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那位拋棄江西小夥兒的上海姑娘去到的不是江西農村,而是蘇南農村,結果如何?
(CFP/圖)
蘇南農村可能是中國發展水平最高同時詩意化程度最高的農村。嚴格來說,不能叫農村。因為蘇南鄉鎮的主要產業根本不是農業,而是工業。
上海姑娘對婚姻要求的苛刻全國聞名,但嫁到周邊如蘇州、無錫的鄉鎮的上海姑娘可是相當不少。我的好朋友Z君是無錫宜興人,他的家族經營一家出口加工工廠。他的夫人就是正宗上海人。我去過他在宜興鄉鎮的老家,不僅有現代化的馬桶、衛浴和廚房,其住房更類似歐式別墅,外部花園、草坪,內部現代設施一應俱全。而在他的家鄉,他們家的水準可能只是中等以上。
在蘇南,相當部分農村家庭可能會比上海普通職工家庭的收入水平高很多。蘇南鄉鎮企業密集程度極高,普通的鄉村能人都有自己的工廠或者生意,最普通的村民也可以從村集體收入中每年獲得分紅。正因此,家庭相對普通的上海姑娘嫁到蘇南較好的家庭甚至可能是高攀。
在上海姑娘和江西鳳凰男的討論中,無論是批判勢利的上海人,還是指責廁所骯臟、陋習重重的江西鳳凰男,大部分人都默認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大城市是比鄉村先進的,大城市在鄉村面前有足夠傲慢的資本。
對農村的偏見深藏在中國當代任何語境的敘事中。但這種偏見大部分是基於最表面的物質水平的比較。我把蘇南農村的例子搬出來,其實是在用同樣的邏輯去回擊這種國民潛意識中的勢利。我試圖說明的是,你們不是瞧不起農村人麽,蘇南農村的發展水平足夠讓全國大部分城市人閉嘴,起碼,他們可以相當闊氣地把上海姑娘娶回家。
但這種邏輯在我看來仍然是相當膚淺的。它陷入了同樣的思維方式陷阱:那就是試圖以經濟發展的成就比較去奪回鄉土社會的尊嚴。事實上,如果是這樣的方式,那麽,鄉土社會仍然無法真正挺直腰桿,因為,即使蘇南發展水平再高,也比不上大上海。
鄉土社會的真正價值絕不只是可以用來建造工廠發展經濟,在我看來,起碼有兩點是每個中國人都可以從中獲得養分的,第一是文化身份的獲得,第二是孤獨生命的自省。
大城市是人類文化和活動的集中地,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動機。誰不愛大城市,那里繁華、熱鬧、應有盡有。在大城市,我們都活在人類活動的浪尖,在最前沿、最現代的前端。但在這樣極致的人群活動中,我們也會頹唐、迷惘、茫然、敷衍、勉強,即使融入城市主流,也偶爾會有此處是何處的悵然若失。中國本來就缺少宗教,傳統家族的影響隨著融入城市逐漸丟失,我們不僅失去童年,失去故鄉,還可能找不到自己的身份。鄉土社會是中國傳統社會禮失求諸野的廣闊腹地,是你的根。中國人的文化身份一定在鄉土中,我們是哪里人,我們使用什麽樣的語言,我們喜歡什麽的食物,我們需要什麽樣的民俗儀式,一切與身份確認有關的記憶密碼就藏住這鄉土中。回到鄉土,無論是對祖宗的追憶還是跟舊家族的重聚,都是文化身份的找回。
孤獨生命的自省是鄉土給我們的另一個禮物。鄉土是靠近自然的,我們在城市完成最極致的文化活動,但我們也常常要退回內心,退回孤獨。鄉土是與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你真正脫離寫字樓的暖氣和冷氣,脫離鋼筋水泥,你與日月星空相處,你接近土地,你接近真正的大千世界。在寧靜和安定的鄉土里,沒有聲色犬馬,沒有紅男綠女,你需要把腳步停下來,把思維慢下來,你得去體會孤獨,體會生命的自省。
我當然知道,我的描述有理論想象的成分。在現實中,鄉土同樣有太多令人討厭的東西。傳統宗族制度被人民公社制度解構,回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整個鄉土被城市抽去了活力。在真實中國農村中,像蘇南那樣的地方太少了。蘇南大部分當地人不會離開故土,反而是外地人大量湧來,因此,蘇南的鄉土仍然充滿活力。但大部分中國農村的活躍階層全部被城市吸走,鄉土不僅沒有活力,甚至失去了基本運作能力。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現在的鄉土大多令人如此失望,以至於人們忘了它原本富有的魅力。
