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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亞投行的「末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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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身的經濟實力,亞洲經濟的發展潛力,歐亞一體化的巨大商機,與美國主導的舊金融體系的衰老,共同導演了這場亞投行的「末班車效應」。

「過去的一個月可能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期間美國失去了作為全球經濟體系擔保者的角色。」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2015年4月5日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文章中感嘆,他無法想像,自佈雷頓森林會議以來,有任何事件堪比如下變故:中國建立了一個新的主要(金融)機構,而且美國沒能說服從英國開始的幾十個傳統盟國不要參與其中。

過去的一個月裡,英國、韓國、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和法國、德國、意大利、巴西、俄羅斯等,紛紛向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稱亞投行)遞交加入申請,使亞投行的「朋友圈」激增到超過50個。G8成員國中,除了美國和日本,都申請加入亞投行。

不到半年前,亞投行首批21個創始成員國簽署備忘錄時,人們還在討論亞太區四個主要經濟體日本、韓國、印尼和澳大利亞的缺席。短短幾個月之內,亞投行在亞太地區的擴容不再是焦點,人們關心的是,它還將吸引多少歐洲、美洲國家加入,以及美國和日本何時、以何種形式加入。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揭秘了這場「雪崩」是如何發生的。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英國得知有其他歐洲國家先向中國提交了書面確認函之後,提前5天於3月12日提交申請,隨後瑞士、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在一週內跟進。報導認為,歐洲國家不顧美國的勸阻,趕在3月底申請截止日期之前「爭相拜倒在中國面前」,是為了贏得人民幣結算業務,並爭搶幾個創始成員國的席位以及亞投行歐洲總部所在地。

如果說這是一場令中國人自己都感到驚喜的大逆轉的話,是中國自身的經濟實力,亞洲經濟的發展潛力,歐亞一體化的巨大商機,與美國主導的舊金融體系的衰老,共同導演了這場亞投行的「末班車效應」。

亞洲機會

如果它不進入這個體系,就無法分享整個亞洲經濟發展中的機會。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是國內最早向決策層提出亞投行構想的智庫,該中心是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退休之後出任理事長的一家智庫。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徐洪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早在5年前研究過我國外匯儲備的創新使用,當時的外儲接近3萬億美元,主要投資渠道是美國國債。在國經中心的建議下,2012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了外匯儲備委託貸款辦公室。至201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QDI首次超過FDI。

與外儲的創新使用一脈相承,2011年3月底,G20高層研討會就全球需要建立新的投融資機制達成共識後,國經中心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可以利用外匯儲備,發起成立一個開放性的金融機構,搭建一個平台,把亞太地區的高儲蓄率轉化為有效投資。後來的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時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金立群當時也有參與報告的討論。

半年之後,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10月訪問東南亞時,提出中國準備籌建亞投行。

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執行董事金中夏認為,「中國這次抓住了亞投行的主導權,是因為這些年我們通過發展具備了這個實力,在國際上,多邊關係的話語權最後還是看你的實力。」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GDP總量僅次於美國,而且經濟增速還一枝獨秀地保持在7%左右。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亞投行的強大後盾,亞投行首批註冊資本為1000億美元,中國出資500億美元,而2014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已達到3.84萬億美元。

而亞洲經濟目前是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亞洲佔全球經濟25%的比重,人口50%以上。其中亞投行最大的兩個創始成員國——中印兩國的人口就佔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並且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兩個大國。

「將來經濟發展的重心畢竟是在人口眾多、經濟水平又有待提高的亞洲地區。」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聶慶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為什麼這麼多國家要加入亞投行,因為如果它不進入這個體系,就無法分享整個亞洲經濟發展中的機會。」

關於亞洲基礎設施的資金缺口,一個被廣為引用的數字是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從2010年起到2020年,亞洲每年需要8.2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而主要定位於解決貧困問題的亞開行每年僅能為基礎設施放貸100億美元。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基礎設施的專家,那就是中國,中國知道怎麼做,無論是中國進出口銀行還是國家開發銀行,他們都有很多的經驗。」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雅克斯(Martin Jacques)近日在博鰲論壇上說。

舊體系的改革惰性

「美國沒能履行承諾,而美國支持的政策也阻礙其他國家通過現有體制提供或獲得各類融資,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的障礙已經掃清。」

亞投行得以在全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颳起旋風的另一方面原因,在於美國主導的舊國際貨幣體系的失效、式微與改革惰性。

薩默斯認為,英國等國家不惜冒犯美國,毅然加入亞投行,原因是美國的全球經濟策略由來已久的失敗。他指出,美國左翼的壓力帶來各種限制,致使很難通過現有開發銀行向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同時,美國親自推動的IMF管理改革,也由於美國國內右翼的阻力而沒有批准。「由於美國沒能履行承諾,而美國支持的政策也阻礙其他國家通過現有體制提供或獲得各類融資,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的障礙已經掃清。」

