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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高層變動 上海銀行董事長範一飛任央行黨委委員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365

央行人士調整的大幕已經逐漸拉起,最新的一起人事變動是現任中投公司副總經理和上海銀行董事長的範一飛已經出任央行黨委委員。

根據央行今天發布的一則新聞稿,範一飛為央行黨委委員之一,排在易綱、王華慶和潘功勝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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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報道稱,51歲的範一飛正式公開以央行黨委委員身份亮相央行內部會議,意味著其正式加入央行。據了解,其出任副行長為大概率事件。

不過在央行網站的領導人欄目中並未出現範一飛的身影,中投公司官網上,範一飛仍為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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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還提到,範一飛自1982年起便供職於建行。2001年3月至2002年10月,範一飛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國際經濟學碩士學位。回來後他短暫地在三峽辦工作,於2004年回歸建行,以行長助理身份和當時的建行董事長郭樹清及行長常振明一起,並稱“三駕馬車”,推動建行成為四大行第一家成功上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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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有了“黨委書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374

2006年12月30日,江蘇省淮安市經濟開發區新建非公企業黨組織集中掛牌。 (CFP/圖)

在中國非公有制企業中,超過半數已經建立了黨組織。

在民營企業的黨委里,無論“一把手”是否黨員,黨委(黨總支、黨支部)書記一職,大多是由公司內部的高層或中高層出任,但也有上級黨委委派的“外來戶”,如蘇寧集團。

在蘇寧新開連鎖店時,“黨員先鋒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裝修、櫃臺搬運、各種布置,黨員都是加班加點做的”。

2015年6月底,42歲的劉德有了個新頭銜。

他是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小米公司)聯合創始人、副總裁,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小米公司委員會首任黨委書記。小米是一家近年來迅速崛起、估值超過450億美元的中國民營科技公司。

事實上,民營公司里建立黨委,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期,而黨總支、黨支部等其他形式的黨組織成立時間,則要更早。

201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201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披露,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內地297.3萬個非公有制企業中,有157.9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53.1%。

《2013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在當時278.4萬個非公有制企業中,有162.7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比58.4%。

上級黨委“聯合推動”

小米公司創建於2010年3月,因在智能手機領域的成功,近兩年名聲大噪,成為“現象級”的明星公司。目前,該公司擁有員工超過8000人,黨員104人。

小米公司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14年4月,其已成立了中共小米公司黨支部。

此番小米公司黨委的成立大會於2015年6月19日舉行。與會者,除了小米公司的黨員員工,非黨員的公司高管,還有多位來自中共北京市委、海澱區委以及中關村海澱科技園的黨務系統官員。

據小米公司介紹,“北京市委組織部、市委社會工委和海澱區委,對於小米公司的黨建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前期也給予了很多的幫助和指導”。這是他們成立黨委的重要原因。

來自北京市委組織部的消息也顯示,小米公司黨委的成立,是由上述幾個部門“聯合推動”的,這是“為了適應(小米)公司經濟規模和黨員隊伍擴大的新形勢”。

在成立黨委組織的黨內法規上,可資參照的是《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這部條例規定:機關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成立黨的支部,即黨支部;機關黨員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設立黨的總支部委員會,即黨總支;機關黨員100人以上的,設立黨的基層委員會,即黨委。

同樣在中關村海澱科技園里,一家A股上市公司的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14年12月,這家擁有將近200位黨員的私人控股企業,也是在“上級黨委部門的推動”下,成立了公司黨委。此外,他們還設立了黨的紀委。

黨組織“全覆蓋”

放眼全國,在民營企業,乃至港資、臺資、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里,建立黨委的舉動其實早已有之。

1998年,浙江的傳化集團成立了公司黨委,這是目前公開所見最早的中國民營企業黨委之一。黨總支、黨支部等黨組織的成立則更早,如另一家知名私企——江蘇的蘇寧集團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早在1993年,蘇寧就有了自己的黨支部。

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企業,成立黨組織,在政策和法理層面上,均能找到各自的依據。

1992年,黨的“十四大”對黨章進行修改,將原有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街道、合作社、農場、鄉、鎮、村、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改為了“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

2002年,黨的“十六大”修改後的黨章里,首次提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黨的基層組織”的表述。

公司法在2005年的修訂中,增設了條款,“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當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

浙江一家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他們公司黨委的成立,就是在2005年前後,“上級黨委組織部專門下文,要求公司成立黨組織。據我所知,當時在我們周邊,上規模的民營企業,都接到了這樣的通知”。

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里,還著重提出,要“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力度”。

隨後,包括黨的組織系統、工商聯系統以及政府部門里的工商管理局系統,紛紛響應這一要求。

2013年,在“全國工商系統推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就要求各級工商機關,采取單獨建、聯合建、依托建、掛靠建等多種形式,在非公有制企業中抓緊建立黨的組織,大力推進黨的組織“全覆蓋”、黨的工作“全覆蓋”。

國家工商總局一位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該局個體私營經濟監督管理司原本設有“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處”對口這項工作。2012年6月設立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處,一處長一工作人員,後又借調一人。2014年8月,設立“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黨建工作辦公室”,正司級,個體司司長趙剛任主任,正司級巡視員韓旭任副主任。同年,中央編辦還將非公組織的黨建工作寫進了國家工商總局新的“三定”職能中。

2008年6月22日,中德合資企業錦江麥德龍現購自運有限公司南京雨花商場黨員服務站成立。 (CFP/圖)

書記從何而來

2015年6月19日,在小米公司黨委成立大會上,該公司聯合創始人、副總裁劉德,成為首任黨委書記。

小米公司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生於1973年的劉德,早在1994年,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書記之職,是由小米公司黨委籌備組提名,然後通過選舉方式產生。當天,小米公司48名具有選舉權的正式黨員參加了投票,劉德得票48票。

小米公司的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雷軍,並不是中共黨員,也沒有加入其他黨派。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民營企業的黨委里,無論企業“一把手”是否黨員,黨委(黨總支、黨支部)書記一職,大多是由公司內部的高層或中高層出任。

“一把手”自己是中共黨員,親自出任書記職務的,也不在少數。比如,美的集團實際控制人何享健,就曾任美的集團黨委書記。前述提到的浙江一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也兼任了公司的黨委書記之職。江蘇紅豆集團的黨委書記之職,則由董事局主席、“老板”周耀庭的長子周海江出任。

但也有例外,蘇寧集團擁有全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黨組織,截至2015年6月底,共有黨員10147人,但集團的黨委書記,卻是一位“外來戶”。

2002年10月,原本是南京市政府部門幹部的吳承慶,被南京市委組織部派到蘇寧集團從事黨建工作。2004年1月,中共蘇寧黨總支正式升格為蘇寧黨委,吳承慶出任黨委書記。

蘇寧集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蘇寧集團黨委是由江蘇省委組織部和南京市委組織部、南京市鼓樓區委組織部多重管理的單位,因此,蘇寧集團黨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由蘇寧集團企業領導層和上述組織部的領導協商後提名,然後通過差額選舉方式產生。

2011年,在蘇寧集團黨委的換屆選舉中,吳承慶成功連任黨委書記。按照黨章規定,書記、副書記任期為5年,可以連任。

2014年,中國非公企業黨建網刊發的一份關於廣東東莞市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報告中介紹,在東莞市民營企業黨組織里,有近20%的書記為外部選派。

有趣的是,這種“人才流動”甚至出現過“相反的特例”。

2007年,時年不滿30歲的張誌華從創維集團黨委副書記任上,被選拔為深圳團市委副書記,實現了從民營企業到黨群系統的身份轉換。2011年,張誌華晉升為深圳團市委書記;2013年,張又被任命為廣東省團省委副書記。

活動經費誰來掏

民營企業黨委成立之後,有無專職黨務工作人員,工作和活動經費又如何解決?

