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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分子細胞生物學家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於當地時間10月3日揭曉。上午11點33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委會秘書長托馬斯·佩勒曼在瑞典卡洛林斯卡醫學院諾貝爾大廳宣布，將2016年諾貝爾生物學或醫學獎授予日本醫學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對細胞自噬機制的發現。

大隅良典是日本京都工業大學教授，世界著名分子細胞生物學家。

中國成全球最大醫療資源庫 衛計委力促臨床醫學研究

科學技術是推動現代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在臨床醫學領域更是如此，更何況在中國具備全球最多人口基數的研究數據，臨床醫學領域的科研應更高一籌。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國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國家衛計委12日發布了《關於全面推進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以此鼓勵臨床醫學研究的發展。

國家衛生計生委科教司秦懷金司長在12日的發布會上表示，“《指導意見》中，為什麽這麽重視臨床醫學研究，就是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成果，無論是技術還是藥品、醫療設備等，最後都是為了老百姓的健康。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控新技術、新產品，只是在實驗室里做不轉化是不行的，必須在臨床這個平臺，所以我們要加強轉化醫學研究。”

《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加快建設協同高效的衛生健康科技創新體系，激活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系統布局高水平的創新基地平臺和重大工程項目，加強臨床醫學研究體系和能力的建設，大力推動中醫藥科技創新，構建開放協同的科技創新網絡等等措施。

《指導意見》起草者衛生科技發展中心副主任代濤表示，“首先要形成鼓勵創新、激勵創新的文化氛圍，這個文件就是最重要的形式。科技工作原來是支撐，都是在醫改的後邊（內容）。這一次將科技創新定位是在衛生健康事業改革發展當中的核心和優先地位，認識到科技創新對推動衛生事業改革發展、保障健康中國的重大作用，這是個很大的激勵。”

代濤表示，有關鍵的兩點，一是國家對科技人員激勵的所有政策在醫療衛生行業當中全面應用。國家的文件規範的是科研機構、高等院校，醫療衛生機構是不是適用，在文件當中特別明確這一點。其次是對創新的定位，特別強調了醫療衛生機構在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同時還提出了“醫研企”的結合，過去醫院和企業脫節，比如手術機器人和一系列創新的成果，如果離開企業的支持和參與也是很難的。

在秦懷金看來，其實整個《指導意見》滿篇都是激勵政策，第一個核心的就是收益分配激勵，文件強調醫療衛生機構科技人員的創新，也同樣適用於國家政策，提高成果轉化收益比例。第二個是管理層面，主要是體現“放、管、扶”的思想，改革科研項目、科研經費的管理，簡化預算編制和調整，增加間接費用、增加人員費用，改進結余資金的留用處理方式。

第三，科研教育人員出國開展科學研究等活動更加靈活的政策在我們醫療衛生行業落地。第四就是人才的評價考核方式。衛生與健康領域有從事基礎醫學研究的，有從事應用主要是臨床研究的，包括公共衛生的現場研究。原來的評價體系，在職稱評定上偏重論文，現在明確提出要有一個分類的評價，在基礎醫學方面主要是原始創新，論文和專利是非常重要的。對於臨床醫生的評價，主要是看創新對病人的治療和防治的效果。

不僅如此，“我們要加強臨床研究資源的整合、共享、開放。我們國家搞臨床醫學研究是最大的優勢，現在歐美國家來訪問的政府機構和研究機構，最想跟我們合作的就是開展臨床醫學研究，為什麽？關鍵就是我們的醫療資源豐富，人口多、病例多，這是研究最大基礎。但是我們國家由於各種因素，沒有把這種豐富的醫療資源通過標準化、規範化變成一個非常好的臨床研究的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把這些資源如何做到開放共享，讓科研人員充分利用這些資源，提高研究效率。同時，加強資源開放共享的同時規範臨床多中心研究，提高臨床研究的設計。”秦懷金表示。

據了解，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現在有32個，“十三五”還進一步在布局，主要是根據需求，根據老百姓疾病譜和其他各個方面，從數量上、從布局上來進一步加強，形成一個網絡，形成以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為龍頭的研究網絡，把研究出來的技術和成果再推廣到一些基層的單位，讓醫學的科技，讓基層老百姓也能盡快享受到。

第一財經哈佛醫學論壇：誰領中國大健康產業未來

隨著中國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大健康產業將面臨廣闊的前景。

10月19日，“第一財經哈佛醫學論壇”在上海舉行。來自哈佛醫學院的資深教授們，以及醫療行業負責人共同探討、分享了國內外大健康醫療產業的機遇和挑戰，為醫療產業的發展趨勢提供了建設性的借鑒。

上海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CEO周健工

上海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CEO周健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大健康是一個涵蓋醫藥、器械、醫院等多方面的概念，作為一家專業的財經類媒體，將繼續在該領域做細做深，為業內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務。”

上海美華婦兒醫院是一家專註於婦產科服務的醫院，成立一年多來，從營業額、嬰兒分娩量數量、盈利額等指標來看，都呈現25%左右的增長。

婦產科大夫出身的上海美華醫療集團董事長郭雨橋告訴本報記者：“未來10年，醫療行業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變革時代，總會出現3種人：引領潮流的人，順應潮流的人和逆潮流而動的人。而美華要做的是前者。”這註定是一種破壞性的重建的過程。而在這一解構-重構的過程中，除政策外，還需要重要因素因素：自由執業、醫生集團、互聯網、商業保險等。

私立醫院要做引領者，那麽公立醫院呢?

