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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升醫療水準，除了有限的健保資源合理分配， 其實還可以在不影響健保的公平性下開源節流，讓健保永續。 並且積極立法，改善醫療環境，讓醫療品質更好。

方向一：僑民納保

停保欲復保 應補足之前保費一名台大醫院主治醫師透露，有華僑看診時跟他大讚，台灣健保真的好便宜，只要繳一點錢，就可以拿很好的藥；住院即使住單人房，一天自費三千多元，比五星級飯店還便宜，每天還有專業的醫師與護理師噓寒問暖。

依現行規定，民眾如果出國六個月以上，可選擇「繼續參加健保」或「辦理停保」。如果選擇停保，出國滿六個月後，回台第一天就可以復保看病；但如果出國未滿 六個月就回台使用健保，就得補繳三個月保費之後才能再停保。這樣的制度，讓許多長年旅居國外的僑民、台商，回台灣只要繳一點保費，就可以大享健保資源，對 每個月乖乖繳健保費的民眾而言，十分不公平。

第一線醫師發現，越來越多有錢的僑胞回台就醫，在國慶日前後達到高峰。另一位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師也說，病人告訴他，在國外排膝關節的刀要等很久，不然得花 大錢到私人醫院；而台灣健保只要花不到十分之一的錢，就能得到很好的照顧。「這些病人到醫院付五十元，就可以做很好的治療，非常不合理。」一名大醫院的物 理治療師說。

「只要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依法都應該繳保費，健保署不應該讓人民有停保的選擇，應該延續投保，健保的費基應該越大越好。」消基會名譽董事長謝天仁說。謝天 仁強調，健保署主動讓民眾停保，「若停保後欲復保，就應該補繳之前的全部保費才合理。」此外，僑民保費便宜，也是另一不公平之處。不少旅外僑胞在國外收入 頗豐，但因沒有台灣的薪資所得，回台後只要月繳最便宜的第六類保費七四九元，便可享受健保。

健保署長黃三桂在立法院答詢時坦承：「這個制度的確不公平，但無法查到僑胞的海外所得。」即使如此，仍可依平均保費金額來課徵僑民的保費。這項不合理的制度已經飽受非議二十年，但遲未解決，健保專家批評健保署因循苟且，應儘速改革。

方向二：論人計酬

致力讓民眾不生病 醫院才賺錢現行健保制度設計大多是「論量計酬」，也就是醫師開藥和檢驗項目越多，醫院的收入就越高，導致各醫院都在衝量，造成許多健保資源浪費與過度醫療。

衛福部次長林奏延說，「論量計酬」制度讓醫療治療處置增加，健保花費宛如無底洞，非全民之福，大家應該要改變觀念，做好疾病預防工作。

為了讓醫院走回正軌，健保署推動「論人計酬」制度，新北市台大醫院金山分院從二○一二年開始試辦三年，成效顯著。當時推動的院長、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 院長黃勝堅說，金山分院一年舉辦兩百九十場講座、運動會等活動，幾乎一天一場，建立衛教知識也獲得當地民眾信任，養成「小病不亂看，中病才到金山分院看」 的共識，明顯降低民眾就醫次數，讓醫院也有盈餘，「有做的人都覺得不錯」。

「民眾健康就是醫院營利最大來源。」黃勝堅認為，論人計酬的概念很好，醫療團隊是靠關心病人的健康來賺錢，而不是靠開藥、開刀來賺錢，層次比較高。

由於在都會區看病容易，要限制民眾就醫行為相對困難，不少專家建議從非都會區開始推動。林奏延說，下階段要走向區域整合，未來將在屏東恆春和嘉義市擴大實施。

方向三：安寧醫療

重症「救到底」 無效醫療反浪費讓健保資源使用合理，並改善醫護工作環境，關照民眾健康，還有四大醫療觀念仍待革新。

一名台大醫院主治醫師透露，有華僑看診時跟他大讚，台灣健保真的好便宜，只要繳一點錢，就可以拿很好的藥；住院即使住單人房，一天自費三千多元，比五星級飯店還便宜，每天還有專業的醫師與護理師噓寒問暖。

