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取得如此偉大的成績，取得這麽多寶貴的經驗，應該歸功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歸功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歸功於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我認為深圳作為最成功的經濟特區，作為一個經濟實力位居中國城市前三的現代化大都市，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在探索和完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中，是立了頭功的。深圳的探索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經驗。
經過30多年時間，深圳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個上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國際化的特大城市。截至2017年，深圳GDP總量位居全國各大城市第三，達到2.2萬億元，人均國民收入排名第一，達到18.31萬元，已成為國內最重要的高科技企業集聚和創新基地，全國第三大金融中心城市，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口，進出口總額在全國大城市中排名第一，達2.8萬億元，經濟總量與香港等量齊觀。這樣的奇跡，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
深圳的奇跡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深圳在改革開放和國家現代化進程當中的歷史地位究竟是什麽？這是研究深圳改革的現在和未來，需要回答的問題。
而只有了解深圳改革開放歷史，才能更客觀地評估深圳改革開放的現狀，也才能更好研究深圳未來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深圳在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主要有四個方面的作用：
（一）深圳是中國從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對外開放、將中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窗口。
改革開放前封閉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放棄階級鬥爭為綱，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並決定改革開放。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主要是從農村起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的改革，除了部分地區對少數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的試點外，實際上尚沒有真正展開，對外開放也處於準備階段和探路階段。
鄧小平是中國決定對外開放的最終決策者。鄧小平之所以決定對外開放，主要是看到了西方發達經濟體與中國的巨大差距，希望通過對外開放，引進資本、技術和先進的管理，使中國盡快富強起來。他到了日本後深深感到日本發展那麽快，我們落後了。在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親眼所見、親身體會，讓這位老革命家堅定中國要從封閉走向開放。
然而開放對黨和國家來講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沒有成功的經驗可資借鑒，並且也有一定的政治風險，完全要靠摸索。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在整個開放格局中需要有個地方或者叫“窗口”進行試驗。正如後來鄧小平對經濟特區的性質的概括：“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與此同時，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素有對外開放傳統的廣東省主政的領導人，也意識到國家封閉是不行的。當時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起飛，基本完成了工業化，人均GDP已達4080美元，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面對經濟繁榮的香港這座國際化都市，深圳乃至廣東有大量農民偷渡到香港去。廣東省委省政府承受著民眾大規模逃港的巨大壓力，因此當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以及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等領導提出要在毗鄰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國外的資金和技術，解決就業、發展經濟。這一設想得到了中央的積極回應。
這應該是深圳特區建設的初衷。隨著對外開放窗口的打開，深圳從最早的出口加工區的設計，慢慢調整為工業、商業、旅遊等綜合發展的經濟特區。借助中央給予的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加上梁湘為市委書記的班子的艱苦創業，在較短時間內，落後的投資環境得到了改善，逐步吸引到一批港資的“三來一補”企業。同時深圳利用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引進了大批內地外貿國有企業來深圳設立外貿窗口企業，使深圳也成為中國外貿進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基地。
這樣經過幾年的開發建設和內聯外引，深圳成為了內地封閉經濟與世界經濟對接的一個窗口，在中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探索和示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深圳實踐出了改善環境、引進外資、增加出口、增加就業、發展經濟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深圳模式。
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對深圳經濟特區給予了充分肯定，明確表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隨後決定將沿海14個城市整體開放，形成東部沿海對外開放的戰略大格局。應該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深圳這個地方建立了一個窗口，撕開了一個口子，進而實現了沿海14個城市的全面開放，從而使我國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融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
經過多年的發展，深圳的投資環境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除了港資以外，世界上知名的跨國公司也開始涉足深圳和珠三角，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宜的勞工、優惠的政策，建立它們的全球加工基地，從而使深圳和珠三角變身為“世界工廠”。多年來深圳一直蟬聯全國大城市當中出口總額第一的桂冠，出口總額曾占全國的40%左右，2017年深圳的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2.8萬億元，其中出口達1.65萬億元，占全國出口總額的10.8%。深圳乃至珠三角經濟的騰飛和世界工廠的地位，為深圳港提供了充裕的適箱貨品，使深圳港也成為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為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資本流入國做出重大貢獻。
因此，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從深圳實現突破和起步的。深圳特區建設和發展所取得的其他成績，應該說都是從發揮對外開放的歷史和戰略地位過程中派生出來的。
（二）深圳是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試驗場。
從深圳發展的歷史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場的作用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特區對外開放和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被逼出來的。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深圳特區成立時，城市的改革還沒有真正起步，在確定深圳興辦經濟特區之初，中央並沒有明確提出特區要搞市場經濟，只是特區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發揮好市場調節的作用。但深圳在建設初期的實踐中，特區的開發、對外開放和舊的計劃經濟之間難以調解的矛盾充分暴露了出來，逼迫深圳要沖破舊的計劃經濟體制，探索新的能夠保障特區建設的體制機制。
比如，深圳在特區建設初期，需要解決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物資、幹部、勞動力等發展要素問題，就和當時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管理體制、商品流通體制、物資分配體制、價格管理體制、幹部管理體制、勞動管理體制等發生了尖銳矛盾，倒逼著深圳去探索適應特區建設的新體制、新機制。又如，深圳特區要興辦來料加工企業，開展“三來一補”，擴大對外出口創匯，也勢必與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外資管理體制、外匯管理體制等發生沖突。
有沖突意味著要突破，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深圳在建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中國從計劃經濟突圍、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先鋒的角色，使深圳最早打破了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引進了市場經濟的因素和機制，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和市場機制，吸引和聚集了國內外大量的資金、勞動力、科技人才等各種發展要素，獲得了巨大的改革紅利和制度紅利。從1980年到1995年，在將近15年的時間里，深圳引領了全國市場經濟體制探索的潮流，成為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一個試驗場。或許也正是這些，才幫助深圳在短短30多年間就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了國際大都市。