第一財經日報執行總編輯楊宇東（左一）與美華醫療集團董事長郭雨橋對話

目前，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正在進行一項大數據項目，對100萬+孕婦進行孕產期超聲，建立病歷大數據並對其進行分析，構建孕產期胎兒生長發育曲線模型等。對於精準醫療及大數據對未來醫療健康模式有很大影響。

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告訴記者：“以前病例標準是采樣，過去定義標準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從小樣本數據推斷出整體樣本，這樣做不合適。而大數據的加入，可以使得數據更接近於真實。”

中國以5%的GDP來對13億人口的醫療需求進行保障，如今，全國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已大大降低，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進入20世紀，受眾需求不斷變化，醫療體制或醫療模式也在不斷變化，現在政策最需要保障的就是全國高水平合格醫療人才的培養。”複旦大學副校長兼上海醫學院院長桂永浩表示。

私立醫院是進入20世紀才大肆出現的事物，醫生集團的模式更是近幾年才出現。

圓桌會議

隨著政策和大環境的寬松，行業的流動性增加。段濤表示，“我們醫院就是搭好平臺，讓英雄有用武之地。平臺模式向所有人開放，既對像張強醫生集團這樣的醫生開放，也對像平安健康險這樣的機構開放。未來一定是資源整合的時代，而不是自己顧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

對此，張強醫生集團創始人張強表示認同，一個正常的醫療生態包括三個因素：醫療機構，醫生，保險。三者既相互支援，也相互制約郭醫生要做的是把平臺做好，而我們要做的是把服務做好。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就像是“戀愛關系”，各自表現得都特別好，受惠的是患者。一方獨大就會有問題，一定要保持住一個平衡。中國公立醫院存在的問題是醫院獨大，另外兩方的動力就不足。

平安健康險總經理毛偉標笑稱，醫療機構是服務方，保險是付費方，我們雙方的合作關鍵在於找到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平衡點，為病患提供優質服務。

對於醫藥行業投資人而言，把握未來方向尤為關鍵。金浦醫療創始人吉冬梅認為：“醫生創業首先要找到那片“藍海”。創業者需要具備堅持不懈的學習、善於擁抱變化、吸引優秀人次等特質。”

伴隨著“十三五”規劃和 “健康中國”等國家重大戰略規劃的啟動，中國醫療健康產業的發展已然進入全新階段。健康中國的內涵,不僅是確保人民身體健康,更是涵蓋健康環境、健康經濟、健康社會在內的大健康。

3D打印將走進醫學臨床 國產廠商仍聚焦下遊

“現階段3D打印的臨床應用最大的挑戰還是在收費環節，作為醫療項目3D打印的收費尚未獲批，目前也多是用科研經費在做臨床，但這並不是長遠之計。”日前，上海小兒先天性心臟病研究所所長劉錦紛教授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階段3D打印的臨床應用已經在CFDA(國家食藥監總局)的申請過程中，預期一到兩年或可獲批。

計算機建模比“打印”更重要

“對於複雜先天性的心臟病患兒的治療，常常手術時間會超過5到8個小時。而如果我們可以在術前進行打印、模擬，就可以讓醫生更好地對手術預期有所了解，增加手術的成功率。”劉錦紛說。

據他透露，經過十年時間的發展，3D打印在心臟手術領域的應用早已走出心臟模型打印的初級階段，計算機模擬+打印可以為醫者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

以隸屬於上海兒童醫學中心旗下的“兒科3D數字醫學研究中心”此前成功完成的一項血流動力學計算模擬研究為例，通過虛擬手術設計及計算血流動力學模擬，生動展現了預測手術過程中血流動力學參數定量化改變及血流運動軌跡，從而為降低手術風險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眾所周知，心臟是人體胚胎發育過程中最早形成並發揮功能的器官，其發育過程中與血流動力學影響息息相關，在運用於治療時，利用計算機血流動力學特性模擬分析，臨床醫生可以開展基於個體化醫學影像數據三維重建計算機輔助3D虛擬手術的設計，從而尋找符合患者個體化最佳血流動力學狀態的手術方案。

目前，這一技術已為諸如心外管道FONTAN手術、肺動脈環縮術、改良體肺分流術，以及氣道畸形、胸骨畸形等患者提供了更為精準的治療方案。

除此以外，研究中心的人員利用計算機重建技術還可以3D打印患者個體化解剖模型，幫助醫生在術前更加直觀地了解患者個體化心血管的解剖學結構，比如心臟缺陷的形態、大小、位置、程度，以及周邊組織的結構等。

“對於疑難、複雜罕見病人我們會推薦使用這樣的3D解決方案，如果得以推廣到臨床，未來有3%~5%的心臟病人可以因此受益。”劉錦紛說。

3D打印產業化仍遙遠

3D打印從夢想走進現實，仍要跨過兩道重要門檻，一道是上遊的“軟件設計”，另一道在於服務的收費環節。

3D打印軟件及服務供應商瑪瑞斯(Materialise)中國區總經理Kim Francois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在目前，日本已經將3D打印技術產生的一些費用納入了保險條目，例如：根據患者CT數據對病竈部位進行三維重建，手術規劃和手術預演這樣的一套服務和處理，保險可以報銷大約1800元人民幣。不過在國內，3D打印仍不屬於合規的臨床收費醫療服務，也尚無保險公司可以提供相應的報銷服務。

“這個行業未來的趨勢一定是產業化，但現在大家都是在靠科研經費在做3D打印手術應用的探索，這並不是長久之計。”劉錦紛對此表示，不過據他透露，目前3D打印服務目前已在CFDA申報過程中，並有望在一兩年內獲批。