依現行規定，民眾如果出國六個月以上，可選擇「繼續參加健保」或「辦理停保」。如果選擇停保，出國滿六個月後，回台第一天就可以復保看病；但如果出國未滿 六個月就回台使用健保，就得補繳三個月保費之後才能再停保。這樣的制度，讓許多長年旅居國外的僑民、台商，回台灣只要繳一點保費，就可以大享健保資源，對 每個月乖乖繳健保費的民眾而言，十分不公平。

第一線醫師發現，越來越多有錢的僑胞回台就醫，在國慶日前後達到高峰。另一位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師也說，病人告訴他，在國外排膝關節的刀要等很久，不然得花 大錢到私人醫院；而台灣健保只要花不到十分之一的錢，就能得到很好的照顧。「這些病人到醫院付五十元，就可以做很好的治療，非常不合理。」一名大醫院的物 理治療師說。

「只要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依法都應該繳保費，健保署不應該讓人民有停保的選擇，應該延續投保，健保的費基應該越大越好。」消基會名譽董事長謝天仁說。謝天 仁強調，健保署主動讓民眾停保，「若停保後欲復保，就應該補繳之前的全部保費才合理。」此外，僑民保費便宜，也是另一不公平之處。不少旅外僑胞在國外收入 頗豐，但因沒有台灣的薪資所得，回台後只要月繳最便宜的第六類保費七四九元，便可享受健保。

健保署長黃三桂在立法院答詢時坦承：「這個制度的確不公平，但無法查到僑胞的海外所得。

」即使如此，仍可依平均保費金額來課徵僑民的保費。這項不合理的制度已經飽受非議二十年，但遲未解決，健保專家批評健保署因循苟且，應儘速改革。

現行健保制度設計大多是「論量計酬」，也就是醫師開藥和檢驗項目越多，醫院的收入就越高，導致各醫院都在衝量，造成許多健保資源浪費與過度醫療。

衛福部次長林奏延說，「論量計酬」制度讓醫療治療處置增加，健保花費宛如無底洞，非全民之福，大家應該要改變觀念，做好疾病預防工作。

為了讓醫院走回正軌，健保署推動「論人計酬」制度，新北市台大醫院金山分院從二○一二年開始試辦三年，成效顯著。當時推動的院長、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 院長黃勝堅說，金山分院一年舉辦兩百九十場講座、運動會等活動，幾乎一天一場，建立衛教知識也獲得當地民眾信任，養成「小病不亂看，中病才到金山分院看」 的共識，明顯降低民眾就醫次數，讓醫院也有盈餘，「有做的人都覺得不錯」。

「民眾健康就是醫院營利最大來源。」黃勝堅認為，論人計酬的概念很好，醫療團隊是靠關心病人的健康來賺錢，而不是靠開藥、開刀來賺錢，層次比較高。

由於在都會區看病容易，要限制民眾就醫行為相對困難，不少專家建議從非都會區開始推動。林奏延說，下階段要走向區域整合，未來將在屏東恆春和嘉義市擴大實施。

過去，不論民眾或是醫師，都認為對重症病人一定要「救到底」，造成過度醫療情況發生。過度醫療除了浪費醫療資源，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治醫師蔡宏斌表示，延長死亡的過程，可能導致全身性血管內彌漫壞死，導致病人七孔流血，或是全身水腫，令人不捨。

先後在台大金山分院與北市聯醫推動安寧緩和醫療的黃勝堅表示，世界潮流已轉變，當不可逆的情況到來，家屬與醫師要適時地放手，「希望每個人都帶著微笑離 開」。根據台北市聯合醫院最新統計，參與安寧緩和醫療的病人，每人每月平均減少六萬元醫療支出，而且沒有人因此住進加護病房，住院比率也從八七％降到四 六％。

方向四：立醫糾法

病人可合理求償 醫師可免訴訟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調查顯示，醫學生認為，造成醫師人力「四大皆空」最重要的原因是「醫療糾紛頻傳」，目前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案件年約五百件，其中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科包辦前五名。

