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31210
簡明合約法（九）錯誤 上篇
蕭律師執筆
在某些情況下，合約由於「可起作用的錯誤operative mistake」，可變成無效。這須考慮以下列課題：
1 訂立合約時引起錯誤而導致合約無效的環境。
2 “共同錯誤” 的概念。
3 非共同錯誤。這又分為 “雙方的錯誤”和 “單方的錯誤”。
4 因誤認對方身份而導致合約無效。
導致合約無效的錯誤叫「可起作用的錯誤」。 但在考慮錯誤的爭論中，首須考慮一個基本上的問題，就是合約本身，無論明示或暗指，有否說明誰應負責錯誤的風險。*** 以前錯誤只涉及 “事實的錯誤”之範疇，現已引申到 “法律上的錯誤”。
錯誤，分四個議題：有關文件之錯誤、共同錯誤、非共同錯誤及身份誤認。
〈文件的錯誤〉
○ Non Est Factum
這拉丁文相當於英文“that is not my/his deed非 我/他 文件”，是在合約法中拒絕履行合約任務的一種抗辯。 提出這種抗辯，表示文件是在錯誤下簽署，而這文件由一開始就無效，英文叫void ab initio，而ab initio又是拉丁文，即「由開始」的意思，簡單地說：「合約從未生效過」。***
一般原則是，人必須向他所簽置的文件負責， 不論他在簽前有否閱讀過該份文件。 但如果合約文件的簽署是由欺騙或失實陳述導致的結果，此份合約是「可使之無效voidable」的； 如因任何一種錯誤方式成立，此份合約是完全「無效void」的。***
要注意「可使無效」和「無效void」有很大的分別。 Void是由文件簽署那一刻起已無效；voidable是文件基本上是有效的，須由一方採取行動令它無效。這點在概念上須弄清楚，非常重要。
Non Est Factum最初用來保護文盲，現今已引申到保護識字的人士，他簽署了一份與他原意不符的文件。
在Foster v Mackinnon, 1968一案中， 老邁、視力極差的被告被原告勸誘簽署了一份聲稱是 擔保書guarantee的文件。 事實上那是一份最後由原告人得益的票據bill of exchange。 法庭裁決被告不須為該票據負責；他以non est factum的抗辯獲法庭接納。
如果non est factum的使用不加限制，將會被濫用，所以法庭為此設下兩度關卡：
在Saunders v Anglia Building Society, HL1971中，年老寡婦Saunders想將她的屋的業權以餽贈方式轉移到她姪兒的名下。 姪兒和另一個姓李的人準備了一份將業權轉換給李的文件要她簽署。 她由於遺失了眼鏡和信任姪兒，沒有閱讀該文件就簽了字。 李將物業抵押給了原告，拿了錢並將錢完全花掉。在李不能還欵情況下，原告要接管該物。 Saunders的遺囑執行人以non est factum為由，要求法庭宣判給李之業權轉移無效。
上訴庭之判決得到上議院的支持，判non est factum的申辯失敗，理由如下：
○ 修正 Rectification
雙方口頭已達成合約的條欵協議，但後來將協議轉變成文件時有錯誤。 如錯誤文件受益的一方硬要執行文件合約，受損一方可要求法庭執行文件的修正並强制執行specific performance原先達成協譏的合約。
要獲得法庭修正命令，必須全部符合下列條件：
在Frederick E. Rose (London) Ltd v William H Pin Co Ltd, CA1953中，雙方達成買賣某一種蠶豆horsebean，但在合約文件中只寫horsebeans。在送貨時，買方發現那並不是雙方協議買賣的蠶豆。法庭拒絕修正的請求，因為合約正確地紀錄了雙方同意買賣的東西：horsebean。
○ 共同錯誤
雙方雖然達成協議成立合約，但是基於一個基本上虛假的假設，這是「共同錯誤」。在普通法下，合約不一定全然無效，要看個別情況。
※ 主體事物存在的錯誤
根據普通法，如果雙方都不知道主體事物根本不存在、或曾存在，現已不存在，合約無效。***
Couturier v Hastie, HL1856: 一條載着穀物的貨船在往倫敦途中，由於某地方有動亂，穀物須售出以救濟難民。 合約雙方都不知這回事，協議穀物在倫敦出售。法庭判決合約無效。
有時雙方同時誤信一種假設。
在Galloway v Gallaway, 1914案中，雙方都以為他們的結婚是合法的，簽了一份分居契約。事實上他們的婚姻是無效的，所以分居契約也無效。
※ 業權的錯誤
在罕有情況下，一方面自以為擁有物業權，同意將物業轉讓與另一方。 雙方都不知道其實另一方早已擁有該物業，所訂合約亦屬無效。