深圳目前形成的高科技、金融、物流等支柱產業，從本質上講，也是多年來深圳率先進行的市場經濟為取向獲得的改革紅利和制度紅利，沒有長期在產權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科技管理體制、金融體制等方面的改革探索，沒有比較完善的市場環境和發展環境，深圳高科技產業是不可能崛起的。
（三）深圳是中國社會轉型、建設民主法制政治文明社會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由於深圳經濟特區具有毗鄰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幾十年來，深圳與香港乃至全球信息連通，跟國際市場高度融合，每天都有幾十萬人在深港之間穿梭流動。所以，香港的法制、民主、多元文化、廉潔政府、誠信透明等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深圳接觸得最早、感受得最深、受到影響最大。隨著深圳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經濟實力以及人們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深圳的社會和市民必然要求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也有相應的變革。
在實踐中，與國內其他地區相比，深圳在社會轉型方面先行一步，深圳的社會組織發育、基層民主自治、市民參政議政意識的形成、法制觀念的增強、政治生活的參與等，都領先於全國，實質上成為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探索者和先行者。雖然這一過程充滿了困難與曲折，很多嘗試甚至沒有得到延續，但它在促進中國社會轉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來深圳工作或者創業的人，對傳統的經濟、社會、行政、政治體制的弊端的認識和感受，都比較深刻。對改革創新、政治文明、民主法治等現代社會觀念大多充滿向往。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敢來深圳闖的人，大都有著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他們成為了深圳推動民主法制社會轉型、政治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他們在幾十年特區建設過程中不斷進行著努力探索。
比如上世紀80年代初，在蛇口就開始實行基層民主選舉、社會監督和內部競爭，由此還引發了一場蛇口風波。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深圳已邀請國內改革家和思想家對深圳的政治體制、行政體制改革進行系統設計，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系統設計未能在深圳進行實踐，但深圳仍然在盡最大努力，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不斷地推動著社會轉型和政治文明的建設。
我相信，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文明制度的建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大目標的大勢所趨，曲折是難免的，但方向是任何人都難以扭轉的。在這個過程中，在遼闊的大地上總會有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率先進行試驗和探索，而這種試驗和先行的條件與環境，內地的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地區，都沒有深圳這樣良好的社會基礎、氛圍和環境。
（四）深圳是保證香港回歸後繼續繁榮穩定的強大支撐。
深圳特區最早成立的時候，僅僅是借鑒香港的經驗，引進香港的資金，探索實行對外開放的新路子，中央並沒有賦予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職責。當時作為邊陲小鎮的深圳，也沒有能力和條件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多大的作用。但是隨著深圳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城市規模的擴大，深圳與香港的關系和地位發生了變化，兩地經濟社會的全面融合，使深圳實際上已經成為保證香港順利回歸後繁榮穩定的一個強大支撐。
1997年香港回歸時，深圳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可觀，當年深圳的經濟總量已達1130億元，進出口總額已達450億美元，並且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迅速增長，到2016年，深圳的經濟總量與香港已經持平。隨著深圳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現代化的建設，深圳對香港的經濟轉型、發展和穩定，提供了強大的支撐，也改變了深港長期以來形成的“前店後廠”的基本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制造業逐步轉移到深圳乃至珠三角，為香港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高端服務業升級，創造了歷史機遇。深圳在承接香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過程中，通過體制創新、科技創新，不斷推進產業升級，逐步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高端材料產業基地，同時在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務業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深圳的發展和崛起為香港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經濟和金融支撐，使香港能夠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型，從而提升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的地位。
如果說過去深圳的發展離不開香港的輻射和帶動，按現在的形勢看，香港和深圳在經濟上已經是等量齊觀、並駕齊驅、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未來深港將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之一，成為經濟高度一體化的“深港經濟共同體”。
（作者系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原副市長）
1980~1986年：計劃經濟體制的突圍時期
從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看，1980~1986年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突圍時期。從深圳特區建設的歷史看，這一時期是這座現代化大都市的奠基時期。
這一時期的歷史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第一，打開了深圳特區招商引資、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經濟特區建設之初，基礎設施差，外商對特區優惠政策尚在觀望等待，招商引資難度很大。深圳市提出了著名的招商引資的“螞蟻”政策，加大對率先來投資建設外資的支持力度，使之起到帶頭示範作用，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通過大力的招商引資，吸引了最早的一批港資進入深圳，包括第一家酒店，第一座加工廠等，迅速打開了深圳招商引資、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第二，改革舊體制、開啟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
辦特區、建城市，在深圳做的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會和舊體制發生激烈沖突，不突破舊體制的包圍，就無法推動城市建設、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每一次碰撞，實際上就是對舊體制的一次突圍，對新體制的一個探索。通過突圍和探索，使深圳不僅成為了開放的前沿和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而且成為改革舊體制、建立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試驗場。
——金融體制改革。辦特區中央和廣東省沒有給錢，深圳提出利用外資或銀行貸款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銀行的錢是按企業和國家計劃分配的，不允許借出來搞基礎設施建設。因此，深圳的做法實際是對計劃經濟體制下銀行管理體系的沖擊和探索，利用外資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更是對傳統外資外貿管理體制的大膽突破。
——價格體系改革。在計劃經濟下，各種物資靠國家計劃調撥，價格由國家統一定價。而特區建設沒有納入國家計劃，無法獲得國家計劃內的各種物資，包括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而特區建設既要有相應的糧食、蔬菜、副食品等生活資料，更需要大量的鋼材、水泥等生產資料。為此，深圳推動了價格的改革，放開價格管制，利用市場機制，發展商品市場。通過價格改革，使深圳在上世紀80年代全國價格雙軌制的特殊條件下，用市場的機制解決深圳建設和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物資，其中包括糧食、蔬菜、副食品的價格放開，在全國率先取消實行了幾十年的各種票證。
——勞動人事管理體制改革。特區建設需要大量的幹部和職工，但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幹部和職工都是部門所有制、單位所有制，不能跨行業、跨地區流動。深圳對傳統的勞動和幹部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包括：對幹部實行公開招聘，打破人才的單位所有制；發展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橫向流動，對工人實行勞動合同制和結構工資制。從而通過用人制度的改革，勞動力市場以及工資制度的改革，用經濟的手段和市場的手段，使一批批的幹部和工人很快湧進了深圳經濟特區。
——施工建設體制改革。在傳統的建設施工體制下，施工單位只是政府有關建設主管部門的附屬單位，按建設主管部門指定的計劃任務進行施工建設。深圳特區建設初期，沒有自己足夠的建設隊伍，無法滿足大規模建設對施工隊伍、建設成本和工程質量的要求。為此，深圳市被迫實施“建築工程施工招標制度”，發展建築市場，通過招標，把全國的建築施工隊伍吸引到深圳。通過市場機制，也降低了工程造價、提高了施工質量，創造了深圳速度，這是對國家建設施工管理體制的重大突破。