小米公司回複南方周末記者時表示,他們“暫無專職黨務工作人員”,而經費問題,還在開會討論中。

蘇寧集團則介紹,蘇寧黨委現在有4位專職黨務工作人員,日常工作經費主要由企業來出;一年預算500萬元。

該集團內部人士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蘇寧對黨委書記吳承慶也給予優待,他享受公司副總級的待遇。

在創維集團,新任集團黨委書記楊孝駿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創維黨委有6位工作人員,人員及日常工作經費,也是企業出,一年約200萬元。楊孝駿的另外一個職務是創維集團中國區域營銷總部的執行副總經理。

前述提到的浙江一家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還介紹,為鼓勵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並設置專門的黨務工作者,當地上級黨委,曾經給他們下撥過工作經費,“相當於一個專門黨務工作者一年的工資,但也就是第一年下撥過”。

民營企業黨組織成立之後,有一項職能,是收取黨員員工的黨費。受訪的幾家企業介紹,這些收取的黨費,均上繳上級黨委,如蘇寧集團的黨費,就交由中共南京市鼓樓區委組織部。

200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並實施《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中組發[2008]3號文),其中規定黨員交納黨費的比例為:每月工資收入(稅後)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者,交納月工資收入的0.5%;3000元以上至5000元(含5000元)者,交納1%;5000元以上至10000元(含10000元)者,交納1.5%;10000元以上者,交納2%。

企業黨組織的作用

小米公司黨委成立後,其主要職責和作用何在?

該公司的回答比較籠統,其稱,小米“將公司戰略與黨的理論緊密結合,將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切實貫徹到企業決策中,引領企業健康發展,多渠道促進企業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發揮社會價值”。

上文提到的浙江一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覺得企業里黨委的作用,還是虛的比較多,實的少。形式大於內容。搞好經營,為股東、為員工創造更多的利潤,這才是企業的主業所在。當然,如果公司老板、‘一把手’重視黨建,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蘇寧集團黨委書記吳承慶則認為,黨組織在該公司的作用非常明顯,其最典型的表現之一就是蘇寧的“黨員先鋒隊”。

他舉例說,在蘇寧新開連鎖店時,“黨員先鋒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裝修、櫃臺搬運、各種布置,黨員都是加班加點做的”。

吳承慶本人非常驕傲的是,因為蘇寧黨建工作表現出色,他已被習近平總書記兩次接見。

受訪的創維集團黨委書記楊孝駿,在肯定黨委對於民營企業的作用的同時,還提到當前面臨的一大困難,“以前我們每年發展的新黨員有20-30人,但這兩年,上級黨委分配給我們的名額,每年只有2個了。好多預備黨員,尤其是新招的大學生是預備黨員的,可能很多年都沒法轉正了,怎麽辦?”

蘇寧集團黨委提到,該公司2014年發展新黨員29名,2015年上半年發展新黨員12人。

“十八大”之後,中共中央對發展新黨員,提出了“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用”的要求。2013年,全國共發展黨員240.8萬名,較上年減少82.5萬名,為過去十年來首次下降。2014年,這一數據進一步下降到了205.7萬名。

2015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發的署名“黨建平”的評論文章則稱,當前基層黨建工作,“仍然存在非公有制企業黨員占比偏低、流動黨員管理難題依然突出、新興領域黨組織覆蓋仍較困難”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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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汽車黨委副書記兼總經理朱福壽被調查 中央巡視組此前已握個別領導人線索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06073.html

東風汽車黨委副書記兼總經理朱福壽被調查 中央巡視組此前已握個別領導人線索

一財網 李溯婉 王佑 2015-11-02 16:35:00

去年至今,席卷國內各大汽車企業的“反腐”風暴仍在持續並深入中。11月2日下午15點30分,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稱,東風汽車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總經理朱福壽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調查。

去年至今,席卷國內各大汽車企業的“反腐”風暴仍在持續並深入中。

11月2日下午15點30分,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稱,東風汽車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總經理朱福壽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調查。

就在數月前,東風汽車原黨委副書記範仲、東風汽車總經理助理及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副總裁任勇皆涉嫌了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因而,朱福壽也是繼前兩人之後,被相關部門調查的“東風系”另一大高管。

此次涉嫌違紀的朱福壽,出生於1962年10月。他於1984年7月入黨,22歲時從安徽工學院動力機械系畢業並獲工學學士;2001年6月,他拿到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1994年11月至1997年5月,朱福壽任東風汽車公司下屬車輪分公司的副經理,後繼續升至副總經理、董事長兼總經理。此後,他又擔任過東風汽車股份公司輕型車廠廠長兼黨委書記。

目前,朱福壽身兼多職,他既是東風汽車公司的董事、總經理、黨委副書記,也是東風汽車有限公司的黨委常委,與此同時自2013 年 12 月,他為東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600006.SH)的第四屆董事會董事長。

據中央統一部署,2014年11月27日至12月27日,中央第十三巡視組對東風汽車進行了巡視。2015年2月4日,中央巡視組向東風公司黨委反饋了巡視意見。

中央第十三巡視組組長朱保成指出,東風汽車不斷加強紀檢監察工作,但幹部群眾也反映了一些問題:部分領導幹部的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與東風公司存在關聯交易,“靠山吃山”;領導幹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問題愈演愈烈;公款出國(境)旅遊問題突出,管理失控,出國(境)辦理公務審批管理不嚴,任務重複、超天數、超人數現象普遍。同時,巡視組還收到反映一些企業領導人員的問題線索,已按有關規定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及有關部門處理。

在巡視組到來並提出問題後,東風汽車也召開了多次教育大會,並加強了公司的內部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2015年7月,該企業曾通報了收受賄賂案件3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案件9起,違規選人用人案件1起,違反廉潔從業規定案件1起。5人涉嫌違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

編輯:王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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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鋼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鄧崎琳被開除黨籍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559

資料圖:鄧崎琳 (新華社記者 鞠鵬/圖)

1月8日,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紀委對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鄧崎琳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鄧崎琳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幹擾、妨礙巡視工作,對抗組織審查,長期搞迷信活動;嚴重違反組織紀律,違規選拔任用幹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不按規定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組織進行談話時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嚴重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違規多占住房,違規領取獎金,長期占用賓館客房供個人使用;嚴重違反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進行權色交易。其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問題涉嫌受賄犯罪。

鄧崎琳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和中央管理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主要負責人,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鄧崎琳開除黨籍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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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星集團黨委副書記季剛被調查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552

(CFP/圖)

2016年1月7日,上海市紀委發布消息,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原專職委員季剛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數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2年左右,季剛退休之後,即加入民營企業——複星集團,任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等職。早在2015年12月9日左右,季剛即已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

現年約為63歲的季剛,1968年參軍入伍,1984年轉業,先是在企業工作,1989年進入上海市檢察系統,從事公訴工作。先後擔任上海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處處長,上海市檢察院審查起訴處處長、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等職。

多位上海市的法律界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稱,季剛的司法職業生涯比較出色,有上海灘“公訴第一人”之稱。2000年,季剛更是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選為“首屆全國十佳公訴人”之一。

2012年左右,到齡退休的季剛,加盟複星集團,其擔任的職務有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總裁高級助理、廉政督察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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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余出任證監會黨委書記、主席 歷任七位主席六位有大行歷練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1925.html

劉士余出任證監會黨委書記、主席 歷任七位主席六位有大行歷練

一財網 宋易康 2016-02-20 10:31:00

20日,中共中央決定,任命劉士余同誌為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免去肖鋼同誌的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職務。國務院決定,任命劉士余同誌為中國證監會主席,免去肖鋼同誌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職務。

2月20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日前,中共中央決定,任命劉士余同誌為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免去肖鋼同誌的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職務。國務院決定,任命劉士余同誌為中國證監會主席,免去肖鋼同誌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職務。

統計顯示,過去七任證監會主席中,曾有6位履歷中都有國有四大行背景。其中,第一屆主席劉鴻儒、第五屆主席尚福林曾供職於農業銀行。第二屆主席周道炯與第四屆主席周小川與第六屆主席郭樹清來自建行。剛剛卸任證監會主席肖剛則供職於中國銀行。只有第三任主席周正慶履歷中沒有四大行背景。

農行來的實幹派一把手

2014年10月,在央行工作了18年的劉士余調任中國農行,任黨委書記。2014年12月開始,兼任中國農行董事長。從調任農行到出任證監會主席,中間不到一年半時間。

雖然時間不長,但農行內部人士對劉士余的評價卻是:低調、務實,屬於實幹派。農行某業務部門老總認為,劉士余很有擔當。在分行層面,則有農行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雖然接觸機會不多,但這位農行一把手很能為下面人著想。

這與劉士余在央行時給公眾的印象吻合。根據媒體早前引述相關人士指出,劉士余在擔任央行副行長期間也善於平衡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對外協調人民銀行和其他部委的矛盾,對內協調人民銀行內部各司局的沖突,“情商比較高。”

