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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中國並不是令人恐懼的國家”紀錄片導演馬爾科姆·克拉克的觀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361

《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的主角是109歲的鋼琴家、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愛麗絲·赫茲索默。一開始克拉克不想拍,題材太沈重,等他和老太太見面,又改變了主意——老太太智慧風趣,故事動人,這打動了他。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中國的紀錄片導演和工作者都非常優秀,出品的影片技術質量很高,覆蓋的面也很廣,但有時候,我希望他們能挖得深一點,去觀察人的內心。像《沿江而上》,就觸碰到了中國的一些核心價值,這就很有價值。”——馬爾科姆·克拉克

英國紀錄片導演馬爾科姆·克拉克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幾乎每年都來參加上海電影節,2015年6月,他受邀擔任上海電影節紀錄片單元評委會主席。在此之前,克拉克一直在為一部講述中美關系的紀錄片《善良的天使》做準備。他帶領團隊花了近兩年時間,穿梭中、美,甚至非洲、中東、加勒比海岸調研,試圖為中美關系註入新的理解。這部紀錄片有望2015年底完成拍攝。

克拉克的光環和奧斯卡有關,他的一部紀錄長片、兩部紀錄短片——1985年的《隱藏的士兵》和1988年的《你不必去死》、2013年的《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音樂把我拯救》分別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短片獎。《隱藏的士兵》講述一個美國的越戰老兵回家後無法面對生活,只能生活在美國野外的故事;《你不必去死》的主角是一個成功戰勝癌癥的男孩,痊愈後,還幫助其他男孩戰勝對疾病的恐懼;《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的主角是當時109歲的鋼琴家愛麗絲·赫茲索默,“6號”是她被囚於納粹集中營時居住的牢房編號,紀錄片講述了她如何通過音樂讓自己和他人從苦難的人生中得到解脫。

克拉克另一部納粹題材的紀錄片,2002年的《天堂的囚徒》,也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提名,這部紀錄片講述德國1930年代著名演員格隆·庫爾特悲劇的一生,庫爾特納粹時期被迫為納粹宣傳片演出,最終仍被殺害於集中營毒氣室。

克拉克的職業生涯從1970年代開始,他最早在BBC工作,從晚間新聞編導做起,做過紀錄片、娛樂節目、音樂節目的導演,後來到好萊塢工作,目前工作重心又轉移到了中國,拍攝中國題材的劇情片和紀錄電影。

四十多年的紀錄片拍攝經歷中,克拉克大多和“危險人物”相處。他的成名作《史蒂夫·比科的生與死》,講述了南非著名反種族隔離的政治活動家史蒂夫·比科的謀殺案,在南非秘密拍攝,和謀殺犯直接對話;《恐怖的樂土》,深入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敢死隊,調查敢死隊的內部運作;《養豬農場》是關於加拿大著名的連環殺手皮克頓的調查紀錄片,通過監獄對談,克拉克不僅成為皮克頓“唯一信任的朋友”,還拿到了很多獨家資料。

2015年6月17日,克拉克在上海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要拍關於中國的影片就要到世界各地去

南方周末:為什麽會用“善良的天使”來描繪中美關系?

克拉克:這來源於美國內戰結束時林肯的話。林肯說,“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我們友情的紐帶或會因我們情緒激動而繃緊,但絕不可折斷。我們天性中的那個善良的天使,終將輕撥起神秘的記憶之弦,而最美的樂音,也將從此奏響。”他的意思是,北方和南方停戰後,應當展現各自善良的一面,像天使的那一面,這樣雙方才能從戰爭中走出來,再次發展、前進。我覺得用來描述中美關系是很合適的:中美兩國都應該看到對方好的一面,善意地對待對方。

南方周末:《善良的天使》想講的是什麽樣的故事?

克拉克:還沒有拍完,折騰死我了。這部片子很複雜,我想通過一些有趣的內容,盡量描摹中國是什麽,以及21世紀中國的發展方向。我想探索的,其實是中美未來關系的可能,現在西方社會很多人是持悲觀態度的。

我意識到,要拍關於中國的影片,就要到世界各地去。中國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力量了,活動範圍已經覆蓋到了世界各國。所以這部片要拍一年,不是什麽瘋狂的事。我們花了近兩年的時間調研、找資源。

我想借這部影片向西方觀眾展示:中國是一個精彩、有趣,並且毫無威脅性的國家。我認為,中美關系只有一個最可能的走向——合作共贏。兩國有不同的利益點,但通過合作,能夠互補。我希望我的電影能呈現出這點。

我現在的這部紀錄片,想體現中國在全球的發展。比如最近中國開始執行的“一帶一路”政策。接下來的12至18個月,我還想拍一個專題系列紀錄片,記錄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可以把這個看成《善良的天使》的姐妹篇。《善良的天使》說的是中美關系,而後面這個系列會關註中國怎麽變成一種世界性的力量,它與周邊國家、亞洲各國,以及歐洲國家的關系是怎麽發展的。絲綢之路的中國鄰國一共有65個。我認為習近平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領導。他用一種很成熟的方式與世界各國打交道。“一帶一路”這個政策很好。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正在和世界各國建立合作夥伴的關系。我對此很感興趣。

