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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业绩浪,以及令人惊心的股价 value9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dc8080100lfth.html

最近中报业绩快发完了,回顾了一些以前关注的低pe公司,许多出现了业绩倒退和股价大跌,如

中讯软件、胜利管道、珠江钢管、奥思、鹰美等。

给我的感觉是,如果你不能获得较为确切的公司业绩进展,此类小公司确实风险极大。

而业务稳健的大公司如统一企业、汇源果汁,即使业绩不妙,股价却几乎不受影响,更别说其他优质公司了。

似乎颇能反映巴菲特的观点:优质公司可长期持有。

而低质公司则颇费心力,难以长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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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收购沃尔沃 惊心动魄800天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9/405606.html

2010年春节期间,洛希尔大中华区总裁俞丽萍并没有休息好。早晨,她总是要被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的电话打 搅。俞丽萍清楚地记得,2月13日(除夕),李书福是18点半打来电话,正值年夜饭,一直讨论到20点半;2月14日(初一),李书福早晨8点又打来电 话,“我想这个人是不是疯了,过年也要操心工作的事。”

李书福当时对俞丽萍表示,他想给福特的CFO路易斯·布斯写封信,沟通收购沃尔沃项目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主要是融资问题。

从2008年1月18日,李书福在底特律车展上第一次与布斯相见,表达收购沃尔沃的正式意愿,到2010年3月28日双方签订并购协议,整个交易历 经800天,类似上述细节的小“插曲”几乎没有间断过,作为这场并购的“顾问”,洛希尔以及俞丽萍与李书福和吉利一起,经历了惊心动魄的800天。

1 锁定沃尔沃

从2008年初洛希尔开始参与吉利收购沃尔沃,交易中的险情就屡屡发生,人才储备不够、不断有竞争对手来“搅局”、融资频频出现困难,以及知识产权 问题遇到障碍等。但李书福总是逢凶化吉,绝处逢生。“它好像一个溜溜球,每次都已经到最底部,快碰到地了,却又起来了。”俞丽萍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2010年8月2日,李书福和他的团队在伦敦举行了沃尔沃轿车并购项目的交割仪式,宣告这项旷日持久的收购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

洛希尔与李书福的接触始于2007年,大中华区的团队初次访问李书福,向其推荐了诸如沃尔沃、萨博等多个可供关注的收购项目。李书福的回答令洛希尔方面印象深刻:“沃尔沃是首选,我已经关注沃尔沃很久了。”

李书福第一次表露收购沃尔沃的想法是在2002年,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达了这个想法,但是一位接近李书福的人称,董事长总有很多想法,当时吉利还 很小,没人把这番豪言壮语当真。是金融危机和不断走低的美国汽车业,给了李书福机会,2007年初,穆拉利从波音来到福特担任CEO,随即提出了“One Ford”的战略,决定出售旗下包括沃尔沃在内的多个品牌。

密切关注沃尔沃的李书福立刻出手,2007年9月,福特美国总部收到一封挂号信,李书福通过公关公司向福特阐明了收购沃尔沃的想法,直到此时,洛希尔并没有介入,而吉利因为名不见经传,收购意向也没有引起福特重视。

不过,2008年初在底特律车展上的一次遭遇,让李书福下决心聘请财务顾问。当时,李书福在公关公司帮助下第一次见到了福特财务总监、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和采购总监等一干人。这次谈话并不成功,福特方面不断强调“沃尔沃有15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言下之意是,吉利太弱了。虽然李书福表示有诚意和能力 做到,但对方只是礼节性地称“回去研究一下”。当时,在李书福身边只有他从英国石油挖来的张芃有点国际化背景。

回国后,李书福决心正式邀请洛希尔参与到收购沃尔沃的事务中来,他主动约见了俞丽萍,这次会面,李书福给俞丽萍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我觉得李书福孩子气中带着执着和坚毅,看他说话声音很慢、很柔和,但其实是个性子很急的人。”

2 说服洛希尔

李书福和俞丽萍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非常有激情,认准目标,无论如何也要达到。

2008年1月,这个目标锁定在沃尔沃。但几乎从俞丽萍接手那一刻起,困难就一直相随,第一个困难是让洛希尔总部相信,吉利有能力收购。

俞丽萍与李书福初次见面时,吉利汽车股价为8毛钱,市值10.8亿美元,这个盘子不到沃尔沃的十分之一。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吉利汽车股价跌到了2毛钱附近,盘子缩水至3亿美元,对俞丽萍来说,向总部推荐这样一家企业是个冒险。

“像我们这样200多年历史的欧洲公司,怎么会把良好声誉押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民营汽车公司上呢?其实我们最后决定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要经过内部审批,当时金融危机还没有开始,西方还有其他汽车公司想买沃尔沃。”俞丽萍表示。

洛希尔算是在汽车产业界最具声望的一家投行,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在吉利并购沃尔沃交易之前的12个月里,由洛希尔提供咨询的汽车并购案总价值高达892.5亿美元。

