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實基金總經理趙學軍不僅以「思想者」和「先行者」著稱，更是嘉實基金的戰略設計師。早在幾年前他就將嘉實基金發展目標定位於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綜合型資產管理機構，並積極展開佈局。近段時間以來，嘉實基金擴張速度加快，先後成立了嘉實財富、嘉實地產、嘉實資本等多家子公司，在財富管理、另類投資、海外投資等領域相繼落子。
當范勇宏、肖風、高良玉等逐漸隱退，公募基金業依然戰鬥在第一線的大佬級人物只剩下趙學軍。備受業內關注的是，趙學軍是否也會步上述元老們的後塵？這個問題又與嘉實基金如何下好這盤多元化棋局密切相關。
「我依然熱愛這個行業。」借嘉實基金子公司嘉實財富週年慶典之機，趙學軍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首度談及其個人進退問題，向外界發出繼續「戰鬥」在嘉實基金總經理崗位上的信號。而在新《基金法》實施後的行業發展，以及嘉實基金戰略轉型版圖構建等問題上，他也做了清晰闡述。
牌照放開後行業集中度會提高
最終競爭本質是人才
第一財經日報： 6月1日起，券商、保險、私募等資產管理機構允許開展公募基金業務，公募牌照的進一步放寬對現有的基金業格局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趙學軍：我認為最終公募基金行業的集中度會提高，通過市場化的競爭，現在前十家公司50%的市場份額會先有所下降，在競爭的作用力之下再逐漸走向更為集中的狀態。也就是說，第一個階段是從相對集中走向分散，第二階段則是新的前十家公司份額將更加集中，這是市場化競爭的結果。
日報：公募基金將如何應對這些變化？
趙學軍：我認為資管行業的本質是思想，好的產品來自於好的思想，賺錢的產品來自好的思想。而好的思想來自於好的人才，所以最終競爭的本質是人才的競爭，絕不是錢。所謂股東背景雄厚的銀行系、保險系，不管哪個系，最後的競爭是人才、最有思想的人才。
日報：「老十家」基金公司中，像范勇宏、高良玉、肖風等一批元老級的人物都已經辭任總經理，而你是唯一留守的，大家想知道，你是否也會考慮隱退？
趙學軍：目前還沒有退的打算。我沒那麼多想法，還是比較專注，現在干的這份工作總體上還比較有意思，是我喜歡的，也是我的專業。另外，我在嘉實已經做了13年多了，不想再從別的地方從頭做一遍，這個平台足夠我施展的。我依然熱愛這個行業。
嘉實財富像醫院
利益與客戶綁定
日報：嘉實財富是首家獲得獨立基金銷售牌照的公募基金全資子公司。作為行業的先行者，率先作出這樣的戰略選擇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趙學軍：嘉實基金正在完成從過去單一的基金公司向綜合的資產管理機構的戰略轉型，所以會分類出來更多專注於不同領域的機構。如果說傳統的基金公司是以產品為中心，像製藥企業一樣生產藥品，嘉實財富更像是醫院，針對的「病人」是要理財的人，告訴他應該用哪款藥對健康有益，著眼點則是整個大資管體系裡面。一個是專注做好產品，一個是針對個人需要解決問題，兩者專注的方向是不同的。
再舉一個例子，可以把基金比作是公共汽車或是飛機航線，是設定好的線路，標準化的產品，但不一定能夠直接到達目的地，需要用線路轉換來達成，轉換這件事就是財富管理的事情。
日報：嘉實財富在嘉實基金體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在平台上推薦競爭對手的產品是否會有利益上的衝突？
趙學軍：嘉實財富的目標是以最大化服務客戶利益為目標，而不是最大化服務嘉實的產品為目標。它可以不賣嘉實產品，但如果嘉實有優質的產品，被認為是符合客戶利益的，也應當幫助客戶去選擇。自主權在於每一個客戶經理，而他們必須以客戶為中心。我和郭總（嘉實財富總經理郭遠嘉）有一個約定，它可以不賣嘉實的產品。
日報：嘉實財富的商業模式是怎麼樣的？
趙學軍：博弈論裡有一個重要的詞叫「激勵相容」，也就是說代理人的利益必須與委託人一樣，只有激勵一致的情況下，才能夠正確地服務於委託人的利益。財富管理的委託人是它的客戶，而不是替誰賣東西它的委託人就是誰。
財富管理機構的利益應該是和客戶利益綁定的，而現在整個社會財富管理利益機制大體上和做產品端的利益機制是一致的。它的商業模式是由前端給尾隨佣金，誰給的佣金高，就有驅動力賣誰的產品。這樣的激勵機制不利於有效地保護客戶。我對中國財富管理的期望在於由第三方建立正確的商業模式。儘管現在市場上沒有一家做到，但是我覺得嘉實財富已經在向這個方向思考。
