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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經貿 中拉需要繼續互順周期

在過去15年內，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的貿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擴大，這得益於雙方的經貿供需互補和經濟周期互配。但過於依賴大宗商品貿易的特點也為傳統發展模式設限。

來自OECD的一個的數據是，在整個拉美對全球的出口結構中，大宗商品出口和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分別為41%和42%。但在拉美對中國的出口結構中，大宗商品出口占73%，而工業制成品出口僅占6%。在中國投資高漲時期，拉美抓住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快車；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動力由投資轉向消費，拉美也承受著中國經濟周期變換所帶來的短期陣痛。

圖為巴西礦山

中國同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國土面積之和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五分之一，人口之和占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八分之一。如何促進雙方共同發展，或許答案在於重新抓住各自新的周期性機會。

對於拉美來說，中國的新經濟周期以供給側改革為主要特征。在整體經濟增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前提下，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從第二產業為主轉向第三產業為主，經濟動力也已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這意味著，中國對拉美的大宗商品需求增速的放緩，但對拉美其他消費性商品的進口需求會增加，這對拉美來說是重要的周期性機會。

比如，在農產品方面，根據此前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項統計，未來十年，中國對糖、禽肉和羊肉的人均消費將增長20%左右。與此同時，對魚肉、植物油、水果、蔬菜、奶和小牛肉等食品的需求將增長10%到20%左右。而農產品正是南美地區的優勢經濟板塊。

一些企業已經在提前布局這個機會。表面上看，中國的中糧集團在2014年順利控股荷蘭尼德拉(Nidera)51%股權所獲得的是一家歐洲公司。但其實尼德拉主要糧油資產集中在南美阿根廷、巴西等地區。這意味著，中糧其實是通過借力打力的方式，提前介入了拉美向中國出口農產品的大潮中。

圖為阿根廷牧場

同中國產品貿易結構調整相對應的是，中國資本流動也出現了周期性的變化。

從2014年開始，中國已經成為了資本凈輸出國，到了2015年，中國境內投資者累計實現對外投資7350.8億元人民幣。在中國所尋找的投資目的國的名單上，拉美已經是榜上有名。據OECD統計，自2010年以來，來自中國貸款已經高達940億美元，而彼時世界銀行、CAF-拉美發展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在當地投放貸款的總和也只有1560億美元。來自中國的資金彌補了金融危機後國際資本撤離拉美時所留下的缺口，而有效利用海外資金正是拉美為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創造穩定金融環境的一劑良藥。

對於中國來說，也要抓住拉美經濟經濟發展的新周期變化。

一是拉美經濟的能源、道路等基礎設施“硬件”投資需求仍處於需求強勁的上揚周期。拉美的基礎設施還較為薄弱，而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正好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強項。

在電網方面，中國最大、也是世界第一的電力公司——國家電網公司在拉美的投資項目接連開花。不僅已經獲得了巴西7家輸電公司及其輸電資產30年經營特許權，參與建設巴西第二大水電站——美麗山水電站的特高壓輸電項目。而且根據海外媒體報道，還在洽談收購巴西聖保羅工業集團（Camargo Correa SA）持有的巴西輸電企業 CPFL部分或者全部股份。在水電方面，全球最大的水電企業中國長江三峽集團通過出價23.8億巴西雷亞爾，獲得Jupia和Ilha Solteira水力發電站30年的運營權。在軌道交通方面，中國中車提供的車輛已經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行駛。在核電方面，中核集團已經拿下了阿根廷核電60億美元大單，並在今天，也就是6月30日對外宣布這個核電站明年春天就將開工。

圖為Ilha Solteira水電站

二是通信、互聯網等基礎設施“軟件”投資需求也處於上揚周期。在全球互聯網時代，軟件基礎設施建設蘊藏了巨大的機會。借助SNS社交網絡、移動支付、雲計算等移動互聯網技術，不僅可以降低整體經濟運行的信息成本，減少個人之間的信息鴻溝，還能通過搭建遍歷的數據信息後臺來降低商業經營成本，以幫助拉美龐大的非正規經濟逐漸正規化。

在電信基礎設施上，從2000年初開始，中國的華為、中興已經逐漸進入到拉美的基礎電信市場。在超過14個國家，華為已經成為該地區的電信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

在移動終端方面，根據yeahmobi的研究報告，2014年拉美地區 移動手機用戶達到4.39億，手機普及率72%，高於全球手機51%的覆蓋率；但是拉美地區智能手機普及率僅為24%，低於全球智能手機38.5%的普及率。這個發展的缺口正在吸引中國企業赴拉美投資。中國的小米、聯想、華為等都已經進入到了拉美市場。其中，哥斯達黎加媒體《共和國報》今年6月報道，中國手機逐漸占領了哥市場。目前，哥斯達黎加銷量前三的手機品牌均來自中國。

