但另一方面,中國本地業者快速成長,已讓過去領先的台灣LED產業備感壓力。」在兩岸LED產業在此地交鋒的過程中,木林森是中國最具傳奇性的企業。這家成立於一九九九年的LED封裝廠,比台灣LED廠都要晚很多年才成立,今年才四十歲的創業老闆孫清煥,早年是台灣上櫃公司李洲中國廠的倉管員,因為在工作期間看到LED的商機,自己出來創業。

木林森早期切入低階量大的LED封裝市場,從微波爐、手電筒、聖誕燈、室內與戶外LED照明等,幾乎全部搶下過半的市場,每年業績都以至少五成的速度增加,如今全中國十顆LED有三顆是木林森封裝的。目前單月量產九十億顆LED,已是台灣最大封裝廠億光的四倍以上,木林森預計年底單月產量會再增到一五○億顆,明年就達到二百億顆,遙遙領先所有廠商。

木林森今年業績目標是三十億人民幣(約一四四億新台幣),比去年的十八億人民幣大幅成長六六%,而億光去年營收為一六八億新台幣,今年成長幅度則預估在二、三成左右,以木林森這種倍數成長的速度,預料明年營收就有機會超越台灣第一大廠億光。

木林森由於生產量最大,使用的材料規模也很驚人,例如在LED導線架的用量,就是台灣最大廠一詮精密的二至三倍大。由於經濟規模大,可以大幅降低採購成本,加上中國政府對於LED大力補助,因此木林森至今幾乎年年都獲利。

由於孫清煥早年與台灣廠商往來密切,在二○一一年下決心要切入LED照明市場時,就邀請與其合作多年,來自台灣的林紀良擔任總經理。林紀良早年在台灣東貝服務過,也自己創立南靖光電公司,切入LED材料、設備及系統等產品,是木林森很重要的供應商。林紀良被孫清煥網羅到木林森後,負責重新搭建團隊,從研發、生產、品質到銷售培訓等工作。

今年,孫清煥更推動木林森朝向LED光源品牌市場布局,另創高階品牌光源世家,與中低階市場進行區隔,而林紀良又被委以重任,成為光源世家董事長,至今林紀良已飛過中國三百多座城市,預計今明兩年會更深入到四、五級城市,把光源世家品牌推向全中國,總數則要突破六百座城市。

林紀良說,木林森的成功之道,就是「對自己很殘忍」。一方面追求成本控管與高效率經營,讓利潤與績效可以創造出來外,更大膽採用創新製程來降低成本。例如目前LED業界大都採用打金線的作法,但木林森則採用銅線,不僅申請專利,而且至今用得相當成功。「事實上,IC產業很多都採用銅製程,但木林森卻是第一個拿來用在LED上。」林紀良說,台灣很可惜的是,很多公司養了很多博、碩士,但卻沒有進行更先進的研發,只是追求模仿的速度可以更快,價格能夠更便宜一點,賺取的都是微薄的利潤。

木林森月產量達台灣億光四倍木林森可以快速成長的關鍵,當然得力於中國市場的快速崛起,而中國在燈飾與照明品牌市場的百家爭鳴,更是讓人看得眼花撩亂。其中中國本土第一大LED照明品牌雷士,產品線包括燈源、燈具與燈飾,市占率約一○%,在中國市場的扎根布局深遠,許多三、四級城市,雷士都已是一般民眾認定的知名品牌,連國際大廠飛利浦都趕不上。

去年十二月,以發展LED晶片及光源為主的德豪潤達,宣布合併雷士,並成為最大股東。原本出走的雷士創辦人吳長江,也被請回雷士擔任總裁。吳長江是雷士能夠奠定中國第一的關鍵人物,未來雷士極可能再重回成長的軌跡。而發動這場被中國媒體稱為「蛇吞象」購併案的德豪潤達,公司就設在中山市南邊的珠海市。

根據雷士照明的統計,去年底雷士的專賣店數量已達三二三一家,銷售網絡覆蓋二二四九個城市。至於去年由於受到經營層大幅變動,業績大幅下降,營收在三十五.四六億人民幣,約在一七○億新台幣,但也已明顯超越台灣龍頭廠中國電器(簡稱中電,擁有東亞照明品牌),中電去年營收還不到七十億新台幣。吳長江樂觀預計,今年雷士照明銷售額最少有二成的增幅,希望能夠抓住LED爆發的契機,未來把雷士照明的銷售拉到二百億人民幣以上。

晶電董事長李秉傑說,過去他曾主張,台灣若要防範大陸業者追趕,要趕快到大陸去設LED燈泡廠,不僅搶攻全世界的代工訂單,也讓台灣上游磊晶有機會與大陸競爭,但如今為時已晚,大陸本地三大燈廠的月產量都已達到三百萬顆到五百萬顆的規模,台商已經很難趕得上了。

此外,台灣目前最大LED燈飾廠湯石照明董事長湯士權也說,大陸企業的規模,如今都已明顯超越台灣,尤其是在下游的品牌與通路,大陸掌握龐大內需市場,台灣業者一定要更積極到大陸布局,尤其是要把資源轉到通路與品牌上,否則就難逃被邊緣化的命運。

台灣還想繼續走模仿之路?