有鑑於台灣每年約有三十六．七名醫師被告，遠高於美國的一．二名與日本的十五名，為解決醫療糾紛帶給醫界的困擾，醫糾相關法律修訂刻不容緩。

在各界妥協下，修改《醫療法》八十二條之一，明訂屬於醫療上可容許之風險，不須負刑事責任；並以《醫糾法》草案作為配套，以建立明確的醫療糾紛調解程序，是努力方向。

一四年五月，立法院朝野完成協商，僅保留《醫糾法》草案中關於補償基金來源的條文待協商。但由基層醫師組成的醫勞盟率先反對立法，並在網路上串聯，醫勞盟理事長張志華擔心，立法後會鼓勵病人求償並責難醫療人員。

外界最期望解決糾紛的補償基金，不少醫師反對自掏腰包出錢。謝天仁認為，風險與利益應結合，健保簽約對象是醫院，醫糾補償基金應由醫院出錢，金額約四、五億元就足夠。為平息醫界怒火，衛福部曾提修正草案，但仍無法力挽狂瀾，法案就此冷凍在立法院。

「《醫糾法》有助醫病關係和諧。」台大法律系教授陳聰富說，糾紛產生後，病患或其家屬要求真相或賠償，醫師則希望不要進到司法程序，立法符合雙方需求，值得繼續努力推動。

撰文 / 林思宇

這個國家，早在一九八四年就發動年金改革，並被世界銀行當成年金改革的典範。經歷十四年的大改革，竟能讓全民信服，還能兼顧公平及永續。它究竟厲害在哪裡？

台灣現在呼之欲出的年金改革，是由準政務委員林萬億幕後策畫，而他的改革核心，就是來自瑞典在九○年代的年金改革。其實，瑞典的年金制度，出了兩個「世界第一」。

一九一三年，瑞典就是全世界第一個採用全民強制性年金制度的國家。在原本的舊制中，勞工一毛錢都不用出，老年給付都靠稅收財源，是完完全全的社會福利。

然而，瑞典的福利不是白吃的午餐，原本制度下，八○年代租稅負擔率（稅收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平均高達五成（台灣當時約為一八％）；而且，靠稅收退休能領到的錢不多，雖然政府在原本制度上疊上一層隨收隨付制的補充年金，退休替代率也只能撐到五○％左右。

最重要的是，瑞典政府發現，當人口結構開始老化、經濟成長降低時，這個仰賴稅收及隨收隨付制的年金制度，如果未來不做調整，財務可能就會出問題。

選後的迫切危機

推翻舊制 七黨聯合起草法案瑞典退休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桑丹（Annika Sundén）曾指出，當時瑞典退休金的計算薪資基礎，是退休前收入最高的十五年平均薪資，雖然比起台灣的計算方式已很嚴格，「但仍然造成退休金支付上的不公平，再加上提早退休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因此也引發了社會討論。這可說是年金改革的起點。」她說。

一九八四年，政府便著手開始研究年金改革的可能性，桑丹也是瑞典第一批研究者。「如果當時沒有開始討論，依照預估，我們的退休金在去年（二○一五年）就會破產。」她說。相較於瑞典在擔心三十年後的事，距離人口老化的高標「超高齡社會」也還早，台灣的退休基金都將在未來十年陸續虧損、破產，並進入超高齡社會，瑞典人真的想得很遠！

一九九○年，瑞典經濟衰退、失業率增加，再加上原本年金設計上的缺點，年金改革已是全民期待。

一九九一年大選時，原本執政的社民黨下台，勝選的四大黨，組成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在當選後，就以改革年金制度作為最優先的政策。

而聯合政府的目標，就是完全翻新舊制度，他們當選後，馬上成立「國會年金改革工作小組」，研擬方案。這個小組，也就是台灣新政府五月將組成的「年金改革委員會」原型。不過，瑞典的改革團隊，主要由執政的四個黨派與在野的三個黨派，總共七黨聯合起草法案。

仍遇反對聲浪

光尋求共識 就花了三年討論然而，瑞典的年金改革，在當時仍然引起國內少數批評，因為年金改革工作小組拒絕讓利益團體參與討論，把退休者團體擋在門外。瑞典紀錄片導演尤瑟森就拍了一部《誰想要退休？》的紀錄片，指責年金改革是「黑箱作業」。