——土地使用權制度改革。興辦特區，引進外資，舉辦各種企業，都需要給外商建廠房、提供土地，必須與外商簽訂土地使用合同，而土地使用合同實際上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在當時是有違國家法律的。深圳借鑒香港土地制度的經驗，實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發展土地市場，這項改革的試驗和突破，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起到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第三，提出深圳經濟特區要實行“四個為主”方針。
深圳市按照鄧小平和中央關於特區建設的總方向，根據深圳建設的實踐，最早提出深圳要實行“四個為主”的方針，即“建設資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資為主，經濟結構以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為主，企業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經濟活動在國家計劃經濟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
其中以外資和三資企業為主，實際上是對所有制結構改革的重要探索；以工業為主，意味著深圳特區不僅從事農業和“三來一補”加工業，而且提出了實現工業化的目標；產品以外銷為主，實際上是提出了發展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新模式，為後來國家提出“大進大出”沿海發展戰略提供了成功的示範。“以市場調節為主”雖然當時理論界有人提出和探索，但作為以市場經濟調節為主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的地區和城市，深圳是全國第一個，深圳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改革實踐，對中國確定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大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深圳這一時期的改革大體上是“以破為主，立在其中”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時期。經過幾年的改革開放的大膽探索和艱苦創業，在深圳，舊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新機制已經發揮重要作用；對外開放的大門已經打開，外向型經濟已經起步，城市建設已初具規模，為特區建設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1987~1993年：市場經濟基本框架的搭建時期
從1987年到1993年的7年時間里，深圳通過“以立為主，破立結合”的大膽試驗，初步搭建了深圳市場新經濟的基本框架。
這一時期的歷史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力推進所有制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培育了多元化的市場競爭主體。
這一時期深圳大力引進三資企業，尤其是高度重現引進香港大財團和國外跨國公司來深圳投資發展，其中，引進了香港和記黃埔李嘉誠先生參與鹽田港的開發，使鹽田港在數年後成為全球最大的集裝箱專用碼頭；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有組織地對民營科技企業進行培育和扶持，出臺了全國第一個《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在全國第一次提出，舉辦民辦科技企業不僅資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標、專利、技術等可以以無形資產入股，這項規定使深圳誕生了像華為這樣的世界級大公司，為深圳高科技產業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體制機制的基礎。
深圳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推進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證券市場的建立。1986年，深圳開始了全國最早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試點，市政府出臺了《國營企業股份制試點的暫行規定》，一些國有企業根據規定進行股份制改造，一些企業一開始就按照股份制的要求發起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有的還向社會公眾發行了股份。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等股份制企業相繼成立，並成為支撐深圳特區迅速發展壯大的企業集團。
第二，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逐步形成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比較規範的運作機制。
深圳除了繼續完善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建築市場、土地市場等專業性市場外，特別重視和大力推動證券、外匯、保險、基金等資本市場，為深圳成為全國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深圳建立了外匯市場，即“外匯調劑中心”。深圳市企業出口創匯，可以不到中國銀行結匯，直接到外匯調劑中心調劑，需要外匯也可直接到調劑中心購買，這是外匯管制制度的重大突破，對於深圳這樣一個外向型經濟的大城市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深圳證交所的成立，帶動了證券、基金、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業的發展，不僅引領了深圳高端要素市場和高端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奠定了深圳在全國資本市場體系中的重要位置，而且對深圳國有企業的改革，對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深圳市民增加資本性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起了積極重要的推動作用。1992年2月，我國第一個產權交易機構“深圳市產權交易所”也正式開業，促進了深圳產權交易市場的發育和完善。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通過拍賣建立土地交易市場，也是一項對全國影響深遠的重要改革。這項改革不僅促進了《憲法》的修改，對中國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影響也都是巨大的。住房的商品化改革，也是深圳在全國範圍內最先探索的一項重要改革。
1988年深圳第一次提出“雙軌三模式”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即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決公務員和教職工事業單位的住房；市場提供商品房，由房地產公司開發，市場銷售；第三種是微利房，面向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困難職工。深圳的住房制度改革大體上借鑒了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成功經驗。既解決了大多數公務員、事業單位和企業員工對福利房、保障房的需求，又滿足了少數富裕起來人士對商品房的需求。可惜，由於多種原因，深圳的住房制度改革未能堅持下去。
第三，推進政府機構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探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管理框架。
在這方面，深圳主要推動了兩項重要改革措施。
一是借鑒新加坡反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經驗，結合深圳的實際，在全國率先成立政府監察局，探索政府內部決策、執行、監督三者既分工協調又相互監管制約的政府運作新機制，加強對政府運作內部的監督，以保持政府的廉潔、高效，改善黨風、政風，監督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落實情況。
二是率先成立投資管理公司，開啟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改革的序幕，探索了政資分開、政企分開，以產權為紐帶加強國有資產管理的新路子。在上世紀90年代成立投資管理公司的基礎上，深圳又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逐步形成國資委—投資管理公司—控股國有企業三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把國有企業以政府的附屬物推向市場，逐步成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為全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監管體制的改革提供了豐富經驗。
第四，探索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框架。
1986年深圳作為全國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試點，借鑒新加坡等的經驗，在蛇口探索企業建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基礎上，深圳建立了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制相結合、職工自我保障和社會共濟相結合的涵蓋養老、醫療、工傷的社會保障制度，先後出臺《深圳市社會保險暫行規定》《職工養老保險及住房公積金實施細則》《職工醫療保險實施細則》等，為全國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五，提出“按國際慣例打籃球”的方向，構建按國際慣例運作的對外開放新體制，為各種所有制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深圳是最早提出要成為率先按照國際慣例運作的新體制地區之一。圍繞這一目標，深圳在外貿管理體制、外匯管理體制、企業產權體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以及各種重要市場等方面進行了系統改革，使深圳的改革逐步從單項突破向綜合配套方向轉變。
此外，深圳經濟特區還爭取到了最重要的資源——特區立法權。經過長達5年的不懈努力，1992年7月1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關於授予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的議案》，授予深圳特區立法權。特區立法權的獲得，為推動深圳的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建設產生了重大作用。
