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貶值通脹將突破1000% 委內瑞拉“被迫”啟動匯改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周二表示，將在新年之際宣布期盼已久的委內瑞拉三層貨幣控制系統改革。

在新年問候後，改革的細節將會被詳盡地解釋。改革旨在優化和完善外匯交易體系。馬杜羅表示，財政部長Rodolfo Marco和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將公布細節。

歐佩克成員國委內瑞拉運作三個官方匯率——對優先商品，1美元兌6.3玻利瓦爾（委內瑞拉貨幣）。而央行的兩套名為Sicad I和Sicad II的體系的匯率分別為1美元兌12玻利瓦爾和1美元兌50玻利瓦爾。

但在黑市上，1美元可以兌換超過170玻利瓦爾，使得經濟陷入扭曲，對改變官方匯率產生壓力。

市場一直猜測馬杜羅可能會在2015年年初取消6.3的匯率。一些經濟學家說，通過在高匯率提供更多美元，並減少6.3匯率下的美元供給，“隱形貶值”已經開始。

美銀美林南美首席經濟學家Francisco Rodriguez向彭博新聞社表示，

委內瑞拉必須貶值其貨幣，不然通脹有可能最早在明年突破1000%。在目前的體系下，委內瑞拉高估了玻利瓦爾，這相當於政府在以低價出售美元，強迫政策制定者發行更多的貨幣來滿足國內的消費需求。如果匯率不進行大幅度的改革，我們很可能看到3位數的通脹，甚至是4位數的通脹。政府需要發行更多的貨幣來為其赤字提供資金，而政府赤字是由於以玻利瓦爾計價的收入過低。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法興何昕：2015年人民幣可能出現匯改以來最大波動

羊年伊始，人民幣以創兩年新低的方式開始了羊年征程。此前在華爾街見聞俱樂部新春晚宴上，法興銀行外匯與利率交易中國區主管何昕博士對2015年的人民幣走勢做出了分析，預計接下來可能會出現匯改以來人民幣美元市場的最大波動。

昨天是羊年首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1384，創近一個月新低。而在岸人民幣兌美元（CNY）收盤跌0.08%，報6.2598元，為2012年10月16日以來最低收盤位。我們來看一下此前何昕博士對今年人民幣走勢的分析。

從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年2月初，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約2%，究其原因，何昕認為主要可以歸納為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兩大方面：

國際因素

• 歐元區萬億量化寬松超預期
• 俄羅斯，澳大利亞，瑞士，加拿大，印度等紛紛降息
• 美元持續走高
• 貨幣戰爭風雨欲來

國內因素

• 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主要經濟數據繼續偏弱
• 貨幣政策松動預期加強
• 跨境利差交易失去吸引力
• 資本外流壓力加劇

而與2014年初的那次大幅貶值相比較，不同點在於，這一論貶值的最關鍵因素是海外局勢的變動，離岸市場人民幣要比在岸市場人民幣更為疲弱：

資本外流的壓力加劇也是人民幣承壓的一大關鍵因素，從去年中期以來，資本項目逆差已經成為新常態：

而面對人民幣的貶值，NEO也變得更為敏感：

2012年4月和2014年3月的兩次擴浮都對人民幣走勢造成了較大影響。而匯率的波動增加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是企業結匯意願減弱，二是企業的購匯動機增強：

展望人民幣進一步的走勢，不難看出市場對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仍然非常強烈：

另一方面，期權市場又出現了一輪恐慌：

面對較為複雜的市場行情，何昕認為央行有可能用以下方式來予以應對：

• 盡量控制貶值，穩定市場預期（這種方式的可能性最高）
• 淡出外匯市場常態幹預，放任市場波動
• 其他手段，如一次性貶值

一般來講，央行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所能用的手段大致如下：

• 維持常態幹預（60%可能性）
• 通過放寬交易區間減壓（30%可能性）
• 降低中間價公布頻率（從每天到一周一次，15%可能性）
• 推高中間價以接近市場（10%可能性）
• 放棄交易區間（5%可能性）

總結下來，何昕認為，接下來可能會出現匯改以來人民幣美元市場的最大波動，遠期點差隨著中美利差迅速縮小也有可能出現大波動。

以上內容均為何昕博士在華爾街見聞俱樂部晚宴上的內部分享，未經同意不得轉載、引用。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人民幣驚險一跌匯改新政：發現人民幣的價格

更加透明的市場預期管理以及堪稱精細的市場波動調控，是此輪匯改政策的最大特征。

從匯改之後一周的人民幣匯率走勢來看，貨幣當局有效防止了政策出臺之初市場匯率“超預期調整”的出現，但真正的市場化“均衡價格”，仍有待於市場各方在不斷磨合中去發現。

貶值？不，是“新政”！

相比起外匯交易市場中驚心動魄的價格博弈，此輪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變革背後的制度意義，才是真正“劃時代的里程碑事件”。

2015年8月11日上午，中國央行突然在外匯交易開盤前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較前一日下調1136個基點，相當於貶值1.86%。

簡短的消息瞬間令昏昏欲睡的夏季國際外匯市場陷入慌亂：意外的不僅是國際投資者，就連熟悉國內金融改革節奏的資深研究人士也大吃一驚。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坦承，在前兩周拜訪客戶時還認為由於股市和匯率兩個高杠桿“馬蜂窩”相互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貶值可能性不大，“結果（被）打臉”。