走進古鎮任何一座燈飾賣場,服務小姐對於每個燈具內使用的LED光源、材料來自哪些國內外廠家,都能隨問即答且琅琅上口,對於歐斯朗、飛利浦、Cree、台灣晶電等LED光源,也都非常有概念,「因為每個人來都會問東問西的,又要比價,又要比規格,老闆就要求我們都要懂啊!」一位售貨小姐說。

對於許多來古鎮訪問的朋友,尤其是台灣來的人,區德成與他的工作伙夥特別熱情,不斷提到兩岸可以多合作,要台灣業界人士多來看看,「今年十月的燈博會,一定會很熱鬧,你們一定要來看看喔!」這座名字充滿中國味的小鎮古鎮,不過才十幾年的光景,就已成為全世界燈飾採購中心,古鎮背後藏著諸多產業發展及人脈錢脈的故事,尤其是「中國進、台灣退」的殘酷現實,對於正在努力與中國業者廝殺的台灣LED產業大老們,更是點滴在心頭。不過,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很可能五、六年後就會造就出幾家世界級的企業,誰將坐上這個兩岸LED產業的寶座,值得拭目以待!

燈飾重鎮 引爆房市亮點近幾年來,中國企業創造最多財富的來源幾乎都是房地產,古鎮也一樣。包括華藝、歐普、勝球等當地最具品牌知名度的燈飾企業,成長速度超快,其中華藝取得北京奧運會鳥巢的LED照明標,歐普則入駐上海世博會民企館,幾年內都快速竄起,營業額都已達數10億元人民幣。

不過,這些燈飾大品牌在累積知名度後,真正賺到大錢的卻是房地產。古鎮成為全世界的燈飾交易中心後,每年吸引眾多國內外買家來訪,去年燈博會舉辦期間,小鎮裡湧進數10萬名來自國內外的訪客,酒店完全客滿,看準酒店及房地產的商機更大,這些品牌廠就與政府批地經營酒店,例如華藝經營國貿酒店及星空聯盟、勝球也經營勝球酒店,而且因為房地產大漲,一地難求,租金又貴得嚇人,讓這些大品牌累積更多雄厚的實力。

此外,炒房最厲害的溫州人,也跟著被吸引到此,把房地產炒得更火紅。由於古鎮已無腹地發展,這群溫州人便在小欖等附近城市進行各種商城的開發,很多都與地方政府資金一起投入,打著LED商城加上住宅開發,一個案子就是20、30億人民幣,很輕易就超過百億新台幣的規模。

3年前,古鎮還發生一件大事,勝球燈飾老闆與順達物流老闆一起到澳門賭博,與一位媒體老闆對賭,最後輸了20多億人民幣,消息傳出後,數千人去包圍勝球的廠房,公安還出動大隊人馬維持秩序,其中物流老闆跑了,倒了許多帳,但勝球老闆賣了一座銀泉酒店,還把旗下一座飯店讓給對方20年,解決了這個債務。從這個案例,也可以看出勝球的資本實力確實驚人。

古鎮附近有完整的LED 供應鏈古鎮 中國燈飾之都(6萬家以上的燈飾公司)小欖鎮 木林森 億光電子 湯石照明

江門市 真明麗

珠海市 德豪潤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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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鞋之都」的白與黑 ——莆田鞋轉型記

http://www.infzm.com/content/99102

在這場痛苦的全球經濟再平衡中,中國龐大的生產能力正在焦灼地尋找出路,互聯網成為他們手中一根並不牢靠的救命稻草。莆田鞋業的焦慮,只是「中國製造」的一個縮影。

19輛卡車對著火力電廠焚燒間,緩緩抬起車廂,兩萬多雙「名牌鞋」傾瀉而出。

這是2014年3月15日早上,福建莆田。為了表明打假的決心,市工商局組織了這場燒鞋行動。

莆田,因為大量產出仿冒名牌的運動鞋,被戲稱為「假鞋之都」。一種流傳甚廣但難以證實的說法稱,國內市場上90%的假運動鞋都來自這裡。

現在,這座城市龐大的生產能力,正在焦灼地尋找著出路。

「讓全世界穿上名牌」

「莆田人過的是美國時間,白天睡覺,晚上上班。」駛過逐漸熱鬧的夜,一位出租車司機說。

位於莆田北部的安福小區,是這座城市一個隱秘的入口。

這裡最初是火葬場,遠離市區,2008年開始漸漸成為假名牌鞋的集散地,比市中心還繁華。但2011年起,這裡已被改為電商城,牆上貼的補貼政策,顯示出政府引導假貨經濟轉型的決心。

不過,白天這裡的所有店舖都大門緊鎖,連飯館都不開。入夜後,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店舖開張,都是自主品牌。