面對社會不同的聲音，工作小組在討論上也遇到困難。「一開始，每個黨要的東西都不一樣。」當初主導工作小組的自由黨議員康伯格，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但是，經過一番痛苦漫長的討論，我們終於達成共識。」多久？這一討論，就是三年。

一九九四年，康伯格終於完成改革方案的起草，送至國會審議。「但那都是形式了，因為這法案就是我們七黨一起討論出來的，全國的意志都在上面了。法案最終以八五％的高票數表決過關。」康伯格說。

改革一：確定提撥制

費率一致 以終身平均薪資計算這個瑞典四百多萬保險人期盼的新制度，維持隨收隨付制的精神，但把第一層原本「確定給付制」（如台灣勞保和退撫）改為「確定提撥制」（如勞退新制），變成「所得年金」及「附加年金」。

只要是有工作的人，不分公務員及勞工，都依個人薪資所得繳納一八．五％的總保險費（其中勞工負擔七個百分點，雇主負擔一○．二一個百分點，政府補足尾數），存在每個人的帳戶。

而你的個人帳戶，會透過每年寄發橘色信封來向每一位公民解說。在這個橘色信封裡，有保險人個人帳戶內累積的存款及利息，未來退休後每個月可領退休年金；若想拿到五五％所得替代率，必須工作到何時，還有基金操作績效等資訊。現在瑞典民眾更能在網站上查詢，也提供了各種預測工具，幫助民眾規畫退休。

瑞典新年金從確定給付制，改為名義上的確定提撥制，不僅讓國家財政從原本下一代養上一代的沉重負擔中解放出來，同時也對退休給付的條件改得更嚴格。

原本計算薪資是以十五年最高平均薪資計算，瑞典改為十六歲後到退休的終身平均薪資。同時，基金也對全國所有人公平對待。「不論你是誰，同一世代，大家投進去的錢一樣多，退休後拿到的也會一樣。」康伯格說。

瑞典在設計新年金時，為了確保基金財務能長長久久，不用每隔幾年就年金改革，還幫基金裝了一個「自動導航裝置」。

改革二：自動平衡機制

每年計算 兩年未達平衡就調整

這是瑞典的另一個世界第一。它是全世界第一個採用「自動平衡機制」（Automatic Balancing Mechanism, ABM）來調整退休金給付的國家。基金每年會計算資產、潛藏負債，並納入經濟情況的變化，和國民平均壽命、退休年齡、薪資成長等變數連動，看財務是否能夠平衡。當連續兩年平衡率低於一（年金潛藏債務超過資產）時，就會自動啟動平衡機制，調低該年度退休金的給付，直到年金財務恢復平衡為止。

「會這樣設計，是因為我們經歷過痛苦的政治協商。所以，大家都想省事一點，讓年金的運作『去政治化』。」康伯格解釋。

這個機制，成為瑞典基金永續的一大關鍵。當台灣卡在年金改革的政治角力中，誰也不肯退讓；瑞典的自動平衡機制，配合原本就公平的給付制，讓全民真正共同承擔，還能維持世代平衡。

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按照基金統計，在一九九○年出生的瑞典年輕人，將比一九四○年出生的老人，少領一四％退休金，多工作兩年。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年輕人吃虧，但按照預期壽命統計，他能比現在退休的老人多活四年，因此還能多領兩年退休金，算起來，並沒有吃虧。

「身為福利國家，我們需要每一個人盡可能地工作，國家才有稅收。因此，我們在設計退休時，也盡量鼓勵老年工作。」康伯格說。

改革三：漸進式退休

老人工作領薪資 還可領年金當時除了將退休年齡從原本的五十五歲延後到六十一歲（現為六十五歲），新年金還引入漸進式退休制度。如果在六十七歲前都繼續工作，漸進式退休者可一邊工作領取薪資，並領取部分年金，還可累計額外的年金權利，讓老人樂於工作。

瑞典的年金改革，因為公平，社會在團結氛圍下沒有分裂；又因應人口老化客觀條件，能夠永續。世界銀行把瑞典的經驗，當成年金改革的教科書，稱讚它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例子。從流程到制度的設計，也都值得台灣學習。

