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油價的下跌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由此所帶來的經濟停滯最終引發了布爾什維克退出西方政治舞臺。前俄羅斯總理蓋達爾在1985年9月曾公開表示,由於沙特並未在當時抑制油價下跌,導致蘇聯每年經濟損失超過200億美元,最終使得這個巨人崩盤。
壓垮蘇聯最後一根稻草的因素是國庫見底無法進口必須的糧食。即便將黃金儲備全部用於進口食物,長達兩年多的低油價也讓蘇聯政府入不敷出。蓋達爾對此則評價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潰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教訓:任何政權如果以高油價最為立國之本的話,很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分本瓦解。”
在普京15年的執政生涯中,經濟增長和高油價、高天然氣和貴金屬價格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可以說,普京的經濟發展方式和所謂的荷蘭病完全契合。(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國特別是指中小國家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的衰落的現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2000-2013年大宗商品超級上漲周期之中實際有效匯率上揚了130%掩蓋了所有的潛在問題。
國際金融研究所俄羅斯負責人Lubomir Mitov則相信俄羅斯已經進入了一個“完美風暴”之中,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俄羅斯有錢人正在竭盡所能的將盧布兌換成國外貨幣。Mitov表示,“目前俄羅斯的經濟缺口已經高達GDP的3%。未來12個月俄羅斯面臨超過1500億美元的債務償還壓力,如果外匯儲備不足3300億美元的話,情況將十分危險。最好的情況就出現類似勃列日涅夫當權的時代,經濟陷入停滯,但是未出現崩潰。更糟糕的情況就難以預測。 ”
放眼望去,俄羅斯最好的工程師在為波音工作;俄羅斯的鐵路技術來自於德國,賴益成名的“蘇聯專家和技術”早已成為歷史。
至今為止,歷史學家對於80年代沙特為什麽放任油價下跌也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跡象表現,2014年的油價情況和當年十分相近。在過去幾個月中,油價已經出現了十分明顯的下跌,但是OPEC至今為止都未采取任何措施來提振油價。很顯然,對於沙特而言,即便油價在目前水平維持更長時間,該國的經濟狀況也足以安然度過。
而俄羅斯已經顯露出較為明顯的乏力跡象。過去數周市場不斷傳出俄羅斯央行拋售美元以控制盧布跌勢的消息。該國央行行長Elvira Nabiulina則認為需要考慮油價跌至60美元/桶的風險壓力。
能源出口一直是俄羅斯經濟的重要支柱,俄羅斯52%的財政收入來自石油、天然氣出口,它是俄羅斯最主要的外匯收入和預算資金來源。而俄羅斯今年的財政預算是以油價保持在每桶93美元制定的,而未來3年預算則是以油價每桶保持在約100美元制定的。因此,國際油價的持續下跌,無疑將直接打擊俄羅斯的經濟,導致石油和天然氣對於俄羅斯經濟增長的貢獻萎縮為近一半。
另外一個不利於普京的消息則是來源於西方國家的金融制裁。烏克蘭和俄羅斯地緣沖突導致俄羅斯金融和原油公司都受到了大量的限制和制裁。這一點和80年代有所不同,當時里根政府所帶動的軍備競賽嚴重拖累了蘇聯經濟。
俄羅斯盧克公司總裁Andrey Kuzyaev警告稱,“如果西方國家的制裁再繼續2-3年的話,整個俄羅斯的原油產能可能會被迫下降25%。高油價所帶來的福利已經結束了,這就是不得不面對的現狀。”