到了午夜,安福小區就沸騰起來。晚上11點開始,摩托、三輪車、卡車摩肩接踵地擠在小路上,四面而來的燈光劃破了一天的寧靜。

小區背後的一塊空地上,數十家快遞忙著收貨,封裝膠帶刺啦聲響成一片。人們匆匆而過,裝卸的瞬間能夠看到他們手中的鞋盒,不是耐克、阿迪達斯,就是NB(新百倫)。這樣的繁忙會持續到凌晨兩點。

這座人口300萬的城市,原本就有許多工廠為海外品牌代工生產名牌運動鞋。現在,僅從事電商的人口就多達20萬,他們塑造了這座城市的作息。

電商生意,在這裡有另一個代名詞,叫做「高仿」。也就是仿製成耐克、阿迪達斯等名牌鞋,以低於這些品牌的價格銷售。

通常來說,做高仿的人會表明這是「假鞋」,一些消費者也照樣歡迎,他們「知假買假」。但有的時候,一些從事「海外代購」生意的淘寶店等,也會把這些堪稱以假亂真的鞋子直接用「正品」的名義,賣出更高的價格。

淘寶,是莆田人最初的陣地。

「安福相冊」是莆田中間商向全國淘寶賣家展示鞋樣的網站,這裡的自主品牌代理約100家,耐克和NB鞋的仿貨代理則多達600家和300家。

「好做的時候,掛淘寶上,每雙鞋有五十元利潤,每天能賺三五百元。」劉天說。

劉天是土生土長的莆田人,在外地上學、工作後,2013年年底才回到莆田來做高仿生意,想要趕上「最後一桶金」。

但淘寶的打擊力度與日俱增,幾天前,他試著上了一個NB鞋鏈接,三分鐘網店就被封了。

他開始退出淘寶,專做中間商,給淘寶賣家供貨。現在他手上連通著幾十家網店。

劉天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單、下午去工廠取貨、凌晨再送去快遞寄出。「半夜工作為啥?因為它見不得光啊。」劉天指著桌子下面一雙新到的高仿NB鞋說。

假貨也有優劣之分,劉天對這個有要求,他的「貨」足以亂真:鞋面材料一樣、鞋上的全英文說明一樣、鞋盒一樣、連質檢卡都一樣。

在外行眼中,高仿鞋和真鞋的唯一差別,只有價格。連NB鞋專櫃的營業員都沒有好辦法,「只有看鞋底,你看正品鞋底指甲掐一下,會很快彈回來,假的就不一定。」

至於如何開具發票等憑據,劉天覺得這問題有點「傻」,「你自己買一沓那樣的紙,弄台打印機,想印什麼都行,英文就翻譯一下。」他從包裡拿出一張粉紅色收據,抬頭「萬達名品專營店」,有日期、營業員名字甚至貴賓卡號,價格619元。

如此售價的鞋,從劉天這裡拿貨只要100元出頭。把假貨當真貨賣?他並不鼓勵這樣的「貪婪」,「一般就賣兩百多,假的就是假的,買的人也知道是假的,但還是會買」。

「讓全世界穿上名牌」是莆田假鞋的口號,消費者「知假買假」給他們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市場。在網上一組斥責莆田販假的文章下,兩千多條評論一面倒地「挺」莆田,「沒有莆田人做高仿,你們穿得起真的嗎,親!」

即便如此,近三年來的打擊還是讓假貨的生存空間不斷縮小。新的陣地也在不斷出現,心思活絡的年輕人已經開始用微信公號和朋友圈進行營銷,那些地方目前還很少會被抓到。

在莆田,如今「劉天」們已經完全轉入地下。整個城市提起他們,都像是一張閉緊的嘴。「不知道」是最多的答案,「高仿」幾乎成為禁詞。

安福小區是莆田鞋的集散地,這裡白天一片冷清,半夜卻人聲鼎沸,許多人湧出來忙著交易、發貨。 (南方週末記者 張玥/圖)

「以前馬云求著我們幹」

龐大的運動鞋生產能力,是莆田財富的起源,也是現在這條「電商」產業鏈的起源。

全市三千多家工廠中,上規模的僅有一成,絕大多數是手工作坊。在兩三層樓的農村小院裡,生活、生產、經營「三合一」,少則六七人,多則幾十人。

七步村,莆田假鞋的源頭之一。走進村子,幾乎家家大門緊閉,工商橫幅和電線杆上的小廣告十分熱鬧:嚴打出售商標和包裝的行為,招聘刷膠、貼底、針車工人,淘寶培訓廣告……它們像是在描述著流水線的各個環節。

南方週末記者沿街走了半小時,只見到一家工廠開了道門縫。側身進去,門口馬紮上一位村民正在粘貼鞋面——NB鞋,已粘好的幾雙攤在地上,他自己也穿著一雙藍色的。

廠房二樓,老闆正跟幾位客人用莆仙話談生意。看到生人進來,忙說,「這裡什麼都沒有」。

在莆田,鞋廠繁盛的歷史已有二十餘年。

與台灣隔海相望,莆田和泉州是台商最早選定轉移加工廠的大陸「前線」。自1980年代初起,10年間鞋業在當地GDP的佔比由10%飆升至43%。

作為耐克、阿迪達斯等國際品牌的代工廠,產品嚴禁流出,一律運回國外。最初,總會有些超出訂單數的鞋,可以留在當地,叫「尾單」。有生意頭腦的莆田人開始把「尾單」貨從網上便宜賣出國,做起了跨境電商。