“在經濟烏雲不斷積聚的時候，中國貨幣當局是否禁不住誘惑，按下了那個自2008年以來所有其他主要經濟體都使用過的逃跑按鈕？”Fulcrum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加文·戴維斯的這個疑問，也是全球央行行長和金融機構掌舵者們所急待解答的。

不過，匯率中間價下調12分鐘後，中國央行發布聲明，稱此次中間價下調並非簡單的匯率走勢變化，而是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的結果。

所謂人民幣中間價，是人民幣市場價格的參考標準，而每天人民幣的價格圍繞著人民幣中間價的2％上下浮動。

與10年前人民幣匯改啟動後一貫推行的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改革舉措不同，央行這一次將目標鎖定在人民幣中間價的定價機制上。

“中間價是決定今天匯率升貶上限的一個錨，現在看來這個錨它浮動了。”在8月12日的人民幣匯率專題電話會議上，招商證券宏觀研究主管謝亞軒這樣向與會者解釋。

在中國央行長期宣稱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下，匯率“錨”的浮動並不奇怪，但此次浮動的方式不同於與往：央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發號施令者，而是變成了匯率市場參與者。

外匯市場中曾有個形象的段子形容過去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上人民幣匯率好比是寵物狗，匯率波幅是牽狗的繩套，由央行所設定的人民幣中間價才是“狗的主人”。

按照這一比喻，中國央行過去數次放寬匯率波幅的改革措施，只是把“牽狗的繩套”放長了一節又一節，市場匯率依然只能圍繞著中間價進行有限波動。

但在新的市場機制下，央行不能僅靠繩套來強迫“匯率狗”圍繞著自己所定下的中間價轉圈，而是必須更多地利用真金白銀的市場交易“引誘”市場化匯率向自己所期望的均衡價格區間靠攏。

一位央行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次主動調低人民幣匯率，是一場‘經濟戰’。”

“近年來，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等戰略，在全球範圍內，受到了有意無意的狙擊，人民幣此舉，可視為一次‘對等的還擊’。整體而言，這次主動的貶值，對中國經濟，是‘利大於弊’。”他說。

然而，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國際經濟形勢也日趨動蕩的敏感時期，央行的突然出手，和隨後聲明並不足以緩解外界的擔憂，人民幣匯率創紀錄的單日跌幅引發了市場的進一步下跌。

其後兩天內，人民幣中間價連跌逾千點，跌幅達3.5%——而在2014年全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跌幅僅為2.5%。與此同時，在人民幣貶值預期影響下的股市、匯市均出現大幅下跌。

恐慌，擔憂，觀望，投資者害怕的是中國央行就此“開啟了一個潘多拉魔盒”：以為可以進行一次性的小幅適度貶值，結果卻在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中陷入失控的暴跌，甚至引發更大範圍的金融危機。

“從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的角度來看，新匯改是早晚都得過的一道坎。但這種長期的必要性解釋不了它短期時點的選擇。在經濟層面其實看不到新匯改的急迫性。這是央行11日聲明會讓市場大吃一驚的原因。”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在專欄文章中這樣評價。

更多的觀察者則認為央行在走一步“險棋”，央行意在“一石數鳥”，為人民幣納入SDR（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鋪平道路，為應對出口壓力與資本流出，乃至為美聯儲即將到來的加息“提前布局”。

面對來自市場各方的擔憂與疑慮，央行召開了新聞發布會，由副行長易綱和行長助理張曉慧等央行高層對此次匯改的政策目標、時機選擇以及政策準備等諸多關鍵問題進行了堪稱詳盡的解讀。

與此同時，國際投資者們也註意到，中國金融機構出現在為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定價“護航”的行列之中——而對於任何試圖在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中借機做空套利的機構而言，擁有著全球最大外儲規模的中國央行，顯然不是他們所能抗衡的對手。

匯改之後第三天，人民幣在岸價格一度下跌2%後，並於收盤前直線拉升1個百分點，落在了1美元兌6.38元人民幣的價格，與此前央行“3%的偏差已基本校正完成”之說恰好相符。

“如果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在嘗試采取既不會造成短期金融市場劇烈動蕩，也不會引發又一輪匯率戰的重大舉措，那麽他們已實施了非常精妙的操作。”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在當天的報道中這樣寫道。

而對於更多關註中國金融體制改革進程的觀察者而言，相比起外匯交易市場中驚心動魄的價格博弈，此輪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變革背後的制度意義，才是真正“劃時代的里程碑事件”。

“不可能三角”之變

央行選擇加速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形成了“不可能三角”中的另一種政策組合：資本基本自由流動、市場化匯率機制與更加靈活獨立的貨幣政策空間。

關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在過去十年間曾屢屢成為政策高層和市場各方關註與爭論的焦點，除了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形成了普遍共識外，在改革時機、改革模式乃至改革優先次序等諸多方面，市場各方依然有著諸多觀念差異。

正因為如此，此次央行“匯改新政”的時機選擇，也成為了社會各界所研究與關註的焦點。對此，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做出的關鍵解釋是，此次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推出，與7月信貸數據“意外跳升”有關系：M2同比多增了1.61萬億元，比6月份跳升了1.5個百分點。

信貸數據“意外跳升”的背後，固然有著政府“救市”所形成的短期沖擊；但更重要的深層原因，則來自貨幣金融體系內部所發生的結構性與趨勢性變化。

就在調整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前的8月7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二季度及上半年國際收支平衡表，其間的關鍵數據變化，充分展示出了中國經濟體系在過去半年乃至更長時段內，所發生的“結構轉型”。

