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人士調整的大幕已經逐漸拉起,最新的一起人事變動是現任中投公司副總經理和上海銀行董事長的範一飛已經出任央行黨委委員。
根據央行今天發布的一則新聞稿,範一飛為央行黨委委員之一,排在易綱、王華慶和潘功勝之後。
澎湃新聞報道稱,51歲的範一飛正式公開以央行黨委委員身份亮相央行內部會議,意味著其正式加入央行。據了解,其出任副行長為大概率事件。
不過在央行網站的領導人欄目中並未出現範一飛的身影,中投公司官網上,範一飛仍為副總經理。
澎湃還提到,範一飛自1982年起便供職於建行。2001年3月至2002年10月,範一飛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國際經濟學碩士學位。回來後他短暫地在三峽辦工作,於2004年回歸建行,以行長助理身份和當時的建行董事長郭樹清及行長常振明一起,並稱“三駕馬車”,推動建行成為四大行第一家成功上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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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30日,江蘇省淮安市經濟開發區新建非公企業黨組織集中掛牌。 (CFP/圖)
在中國非公有制企業中,超過半數已經建立了黨組織。
在民營企業的黨委里,無論“一把手”是否黨員,黨委(黨總支、黨支部)書記一職,大多是由公司內部的高層或中高層出任,但也有上級黨委委派的“外來戶”,如蘇寧集團。
在蘇寧新開連鎖店時,“黨員先鋒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裝修、櫃臺搬運、各種布置,黨員都是加班加點做的”。
2015年6月底,42歲的劉德有了個新頭銜。
他是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小米公司)聯合創始人、副總裁,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小米公司委員會首任黨委書記。小米是一家近年來迅速崛起、估值超過450億美元的中國民營科技公司。
事實上,民營公司里建立黨委,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期,而黨總支、黨支部等其他形式的黨組織成立時間,則要更早。
201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201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披露,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內地297.3萬個非公有制企業中,有157.9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53.1%。
《2013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在當時278.4萬個非公有制企業中,有162.7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比58.4%。
小米公司創建於2010年3月,因在智能手機領域的成功,近兩年名聲大噪,成為“現象級”的明星公司。目前,該公司擁有員工超過8000人,黨員104人。
小米公司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14年4月,其已成立了中共小米公司黨支部。
此番小米公司黨委的成立大會於2015年6月19日舉行。與會者,除了小米公司的黨員員工,非黨員的公司高管,還有多位來自中共北京市委、海澱區委以及中關村海澱科技園的黨務系統官員。
據小米公司介紹,“北京市委組織部、市委社會工委和海澱區委,對於小米公司的黨建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前期也給予了很多的幫助和指導”。這是他們成立黨委的重要原因。
來自北京市委組織部的消息也顯示,小米公司黨委的成立,是由上述幾個部門“聯合推動”的,這是“為了適應(小米)公司經濟規模和黨員隊伍擴大的新形勢”。
在成立黨委組織的黨內法規上,可資參照的是《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這部條例規定:機關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成立黨的支部,即黨支部;機關黨員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設立黨的總支部委員會,即黨總支;機關黨員100人以上的,設立黨的基層委員會,即黨委。
同樣在中關村海澱科技園里,一家A股上市公司的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14年12月,這家擁有將近200位黨員的私人控股企業,也是在“上級黨委部門的推動”下,成立了公司黨委。此外,他們還設立了黨的紀委。
放眼全國,在民營企業,乃至港資、臺資、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里,建立黨委的舉動其實早已有之。
1998年,浙江的傳化集團成立了公司黨委,這是目前公開所見最早的中國民營企業黨委之一。黨總支、黨支部等黨組織的成立則更早,如另一家知名私企——江蘇的蘇寧集團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早在1993年,蘇寧就有了自己的黨支部。
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企業,成立黨組織,在政策和法理層面上,均能找到各自的依據。
1992年,黨的“十四大”對黨章進行修改,將原有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街道、合作社、農場、鄉、鎮、村、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改為了“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
2002年,黨的“十六大”修改後的黨章里,首次提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黨的基層組織”的表述。
公司法在2005年的修訂中,增設了條款,“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當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