莆田「電商」野蠻生長的年代由此開始,一時間供不應求。一位當地鞋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時有位客人要42碼的鞋,他們用黑筆把43碼改成42就寄出,甚至還曾出現過兩隻鞋大小不一的情況。

「尾單」貨不夠時,高仿的假貨應運而生。2004年左右,這一生意達到高峰,當時莆田街上,十有六七是仿鞋店面,白天也半掩著門經營,生意火爆。

高仿生意的市場,2008年左右遷往屬於安置區的安福小區。

外貿做了幾年後,受到了國外的打壓,甚至《紐約時報》記者曾專門去莆田調查。莆田人開始把目光投向國內,恰好又趕上了國內電商起步的時機。

「以前是馬云求著我們幹。」安福小區的一位店長王一峰說。他開店快十年了,經歷了這裡的每次起落。

王一峰還記得,淘寶剛起步時,因為莆田高仿貨「物美價廉」的特質符合網上購物的競爭需求,曾專門在莆田設點,每週培訓莆田人怎麼做淘寶。

「淘寶就是我們炒起來的,幾萬人出去賣。剛有『雙十一』的時候,一個晚上,光我們賣鞋就能賣六十幾億!」王一峰有點忿忿。

2011年前後,淘寶因為欺詐問題成為媒體焦點。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其創始人馬云拋出了莆田,「去看看,你會震撼的,那是黑色產業鏈,制假基地!」

自此,淘寶假鞋電商進入寒冬期,莆田首當其衝。

淘寶常年有對莆田IP地址、莆田身份證註冊的特殊「關注」,莆田人的網店一批批倒掉,被查封的速度越來越快。

安福電商城管委會主任施飛雄說,現在莆田電商反映最多的問題就是「被歧視」,「阿里早期跟我們差不多,只是他們早一步轉型了。」

在莆田,這樣的廣告車四處可見,淘寶網店已經成為當地人新的飯碗。 (南方週末記者 張玥/圖)

Guci、耐特與ZB

轉型,對莆田鞋商來說,是不得不面對的痛苦。

王一峰家從父親那輩起就是做鞋子生意的,兩兄弟接手也做了近10年,早先也是做耐克的高仿。「被工商抓過,抓一次罰一百多萬啊。」2011年,他開始轉行做自主品牌。

說是自主品牌,其實更像「擦邊球」。他的商標遠看上去和匡威一樣:白色的雙道圓框,圍著一顆紅五角星,只是裡面的英文不是「converse」,而是「eshoeses」。

他在市場需求和法律之間找到的平衡點是:款式不能和匡威一樣,如果想定做仿匡威的款,就去掉他們的英文。

「現在只要這家店不死就可以了。」王一峰坐在電腦後面,剪完指甲又開始剪牛仔褲的線頭,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店裡來了客人也懶得抬頭。

他每天工作4小時,晚上七點到十一點。沒有罰款的風險,每年賺三四十萬,也算是旱澇保收。至於是不是真正做出自己的品牌,他沒想過,「我們做代理的還管那個?」

對於這種擦邊球的「自主品牌」,莆田市工商局長林峰說,「只要註冊通過就沒問題。」

於是,莆田有「西域駱駝」、「台灣駱駝」、「駱駝動感」;有「耐特」、「來客」;還有「N」字招牌的「紐巴倫」。

2014年3月,來自溫州的小吳一下車就來安福小區進貨,他賣的是NB同款鞋,只是「N」反過來寫,「這不能罰我,你說是N?我還說是Z呢!」

英文為Guci的莆田品牌古奇·天倫,號稱莆田最大的自主品牌。「我們不靠Gucci,和他們沒有關係。」董事長林國粱說。這個品牌是他2011年通過中介買來的,「我覺得大氣,也洋氣。」

經過了第一年的失利,林國粱的公司逐漸成長起來,目前擁有網絡分銷商兩萬餘家,在淘寶鍵入「高跟鞋」搜索,古奇·天倫,排名第六。

在莆田,這樣的成就並不常見,更多的人,還掙紮在高仿鏈條上。

泉州晉江,經常被拿來與莆田做比。同樣是代工廠最早進駐的城市,晉江已經做出了安踏、特步、361°等國內知名運動品牌。

莆田也曾有過嘗試,失敗居多。比如與安踏同時起步的力奴,在砸了5000萬之後,資金乏力,宣佈失敗。此後大批力奴的中層流入安踏。如今安踏已經在港股上市,力奴變成了它的代工廠,抹去了自己的牌子,每雙鞋賺7元錢的薄利。

「不能髒水、孩子一起潑」

「自主品牌轉型要錢啊。」施飛雄說。在莆田做電商的,多是學生或是上班兼職的年輕人,資本金正是他們缺的東西。

三年間,工商打假的罰沒金額已經高達1871萬元,每個假貨商涉案金額5萬以上,就會被移交公安機關。「做小本生意的,根本禁不起幾萬塊的罰款,一旦交給公安,公司基本就死了。」一位工商局負責人說。