這就是當代中國社會議題的複雜所在,一個上海姑娘逃離江西農村的故事如此富有現實張力。這也是當下中國無解的無數悲劇之一。但我相信,只要未來條件充分,中國仍然可以回歸本源,那就是鄉土和城市互相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沒有誰對誰有偏見。中國一方面繼續要加快城鎮化,另一方面要保證農民利益,甚至讓城市反哺農村。在日本或者美國,農村與城市只是生活方式的差異,絕不存在物質水平的鴻溝,甚至日本和美國的相當部分農村家庭收入水平比城市要高。在那里,一個農村小夥子和一個城市姑娘的愛情浪漫色彩甚至超過城市人。
坦白說,把茅廁改成馬桶,裝上現代衛浴和廚房,總成本不超過10萬塊,並不難實現,但鄉土中國的魅力重新回歸卻是極難的事情。上海姑娘還不懂傳統和鄉土的價值,不怪她,但總有一天,她可能會明白一些。
在長篇科幻小說《三體》中,人類在外星人的幫助下才實現量子通信,讓太空飛船與地球實時通信。但《三體》中的智子實屬作者的科幻想象,真實的量子糾纏並不是用來傳遞加密後的信息,而是應用於量子密鑰分發。“量子通信的核心並非改變通信或者加密方式本身,而是提供一個更加安全的密碼保密傳輸方式。”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超導實驗室研究員尤立星博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通常而言,信息的加密需要使用一連串數字組成的密鑰確保安全,但在傳輸過程中若被竊聽就可能被破譯。而量子密鑰具有不可克隆的特質,基於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如果密鑰在傳輸過程中遭遇竊聽,收發雙方就會知道,從而放棄使用不安全的密鑰。
作為新一代保密通信技術,量子保密通信基於量子信息傳輸的理論絕對安全性,成為各國科研的熱點領域之一。然而量子保密通信傳輸距離、碼率與所采用的單光子探測器的性能密切相關。與近紅外波段傳統半導體單子探測器相比,中國科學院超導電子學卓越創新中心研發的超導納米線單光子探測器(SNSPD),具有探測效率更高、暗計數率(所謂暗計數是單光子探測器的噪聲評判指標,指雜散光和黑體輻射被單光子探測器認作有效光子的概率,這種誤判被稱作暗計數)更低的優勢。
“傳統半導體單光子探測器探測效率低、暗計數高,量子通信距離達到50公里可以用,但100公里就很難了,超導單光子探測器可以實現200甚至300公里。”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副所長謝曉明博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作為量子通信的核心元器件,SNSPD依托的是超導電子學微納工藝技術。
超導是一種物質在低溫下體現出的特別現象,主要表現為電阻在一定的溫度下完全消失,通常為特定溫度下,變為零電阻,導電沒有了任何阻力,無電阻、抗磁性,超導技術蘊藏的市場應用潛力巨大。和已經成熟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相比,超導電子器件的工藝成熟度還不夠,低溫工作環境對超導應用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上海微系統所已建成了國際領先的低溫超導器件工藝平臺,可以生產高性能的超導薄膜材料,實現高可靠性的微納加工工藝和系統集成技術。
2014年,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與瑞士IDQuantique公司合作,正式推出了由上海微系統所研制的SNSPD器件產品,據悉這款只有3毫米見方的芯片售價約為1萬歐元,相當於一輛家用汽車的價格。這成為我國首次出口超導電子器件,也是為數不多的核心高端元器件出口的實例,突破了國外的技術封鎖。
量子通信之外,SNSPD器件應用於衛星激光測距等眾多領域。衛星激光測距是基於光子飛行時間的激光雷達的一個重要應用。即利用安置在地面觀測臺站的衛星激光測距系統所發射的激光脈沖,跟蹤觀測人造地球衛星,以測定觀測臺站到衛星之間的距離,在天文學、地球物理學、大地測量、地震預報和國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據尤立星介紹,衛星激光測量的精度取決於探測器的一個叫做時間抖動的參數,即穩定度。超導探測器的時間抖動很小,可以讓測距的精度從以往的cm精度提升到mm精度,幾千、幾萬公里甚至更遠的衛星和空間碎片都可以進行精準定位。