經過從1986~1993年這七年的大膽探索和勇於改革，深圳經濟特區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鄧小平同誌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對深圳改革取得的成績和經驗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1993~1998年：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完善時期
經過前兩個時期的改革探索，深圳市場經濟的框架逐步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在不斷深化。特別是鄧小平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市場經濟最終正式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從而為深圳經濟特區的改革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臺。1993年開始，深圳的改革進入了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主要任務的新時期。
這一時期的歷史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基本方面：
第一，推動產權制度改革，把財產占有社會化作為產權改革的總方向，為深圳不同類型的產權改革和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深圳市不僅全力推動國有企業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還特別提出企業要實行員工持股，實現財產占有社會化。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力推市屬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實行產權主體多元化，並通過上市公司實行產權的社會化，當時深圳證交所上市公司中，深圳國有企業占有很大比例。在民營高科技企業領域，全力推動技術、管理、專利等生產要素入股，成就了華為、中興等一批深圳高科技企業的迅速發展。在一批中小國有企業中，大力推廣經營者和員工持股，出臺了《深圳市國有企業內部員工持股試點暫行決定》，從而為金地、華強等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進行產權改革提供了依據。
第二，在全國率先進行政府審批制度改革，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政府進行大膽探索。
在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中，深圳明確提出了“政府培育市場，市場解放政府，政府解放企業，企業解放生產力”的指導思想。此外深圳還提出“兩轉”，即政府轉變職能、企業轉變機制；建立“三無”、“四跨”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使特區企業向無固定經營範圍、無固定地域界限、無上級主管部門和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地區、跨國界經營的目標發展。這些觀點和意見在全國都是相當超前的。
在審批制度改革方面，深圳提出政府要從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向市場經濟的管理方式轉變。1997年初，在全國率先進行政府審批制度改革，隨後市政府成立審批制度改革領導小組，正式發布實施《深圳市政府審批制度改革方案》。1999年2月還以政府令的形式發布施行了《深圳市審批制度改革若幹規定》，在這一輪改革中，深圳市政府部門和單位審批事項減少了418項，減幅57.8%。深圳進行的審批制度改革，拉開了全國以轉變政府職能為主要內容的政府改革的序幕，為在全國進行的審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第三，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五大體系和形成市場經濟的四大運行機制。
深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不斷探索，在改革市場運行主體，完善要素市場、資本市場，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都有了新的進展，使深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在此基礎上，深圳市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五大體系和四大機制”的目標，五大體系包括:一是由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產權市場三個層次構成的市場體系；二是建立介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為發展生產力服務的多層次、多功能的社會服務體系；三是建立包括離退休保障、待業保障、住房保障、醫療保障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建立法律體系，提出要充分利用好深圳的立法權，利用法規和規章來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五是建立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體系，政府由向企業下達生產分配的指令性計劃轉向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近期經濟發展規劃和城市建設規劃。四大運行機制包括：發展的動力機制，市場的壓力機制，法律的強制力機制，道德的自制力機制。
1998~2015年：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時期
從1998年開始，深圳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建立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資本市場服務體系。
深圳早在1995年就提出，一方面要對原有的“三來一補”企業實行穩定、提高、升級的方針；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為了實現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戰略任務和目標，深圳陸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
一是建立“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對整個園區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政策、統一開發、統一管理，加快招商引資步伐。
二是建立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綜合配套的政策體系，包括擴大投資融資渠道、加大人才引進、增加科技投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科技骨幹人員持股以及在稅收優惠、土地政策等方面采取了切實有力的政策措施。
三是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全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為依托、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開發體系。
四是建立完善科技投入體系，增加科技投入，積極探索建立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機制。積極推動深交所的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的籌建，為高科技的中小企業提供方便的融資渠道，為風險資本投資高科技企業營造一個正常的退出機制。
五是舉辦“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推動了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國際化以及促進國家、地區間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
第二，推動特區外農村城市化，為特區內外一體化建設發展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90年代初，深圳就進行了第一次農村城市化的改革，將特區內原來的農村基層組織納入城市行政管理體系，將村辦企業改造成股份合作公司，將幾萬農民一次性轉為城市居民，並撤銷了寶安縣，成立寶安、龍崗兩個區。第一次農村城市化改革為促進深圳特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城市的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隨著深圳經濟的迅速發展，特區內中心城區現代化大都市已逐步形成，但占深圳土地面積、人口絕大多數的特區外的寶安、龍崗，由於行政、經濟、社會管理體制的差異，各區甚至各鎮各自為政，使特區外的規劃、發展、管理處於無序競爭狀況，不僅影響了特區外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給深圳城市的規劃、建設和重大產業布局帶來很多問題。
為此，深圳借鑒90年代初特區內農村城市化的經驗，推動了特區外農村城市化這項事關深圳全面建設發展的改革。在行政管理體制上，撤銷鎮級建制，建立適應城市管理需要的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在經濟組織上，將原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造成規範的股份合作公司；在規劃建設方面，對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社會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進行全市統一規劃；在土地制度上，將原屬於集體所有的土地一次性轉為國家所有，解決了幾百平方公里城市建設和產業發展遇到的空間和土地問題，同時為當地居民留有宅基地和必要的工商發展用地。此外，對27萬原非農業戶口的原居民，一次性整體轉為城市戶口，並納入全市的養老和醫療保險體系。
第三，基本完成了市屬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調整，初步建立了一套適應市場經濟的國有企業運行體制和機制，為全國的國企改革提供經驗。