產業化的另一個難點在於軟件技術的突破上。

“這些年我們看了很多國產3D打印服務的供應商，它們在打印服務上可以說並不遜色於進口廠商，甚至性價比更高，但是在3D模型的設計上，也就是說在軟件實力上與進口廠商還是有差距。”劉錦紛透露。

他表示，國產3D打印供應商目前的主要競爭仍聚焦在下遊的打印制造環節，但這一環節實際盈利空間有限，但在3D醫療服務的手術設計、計算機模擬上仍有很大發展空間，目前並未獲得國產廠家廣泛關註，包括Materialise在內的進口廠商包攬了國內前期3D打印計算機設計服務，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這些進口供應商占據了市場份額的90%以上。

“其實有時我們也會感到頭疼，因為很多醫院會使用一些盜版的設計軟件，那麽在臨床使用時就會遇到各種問題，但是在國外就不太會遇到這種情況。” Kim Francois說。

特朗普上臺，美國精準醫學計劃是否有變？

特朗普當選為新任美國總統後在接受電視采訪時說，要廢除奧巴馬醫改，並推出替換法案。但是對於奧巴馬精準醫學計劃，特朗普還未在公開場合表達觀點。很多業內人士對於新任總統對精準醫療計劃是否有影響心存疑問。

近日，在第六屆Bio4P精準醫療創新論壇期間，中科院北京基因組所研究員、華大基因創始人於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特朗普上任對於美國的精準醫學計劃不可能有影響。

但也有不同的觀點認為，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在科研上投入的經費預算會下降，精準醫學計劃和癌癥登月計劃都是上一任總統的計劃，到了下一任，經費數量和時間上有可能有影響。

基因濤略今天就來溯源美國的精準醫學計劃，最近一年的進展以及探討未來可能的走向。

精準醫學計劃到底是什麽?

2015年1月30日，奧巴馬在國情咨文演講中宣布的一個新計劃——精準醫學計劃。他說，這一計劃將使我們向著治愈諸如癌癥和糖尿病這些頑癥的目標邁進一步，並使我們所有人，都能獲得自己的個體化信息。我們需要這些信息，使我們自己，我們的家人更加健康。

作為科技超級大國的美國，一個多世紀來對生命科學與醫學臨床的貢獻不勝枚舉，可是奧巴馬的智囊團讓他例舉的貢獻只有兩個：小兒麻痹癥的消滅和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初步完成。而精準醫學計劃的提出正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延續。

在奧巴馬提出精準醫學計劃後的十天，他宣布了精準醫學計劃的具體內容，第一是啟動“百萬人基因組計劃”。首先要征集100萬的誌願者並做好隊列(cohort)及對照，建立與臨床有關的“史無前例的大數據”，收集基因組數據與臨床信息。

第二是尋找引發癌癥的遺傳因素，即繼續美國已經開始的癌癥基因組研究計劃，即TCGA(The Cancer Genome Altas)計劃。第三是建立評估基因檢測的新方法，特別是對新一代測序技術的評估和審批通道，以及保護知識產權與有關版權的管理，以保證精準醫學和相關創新的需求。第四是制定一系列的相關標準和政策，從第一天開始，就要努力保護個人隱私和各種數據的安全。第五就是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方式，邀請企業家和非營利組織來一起參與。

難得的是，奧巴馬的精準醫學計劃得到了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支持，他還引用新選任的共和黨議員Bill Cassidy的話：精準醫學是“一個希望無限的領域”。

中科院院士、華大基因主席楊煥明對奧巴馬精準醫學計劃概括為，以DNA和HGP(人類基因組計劃)精神為主線，以小兒麻痹癥為先例旨在消滅單基因病，並以百萬人的基因組和臨床信息的大數據來支撐癌癥與其它多基因病研究，改變政府支持及監管方式，強調企業參與的重要性，發動全社會支持的大型前瞻性項目。

根據規劃，美國將從2016年財政預算中為精準醫療項目劃撥2.15億美元經費，具體分配為： 1.3億美元將撥給國家衛生研究院(NIH);7000萬美元將流向NIH下設的國家癌癥研究所(NCI);1000萬美元將提供給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剩余約5百萬美元資金將給予國家衛生信息技術協調辦公室(ONC)。

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奧巴馬精準醫學計劃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基因組學博士，元碼基因CEO田埂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舉世矚目的NCI-MATCH試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進行的根據分子分析來進行治療決策的計劃)已於2015年7月開始招募患者。這項“史上試驗對象最多、最精密的腫瘤臨床試驗”預計將會獲得大量有價值的數據。至今，NCI-MATCH已經進入第二階段。

另外，精準FDA已經公開測試。

“精準FDA”(precisionFDA)平臺是基因組信息學社區和共享數據平臺，這是一個為研究人員準備的開源、基於雲的工具，它將為下一代測序診斷提供依據，並且為所有開發者提供了統一的、可共享的在線基因組信息數據庫。去年12月15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局FDA正式開放了其在8月5日提出的“精準FDA”(PrecisionFDA)平臺，這是一個基因組信息學社區和共享數據平臺，用戶可通過登錄使用。

百萬人基因組研究也開始進展，2016年2月25日，開始在線招募百萬名誌願者，計劃在未來的5年招募100萬誌願者來測序自己的基因組。

田埂說，精準醫學計劃到2022年，會分階段的釋放結果，這些結果對臨床會有很大指導意義，遺傳病診斷、檢測的速度和質量都會大大提高，這是最直接的影響。百萬基因組數據能收集起來的話，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隊列研究人群。

特朗普上臺，精準醫學計劃如何走?