2015年,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和中科院上海天文臺合作,在國際上首次利用SNSPD開展532nm波長的衛星激光測距,利用上海天文臺佘山臺站的60cm口徑望遠鏡,雙方合作完成了對距離臺站3000公里國際聯測激光相對論衛星LARES的測距,精度達8mm。這是繼2013年美國NASA利用SNSPD開展1550nm波長衛星測距之後再次利用SNSPD開展衛星測距的報道。2016年初,經過進一步優化系統,測量能力獲得進一步提升,上海天文臺佘山臺站已成功觀測到近2萬公里的俄羅斯Glonass衛星,精度約2cm。
與高深莫測的量子通信、激光雷達、深空通信相比,超導技術在醫學方面的應用也許更接地氣。由於超導電子器件具備高靈敏度、低噪聲等優點,對於疾病的早期診斷優勢明顯。例如在心臟疾病診斷技術上,心電圖是最為廣泛使用的一種診斷技術,但由於心臟磁場信號特別微弱,心電圖技術所能得到的心臟電活動信息非常有限。例如心臟中的環狀電流在人體體表不產生電勢差,而這些被人體組織傳導所湮沒的信息,在原則上都不可能從心電圖中獲得。因此心電圖在病變的前期診斷準確率只有30%到40%。
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研發的多通道心磁圖儀將心臟疾病診斷準確率提升到了90%以上。心磁圖儀是通過檢測人體心臟磁場進行成像的一種心臟疾病診斷設備,系統配置的超導量子幹涉器件(SQUID)使測量磁場的靈敏度大幅提升,具有早期診斷能力好、無輻射、完全無創的特點,減少心臟病變的漏診率。
“目前可以檢測出成人的心磁圖譜,未來還將推出多通道胎兒心磁圖儀,有望用於20周前的胎兒心臟先天性疾病診斷,在妊娠階段可以發現病變盡早預防或幹預。”SQUID方向/心磁圖儀項目負責人孔祥燕研究員表示。
十多年來,我國已進口了幾套心磁系統,每套價格都在500萬~1000萬元人民幣之間,國外出售給我國的設備也負擔著為國外研究機構收集數據的任務,測得的數據被加密,只有原生產廠家才能分析,對病理數據的收集也受到國外的限制,建立臨床診斷的標準更是難上加難。
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歷時10年研發的心磁圖儀,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相關軟件和硬件技術分別在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徐匯區中心醫院/中國科學院上海臨床研究中心、北京309醫院安裝,已經進入臨床研究,並正在聯合漫迪醫療儀器(上海)有限公司推進心磁圖儀工程化和產品註冊。
不過謝曉明也坦言,目前多通道心磁圖儀在市場推廣方面仍面臨一些難題。首先高技術門檻,使得前期的研發投入時間長、成本高。其次相較於心電圖技術,心磁圖儀的價格比較高。更為關鍵的是,心磁圖儀臨床靈敏度和特異性的檢測需要數據的積累,這就需要更多的醫院和醫生配合進行臨床測試,拿到高質量的應用數據。
為了推進市場的應用,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也在產品研發上做了折中的考慮。以往的心磁圖儀需要高性能的磁屏蔽室,單屏蔽室的搭建成本就需要300萬到500萬元,市場推廣難度可想而知。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采用了無屏蔽系統,加強儀器內部降噪能力,成本下降,市場應用門檻也相應降低。
對於未來的市場化應用謝曉明似乎並不擔憂,“從低端到高端到最後個性化定制,我們希望先取得用戶的認可。所有的核心技術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們會有一系列辦法降低成本,去做市場化的競爭。”
“我做不到,我實在太疼了。”
遭槍擊後,試圖站起來的英國工黨女議員考克斯(Jo Cox)只留給了世界這最後一句話。