在我看來,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大大超過了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中國對於很多西方人來說,還是一個謎。紀錄片能向他們解釋,中國是怎樣的國家。中國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巨大的、複雜的、有趣的、刺激的地方,它能出產成千上萬的電影,能幫外國人解密中國。現在,很多西方人對中國是有懼怕的,他們不懂為什麽這個國家能發展那麽快,那麽高效,即便想了解,也沒有合適的途徑。通過這部紀錄片,我想說的是,中國並不是令人恐懼的國家。

南方周末:《善良的天使》由九個故事組成,其中一個故事是《變形金剛4》在中國進行的演員招募海選活動。為什麽會選用這個故事?

克拉克:《變形金剛》海選,是好萊塢與中國的碰撞。中國觀眾很喜歡這部電影,所以整個活動都很成功。我的朋友西德·甘尼斯(前奧斯卡電影節主席)是制片人,中國給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中國成立了電影公司,《變形金剛》正好是公司的項目之一,他本身就是中美深度合作的典型案例。我想表現的是,中美兩國在各方面都能合作,並從中受益。

南方周末:除了“變4”海選,《善良的天使》里另外的故事是什麽?

克拉克:我還是想留更多的驚喜給你們。紀錄片就像拼圖,我要決定哪些信息組合到一起。我不想拍一部關於高端人士,像金融家、律師這種人的電影,我想關註普通的美國人和中國人,他們怎麽看待這兩個國家8000英里的距離,想要如何和對方合作。

“中國紀錄片的教育性太強,缺乏情感”

南方周末:評委和導演這兩種身份,你覺得差別是什麽?

克拉克:作為導演,我必須清楚這個領域發生了什麽。但這是有難度的,你怎麽知道中國現在有什麽紀錄片,韓國有什麽紀錄片?這次(當評委)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現在越來越多人對紀錄片感興趣,之前紀錄片是不被大家重視的。我最開始為BBC拍攝紀錄片,到後來去ABC,都是電視的形式,但現在紀錄片進了影院,這是好事。紀錄片導演有了更大的能量去影響這個世界。

南方周末:現在很多紀錄片通過網絡平臺進行傳播,你對這樣的變化有什麽看法?

克拉克:我覺得非常棒。我早年進BBC的時候,什麽都沒有,里面的人只給我了幾盒東西,就讓我去拍電影。那時什麽器械都很貴,現在不一樣了,在場的所有人,隨時都能拍電影,用智能手機就可以。這是一種非常民主的影片拍攝的過程,會催生一批年輕有活力的紀錄片導演。

南方周末:中國的紀錄片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你在很多采訪中提到一部紀錄拳擊手的紀錄片《千錘百煉》(導演為加拿大華裔導演張僑勇),為什麽是它?

克拉克:我在加拿大的時候,有幾個同事對中國題材特別感興趣,他們拍了兩三部社會題材的紀錄片,《千錘百煉》是其中之一。還有一部也讓我印象深刻,《沿江而上》,講述三峽移民的故事。這些片子都從中國人之前沒有的視角來看事情,有些內容還沒有被關註過。中國的紀錄片導演和工作者都非常優秀,出品的影片技術質量很高,覆蓋的面也很廣,但有時候,我希望他們能挖得深一點,去觀察人的內心。像《沿江而上》,就觸碰到了中國的一些核心價值,這就很有價值。

這兩年因為拍電影,我常來中國。我觀察到的是,現在的中國人非常渴望對本國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前幾年,紀錄片受到的限制比較多,現在情況好多了,越來越多的紀錄片開始關註中國社會,揭露或發現一些問題。這些行為的受益人,就是中國觀眾。

南方周末:你覺得東西方在制作紀錄片的時候有什麽不同?

克拉克:我曾受中方的邀請來拍片。他們讓我“撰稿”一部紀錄片。我不能“寫”一個紀錄片,電影是一種視覺媒介,人們最先看到的是圖像,文字要服從圖像。如果按照這種思路拍片,影片會更帶感情,而不是訓導式的,看一部電影好像聽一堂課一樣。影片不應該“告訴你們該怎麽想”,應該尊重觀眾的自主性,讓他們有自己思考的空間。

我看到,中國紀錄片的教育性太強,缺乏情感。影片在情感上抓住了觀眾,他們自然會跟著走。

克拉克采訪過連環殺人犯、恐怖主義分子,總能獲得他們的信任,他認為這是因為他很好聊天,並且長得沒有威脅性。 (南方周末記者 李邑蘭/圖)

如果要植入廣告寧可不拍

南方周末:你曾說過你不喜歡維納·赫爾佐格(德國紀錄片導演)的電影,但他善於選擇好的主題。什麽樣的主題是好主題?你怎樣選擇紀錄片的主題?