在精準醫學計劃的召喚下，各國的精準醫學計劃都在相繼開展。

韓國萬人基因組計劃、澳大利亞零兒童癌癥計劃，法國基因組醫療2025 ……今年3月，中國科技部發布了“精準醫學研究”重點專項項目申報指南。2016年6月，衛計委發布了包含61個項目的“精準醫學研究”擬立項項目清單，總共6.41億元，實施周期為3到5年。

在此背景下，精準醫療領域的創業在中國也如火如荼的展開。以華大基因為龍頭的基因產業迅速發展，在基因技術涉及的不同賽道上，均有至少幾十家公司在展開角逐，而腫瘤領域競爭更加激烈。一些傳統醫療領域的上市公司也在謀劃如何將觸角深入到精準醫療領域。

作為曾代表中國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教授，於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美國的精準醫療計劃不可能受新任總統政策的影響。

於軍表示，美國對生物醫學這一新領域的確認識別是從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開始的，那一代人推動了國會立法，建立了生物醫學研究平臺，不斷增加經費投入，一直到了尼克松時代和現在的投入是一樣多的，後來啟動了第一個向癌癥開戰的項目，這個項目建立了15個研究所。到了80年代，美國建立了四位一體的框架，包括如何教育小學生和公眾，我的老師曾參與起草人類基因組的報告，他後來領導了這個計劃，他又參與了精準醫學計劃，可以說這個大計劃一直橫跨了60年。

“對於生物醫學研究在美國這樣的體制下，是不會變的，無論總統怎麽改變，這套體系是不會變的，而且沒有失敗的跡象。所以，特朗普上任對於美國的精準醫學計劃不可能有影響”，於軍說。

於軍說，美國研發經費一半是由產業支付的，8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聯邦政府對科技企業免稅，企業留下收入的15%用於研發，相當於聯邦政府給的，這是影響美國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法律。

但是一直關註美國精準醫學計劃的田埂認為，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在科研上投入的經費預算會下降，精準醫療計劃和癌癥登月計劃都是上一任總統的計劃，到了這一任可能會有很大變化。

“經費預算的數量和到賬的時間會打折扣，畢竟特朗普政府會把大部分精力和資金放在基建領域，對科技界短期的影響肯定會有的。”田埂說。

郭廣昌提案：鼓勵建設以健康為中心的科創綜合體和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

醫藥健康是複星集團的主要業務板塊之一，全國政協委員郭廣昌此次遞交的提案中，有兩份也與此有關，包括建議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大型生物醫藥企業集團建設以健康為中心的科創綜合體；以及加快建設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

郭廣昌指出，在傳統機制下，創新研發和市場應用的脫節，多學科交叉創新機制對傳統單向研發模式的顛覆，以及互聯網應用的風起雲湧徹底打破了產業壁壘，新時代、新技術和新模式需要對傳統生物醫藥企業研發機制提出新的思考。

因此建議制定創建生物醫藥科技創新綜合體的具體標準，標準要求堅持創新和國際化兩大主體內涵，以及體現產業協同、互聯網+、研發和市場協同等原則。在土地、財稅、人才政策方面全方位給予鼓勵和支持。

同時建議鼓勵“科創綜合體”通過投資並購發展壯大，尤其鼓勵已經初步實現研發創新及營銷體系在全球布局、產業結構涉足醫藥制造和服務等大健康產業綜合布局的生物醫藥企業集團；鼓勵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以本土為中心和樞紐進一步完善提升全球創新網絡，對此建議出臺具體措施，在進出口金融、財稅、人才引進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

此外，建議鼓勵生物醫藥科創綜合體(包括投資並購的企業)以全球領先為目標，圍繞“健康”創新研發新技術、新產品，建議在針對“全球首發”的相關產品以及技術的註冊、申報等方面，采取“一事一議”的模式給予綠色通道，加快產業化、市場化進程。

對生物醫藥科創綜合體的創新成果和產品及技術，郭廣昌建議會同衛生、人保、科技主管部門，出臺鼓勵醫療機構優先采購、臨床優先使用、醫保優先報銷的具體措施。

對具有國際化資源且具有創新能力轉化的企業，郭廣昌建議鼓勵他們從全球引進創新前沿的健康產品和技術，建議發展改革、科技、藥監、衛計、商務、知識產權、稅務等相關部門，制定專項扶持鼓勵政策、機制及具體措施。

在加快建設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方面，郭廣昌認為當前我國醫學人工智能建設存在著諸多問題，例如人工智能在健康醫療領域發展程度仍有差距；國外企業領跑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臨床研究與應用；“產學研”開放創新機制不完善及健康醫療大數據管理制度不健全。

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推進健康醫療大數據有條件的開放共享

加快推進惡性腫瘤、高血壓、糖尿病、出生缺陷和罕見病領域的健康醫療大數據的開放共享，完善人工智能在上述疾病領域的模型構建、深度學習算法訓練，實現對基因組學等大數據的采集、分析挖掘能力，切實加強人工智能技術在精準防治治療中的效果。

二、成立國家醫學人工智能工程中心，加快研發中國自主“沃森”

由國家發改委給予引導，由國內在醫學、藥學、信息技術專業具備一流學術水平的綜合性高等院校牽頭，吸引具備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基礎企業、人工智能技術開發企業、藥品研發企業等相關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研發自主知識產權的醫療智能認知系統。