感覺劉士余很有正義感,“嫉惡如仇”。一位內部員工回憶自己參加過農行總行警示教育視頻會時對農行劉士余的印象。今年一月底,當農行北京分行爆發票據風險時。有媒體援引農行內部人士指出,董事長劉士余震怒,要求嚴查十家省分行,要求一旦發現違法違規現象將從嚴、從重、從快處罰。“震怒”似乎也側面反映出劉士余的風格。

根據早前媒體援引農行內部人士,劉士余調任農行時,曾在2015年1月底的農行內部工作會議上提出三點要求:一是繼續強調三農金融服務,二是提升城市業務競爭力,三是提升跨境業務競爭力。

根據2015年農行三季報,該行實現凈利潤1533.70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0.57%。雖然2015年全年成績單尚未交出,但業內人士指出,劉士余這位互聯網金融專家2015年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帶給農行諸多變化。

2015年4月,農行升級了B2C平臺——掌上銀行3.0,融入了消費電商和社交即時分享功能。農行內部人士表示,推出的“掌上銀行3.0”將作為農行互聯網金融戰略中未來B2C核心平臺。

2015年10月,農行又對外發布了其自主研發的新一代核心業務系統“藍海工程”,在2015年互聯網金融風口上,農行核心業務系統升級“換芯”的舉動也引來了業內廣泛關註。

對於銀行發展互聯網金融,劉士余有不同於其他銀行家的看法。2015年6月,劉士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前銀行設立互聯網金融事業部或子公司並不成熟,在現行銀行框架下,一旦出現風險暴露,母公司要對事業部提供無限擔保責任。銀行設立子公司雖然可以隔離風險,但二者應該是功能協同關系而不是競爭關系。

在支持農行支持三農方面,根據2015年該行三季度顯示,截至2015年9月末,縣域發放貸款和墊款總額28,509.04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992.58億元,增長7.51%。

而在提升跨境業務競爭力方面,2015年10月,農業銀行等值10億美元的綠色債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為中資金融機構在國外發行的首單綠色債券,也是亞洲發行體發行的首單人民幣綠色債券。

劉士余在出席上市儀式上表示,農行綠色債券成功發行並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既是落實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政策成果的具體體現,也是中英金融機構共同合作,支持綠色產業、聯合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做出的實際行動。

曾是央行互聯網金融“大家長”

從劉士余的履歷看,這位前任央行副行長在央行有20年的工作經驗。由於分管支付司,曾被媒體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大家長”。

劉士余履歷顯示,早在1996年他便進入央行,歷任銀行司助理巡視員、副司長,銀行監管二司副司長、司長,辦公廳主任,行長助理。2006年6月,劉士余任央行副行長,分管支付司、條法司等部門。

值得註意的是,作為央行前任副行長的劉士余,還被媒體稱為互聯網金融界的“大家長”。2013年起,條法司負責牽頭起草《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他本人對互聯網金融也有較深的研究,並積極推動指導意見的出臺。

2014年2月,劉士余曾經撰文闡述了他對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的看法。他在文中指出,機構法律定位不明,可能“越界”觸碰法律“底線”:一個是不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另一個是不能非法集資。現有法律規則還沒有對互聯網金融機構的 屬性作出明確定位,互聯網企業尤其P2P網絡借貸平臺的業務活動,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或規章對業務進行有效的規範。謬誤與真理只有一步之遙。P2P網絡借貸 平臺的產品設計和運作模式略有改變,就可能“越界”進入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甚至觸碰“底線”。我們支持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發展,但是不允許碰觸這兩個底線。 ​

縱觀2015年互聯網金融P2P行業的發展,無論是e租寶、金賽銀、MMM等平臺引發的互聯網金融地震,還是近日鑫琦資產囂張跑路的“奇葩”事,劉士余早在兩年前警示的互聯網金融風險都很深刻。

劉士余如何看資本市場

2014年5月9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簡稱新國九條)。新國九條出臺後第二天,劉士余在清華五道口金融論壇上將其稱為3.0版本國九條,並指出,這意味著中國資本市場進入了新的發展極端。

劉士余在論壇上表示,當前中國整個社會融資結構扭曲。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中的M2跟GDP的比值不合理,雖然這個比值至今沒有權威解釋,也不能通過推算計算合理,但可參考的意義是我國的比較高。

他認為,這些年我國在調整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但是調整的效果不理想。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有所惡化的,這對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劉士余稱,圍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的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多渠道推進股權融資,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這都是三中全會決定當中的原話,這也是對我們金融工作一個最底線的要求。我理解對資本市場一個是要健康,一個是要全面,一個是要多層次。所以,縱觀金融市場體系當中存在的諸類的問題,核心或者說解決這個問題的牛鼻子還是要把中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發展起來。

劉士余指出,3.0版的國九條的正式公布意味著中國股市資本市場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是還是要在政策上下工夫,比如像大家公認的一些制度安排,還是要舉政府和市場,國際和國內,境內和更外多種力量,多種資源,在中國還是要打造出幾艘航母級的投行,無論是保險行業、證券行業還是銀行業,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沒有幾支支柱,在這個行業里沒有靠得住的大型的骨幹,占有一的市場集中度的,實踐證明還是不行。同時,要擴大資本市場融資的能力,只靠再融資不行。

編輯:聶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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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慕冰出任農行黨委書記後首秀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9232.html

5月26日,農行銀行官方微信平臺顯示,在農行近期召開的第一次黨委會議上,農業銀行黨委書記周慕冰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他指出,當前,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存貸利差收窄、有效信貸需求不足、不良貸款雙升、同業競爭加劇、保持傳統業務優勢更加困難等內外部矛盾和挑戰面前,農業銀行要再接再厲,進一步改善經營管理和推動轉型發展。周慕冰說,首先是要充分發揮黨建工作的統領作用,尤其是加強黨委領導班子自身建設,以上率下,帶動各級領導班子建設。

按照慣例,隨著周慕冰出任農業銀行黨委書記一職,在農行董事會履行完相應程序後,周慕冰或將接替劉士余出任農行一把手。

此前5月20日,國務院網站發布任免國家工作人員消息,“免去周慕冰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職務”。而5月9日晚間,農行發布董事會決議公告稱,董事會表決通過了關於提名周慕冰為農行執行董事候選人的議案。根據農行公告的《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會議資料》,其中便包涵關於選舉周慕冰為農業銀行執行董事的議案。這份議案將於6月27日表決。

為人謙和

據了解,周慕冰為人十分謙和。“周慕冰來到農行總行後,親自前往每一層,與農行總行各部門領導見面,握手,大家都十分驚訝。因為以往新領導上任只是召集各部門領導開會。”上述農行內部人士稱。

某地方銀監局副局長對記者回憶,時任銀監會副主席的周慕冰一次來該省調研時,給人感覺十分謙和,坐在身旁感覺輕松自然。此外,他告訴記者,周慕冰在經濟領域的學術造詣很高。公開資料顯示,周慕冰1988年便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0年周慕冰進入銀行體系工作。十年銀行從業經歷後,周慕冰轉戰家鄉重慶,從渝北區委副書記、副區長到擔任重慶市副市長,也是10年之久。

2010年12月,周慕冰進入銀監會,擔任副主席一職至今,主要負責五大行和農村金融、普惠金融監管工作。農村金融、普惠金融均是農業銀行的重點業務領域,周慕冰接掌農行,有助於進一步加強農行三農事業部發展,強化農村普惠金融特性。

強調創新

周慕冰即將接手的中國農業銀行,2015年面臨著不良率攀升、息差收窄等難題。

農行風險總監宋先平在2015年農行業績發布會上指出,農行不良率和同業相比增加較多,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東部沿海地區和資源大省,二是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三是民營企業,四是中型企業。

宋先平說,農行2015年在不良貸款批轉出表方面,比同業平均水平少了300億元,留在賬面上的不良貸款就多一些,“如果不算這300億的話,不良貸款增幅跟其他四大行差不多。”

與此同時,農行凈利差進一步收窄,由2014年的2.76%下降至2.49%,下降0.27個百分點。在2015年陸家嘴論壇上,周慕冰稱, “銀行靠吃息差的模式已難持續”的觀點,鼓勵銀行創新。

銀監會官網發布的周慕冰最後一次公開講話為4月20日,在銀監會牽頭召開投貸聯動試點工作啟動會上,周慕冰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