二○一六年，台灣已有如瑞典當時期待改革的社會氣氛，但我們沒有瑞典當初充裕的時間，可以慢慢討論。政府能否善用機會，打造讓全民安心退休的新年金制度，就看台灣版的年金改革委員會，能否順利。

撰文 / 楊卓翰

全球軟體人才大稀缺，各國政府與企業已祭出解決戰略，如三星計畫五年拿出一億五千三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四十九億七千萬元），培養一萬名軟體人才。

「台灣如果再不下定決心朝網路軟體業轉型，就會像二十世紀的中國一樣，以為可以仰賴義和團對外，結果是原本一個國家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變成只剩八％，只因為沒有跟上工業革命。」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發展協會理事長林之晨說。

面對這場革命，我們到底該如何應對？我們邀請行政院長張善政，他身為台灣最高行政首長，曾出任宏碁與Google高層主管，請他從制高點看問題，找解方。

此外，我們也邀請台灣工業電腦龍頭研華科技與軟體代表趨勢科技。請他們談談，企業明明有資源，但在轉型上始終慢半拍，問題到底出在哪？

Google前高層、閣揆張善政軟體市場不健康，政府第一步就走錯!

行政院長張善政：現在，每一個領域，該回頭去加強軟體設計課程教育。這不只是台灣的問題，美國總統也跳出來鼓勵寫軟體，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都呼籲全民來coding(寫程式)。

我兒子念大氣科學，老師教得不認真，他的作業根本不入流。他大學時，我叮嚀他好好學(軟體)，研究所才派上用場;他到了研究所，要寫碩士論文，才發現自己軟體的火候根本不夠，他研一升研二暑假，我還幫他補習。他當時才體會到我在他大學時講的話，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兒子的現象，現在台灣到處都是。

談到靠賣軟體為生的(產業)，台灣就很慘，因為台灣軟體市場不健康，從政府開始，譬如健保系統，政府開標，開給誰，你得禱告了。

這跟政府charge by man hour(人力工時計費模式)有很大關係，早年第一步就走錯了，如果有人有一個很棒的靈感，很值錢，但從付錢角度來講，「你花多少時間想出這個idea(點子)？一小時，你可能 只值五百元!」

我(在政府期間)試圖提補救做法，讓機關發包軟體時，可以允許廠商保留部分版權，讓他們可以再利用，以後可以再撈一些回來(賣給其他人)，業主成本變少，廠商會更發揮創意，我們現在在採購合約容許這種做法，但政府機關、公務員怕被質疑圖利，不太敢用。軟體市場，因為政府採購、計價制度，公務員這種顧慮心態，影響產業發展很大。

(記者提問：如何面對人才外流問題)軟體人才已經非常國際化，沒辦法了，他們外流，我不會刻意阻撓。大型軟體公司都不是台灣的，老實說，到國外公司真的比台灣本土要好，這是很悲哀的事實啊!

我跟教部講好幾次，讓小學生寫程式寫軟體最重要的訓練是邏輯，邏輯是可以訓練的，但是十八歲上大學，邏輯不好，要改就來不及了，我跟教育部講過好幾次，從小學開始，日本便是如此，用圖形工具輔助，讓小學生不用學英文也可以寫軟體。

但教育部要接受這觀念很不容易，教育部說，我們要先從課綱修改開始，這要兩年。好吧！以後再講吧……(語氣無奈)。

研華科技劉克振

三年之內，軟硬體人才要各占一半！

研華技術長楊瑞祥：台灣科技公司的產品核心是硬體，軟體人才也都是以服務硬體設計為主，真正在純軟著墨不深，高層對於純軟產品能賺錢的模式，也不comfortable(習慣)，嘗試當然就很少，自然台灣的軟體產業是不成型的。

中資公司的玩法是跟美國公司一樣的，付的薪水也不會比Google少，你看訊連跟趨勢都還沒有在一〇一，獵豹跟奇虎反而在，他們的老闆知道這樣可以賺到錢，台灣的老闆是靠硬體賺錢。