克拉克:赫爾佐格是我的好朋友,他聽到我那麽說很不開心。但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導演,非常擅長選取紀錄片的主題。他之前拍過一個故事,講一個男人在熊群之間生活,最後被熊吃了。沖擊力非常強。

我可以談談“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愛麗絲的故事。我一開始是不想拍的,因為之前我拍了《天堂的囚徒》,也是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故事,那部片子得到了奧斯卡提名,觀眾反響也很好。但是拍這種片子太沈重了,所以我聽說愛麗絲是大屠殺的幸存者,就拒絕了。我不想再接觸類似的題材。僵持了9個月。後來我去倫敦,愛麗絲老太太也在那,所以我就去見見她。我和她獨處了30分鐘左右,覺得這是個好故事。愛麗絲一百多歲了,她聰明風趣,對一個電影工作者來說,簡直就是一座金礦,所以我馬上決定拍這部電影。

電影人對好故事有本能的直覺。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要讓觀眾感興趣,這種以觀眾為導向的意識,(在選擇拍攝題材的時候)要貫穿始終。

南方周末:戰爭題材永遠都能吸引眼球,但中國這類反映戰爭題材的影片和紀錄片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的關註卻有限,你認為原因是什麽?

克拉克:有一個好題材是不夠的,還要用合適的方式拍它。比如,中美關系的電影,如果只是讓兩個人不斷地談話,就會非常無聊。反之,如果是類似愛麗絲這樣的電影,沈重題材,講述方式卻很輕松,觀眾就會喜歡。手段很重要,如果你選了一個像大屠殺這樣很多人都拍過的題材,就要確保你的拍攝方式與前人不同。

南方周末:你拍片過程中遇到過資金問題嗎?

克拉克:每天都有資金問題。現在互聯網給紀錄片制作者很棒的機會,資源非常多,也有很多投資人在上面找可投資的項目。不過一個現實是,我在這個圈子很久了,很多人認識我,所以如果一個25歲的年輕人和我同時申請一筆資金,即便他比我還有才華,拍的東西比我好,我也會比他先拿到錢,只是因為我比較資深,別人會覺得我比較可靠。

不過,接下來的關於“一帶一路”的項目,需要到世界各地去拍攝,是個大項目,獲取資金對我們來說是一項挑戰。

南方周末: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怎麽平衡預算和影片的內容質量?

克拉克:永遠不要在影片質量上打折。你拍的片子要和上一部一樣好。大家的記憶都很短暫,沒人會記得你10年前拍過的東西。假如你的資金有限,只能做7個故事,而你有10個很棒的點子,那麽勇敢一點,把那3個拋棄,把剩下的7個做到最好。一旦你放棄影片的質量,你就失敗了。

南方周末:你遇到過投資方想在影片中植入廣告的情況嗎?

克拉克:沒有。主要是因為我比較強硬。如果他們要那麽做,我就會終止整個項目。那畢竟是我的名字,我的聲譽,我不能隨便毀掉。我不是有錢人、可以自己掏錢拍電影。我需要找投資,能靠的只有我的好名聲,以及影片的質量。一旦我開始做廣告,那麽我在電影圈就混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在你2011年的紀錄片《養豬農場》中,你和連環謀殺犯建立了交情,所以能得到獨家的一手資料。這對紀錄片很重要。你取得采訪對象信任的技巧是什麽?

克拉克:我跟你講個故事:我在紐約的時候,住的地方正好靠近公車的首發站,而我永遠是公車上的第一位乘客。每次,第二個上車的乘客總愛過來和我坐一起,和我聊天。我發誓我從來沒有邀請過他們,但他們就是愛來和我聊天。可能因為我是一個很好聊天的人,我長得一點都沒有威脅性。

我拍過很多以壞人為主題的片子,我采訪過連環殺人犯,采訪過自殺式恐怖主義分子。這些人都有自己的防禦機制,但是一旦他們解除了防衛,就會和你知無不言。在《養豬農場》中,我采訪那個殺了49個女人的連環殺人犯,是在監獄里,他正在等著他的審判。我們聊了45分鐘,後來他就開始給我寫信,希望我能回去再和他聊天。他做的事令人發指。我猜(他和我分享他的故事是因為)他覺得我沒有評判他,所以他才能打開心扉。

南方周末:你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最理想的狀態是什麽?

克拉克:每個人對好紀錄片的定義都不同。對我來說,一部好的紀錄片能告訴我們這個我們自以為熟識的世界里令人震驚的一面。一部好紀錄片,就像學校里你最喜歡的老師,你想到要做數學題什麽的會很頭大,但你會很期待上這個老師的課,因為他能用你喜歡的方式,向你解釋事情的紋理。這種好的紀錄片其實很少,但這就是我理想中的紀錄片,它幫你打開這個世界,讓你用全新的角度打量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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