周慕冰表示,要充分認識開展投貸聯動試點的重要意義。投貸聯動使科創企業的融資需求和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金融供給得到更好的對接和匹配。這既有利於提升銀行業持續服務科創企業的金融供給能力,又有利於促進銀行自身轉型發展。

對於試點銀行,周慕冰強調,要充分認識投貸聯動業務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在發展戰略、機制建設、風險管理、人力資源等方面做好充分準備,積極穩妥開展投貸聯動業務。

此外,周慕冰與到任農行行長不久的趙歡二者搭配領導也令外界充滿期待。上述農行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出身股份制銀行的趙歡辦事講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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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決策研究“先黨委後董事會” 國資委為國企改革黨建“劃重點”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4954.html

國資委黨委近日在《求是》雜誌發文談國企改革中的黨建工作。文章稱:企業重大決策必須先由黨委(黨組)研究提出意見建議,涉及國家宏觀調控、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等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必須經黨委(黨組)研究討論後,再由董事會、經理班子作出決定。堅持和完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堅持把黨管幹部原則與董事會依法產生、董事會依法選擇經營管理者以及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權相結合,不斷創新有效實現形式,保證和落實國有企業黨組織在企業選人用人中的主導作用。

眾所周知,在中國,涉及國企從來就不是單純簡單的經濟問題,中國目前擁有規模超過117萬億的經營性國有資產,且一直保持著不低比例在增長,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也決定了國企議題往往是具有格局意義的重大議題,其間伴隨著曠日持久的爭論和反複進退的政策博弈。

政策博弈的焦點,除了民間一直討論“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問題,更多的爭論集中在國企自身身份的界定。

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將總經理與黨委分別設立,規避了一把手雙肩挑以及黨委形同虛設的弊端。在這種管理模式下,理想的狀態是黨委代表國家利益,將從國家總體安全、社會穩定以及經濟全局等維度把握國有企業發展方向,重在發揮非日常的監督和引領作用;而總經理則是商業利益代表,將站在企業經營發展的角度統籌資源配置,重在發揮經營功能和管理功能,如此形成“黨盯住國家利益,職業經理層盯住商業利益”的利益協同、相互制衡機制。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國企自身決策架構權責的模糊在面臨利益取舍上往往會出現問題。比如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國企更多應該站在商業利益角度來決策,但是國企也要站在國家的角度上更多地服從國家長遠利益。如果一味強調市場化改革,就很可能會吞噬國企本應承擔的責任。

在利益出現分歧的情況下,看似相互制衡的機制反而會產生決策“僵局”。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原主任,智石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衛祥雲在其專著中表示,國企改革的目標價值多元化,常常以政府、國企、行業和股份制企業多種面孔出現,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改革的結果難免出現“南橘北枳”之現象。

正是由於國企在自身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這種問題,在2015年7月20日,中紀委網站“學思踐悟”欄目刊發名為《加強黨的領導是頭等大事》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巡視央企發現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黨的領導弱化造成的。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企業黨組織自身。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開始改變之前董事會說了算,而黨的領導被弱化和邊緣化的局面,轉而變為黨委監督、書記制衡的新模式。黨委會與董事會、股東大會共同構成國企內部決策圈,進而形成新的權力架構。

在具體實踐中,黨委在把握國企發展方向上勢必會牽涉企業具體運營。而黨委書記存在的意義將不僅僅是管管黨風廉政建設,也不是一般意義上貫徹黨的方針、政策,而是對國有企業政治方向,即關鍵是企業的運行要體現和落實國家經濟戰略。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認為,按照黨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標準和要求,由董事會自主的在經理人才市場選擇、聘任合格的經理人才,保證了國有企業的經營發展不違背黨的路線與政策,以及國家、政府的法律法規,把國有企業經營發展好,這就是黨管幹部在企業最好的實現形式。上級黨組織和產權單位要加強董事會的建設,要選好董事長,確定經理人選選拔的標準和選聘的程序,並加強對董事會用人選人過程中的監督。而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魯寧也曾在2015年撰文稱,只要加強黨的領導,混改出不了大亂子。其認為,前幾輪混改之所以名聲不佳,包括整個國企改革明明成績顯著但社會整體評價不高,根本原因是變相乃至直接放棄了黨對國企和整個國有經濟的強有力領導與監控。

從這個角度來看,糾結於權力的收或放,正如學界持續熱議的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問題一樣本身都屬於偽命題,因為它們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現象將會長期存在於中國改革進程當中,並以各種手段和形式出現。

最後,換個角度來思考,加強黨對國企的領導雖然會落人以收權之口實,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權力的上收其實也給國企的無邊界擴張劃定了紅線。因為在經濟大環境充滿變數的當下,國企由於制度優勢往往表現的頗為強勢:據公開資料顯示,拿下上海顧村地塊,其是財政部直屬信達資產的子公司。而新晉深圳總價地王的奪得者電建聯合體同樣也屬央企聯合體,其中中國電建直屬國資委,方榮地產則是中國金茂子公司,中國金茂的第一大股東是中化集團,也是國資委直管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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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黨委書記回憶錄

(部份內容刊於《本土論述2012:官商勾結》)



也是寫於2012年底的舊文,回帶。


被遺忘了的必讀中共天書

《本土論述》老編邀稿時要求,寫吓有關「李氏力場」及中資在香港的影響力,寫完上集「我的好友李嘉誠」之後,冇乜力再做大量資料搜集,與其講「中資」,不如直接啲,講吓「黨資」在香港的影響力。

今時今日的香港,嘈亂巴閉,好多人都話,之所以攪成咁,因為已經形成乜嘢「地產黨」惡鬥「共產黨」的格局,殺到埋身之後,票房毒藥開始變成票房保證,例如在舊年特首選舉期間突然爆出的《香港地下黨》,聽講非常賣得。真係想了多啲了解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查實有一本好多人唔記得咗的必讀天書,而且絕對應該精讀、一讀再讀,就係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出走美國之後所寫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許家屯當時的另一個任命,叫做「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港澳工委),亦即係「香港黨委書記」,由中共在香港「一把手」口爆而出的回憶,就算已經過咗三十年,對了解仍然以地下秘密組織在香港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仍然好有幫助。

許家屯1983年6月30日以新華分社社長身份踏入香港,在羅湖過關時被記者追問嚟香港有乜貴幹,爆咗句「為祖國統一而來」,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被退休」,元老級左派中堅人物吳康民,在自己本口爆歷史中,形容許家屯「專心幹上層工作,與大企業家、大資產階級打成一片,對基層工作一於少理」[1]。

對普通香港「基層」嚟講,當時香港面對前途問題信心危機;對「上層」的大孖沙,放在眼前的,變咗千億計的經濟利益再分配的大茶飯,為統一大業與中共連成一線對抗英國佬,組成史上最強的「政經義和團」,當然可以有更大「信心」更準「眼光」,「香港黨委書記」的回憶錄,雖然睇得出就住就住,亦揭露好多最高層的政商利益關係,斷估本書仔當日出版時,好多大孖沙第一時間買咗嚟刨,睇吓自己有冇「被爆料」,又或者用嚟研究吓,其他大孖沙「生意是如何做成」的成功之道。

順叔在1997年第一次睇呢本書仔,當時入世未深,冇乜感覺,近排再睇返,發現好多嘢其實歷久常新,最高層的政商瓜葛,萬變不離其宗,注意力由政治變到財經,更加有唔少新發現,其中一個最大「再讀後感」,就係雖然成功永冇倖至,不過唔少人上位發達、事業較同儕更易突破樽頸位、由百億巨賈變身千億富豪,同政治上正確埋堆好有關係。

絕對秘密的新組織

舉個例,根據屯叔所講,在1983年,在香港澳門有中共黨員六千幾友,其中大約一半係「當地黨員」,經過「六七暴動」之後,中共估計港英政府已好了解中共地下黨的情況,所以中共認為「有必要發展一個絕對秘密的新組織」[2],在原地下黨組織裡面,篩選「一些估計港英可能沒發覺身分的黨員在社會中、上層做工作」,實行單線領導,採取地下黨的秘密做法。

呢個當時在地下黨以外的「絕對秘密的新組織」,而家唔知仲有冇存在,但係如果當時的組織成員,已經有人脈關係在香港的「中、上層做工作」,即係在1983年的時候,中共已經滲透咗唔少香港的政商精英,大家可以想像,呢班人廿幾年前上位的時候,有冇得到中共的幫助,又可以想像吓,三十年後的今天,當時的後起之秀,又有幾多已經變成香港建制的一線人物。