三、鼓勵和支持具有大規模醫療應用基礎的企業與高校

建立長期和深層的合作機制政府利用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促進企業與高校合作建設研發機構和中試基地，實現技術、數據、學科資源共享，充分發揮產學研協同創新效應，提高研發效率，加速人工智能在健康醫療領域應用服務的落地。

四、加強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安全管理

研究當前醫療數據的使用現狀、權限邊界和最終流向，明確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存儲與分析都應當在境內進行的基本原則，盡快出臺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發展的法律法規，規範健康醫療大數據的開發、挖掘、應用等行為。對具有較高商業價值和應用前景的醫療大數據——例如人口健康信息、電子病歷、放射影像和病理報告、化驗結果、醫生病程記錄等，應當設置必要的使用權限加以監督和管理。

3D打印的醫學現實：它如何為8月大患兒“撿回”心臟？

在美劇中，我們常常能看到在複雜手術里3D打印的“穿越式”應用，回歸到現實世界，3D打印的真實版醫學應用又是怎樣的場景?

今年4月，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就進行了這樣一場特殊的複雜小兒心臟手術，手術對象是一位年僅8個月大的嬰兒，這個患兒在出生第二天就在青海省紅十字醫院確診患有極為罕見的複雜心臟病：右室雙出口、功能性單心房單心室、肺動脈瓣輕度狹窄、左位上腔靜脈、肺靜脈異位回流。因為病情複雜，當地醫療水平有限，患者家人去天津求醫被告知因病情嚴重無法救治。

但3D打印卻讓於這樣一個已經經常發燒，每天需要吸氧維持的先天心臟病嬰兒起死回生。

“在通常情況下，這樣的複雜心臟手術至少要6個小時的時間，對於嬰兒而言，這麽久的手術時間很可能是承受不住的。並且因為嬰兒的心臟體積很小，血管走向、位置通過傳統影像也很難看清，這就給手術帶來了很大的風險。”此次手術的主刀大夫上海兒童醫學中心上海小兒先天性心臟病研究所所長劉錦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劉錦紛介紹，這位患兒心臟畸形嚴重，導致病竈所處的空間位置以及病竈間的相互位置通過二維檢測手段無法確認。如果在病竈位點不清晰的情況下進行手術，不僅耗時長，手術風險也會很大。但3D打印通過三維重建解決了這樣的難題，並最終將手術時間縮短到了3個半小時。

“根據已有的二維影像診斷數據，我們就可以通過3D建模系統對患兒嚴重缺陷的心臟進行三維重建，這樣病竈位點就得到了確認，血管走向、位置也都能在術前給醫生看清，從而大大降低手術的風險。”對此次手術進行3D技術支持的瑪瑞斯中國區總經理Kim Francois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除此以外，他們還像手術醫生提供了高精度、1:1大小的患兒心臟3D打印模型，這讓醫生在手術方案的制定和手術路徑的規劃上有了更可信賴的參考。

“在手術中可以大量壓縮手術時間，使複雜的高難度手術風險降到最低。同時，高精度心臟複制品，讓醫生和患兒及家屬間的溝通更加高效和順暢，這對於我們兒科的醫患溝通與信任度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劉錦紛說。

事實上，自從上海兒童醫學中心2015年8月成立國家首家兒科3D數字醫學研究中心以來，利用科研經費，已經無償為至少10例不同複雜性先心患兒手術設計規劃提供了3D數字化虛擬設計及3D打印技術支持和幫助。劉金粉透露，目前他們正在籌建我國首個小兒複雜結構性心臟病3D數字化臨床醫學數據庫，截至2016年底，已錄入11749例先心病患者手術數據。

作為“Little Hearts of China”的慈善項目，此次手術除了應用了最新的3D打印科技之外，患者的手術費用也得到了全免。但就如何讓這樣的高科技更好地普及到全國患者，劉錦紛也坦言，僅僅依靠科研經費支持，並非長久之道，“因為心臟的打印難度高，並且材料的要求也比較高，因此不可能一直依賴科研經費來完成換成患者的救治。”以本次手術為例，僅僅是該小兒心臟的打印成本就高達上萬元人民幣。在過往的手術中，這樣的費用也多是由科研經費買單。

“因為在醫學上3D打印的應用還僅僅處於臨床研究範圍，相關部門也並未出臺相應的收費指導文件，所以還沒有辦法進行大規模的推廣使用。”劉錦紛說，他呼籲3D打印的醫學收費可以早日走上管理部門的議程，因為只有真正進入臨床應用，才能最大規模的造福患者。

根據公開數據，在中國，先天性心臟病的發病率約為千分之4~千分之7，是出生缺陷中發生率最高的疾病，也是導致兒童死亡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作為全國兒科領域最頂級的醫院之一，上海兒童醫學中心每年先心患兒的手術量約3700例，成功率在98%。然而在這家醫院所接觸的所有先天性心臟病中，約有3%的病例屬於極其複雜性的先心病，對於這類手術來說，手術難度和風險系術都會遠高於普通先心手術。劉錦紛透露，對於這類的患者而言，通過3D打印輔助手術，可以大大提高手術的成功率。

北大先來了！將在雄安新區部署優質教育資源 建立醫學中心

據河北日報消息，5月11日，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克誌，省委副書記、省長許勤，與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郝平一行就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對接座談。北京大學與河北省就支持雄安新區規劃建設達成五點共識，北京大學將在雄安新區建立學科齊全，集科學研究、人才培養、醫療服務於一體的一流醫學中心;光華管理學院在雄安新區建立培訓中心，開展企業人才、管理人才高端培訓。