考克斯同英國前首相布朗因工作熟識,在悼念考克斯時,布朗說,“她去過世界上一些最危險的地方,而她最不應遭遇危險之地,就是自己的家鄉。”
布朗此言,並不公允。近十五年以來,歐洲因極右翼分子發起的“獨狼行動”釀成多起慘案,而英倫三島甚至考克斯的家鄉西約克郡的巴特利,無可避免出現對移民、融合的極度排斥。
這場弄巧成拙的“脫歐公投”,始於短期政黨利益,卻已如脫韁野馬般超出了政客的控制,不僅預示了民粹的勝利和英國文化多元主義政策的失敗,而舉行“脫歐公投”本身也昭示著,即便對於留歐派而言,英國從未在歐洲化(Europeanization)上有過多興趣:留在歐盟的原因是由於經濟驅動,而非認同歐盟價值觀。
在英國之外的歐洲大陸上,近70年的歐洲化進程,到現在如果不是已經徹底失敗了,也已陷入僵局:不僅“歐洲公民”的身份認同退卻,民主赤字無法彌合,原本漸進式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在2004年因東擴而狂飆突進,激發區內移民潮,還經常導致28國在集體決策中差異懸殊,太多次攸關大局的決策命懸一線。
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哈貝馬斯對歐盟的未來設想是進入了“後國家主義狀態”的聯邦主義制度,在歐盟公民中應存在獨特的“陌生人之間的團結互助(solidarity among strangers)。”
然而,這一“合眾國”、“共同體”在其誕生伊始就具有嚴重缺陷,當理想主義的榮光因現實而褪色,歐盟將何去何從呢?
歐洲化的挫敗
謀殺考克斯的犯罪嫌疑人梅爾在出庭時宣稱,他的名字“對叛徒而言是死亡,對英國來說是自由”。這令人錯愕——近十五年以來,是從何時起,有英國人會將留歐派視為“叛國者”了呢?要知道就在並不遙遠的布萊爾時代(1997~2007年),英國人還曾雄心勃勃地想要領導歐洲。為何現在的英國,如此希望逃離歐洲?
當然,英國從不掩飾其加入歐盟只是為了巨大單一市場的意圖。在《第一財經日報》就退歐公投議題所采訪的眾多英國財經界及政界高官中,對於雙方關系的描述是,“歐盟是英國面對的巨大的單一市場”,“英國可以成為外國投資者進入歐洲的跳板”以及“歐盟可以提升英國國家競爭力”。
英國政府花費重金,給全境2800萬住戶每家發一本小冊子,羅列留歐好處。在這本手冊中,介紹英國與歐盟的經濟表現、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的政治職能、各方貿易協定等等。可記者翻遍冊子,也無法找到英國同歐盟對共同身份理念的認同,相反的是,英國政府在手冊中呼籲歐盟:繼續改革才能留住英國。
即便是最熱情的“留歐派”代表,在呼籲英國不應退歐而應領導歐洲時,也僅僅打出經濟牌。布朗在近期的文章中闡述了留歐的意義:加快歐洲基礎設施項目,實現一個經過改革的歐洲能源市場,以及挫敗恐怖主義威脅。全篇對於英國應如何加強歐盟認同只字不提。
這或許也體現了英國親歐派精英的無奈,畢竟,2016年的英國人,同1930年丘吉爾說出“我們英國與歐洲在一起,但不是歐洲的一部分;我們與歐洲有關系,但並不妥協”時的英國人,並沒有什麽實質性區別。
無論是留歐還是脫歐派,都不掩飾這一尷尬事實——在英國人眼中,從英國到希臘再到波蘭,歐洲公民都擁有一個共同身份的理念是虛假的。
19世紀意大利走向統一之時,意大利國民教育部長馬丁曾說過一句名言:“我們已經創造了意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意大利人。”在創建歐盟時,這一主張也得到複刻:建立具有歐盟身份認同的歐盟公民。
不過,包括堪稱“歐洲之父”的歐盟創立者和早期領導人之一——讓·莫內在內,他們往往低估了歐洲2000年不斷征戰而形成的不同語言和文化群體間的深刻裂痕,這道裂痕在當代仍然頑固延續。
功能主義者(社會學流派)並不訴求建設一個超主權的權威機構。以英國社會科學家米特蘭尼(D.Mitrany)所倡導的功能主義認為,日益增長的福利將促進繁榮,並為新的部門產生功能性的正溢出效應,在其中合作也將自動擴展,從經濟協作最終走向政治協作。
歐共體的創立者們也堅信,歐盟的最終方向要通過關稅同盟、經濟同盟和政治同盟這樣的三部曲來實現一體化進程,因而選擇了具體的煤炭鋼鐵等領域試水,而將外交以及防務等敏感領域的合作暫時擱置。