深圳在特區建設初期基本上沒有國企，但隨著特區的建設和發展，深圳利用國家的優惠政策以及特區發展的機遇，在上世紀80、90年代也建立了一大批市屬國有企業。這些國企為特區的建設和發展做出過歷史貢獻。但隨著90年代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激烈競爭，國企的體制機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絕大多數國企在競爭性領域處於劣勢，無法生存下去。21世紀初，深圳根據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布局調整的要求，根據深圳的實際，對競爭性領域處於劣勢的工業、流通、商貿、建築等領域的國有企業，以經營者員工持股的方式進行產權改革，實行改制退出，對國企員工轉化身份，進行經濟補償，納入社會保障制度，基本完成了國企產權改革和布局調整任務，使大部分國企和員工走向市場。
2005年後，深圳在推動企業的重組、企業內部機制轉換、大型企業引進戰略投資者、建設施工企業的改制、做強一批產業集團、加強國有企業的監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經過若幹年的大膽改革，深圳市屬國企布局結構大體合理，國有資本的監管體系基本到位，企業內部的合理法人治理結構基本形成，國有企業的內部經營體制大體上與市場經濟接軌，企業的自我發展能力、內部的管理水平、企業的競爭能力大大提高，市屬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在全國處於領先水平，應當說，深圳基本上完成了國企改革任務，為全國的國企改革提供了經驗和示範。
第四，率先啟動事業單位的改革，為國家推動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做出貢獻。
國有企業改制調整任務基本完成後，深圳市改革的重點選擇了事業單位改革，2006年正式在全國率先啟動事業單位的改革。事業單位是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主要載體，事業單位的改革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體制的原因，事業單位人員多、成本高、效率低、服務差，雖然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財力，但社會反映仍強烈。同時，事業單位在機構、人員、經費等方面與黨政機關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改革事業單位會涉及到黨政機關人員的切身利益，因此阻力也很大。
深圳事業單位改革分兩步：
第一步分類改革，把事業單位分為三類：部分單位轉為國有企業，部分單位回歸政府部門，部分仍保留事業單位。在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中，有三分之二的事業單位仍保留了事業單位性質，改革中這些單位的職工利益基本沒有受到損失，因此阻力不大。回歸政府並承擔政府職能的事業單位是個別的，這些單位實際上是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們是擁護改革的。轉為國有企業的事業單位有124家，這些單位要推向市場，告別由政府財政包養的大鍋飯，要在未來市場競爭中求生存，壓力很大。這些事業單位的員工轉企業後，退休後待遇要納入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體系中。由於體制上的原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水平比事業單位的員工要低得多，因此他們是這次改革的利益主要受損者。雖然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中，也采取了一些過渡、照顧等措施，盡可能減少他們退休後與事業單位的待遇差距，但部分員工的利益損失難以完全避免，因此改革的阻力大、任務重。在事業單位改革過程中，經過努力，分類改革做得比較好，為全國的改革提供了經驗，國務院後來出臺的全國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方案，基本是在深圳方案的基礎上制定的。
第二步深化事業單位內部的改革。市政府先後推出了事業單位體制機制改革創新7項內容，包括取消事業單位行政級別、實行人員崗位聘用制、建立事業內部法人治理結構、設立法定機構、財政對事業單位從“養機構、養人”轉變為“以事定費”和“購買服務”等。但事業單位內部機制的改革，由於一些原因，進展並不順利，很多改革措施並未完全落實。
第五，推動“大部制”機構改革，發揮深圳在改革開放中先行先試的示範帶頭作用。
2009年，深圳出臺大部制改革方案。深圳市政府啟動的大部制改革一次性削減了15個政府工作部門，精簡了三分之一的機構，並按照“委局辦”分設的原則重新調整了整個政府架構，根據政府決策、執行、監督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重新組建了7個委員會、18個執行局和6個辦公室，共31個政府部門。大部制改革的目標是，減少部門或機構數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部門之間溝通和協調程度，減少職能交叉，降低政出多門和推諉扯皮，提高行政效率；建設小政府，給市場更多空間，更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等。應該說，深圳的這次大部制機構改革，方向正確，對於政府轉變職能、提高效率、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型政府有著重要意義。
第六，推動商事登記制度改革，為國務院推動簡政放權改革提供重要的經驗和示範。
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是對傳統公司登記制度的一個顛覆性改革，它是深化政府審批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和監管方式、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一項重要改革。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包括：建立商事登記主體資格與經營資格分離，審批監管相統一的登記制度；實行註冊資本認繳制度；實行“三證合一”，公司註冊網上登記，取消企業登記年審制等。
深圳商事登記制度的改革，創造了優良的營商環境，減輕了企業負擔，激發了創業熱潮，促進了政府審批和監管方式的轉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七，深化社會組織改革，促進深圳社會治理現代化，培育出多元化的社會主體。
社會組織的改革是深圳的改革由經濟體制改革為主逐步轉向社會體制改革的標誌之一。深圳這次改革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降低門檻，簡化審批，鼓勵發展；二是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取消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部門，消除社會組織的行政化；三是打破對行業協會的壟斷，突破“一業一會”、“一區一會”等限制，鼓勵社會組織多元化和競爭。這項改革對深圳城市和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尤其是對促進深圳公民社會的發育和完善具有深遠意義。改革後兩年左右，深圳社會組織的數量由改革前的4000多家發展到10000多家。
第八，推動前海開發，搭建深圳改革開放高端平臺。
深圳在上世紀80、90年代就曾提出“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大膽設想，將深圳和香港緊密連為一體，形成人員、貨物、資金自由流動的特別關稅區。但由於多種原因，這個設想未能落實，而前海的開發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過去幾十年深圳追求的大特別關稅區的一個縮小版。
雖然前海開發建設遇到不少困難，目前還處於建設時期，開發建設進度較慢，在建設中還面臨著很多的問題需要研究，但通過前海的開發，可以加強與香港金融等高端服務業的合作，促進深圳經濟的升級轉型，探索真正按照國際慣例和國際商業運行體制的新模式，不僅可以使深圳的改革開放和城市建設再上一個大臺階，而且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促進香港的繁榮做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長）
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深圳不僅建成為2000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僅次於上海北京的第三大經濟中心城市，創下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深圳質量，還在探索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方面，為中國四十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偉大歷史轉變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客觀總結分析深圳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對進一步將深圳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深圳的改革開放經驗不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大量並具體的。從全局的角度看，深圳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創造的基本經驗大體上有以下四個方面。
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不動搖
從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國共產黨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逐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時代特征。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是創辦深圳經濟特區的最重要決策者。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把深圳作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最重要試驗場，對深圳特區一以貫之地予以堅定的支持。尤其是在深圳特區改革開放遇到特殊困難的關鍵時刻，是鄧小平鮮明且堅定的支持，使深圳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不斷開拓新局面。
比如當1985年前後，深圳特區面臨著“外國租界”“走私通道”“內地輸血”“一夜回到解放前”等外部輿論壓力之時，鄧小平在1985年8月1日會見外賓時明確指出：“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又如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並在深圳發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中，他指出“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他並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等著名論斷。