趙克誌指出，希望北京大學發揮人才、科技、教育、醫療等優勢，支持新區規劃建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郝平對省委、省政府給予北京大學的支持幫助表示感謝。他說，北京大學高度重視加強與河北合作，把支持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作為服務國家大局的重要選擇。今後將結合北大優勢和雄安新區建設需要，擴寬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方式，努力為雄安新區建設作出貢獻。

郝平表示，北京大學將充分利用學校資源，在醫療、教育培訓等方面積極與雄安新區對接;在專業部署上，將優質前沿學科向雄安新區傾斜;進一步加強、擴大人才支持力度，把北京大學優秀人才源源不斷輸送到河北來，為河北經濟社會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

據悉，北京大學與河北省就支持雄安新區規劃建設達成五點共識：

一是北京大學發揮醫療資源優勢，在雄安新區建立學科齊全，集科學研究、人才培養、醫療服務於一體的一流醫學中心;

二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在雄安新區建立培訓中心，開展企業人才、管理人才高端培訓;

三是北京大學與國家有關部門合作建立PPP中心，重點服務雄安新區建設;

四是按照教育部統一部署，北京大學與其他著名高校一道，共同在雄安新區部署優質教育資源;

五是北京大學與河北省繼續加強合作，為河北發展和雄安新區規劃建設輸送更多人才。

北大將在雄安建醫學中心 還有哪些高校布局雄安？

北京青年報記者昨日從北京大學官網獲悉，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郝平近日率團到訪河北，洽談校省合作事宜，內容涉及北大將在雄安新區建醫學中心、雙方加強人才合作等多方面。同時，北青報記者梳理發現，除北大外，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京內多所高校也已開始對接雄安新區。

北京大學

將在雄安新區建立醫學中心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郝平表示，今後北大將結合自身優勢和雄安新區建設需要，拓寬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方式，努力為雄安新區建設作出貢獻。郝平提到，北大將在五個方面與雄安新區開展合作，內容包括發揮北大醫療資源優勢，在雄安新區建立學科齊全，集科學研究、人才培養、醫療服務於一體的一流醫學中心；在雄安新區建立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高端培訓中心。同時，北大經濟學院將與國家有關部門合作建立PPP中心，重點服務雄安新區建設。此外，北大還將支持雄安新區高等教育發展，加強雙方人才合作，為河北發展和雄安新區規劃建設輸送更多的北大畢業生。

北京師範大學

將在教育、生態等領域展開合作

北京師範大學近日官網發布消息稱，5月8日，校黨委書記程建平、校長董奇、副校長陳光巨等一行赴河北省商談服務雄安新區建設事宜。河北省省長許勤，省委副書記李幹傑，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雄安新區臨時黨委書記袁桐利等均出席座談會。此新聞稿近日被河北媒體解讀為“北京師範大學或將成為雄安新區第一個搬過來的大學”，北青報記者向北師大求證“是否搬遷”，學校官方對此未明確回應。

不過，校長董奇則在這次座談會上透露，北師大將在教育、文化、生態、健康等領域與河北省開展戰略合作，通過校地協同創新發展，助力雄安集聚全國優秀人才和吸納國際人才，服務雄安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建設。

北京理工大學

積極參與雄安新區建設

在北京理工大學黨委4月5日召開的專題學習研討會上，校黨委書記趙長祿表示，學校要充分利用人才培養和學科、科研優勢，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軍民融合發展、設立雄安新區等重大戰略中發揮積極作用。同時，結合學校“雙一流”建設實際，加快做好相關規劃編制和對接，積極參與雄安新區建設，力爭在醫工融合等方向上取得突破。

中國傳媒大學

成立雄安新區發展研究院

4月22日，中國傳媒大學成立雄安新區發展研究院，並舉行首屆雄安新區發展研討會。該校雄安新區發展研究院首任院長由經管學部學部長兼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範周擔任，將研究文化、區域經濟、社會管理等六個領域。

該校黨委書記陳文申表示，學校雄安新區發展研究院是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導向，以雄安新區建設為中心，基於互聯網精神而設立的新型智庫機構。研究院充分整合國內外相關領域頂尖專家資源及廣泛的社會智慧，致力於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與中國特色的新型資政智庫。記者 王曉蕓 劉旭 李夢婷

阿蘭·梅里埃：生物醫學里的中法奇緣

中國和法國在醫學界的合作歷史悠久。早在100多年前，法國天主教會就在上海創辦了震旦大學，這所大學成為如今的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的前身。百余年間，法國的生物醫學技術遍布中國各大醫院的每一個角落，中法兩國正在攜手致力於傳染病、癌癥和新發疾病的防治。

在法國，走在全球傳染性疾病防控最前沿的，一個是位於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另一個就是距離巴黎400多公里之外的里昂的梅里埃家族的梅里埃基金會。百余年來，兩所機構一直延續著最初的淵源。

今年時值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法政府間科技合作協議簽署40周年。40年前，梅里埃基金會主席阿蘭·梅里埃（AlainMérieux），第一次踏上中國這片陌生的土地，不僅叩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更令他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國家。如今，梅里埃與中國政府在傳染病、癌癥和新發疾病等醫學衛生領域開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近年來，梅里埃家族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幫助中國在武漢建立起亞洲第一個P4級別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據統計，目前該級別的P4實驗室數量不超過20個，其中大多數位於歐美發達國家。