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中國以貨物貿易為主的經常項目順差1521.7億美元，同時在金融項目（不含儲備）逆差1619.3億美元；而在儲備資產減少和錯誤遺漏項下則出現了高達1248億美元的逆差。

民生銀行研究院應習文的數據分析顯示，自2014年二季度開始，中國國際收支中維系了近20年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格局出現了巨大變化，不僅連續五個季度出現金融賬戶逆差，而且在2015年前兩季度還出現了金融項目逆差與經常項目順差整體平衡，儲備資產減少的“新常態”特征。

央行副行長易綱在此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坦承，他自己也在監測近期的“大量資本流出”，並指出“藏匯於民”式的企業和居民外匯存款增加、國內企業對外投資規模加大（包括一帶一路建設投資）以及除美元外的其他儲備貨幣貶值，都是導致外儲規模下降的原因。

“每年進出口企業幾萬億美元，出境人數超過一億，每天銀行代客收入和支出都超過100億美元。”易綱表示在日益開放的經濟結構下，中國每天跨境流入流出的資金“都是非常大的體量”。

跨境資本流動規模的劇增，以及中國近期出臺的資本項目開放政策，都使得匯率市場化改革成為了一系列關鍵制度轉型的“樞紐”。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改革是匯改推進的關鍵。而匯率調控方式的改革與央行近期出臺的資本項目開放相關政策互補。”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因此將此次調整視為中國金融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按照國際金融理論中著名的“不可能三角”觀點，任何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中，“資本自由流動”“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穩定”這三項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

在過去多年的經濟開放進程中，中國政府選擇了以管制“資本自由流動”為代價，換取了獨立貨幣政策和匯率相對穩定的貨幣管理機制。然而從2014年開始，多種因素影響下的跨境流動資金規模劇增，以及中國近期向國際非投資型金融機構開放國內銀行間債券市場等政策，都已經使得“資本自由流動”日趨成為現實。在這一背景下，央行如果繼續以“調控”中間價的方式穩定匯率，勢必令獨立貨幣政策空間受到極大擠壓。

對於身處三重經濟周期“拐點疊加”，以及財政、金融等諸多重大經濟體制轉型“棋至中盤”的中國經濟體系來說，靈活而獨立的貨幣政策已經成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升級”階段不可或缺的風險應對和制度建設工具：從財政體系重塑政府“資產負債表”，到金融體系內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乃至近期股市暴跌中的“救市”資金，無不體現出獨立貨幣政策的關鍵性。

在這一背景下，央行選擇加速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以維護並強化獨立貨幣政策空間，從而形成了“不可能三角”中的另一種政策組合：資本基本自由流動、市場化匯率機制與更加靈活獨立的貨幣政策空間。

人民幣匯率已經“不再被低估”

美聯儲加息預期下的美元走強，和多國貨幣寬松政策所帶來的匯率貶值，使得“名穩實升”的人民幣匯率，成為了轉型期中國經濟結構中的“難言之痛”。

在政策出臺時機的選擇上，亦可看出貨幣當局的深思熟慮：2014年開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的打破，恰恰來自當年一季度人民幣的“意外”貶值以及其後匯率波幅的擴大；而在打破人民幣匯率“只升不貶”的市場預期後，2015年前兩季度中國國際收支終於進入金融項目順差和基本項目逆差基本平衡的格局——這意味著此時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價格，不致因為大幅順差或逆差引發強烈的升值或貶值預期。

這一“市場預期分化”的關鍵時機，恰好是人民幣匯率從“管制型”轉向“市場型”的理想狀態。“中間價定價機制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以後不會有更好的時機，再等只會更糟。”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的這一觀點，也是許多深悉中國金融體制改革背景的市場研究人士的共識。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之所以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不僅在於國內獨立貨幣政策的需要，更是新型國際金融體系格局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趨勢下，傳統匯率管理模式所難以適應的新挑戰。

2010年6月，在經過了金融風暴期間一度“盯住美元”的匯率穩定機制之後，央行宣布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此時的人民幣匯率在2005年匯改啟動“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下歷經多年升值，已逐漸接近市場均衡價格。而央行此前多年為穩定利率被迫購匯所形成的巨額外儲壓力，社會工資、能源價格等出口制造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美國政商各界對人民幣“操縱匯率”的激烈指責，都使得人民幣匯率面臨著空前的“價格重估”壓力。

在歷經多方爭論與調研之後，央行於2012年4月將人民幣匯率波幅擴大至1%，此舉被視為央行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式幹預”的重要標誌。

也正是從此時開始，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與市場匯率價格走勢的背離，成為了市場研究者們所關註的現象：就在2012年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連續十多日“漲停”（升值幅度觸及日內波動上限），但卻出現了匯率中間價紋絲不動的“奇景”。

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雖然被定義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但仍然被市場各方更多地視為央行匯率政策的“信號”甚至“官方匯率”，對市場情緒有著極大的影響。

然而在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日趨複雜，歐美與新興市場不同國家的貨幣政策對各自貨幣匯率的影響分化之際，名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實際上更貼近美元走勢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卻被迫變成了“世界第二強勢貨幣”，與市場化匯率的波動差距日趨擴大。

在多國貨幣寬松政策帶來本國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的背景下，與美元匯率大致穩定的人民幣，其對“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卻在短短半年內升值了9.5%之多。