浙江一家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他們公司黨委的成立,就是在2005年前後,“上級黨委組織部專門下文,要求公司成立黨組織。據我所知,當時在我們周邊,上規模的民營企業,都接到了這樣的通知”。
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里,還著重提出,要“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力度”。
隨後,包括黨的組織系統、工商聯系統以及政府部門里的工商管理局系統,紛紛響應這一要求。
2013年,在“全國工商系統推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就要求各級工商機關,采取單獨建、聯合建、依托建、掛靠建等多種形式,在非公有制企業中抓緊建立黨的組織,大力推進黨的組織“全覆蓋”、黨的工作“全覆蓋”。
國家工商總局一位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該局個體私營經濟監督管理司原本設有“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處”對口這項工作。2012年6月設立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處,一處長一工作人員,後又借調一人。2014年8月,設立“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黨建工作辦公室”,正司級,個體司司長趙剛任主任,正司級巡視員韓旭任副主任。同年,中央編辦還將非公組織的黨建工作寫進了國家工商總局新的“三定”職能中。
2008年6月22日,中德合資企業錦江麥德龍現購自運有限公司南京雨花商場黨員服務站成立。 (CFP/圖)
2015年6月19日,在小米公司黨委成立大會上,該公司聯合創始人、副總裁劉德,成為首任黨委書記。
小米公司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生於1973年的劉德,早在1994年,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書記之職,是由小米公司黨委籌備組提名,然後通過選舉方式產生。當天,小米公司48名具有選舉權的正式黨員參加了投票,劉德得票48票。
小米公司的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雷軍,並不是中共黨員,也沒有加入其他黨派。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民營企業的黨委里,無論企業“一把手”是否黨員,黨委(黨總支、黨支部)書記一職,大多是由公司內部的高層或中高層出任。
“一把手”自己是中共黨員,親自出任書記職務的,也不在少數。比如,美的集團實際控制人何享健,就曾任美的集團黨委書記。前述提到的浙江一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也兼任了公司的黨委書記之職。江蘇紅豆集團的黨委書記之職,則由董事局主席、“老板”周耀庭的長子周海江出任。
但也有例外,蘇寧集團擁有全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黨組織,截至2015年6月底,共有黨員10147人,但集團的黨委書記,卻是一位“外來戶”。
2002年10月,原本是南京市政府部門幹部的吳承慶,被南京市委組織部派到蘇寧集團從事黨建工作。2004年1月,中共蘇寧黨總支正式升格為蘇寧黨委,吳承慶出任黨委書記。
蘇寧集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蘇寧集團黨委是由江蘇省委組織部和南京市委組織部、南京市鼓樓區委組織部多重管理的單位,因此,蘇寧集團黨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由蘇寧集團企業領導層和上述組織部的領導協商後提名,然後通過差額選舉方式產生。
2011年,在蘇寧集團黨委的換屆選舉中,吳承慶成功連任黨委書記。按照黨章規定,書記、副書記任期為5年,可以連任。
2014年,中國非公企業黨建網刊發的一份關於廣東東莞市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報告中介紹,在東莞市民營企業黨組織里,有近20%的書記為外部選派。
有趣的是,這種“人才流動”甚至出現過“相反的特例”。
2007年,時年不滿30歲的張誌華從創維集團黨委副書記任上,被選拔為深圳團市委副書記,實現了從民營企業到黨群系統的身份轉換。2011年,張誌華晉升為深圳團市委書記;2013年,張又被任命為廣東省團省委副書記。
民營企業黨委成立之後,有無專職黨務工作人員,工作和活動經費又如何解決?
小米公司回複南方周末記者時表示,他們“暫無專職黨務工作人員”,而經費問題,還在開會討論中。
蘇寧集團則介紹,蘇寧黨委現在有4位專職黨務工作人員,日常工作經費主要由企業來出;一年預算500萬元。
該集團內部人士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蘇寧對黨委書記吳承慶也給予優待,他享受公司副總級的待遇。
在創維集團,新任集團黨委書記楊孝駿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創維黨委有6位工作人員,人員及日常工作經費,也是企業出,一年約200萬元。楊孝駿的另外一個職務是創維集團中國區域營銷總部的執行副總經理。
前述提到的浙江一家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還介紹,為鼓勵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並設置專門的黨務工作者,當地上級黨委,曾經給他們下撥過工作經費,“相當於一個專門黨務工作者一年的工資,但也就是第一年下撥過”。
民營企業黨組織成立之後,有一項職能,是收取黨員員工的黨費。受訪的幾家企業介紹,這些收取的黨費,均上繳上級黨委,如蘇寧集團的黨費,就交由中共南京市鼓樓區委組織部。
200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並實施《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中組發[2008]3號文),其中規定黨員交納黨費的比例為:每月工資收入(稅後)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者,交納月工資收入的0.5%;3000元以上至5000元(含5000元)者,交納1%;5000元以上至10000元(含10000元)者,交納1.5%;10000元以上者,交納2%。
小米公司黨委成立後,其主要職責和作用何在?