人類和病毒較量的歷史

梅里埃家族是里昂的一個傳奇，至今在法國政商界擁有至高的地位。梅里埃家族的歷史，也是人類和病毒較量的百年歷史縮影。100多年前，法國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因為發現細菌而聞名天下。當時巴斯德有個助手叫馬塞·梅里埃（MarcelMérieux）。馬塞就是梅里埃集團的創始人。1897年，馬塞設立梅里埃研究所，從事結核病、破傷風等傳染病的研究，為日後法國生物醫學的發展奠定基石。

梅里埃家族為醫學界所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將疫苗實現工業化生產。如今家族的第三代掌門人阿蘭·梅里埃也已年至八旬。上周，他陪同新上任的里昂市長訪問中國，這也是阿蘭五年來第三次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他身材魁梧，一米八幾的高個，一頭白發，每次都是藏藍色西裝配深色領帶，一樣的風趣幽默，一樣的精力旺盛。他思維依然敏捷，眼睛里閃爍著智慧。

“梅里埃家族是代代相傳的，我們研究疫苗已經有一個世紀了，包括人體疫苗和動物疫苗。”阿蘭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978年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就是向中國人介紹疫苗。後來梅里埃家族又致力於體外診斷，並提供食品安全方面的解決方案，但疫苗是我們的一個重要分支，這個領域和中國合作尤其緊密。”

1921年，經歷一戰大流感侵襲的法國，迎來了生物醫學領域的重大突破。第一株結核病疫苗——卡介苗的研制成功，為疫苗生產創造了前提。阿蘭的爺爺馬塞·梅里埃在里昂近郊買下20公頃土地建廠生產血清和疫苗。1935年，40名工人正式投入生產線，年產劑量達45萬株。這個工廠也就是今天生物梅里埃科研中心的所在地。

馬塞去世後，他的兒子，也就是阿蘭的父親夏爾·梅里埃（CharlesMérieux）將業務延伸至科學和工業應用領域，他革命性地嘗試體外培植病毒並最終將梅里埃的業務引入體外診斷領域。如今梅里埃已成為全球領先的體外診斷企業，這對一個家族企業而言，是一個奇跡。如今的里昂已成為全球生物醫學重鎮，而梅里埃的影響力也令路易·巴斯德的繼任者肅然起敬。

去年卸任的巴斯德研究所原所長ChristianBrechot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稱：“巴斯德研究院盡管地處巴黎，但是我們還是要和里昂的生物醫藥公司合作，梅里埃取得的成功是舉世矚目的。”

梅里埃家族致力於全球傳染病防治已有一個世紀。而真正帶領梅里埃走向世界的，是阿蘭·梅里埃。阿蘭有著與生俱來的商業天賦，在他的帶領下，梅里埃的足跡，遍布了全球160多個國家。

阿蘭·梅里埃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個世紀前我們就認同一個觀點，就是病毒和疾病無國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麽梅里埃很早就跨越法國和歐洲的邊境，來到美洲，尤其是南美洲，後來又去到亞洲，和那些同樣跨越國界的傳染疾病抗爭。”

醫學無國界。在二十世紀初，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全球化是企業唯一的出路。早在高盛提出金磚四國概念很久前，梅里埃就開始與包括巴西、印度、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展開合作。中國目前已經成為梅里埃的全球前三大市場。

像一只滿世界奔跑的“老鴿子”

巴斯德的臨終遺訓是：“地點，地點，地點。”他的意思是，要控制傳染性疾病，就必須去到離疫情最近的地方。而阿蘭·梅里埃也深深地踐行了巴斯德的教誨。

兩周前，阿蘭·梅里埃剛剛去了黎巴嫩，考察了當地的難民集中營。今年1月，他還去到馬達加斯加與當地一支來自中國的醫療隊一起合作研究鼠疫。兩年前，中法簽署了赴馬里共同抗擊傳染病的協議。馬里也是梅里埃基金會的“嚴防死守”陣地。

“我就像一直滿世界奔跑的‘老鴿子’。”阿蘭·梅里埃笑著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梅里埃基金會就是去到那些醫療資源嚴重匱乏的地區，比如海地、黎巴嫩、突尼斯、馬里、馬達加斯加等等，這是地緣因素所致,這些地方過去是法國的殖民地。”

基於共同的利益和使命，阿蘭·梅里埃高度贊賞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倡議能夠把中國的醫療團隊帶去那些飽受疾病困擾急需援助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受傳染病侵害的地方，這是全球課題。”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梅里埃基金會在塔吉克斯坦、黎巴嫩、白俄羅斯等地設有P3等級的實驗室，馬上還將在突尼斯建P3實驗室，這些國家都恰好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上，所以未來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間。”

阿蘭·梅里埃表示，他經常鼓勵中國合作夥伴大膽地走出去，雖然這條“一帶一路”走起來相當艱難。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因為在中東這些國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移民管控，那里聚集著大量的難民集中營，我兩周前在黎巴嫩，親眼所見150萬敘利亞難民，傳染病防控局勢相當嚴峻。”

生物梅里埃剛剛與上海市衛計委、里昂醫院集團簽署三方協議，資助來自上海6家公立醫院的8位此前支援摩洛哥的醫生赴法國醫院交流。

針對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面臨的最大挑戰，阿蘭·梅里埃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細菌耐藥和抗生素藥物的濫用是最大的挑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結核病。而且這一現象不僅存在於人類的藥物中，也存在於獸類藥物。這是一場長期的戰役；第二個挑戰就是新的病毒的出現，比如過去幾年在非洲盛行的埃博拉病毒。”

