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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吏關乎天下興亡

明末名臣祁彪佳有《陳民間十四大苦疏》，說到對百姓的各種盤剝壓榨，其中多半是基層社會潰敗崩潰、各級小吏恣意妄為的情況。（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

讀《明史》，有兩件事頗可註意。李自成年幼牧羊，後來“充銀川驛卒，善騎射，鬥很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捕之，將置死地，脫去為屠”。張獻忠是軍人，因為犯法當處死，但是“主將陳洪範奇其相貌，為請於總兵官王威，乃逃去”。這兩人的逃逸都是因為基層官員處置不當。分析明朝敗亡的文字太多了，孟森先生簡要寫過“天崇兩朝亂亡之炯鑒”，認為“至崇禎朝遂以亡明，蓋由外困於建州，內民生日蹙故耳”。他也談到明代軍事制度的失敗導致國家無力應對內亂外患。不過一些日本和歐美學者還註意到明代特有的“廣泛的社會不安與混亂”：因為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各階層的身份認同遭到破壞，“反叛精神在社會中的那種喧囂和彌漫”成為晚明特異的現象。或者我們可以說，社會比較快速向前進步發展帶來的激蕩和錯位，處理不好也是不安定因素。為什麽一個古代帝國在這樣的歷史關頭，往往應對失當，往往把國家和社會帶入危機？

由秦漢到明清，帝國權力和社會控制被刻意地被設計為由上到下的縱向結構，帝王一直在刻意地弱化地方和基層社會的橫向結構，以致村莊、鄉鎮和州縣的自助和自保能力疲軟無力。一旦盜賊興起內部，外敵蜂擁而至，基層社會只能潰散解體，頓成一盤散沙。由於羅馬帝國和基督教會傳統的影響，這種帝國縱向的權威結構在中世紀歐洲也是法學家和神學家認同的模式，因此他們中間許多人傾向於把安定秩序與王權的成長聯系在一起，提出延續至今的中世紀歐洲政治史的基本敘述範式。但是正如馬克斯·韋伯等人後來強調的，中世紀的行會、市民和城市所建立的地方社團在認可甚至大力支持王權的同時，又通過團體成員之間橫向的契約關系，形成了自己堅固的自助和自保能力，最終鞏固了整個社會和國家的凝聚力。其實恩格斯早在1884年就已經註意到，即便是中世紀歐洲的農民也借助古老的公社傳統，擁有“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

過度倚重由上到下的縱向權力配置和弱化地方社會結構，導致古代國家統治疲軟，抵禦外敵乏力。其中一個關鍵的方面就是在權力結構的末梢，對大量底層官吏很難實施有效的監督。他們待遇偏低，才華有限，往往有不得重用的酸楚感，卻掌握著關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權力，時常不作為，或者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小吏不作為和亂作為的故事遍布二十四史，《新唐書》中有這樣的故事：主管選官的李至遠討厭手下小吏接受賄賂和做小動作，對他們嚴加管束，但是仍然有小吏把落選的王忠改名“士忠”寫進獲選名單，以便之後再添加一筆，改回原名。幸虧李至遠記性好，知道參加選調的三萬官員里沒有姓士的。小吏的狡黠、無底線和作惡能量由此可見一斑。

王競前幾年導演了影片《大明劫》，寫明朝大將孫傳庭與李自成作戰失敗的事。《明史》記載說，孫沒有得到地方士紳和百姓主動和有力的配合。電影里有一個情節：孫因為作戰緊急，親自調查當地倉庫里的糧食。倉官把泥土當作谷物填入口袋冒充，虛報說糧食儲備充足，被孫發現後處死。正史的記載偏重帝王將相，忽略對底層官吏情況的描寫。不過我們還是能由很多官員列傳里看出一些情況。明末名臣祁彪佳有《陳民間十四大苦疏》，說到對百姓的各種盤剝壓榨，其中多半是基層社會潰敗崩潰、各級小吏恣意妄為的情況。在這個意義上，《大明劫》里面管理糧倉的這位小官，他在國難當頭時的麻木和大膽，是一個典型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