比起簡單粗暴的剿滅來,更困難的是龐大的生產能力向何處去,在轉型過程中如何保證莆田經濟不陷入低潮。

「不能髒水、孩子一起潑。」工商局長林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面對幾十萬的就業人群,在「滅」與「轉」之間,他們也在拿捏分寸。

目前,政府正在努力嘗試著引進知名品牌,由莆田的電商大軍幫做銷售。

如果說假鞋是「髒水」,那麼留下的「孩子」就是莆田年輕人,以及他們在這10年中積攢的網店經驗。一個可資證明的故事是,作為當地招牌企業的「莫蕾蔻蕾」,其創始人張琪父子之所以將企業從廈門遷入莆田,目的就是在這裡找到能玩轉淘寶的分銷商。

走在街頭,張貼著淘寶培訓班的廣告三輪車四處轉悠,淘寶基礎和升級技能1200元包學會。居民樓裡到處貼著「人人做得起」之類的口號,網吧一樣的教室裡人頭攢動,宿舍八張床的上下鋪上,睡滿了學習開網店的人。

從阿里巴巴專場的萬人培訓,到四處開花的私人學校,當地人把玩轉淘寶當飯碗。

這樣的本事能不能真正帶來新的生意,當地人並不知道答案,許多人依然只能死死抱著熟悉的高仿生意鏈條。

3月16日凌晨,安福小區迎來新一天的活躍。

從周圍居民樓裡躥出的人們,抱著一摞摞鞋盒,系在摩托車上。

安福小區裡的快遞市場已經不安全,大批摩托車從小區出發,駛入縱橫交錯的馬路,分散在不同的路口,尋找三公里內的路邊代收點。

不過,他們也不知道,這樁生意還能持續多久,未來又在何方?

(應受訪者要求,劉天、王一峰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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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之都”保定:汙染之王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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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你會感到諷刺:中國的“太陽能之城”保定居然成為汙染最嚴重的城市。

在環保部新鮮出爐的報告中,保定在74個全國重點城市中空氣質量位列倒數第一。環保部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空氣質量相對較差的前10位城市分別是保定、邢臺、石家莊、唐山、邯鄲、衡水、濟南、廊坊、鄭州和天津。

保定是中國北方著名的光伏生產基地。早在2006年,保定市就提出“中國電谷”發展戰略。目前,保定打造的“中國電谷”擁有相關企業170多家。其中英利、國電聯合動力、天威、中航惠騰等光電、風電、輸變電知名企業保持同行業領先地位。

2007年,保定市全面啟動“太陽能之城”建設,推廣太陽能光伏技術在建築領域的應用。2010年時,保定就創建起首批低碳示範社區。

2010年,保定被列為全國首批“低碳”試點城市,一直致力於擺脫對煤炭依存度高的重工業發展模式。為了彰顯當地光伏產業的重要性,保定在路邊都裝上了太陽能路燈。

但即便如此,保定的空氣汙染程度仍在全國高居榜首。

環保部稱,在公布的74個城市中,除了海口、拉薩、舟山、深圳、珠海、福州、惠州和昆明8個城市,其他66個城市均存在不同程度超標現象。

京津冀區域13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11個城市排在汙染最重的前20位,其中有8個城市排在前10位,區域內PM2.5年均濃度平均超標1.6倍以上。

2014年,京津冀區域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平均達標天數為156天,比74個城市平均達標天數少85天,達標天數比例平均為42.8%。超標天數中以PM2.5為首要汙染物天數最多。

《每日經濟新聞》援引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評論稱,京津冀區域大氣汙染的核心問題依然是排放量非常大,導致汙染程度不能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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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全球電子垃圾拆解之都”貴嶼:空氣里彌漫著金屬味道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6/4637418.html

初探“全球電子垃圾拆解之都”貴嶼:空氣里彌漫著金屬味道

第一財經日報 李娜 2015-06-26 06:00:00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來到了這個被譽為“全球電子垃圾拆解之都”的地方,試圖還原一個最真實的貴嶼。

汕頭貴嶼,在很多人聽來是個新鮮的名字,在全球電子垃圾的拆解歷史上卻有著特殊意義。

早在20世紀上半葉,貴嶼人就已經開始在潮汕一帶走街串巷,以收購廢銅爛鐵為生。因此潮汕一帶對貴嶼人的印象,就是“收破爛的”,而且民風彪悍惹不起。對於即將前往貴嶼的“外來人”來說,得到的最多建議就是,“那邊衛生環境不好,一個人去要註意安全”。

但在“電子垃圾產業鏈”中,貴嶼的價值卻不能忽視。從經濟的角度上看,汕頭市貴嶼鎮有超過80%的家庭直接參與了電子垃圾分解,每年分解的電子垃圾超過150萬噸,而通過這一產業,一個家庭作坊的年收入甚至能夠達到百萬元。