在互聯網經濟上，中國的三大互聯網巨頭都在經濟培育當地市場，將中國國內的互聯網經濟模式進一步移植到拉美。2014年10月，百度收購巴西最大本土團購網站Peixe Urbano，短短半年時間Peixe Urbano就擊敗Groupon成為巴西第一大團購網站。

三是拉美的工業經濟升級仍處於上行周期，正好對接中國的產能轉移。通過經貿合作區、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和工業園區等模式，中國和來美之間在清潔能源、新型建材、石油化工、汽車、鋼鐵、農產品、港口物流、信息技術等八大領域有著廣泛的合作前景。

不過，同2010年滿眼是發展機會不同，如今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既關註機會，更關註風險。拉美的金融波動風險、勞工保護體制風險、政府更叠風險對於成長中的中國投資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短期辦法解決不了長期問題，所以中國企業應該沈下心設計好深耕拉美的長期規劃。

和拉美有緊密聯系的西班牙，其對拉投資就曾經歷多輪變化。西班牙對拉美的投資在上世紀90 年代中後期到2000 年期間的增長十分迅速， 曾一度達到拉美整體FDI 流入的25%。但從2000年開始，由於阿根廷經濟危機的影響，以及西班牙需要整合消化此前在拉美的並購以實現本土化，西班牙對拉美的直接投資出現下滑。這種投資低迷的狀況，一直持續到2006 年才開始恢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隨著西班牙國內經濟的不景氣，西班牙重新強化對拉美的投資，而拉美也成為西班牙主要海外收入的來源，西班牙和拉美的經濟融合進一步深入。一個例證是，位於歐洲銀行頂端的西班牙的BBVA銀行、桑坦德銀行不惜把經營網點植入到了拉美的廣大農村。深深紮根拉美經濟不僅這兩家西班牙銀行帶來了穩定的收入，龐大的網點設置也搭建了這兩家銀行未來向互聯網金融轉移的平臺。

作為跨國投資的後來者，中國可以從西班牙的拉美投資經歷中吸取經驗，以長期投資的冷靜心態來應對拉美市場的短期波動。同時，借助歐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全球產業調整機會，中國的資本可以通過並購借力歐洲，特別是通過已經在拉美有成熟體系的西班牙、葡萄牙等企業搭橋進入拉美，這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事實上，中國的國家電網、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早已走上了這條道路。

財政部：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

5月24日消息，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有關問題接受了記者采訪。負責人表示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其關於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政府將繼續通過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速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日上午據穆迪官網消息，穆迪將中國評級從 Aa3下調至A1；展望調至穩定，此前為負面。

負責人還進一步強調，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是根本不成立的。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財政部負責人指出，總體上看，新預算法實施後，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

附財政部答記者問全文：

記者問：此次穆迪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預計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請問您對此有何評價？

答：此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其關於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政府將繼續通過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速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GDP增長6.9%，同比加快0.2個百分點，主要經濟指標增長好於預期，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與經濟運行相一致，財政收入增速仍然較高，1-4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11.8%，同比加快3.2個百分點，是2013年以來同期最高增速；財政支出增長16.3%，高於收入增幅4.5個百分點，同比加快3.9個百分點，為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和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經濟“開門紅”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府措施落地見效，國企、財稅、金融、價格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持續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紮實推進，新動能培育與傳統動能改造提升協同發力，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記者問：穆迪在報告中指出，2018年政府直接債務將達到GDP的40%，2020年將達到45%，請問您怎麽看？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是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唯一合法形式，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因此，目前我國政府債務範圍依法是指中央國債、地方政府債券以及清理甄別認定截至2014年末的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除此以外我國不存在其他任何政府直接債務。

截至2016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5.3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為80.5%。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國債余額12.01萬億元，兩項合計，我國政府債務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數74.41萬億元計算，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7%，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控。

總體上看，新預算法實施後，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後，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規模將保持合理增長，加上我國GDP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也將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提供根本支撐，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記者問：穆迪認為，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穆迪這一觀點說明一些國際機構對我國法律制度規定缺乏必要的了解。

一方面，關於或有債務範圍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已經作出明確規定。即，除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後，我國地方政府或有債務依法是指地方政府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擔保債務，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或有債務。

另一方面，對於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與政府債務之間的關系，我國相關法律制度也已經作出了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除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因此，不論是中央國有企業、還是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臺公司），其舉借的債務依法均不屬於政府債務，應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範圍內對國有企業承擔責任。

綜合上述法律規定,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是根本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