小平同誌視察南方談話，不僅肯定了深圳改革開放的成就經驗，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從而為深圳更進一步改革開放創造了歷史機遇。完全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深圳經濟特區，沒有鄧小平的堅定支持，就不可能有深圳特區今日的成功。
對鄧小平這位歷史老人，深圳人民心存感激之情。是深圳在全國樹立起第一幅鄧小平畫像，樹立了第一座小平同誌銅像，每年鄧小平同誌的紀念日，深圳人民都會自發地向小平同誌獻花致敬，以表懷念和感恩之心。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深圳歷屆市委、市政府和幾代深圳人，不管遇到什麽樣的困難和風雨，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小平同誌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不動搖，不斷探索和實踐，為豐富改革開放的偉大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比如，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上世紀80年代深圳特區建設初期，老一輩的“開荒牛”們就解放思想，堅持市場調節為主，提出“建設資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資為主，經濟結構以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為主，企業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經濟活動在國家計劃經濟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四個為主的方針，並通過價格改革、各種要素市場的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探索，使深圳最早從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下突圍而出，開辟了一條通向市場經濟的探索新路。
又如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深圳最早沖破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束縛，大膽探索和實踐證券、股票、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堅持以小平同誌關於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大膽吸收和充分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幾十年來，深圳在制定和實施各種經濟體制改革方案時，基本上沒有發生“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從而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歷史緊迫感和務實精神，造就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並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取得了深圳質量和深圳效益的輝煌成功。
再如在“姓公姓私”的問題上，深圳幾十年來也按照小平同誌的理論勇於實踐和探索，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建設資金以外資為主的發展方針，大膽引進香港和國外資本投資特區建設；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在全國率先進行以股份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出臺鼓勵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的政策。
小平同誌視察南方談話後，深圳把財產占有社會化作為產權改革的總方向，為不同所有制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良好外部環境。進入21世紀初，深圳又對國有企業布局進行大規模調整，將競爭領域的劣勢企業整體退出，使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運營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目前民營企業在深圳所有制結構中占絕對比重，湧現出了華為、騰訊、中興通訊等世界級高科技企業，以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全球著名金融企業，國有企業在保障城市運營、公共服務、城市安全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形成了深圳獨特的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
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實踐，深圳特區在改革開放中也必然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包括改革中出現的不完善甚至失誤。每當深圳的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和社會進步遇到一些問題時，深圳總是從改革的角度分析問題，以不斷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決和完善這些問題，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總方向不動搖。
比如，當上世紀80年代改革中遇到一些企業和人員利用匯率差進行套利，幹擾外匯秩序，甚至與有關政府部門內外勾結、倒賣外匯指標、進行經濟犯罪時，深圳大膽地通過建立外匯調劑中心，利用市場的機制手段解決匯率差的問題。在土地轉讓、建築工程、國企改制、金融等領域出現腐敗和不正之風時，深圳通過建立土地轉讓市場、建築招標市場、產權交易市場、資本市場等改革的方法，去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又如，為解決政府工作人員在市場經濟中出現腐敗的問題，深圳在上世紀80年代第一個借鑒中國香港、新加坡等的經驗，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行政監察局。進入21世紀後，又探索政府體系的決策、執行、監督相對獨立的方式，並通過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從制度、體制、機制等方面，綜合性解決政府公務人員的廉潔問題。再如，為解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部分社會成員生活困難的問題，深圳通過改革政府財政體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開展同富裕工程等改革的方式，探索解決經濟發展起來後出現的新問題的制度、體制和機制。
改革開放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當前社會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包括腐敗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大、生態環境惡化、公共服務不足等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矛盾和問題，除了與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增長水平以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有關，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不配套，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倒退造成的，而不是改革開放必然帶來的，更不是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方針出現了重大偏差造成的。
比如社會上嚴重的腐敗問題主要是市場體制不完善、政治體制改革不配套、權力得不到監督約束帶來的；公共服務不足，主要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及時從根本上得到轉變帶來的；收入差距大，主要是壟斷行業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財政制度改革滯後帶來的。
因此，解決當前社會上存在的這些問題，不能采用“左”的觀點和主張，否定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采取經濟上倒退到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產、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方法；而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領域各項改革。四十年我國取得的偉大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而要解決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也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這也是深圳經濟特區四十年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一條基本經驗。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偏離
在四十年間，深圳從幾萬人口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國際化大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奇跡，從制度層面來看，應該歸功於堅持市場取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目前，最能代表深圳改革開放特征的是“市場機制”+“民營經濟”的發展格局，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和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制度是深圳經濟成功的最根本的制度、體制、機制方面的保障，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無疑是深圳改革開放的一條基本經驗。
自1980年成立特區開始，深圳就踏上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探索之路。幾十年來，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和完善過程中，雖然每個階段提法不同、重點不同、取得的進展快慢不同，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方向始終沒有發生大的偏離，並且經歷了不斷探索不斷完善的複雜過程。