梅里埃基金會已經在與中國政府共同致力於抗擊結核病的項目，還計劃赴雲南開展醫療研究項目，雲南是中國傳染性疾病的高發區。

不過，梅里埃基金會去到雲南還有另一個更深的原因。“昆明也有過去法國人建的醫院。”阿蘭·梅里埃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道，“中國一共有四所法國人設立的醫院，其中也包括上海二醫大的前身震旦大學。”

愛中國沒理由

梅里埃是當代生物醫學界當之無愧的中國的“老朋友”。他每次見到第一財經記者，都不會忘記提到三句話：“1978年我第一次來中國，那時往返中國和歐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周六抵達，周六出發的瑞士航空；北京當時的涉外酒店只有一個友誼飯店；那時馬路上還都只有自行車。”

植根中國三十多年來，阿蘭·梅里埃做出過兩個重大決定，一是選擇直接與中國政府衛生部門合作，比如參與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國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二是“在中國研發，到中國建廠”，這意味著法國企業就地取材，致力於把研發成果推廣到世界。在梅里埃的帶動下，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法國生物醫藥公司，它們都把中國作為創新的發源地。

法國最大的制藥企業賽諾菲前任CEO魏巴赫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近幾年興起很多生物科技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教育投資力度也在加大，中國最聰明的1%的人口就有3000萬，這個數目超過了瑞士人口的兩倍，我們相信從中一定能夠誕生諾貝爾獎。”

不過回憶起40年前剛到中國的時候，阿蘭·梅里埃至今還感嘆道：“那時的中國基礎教育和基礎科研都是一片空白，沒有大學，也沒有實驗室。當時我被邀請去上課，聽課的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但你們在很短的時間內重新建起了大學，這是令我最欽佩中國的地方。”

從那時起，阿蘭·梅里埃的內心就深深地建立起對中國的感情。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領導人的魄力值得稱頌，現在中國的領導班子也是著眼於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非常了不起。”

近十年來，在中國最令阿蘭·梅里埃自豪的，一定不是自己的公司在中國又賺了多少錢，而是看到自己親自推動的項目一個個地完成落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歷時八年建設的武漢P4級別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這也是亞洲擁有的首個最高等級的生物安全實驗室。這個項目是按照梅里埃在里昂的P4實驗室的模板建設的。從2004年SARS疫情暴發後，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時提出，到2015年初竣工，最後到今年年初正式運作，先後跨越了近15年時間，也傾註了阿蘭·梅里埃的全部精力。

阿蘭·梅里埃特意選擇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當年又時值他的“幸運年”——馬年，將這一極具意義的“瑰寶級”的厚禮交付給中國。

里昂P4實驗室是由梅里埃家族出資建設捐給法國政府的，也是當今技術最先進的P4實驗室，目前主要由巴斯德研究所等機構使用。中法合建武漢P4實驗室，頂著發達國家巨大的壓力,為此，阿蘭·梅里埃幾乎動用了自己全部的法國政界關系，最終說服法方與中方合作。

“P4實驗室既需要國內的認證，也需要國際的認證。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現在終於大功告成。”談到P4，阿蘭·梅里埃神情非常自豪，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武漢P4實驗室和中科院以及上海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共同簽署了合作協議，已經正式投入使用運行，中科院正在著手尼帕病毒的研究，上海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則致力於出血性發熱疾病的研究。”

現在，阿蘭·梅里埃還在為實驗室的運作操心，但他信心滿滿：“我是想P4能夠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典範，始於里昂，抵達武漢。目前這個項目開展得很順利，我認為是非常成功的，不僅對於中國，對全球也將發揮重要貢獻。”

當第一財經記者問他為什麽要在重重壓力下幫助中國建P4實驗室，阿蘭·梅里埃開玩笑說道：“我想我是這些法國人當中流淌著最多中國血液的那個人。”

阿蘭·梅里埃今年80歲了，還是每年都來中國。“每次來中國，我都有種回家的感覺。”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領導人總是讓我感到被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的孩子們和很多中國朋友建立起了友誼。”阿蘭·梅里埃也會經常與孩子的朋友們見面，看到他們，他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高興。

第一財經記者曾在2014年前往阿蘭·梅里埃里昂的家中采訪他。他酷愛馬，家里、工廠里放著各種各樣的馬。“我喜歡馬，我父親和兒子都是屬馬的，我一直到十年前還在騎馬。”阿蘭·梅里埃笑著說道。

不過現實是，老梅里埃即將松開牽引梅里埃這匹駿馬的韁繩，把這座生物殿堂傳承給下一代。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已經放手了，交給下一代去做，我認為他們必須和所有的企業一樣，緊跟時代和科技的步伐。就像我們從生物疫苗發展到診斷，離疾病越來越近，診斷的速度越來越快。”

他坦言自己不了解大數據、人工智能。“這超出我的認知範圍了。我認為這方面要向中國學習，中國的發展速度非常快。”阿蘭·梅里埃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生物梅里埃中國，我給它的目標是應該成為中法的企業，而不是法國企業的一個分公司。我們必須要開放，不管國與國之間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有多大，但是科學無國界，合作才有未來，不開放就會止步不前。”

阿蘭·梅里埃最喜歡的一句話出自意大利諺語：“人類始終在智慧的消極和意願的積極之間做鬥爭。”他正是這樣積極地面對人生的各種意想不到，一直保持樂觀，笑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