據中信證券所編制的“第三方有效匯率指數”顯示，自2011年以來，中國在國際出口市場中的“競爭對手國”，如墨西哥、韓國等十多個國家的加權匯率指數大幅下降25%，同時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則升值了4.6%——這意味著隨著人民幣的“被動升值”，中國產品在對進口國而言“越來越貴”的同時，其他出口競爭對手卻在用更“便宜”的貨幣推銷著它們的產品。

隨著中國國際收支從“雙順差”轉向接近平衡，強勢貨幣所帶來的貿易條件大幅惡化，也令市場對人民幣匯率預期從前期的單邊升值轉向貶值的擔憂：早在今年4月出口數據大幅下滑之際，國泰君安證券便以“人民幣已脫離地心引力”為題，指出“如此強勢的幣值背離中國經濟基本面、政策周期和地心引力，”並引發了資本持續流出的壓力。

對於人民幣匯率從“低估”到“高估”的這一劇變，就連最尖銳的批評者都註意到了：在2010年曾聲稱各國應為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而“打一場貿易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其專欄文章中坦承人民幣實際匯率上升趨勢“已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並在最近導致了中國競爭力的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早在今年5月份便宣稱，人民幣匯率已經“不再被低估”。

這也正是市場對人民幣此次貶值所開啟的“匯改新政”的擔憂所在：市場定價機制下的人民幣匯率是否會因資本外流或市場悲觀預期本身，變成一場“資本外逃”與匯率貶值交替的“惡性循環”？

從匯改之後一周的人民幣匯率走勢來看，貨幣當局有效防止了政策出臺之初市場匯率“超預期調整”的出現，但真正的市場化“均衡價格”，仍然有待於未來一段時間內市場各方在不斷磨合中去發現。

同時匯率定價機制變化後對市場流動性以及實體經濟層面的影響，也將在其後數周乃至數月內陸續顯示出來：從這個意義而言，新的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依然處於貨幣當局和全球市場各方高度關註的“政策觀察期”。

據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向財新記者的解釋，此輪匯改之後央行將不會再設定調控價格的“點位”，而是更強調在市場出現恐慌情緒和異常波動時的短期幹預——這也是符合國際規則的多國央行“管理常態”。

“中國並不是以不顧一切的開放換取一個有名無實的儲備貨幣頭銜，而是通過加入SDR的過程建設一個與大型開放經濟體相適應的更高質量的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管理框架。”IMF中國執行董事金中夏對中國加入SDR的這一評論，同樣可以視為此輪中國“匯改新政”的合適註腳。

IMF中國部原主任：世界市場波動原因並非中國匯改

IMF中國部原主任：世界市場波動原因並非中國匯改

第一財經日報 宋易康 2015-08-27 00:02:00

許多人只看到中國經濟下滑，中國政府一些刺激經濟的政策失效，就認為中國決策者沒有能力應對中國經濟下滑，想借匯率改革讓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這種判斷過於武斷。客觀地講，人民幣匯率下跌符合市場化預期。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龔方雄：匯改“已封殺美元升值空間” 哈繼銘：“人民幣該貶值、會貶值”

龔方雄：匯改“已封殺美元升值空間” 哈繼銘：“人民幣該貶值、會貶值”

一財網 李秀中 2015-08-30 08:43:00

龔方雄認為，央行的此次匯改跟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有關，這一舉措封殺了美元升值的空間，中國已經在跟美國在貨幣上進行競爭;而哈繼銘則從人民幣的購買能力和貿易順差向逆差轉變來看，認為人民幣應該貶值，而且會貶值。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人民幣匯改獲IMF認可 入SDR指日可待

人民幣匯改獲IMF認可 入SDR指日可待

第一財經日報 薛皎 2015-09-02 06:00:00

今年以來，人民幣無論在國際地位以及全球市場使用程度上都取得了明顯進步，而央行於近期對於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改革也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可，業內人士普遍預計，人民幣納入SDR指日可待。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新匯改效果顯現？8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明顯回落！

新匯改效果顯現？8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明顯回落！

一財網 薛皎 高曼珊 2015-09-17 09:21:00

在8月11日新匯改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名義有效匯率在7月份雙雙刷新自1994年1月BIS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認為，8月份人民幣實際與有效匯率明顯回落，說明8月11日中間價改革效果顯著，時機選擇恰當。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在岸人民幣漲逾1.2% 創2005年匯改以來最大漲幅

每經網客戶端推薦下載

成都G20公報：積極應對“脫歐”風險 深化人民幣匯改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會議。此次會議是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金融架構、投資和基礎設施、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等議題，核準了各議題下的主要成果，並發表了會議公報。

積極應對“脫歐”風險

會議認為，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下行風險持續存在。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希望看到英國今後成為歐盟的密切夥伴。

7月19日，IMF發布最新《世界經濟展望》(WEO)，相較於4月的預測，全球增長基線預測小幅下調(2016年和2017年預測的降幅為0.1個百分點，而在脫歐前預計上調0.1個百分點)。IMF將英國2016年增長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下調幅度在2017年則接近1個百分點(0.9%)。

面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會議承諾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致力於減少過度的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促進更多的包容性。

推動結構性改革

今年中國G20的焦點便是結構性改革，會議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樓繼偉表示，首先，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

二是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

三是要繼續支持經濟全球化進程，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克制使用限制性貿易措施。

四是有關國家要積極應對現實挑戰，希望英國與歐盟積極構建密切的夥伴關系，對外傳遞積極信號，穩定市場對其經濟前景的預期。

樓繼偉部長指出，今年G20在結構性改革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初步建立了一個框架，為G20深化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參考以及衡量手段，並提高各方改革行動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今後，G20將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完善結構性改革框架，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中國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