在上世紀80年代特區建設初期，在全國總體上實行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北京理論界還在討論價格改革“以放為主”還是“調放結合”時，深圳特區的開拓者已經在實踐上大膽進行價格改革，在特區建設過程中放開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建立各種商品市場，初步發揮市場在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基礎作用，以市場機制、價格杠桿解決了深圳建設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深圳在市場主體和要素市場建設方面又邁出了更大步伐，市場體系的基本框架大體形成，從而使特區克服了1985年前後因全國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給特區發展帶來的困難，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方面上了一個大臺階。
比如，通過股份制改造和證券市場的建立，吸引大量資金湧入深圳，奠定了深圳作為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基礎；通過鼓勵民辦科技企業的發展，允許技術、專利、商標等無形資產入股辦企業，吸引全國科技人才南下創業，誕生了華為等一批全國高科技企業；通過勞動工資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吸引了幾十萬勞動力，滿足了深圳“三來一補”制造業的用工需求，為深圳及珠三角世界工廠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對幹部人事制度、工資制度的改革，吸引內地一大批優秀人才參加特區建設，形成了上世紀90年代初“孔雀東南飛”的全國人才大流動的格局等。
21世紀初，深圳又以產權改革為主線，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大調整，國有企業從商貿、流通、工業、建築業、服務業等競爭性領域退出，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使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保障城市安全的領域，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結構，為深圳的產業結構調整、高科技發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了牢固的產權制度保障。
2010年以來，深圳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把重心放在了政府轉變職能上，通過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和大部制機構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營造各種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的良好投資環境上，並通過必要的產業政策和優化創新創業環境，引導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使深圳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高科技產業基地，使服務業的比重達到58%，基本上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深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表明，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市場與政府、民企和國企之間的關系。凡是堅持了正確的以市場為改革取向、處理好這兩對重要關系的時候，就會大大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凡是工作中發生偏差或失誤的時候，經濟社會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和損害。
比如在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上，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凡是政府直接投資或直接主導的競爭性領域的大規模建設項目，包括電子信息、汽車以及其他高科技項目，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在本世紀初，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市場的導向，提出了發展重化工產業、汽車產業，建立化工產業基地等規劃和政策，基本都沒有達到制定的目標。相比之下，深圳發展過程中凡是堅持以市場為主導的一些產業，包括信息通訊產業、互聯網產業等高科技產業，都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最終成為支撐深圳經濟發展的頂梁柱。隨著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深圳產業結構自身不斷得到優化和調整，政府用不著花氣力用行政手段去督促企業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
在處理民企和國企的關系上，深圳也經過了艱難探索，走過彎路，付出過代價。
上世紀90年代，由於對國企發展的規律和特點認識不足，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動用很多資源，在市場競爭激烈的工業、商貿、建築業、服務業等方面發展了一大批國有企業，結果到21世紀初大批競爭性領域的國企都難以生存，被迫進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通過國企布局調整，市政府集中精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力支持民企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民營經濟無論是在企業數量、質量、效益，還是在GDP的貢獻、稅收、就業等方面，都占絕對優勢，使深圳成為全球現代制造業基地、高科技創新中心和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商貿物流中心，孕育出一大批如華為、騰訊、比亞迪、順豐、平安保險等全球知名的民營企業。
堅持解放思想、敢闖敢試的精神不懈怠
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中說到：“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這是對深圳改革開放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深圳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在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實踐中，深圳敢闖敢試的基本經驗和精神，大體上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於突破傳統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的束縛。其中既包括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敢於沖破計劃與市場、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束縛，進行大膽探索，也包括上世紀80年代蛇口工業區進行的基層民主的試驗，這些探索和實踐對全國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全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歷史證明，深圳在思想觀念上的解放思想，為在實踐中敢闖敢試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為全國提供了生動活潑的改革經驗。
二是敢於突破舊體制的束縛，探索改革的新路子。在特區建設初期從計劃經濟體制中突圍的過程中，無論是放開生活資料價格的改革，還是引進外資的對外開放；無論是企業內部勞動工資制度的改革，還是建築市場招標、生產要素等市場體系的建立，都對當時全國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巨大沖擊，受到過一些有關部門和人的嚴厲批評，承擔了政治上的巨大風險。當上世紀80年代全國還在進行計劃與市場的理論討論時，深圳已經在實踐中撕破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闖出了一條新的路子。
三是敢於突破阻礙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深圳改革的實踐表明，每一項改革舉措和探索，幾乎都要不同程度地突破既有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如果完全遵守國家、省有關部門的政策、法律法規，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突破進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深圳率先借鑒香港土地制度的管理經驗，對土地使用權進行轉讓、拍賣。
四是深圳在幾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敢闖敢試的經驗，不僅敢“破”，而且也敢於“立”，敢於創新，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改革、勞動工資改革、要素市場建立，還是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股票證券市場、資本市場、科技體制創新、審批制度改革，以及21世紀以來的事業單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社會組織改革等，深圳在推行這些重大改革時，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並沒有對這些改革提出具體要求，都是深圳根據現實需要，主動提出改革方案且大膽實驗，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深化，很多成功經驗隨後得到了上級部門的認可並在全國推廣。
五是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國家有關部門對工作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深圳在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對上級部署和要求的改革事項，基本都不會照抄照搬，而會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在不違背國家對改革總的原則的前提下，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使之更好地發揮實際效果。