俄總理梅德韋傑則夫稱,這次是十多年來最困難的,國家處在危急關頭。一貫強硬的普京也不得不承認,國際原油價格暴跌,全球經濟可能會因此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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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隨著俄羅斯經濟停滯、盧布暴跌,前蘇聯國家都感受到了一絲寒意。
上周,盧布最高跌幅達到36%,僅僅幾天內,俄羅斯經濟危機的警報蔓延到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莫斯科Renaissance Capital的經濟學家Oleg Kouzmin稱,盧布暴跌給前蘇聯地區其他國家的貨幣都帶來了壓力。當俄羅斯表現不佳的時候,就會拖累整個地區的經濟。
目前前蘇聯國家仍與俄羅斯有著緊密的經濟聯系,但與俄羅斯不同,這些國家缺乏豐富的自然資源,外匯儲備也很有限。在面對危機時,通常更容易受到沖擊。
最“受傷”的要數白俄羅斯。華爾街見聞最近曾提到,上周五白俄羅斯政府已經開始采取管制措施,其宣布購入外匯需要繳納30%的稅金,出口商還要將一半的外匯收入轉成本國貨幣。
該國總理在周日晚間公開表示,“我們沒有那麽多美元可以滿足外匯需求。”
除了外匯管制,白俄羅斯還封鎖了新聞網站以及提價或者以美元標價的網上商店。
今年來,白俄羅斯盧布的貨幣價值幾近腰斬。
除了白俄羅斯,包括哈薩克斯坦在內的國家公開表示,盧布貶值是由俄羅斯因素驅動的,因此盧布與哈薩克堅戈的關聯度不應該像以前那麽強。
但硬幣都有兩面。《金融時報》提到,盡管一國貨幣保持穩定能讓市場保有信心,但這也減少了本國公司相較於他國的競爭力。
以哈薩克堅戈為例,近年來堅戈相對盧布已經升值了31%,這種相對升值的局面刺激不少哈薩克人越過國境來到俄羅斯搶購各種日用商品。
俄羅斯與前蘇聯國家的聯系還體現在,俄羅斯企業是這些國家最大的投資者之一,俄羅斯銀行也為他們提供大量貸款。
此外,還有不少前蘇聯國家嚴重依賴勞務輸出,例如塔吉克斯坦,世界銀行預計今年在俄羅斯工作的塔吉克斯坦人向國內匯回的收入占到了該國GDP的39%,吉爾吉斯斯坦則是31%,亞美尼亞為24%。
“匯款購買力的下滑可能導致這些國家消費需求和經濟活動的下降。”塔吉克斯坦央行在周一的聲明中要求民眾保持“冷靜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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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近日警告,俄羅斯與其他歐洲大國因烏克蘭危機關系緊張,這可能導致嚴重沖突,甚至爆發核戰。戈爾巴喬夫不是第一位發出核戰警告的人士,研究俄羅斯的著名美國專家、前波蘭總統去年都曾提到核戰的可能性。
據德國新聞雜誌《明鏡》昨日刊發的采訪節錄,戈爾巴喬夫表示:
“這樣的戰爭將不可避免導致一場核戰。”
“未來幾年,假如有人在這種過於火爆的環境下失去勇氣,我們便無法存活。這並非我輕率妄言,我非常擔心。”
去年9月,紐約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榮退教授、發表多部俄羅斯與前蘇聯論著的專家Stephen Cohen也提到核戰的威脅。
據去年9月《華盛頓郵報》報道,Cohen接受采訪時預計,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NATO),將引爆核戰。他指出,即使沒有千萬、也有百萬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通婚,將烏克蘭納入北約意味著在數百萬家庭中豎起障礙,俄羅斯必然采取軍事行動作為回應。
同在那年9月,前波蘭總統、198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瓦文薩(Lech Walesa)表示,歐盟國家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可能招致俄羅斯與北約的核武沖突。據法新社報道,瓦文薩當時在波蘭南部的一次經濟年會期間說,
歐盟向烏克蘭輸送武器幫助打擊烏國內分裂武裝和俄羅斯進犯“可能導致核戰。”
“歐盟很清楚俄羅斯有核武器。北約也有。那我們是不是必須要毀滅對方?”