樓繼偉表示，中國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和“穩定錨”。2015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30%，預計今年仍將保持較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長6.7%，各項主要指標符合預期。結構調整取得重要進展，經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4.1%;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3.4%;內需對GDP的貢獻率提高到110.4%。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2%。特別是就業保持基本穩定，今年上半年達717萬人。

周小川在會上表示，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經濟增速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和就業形勢保持穩定。英國“脫歐”公投後，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中國政府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是解決過剩產能等結構性問題的必由之路。

人民幣匯改更為深入

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適應期後，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理解已更為深入。

周小川表示，目前，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市場信心進一步穩固。未來，中國將繼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提高政策規則性和透明度，加強與市場溝通。

會議重申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周小川表示，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重啟以來，各項工作取得顯著進展。G20應繼續推進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進一步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占比。應繼續推動主權債券納入加強的合同條款，歡迎巴黎俱樂部將成員擴展至更多新興債權國。呼籲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進行更多合作，並不斷完善IMF貸款工具。同時，應擴大SDR的使用，人民銀行已經發布了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正在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

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公報
（2016年7月23-24日，中國成都）

1.我們在成都舉行會議，審議在應對關鍵經濟挑戰方面的努力，以及年初以來所取得的進展。我們本著團結合作的精神密切開展工作，並就各項議程取得了切實成果,這些成果將提交杭州領導人峰會審議。
2.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同時，增長成果應在國家內和國家間得到更廣泛的分享以促進包容性。全球經濟環境充滿挑戰，下行風險持續存在，突出表現在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以及許多經濟體低通脹。金融市場波動仍然很大，地緣政治沖突、恐怖主義和難民流動繼續使全球經濟環境複雜化。此外，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也加大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準備好積極應對英國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今後，我們希望看到英國作為歐盟的密切夥伴。
3.我們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並促進增長。鑒於近期形勢變化，我們重申決心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我們的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與中央銀行的職責保持一致，但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在強調結構性改革發揮關鍵作用的同時，我們還強調財政戰略對於促進實現我們共同的增長目標同樣重要。我們正在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並實施更為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優先支持高質量投資，同時增強經濟韌性並確保債務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續水平。此外，我們將繼續研究G20在必要時可采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長和應對潛在風險，包括應對資產負債表的脆弱性。我們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我們將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我們將仔細制定、清晰溝通我們在宏觀經濟和結構性改革方面的政策行為，以減少政策的不確定性，減少負面溢出效應，並增加透明度。
4.關於結構性改革，我們核準增長框架工作組準備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贊賞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提供有價值的意見。我們註意到結構性改革的選擇和設計應符合國家經濟情況。在4月確定的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的基礎上，我們制定了一套指導原則並達成一致。這套指導原則將為各成員提供有用的高級別指導，同時允許各國照顧到本國具體國情。我們還就一套指標達成一致，以幫助監測和評估我們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及進展與挑戰，今後我們還將進一步強化該套指標。我們承諾實施並逐步完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呼籲國際組織繼續提供支持。國際組織的初步評估和強化的同行審議結果顯示，我們在落實增長戰略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進。迅速和全面落實增長戰略對於支持經濟增長和實現布里斯班峰會制定的共同增長雄心仍然十分關鍵。在此基礎上，為加倍努力，我們正在更新增長戰略以納入新的和調整的宏觀經濟及結構性政策措施，發揮二者相互支持以共同促進增長的作用。我們將在杭州峰會前完成增長戰略更新，並完成衡量我們增長雄心落實進展的問責報告。我們強調，開放的貿易政策和強勁、安全的全球貿易體系對促進全球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將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我們還將致力於減少過度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提升包容性。
5.我們認識到全球經濟複蘇緩慢和市場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在內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這些問題對貿易和工人產生了負面影響。我們認識到，鋼鐵和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我們也認識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機構提供的補貼和其他類型的支持可能導致市場扭曲和造成全球產能過剩問題，因此需要予以關註。我們承諾加強溝通與合作，致力於采取有效措施應對上述調整，以加強市場功能和鼓勵調整。G20產鋼經濟體將參與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產能過剩問題的行動，包括參與定於2016年9月8-9日召開的經合組織鋼鐵委員會會議，並討論成立一個全球論壇的可行性，將其作為交流和分享全球產能動態、政府政策與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臺。
6.為支持我們的共同增長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我們重申對推進投資議程的承諾，並將重點關註基礎設施發展，堅持數量與質量並重。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具有獨特作用。我們已與多邊開發銀行進行了有效溝通，呼籲他們共同采取行動，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並促進私人投資。為此，我們歡迎11個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中做出的承諾，包括在各自機構的職責範圍內宣布高質量基礎設施項目的量化目標，及其為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礎設施項目質量、加強項目儲備、增進新老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提升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有利環境和動員私人投資所做努力。我們強調，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非常重要，其旨在綜合考慮生命周期成本、安全性、抗自然災害的韌性、創造就業機會、能力建設以及知識和專業技能轉移的基礎上確保經濟效率，同時處理好項目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並與經濟和發展戰略相一致。我們歡迎多邊開發銀行對G20多邊開發銀行優化資產負債表行動計劃的回應，號召進一步落實該行動計劃。加強互聯互通是21世紀全球經濟的必然要求，對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共享繁榮具有關鍵作用。我們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以加強各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整體協同與合作。我們要求世界銀行作為聯盟秘書處，與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IH）、OECD、其他多邊開發銀行以及有興趣的G20成員一起開展工作，支持聯盟的活動。我們核準《G20/OECD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並歡迎GIH完成《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風險分擔解析報告》，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好地評估基礎設施風險。我們支持有效落實《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和《G20/OECD中小企業融資高級原則》，特別是期待根據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對公司治理進行的同行審議，對《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的評估方法進行修訂。