幫助中共黨員及統一戰線內「老朋友」的上位,可以靠中共本身的人脈網絡,亦有赤裸裸的金錢上的資助,好似屯叔所講,當日的華人資本家,唔少其實靠英國銀行支持發達,亦有一啲靠中國的支持,至於中國的支持,「有政治上的,但主要是商業上的支持」,「政商實際上很難分開」[3]。

支持華人資本家發財

「商業上的支持」,即係經濟上直接的利益輸送,幫人發達,屯叔講到明,佢老人家在香港坐館幾年,「直接支持了一批人不同程度地發了財」[4],呢位「香港黨委書記」重要的工作,就係「支持華人資本家發展他們的事業」[5]。

最簡單最直接的例子,就係香港人都好熟悉的,土地供應及規劃。屯叔話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九七年以前不能讓英國人把香港地皮賣光」,每年批地唔可以超過50公頃,除咗營造一個地產大孖沙開心都震的高地價政策環境,真正的利益輸送,極可能出現在包括中方代表的土地委員會,所有土地使用都要通過呢個委員會,即係香港最高的地政規劃權力機構,據屯叔所講,「有些大地產商同我們交往中,反復要求我們:土委會不能多批土地」[6]。可能因為佢哋捍衛香港土地供應有功,所以地產大孖沙係得到最多大紫荊水蓋的職業,不過大家可以諗吓,當時會唔會有好多晨早應該發展的地皮或者地產項目,因為同地產大孖沙的現有項目有利益衝突,在土地委員會過唔到關。

獲得中國的支持,又或者中銀的支持,過江龍都可以有本事打破「地產霸權」,好似信和伯爺黃廷方咁,本來活躍於新加坡,認識當時在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總經理、後來去咗中銀港澳管理處做副主任的薛文林,八十年代初獅城地產高潮過後,嚟到香港發展,「運用他同蒒文林的關係」,「中國銀行也積極給他融資」,黃廷方在「這樣的支持下,放手收購土地,面積幾乎與地產巨商郭德勝相等」[7],香港地產「大好友」因而得名,難怪早在1983年,黃廷方就超高調咁公開表示贊成中國收回香港了。

當然啦,資本家本身冇咁上吓實力,中共又未必會睇得上法眼,所有大孖沙排成一行,最後邊幾個做終極辦事人中間人,亦取決於好多其他因素,好似中共選政治局常委的坐館,近年都睇年紀是否合適,太後生太浮躁信唔過,揸FIT人揸揸吓走去同馬克思揸手亦唔係咁好,香港而家一線幾個大孖沙,都係咁上吓年紀,未必完全係巧合。

據許家屯透露,香港「某巨商」,曾經攜同三位公子宴請佢,席間屯叔講到一國兩際一切不變,只係換支國旗,英皇委任港督變咗香港人選舉總督,其中一位公子爺,好唔順超咁反詰,「那不變成中國的殖民地了嗎?」,屯叔在回憶錄的評價就係,那位公子爺「那時腦袋中,已視香港非中國領土,自己是具獨立性的香港人了。」[8] 呢位「某巨商」係邊個,順叔都估唔到,不過八十年代有三位公子可以同大人同枱食飯兼駁咀的巨商,唔會有好多。

咁講啦,當年誠伯同許家屯有「兩人慣常的共同午餐」[9],誠伯亦識得同屯叔表達好意,以屯叔的身份,應該以私人飛機往返京港兩地[10],當年香港新華分社有一項為數二千幾萬、冇名稱的「小金庫」,更加係誠伯通過莊世平捐助[11],俾新華社領導人使用,生意是這樣做成的,學嘢啦細侄。八十年代初,誠伯四叔彤叔食大茶飯的時候,大約係50歲,新地第二代三位公子在2000年食大茶飯,咬落而家IFC及ICC皇牌地皮的時候,亦係50歲左右,咩年代咩年紀的大孖沙食大茶飯,好似真係好有季節性因素。

新華社的及時雨萬應錢

「商業上的支持」,亦可以係救急夫危的「救火隊」,可以想像,當年唔少資本家明白本身在政治上的戰略地位,有乜冬瓜豆腐,就走去跑馬地新華社撳萬應錢,當年大孖沙小孖沙的信貸違約比率,應該係歷史低位。

舉個例,新地創辦人三劍俠之一的馮景禧,當時好有雄心壯志做投行大鱷,佢間新鴻基證券,一度係香港美林的大股東,不過1983年股災出現財困,去到新華社拍門,中銀集團本來唔想出手,屯叔說服當時港澳工委在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的負責人蔣文桂,幫助馮景禧重組,馮景禧好「高興地去休息旅遊」,在遊輪上不幸中風去世之後,中共「繼續支持他的公子」接掌事業[12]。

另外仲有一次「姓馮的香港世家」,公司發生財務危機,又去新華社兼港澳辦拍門,佢係「中國的老朋友」,不過香港中銀、北京總行都唔同意借錢,最後由許家屯拍板,在中央撥俾港澳工委的「特費」,「撥出他們要求的數字」,存入中銀作抵押,再由中銀借錢俾呢位「姓馮的香港世家」。斷估呢筆錢數目唔少,重點係,港澳工委竟然有呢個數目的「特費」,認真巴閉,呢位「姓馮」的資本家係邊個,屯叔冇爆響口,不過既然唔係馮景禧,份屬香港「世家」級,「姓馮」又係「中國的老朋友」,身份已經呼之欲出,總之唔係馮寶寶啦[13]。

講到「世家」,香港最有錢的「李」,只係去到第三代富貴,啱啱可以叫「世家」,最Blueblood的「李」,肯定要數東亞銀行李國寶的家族李氏家族,五代皆昌,不過就算人脈神通廣大如李國寶,當年都曾經搵救苦救難新華社撲華應錢,屯叔話當年東亞主要股東中,有人因為對香港信心的問題,想撤出資金(順叔懷疑係創辦人家族之一的簡銳強,七十年代尾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股東之間發生糾紛,法國某銀行想借機收購,李國家搵中銀救助,並到新華社撲水,結果由中銀出手購入東亞股票,幫李國家渡過危機[14]。

當年江蘇省一年的財政收入,都係七十億人民幣左右,以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未夠班透過國企控制香港經濟命脈,亦冇商業人才在資本主義世界直接競爭,唔收購香港企業,可以收購人脈,在資本家財困的時候,借錢救急扶危,等如做咗大量「政治天使投資」,仙天散花式的投資在多個資本家,適當時候收割,政治回報可能大到不能量化。

打救港澳兩位行政長官

中國透過「中資」、「黨資」收購「人脈」,有乜著數,有好多經典案例。

在1983年,兩位「中國的老朋友」,澳門中華總商會何賢,及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霍英東,一樣患上癌症,霍英東聽咗許家屯意見,去北京救醫,中國「集中了全部的名醫」幫佢發功,結果大步檻過,返香港以「再生之德」四個字感謝許家屯;何賢去咗美國醫,冇幾耐去世,之後「家庭內有糾紛,事業上也碰到一些困難」,結果又係港澳工委出手,幫助何賢的公子「解決銀行的麻煩」[15],呢位何公子,正正係日後的首任澳門特首何厚鏵。

霍英東的家族事業,一路都冇上市,但一樣做得好大,斷估因為背後得到好多中資黨資的幫助,互惠互利之下,霍英東盤生意冇上市,冇公開帳目,幫中共進行政治上的商業任務亦更加方便,例如在1986年,東方海外財困,正正由霍英東出手,投資近10億港紙幫助東方海外避過破產危機,當時東方海外的老闆,就係老船王的公子董建華,亦即係後來的香港特首。在許家屯回憶錄中,完全冇提及呢單「政治期貨」的交易,甚至董建華的名字亦冇出現,可能涉及「國家機密」,屯叔冇爆響口,另一個可能,就係由更高級的中共組織力量推動,連「香港黨委書記」都不知情。東方海外及老船王董浩雲,同台灣關係密切,霍英東的投資令東方海外色彩太「紅」,1992年重組,發行可換股債,引入李嘉誠長實的資金洗底,持股最高接近10%,商業投資?政治期貨?