“這就是歐盟為何不斷重申:別再犯傻了……這就是不能太涉入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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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一晚,導演多金帶著八零後九零後俄羅斯演員們排練到淩晨一點,他向演員們喊話:你要喊叫,要嚎叫,不要怕自己喊……似乎只有發自心底的嚎叫才是那個時代的聲音。(錢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9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他向九零後演員喊話:你要嚎叫 一個地地道道的前蘇聯的故事》)
如果說“多余的人”是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們在19世紀捕捉到的俄羅斯心靈痛苦的悸動,作家費·阿勃拉莫夫筆下的兄弟姐妹就是戰後蘇聯的“畸零一代”。
一群衣衫襤褸的人在岸邊張望。女人們希望遠遠駛來的船上有她們的丈夫,在衛國戰爭中失去一條腿的日托夫希望船上有他一條鐵腿。他們揮舞頭巾,打唿哨,尖叫……然而,船是空的。人類由熱望到失望的表情凝固在演員臉上。他們是一群移動的雕像。俄羅斯話劇《兄弟姐妹》就這樣開場了。
戰爭結束,正常的生活卻並沒有開始。當時的蘇聯北部小村莊佩卡希諾幾乎是一個寡婦村,它為衛國戰爭奉獻了六十多個士兵。戰爭結束,歸來者寥寥。過去,集體農莊主席安菲薩經常說:娘兒們,再忍一忍,戰爭結束了,我們就能吃飽了。“娘兒們”很快發現,勝利並沒有帶來應許的任何東西。依舊是每天工作18個小時的苦役,春天撒種,秋天收獲,卻顆粒無法歸倉。到處是廢墟,祖國需要糧食,農民只好勒緊褲腰帶。女人們聚在一起放肆地談論,擠成一團,開彼此的玩笑。
英國歷史學家思基·羅威在2013年的近作《野蠻大陸》中寫道:在蘇聯,大約有1700座城鎮和城市被毀滅。大約有1800萬到2000萬俄羅斯人因為城市被毀滅無家可歸,相當於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的戰前人口總和,還有1000萬烏克蘭人同樣無家可歸,這一數字超過匈牙利戰前總人口。這些人蝸居於地窖、廢墟、洞穴之中。一位英國少將在戰後走過德國數千英里的土地,幾乎見不到17-40歲的男人。到了1946年,還有18萬流浪兒童生活在羅馬、那不勒斯和米蘭,他們睡在走廊上,以盜竊、乞討、賣淫為生。犯罪的浪潮席卷戰後的歐洲,“惟一具有道德權威的人,是那些能夠證明自己的抵抗功績的人。但是,這些人只擅長遊擊、破襲、暴力”。難民同樣不遑多讓,他們成群結隊地謀殺、強奸、搶劫,“一句話,離開主要街道,法律蕩然無存”。
2015年,在俄羅斯為慶祝衛國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拍攝的電影《獨立連》中,酗酒成性的紅軍政治指導員問修女:您告訴我,生活如何繼續?家在哪里?妻子兒子在哪里?您的上帝在哪里?他瞎了嗎?
戰爭帶給人類的戕害是持久的,其破壞力超出和平年代人們想象力的極限。所謂劫後余生,人求生的欲望和韌勁也在當代人的經驗之外。
1945年,蘇聯紅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衣衫襤褸、皮包骨頭、一律剃光頭的集中營幸存者登上回家的列車。人的氣息漸漸在他們胸口蘇醒,男人和女人開始調情,甚至在列車上做愛。起初,這讓少女伊娃坐立不安,漸漸卻習以為常。車窗外是被戰火蹂躪過的歐洲大地。列車停靠時,當地農民舉著土豆、雞蛋跑向車窗。車上的人沒有錢,卻也熱切地把自己身上能扒下的一切遞向窗外,毛襪套、假牙、眼鏡……這是伊娃·施洛斯在《伊娃的故事》中的回憶。戰後,她的母親和安妮·弗蘭克的父親結為夫妻,而安妮·弗蘭克就是那位寫下《安妮日記》的猶太小姑娘。
如果有一些間接的經驗,我們對佩卡希諾的女人就會多一層理解的同情。她們是戰爭制造的畸零人。有些人的丈夫永遠不會再回來。有些丈夫回來了,但已經不是妻子在等的人。在戰爭中失去父親的少年米什卡長成了全村女人眼饞的棒小夥,她們無法容忍他上比他大十幾歲的寡婦瓦爾瓦拉的床……
如果說“多余的人”是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們在19世紀捕捉到的俄羅斯心靈痛苦的悸動,作家費·阿勃拉莫夫筆下的兄弟姐妹就是戰後蘇聯的“畸零一代”。
話劇《兄弟姐妹》劇照。蘇聯北部小村莊佩卡希諾,為衛國戰爭奉獻了六十多個士兵,幾乎是個寡婦村。她們曾被安慰:娘兒們,再忍一忍,戰爭結束了,我們就能吃飽了。“娘兒們”很快發現,勝利並沒有帶來應許的任何東西。(錢程/圖)
在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時候去俄羅斯,就會知道這個國家戰爭記憶之深刻。廣場、路邊、不大的街心公園里,雕塑、花環、曾服役於二戰的槍炮隨處可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為烈士點燃的長明火。從蘇聯時代起,衛國戰爭更是這個國家文藝作品的長銷題材。其中自然有對英勇、忠貞、堅忍的贊美,但也不乏反思。畢竟,沒有一場戰爭不會在人性深處留下傷痛。一場發生在幾乎全部國土之上,歷時幾年的惡戰,留給後代大眾的文化記憶,怎麽可以是幾個神乎其技的地下工作者和幾段手撕鬼子的神話?