7.我們支持國際組織持續努力，在現有和已倡議機制的基礎上，根據其職能和比較優勢，做出協調且有效的響應，為所有地區、各種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難民及其接收社區提供支持。我們期待在近期采取進一步措施。我們註意到世界銀行正在討論考慮建立一個全球危機應對平臺。我們呼籲加強人道主義援助和發展援助及難民安置，並通過相關國際組織加大對難民及其接收社區的支持力度。
8.我們核準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關於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建議。在相關國際組織工作的基礎上，我們將繼續改善關於資本流動的分析、監測和對資本流動過度波動帶來風險的管理。我們期待IMF在年底前完成關於應對資本流動的國別經驗和新問題的審議。我們註意到正在進行的對OECD資本流動通則的審議工作。我們支持進一步加強以強勁的、以份額為基礎的、資源充足的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提高IMF貸款工具的有效性、並在尊重各自職責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IMF與區域金融安全網之間的有效合作。在此方面，我們歡迎即將開展的清邁倡議多邊化與IMF的聯合演練，並呼籲IMF就貸款工具開展更多的工作。我們期待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成一個新的份額公式。我們重申，份額調整應提高有活力的經濟體的份額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因此可能的結果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占比整體提高。我們期待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目標是逐漸實現平等投票權。我們強調促進有效且可持續的融資實踐的重要性，並將繼續改善債務重組進程。我們支持將加強的合同條款納入主權債中的持續努力。我們支持巴黎俱樂部作為主要的國際官方雙邊債務重組平臺，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問題，支持巴黎俱樂部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並歡迎韓國加入巴黎俱樂部。我們歡迎中國定期參加巴黎俱樂部會議，以及中方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的意願，包括進一步討論潛在的成員身份問題。我們支持對擴大SDR的使用進行研究，如更廣泛地發布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財務和統計數據，以及發行SDR計價債券的可能性，從而增強韌性。我們呼籲國際組織進一步開展工作以支持本幣債券市場的發展，包括加強對低收入國家的支持。我們將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職責延至2017年。
9.近期市場動蕩和不確定性再次凸顯建立開放且具抗風險能力金融體系的重要性。為此，我們繼續承諾完成監管框架中剩余的核心工作，以及及時、全面和一致地落實已議定的金融改革，包括巴塞爾協議III和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標準，以及有效的跨境處置機制。我們重申支持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在2016年底前完成巴塞爾協議III框架，在推動公平競爭的環境的同時，避免進一步大幅度提高整個銀行業的總體資本金要求。我們期待BCBS進行全面的定量影響分析，從而為監管框架的最終設計和校準提供信息。我們將繼續加強監測改革落實情況及其效果，以確保其符合我們的總體目標，包括應對任何未預見到的重大後果。我們期待FSB擬在杭州峰會期間向領導人提交的關於金融監管改革執行與效果的第二份年報。我們將繼續應對保險業系統性風險的問題。我們歡迎針對國際活躍保險機構制定保險資本標準（ICS）的工作。我們歡迎IMF、FSB和BIS正在聯合進行的總結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的國際經驗的工作，以幫助促進實施有效的宏觀審慎政策，並期待報告於杭州峰會前發布。我們歡迎FSB就應對資產管理業務結構脆弱性的政策建議征求意見。我們將繼續密切監測並在必要時應對金融體系中的新風險和脆弱性，包括與影子銀行、資產管理和其他市場化融資有關的風險。為妥善應對代理行業務減少問題，我們期待擬向杭州峰會提交的由FSB協調的四項行動計劃的進展報告。G20期待進一步適當明確監管預期相關工作，包括10月份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將討論代理行指引。我們呼籲G20 成員、IMF和世界銀行加大對各國能力建設的支持力度，從而幫助其改善全球反洗錢和反恐融資（AML/CFT）以及審慎標準的合規工作。我們鼓勵成員縮小在實施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方面的差距，並加快在場外衍生品市場改革方面的行動。根據我們已通過的工作計劃，我們期待那些關於中央對手抗風險能力、恢複計劃和可處置性的征求意見稿在杭州峰會之前發布。我們通過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夥伴（GPFI）制定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升級版以及G20中小企業融資行動計劃落實框架。我們鼓勵各國在制定其更廣泛的普惠金融計劃時考慮這些原則，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計劃。
10.我們歡迎在日本京都召開的G20/OECD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包容性框架首次會議，特別是參與該框架成員十分廣泛，這將為及時、持續和廣泛地落實G20/OECD的BEPS 項目並應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特殊挑戰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呼籲所有尚未就BEPS項目做出承諾的感興趣的相關國家和轄區做出承諾，並平等參與該框架。我們也歡迎近期在有效和廣泛落實國際公認的稅收透明度標準方面取得的進展。我們重申呼籲所有還未做出承諾的國家，包括所有金融中心和轄區立刻做出承諾，最遲在2018年前實施自動情報交換標準，並簽署多邊稅收行政互助公約。我們支持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就自動情報交換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並期待在今年年底前收到其報告。我們核準OECD與G20成員合作提出的關於識別在稅收透明度方面不合作轄區的客觀標準建議。我們要求OECD在2017年6月前向我們報告轄區在稅收透明度上取得的進展，以及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將如何管理國別審議進程，應對國家提出的補充審議要求，以便OECD在2017年7月G20領導人峰會前準備一份尚未在落實國際稅收透明度標準上取得滿意進展的轄區清單。對列入清單的轄區將考慮制定防禦性措施。我們鼓勵各國和國際組織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稅收能力建設，為此，我們對IMF、OECD、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成立的新的稅收合作平臺，以及這些機構關於支持稅收改革的有效技術援助機制的建議表示認可。我們期待在2017年年中收到相關進展更新情況。我們支持亞的斯稅收倡議的原則。我們認識到非法資金流動對各國經濟都會產生巨大負面影響，並將繼續推進G20在這方面的工作。
11.我們認識到稅收政策在更廣泛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議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認識到公平、高效的國際稅收環境對減少稅收體系沖突的重要作用。正如我們在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討論中所強調的，我們重視稅收政策工具在促進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的有效性，也重視稅收確定性對於促進投資和貿易的益處。為此，我們要求OECD和IMF繼續在促增長的稅收政策和提高稅收確定性方面開展工作。
12.我們重申要求FATF和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在我們10月會議前，就如何加強國際透明度標準實施，包括獲取法人和法律安排的受益所有權信息並開展跨國信息交換提出初步建議。
13.我們對近期的恐怖襲擊表示最強烈譴責。我們重申將保持團結一致，並決心打擊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無論發生在哪里。我們將應對恐怖融資的所有來源、技術和渠道。我們歡迎FATF在實施其打擊恐怖融資新綜合戰略方面取得的進展，並呼籲有效落實其操作計劃。在世界範圍內快速、有效地落實FATF標準是當務之急。這就要求加強FATF的引導力，提高FATF網絡以及與FATF類似的區域機構的有效性。我們呼籲FATF在2017年3月前就如何在這些領域取得進展向我們匯報。
14.我們認識到，為支持在環境可持續前提下的全球發展，有必要擴大綠色投融資。我們歡迎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提交的《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和由其倡議的自願可選措施，以增強金融體系動員私人資本開展綠色投資的能力。具體來說，我們相信可通過以下努力來發展綠色金融：提供清晰的戰略性政策信號與框架，推動綠色金融的自願原則，擴大能力建設學習網絡，支持本地綠色債券市場發展，開展國際合作以推動跨境綠色債券投資，鼓勵並推動在環境與金融風險領域的知識共享，改善對綠色金融活動及其影響的評估方法。
15.我們歡迎一些國家為幫助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盡快生效所已采取的國內措施，同時鼓勵其他國家這樣做。我們重申呼籲及時實施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落實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就氣候資金所作的承諾和其他國家就氣候資金所作的聲明。我們歡迎氣候資金研究小組有關“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提供和動員氣候資金以強化減緩和適應行動”的報告，並註意到有關“在發展援助和氣候資金項目中實現氣候變化因素主流化”的展望報告。根據明年G20主席國經商其他成員國確定的工作安排，我們2017年將繼續就氣候資金問題開展工作，目標是利用G20論壇的專長、知識和經驗分享，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所進行的討論作出貢獻。
16.我們重申致力於在中期規範並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勵浪費的化石燃料補貼，並認識到有必要為貧困人口提供支持。此外，我們鼓勵所有G20成員考慮參與低效的、鼓勵浪費的化石燃料補貼自願同行審議。 