我們的確覺得軟體人是難找的。

研華董事長劉克振：現在，我們公司的軟硬體人才大概還是硬體多一點，但是我估計，可能過個三年，軟硬體人才的比例會打平。

現在應該不太適合講說軟體重不重要，硬體重不重要，我覺得這個想法已經有點不太符合實際，(它們)根本就是一體的，只有在很基層的工作者，才會說你是做軟體，你是做硬體：在中高層，硬體跟軟體已經完全連在一起了。

若沒提供軟體，產品會低價化、變紅海這是研華最重大的轉型策略，因為硬體已經商品化了，要取得工業電腦硬體很簡單，進入障礙也很低，因此我們一定要提供軟體在上面，提供垂直應用領域服務的軟體，使得顧客可以得到一個軟硬體更完整的工業電腦。

這是生存的必要了，如果我們沒有提供軟體的話，我們的產品就會變成低價商品化、江海!

趨勢科技洪偉淦

硬體公司轉型，難在管理要「鬆散」!

趨勢科技台灣暨香港區總經理洪偉淦：我們該擔心(中國軟體公司)嗎？哈哈……(笑)中國崛起和走向國際化，是不可擋的趨勢，我們應該以一個比較中立、心平氣和的眼光來看，如同任一個外商來台灣挖人才或是設立據點一樣，並沒有不同。

就算中國大陸不來挖，總有一天其他國家會來挖。

為什麼我們會被挖走呢？我們沒有提供足夠的價值把人才留在台灣公司，我覺得是重點。

從趨勢角度來看，被挖走的是公司最優秀的人才嗎？絕對不是，我們被大陸公司挖走，或是跳槽去的人，我們發現很多人又離開了，原因是文化不適應。

台灣企業都有在做調整，譬如加重軟體人才比重，或是成立專門部門，做的形態各自不同，都有在努力。

人才數量不是問題，質量才是關鍵

但必須講的是，從開始改變到看到成效，是一條漫長的路，要花時間，這是思維的改變，天下最難的事情就是改腦袋啊!(要改變的是)做幾十年賴以為生的文化，做硬體，講的是量率、成本啦!思維完全不同，每一件事情都要照章行事，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閃失和差錯，需要紀律，就好像趨勢沒有辦法做硬體，我做不來，這需要多大的discipline(紀律)？

同樣道理，硬體公司要轉，最頭痛的不是人才，而是管理思維，這是更難的。從某種角度，我們奸像很鬆散，我們號稱九點上班，十點半樓下還有一堆人在等電梯，每個人穿得很隨便就來了(哈哈大笑)!我們希望員工保有創意。一個好的軟體工程師會敵過一百個一般工程師，(軟體人才)絕對不是數量的問題，完全是質量的問題，培養一個好的人才對公司是很強大的競爭優勢，所以我們給予空間，容許犯錯，容許你很有想法。

硬體廠是很難想像我們這種軟體公司的管理的!

撰文者顏瓊玉、李欣宜

前，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難民流亡國際，雖有其他國家收容，但達賴喇嘛認為，這並非長久之計，最好的方式是，讓這些難民的國家實現和平，才是最佳方案。

編按：曾經三度來台的達賴喇嘛，一舉一動備受國際關注。六月六日上午九點，這位八十一歲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印度達蘭薩拉的寢宮接受《報導者》專訪，分析國際難民問題、對台灣的觀察……。

作為全世界最知名的難民，招牌笑容與誇張手勢背後，扛著的是流亡藏人的沉重負託，而回家的路依舊漫長……。

《報導者》問（以下簡稱問）：你認為當今國際難民危機的最終解決方案為何？

達賴喇嘛答（以下簡稱答）：和平必須在我們的家鄉被實現，然後這些難民應該建立自己的國家。其他的呢？特別是那些收容難民的國家，要提供設備，包括錢、訓練以及一些工具。我想這些是最終的方案，沒有實現和平，就沒有希望。

那些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有一位很棒的女總理梅克爾，提供了很大的援助，我覺得很棒，很有勇氣；但是除非他們（難民）的國家實現和平，否則沒有解方。

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家的多數人民，不能在歐洲國家重新生根，這是不切實際的，應該要提供他們暫時的庇護。同一時間，給予年輕的難民、特別是小孩良好的教育，當他們的國家實現和平的時候，他們也就準備好重建自己的國家了。