在二戰後歐洲普遍厭戰的背景下,具有如此烏托邦色彩的理論(註:功能主義的前提是民族國家必定消亡)得以在歐洲執行,得益於經歷二戰的歐洲精英一代痛定思痛之下的決心。然而,在隨後70余年的和平生活中,經濟協作的正溢出效應仍然無法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
國際知名智庫/咨詢機構Stratfor近期一份《沒有聯盟的歐洲》報告揭示了歐洲在兩千多年歷史中,由於地緣和文化形成的分野。這份報告指出,盡管歐盟經歷的危機具有多面性,其根本性問題則均來源於一處:在超國家夢想、地區和國家身份之間,公民最終選擇了後者。
歐洲在地緣和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多個分野
主權債務危機和不斷的“希臘退歐”恐慌,都暴露出北部歐洲國家不願意資助南部國家的實質;脫歐公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04年歐盟東擴,以及隨後英國所面臨的波蘭移民浪潮;在尚未結束的難民危機中,各歐盟國家領導人通過繞過歐盟的方式,重新架設邊境管制,以遏制難民在其領土內的流動。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同樣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歐洲範圍內的驅動力仍是民族國家性質的,國家最終將自己(而非歐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如用歐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語言來描述,這樣的結果,昭示著在“政策下載”過程中,歐洲化進程的失敗。
通常,觀測歐洲化進程還可以使用兩種指標:身份認同和歐盟指令執行。
在其中,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和自歐盟官方民調機構“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調查數據,都是長期觀測歐盟身份認同塑造的良好方式。
皮尤研究中心在2004~2016年期間就“對歐盟的青睞度”問題進行民調。民調發現,在12年間,除短期反彈之外,整個歐洲對歐盟的支持度呈現大幅下降趨勢,特別是在傳統的核心國家中,這種支持率下降更加明顯,譬如在其中,法國對歐盟的支持率降至38%,比英國的44%還要低。
皮尤研究中心就“對歐洲的青睞度”在各國做了長期的跟蹤調查
歐盟官方民調機構“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長達十余年的民調結果也與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結果相似,不過在具體數字上稍微樂觀一些。據其調查,在歐盟28國中,近10年來,歐盟各國人民對歐盟的印象不斷下跌,認同歐盟的人數從過半跌至勉強超過三分之一,而對歐盟持完全負面看法的人則在9年間增長了8%。
歐盟各成員國對歐盟的整體評價:持“積極”態度的人群顯著下降
除了長時間大跨度的民調之外,對歐盟所發出的“歐盟指令(EC Directive)”在各歐盟成員國的落實情況所做出的定量研究,也是觀測歐洲化進程的重要指標:加入歐盟不僅僅意味著享受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帶來的紅利,加入歐盟同樣意味著在法律法規上接受歐盟體系。
近年來,以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福克納(Falkner)為首的學者在此領域進行了大量耕耘,在數據分析中得出結論,認為在歐洲化進程中,歐盟28國內部存在著四種迥然不同的世界:法律遵守型、顧及國內政治型、毫無回應型以及忽視不見型。
在法律遵守型國家中,其代表國家為北歐國家:丹麥、芬蘭以及瑞典等等;在顧及國內政治型國家中,其特征為溫和的延遲,代表國家為奧地利、比利時、德國、荷蘭以及西班牙等等;毫無回應型國家包括愛爾蘭、意大利以及中東歐國家,而忽視不見型則包括法國、希臘、盧森堡和葡萄牙等。
罪魁是歐盟東擴?