新匯改周年：人民幣國際化棋行中局

自2005年以來近10年時間里，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維持單邊升值預期，這導致市場預期與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出現一定偏差，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在較長時間里偏離市場匯率幅度不斷增加。

為增強中間價的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2015年8月11日，央行決定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而這一在人民幣匯率改革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至昨日正好過去一年時間。

一年來，中間價形成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基準地位進一步增強;境內境外匯率差價不斷收窄，資本流出壓力得到明顯緩解;在這一過程中，央行與市場及時、透明的溝通獲得廣泛認可。

但與此同時，正如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前司長管濤所言，人民幣匯率形成市場化仍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波動容忍度有待提高，而納入SDR貨幣籃子後，人民幣如何切實增加作為儲備貨幣、投資貨幣的屬性，值得深入探索。

匯改一周年效果顯著

8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6255，較上一交易日上調275個基點，幅度為0.41%，創6月23日以來最大。從昨日市場表現來看，面對較大幅度的中間價調整，市場並未出現明顯波動。經過一年的努力後，中間價形成的市場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

去年8月11日，央行在進一步完善中間價報價機制聲明中提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要參考上日收盤匯率，以反映市場供求變化。

隨後，2015 年 12 月 11 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人民幣匯率指數(CFETS)，強調要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以更好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目前，人民幣匯率指數已經成為官方和市場判斷人民幣匯率水平的最佳依據。

2016年5月6日，央行首次對外公布了一直以來頗為“神秘”的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從此市場對於判斷每日中間價走勢變得更加有跡可循，避免因中間價偏離市場預期而出現大幅波動。

在中間價市場化程度提高的同時，其基準地位也得到進一步增強。

管濤表示，在匯改之前，境內銀行間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CNY)較大偏離中間價，且長期在貶值區間，匯率中間價的代表性不強。甚至如果進一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交易價持續偏離中間價達2%以上，這可能構成雙重匯率安排，涉嫌違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一般義務。