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美國和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以及世界銀行在亞洲的重點業務之一,但長期以來它們的低效率和官僚主義廣受批評。比如在項目篩選上,亞開行和世行傾向於選擇與自己認可的政府合作,其嚴苛的勞工社會保障和環境保護標準在發展中國家往往脫離實際情況,因此將很多項目擋在了門外,即使通過審批也需要數年時間。許多尋求經濟增長和不想被過度監督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因此並不喜歡亞開行。

但已有48年歷史的亞開行堅持自己是在執行「最佳實踐」的高標準。對此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3月22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直言,「我多次表示過,我不認可最佳實踐。誰是最佳?剛才(亞開行)中尾武彥行長也說到,亞開行需要進一步改革,如果最佳就不需要改革了。」

亞開行副行長格魯夫(Stephen Groff)在博鰲論壇上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們在安全、環境、社會保障等標準上有良好的記錄,而且這些標準的執行已經有悠久歷史,我們的股東要求我們必須有高的標準,我們相信這些標準有利於地區的穩定和項目的成功。」

對於外界詬病的官僚主義,格魯夫則表示,「當然,我們有官僚主義,任何歷史悠久的大機構都有官僚主義。我們現在正在努力提高效率,消除官僚主義,使我們的響應速度更快。」

在世界銀行,中國持有的投票權僅為4.9%,相比之下美國則高達16.3%。而IMF的一切重大事項需要獲得IMF成員國85%的投票,美國因為擁有其16.5%的投票權份額而具有一票否決權。德勤全球主席阿芒德(Steve Almond)在博鰲論壇上說,「我一直都說IMF和世界銀行應該改變一下它們的結構,但是現在有很多的惰性,既得利益者會抗拒變化。」

中國希望通過改革將自己的份額從目前的3.8%升至6.39%,成為美國(16.75%)、日本(6.98%)之後的第三大份額國。2008年金融危機後,IMF曾在2010年提出一個改革方案,旨在增加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的話語權,這一方案經過各國理事批准,但是最終美國國會沒有通過該方案,由於美國在IMF有一票否決權,改革未能啟動。

雅克斯認為美國抗拒亞投行的根本原因,是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現實還難以接受。「作為一個英國人,1945年我們是GDP佔了世界一半的帝國,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可能都不見得在一起了,這個過程讓我們不敢想像很難接受,但慢慢也就接受了。」他說,「二戰以後,英國就被看作美國的小兄弟,現在居然說英國也要拋棄美國加入亞投行了,這確實反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深刻變化。大國的起落可能會帶來一些爭端,美國要接受中國崛起這個現實。」

高效率和高標準的平衡

亞投行的主導權行使,實際上也是有技巧的。

3月31日,亞投行在哈薩克斯坦舉行了第三次籌建談判代表會議,並對《亞投行章程(草案)》修訂稿進行了討論。各方計劃於4月15日確定亞投行最終的創始成員國名單,6月商定章程終稿並簽署。亞投行正式成立時間約在2015年年底,總部將設在北京金融街。

擁有前世界銀行中國副執行董事、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等背景的金立群被認為將出任亞投行首任行長。

樓繼偉表示,亞投行將採用三層管理架構,其最高決策機構是由各股東國組成的理事會,理事會選舉產生由非常駐董事構成的董事會,董事會將本著絕對中立的原則決定亞投行的預算和項目評估等事項,董事會之下是總裁和管理層。

投票權方面,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佔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餘的25%到30%股權。隨著成員國數量的逐步增加,每一個成員的股份比例都會相應下降,因此不存在中方尋求或放棄一票否決權。

中國承諾亞投行將更加務實和高效率,但國際上也存在對亞投行是否會因此而犧牲必要的規制的質疑,如何平衡二者的關係將是亞投行面臨的挑戰。

基礎設施項目通常有著很長的投融資建設和回報週期,雖外部性價值大但財務回報率並不高,且經常伴隨著腐敗和浪費。在其建設過程中,一些亞洲國家相對較弱的執行力、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和政局將是其最大的不確定性。

比如據中國南車研究院的一位人士透露,中國在沙特和土耳其的很多輕軌項目都是賠錢的,「而且是巨賠」。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斯里蘭卡也曾因總統換屆,於2015年3月初叫停了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投資的科倫坡港口城市項目,該項目造價約15億美元。

美國和日本是否最終會加入亞投行,是目前最大的懸念。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近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如果亞投行滿足融資方法等審查條件的話,日本可能參與(加入)討論。」

日本和美國擔心亞投行以中國的利益為先,成為中國用來輸出產品和製造業產能的工具。

但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則認為,要解決上述擔憂的最好辦法,是加入亞投行參與到其治理結構和規制辦法的談判之中來,而不是袖手旁觀。

對此金中夏的觀點是,亞投行的主導權行使,實際上也是有技巧的,「很多人說英法德意加入進來是我們的一個勝利,但是《金融時報》說,『似乎』中國贏了,為什麼?美國當年TPP是一個大國抓幾個小兄弟國家,先把建章立制完成,然後新成員進來不是談判規則,而是接受或不接受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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