可以見到,香港及澳門兩個行政特區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及何厚鏵,都係在八十年代中,因為中共的幫助渡過財困,呢啲就係真正的「中資」的影響力。

拖住英資、穩定港資、壯大中資

據許家屯透露,當時內地到香港的資金有兩種,一種係國家或地方政府撥款,數量有限,最大幾筆,包括國務院撥給中信及光大兩間金融改革的「窗口」,但唔超過5億美金;另外一筆就係撥予新華分社(可能係上文提及的「特費」)的1億美元,地方政府及中央部委分別唔會掉撥超過1億美金,即係真金白銀流到香港的「中資」,大約只有10個億美元;當然會有灰色地帶,例如中國資金在香港投機倒把做生意,賺咗錢,一部分上繳阿公納糧,一部分繼續在香港滾存,亦有人穿櫃統的「正常現象」,加埋呢嚿灰色資金,許家屯估計,由內地流出到香港的「中資」,頂峰都只有30億美元[16],同當時香港經濟活動比較,只係九牛一毛,冇特別大影響力。

在1983年9月,許家屯向中共中央提出22個字的香港經濟工作方針,「拖住英資,穩定華資,爭取外資,團結僑資台資,壯大中資」[17],之後冇耐,港澳辦開咗一個關於港澳經濟工作的會議,出席者包括中央所有部委,仲有同外貿有關的省市負責人,當然唔少得港澳工委及中資機構負責人,一個針對香港、咁大規模的全國會議,前所未有,由港澳辦代表國務院主持,唔使問阿桂,就係港澳辦用嚟拖許家屯後腳的大龍鳳,當時有份文件, 作出多項政策性規定,不準炒外滙、不準炒地產、不準炒黃金等,中資外滙不準存放外國銀行,必定要存放在中國銀行,據許家屯所講,呢份「九不」政策,主要精神就係陳雲有關「肥水不落別人田」的指示,對中資在香港的發展,設置重重障礙。可以想像,如果政策落實,所有在港澳活動的中資黨資,冇晒撈油水的機會,個個當然喊晒口,結果許家屯使橫手,走去見趙紫陽,建議唔會下發有關文件,老趙冇表態當「默許」,結果不了了之,最少文件冇由中央下發到香港,中資黨資避過「九不」一劫,繼續在香港大炒小炒[18]。

當時改革開放進行咗只有幾年,改革及保守路線仲充滿意識態的衝突,更擔心太多「肥水」落咗香港呢塊「別人田」,影響內地本身的發展,所以「壯大中資」的步伐,其實受到非常巨大的政治限制,中共最能控制自如、在香港最關建的「黨資」窗口,其實係銀行,即係當時在香港的中銀。

當日中共可以靠統戰一批華資大孖沙,主導香港多個經濟領域,唯一冇代言人可以取代的地方,亦係銀行,即係滙豐銀行的地位。

與滙豐分享經濟利益

滙豐早期在香港金融市場,壟斷咗多個重要戰略位置,名義上叫做有競爭,但滙豐其實享有中央銀行的特權(又無需付出中央銀行的義務),可以發鈔,更加係結算銀行,其他競爭對手盤路走唔出滙豐法眼,根本冇得爭,更重要一點,香港唔少大孖沙靠滙豐發達,滙豐既是英資,但同時同華人資本家建立咗你中有我的利益關係網。

中共要處理滙豐在香港的利益關係,其實同處理英國在香港的利益關係一樣,冇可能好似1949年咁共他的產連根拔起,一時三刻亦無法取代,所以唯有拖,拖住的時候,就要分享利益,對滙豐如是,對英國亦如是。

舉個好簡單例子,制訂基本法時,香港特區從冇打算設立本身的中央銀行,1997年後仍保留滙豐部分央行的「特權」,可以繼續發鈔,就係「拖住滙豐」[19]的策略,分享利益等大笨象繼續有錢賺,唔會撤出香港,甚至讓滙豐進入內地市場,出現壞帳,許家屯更出面交涉幫蒲偉士追爛數[20]。

同撈同煲「分享利益」的經典例子,出現在1987年的股災,港英政府、中銀及滙豐,齊齊出手救市,事後有人八俾許家屯知,滙豐「借救市獲利甚豐」,「香港某巨商也獲巨利」[21]。滙豐終於肩負多少中央銀行的「義務」,救市獲利,無可厚非,邊位「某巨商」同滙豐咁熟,某神通廣大知道呢個中英合作救市大計,大家可以估吓。

既然中國肯在香港分享利益,前途談判期間的港英政府,亦做咗唔少嘢,明益中資。

舉個簡單例子,1982年8月,即係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展開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前一個月,港英政府以10億港元價錢,將現時中銀香港總部土地,賣俾中銀集團(應該冇公開招標),講緊再半年之前,置地買入現在交易廣場一期的土地,需要付出破記錄的47億港元,就算地產市道陷入低潮,位置冇交易廣場咁靚,都冇理由咁平,仲唔係明益中銀?

當中銀在商業中心平價取得地皮,準備建立總部在香港大肆擴張的時候,1982年底,滙豐率先推出20年按揭,跨越「九七大限」,呢個其實滙豐將自己前途重注押落香港的重要動作,多數華資大孖沙其實係滙豐或者恒生一手一腳湊大,包玉剛食九倉、李嘉誠吃和黃,都係因為滙豐向華資大孖沙傾斜的「造王」結果,所以滙豐有別於類似怡和的一般香港英資,可以更直接感受到當年中國的政治脈搏,亦更有條件,在過渡期的香港,分享經濟利益,「拖住」滙豐,作用同「穩定華資」異曲同工,不過滙豐更明白,食完大茶飯就應該起身走人的道理。

1982年前的滙豐,在香港這個眾所久之的經濟奇蹟之地,擁有近乎中央銀行無可代替的壟斷地位,明乎其實係一盤印銀紙的生意,其後15年的過渡期間,亦在中國的祝福下,繼續分享經濟利益,呢個其實係「有買貴;冇買錯」、「最叻買滙豐股票;最蠢存錢落滙豐戶口」等經典街坊智慧的最佳政治詮釋,其他乜嘢管理一流作風審慎,曉,攞嚟講矣,君不見在廿一世紀初,中銀集團合併為一,在香港上市,「拖住英資」變成全面「壯大中資」的時候,滙豐就要死去美國買次按買CDO,買落間Household,埋下2009年世紀供股伏線,管理真係咁一流,曉未?

銀行係百業的老母,坐住一盤銀行生意,等如掌握咗一個重要的商業網絡,邊位資本家生意唔掂,同咩人咩公司有錢銀往來,好容易透過銀行掌握,所以銀行咁重要,所以當年滙豐計劃同英國萊斯銀行合拼,驚動到戴卓爾夫人,要托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帶口訊去北京,澄清此乃滙豐商業決定,並非英國人的陰謀[22]。

井水不犯河水的楚河漢界

咁即係話,涉及銀行控股權的交易,背後多數有政治考慮,或者擺脫唔到政治的干擾,掉轉頭講,如果中國及中共,要加強對香港經濟的控制,亦必定要進一步在金融市場「壯大中資」的影響力。

所以近年有香港銀行賣盤,多數成班中資國企搶住要,例如2007年永隆銀行賣盤,招商銀行高價奪得心頭好,排隊搶住要,冇諗住買都埋嚟睇吓的中資巨企,仲包括工商銀行,同埋中國人壽。
四大國企銀行當中,中國銀行有中銀香港,建設銀行2005年收購咗美國銀行的香港業務,工行亦已經私有化咗工銀亞洲,唯一未在香港插旗的,只有農業銀行,不過農業銀行在2012年,一掟50個億港元,以破記錄28,000蚊一呎的價錢,買咗干諾道中50號做香港總部,想在香港建立根據地的意圖,已經相當明顯,如果再有香港銀行控股權出讓,農行多數會撲出嚟要。

以前江澤民坐館,講過「井水不犯河水」,1997年的時候,搵董建華做香港總辦事人,斷估其中重要考慮,就係睇中董建華及老船王董浩雲的台灣關係,配合當時利用香港做一國兩際的「示範單位」,推動兩岸統一的春秋大業。

在1997年至2003年的六年期間,國企嚟香港上市集資以萬億銀計,不過大部分運返大陸發展,冇話在香港有乜收購,連中國海外呢間老牌地產公司,都寧願海外變海內,專注內地發展,當年大陸經濟起飛,搵錢易過香港,不過中資在香港,基本上持守住「井水不犯河水」的楚河漢界。