比較典型的包括上世紀80年代中期，正值深圳特區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進入高潮時期，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對全國基建規模進行大幅調整壓縮，如果完全按照國家有關部門的壓縮基建規模的要求，特區建設要受到重大損失和影響。對此，深圳一方面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和建議，一方面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采取有保有壓、分類處理的方式，把對深圳特區建設的不利影響減少到了最低程度，基本保證了特區建設有序進行。
21世紀初，深圳根據國家設定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布局調整的總方向，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對國有企業的結構進行了根本性調整，將競爭性領域的劣勢國企整體退出，使國有資本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保障城市安全運行。
深圳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處處有風險，每一項重大改革，無論改革過程怎麽講究策略、方式、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非議、不滿甚至得罪一些人，因此，深圳在敢闖敢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無論推動哪一項重大改革，都不僅做出了艱難的努力，克服了大量困難，而且也往往會付出很大代價。
從具體的某一項改革而言，深圳的改革總是在“臭三年，香三年”的循環中不斷重複。在探索試驗過程中，往往會先受到有關方面的批評、指責，待改革取得理解尤其是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時，又往往受到有關方面的肯定乃至推廣。從具體推動某些改革的個人來講，其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多方面的，有些同誌受到非議、批評甚至受到批判，有些還受了處分，並且影響到了他們的發展。
“摸著石頭過河”，充分發揮基層改革創新的積極性
“摸著石頭過河”是對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在路徑和方法上的精辟概括。深圳經濟特區既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開放策略的最大試驗之一，同時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又豐富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使之成為一個成功案例。
在上世紀80年代啟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應該說是大體明確的，即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閉關鎖國轉向對外開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系轉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但如何實現這三個轉變，在路徑和方法上並無先例,並且面臨著巨大的政治、經濟、社會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依照“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中國采取了漸進式改革開放的路徑，在農村改革上通過“包產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式進行試驗,在城市改革和對外開放上，則通過廣東先行一步辦特區來探索。
即使在1984年小平同誌視察深圳，並對深圳給予充分肯定後，仍然對深圳的試驗抱著謹慎觀察的基本態度。小平同誌1985年講過：“對於深圳經濟特區，我還是兩句話：第一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深圳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並不矛盾，我國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試驗，從世界的角度講，也是一個大試驗。總之，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我們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直到1992年小平同誌視察南方，對深圳經濟特區的全面改革開放的系統探索和經驗進行了全面肯定，發表了重要談話，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深圳經濟特區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也是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不斷探索、不斷試驗、不斷總結反思、不斷完善提高的艱難過程中走過來的。無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打開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突圍的過程中，一系列“以破為主，立在其中”的各項重要改革的突破過程中，還是80年代中後期和9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建立過程中，一系列“以立為主，破立結合”的新體制框架搭建的改革試驗中，以及在上世紀90年代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眾多領域推出的改革舉措，大體上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的前提下，通過問題導向，經歷了發現問題、改革試點、不斷完善、在全市推廣的過程。
在深圳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改革中，深圳既創造了許多成功的改革經驗，也出現了少數不成功甚至失敗的教訓，還發生過一些改革經歷不斷反複、改來改去的案例。
造成一些改革或成功、或失敗、或反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苛求在深圳改革開放實踐中歷盡艱辛的同誌，而應該看成是改革探索中的正常規律，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路徑、策略、方式的必然現象。從某種角度來說，深圳成功的改革經驗是寶貴的，個別失敗的改革教訓也是寶貴的。個別失敗的教訓可以為全國的改革、為後來的改革提供難得的警示和參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避免更大範圍的損失和代價。
深圳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中，很好發揮了毗鄰香港的優勢，借鑒了香港、新加坡成功的經驗，使之成為深圳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要參照系，從而少走了彎路。深圳和香港在歷史上同屬於一個行政區域和嶺南文化之中，兩地在人文、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上世紀80年代，廣東、深圳湧現出一批思想解放、視野開闊的改革人物，應該說與毗鄰香港這個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作為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和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經過100多年的長期發展，香港已經形成了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也是小平同誌選擇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主要因素。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尤其是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不僅為深圳的建設和發展輸送了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輻射和帶動了深圳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也作為參照系為深圳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過程中，幾乎每逢遇到問題，或進行某項改革試驗時，深圳基本上都是首先采取包括“請進來”“走出去”等不同形式，去學習借鑒香港的經驗。
在“請進來”方面，深圳每年都舉辦大量的座談、交流、咨詢、演講等活動，邀請香港各界人士咨詢、指導解決深圳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城市建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深圳各級政協中，香港委員數量之多，發揮作用之大，是國內各地難以比擬的。
在“走出去”方面，深圳多年來從政府各部門到企業、社會，派出了數不清的各類人員到香港、新加坡開展調研、考察、培訓活動。通過學習和借鑒香港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使深圳在改革開放中所制定的各項改革舉措視野廣、起點高、針對性和操作性強、重大缺陷和失誤少，可以說香港、新加坡是深圳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立的“老師”。
深圳幾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證明，“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的改革開放路徑、策略、方式、方法是正確的。中國的改革開放采取逐步實踐探索的方式，充分下放權利，尊重基層經驗，鼓勵各級幹部和群眾敢闖敢試，調動各方面改革開放的積極性，並及時將基層成功的經驗上升為中央高層的決策，在全國推廣。這種一步一步的探索實踐，既堅持了改革開放的基本方向，實現了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又有效規避了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大失誤和重大風險；既強有力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又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基本穩定，走出了一條以“摸著石頭過河”為基本特征的漸進式的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之路。
（作者系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