戰爭的傷痛,曾在衛國戰爭中數次負傷的機槍手費奧多爾·阿勃拉莫夫一定深有體會。1948年,阿勃拉莫夫從列寧格勒大學畢業。1950年,他開始了長篇小說《兄弟姐妹》的寫作。寫了六年,尋找出版機構又花去兩年。1958年,《涅瓦》雜誌發表了這篇小說。此後二十年,阿勃拉莫夫順著《兄弟姐妹》的線索一路寫下去,1968年完成了《兩冬三夏》,1973年完成了《十字路口》,1978年完成《房子》。這四部小說都以佩卡希諾為背景,以普利亞斯林一家的經歷為線索,因而被合稱為“普利亞斯林一家四部曲”。僅觸及戰爭創傷的《兄弟姐妹》出版尚不順遂,後三部曲揭示集體農莊弊端,命運可想而知。
1985年,名不見經傳的列寧格勒小劇院(後稱彼得堡小劇院)把《兩冬三夏》和《十字路口》改編而成的《兄弟姐妹》搬上舞臺。導演是該劇院的藝術總監列夫·多金。
《兄弟姐妹》的命運很像《暗戀桃花源》的命運。1986年,話劇《暗戀桃花源》在臺灣上演前夜,導演賴聲川已經做好被封殺的準備。然而沒有封殺,《暗戀桃花源》開啟了賴聲川和他的“表演工作坊”幾十年的風行。
多金和賴聲川一樣幸運。2017年3月4日,《兄弟姐妹》在第四屆曹禺國際戲劇節暨林兆華戲劇邀請展首演後,多金在演後談中回憶,《兄弟姐妹》反複修改一年,首演前夜,多金喝了很多酒,不知能否獲準上演。演出結束,演員們忐忑不安,拿不準可不可以慶祝,直到次日清晨。
《兄弟姐妹》為多金和他的劇院贏得了世界級的聲譽。帶著這部戲到世界各地演出的經歷,讓多金自信,他講的不是一個蘇聯的故事,而是全人類的故事。這話對於戲的上半部——戰爭對佩卡希諾村的傷害——恰如其分,而下半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蘇聯故事。
看戲之前即被告知,《兄弟姐妹》並不是列夫·多金最好的作品,而且是他三十多年前的舊作。
如果蘇聯人的苦難是二十世紀人類苦難的一部分,《兄弟姐妹》把這種苦難凝固到演員的身體中,並且一代一代往下傳承。這層文獻意義足以彌補它作為戲劇並不讓我激動的缺憾。
畢竟是三十年前的舊作,舞臺沒有提供銳利的、全新的、動人心魄的審美體驗。有些段落甚至冗長、沈悶。演員在舞臺和觀眾席之間跑上跑下,並沒有帶來期望的互動感和參與感,用得太多,反而變成另一種單調。
這些挑剔並不能抹煞列夫·多金有獨特的“語法”。人們說他是斯坦尼忠實的信徒,《兄弟姐妹》未嘗不是一出“貧困戲劇”。舞臺上除了人,只有圓木。有些圓木稀稀疏疏地立著,頂上挑著像擴音器的盒子。更多的圓木紮成一排,立起來是墻、是房子,吊起來是閣樓,放倒是地板、是谷場。原木帶給人的視覺印象是致密、堅硬、粗糲、單調、荒蕪。
演出前一晚,多金帶著八零後九零後俄羅斯演員們排練到淩晨一點,他向演員們喊話:你要喊叫,要嚎叫,不要怕自己喊……似乎只有發自心底的嚎叫才是那個時代的聲音。小說以現實主義手法細致刻畫的佩卡希諾村,在多金的舞臺上更像是孤獨星球上最遙遠的一個點。劇中的每一個人物都身處絕境,周身寒徹,即便他們有戰鬥民族最大條的神經。最“斯坦尼”的角色也許是跛腳、半傻的閑漢尤拉。有他沒他,無關情節發展,但他會時不常出來一下,說幾句無關宏旨的臺詞。也許對列夫·多金來說,尤拉就是尤金·奧尼爾的那棵榆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