※ 素質的錯誤
如果A賣給B一幅油畫，雙方都誤以為某名畫家的作品，所以價錢很高，而事實上該畫是由另一位名氣稍遜的畫家的作品，所以不值那麼多錢。 法庭裁決，在任何一方沒有失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下，這是一份有效的合約： Leaf v International Gallery, CA1950
在另一件有指導性的判例 Bell v Lever Bros Ltd, HL1932中， Bell是Lever的雇員，在一份雙方簽訂的終止雇用合約中（由於公司的合併致使Bell的服務變得多餘），Bell獲￡30,000賠償。 雙方都以為那分雇用合約是不可終止non-terminable的，故須達成解雇及賠償的協議。 Lever後來發現，他根本不須補償￡30,000而可解雇Bell，因Bell曾幾次失職違反合約，但當時雙方都沒有發現。 事實上這些失職，據合約已可使Bell遭解雇而不獲任何賠償。 Lever想以共同錯誤為由推翻合約及討回￡30000。
在結案中，三位上議院大法官（包括著名的Lord Atkin）各自表達不同意見和不同理據，最後以三比二多數判決合約有效。 這案的判決表示共同錯誤不一定使合約無效。 這判例被後來的判例追隨和支持。 但在此案的其他大法官也旁及聲明dicta，如果品質的錯誤是基本性，合約仍可作無效。
○ 非共同錯誤
非共同錯誤，是雙方沒有犯同一錯誤。 一個非共同錯誤可稱「相互mutual錯誤」，如雙方誤解了對方的意向、各自有相反的目的；而「單方面unilateral錯誤」，一方錯誤而另一方知道這個錯誤。
※ 相互錯誤
可用Raffles v Wichelhaus, 1864案去解釋。 被告同意購買原告的船叫“Peerless”上所載的棉花。有兩條同叫“Peerless”的船同時離開孟買。被告腦海想着的是在十月離開那條船，而原告所想的是十二月離開那條。 法庭裁決認為合約含糊不清，無法執行。 法庭在此類案件所考慮的，是一個合情合理的第三者如何看待對A的理解或另一方B的理解。 只有一個如此含糊不清的合約，法庭無法根據客觀驗證，判合約無法執行。
在Wood v Scarth, 1858案中，被告以文件方式，向原告邀約，以￡63的年租，租一間酒館與原告。 原告經一番與被告的秘書交談，回信接受了邀約，以為只需付年租￡63。其實被告還要每年收取￡500的潤金premium，而他相信他的秘書已與原告講清楚這點。被告最後拒絕承認該文件合約（因沒有提及潤金）。法庭認為被告不能反對受約所達成的意義，認為合約有效。
用另一案Scriven v Hindley, 1913去和前案比較。 拍賣中，被告出價的是一批拖索（繩的一種），並獲接納，但被告以為出價的是絞索。 對絞索而言，出價是適當的，但對拖索而言，出價就非常昂貴了。 拍賣商對被告的錯誤並不知情。但拍賣目錄的描述、樣板及其他環境混亂和誤導，令一個明理人也無法說出拍賣的是拖索還是絞索。法庭判定合約無效。
在普通法中，如果合約的無效是基於相互錯誤， 「衡平法追隨普通法equity follows the law」，法庭不會頒發強制執行令。 即使合約在普通法下是有效，如果強制執行會令被強制一方極端艱困，法庭也不會頒發強制執行令。
法律131216
簡明合約法（十）錯誤下篇
蕭律師執筆
※單方錯誤
單方錯誤是合約一方犯了基本錯誤，而另一方則知道此錯誤；或在個別情況下，明理人認為他應已知道。
作為可起作用的單方錯誤，錯誤必須是合約的條欵。***
在Hartog v Colin, 1939中，被告向原告邀約，售賣貨物與原告。被告想取巧，混淆“一磅的價錢”，和“一個的價錢”。一個的價錢只相當於一磅的三分一。法庭判處，在如此情況下，被告被視為知悉原告的錯誤，並宣判合約無效。
對事物（如品質）的誤判，不能導致合約無效。
在Smith v Hughes, 1871案中，原告向被告展示一批新種大麥的樣板。被告買了它，誤以為是舊種（他只想要舊種）。法庭認為錯誤只涉及品種，即使原告人知道錯誤，也無法使合約變成無效
與相互錯誤一樣，衡平法追隨普通法；法庭不會基於單方面錯誤而頒發強制執行令。
在Webster v Cecil, 1861中，被告早已拒絕將物業以￡2,000售與原告，他再寫信給原告願以￡1,250賣出。原告立即接受。事實上被告想寫的是￡2,250，而不是￡1,250。原告要求法庭強制執行，法庭拒絕。
※ 身份誤認
大都份單方錯誤來自錯認合約的另一方，在某些情況下，合約是無效的。