該公司的回答比較籠統,其稱,小米“將公司戰略與黨的理論緊密結合,將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切實貫徹到企業決策中,引領企業健康發展,多渠道促進企業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發揮社會價值”。
上文提到的浙江一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長,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覺得企業里黨委的作用,還是虛的比較多,實的少。形式大於內容。搞好經營,為股東、為員工創造更多的利潤,這才是企業的主業所在。當然,如果公司老板、‘一把手’重視黨建,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蘇寧集團黨委書記吳承慶則認為,黨組織在該公司的作用非常明顯,其最典型的表現之一就是蘇寧的“黨員先鋒隊”。
他舉例說,在蘇寧新開連鎖店時,“黨員先鋒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裝修、櫃臺搬運、各種布置,黨員都是加班加點做的”。
吳承慶本人非常驕傲的是,因為蘇寧黨建工作表現出色,他已被習近平總書記兩次接見。
受訪的創維集團黨委書記楊孝駿,在肯定黨委對於民營企業的作用的同時,還提到當前面臨的一大困難,“以前我們每年發展的新黨員有20-30人,但這兩年,上級黨委分配給我們的名額,每年只有2個了。好多預備黨員,尤其是新招的大學生是預備黨員的,可能很多年都沒法轉正了,怎麽辦?”
蘇寧集團黨委提到,該公司2014年發展新黨員29名,2015年上半年發展新黨員12人。
“十八大”之後,中共中央對發展新黨員,提出了“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用”的要求。2013年,全國共發展黨員240.8萬名,較上年減少82.5萬名,為過去十年來首次下降。2014年,這一數據進一步下降到了205.7萬名。
2015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發的署名“黨建平”的評論文章則稱,當前基層黨建工作,“仍然存在非公有制企業黨員占比偏低、流動黨員管理難題依然突出、新興領域黨組織覆蓋仍較困難”等問題。
去年至今,席卷國內各大汽車企業的“反腐”風暴仍在持續並深入中。
11月2日下午15點30分,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稱,東風汽車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總經理朱福壽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調查。
就在數月前,東風汽車原黨委副書記範仲、東風汽車總經理助理及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副總裁任勇皆涉嫌了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因而,朱福壽也是繼前兩人之後,被相關部門調查的“東風系”另一大高管。
此次涉嫌違紀的朱福壽,出生於1962年10月。他於1984年7月入黨,22歲時從安徽工學院動力機械系畢業並獲工學學士;2001年6月,他拿到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1994年11月至1997年5月,朱福壽任東風汽車公司下屬車輪分公司的副經理,後繼續升至副總經理、董事長兼總經理。此後,他又擔任過東風汽車股份公司輕型車廠廠長兼黨委書記。
目前,朱福壽身兼多職,他既是東風汽車公司的董事、總經理、黨委副書記,也是東風汽車有限公司的黨委常委,與此同時自2013 年 12 月,他為東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600006.SH)的第四屆董事會董事長。
據中央統一部署,2014年11月27日至12月27日,中央第十三巡視組對東風汽車進行了巡視。2015年2月4日,中央巡視組向東風公司黨委反饋了巡視意見。
中央第十三巡視組組長朱保成指出,東風汽車不斷加強紀檢監察工作,但幹部群眾也反映了一些問題:部分領導幹部的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與東風公司存在關聯交易,“靠山吃山”;領導幹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問題愈演愈烈;公款出國(境)旅遊問題突出,管理失控,出國(境)辦理公務審批管理不嚴,任務重複、超天數、超人數現象普遍。同時,巡視組還收到反映一些企業領導人員的問題線索,已按有關規定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及有關部門處理。
在巡視組到來並提出問題後,東風汽車也召開了多次教育大會,並加強了公司的內部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2015年7月,該企業曾通報了收受賄賂案件3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案件9起,違規選人用人案件1起,違反廉潔從業規定案件1起。5人涉嫌違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
資料圖:鄧崎琳 (新華社記者 鞠鵬/圖)