不過唔知係咪董伯伯特別黑仔,一國兩制變咗香港跳晒掣,六年通縮經濟大亂之餘,香港仲變成間碟天堂,連中聯辦秘書長(即大內總管)蔡小洪,亦在2003年因為涉嫌長期為外國情報機構提供中國國家機密被查處,被判監15碌,中聯辦跟住重組架構,北京亦全面調整香港政策,CEPA自由行,開始全面推動中港融合,內地資金亦開始隨住自由行及投資移民等資金流,湧入香港,維港兩岸商廈的大型廣告招牌,以前仲有「三九惠泰」之類的香港企業,而家見到越來越多的國企招牌。

中移動收購萬眾進入電訊市場,國企巨銀紛紛在香港插旗,收購香港銀行或重要地皮做總部,連華潤的便利店及超級市場亦越開越多,都係在2003年之後出現的趨勢,甚至開始進入能源市場,例如2003年開始,特區政府改變油站招標方式,將幾幅油站用地,合拼招標,等新進入市場的玩家,可以擁有更具效益的經營規模,所以近年見到越來越的中石化及中石油的加油站。

1997年前後,中資企業在香港金融市場攪攪震,借殼上市大炒特炒的例子甚多,例如今日的中信泰富、昆侖能源等。在1998年,中航工業總經理朱育理,同李嘉誠「商談合組一家公司,藉此支持內地航空工業發展」,1999年透過中航技術進出口總公司,收購遠東鋁質借殼上市,變成今日的中航國際香港,據講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親自批示,呢類中資借殼活動,「這是最後一家」[23]。

即係話在1997至2003年的,中資要在香港金融市場搞搞震,絕對唔容易,吓吓要去到國務院最高層搵朱總劃圈,但呢條在財資市場的重要楚河漢界,在2012年開始甩晒色,中資國企在香港借殼上市,好似再冇禁忌,例如中紡集團收購福田實業、中國建築收購遠東環球、中糧集團入主僑福集團,國企央企資金開始在股市自出自入,四大老牌內地地產公司「萬保招金」,即係萬科、保利、招商及金地(保利地產及招商地產都仍算係「國」控資產),更加先後在香港取得上市公司的融資平台。

1997年後的香港,已經變咗自己的地方,中共在香港的經濟工作方針,重點由「穩定華資」,向「壯大中資」傾斜,最代過渡期間的華資大孖沙,換上直接控制的央企國企黨企,斷估都係發展大方向,問題係有幾快咁解。

要分析呢個發展趨勢有幾快,有幾個好有象徵意義的G點,捽多幾吓,香港政界商界可能好多人好興奮,出現唔少奇怪動作,建議大家留意吓,見到相關的新聞,多啲從唔同角度思考。

第一:東亞的控股權。

1997後東亞的李氏家族,可以話係中共最依重的政治代言人,幾乎人人位高權重,李福善參選特首,曾經以為自己有機會;李國能做首席大法官;李國章係中大校長,後來做埋教育局局長;李國寶就更加唔使講,三點不露但長坐立法會金融界功能屆別幾廿年,又做過行政會議,幫曾蔭權籌款助選,成為兩屆特首選舉的造王者。

2013年的今日,呢個李氏王朝,已經冇乜邊幾個高能量代表人物,2012年李國寶諗住再做「造王者」,幫唐英年競選特首,結果衰咗俾梁振英,其後的立法會選舉,李國寶決定唔再連任,立法會金融界代表,由中資銀行體系的吳亮星出任,大家已經知道乜事。

上文講到,八十年代東亞銀行出事,搵中銀出手解困,近年大馬僑資的國浩打咗口釘落東亞,市場成日唱國浩有意狙擊東亞,李國寶再面對失去東亞控制權的危機,以佢老人家在中國的人脈,竟然冇再搵中資銀行幫手,反而走咗半個地球,先後向西班牙及日本的股東撲水,查實好有象徵意義,即係今時今日,李國寶呢類遊走中英之間食咗幾十年兩家茶禮的代言人,在北京眼中已經冇咁吃香,在李國寶心目中,分分鐘驚中銀黃雀在後,多過國浩螳螂捕蟬,嗱嗱嗱,滙控賣平保股權,竟然係在國家開發銀行支持下,賣俾泰國華僑集團,拖住英資,穩定港資之後,可能都係時候團結下僑資,壯大中資。

在香港中小型銀行當中,東亞銀行仍然由家族控制並「世襲」管理權,但李氏家族亦冇控股權,加埋持股都係10%左右,亦即係最容易的狙擊目標,李氏家族可以保住東亞的管理權,主要來家族的政治能量,人人俾臉,如果東亞的控股權,最後落入「僑資」,甚或「中資」手中,查實等如向外界宣布,過去幾十年在中英港三角地帶最受重用的政治代言人,開始失去策略價值,大家有冇留意,從政幾十年的李國寶,竟然同你講「搞政治完全係浪費時間」[24]。

當然啦,中資銀行要加強在香港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唔係吓吓做收買佬,香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價值,就係做人民幣國際化的緩衝區、實驗室,人民幣業務的清算工作,落在中銀香港手中,人民幣在香港的普及,甚至好似澳門咁,出現當年港幣取代澳門幣的情況,中資銀行的影響力亦會大大增加,呢方面的競爭優勢,其他銀行冇得比。

第二:兩電一煤的壟斷地位。

兩間電力公司,仲有煤氣,都因為壟斷地位在香港賺足幾十年,每年賺幾十億計,但呢幾盤最賺錢最冇風險的生意,唔係必然的,政策上少少改動,足以動搖根基。
而家的新住宅樓盤,例牌幫你駁埋煤氣喉,有冇諗過,點解冇選擇?

唔係咁多人留意,幾十年前的香港,查實有其他選擇的,舉個例,作為地鐵第一代的住宅樓盤,杏花邨唔係燒煤氣的;七十年代尾開始建設的愉景灣,亦唔係燒煤氣的,以前港英政府做嘢,應該考慮到外資能源公司的競爭能力,今日成日講西氣東輸,香港同中國亦已經簽定天然氣供應的諒解備忘錄,中華煤氣在香港的壟斷地位,並非必然。

2003年加油站用地招標方式,一項少少的修改,已經足以為中石油中石化打開市場,在住宅燃氣市場,查實一樣可以,例如只要政府在新批出住宅用地時,加入簡單的條文,需要預留地方做中央石油汽或天然氣儲存設施,就算只針對公屋居屋的土地,亦可以即時威脅到恒地旗下的中華煤氣的壟斷地位。

香港有兩間電力公司,地域上各自壟斷半壁江山,已經改名做電能國際的港燈,地盤受香港島海岸線所限,市場亦想當飽和,唔會有乜特別的自然增長;中電就唔係咁講,例如新界東北的新展區,落成之後,多咗幾廿萬用戶,可以咁講,新界的發展,對中電嚟講,其實係好吸引的增長潛力。中電的地頭,地理上同內地天然相接,中港邊境發展越發,中電亦有更大市場增長空間,甚至在內地有更大發展,所以如果北京想推動中港進一步融合,絕對有誘因拉攏中電的支持。

中電的嘉道理家族,可以在香港企得住腳,唔似得港燈咁被華資吞併,除咗因為嘉道理家族冇顯露乜嘢爭霸稱雄的野心,嘉道理家族處理北京關係亦肯定有一手,例如1986年在香港的大亞灣核電廠項目,曾經賣咗一個大人情俾李鵬[25],嘉道理家族亦係中國同英國溝通的重要中間人,例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北京市游泳運動員楊洋,聲稱恐怕回國後被政治清算,申請政治庇護,港英政府容許楊洋去美國,違返咗中英之間有關遣返逃港人員的外交協議,中國結果亦拒絕接收中港邊境的偷渡客,鬧得咁僵的時候,許家屯搵包玉剛出手,港英政府都不為所動,結果許家屯要請嘉道理家族「運用他的影響」,一日之後,嘉道理就同屯叔講「你要我做的事情,已經做好了,等消息吧。」[26]港英政府後來果然透過南華早報頭版重申承諾,無意讓香港成為顛覆中國的基地。

中電在2012年宣布,有意在埃克森美孚手上,回購青山發電60%股權,呢嚿香港最重要的電廠資產,價值幾百億港元計,中電表示,中國的南方電網在後期加入洽溝,如果成事,將會成為中資國企進入香港電力市場的最轟動大刁。打破電力市場的壟斷,唔單止係香港的議題,內地亦有強烈聲音要改革由兩間電網公司壟斷的電力市場,中電及南方電網合作,會唔會一舉打破中港兩地市場的壟斷,定係齊齊分享利益,應該好快有分曉。