一般情況是：非錯誤一方是知道錯誤的，這由於是他策劃的欺騙。譬如說，A冒認是X，向B邀約；B接受，誤以為A即是X。即使合約不是因錯誤而無效，也會因「欺騙性陳述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而使合約“可使無效voidable”。
如果合約的主題是貨物，而貨物又傳到一個無辜者手中（如他是一位真實的購買者以市價買入貨物），無辜者獲得貨物的“良好所有權good title”。要使合約無效，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對方的身份是關鍵性重要的。
在Cundy v Lindsay, HL1878，原告收到一個Blenkarn的歹徒的定貨，購買一些家庭織品，送貨地址是37 Wood Street。歹徒假冒一間著名公司Blenkiron Co的簽字，而原告是熟悉該公司的。Blenkiron Co的營業地址是123 Wood Street。原告受騙，將貨物送到歹徒的地址。歹徒收到貨後立即轉售與無辜的原告。法庭裁決：原告與Blenkarn之間的合約無效，因而被告沒能得到貨物的所有權。
Cundy v Lindsay是一宗沒有面對面的交易。如果是面對面的交易，那就不會有誤認對方的事發生，而是對方的可信性的問題。
在Philips v Brooks, 1919中，雙方是面對面的。一個歹徒叫North走進原告人的店鋪中，選擇了一些珠寶，開了一張支票，自稱自己是St James’s Square某某爵士，那是一位原告人聽過的富翁。原告從電話簿中核實過地址，容許North拿走了一隻戒指。North將戒指抵押給被告，而被告沒有發現這是欺騙得來的。原告提出訴訟，向被告討回戒指。法庭裁決：原告和North的合約並非“因錯誤而無效void”，因為原告是想與進入店鋪中任何人達成合約交易的。唯一的錯誤是顧客的信任度問題，而不是身份問題。此案中的合約是以欺詐獲取，是“voidable可使無效”一類。被告在合約被宣告無效前以“真誠實意in good faith”（付足價錢）獲得戒指，所以獲得到戒指的所有權。
「身份」在Ingram v Little, CA1961中成關鍵性問題。原告是幾個老婦人。她們刊登廣告出售她們的汽車。一個歹徒自稱叫P.G.M. Hutchison，住在Caterham的一個地址，願買部汽車。原告從電話簿核定那地方確有此人後接受了支票。支票不兌現，而歹徒將汽車出售與無辜的被告。法庭裁決原告與歹徒的合約因錯誤而無效，故而沒得到汽車的所有權。此案的案情與Philips v Brooks太相似，而其裁決備受上議院在Shogun Finance Ltd（後述）案件的質疑。
Philips v Brroks的案例受上訴庭在Lewis v Averay, CA1972追隨。原告人是一位大學研究生，他刊登廣告出售他的汽車。一個歹徒冒充某名演員，表示願購該汽車。歹徒簽了一張支票，但原告要歹徒出示製片廠通行證才讓他拿走汽車。歹徒出示一張假冒的證件，但原有沒有發現。支票沒有兌現，歹徒將車賣給無辜的被告。上訴庭裁定原告與歹徒的合約是voidable，不是void。法庭的看法是：當雙方面對面時，就有一個強烈假設，一個人是想與眼前所見、所聽的人交易；而在此案中，無證據顯示原告只想與該名演員交易。原告欲取回汽車敗訴。
誤認身份identity有別於誤認資格capacity。
所以在Hardman v Booth, 1863中，原告擬賣布與Thomas Glandell Co，與在該公司辦事處內一個叫Edward Gandell的人商洽。Edward是該公司的雇員而非老闆。他將貨物據為己有，並將之賣與清白的第三者：被告。法庭裁決原告與Edward之間的合約無效。原告原相信Edward是代該公司，目的是與公司訂立合約而非與Edward個人訂立。
(二) 誤信的一方必須在心中有一個欲擬與訂立合約而清晰可辨的對手。
在King’s Northern Metal Co Ltd, CA1897，原告收到一封信，聲稱是由“Hallam& Co”寄出，信紙上方有矚目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箋頭。是實上Hallam& Co是完全屬於歹徒Wallis的假公司。原告以賒帳方式送貨物到這間假公司。法庭的看法是：原告意圖與寫信者訂立合約，無論寫信者是誰，所以合約不是因錯誤而無效。錯誤是在對方的可信度，不是身份。這可和上述Cundy v Lindsay相比。