日報：作為嘉實財富董事長，請談談嘉實財富在這一年中都做了什麼？
趙學軍： 在成立一年多的時間裡，嘉實財富進行了戰略業務佈局和銷售團隊搭建，到目前為止，已在上海、北京等地設立分支機構，銷售團隊超過60人，並且在中後台業務支持尤其是產品開發和運營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建設。在產品方面，確立了以證券基金、私募股權、信託計劃、資管計劃和投連保險等產品為主的財富管理產品結構，並於2012年12月底拿到公募基金第三方銷售牌照。
業務劃分四大板塊
產品端和客戶端各司其職
日報：除了成立全資子公司嘉實財富外，嘉實基金在近幾年來也在另類投資、海外市場拓展等方面有所發力，旗下於境內外建立了多個子公司和團隊。那麼整體的平台構建體系是怎樣的，在戰略規劃上是怎麼考慮的？
趙學軍：嘉實基金的戰略目標是要成為綜合的資產管理機構。剛成立不久的嘉實資本，做的是非資本市場業務。嘉實國際則是海外業務，這是不同領域的投資能力。一方面我們部署整個前端的製造能力，完善種類，後端就是服務客戶。嘉實財富是服務高淨值客戶，而嘉實基金內部的投資者回報中心所做的定製賬戶，則是針對大眾客戶。
從業務劃分來看就是分為資本市場業務、非資本市場業務、海外業務、前端客戶業務以及各專屬類的業務。客戶端是嘉實財富和投資者回報中心。產品端還在不斷地擴展，專注資本市場的嘉實基金和嘉實國際，專注非資本市場的嘉實資本，而嘉實另類是嘉實資本的全資子公司，是嘉實資本在海外做非資本市場業務的主體。
日報：去年12月成立的嘉實資本也是業內首批基金公司成立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的子公司， 具體的業務模式是怎樣的？
趙學軍：我們不能過度地把金融產品理解為銀行的產品、信託的產品、證券的產品、基金的產品，其實金融產品的「融」這個字意義很好，它是一個融合的概念。我觀察這幾年，投資趨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從過去以獲取資本增值為目的，慢慢轉化為以獲取收益為目的。收益這個部分可以來自於二級市場買債券，也可以來自於銀行存款，甚至說你買一個單元的寫字樓把它租出去，所有有現金流的東西都可以產生收益，不能僅僅侷限在二級市場。過去基金公司都定位在二級市場，我們通過做嘉實資本使我們的投資範圍擴張。
日報：從目前來看，「類信託」業務和通道業務成為不少公募子公司的業務重點，業務模式單一，收入都比較微薄，嘉實怎麼看這個問題？
趙學軍：這就有點像藥廠，最好是自我創新的，當然也可以做仿藥，創新需要一個過程，所以各公司採用不同的策略可以理解。
“截至2016年5月末，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已經大大超過兩萬億元，不良率突破2%，達到2.15%。這個分別比年初新增了2800多億元，提高了0.16個百分點。”在7月7日舉辦的“2016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上，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於學軍給出了最新數據。
本輪銀行業不良貸款的爆發，最早從2012年開始，首先在江浙滬等東部沿海地區反映出來。近三年不斷地向中西部蔓延，不良額和不良率雙升，一直延續到今年。於學軍表示，“近三年來，中國銀行業面臨自2004年國有銀行核銷處置不良資產、改制上市以來最嚴峻的經營壓力，並且這種壓力短期內難以扭轉。”
於學軍認為，在不良壓力嚴峻的背景下，當前銀行業還面臨轉型與突破的兩難選擇。銀行業經營困難的環境，除了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帶來的影響之外，還有三方面主要影響因素。
首先，銀行利率處在低位，甚至有可能進一步下調，使銀行的利差經營環境持續地沖壓;其次，貨幣過快擴張，使銀行業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造成銀行業業務複雜化、管理難度明顯加大，使得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的管理更加複雜、更加困難;最後，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對傳統銀行業也形成明顯的沖擊和擠壓。
在這種壓力下，銀行業如何尋求轉型與突破?於學軍認為，銀行業需要做好長期艱苦作戰的思想準備，苦練內功，迎接漫長嚴冬的考驗。