近年,隨著電子拆解產業的逐步發展,以及國家針對電子回收擬定的“大基金”計劃,老舊作坊式的生產模式似乎開始慢慢退出舞臺,除了因環保和整治等問題見諸報端,“貴嶼模式”也少有人再提起。現在的貴嶼發展如何?當地人的生活狀態是否有所改善?帶著好奇心,《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來到了這個被譽為“全球電子垃圾拆解之都”的地方,試圖還原一個最真實的貴嶼。

貴嶼初印象

從廣州出發,經過個兩個半小時的車程,便是潮陽轄區,再花上五塊錢搭乘小巴就能直接抵達貴嶼。對於這個城市的陌生人來說,幾乎不需要報站提醒,道路兩旁有關“拆解”的廣告牌就能告訴你——貴嶼到了。

資料顯示,貴嶼和浙江臺州是我國兩個最大的廢舊電子垃圾拆解基地,前者每年要吞吐約三百萬噸電子垃圾,全鎮參與拆解加工的村落超過20個,僅從業人員就達到十幾萬人,廢棄物拆解成了為當地經濟的支柱產業。

小巴行駛在貴嶼鎮華美村的街頭,除了個別主幹道上的住戶在經營士多零售、摩托車維修等服務行業外,更多的樓房外掛著收購電腦、集成顯卡、筆記本、開關接觸器的廣告牌。即使是關門的樓房外,門口前堆放著的白色塑料袋似乎也能讓人對這里的生意模式“一目了然”。

下了車,在一名做拉貨生意的三輪車師傅老余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了一座專門做手機拆解的樓房。看上去,這座樓房是典型的潮汕“下山虎”的建築風格,一樓用作拆解場地,二、三樓住人。

記者以回收商的身份向這里的老板阿成(化名)做了自我介紹,他一邊忙著自己手中的活兒,一邊嘀咕著,“我們都是做熟人生意,而且是要看現貨,沒有東西一切免談。”顯然,對於新交易,他沒有特別大的興趣。

阿成對記者表示,因為做的是“垃圾生意”,買賣的貨物都是以噸計算,小點的量連運費都抵不了。“這些元件每天都會大量批發往深圳華強北和北京中關村等國內大型電子市場,有時候也會從這些市場買原料,但是價錢不劃算。”阿成對記者說。

確實,在“純手工”的作坊中,原料的“貴賤”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利潤的多少。

在這個“典型”的拆解作坊中,只見一名90後模樣女工在自己的“工作案臺”前用鑷子熟練地分解著手機上的線路板元器件,類似鼓風機的東西豎立在案頭上,吹一會,電容、電極管等有用電子元件就能脫落下來。而在桌子上,還可以看到百來個白色的“杯子”,用來放置各種被分揀出來的金屬元器件。

為了避免和金屬直接接觸,這些女工在操作的時候左手通常戴著厚厚的手套,身旁放置著在廣東地區大排檔里常用的大風扇,但即便開了風扇,在三四十多度的高溫天氣,大量使用加熱器和鼓風機的作坊里還是讓人有些悶熱不堪。

一名看上去只有二十來歲的女工小花(化名)告訴記者,這個工作每小時大概能掙十多塊,也可以計件,從早上七點到中午十二點,中午休息一下,然後“直落”到六點。

“每天十個小時,大概可以拿到150元,有的可以拿到200元。”小花對記者說。在一百多平方米的一樓大廳里,數以千計的手機主板被堆放在塑料筐中。店門口的玻璃櫃里,十多種拆解下來的電子元件用塑料袋封裝後擺放得整整齊齊。

“洗金”產業鏈

三輪車師傅老余告訴記者,過去大家都把“垃圾”堆得滿大街都是,這幾年查得嚴,都不敢往外面擺了,有的樓房雖然下面關著門,但是趴在門上一聽,就能知道里面“開不開工”

時至今日,貴嶼人仍然沿用1000多年前的原始工藝,分解著21世紀的電子垃圾。

已經在貴嶼生活了十多年的老余說起貴嶼的產業鏈頭頭是道,他告訴記者,貴嶼的拆解產業鏈成熟,不太值錢的塑料塊賣給附近的塑料廠,值錢的電路板則被放在電熱器或炭火爐上烤熔出零件。其中,芯片、電容和二極管等可被二次利用的零件,搜集起來賣給做零件翻新的商人,剩下的電路板則被用作提煉貴金屬。用電烙鐵熔出銅、錫等金屬的工藝叫“燒板”,用強酸析出黃金的工藝便是“洗金”。

在過去的貴嶼,拆解提煉出來的金屬產量甚至可以影響國際有色金屬期貨價格。

綠色和平組織曾經對貴嶼產業鏈進行過一些調查,其中對這種分級式的作坊總結為貴嶼的“三級”拆解產業鏈。

通常,貴嶼的一級拆解作坊多數是大型的金屬回收拆解作坊,無論什麽樣類型的機器都拆,而且數量巨大。作坊一般從海外供貨方直接拿貨,貨物運到之後先進行簡單篩選,將可以使用的二手電器挑出轉手給二手電器商。同時,也會挑出自己不需要的某些類型的電器轉手給其他的二級拆解作坊,然後再組織工人拆解。拆解完成之後,由於它們本身一般都會回收某些類型的金屬,比如銅、鐵、鋁等,留下需要的材料之後,它們再將各種分好類的材料轉手給其他專門作坊。這些一級拆解作坊是其他專門作坊的主要貨源。