(三) 對手一定知悉錯誤。
在以上討論過的案件中，「身份」都是由欺騙者做出來，所以已滿足了這條件。一種不常見的情況出現在Bouton v Jones, 1857。原告受雇於Brocklehurst，一間喉管製造公司，而被告前此曾和此公司有生意往來。在原告接管了被告的全盤生意的當日，被告向該公司定貨。原告供應了喉管，被告接受了貨物後拒絕付欵，理由是他並非和原告人訂立合約，而是和公司訂立合約，而這批貨是用來抵銷該公司欠他的債項。法庭裁決沒有合約，被告不須付貨欵。但不清楚法庭所指的錯誤是由單方面或相互間所做成的。如果法庭滿意原告知悉抵債及被告不是向他本人落單的說法，合約當然是因錯誤而無效。但由案情整體看來，更具說服力的是雙方都知道錯誤。若如此，則較難支持法庭的判決。
另在一件案Shogun Finance Ltd v Hudson, HL2002中，涉案的是一份文字合約。歹徒X走進一間車行租購hire purchase一部汽車。他呈示由P處偷來的駕駛執照。車行從原告財務公司處核實，財務公司最後批准了這項交易。X之後將車售與清白的買家H。原告財務公司爭論與X的合約無效，因為他們只是想和P訂約，而P的身份是極其重要。
上訴庭裁決（並後來獲得上議院支持）：租購合約無效；H不獲汽車的所有權。財務公司是依文字合約上所寫的人士做生意而不是其他人。所以，「面對面」原則對一份完全是文字的合約並不適用。在此情況下，買方與賣方是建立於合約文件之內所載的約伴而不及其他。
結語
要掌握此章要義，首先要弄清三種錯誤的分別：共同、相互和單方。掌控可導致合約無效的環境非常重要。「錯認身份」和失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包括欺騙性）的法律有密切關連，因為在此情況下，合約是voidable而不是因錯誤而void。即使沒有「可起作用的錯誤」，也可以有「可起訴的失實陳述」。
法律131227
簡明合約法（十一）威嚇及不當影響
蕭律師執筆
這篇討論「威嚇duress」及 「不當影響undue influence」這兩個概念。 在這裡須考慮：
1. 由於威嚇以致合約可變成無效的境況。
2. 由於不當影響以致合約可變成無效的境況。
此類合約可變成無效的達成，可以是由一方向另一方施加不正當壓力的結果。
〈威嚇 Duress〉
威嚇是一個普通法的概念。在威嚇下達成的合約是可無效的voidable。
威嚇在普通法下的範圍是非常狹窄的，僅限於一方以不法的身體暴力、或恐嚇施加暴力，加之於另一方，而使另一方產生對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恐懼。
此種恐嚇必須是非法的，將會觸犯刑事罪行或民事侵權。*** 所以恐嚇禁錮，如若執行是非法，則成威嚇；相反，如果執行是合法，則不算烕嚇。同樣，恐嚇將會對已確實為犯罪的行為作刑事檢控， 或將會依法律程序作民事毁約或侵權起訴等，一般也不作威嚇看。
從前，案例拒絕「對物件恐嚇」構成使合約無效的理由，但現代法庭對此採取有較彈性的看法。故在The Siboen and the Sibotre, 1976中指出，恐嚇會將屋子燒掉或將畫砍壞是威嚇。
由本港一宗上訴至樞密院Pao v Lau Yiu Long, 1979的案件及隨後幾件案件，法庭逐漸推演出一套「經濟威嚇」的原則。
North Ocean Shipping Co Ltd Hyundai Construction Co Ltd, 1978：被告是一間造船公司，同意以US$30,950,000替原告建造一艘超級油輪，分五期付欵。原告付了首期後，美元急跌。被告要求原告增加建造費，否則恐嚇完全停建。被告不知這恐嚇特別有力，原因是原告已獲得在油輪建成後一份利潤相當豐厚的包租charter合約。原告明知被告無權要求增加建造費，仍照付與餘下四期，並多付一成建造費。大約八個月後，原告向被告追討多付的一成建造費。
法庭裁決原則上這是一件「經濟威嚇」案件，因為威嚇停建是不正當及對原告意願高度的強迫，原告原是可以拒付附加建費的。但由於在此案中，原告投訴的過遲構成對加建費的確認，使原告喪失了推翻合約的機會。
Atlas Express Ltd v Kafco, 1989提供「經濟威嚇」的良好解釋。被告同意供應籃子製品給第三者Woolworth的分店，又達成由原告承包供應籃子，並協議於某個特定價錢。由於錯誤，原告將價錢定得太低，他拒絕送貨，除非被告能給予更高的價錢。 由於恐怕對第三者毁約做成災難性的後果，在抗議下被告仍繳付了額外價錢。法庭裁决威嚇破壞了合約。被告並無真正選擇，唯有任原告擺佈。