第三:大型地標式的地產項目

1997年之後,香港轟立新建的最突兀地標,當然係維港兩岸最高的兩楝商業摩天大廈,國際金融中心及環球貿易中心,過去十幾年,在香港地產市場,關係到大孖沙利益再分配、勢力範圍重整的最重要交易,就係呢對雙子塔,港鐵機場線香港站及九龍站的上蓋項目。

以前中環的大地主,叫做置地,在金鐘,叫做太古,租金收入最豐厚的,叫做九倉,擁有尖沙咀海港城及銅鑼灣時代廣場兩大皇牌零售物業。IFC同ICC落成之後,新地的租金收入,一舉超越晒置地太古九倉,成為全香港租金收入最豐厚的包租公,一年袋接近100億港元,而且擁有無可匹敵的無形價值,例如而家內地遊客必到的景點,除咗山頂老襯亭,就係彼岸相對的SKY100,令新地的招牌,在內地響徹雲霄。

所以話,在市區黃金地帶,一塊大型地皮的出現,一個地標式項目的出現,對地產商的勢力平衡,影響可以好大好深遠,如果閣下係既得利益者,好可能會千方百計的阻止新地標的出現,係咪?
所謂「地產霸權」,有時好可能會以「反地產霸權」的形象出現在公眾的眼前,例如近年好流行、好正義的保育聲音,又或者環保、文化團體咁。

呢度唔係話兩者必定存在因果關係,而只係想指出一個好殘酷的現實,過去唔少所謂環保組統、保育團體,在地政規劃戰役上取得表面上的「勝利」,或多或少,進一步鞏固咗「地產霸權」的某部分壁壘。

香港由下而上、爭取民間聲音在規劃公共空間話語權的經典戰役,出現在皇后碼頭係咪?當時絕食示威的一班後生仔,應該叫「維港英雄」徐嘉慎一聲師兄,呢位前城規會成員,本來係三號幹線公司高層,幫新地打工,啱啱遇著剛剛,被老母當頭喝醒,毅然要保護維港反對填海。唔好忘記,IFC同ICC都係填海得來的大型黃金地皮,建成全港最高的屏風樓,雄霸360度海景,做成香港海岸線最激動的「建築物後移」現象,啱啱遇著剛剛,維港唔可以再填海,IFC同ICC永遠唔會出現「建築物後移」現象,永享維港景色,更加唔會再有大型填海地皮,同佢搶奪租客。

為咗保育,上海街曾經有「三級架步」,一夜變身「一級文物」。估唔到呢個「三級」變「一級」的凸變,亦出現中環,政府合署西座,幾經爭議,政府最後決定唔會清拆重建,保育團體又獲得大勝啦係咪?

不過,大家可以諗吓,當日添馬艦地皮,政府決定改變土地用途,唔拍賣起摩天商廈,查實已經明益地產商,避免中環的一級寫字樓供過於求,結果幾經轉折,賣又唔賣,最後決定起新政府總部。好喇,政府搬屋之後,原來的政府山,包括美利大廈、政府合署咁,本來可以成為中區商業中心最重要的大型新地皮,有可能成為另一個IFC式的新地標,而家乜都唔準拆,呢個保育團體獲得最後勝利、老少咸宜的「一級」神話,背後有冇啲「三級」故事?又有冇地產霸權無間道推波助瀾?

以上問題,順叔通通都唔識答,不過唔知點解,凡係黃金地段有大型地皮推出,凡係有新地標可能出現的時候,規劃上硬係拖拖拉拉十幾廿年,例如合和在灣仔的「MEGA TOWER」,就唔知乜事搞了咁久,在2012年先過到關。

大型地皮拖拖拉拉十幾廿年的最經典例子,當然要數西九龍乜差文化區,呢塊香港有史以來最巨型的地皮,晒太陽晒足十幾年,菜都種唔到一條,唔通真係因為香港藝術家文化人咁有影響力咩;又好似郵輪碼頭,搞咗十幾年,大眼雞都見唔到一隻,之唔係因為在西九南九呢兩塊重要地皮,拆唔掂數,就係咁簡單。
從呢個角度睇,西九南九未來可能出現的大型新地標,由邊個香港地產商獲得,對華資大孖沙的利益再分配好有啟示,如果一個唔覺意,有中資國企分到餅仔,到時再講「共產黨」惡鬥「地產黨」都未遲。

共產黨惡鬥地產黨?

如果政治經濟可以分開,歐美呢啲民主國家自由市場,企業及商家佬可以瞇埋眼做生意,唔使搞咁多政治捐獻,掉轉講,政治上的出現權力的突變,跟住必定出現大量的經濟利益再分配。
講到政治上的權力突變,香港主權回歸,就係最極端的例子,而且係發生在一個舉世公認的經濟奇蹟上的權力突變,仲有長達廿幾三十年的蘊釀期,期間出現的經濟利益再分配,自然係一舖可一不可再的超級大茶飯。

香港面對前途問題,中國要「拖住英資」,同滙豐得英資勢力分享利益,依賴滙豐當年在金融市場無可代替的力量,結果獅王變身「有買貴冇買錯」、識飛的大笨象;要「穩定華資」,統戰資本家確保香港繁榮安定,結果一班營商有道又有敏銳政治觸角的大孖沙,與香港經濟的起飛同時起飛,變身超人。

那些年,中國共產黨同香港大孖沙打成一片,今時今日,斷估都唔會輕易出現「香港黨委書記」出走美國的情況,就算再有中共高層走佬,斷估亦唔再需要出書搵外快,當年有《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展現中國共產黨及香港大孖沙的互動關係,今日中共在香港的經濟工作方針,係咪終於到咗「壯大中資」的時候,普通香港人唯有在種種政經脈搏中靠估。

好簡單咁講,如果四四六六撐掂晒,大茶飯你一啖我一啖齊齊開心,社會自然歌舞昇平,肯定唔會有咁多核凸嘢浮面,好似負責規劃地政的發展局局長,糧都未出就被人收皮,又好似免費電視牌咁,政府搞到彈弓手話發又唔發咁肉酸。

當日的中國經濟未起飛,國企未成氣候,香港的英國政治力量根深蒂固,要收回香港的主權及經濟主導權,唔單止要同英國政府講數,亦要同香港資本家甚至親中的英資分享利益;今日中國大國崛起,政治上完全控制香港,唔少中資企業更加係市值萬億銀級的巨企,真係共產黨鬥地產黨,邊度有得打,似乎係各自鬼打鬼多啲囉。


[1] 《吳康民口述歷史》,2011年,P.98
[2]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76
[3]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35
[4]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131
[5]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39
[6]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37
[7]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42
[8]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90
[9]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2011年版,P.444
[10]《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2011年版,P.35
[11]《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1998年,P.131
[12]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131-132
[13]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132
[14]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38
[15]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139
[16]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56-257
[17]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59
[18]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46-253
[19]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33
[20]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33
[21]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00
[22]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32
[23] 《星島日報》,「朱總:最後一家紅籌買殼」,2000年9月11日
[24] 《星島日報》,「李國寶引退撐吳亮星接棒」,2012年5月14日,http://www.singtao.com/yesterday/loc/0514ao01.html
[25]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2011年版,P.204-205
[26]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下)》,2011年版,P.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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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臺洪水重災區王快鎮黨委副書記救災不力被停職

7月25日,據河北省邢臺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官方微博@邢臺發布消息,為嚴肅工作紀律,促進工作落實,日前,邢臺市委研究,對此次防汛抗洪搶險救災中工作不力的王快鎮黨委副書記郭同恒作出停職檢查決定,並進行調查,分清責任,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追責。

此前,邢臺已有四名幹部因防洪救災工作不力被停職檢查。河北省委決定對邢臺市經濟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段小勇,邢臺市經濟開發區東汪鎮黨委書記張國偉,石家莊市交通運輸局黨組成員、總工程師何占魁,井陘縣副縣長賈彥廷,進行停職檢查,進行調查,分清責任,依法追責。

據央視早前報道,河北工作組到邢臺開發區受災嚴重的東汪鎮、王快鎮核查災情,初步認定,7月19日晚七里河決堤是由於局地強降雨形成的洪峰所致,非人為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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