二級拆解作坊則主要是拆解回收各種專門的材料。它們是貴嶼電子垃圾拆解業的主體部分,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在早期它們多數情況下是從拆解作坊拿貨,但是近幾年它們也能夠從外地供貨方直接獲得自己需要的各種原材料。

此外就是各種回收生產作坊及工廠:這是貴嶼當地提升產業結構和完善產業鏈的自發經濟行為的衍生物,並在近年政府的支持下迅速發展。

而像老余這樣騎著三輪人力車的“車夫”,通常的工作就是把拆解的貨物在各個級別的拆解作坊中“拉來拉去”。

“現在最好的時候一天也就拉個兩三百塊錢,不比從前了。”老余對記者說。十年前,經由老鄉介紹,他從貴州老家來到這里,但真正到了之後卻打起了退堂鼓:空氣里彌漫著金屬的味道,隨處丟散著廢舊電子器材,但因為“生意”好做,他還是選擇留下。

老余對記者回憶道:“通常,電視機含有大量的銅、鐵,只有電腦里才含有金。英特爾的芯片,當時進貨價位600元/噸,一斤就可以析出3克多的金,當工業黃金賣出去,能賺100塊錢。”

十字路口

站在華美村的村口,很難不去註意道路中間拉置的橫幅標語:“貫徹新環保法,打擊汙染”,還有兩旁正在施工的綠化帶,頂著正午的大太陽,工人們依舊還在辛苦作業。此時的貴嶼像一個等待“大考”的孩子一般,在最後沖刺的關鍵時刻,想盡一切辦法。

按照省《汕頭市貴嶼地區電子廢物汙染綜合整治方案》要求,在2015年底前需要完成整治工作並通過上級驗收,否則貴嶼的電子垃圾拆解業可能會面臨徹底關閉。

過去的十年,電子垃圾拆解對空氣、水和土壤形成了巨大的汙染,電子廢棄物汙染成為一個汙染嚴重卻又難以治理的“真空地帶”。如汕頭大學醫學院曾對貴嶼進行的一份健康抽查表明:對165名1歲至6歲兒童進行嚴格體檢測試後,發現所有兒童均血鉛超標中毒。

這種現象引發了媒體和NGO組織的高度關註。在2001年開始,當地政府就對貴嶼電子垃圾發展業布置了整治的目標、任務和期限。但整治沒有這麽簡單,拆解業自90年代初以來一直是當地經濟的支柱產業和當地財政的主要來源,並且在當地居民看來,貴嶼鎮政府沒有這個權力要求自己必須轉換行業。

一個例子是,貴嶼鎮政府嘗試過在北林、華里西和南安一帶規劃工業開發區,但是收效甚微,只好做了應付上級檢查的“應付工程”。當地作坊之所以采用家庭作坊的方式,原因之一就在於節省成本,從家庭作坊搬到工業開發區,不但增加了廠房的租賃費用,而且對於管理、物流和雇工等方面都增加了種種不便,因此,幾乎沒有家庭作坊願意搬遷。只有少數一兩家實力較為雄厚的工廠在那里建了一兩個小分廠。

此外,電子垃圾拆解業的發展和貴嶼當地的宗族組織非常發達有一定的關系,強大的社會網絡和利益關系鏈並不是在短期就能梳理清楚的。

在查閱的一份材料中,記者發現,貴嶼電子垃圾拆解業使用的原料從一開始就來自進口,國外的電子垃圾,通過各種手段進入中國之後,一般會囤積在廣東的南海、廣州、深圳等地,由於這些電子垃圾屬於非常敏感的貨物,因此交易變得非常的隱秘,沒有一定的社會網絡,在森嚴的進出關口運輸也會是一個問題。

“對照上級的要求,特別是對照省《整治方案》的要求,我們的工作是滯後的。三大環保設施按要求必須去年完成,我們直到6月底才建成,至今還沒有投入使用,今年啟動的工業汙水處理廠等各項環保設施和園區項目建設更是嚴重滯後。”在去年9月的一次政府會議上,汕頭市潮陽區區長坦言各項進展相對緩慢。

而問題之一是資金缺口巨大。在上述《方案》要求中,貴嶼整治所有工程項目總投資18.119億元人民幣,其中政府財政投資6.327億元人民幣,對於貴嶼、潮陽乃至汕頭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記者站在“貴嶼循環經濟園區”的門口,這個被要求承擔貴嶼電子拆解業轉型的重要工程,從進度上看雖然不能讓人滿意,但已經有不少企業開始進園生產。TCL的一位內部人士告訴記者,貴嶼的TCL德慶公司負責粵東六市的廢舊家電回收與拆解業務,也是產業園進駐的第一家企業,對園區的建設和發展產生示範效應和推動作用。