1月8日,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紀委對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鄧崎琳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鄧崎琳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幹擾、妨礙巡視工作,對抗組織審查,長期搞迷信活動;嚴重違反組織紀律,違規選拔任用幹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不按規定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組織進行談話時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嚴重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違規多占住房,違規領取獎金,長期占用賓館客房供個人使用;嚴重違反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進行權色交易。其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問題涉嫌受賄犯罪。
鄧崎琳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和中央管理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主要負責人,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鄧崎琳開除黨籍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CFP/圖)
2016年1月7日,上海市紀委發布消息,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原專職委員季剛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數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2年左右,季剛退休之後,即加入民營企業——複星集團,任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等職。早在2015年12月9日左右,季剛即已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
現年約為63歲的季剛,1968年參軍入伍,1984年轉業,先是在企業工作,1989年進入上海市檢察系統,從事公訴工作。先後擔任上海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處處長,上海市檢察院審查起訴處處長、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等職。
多位上海市的法律界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稱,季剛的司法職業生涯比較出色,有上海灘“公訴第一人”之稱。2000年,季剛更是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選為“首屆全國十佳公訴人”之一。
2012年左右,到齡退休的季剛,加盟複星集團,其擔任的職務有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總裁高級助理、廉政督察部總經理。
2月20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日前,中共中央決定,任命劉士余同誌為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免去肖鋼同誌的中國證監會黨委書記職務。國務院決定,任命劉士余同誌為中國證監會主席,免去肖鋼同誌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職務。
統計顯示,過去七任證監會主席中,曾有6位履歷中都有國有四大行背景。其中,第一屆主席劉鴻儒、第五屆主席尚福林曾供職於農業銀行。第二屆主席周道炯與第四屆主席周小川與第六屆主席郭樹清來自建行。剛剛卸任證監會主席肖剛則供職於中國銀行。只有第三任主席周正慶履歷中沒有四大行背景。
農行來的實幹派一把手
2014年10月,在央行工作了18年的劉士余調任中國農行,任黨委書記。2014年12月開始,兼任中國農行董事長。從調任農行到出任證監會主席,中間不到一年半時間。
雖然時間不長,但農行內部人士對劉士余的評價卻是:低調、務實,屬於實幹派。農行某業務部門老總認為,劉士余很有擔當。在分行層面,則有農行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雖然接觸機會不多,但這位農行一把手很能為下面人著想。
這與劉士余在央行時給公眾的印象吻合。根據媒體早前引述相關人士指出,劉士余在擔任央行副行長期間也善於平衡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對外協調人民銀行和其他部委的矛盾,對內協調人民銀行內部各司局的沖突,“情商比較高。”
感覺劉士余很有正義感,“嫉惡如仇”。一位內部員工回憶自己參加過農行總行警示教育視頻會時對農行劉士余的印象。今年一月底,當農行北京分行爆發票據風險時。有媒體援引農行內部人士指出,董事長劉士余震怒,要求嚴查十家省分行,要求一旦發現違法違規現象將從嚴、從重、從快處罰。“震怒”似乎也側面反映出劉士余的風格。
根據早前媒體援引農行內部人士,劉士余調任農行時,曾在2015年1月底的農行內部工作會議上提出三點要求:一是繼續強調三農金融服務,二是提升城市業務競爭力,三是提升跨境業務競爭力。
根據2015年農行三季報,該行實現凈利潤1533.70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0.57%。雖然2015年全年成績單尚未交出,但業內人士指出,劉士余這位互聯網金融專家2015年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帶給農行諸多變化。