第一，要清醒認識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征、趨勢，準確分析形勢，把握商機，有效控制風險。“銀行業不良還會呈上升態勢，這就需要銀行業謹防資產泡沫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地方政府負債的風險以及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卷土重來形成的影響。”
第二，要主動適應把握發展潮流，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特點和趨勢，早進入、早開發、早應對，搶占時代發展的制高點，掌握主動權。
第三，科技開發和全面風險管理必須及時跟上，以有效應對日益複雜的內部和外部環境。
“隨著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的改變，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屬性會發生變化，這會更有利於實體經濟融資。”銀保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於學軍在5月16日舉行的“2018中國金融論壇”上表示，央行決定4月25日起下調部分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大約置換了9000億元中期借貸便利等到期資金。未來1-3年的時間內，實體企業融資問題會逐漸得到明顯改善。
自2014年以來，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於學軍說，從現實的執行情況和場景含義來看，這樣的政策搭配實際上是帶有刺激性的，“致使這個階段中國貨幣信用進一步大規模擴張，也是近幾年來中國宏觀杠桿率水平為何大幅提高的重要根源。”
從宏觀杠桿率看，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大約在150%以下，到2016年末的時候迅速上升，超過了250%。2016年的四季度之後，在“穩健”的貨幣政策後面又加了一個“中性”。於學軍表示，2017年以後杠桿率得到控制，現在沒有繼續上升。
然而，即使是在相對寬松的大環境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也未得到明顯好轉。於學軍分析，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國的營商環境，例如勞動力工資、人民幣匯率、環境成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次，是貨幣政策結構發生了調整。2014年後，隨著中國外匯儲備下降，基礎外匯貨幣的投放轉入一些新型的貨幣工具，市場上調侃的“麻辣粉”，即中期借貸便利MLF和PSL等工具，自2017年起已超過7萬億元。這些基礎貨幣投放由央行帶給大中型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這樣就導致資金在多家金融機構間相互交叉持有，金融市場快速膨脹且交易活躍；資金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大型國有企業、房地產市場等。
於學軍表示，這就是在貨幣信用寬松的環境下，資金卻偏偏到不了實體經濟，實體企業普遍感到融資難、融資貴的主要原因。同時，由於貨幣信用的大幅擴張，還進一步削弱了貨幣的有效購買力，反過來稀釋企業手中原有的資金，從而使企業在資金的使用和周轉上更加捉襟見肘。
於學軍認為，回顧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有關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不足的問題，大致可劃分為兩種狀態：一是在經濟下行時期，政府就會出臺各種刺激性經濟政策，千方百計拉動經濟增長，例如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融資成本普遍出現下降。另外一種情況是經濟過熱，政府出臺控制性或緊縮性的經濟政策，當中又以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最為重要，影響廣泛而直接，致使企業融資成本迅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