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24 NM
一位非常關心學前教育的朋友在博客寫道：「最近接二連三收到不少熱門幼稚園將於下學年退出參與該計劃的消息。」朋友稱這個現象做「幼稚園學券逃亡潮」；他更質疑，幼稚園有學券與非學券，中小學有直資和非直資，最終造成了階級矛盾。
討論階級矛盾之前，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思考一些更基本的問題：究竟學校的管理、教師的方法、課程的選擇等，對學生的學習結果有沒有影響？究竟這個世界有沒有單一個最好的教育方法，適合所有學生？
看似常識的問題，卻是不方便的真相。官僚出於行政方便，必須要有統一的基準。事實上，香港教育管理的僵硬，扼殺了因材施教的可能。官僚更不會公開承認，有些學校根本是資源錯配，以致教育的成效大打折扣。
說學校管理不善，不代表要校長問責下台。相反，我非常同情這些校長的處境。因為在教育局蘇維埃式的偉大領導之下，學校根本沒有空間去因應學生的需要來改變。
結果，香港的教育變成了輸贏都在起跑線的變態遊戲：名校多收家庭富裕的學生，他們在成長路上，也多點條件；由於名校學額求過於供，容許他們選擇直資，換取更多彈性去進一步提高教育環境質素。
其他的學校，便唯有以有限米煮有限飯！當然，官僚可以偽善地說：「沒有資源和自由，也可以搞好教育。」不過，如果我們相信，不同的管理和教育方法，對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效果，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讓所有學校，向直資學校睇齊，公平享有發展的自由？
學 券的精神，就是自由。真正的學券，必須符合三大條件： 一，辦學機構有絕對的權力去決定：收多少學生、收什麼學生、每個學生收多少學費、教育的理念、方法、內容，以及教師的聘用和培訓等的需要和規格； 二，授課方法、進度節奏、評核成績的基準，應該由教師以專業眼光，根據學生的水平和學習需要來制定； 三，家長有絕對的自由去為子女選報學校，不應有任何行政限制。當然，取錄學生的決定權，仍然在辦學機構手上。 有貨真價實的學券，教育官僚還有存在價值嗎？教育局單是副秘書長便有六個。不去找學生、家長、教師和辦學團體的麻煩，這膨脹的架構又怎樣說得過去？ 打從第一天起，我便叫幼稚園學券做「偽學券」。偽學券扼殺了本來百花齊放的幼兒教育。過去四年，許多幼稚園和幼師，承受了不必要的官僚壓力，令孩子應得的 照料更少了。我也親眼見過非常優秀的幼師，為了專心教育，從學券的幼稚園轉投私立幼稚園。幼稚園逃亡潮，與其說成是階級矛盾，倒不如說，有能力的家長和學 校，終於用腳投票，反抗官僚入侵幼兒教育。 【延伸閱讀：幼稚園學券逃亡潮 http://bit.ly/t80tws】
李兆富 時事財經評論員，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 作者網誌 - http://hkliberty.wordpress.com ####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這一節相比其他十五節，篇幅相對較短，僅不到900字，但財稅改革在此次改革中的份量之重和力度之深，卻顯而易見。
表現之一是，總書記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一文中說，「這次全面深化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是重點之一」。南開大學中國財稅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蔡琛教授指出，「重點之一」的提法僅出現過兩處，另一處是「司法改革是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
表現之二，決定中把對「財政」的定義，上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這個觀點非常超前，超前到學界都還沒討論到的高度，超出了學界的研究水平。」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財政過去只是一個政策工具，現在涉及了國家治理。」
有人專門考證了「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句話的來源。馬蔡琛注意到，由時任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偉所著、2013年1月底出版的《中國政府間財政關係再思考》（以下簡稱《再思考》）一書的序言中，第一句話便是，「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
該書面世僅一個多月後，樓繼偉出任財政部長。在就任之前拿出一套系統方略，這非常罕見，也因此被認為這套方案得到高層認可。
樓繼偉早在1980年代便在國務院辦公廳、社科院從事財稅研究工作，1994年分稅制改革中，在國家體改委工作的樓繼偉是朱鎔基的得力助手。但樓繼偉曾任財政部副部長長達9年，輔佐兩位財長，之後於2007年調離財政部，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長。此番上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已是63歲，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歷任財長，履新時都未超過60歲。
「這本書現在被財政口的官員們奉為『寶典』，」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有關財稅改革，很多話究竟什麼意思，翻這本書才明白。"
此時，新一屆政府正面臨一個財稅體制困局。
1994年分稅制改革卓有成效，但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向縱深推進，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收入安排、轉移支付等領域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再思考》一書的序言所述：「僅僅依靠修補性的調整已經不能解決目前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這些矛盾和問題包括：地方政府財力與事權不匹配，土地財政盛行，公共服務提供不足，地方債務風險等。它們盤根錯節、互為因果，而財稅改革是被寄予解決這些問題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中之重。
但財稅改革究竟如何改，一直眾說紛紜。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財稅改革做出了「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等總體指示和三方面工作部署：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不難發現，這些工作大多能在《再思考》一書中找到對應的具體路線圖。
比如關於完善稅收制度。營業稅改增值稅之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並未明確究竟如何「完善地方稅體系」，但該書中「適度調整政府間收入劃分」一節對此有明晰的闡述：「地方財政收入應主要由財產稅體系支撐」。對現行政府間收入劃分，樓繼偉提出兩種調整方案：一、在不改變中央地方增值稅分配格局的情況下，將地方分享的增值稅根據人口等客觀因素在地區間重新分配；二、降低增值稅稅率，改為中央稅，同時允許地方在不超過原增值稅分享額度內開徵零售環節銷售稅；「對地方政府而言，現階段比較好的稅種是零售稅，……潛在的地方稅主力稅種是房產稅」。
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關係和支出責任，難點不僅在於事關利益分割，也在於人們在認識層面都還遠未達成統一。近年來，多位知名財政學者圍繞著「財權（力）與事權（支出責任）相匹配」各說各話，難以形成共識。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新的表述——「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勢必將終結之前的爭議。
「『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也超出了學界的討論範圍，學界一直認為事權和支出責任是一回事，對『事權和財權相匹配』討論不休，」李煒光說，「這個思維在財政學界還沒有建立起來，很多學者還不明白中央在說什麼。」
在《再思考》一書中，專節論述了事權、財權、財力之間的關係，認為財權與事權不易匹配，因為二者適用不同的原則和標準，準確的概念定位應該是「財力與事權（支出責任）相匹配」。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先明確政府間事權劃分，界定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劃分財政收入，再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餘缺。
基於此邏輯，樓繼偉認為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上的矛盾是目前我國財稅體制的最大問題：中國的中央政府「過小」（2011年中央政府直接支出僅佔政府支出的15.2%，公務員佔比僅6%），原因在於一些該中央政府承擔的職責下放到了地方，比如地方政府承擔了一定的國防、邊防事務，司法事務也過多地集中在地方；跨地區污染治理、食品藥品安全、跨地區經濟糾紛司法管轄、社會保障等方面，中央政府參與得還不夠。
這與決定中「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等內容，相互印證。
在多位學者看來，這將轉變政府職能導向。過去地方政府競爭的是GDP、投資、生產，往往忽略民生、公共服務和環境保護等，而若將地方分享的增值稅收入「根據人口等客觀因素在地區間重新分配」，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等，地方政府間會出現一種新的競爭——吸引人口。
「也就是老百姓用腳投票，地方政府的治理思路就變了。」馬蔡琛說，「這套體系如果構建起來，那確實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