2015年4月,農行升級了B2C平臺——掌上銀行3.0,融入了消費電商和社交即時分享功能。農行內部人士表示,推出的“掌上銀行3.0”將作為農行互聯網金融戰略中未來B2C核心平臺。
2015年10月,農行又對外發布了其自主研發的新一代核心業務系統“藍海工程”,在2015年互聯網金融風口上,農行核心業務系統升級“換芯”的舉動也引來了業內廣泛關註。
對於銀行發展互聯網金融,劉士余有不同於其他銀行家的看法。2015年6月,劉士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前銀行設立互聯網金融事業部或子公司並不成熟,在現行銀行框架下,一旦出現風險暴露,母公司要對事業部提供無限擔保責任。銀行設立子公司雖然可以隔離風險,但二者應該是功能協同關系而不是競爭關系。
在支持農行支持三農方面,根據2015年該行三季度顯示,截至2015年9月末,縣域發放貸款和墊款總額28,509.04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992.58億元,增長7.51%。
而在提升跨境業務競爭力方面,2015年10月,農業銀行等值10億美元的綠色債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為中資金融機構在國外發行的首單綠色債券,也是亞洲發行體發行的首單人民幣綠色債券。
劉士余在出席上市儀式上表示,農行綠色債券成功發行並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既是落實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政策成果的具體體現,也是中英金融機構共同合作,支持綠色產業、聯合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做出的實際行動。
曾是央行互聯網金融“大家長”
從劉士余的履歷看,這位前任央行副行長在央行有20年的工作經驗。由於分管支付司,曾被媒體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大家長”。
劉士余履歷顯示,早在1996年他便進入央行,歷任銀行司助理巡視員、副司長,銀行監管二司副司長、司長,辦公廳主任,行長助理。2006年6月,劉士余任央行副行長,分管支付司、條法司等部門。
值得註意的是,作為央行前任副行長的劉士余,還被媒體稱為互聯網金融界的“大家長”。2013年起,條法司負責牽頭起草《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他本人對互聯網金融也有較深的研究,並積極推動指導意見的出臺。
2014年2月,劉士余曾經撰文闡述了他對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的看法。他在文中指出,機構法律定位不明,可能“越界”觸碰法律“底線”:一個是不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另一個是不能非法集資。現有法律規則還沒有對互聯網金融機構的 屬性作出明確定位,互聯網企業尤其P2P網絡借貸平臺的業務活動,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或規章對業務進行有效的規範。謬誤與真理只有一步之遙。P2P網絡借貸 平臺的產品設計和運作模式略有改變,就可能“越界”進入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甚至觸碰“底線”。我們支持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發展,但是不允許碰觸這兩個底線。
縱觀2015年互聯網金融P2P行業的發展,無論是e租寶、金賽銀、MMM等平臺引發的互聯網金融地震,還是近日鑫琦資產囂張跑路的“奇葩”事,劉士余早在兩年前警示的互聯網金融風險都很深刻。
劉士余如何看資本市場
2014年5月9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簡稱新國九條)。新國九條出臺後第二天,劉士余在清華五道口金融論壇上將其稱為3.0版本國九條,並指出,這意味著中國資本市場進入了新的發展極端。
劉士余在論壇上表示,當前中國整個社會融資結構扭曲。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中的M2跟GDP的比值不合理,雖然這個比值至今沒有權威解釋,也不能通過推算計算合理,但可參考的意義是我國的比較高。
他認為,這些年我國在調整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但是調整的效果不理想。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有所惡化的,這對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劉士余稱,圍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的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多渠道推進股權融資,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這都是三中全會決定當中的原話,這也是對我們金融工作一個最底線的要求。我理解對資本市場一個是要健康,一個是要全面,一個是要多層次。所以,縱觀金融市場體系當中存在的諸類的問題,核心或者說解決這個問題的牛鼻子還是要把中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發展起來。