無可否認的是,2004年的歐盟東擴時加入的中東歐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其發展水平本身就同歐盟核心國間有較大差距。
不少新成員入盟後中東歐國家在經濟上實現騰飛。以捷克為例,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顯示,1990年捷克人均GDP在3901美元/年左右,到2014年已經飆升至19550美元/年左右。
與斷言歐盟東擴將導致歐盟解體的看法相反的是,東擴作為一把雙刃劍,無法簡單在其正負面溢出效應之間分出伯仲。
一方面,通過加入單一市場,中東歐國家迅速地進入了歐盟產業鏈,特別是德國的龐大產業集群中。通常意義上認為,德法兩國對外實行產業轉移外包起始於2000年之後,不過德國對於中東歐國家的供應鏈打造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而2004年歐盟東擴為德國提供了更為有利的資源,這其中最受益的中東歐四國就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共和國(CE4),雙向貿易的激增也隨後帶動了投資和金融的交流,多年的價值鏈融入已經令德國同中東歐國家產生了經濟協調性。
另一方面,寬松的歐盟內部移民政策,令中東歐移民找到了更有競爭力的就業場所。根據統計,自2004年以來,有超過300萬波蘭人到英國、愛爾蘭、德國、意大利、瑞典等國家工作。
在布萊爾政府時期,英國率先對新的東部成員國開放邊界。彼時布萊爾政府估計,歐盟東擴後每年僅有區區1.3萬移民進入英國,但這一數字最終達到每年接近17萬人。
英國媒體統計,10年間,約有100萬東歐移民湧入英國,這客觀上沖擊了英國的社會福利系統。而伴隨移民潮,包括英國在內的歐盟老牌核心國中都出現了反對歐洲化一體化進程的極端右翼勢力,歐債危機則加重了事態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極端右翼勢力的出現,也部分上緣於歐盟作為超主權機構設置,而不可避免所產生的民主赤字: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都要受到條約、歐洲法院、歐洲議會以及歐洲理事會的制約;而另一方面,卻沒有恰當的問責機制,讓普通公民推翻不合理的歐盟法規,或讓看不順眼的政客下臺。
令任何一個來自歐盟的行為,都有可能演變成主權讓渡這樣的大拷問。這一現象在英國退歐公投的辯論中則顯得尤為明顯,相較於歐盟東擴,民主赤字問題更為歐盟分裂埋下了風險。
歐盟的未來:核心群組
當下的歐盟的確處於不斷的尷尬僵局之中,不僅不時要面臨“XX退歐”背景下全球市場對歐盟的沖擊,還要面對類似於“法國國民陣線”這樣以退歐為訴求的極端政黨上臺的前景,內憂外患之中歐盟的未來將何去何從呢?
考慮到年輕人將成長為選民並影響民意走向,為數不多的一個好消息是,常年的民調顯示,歐盟年輕人對歐盟的支持率還算高。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有56%的歐盟年輕人對歐盟持正面看法,而這在老年人中的比例僅31%。不過皮尤和“歐洲晴雨表”的多年民調均顯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支持給予歐盟更多的權力。
Strafor常年對歐盟機構的未來進行預測,並持悲觀態度。在前文所提到的最新報告中,該機構認為,弱化的歐盟最終會退縮為核心群組,依附於上的包括貿易群、安全群以及北歐群等等。
在其中,位於兩大歐陸國家德法之間的平坦地帶——比荷盧地區將同法德一起,構成歐盟國家核心區,而出於地緣和經濟基本面的考量,德國將更樂於選擇與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構建更緊密的聯系。在其中荷蘭和德國將更積極地維護貿易自由主義政策,反對比利時和法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而德國將在未來20年中在歐盟內居主導地位。
與此同時,以捷克等國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將形成貿易群,經濟優先發展任務仍為同德國加強經濟聯系,而包括立陶宛等國在內的國家將組成安全群,主要抗擊來自於俄羅斯的威脅;北歐國家則將繼續加速內部融合,英國將專註於全球貿易網絡,西班牙和意大利則通過對內貨幣貶值的方式,重新獲得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