但不能回避的問題是,如果沒有政府出資設立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大部分以拆解為生的企業很難存活,除了設備的投入外,對環保的要求讓一些企業很難承受,更不要說是遊散的拆解作坊。

“現在很多做拆解的都說要集中到園區去燒,去交易,但實際上還是有很多拿回自己家里搞,量那麽小,全部遷到園區根本活不下去。”老余對記者說,現在環保已經搞得很好了,小作坊有小作坊的活法,他不希望政府幹預得太多。

在貴嶼,相信還有很多像老余這樣“想不明白”的人,甚至是和“垃圾”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人。在他們眼中,一車車廢舊電器拉進村,又變成一袋袋電子元件送出村,一進一出之間,不少人賺足了鈔票、蓋起了樓房。

而現在,讓他們改變這種生活方式,也許真的需要時間,但留給貴嶼“改造”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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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之都順德的困惑:中小企業智能化無門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8/4674638.html

家電之都順德的困惑:中小企業智能化無門

一財網 王珍 2015-08-20 15:18:00

作為家電之都的順德能否在智能化改革中引領風潮令人關註。盡管美的、格蘭仕、萬和等一批企業已經高舉智能化轉型大旗,但更多的中小企業仍在觀望。

當前智能化已經成為家用電器繞不開的話題。

作為家電之都的順德能否在智能化改革中引領風潮令人關註。盡管美的、格蘭仕、萬和等一批企業已經高舉智能化轉型大旗,但更多的中小企業仍在觀望。

“順德是觸網還是死亡?”8月19日下午,由科通芯城、順德家電商會聯合舉辦的一個助推硬件智能化轉型的論壇上,該問題引發與會者熱議。

科通芯城總裁助理文東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深圳、上海、北京近年湧現了一批新興的智能家電企業,相比之下順德中小型家電企業的智能化轉型有點滯後。

美的集團已經提出,到2018年,智能家電將占總體銷售的50%;格蘭仕今年7月已推出語音控制的智能空調,以及智能冰箱和智能洗衣機;而新寶的智能面包機、長帝的智能烤箱、格蘭仕的智能空調等均已被納入阿里雲的平臺。

而中小企業卻困難重重。順德家電商會培訓交流部經理高明媚告訴記者,她曾問一家電熱水器生產廠“有沒考慮過向智能化方向轉型”,對方的回答則是“我們產品的亮點是恒溫,投入‘互聯網+’,一是投入成本大,二是產品不可控。”高明媚坦言,自去年以來,家電業在下滑,中小企業日子更艱難。“兜里沒錢,卻要他們在還不確定的項目上投入,自然會相當謹慎。他們經常問的幾個問題是——誰投了、要投入多少、什麽時候有收益、智能產品投放市場有人買嗎?”

很多中小企業對智能家電的認知也很不足。曾為順德家電企業與阿里合作做技術支持的上海慶科副總經理任建宏認為,遠程遙控並不是智能家電的全部,未來形成整套的智能家居之後,企業通過大數據分析提供個性化的服務。

許多順德中小家電企業以代工為主,本身利潤微薄。“一個普通的電飯煲,成本大約100元,賺的就是幾塊錢,如果智能模組的成本要加30-40元,他們肯定接受不了。”高明媚說。即使願意轉,能力也是一個問題。有的一年做100萬-200萬臺微波爐的小企業,工廠里只有兩個工程師。順德以工業為主,小企業要想留住高端的人才,比較困難。

順德,曾經以桑基魚塘、魚米之鄉著稱,改革開放後,又成為聞名世界的家電之都,曾幾何時,這里的空調、冰箱、電飯煲、微波爐、電風扇等家電產品的產銷量在全球均名列前茅。

隨著合肥、武漢、重慶等中西部基地的崛起,加上順德土地資源短缺、人工高企,順德家電如今已經不再是“一枝獨秀”。即使是旁邊的中山,也分流了不少順德的家電企業。

這一輪智能化轉型的成敗,將決定“家電之都”能否創造新的輝煌。據順德家電商會的統計,順德及周邊的家電成品生產廠約600~700家,除了上述大品牌,大部份是中小企業。因此,中小家電企業的智能化轉型成為重中之重。

瑞德智能的研發中心副經理顧焯南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智能模塊的成本正在下降,去年還要30~40元,今年降至20~30元,預計2015年四季度可以降至20元以內。

“去年仍是觀望期,今年順德的中型企業已經少量試產智能家電,當然許多小企業還在徘徊。隨著智能模塊成本下降,明年將有望加快智能化的步伐。”顧焯南說。

阿里、騰訊、京東等互聯網巨頭也看上了智能生態圈的建設,紛紛向廠家伸出橄欖枝。

對於順德來說,智能化已經不是要不要轉的問題,而是如何轉的問題。杭州極加科技的CEO李誌平是“順二代”,他的父輩在順德開家具廠有十多年了。但曾在阿里巴巴工作的李誌平,卻把自己智能家具創業之地放在了杭州。“9月,我們的智能電視櫃將在京東上市。”

編輯: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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