劉士余指出,3.0版的國九條的正式公布意味著中國股市資本市場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是還是要在政策上下工夫,比如像大家公認的一些制度安排,還是要舉政府和市場,國際和國內,境內和更外多種力量,多種資源,在中國還是要打造出幾艘航母級的投行,無論是保險行業、證券行業還是銀行業,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沒有幾支支柱,在這個行業里沒有靠得住的大型的骨幹,占有一的市場集中度的,實踐證明還是不行。同時,要擴大資本市場融資的能力,只靠再融資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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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農行銀行官方微信平臺顯示,在農行近期召開的第一次黨委會議上,農業銀行黨委書記周慕冰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他指出,當前,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存貸利差收窄、有效信貸需求不足、不良貸款雙升、同業競爭加劇、保持傳統業務優勢更加困難等內外部矛盾和挑戰面前,農業銀行要再接再厲,進一步改善經營管理和推動轉型發展。周慕冰說,首先是要充分發揮黨建工作的統領作用,尤其是加強黨委領導班子自身建設,以上率下,帶動各級領導班子建設。
按照慣例,隨著周慕冰出任農業銀行黨委書記一職,在農行董事會履行完相應程序後,周慕冰或將接替劉士余出任農行一把手。
此前5月20日,國務院網站發布任免國家工作人員消息,“免去周慕冰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職務”。而5月9日晚間,農行發布董事會決議公告稱,董事會表決通過了關於提名周慕冰為農行執行董事候選人的議案。根據農行公告的《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會議資料》,其中便包涵關於選舉周慕冰為農業銀行執行董事的議案。這份議案將於6月27日表決。
為人謙和
據了解,周慕冰為人十分謙和。“周慕冰來到農行總行後,親自前往每一層,與農行總行各部門領導見面,握手,大家都十分驚訝。因為以往新領導上任只是召集各部門領導開會。”上述農行內部人士稱。
某地方銀監局副局長對記者回憶,時任銀監會副主席的周慕冰一次來該省調研時,給人感覺十分謙和,坐在身旁感覺輕松自然。此外,他告訴記者,周慕冰在經濟領域的學術造詣很高。公開資料顯示,周慕冰1988年便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0年周慕冰進入銀行體系工作。十年銀行從業經歷後,周慕冰轉戰家鄉重慶,從渝北區委副書記、副區長到擔任重慶市副市長,也是10年之久。
2010年12月,周慕冰進入銀監會,擔任副主席一職至今,主要負責五大行和農村金融、普惠金融監管工作。農村金融、普惠金融均是農業銀行的重點業務領域,周慕冰接掌農行,有助於進一步加強農行三農事業部發展,強化農村普惠金融特性。
強調創新
周慕冰即將接手的中國農業銀行,2015年面臨著不良率攀升、息差收窄等難題。
農行風險總監宋先平在2015年農行業績發布會上指出,農行不良率和同業相比增加較多,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東部沿海地區和資源大省,二是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三是民營企業,四是中型企業。
宋先平說,農行2015年在不良貸款批轉出表方面,比同業平均水平少了300億元,留在賬面上的不良貸款就多一些,“如果不算這300億的話,不良貸款增幅跟其他四大行差不多。”
與此同時,農行凈利差進一步收窄,由2014年的2.76%下降至2.49%,下降0.27個百分點。在2015年陸家嘴論壇上,周慕冰稱, “銀行靠吃息差的模式已難持續”的觀點,鼓勵銀行創新。
銀監會官網發布的周慕冰最後一次公開講話為4月20日,在銀監會牽頭召開投貸聯動試點工作啟動會上,周慕冰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
周慕冰表示,要充分認識開展投貸聯動試點的重要意義。投貸聯動使科創企業的融資需求和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金融供給得到更好的對接和匹配。這既有利於提升銀行業持續服務科創企業的金融供給能力,又有利於促進銀行自身轉型發展。
對於試點銀行,周慕冰強調,要充分認識投貸聯動業務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在發展戰略、機制建設、風險管理、人力資源等方面做好充分準備,積極穩妥開展投貸聯動業務。
此外,周慕冰與到任農行行長不久的趙歡二者搭配領導也令外界充滿期待。上述農行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出身股份制銀行的趙歡辦事講求效率。
國資委黨委近日在《求是》雜誌發文談國企改革中的黨建工作。文章稱:企業重大決策必須先由黨委(黨組)研究提出意見建議,涉及國家宏觀調控、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等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必須經黨委(黨組)研究討論後,再由董事會、經理班子作出決定。堅持和完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堅持把黨管幹部原則與董事會依法產生、董事會依法選擇經營管理者以及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權相結合,不斷創新有效實現形式,保證和落實國有企業黨組織在企業選人用人中的主導作用。
眾所周知,在中國,涉及國企從來就不是單純簡單的經濟問題,中國目前擁有規模超過117萬億的經營性國有資產,且一直保持著不低比例在增長,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也決定了國企議題往往是具有格局意義的重大議題,其間伴隨著曠日持久的爭論和反複進退的政策博弈。