但“8•11”新匯改之後，交易價相對中間價，以及開盤價相對中間價的偏離趨於收斂，且交易價和開盤價圍繞中間價上下波動。新匯改以來到2016年6月底，銀行間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相對當日中間價的最大波幅日均為0.22%，遠低於2015年初至匯改前夕日均1.53%的水平。這表明中間價反映的市場信息已經較為充分，其基準地位得到加強。

此外，新匯改前，境內與境外市場人民幣匯率存在較大差距，使得套利現象時有發生，隨著外匯市場的不斷完善，今年來境內境外匯率差價明顯收斂。

統計顯示，在新匯改後直至2015年年底，境內外日均差價達到440個基點，有時境內外差價達上千點以上。

去年12月23日，中國央行發布公告稱，為加快外匯市場發展，推動市場對外開放，自2016年1月4日起，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系統每日運行時間延長至北京時間23:30，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及浮動幅度、做市商報價等市場管理制度適用時間相應延長。

夜盤的啟動，有效增強了境內與境外人民幣市場的銜接。今年來，上半年境內外日均差價收窄為161個基點，反映出人民幣匯率預期的改善，同時有效抑制了跨市場套利。此外，在境內外匯率差價縮小的同時，還消除了人民幣加入SDR籃子貨幣在人民幣匯率取值方面的技術障礙。

與此同時，進一步引入合格境外主體。符合一定條件的人民幣購售業務境外參加行經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申請成為銀行間外匯市場會員後，可以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交易系統參與全部掛牌的交易品種。人民幣購售業務交易品種包括即期、遠期、掉期和期權，境外主體應在人民幣購售業務項下依法合規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

值得註意的是，新匯改後，人民幣此前單邊升值預期的打破導致境內出現一定資本流出壓力，但隨著人民幣匯率波動日趨平穩，這一壓力得到有效緩解。

管濤表示，自2014年二季度起，我國就開始呈現資本外流壓力。“8•11”新匯改後，受貶值預期影響，“藏匯於民”與“債務償還”渠道疊加，資本外流加速。

但進入2016年以來，隨著國內經濟企穩、美元匯率回調，以及匯率預期和資本流動管理加強，我國資本流出勢頭有所減緩。2016年一季度，國際收支口徑的資本凈流出1234億美元，環比下降26%。上半年，反映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銀行即遠期結售匯逆差合計1726億美元，環比下降59%。外匯儲備規模下降勢頭減緩甚至回升，對穩定市場預期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新匯改帶來的累累碩果背後，都離不開央行與市場溝通力度的明顯增強。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新匯改是對我國央行市場預期管理能力的極大考驗。從初期的少說多做，到後來的邊做邊說，央行在市場溝通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瑞銀大中華區首席投資總監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胡一帆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管理浮動匯率對於央行來說也是全新的挑戰，但經歷了去年‘8•11’新匯改和今年1月份兩輪大幅波動後，可以明顯看出央行的管理更加有經驗，采取順勢而為的策略。”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近日也表示，當前人民幣的匯率機制已經逐漸贏得公信力。“新匯率機制的公信力逐漸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央行的市場溝通有顯著的改善，匯率政策的闡述與每日中間價基本一致，同時進一步強化關於資本流出相關規定的執行。”

央行在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上的一系列改革，也獲得了國際市場的認可。在今年6月召開的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方對於人民幣匯率話題的關註度明顯“降溫”，央行副行長易綱還透露，中國將向美國提供2500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不久還將在美國設立人民幣清算行，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重要突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也曾公開表示：“非常感謝周先生，我們提出擔憂後，他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動，加強了與市場的溝通。”

人民幣國際化任重而道遠

隨著今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日期的臨近，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後SDR時代”將有更多利好消息維穩人民幣匯率。但與此同時，在人民幣國際化不斷前進的道路上，人民幣如何更好地發揮儲備貨幣、國際投資貨幣的作用，仍然任重而道遠。

作為國際貨幣之一，管濤認為首先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容忍度有待進一步增強。

長期以來，不論海內還是海外，不論市場還是政府，都習慣了人民幣匯率只能漲不能跌，甚至把人民幣匯率的重要性等同於美元利率，視作世界經濟的兩塊“壓艙石”。結果，“8•11”新匯改觸發了預期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貶值惡性循環。

實際上，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是我國既定的改革目標，那麽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就是其中應有之意。“成熟的市場必須要有成熟的市場參與者。唯有市場能夠走出人民幣匯率只能漲不能跌的‘魔咒’，以平常心看待人民幣匯率的漲漲跌跌、雙向波動，而不是對匯率漲跌做道德判斷和過多解讀，那麽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才能夠克服‘水土不服’，最終走向‘清潔浮動’的理想彼岸。”管濤說道。

此外，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呼籲，作為國際國幣，人民幣的投資屬性有待進一步加強。

匯豐德國資本市場人民幣業務負責人Sven Juergensen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民幣國際化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在德國等歐洲地區主要發揮著貿易貨幣、投資貨幣，以及儲備貨幣三個功能。

“目前把人民幣作為貿易貨幣這個階段在德國已經基本完成了，而第三個階段，將會在今年10月份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後實現儲備貨幣功能，這使得人民幣在未來國際經濟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Sven Juergensen說道。

但同時，他告訴本報記者，人民幣在第二階段所表現出的投資貨幣屬性目前仍停留在理論階段。“我們了解到很多歐洲的投資者都希望中國銀行間的債券市場能真正的開放，就像進入世界上其他債券市場一樣的方便”。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近日也提出，從資本與金融交易來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足以和歐元、美元、日元等相抗衡的人民幣金融資產，“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發達是阻礙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因素。”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