問：你曾經說過，在八十三歲時，會對下一世的轉世做出決定，你即將年滿八十一歲，關於第十五世達賴喇嘛，是否已有更清楚的想法？

答：早在一九六九年，我就提到過達賴喇嘛轉世制度的延續，要由西藏人民來決定。

多年來，在與不同教派領袖的會談中，也曾討論達賴喇嘛的未來，當我活到第一世達賴喇嘛的歲數（按：西元算法八十三歲），就會做出決定。

除了和西藏人民討論，也應該納入蒙古人民的意見，因為我們有很緊密的關聯，「達賴」兩字正是來自蒙古文。自第七世的達賴喇嘛開始，就和蒙古發展出一種獨特的關係，因此，達賴喇嘛制度，和蒙古也是有關聯的。

也許明年開始，我會提出一些看法，讓人民來討論和思考。

問：你之前受訪時，曾表示希望轉世為一個活潑俏皮的金髮女孩。如果你的轉世是在西方國家，沒有藏人的傳統文化滋養，是否還能培養出第十五世達賴喇嘛？

答：第四世達賴喇嘛不是藏人，他是蒙古人，當然，蒙古傳承的是相近的文化，既然這個話題和轉世有關，它本身是神祕的。我相信，就一個有情眾生來說，是過去第十三世的達賴喇嘛，或者第五世的達賴喇嘛安排了我，最終成為第十四世的達賴喇嘛。

我完成我的責任，實際上，下一個達賴喇嘛的轉世不關我的事，是由我的老闆們做主，那是神祕的層次。我是真心地如此相信，由這些老闆們決定是否要有十五世的達賴喇嘛，在這裡或那裡轉世，由他們決定。

第二世達賴喇嘛過世後，他的靈魂來到了淨土，然後從蓮花生大師（印度僧人，八世紀後半期把佛教密宗傳入西藏）那裡得到指示，下一世應該在堆龍地區（拉薩西郊）出生。

下次我會在哪裡出生？我不知道。我很佩服第一世達賴喇嘛，他的學生們說，根據一些跡象，非常清楚地顯示達賴喇嘛會去到淨土；但第一世達賴喇嘛表示，一點都不想在樂土轉世，他唯一的希望是，哪裡有較多的苦難，他就希望在那裡轉世，來幫助減少苦難。

當我讀到他的事蹟時，內心受到很大衝擊，因此下定決心，要在一個能夠幫助其他人的地方轉世，也許轉世成一個戰士（笑）。

問：你在二○一一年完全退休，你對過去五年西藏流亡政府的評價如何？

答：非常好！有犯一些小錯誤，這難免發生，我執政的時候，也總是難免有一些錯誤，要百分百的完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認為有發生一些錯誤，包括在最近的司政選舉過程中，犯了一些錯，有時候也令我傷心；但整體來說，還是非常好的。

未來的五年，我覺得沒問題，就放手去做，但也相當程度地取決於中國的改變。

問：台灣的第一任女總統蔡英文已就職，你對蔡政府有什麼期待與建議？

答：作為一位女性主義的達賴喇嘛，如同對德國的總理梅克爾，我想對女性領導者特別致意，這是很棒的。我認為，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在經濟上和其他領域，需要特殊的關係，這是非常重要的。

台灣的佛教徒總是要求我：請你來台灣、請你來台灣；而我也總是說，我永遠都準備好了。我愛台灣人民，這個小島非常美麗，但這完全取決於台灣政府，我不想製造不便，不只是台灣，任何其他國家都是。

問：不曉得你是否注意到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你有什麼看法？

答：我想如同藏人的情況，對年輕人來說，獨立是相當神聖的；但是有時候基於經驗的缺乏，這樣的想法可能是不切實際的。但這不是我的事，是你們的責任，你們能做出最好的判斷。

問：如果時光能倒回一九五九年，你還會選擇離開中國嗎？

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我們逃離中國不久後，我的一些官員提出了質疑，後來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全部的人都說，我們的決定是對的。

（全文請見《報導者》網站：www.twreporter.org）撰文 / 《報導者》何榮幸、房慧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