政策博弈的焦點,除了民間一直討論“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問題,更多的爭論集中在國企自身身份的界定。
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將總經理與黨委分別設立,規避了一把手雙肩挑以及黨委形同虛設的弊端。在這種管理模式下,理想的狀態是黨委代表國家利益,將從國家總體安全、社會穩定以及經濟全局等維度把握國有企業發展方向,重在發揮非日常的監督和引領作用;而總經理則是商業利益代表,將站在企業經營發展的角度統籌資源配置,重在發揮經營功能和管理功能,如此形成“黨盯住國家利益,職業經理層盯住商業利益”的利益協同、相互制衡機制。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國企自身決策架構權責的模糊在面臨利益取舍上往往會出現問題。比如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國企更多應該站在商業利益角度來決策,但是國企也要站在國家的角度上更多地服從國家長遠利益。如果一味強調市場化改革,就很可能會吞噬國企本應承擔的責任。
在利益出現分歧的情況下,看似相互制衡的機制反而會產生決策“僵局”。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原主任,智石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衛祥雲在其專著中表示,國企改革的目標價值多元化,常常以政府、國企、行業和股份制企業多種面孔出現,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改革的結果難免出現“南橘北枳”之現象。
正是由於國企在自身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這種問題,在2015年7月20日,中紀委網站“學思踐悟”欄目刊發名為《加強黨的領導是頭等大事》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巡視央企發現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黨的領導弱化造成的。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企業黨組織自身。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開始改變之前董事會說了算,而黨的領導被弱化和邊緣化的局面,轉而變為黨委監督、書記制衡的新模式。黨委會與董事會、股東大會共同構成國企內部決策圈,進而形成新的權力架構。
在具體實踐中,黨委在把握國企發展方向上勢必會牽涉企業具體運營。而黨委書記存在的意義將不僅僅是管管黨風廉政建設,也不是一般意義上貫徹黨的方針、政策,而是對國有企業政治方向,即關鍵是企業的運行要體現和落實國家經濟戰略。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認為,按照黨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標準和要求,由董事會自主的在經理人才市場選擇、聘任合格的經理人才,保證了國有企業的經營發展不違背黨的路線與政策,以及國家、政府的法律法規,把國有企業經營發展好,這就是黨管幹部在企業最好的實現形式。上級黨組織和產權單位要加強董事會的建設,要選好董事長,確定經理人選選拔的標準和選聘的程序,並加強對董事會用人選人過程中的監督。而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魯寧也曾在2015年撰文稱,只要加強黨的領導,混改出不了大亂子。其認為,前幾輪混改之所以名聲不佳,包括整個國企改革明明成績顯著但社會整體評價不高,根本原因是變相乃至直接放棄了黨對國企和整個國有經濟的強有力領導與監控。
從這個角度來看,糾結於權力的收或放,正如學界持續熱議的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問題一樣本身都屬於偽命題,因為它們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現象將會長期存在於中國改革進程當中,並以各種手段和形式出現。
最後,換個角度來思考,加強黨對國企的領導雖然會落人以收權之口實,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權力的上收其實也給國企的無邊界擴張劃定了紅線。因為在經濟大環境充滿變數的當下,國企由於制度優勢往往表現的頗為強勢:據公開資料顯示,拿下上海顧村地塊,其是財政部直屬信達資產的子公司。而新晉深圳總價地王的奪得者電建聯合體同樣也屬央企聯合體,其中中國電建直屬國資委,方榮地產則是中國金茂子公司,中國金茂的第一大股東是中化集團,也是國資委直管企業。
7月25日,據河北省邢臺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官方微博@邢臺發布消息,為嚴肅工作紀律,促進工作落實,日前,邢臺市委研究,對此次防汛抗洪搶險救災中工作不力的王快鎮黨委副書記郭同恒作出停職檢查決定,並進行調查,分清責任,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追責。
此前,邢臺已有四名幹部因防洪救災工作不力被停職檢查。河北省委決定對邢臺市經濟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段小勇,邢臺市經濟開發區東汪鎮黨委書記張國偉,石家莊市交通運輸局黨組成員、總工程師何占魁,井陘縣副縣長賈彥廷,進行停職檢查,進行調查,分清責任,依法追責。
據央視早前報道,河北工作組到邢臺開發區受災嚴重的東汪鎮、王快鎮核查災情,初步認定,7月19日晚七里河決堤是由於局地強降雨形成的洪峰所致,非人為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