在DNSD Subsea Ltd v Petroleum Geo-Services ASA, 2000一案中，法官Dyson認為可起訴的威嚇一定是一種壓力，（一）其效果是對受害者構成一種強迫、使他別無選擇；（二）不是合約定的illegitimate；及（三）是促成原告訂立合約的重要理由。
決定是否illegitimate，法庭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是否有毁約恐嚇、施壓的人懷着好意或是惡意的動機、受害人是否有真正的選擇或只能向壓力屈服、受害人當時是否有抗議、或據理依約辨事等。
法官Scarman在Pao Onv Lau Yiu Long案中指出“強迫意願”是威嚇的要素。
〈不當影響 Undue Influence〉
威嚇在狹隘領域的普通法中，逐漸發展出衡平法的「不當影響的原則」。不當影響是對另一方施加不適當壓力（但未達致普通法威嚇的程度）以達致成立合約。如合約之達成有不當影響成分，據此原則，該合約是可作無效的voidable。
不當影響的典型範例是William v Bayley, HL1866一案。
兒子假冒父親的簽字給予銀行三份借據。在三方的會晤中，銀行很明顯表明，如果達不到某些安排，兒子可能被起訴。其表達是以如下方式進行：“我們只得一條道可走；我們不能私和compounding一件嚴重罪行（ “私和”是私下安排解決刑事責任）。”“這是一件嚴重的事，可終身流放。” 這些話的後果，令父親絕望地說：“我該怎樣做？” 最後，父親與銀行達成書面協議，由父親簽署一份衡平法按揭equitable mortgage給銀行以換回三份借據。
法庭裁決這個協議無效，理由是銀行曾施威嚇，利用父親對兒子安全的恐懼。衡平法的原則是：當雙方不平等時，其中一方以不公平的優勢強廹弱者達成協議，交易作廢。 值得留意的是，此案中的威嚇，本身並非不法。
現行關於不當影響的法律是由上議院在Barclays Bank Plc v O’Brien, HL1994及Royal Bank of Scotland Plc v Etridge (No.2), HL2002二案中所塑造而將之分類：
1. 確有不當影響。原告必須證明在案中被告確施加不當影響。此種不當影響不
須有過往歷史，但一般原告與被告間都存在着某種關係，如夫婦。原告也不必證明此等不當影響對他相當不利。
2A. 特殊關係。此類適用於某種已建立好的特殊“信託fiduciary” 關係，如父母與子女、監護入與受監護入、宗教勸導者與信徒、律師與客人、受託人與受益人（不是夫婦）等。這些關係引出具有「影響」的假設presumption，影響不一定「不當」。 如果事件中有可疑點，就有「不當影響」的假設。假設是可用證據推翻的。
2B. 無特殊關係。 此類涵蓋以上沒有提及的特殊關係，但卻存在受「信託與信任」的一方向另一方施加不當影響。原告人必須證明對被告寄託以信任，而被告須舉證並無施加壓力。
在Lloyds Bank Ltd v Bundy, CA1975中，由於老農夫的兒子生意陷入困境，抵押了他惟一的農舍給銀行以擔保他兒子的公司在銀行户口的透支overdraft額￡1,500。後來他再將農舍加按到￡6,000，而他的農舍時值只￡10,000。 他的律師告訴他這是他能擔保兒子的極限。 兒子的生意繼續不行。 銀行的新任副經理告訴農夫兒子必須做一些事，而兒子說他的父親會幫忙。副經理遂拿着填好加按至￡11,000的文件跑到農舍，對農夫說只有簽署了加按文件，銀行才能繼續支持他的兒子。最後，兒子的公司由產破管理人接收，而銀行尋求執行擔保及抵押。
上訴庭將最後的擔保與加按作廢。 新的擔保及加按是為了銀行的利益；銀行適當的做法是要父親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但卻沒有這樣做。 正常情況下，銀行與顧客間並無「不當影響」的假設，但上訴庭認為在此案中有之。
Denning大法官在此案中欲尋求建立以單一原則，即“不平等議價能力inequality of bargaining power”，從而使法庭可推倒不合理的交易。
但在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v Morgan, HL1985中，上議院大法官拒絕接納一條如此寬廣的原則。 Scarman大法官認為沒有法律可為衡平法裁判權設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