在吉利提出收购申请后,一家欧洲汽车公司也明确邀请洛希尔帮助其竞购沃尔沃。按照洛希尔的规定,只能代表一家公司参与竞标,俞丽萍需要说服同事放弃这家欧洲车企,而这家公司的销售规模差不多是吉利的10倍。

2008年6月的洛希尔一次全球合伙人会议上,俞丽萍走上讲台,她本来演讲的主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对于洛希尔的重要意义,但她很快就“跑题”了。

“请所有人都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2万亿美元,它将来会用来做什么?未来一定会用来支持海外并购,而且是在工业、制造业方面有技术、有品牌的企业,将来一定会大手笔出去,而出去的方向就是你们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我今天有个项目……”

这是一番激进的讲话,而洛希尔在业内素以保守著称,在讲台下面,那些白发苍苍的合伙人为来自中国的高涨情绪所感染,最终董事会决定放弃代理前述欧洲公司,选择吉利。

随后,收购团队搭建了起来,按照分工:富尔德律师事务所负责收购项目的所有法律事务;德勤负责收购项目、财务咨询,包括成本节约计划和分离运营分析、信息技术、养老金、资金管理和汽车金融尽职调查;洛希尔银行负责项目对卖方的总体协调,并对沃尔沃资产进行估值分析。

3 官方的支持

2009年1月,又一年底特律车展,李书福有备而来。在他身边除了张芃外,还多了一名女士——俞丽萍。李书福对穆拉利说:“我准备得很充分,顾问团队都请好了。”

在业内,一家知名投行已经介入,证明这件事是“认真”的,李书福符合游戏规则的拜访,给福特高层留下了深刻印象,穆拉利表示,一旦出售沃尔沃,将第一时间通知吉利。

几乎在吉利与福特方面建立良好互信的同时,吉利在国内也进行了项目的政府沟通。2009年3月,吉利获得了发改委的支持函。彼时,国内多家企业曾经爆出希望收购沃尔沃的消息,包括长安、北汽、奇瑞等,但手握国家发改委的支持函后,吉利在国内实际上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

“很多人抱怨,中国政府的审批很麻烦,但是我认为不要抱怨,怎么把这种程序做到尽可能落实才对。你不了解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了解并购竞争对手的情况,而等到程序差不多了才去发改委,发改委来审核的时间也没有。”俞丽萍说。

时间衔接得天衣无缝,当年4月,福特首次开放数据库,项目团队开始阅读6473份文件,通过十多次专家会议,2次现场考察,3次管理层陈述,吉利收购团队开始真正了解沃尔沃状况。针对福特起草的2000多页的合同,进行了1.5万处的修改标注。

与此同时,吉利的收购进展报告上报到了发改委,李书福一度担心因为对吉利不了解,而影响对收购的评估。所以在报告中,李书福重点谈了收购对中国汽车 业的产业意义和后续盈利信心。和发改委为首的国家相关部门的及时、有效沟通,不仅为吉利此后顺利通过审批埋下伏笔,也为向国有银行寻求融资做好准备。

4 半路杀出的对手

到了2009年5月,沃尔沃方面出现了问题。瑞典一些官员公开在报纸上撰文,反对中国企业收购沃尔沃,称由于在文化和企业管理理念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并不是最佳选择。

而到了7月,最后一次竞标时,又有两家竞标者加入进来,一家名为皇冠(CROWN)的美国公司和一家瑞典财团突然杀出,报价一度攀升至28亿美元,这两家财团的组织者分别曾在福特和沃尔沃担任高管。

突如其来的竞争者,使吉利和洛希尔团队紧张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沃尔沃的唯一选择,这两个敌人必须引起重视。更高的报价以及“自己人”接盘,对于福特来说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吉利的并购团队经过冷静分析,认为对方报价更高,但仓促开价并不符合福特的口味。作为一项全球瞩目的并购交易,福特并不只是想卖个好价钱,它需要成为“有责任”的卖家,不会为了这点钱把沃尔沃这个品牌砸掉。

另外,彼时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散去,筹措20多亿美元谈何容易?即便财团经济实力雄厚,但俞丽萍分析说:“如果没有中国市场的支撑,凭什么让沃尔沃起死回生呢?”

洛希尔和吉利立即向福特交涉,要求福特绝不能为了突然出现的两家竞标者,而拖延递交标书的最后期限,否则就退出竞标。果然,福特没有延迟期限。两家财团由于未能按时完成融资,都匆匆退出竞标。

2009年7月,吉利向福特递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书获得通过。这一天,李书福真正走上了破釜沉舟的那一步。当时,在吉利内部会议上,李书福感慨:“我这次是把身家性命全押上了!”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李书福就为收购沃尔沃着手进行了准备,首先,他将吉利集团多年赚取的利润慢慢存了起来,没有再用于吉利的滚动发展,而吉 利发展所需的资金,也通过引入高盛来实现,2009年9月,高盛向吉利在港上市公司注入2.5亿美元,这笔钱被吉利用于济南、成都、杭州等多个项目的新 建、扩建。

5 放弃与寻找

2009年9月29日,吉利在北京注册了“北京吉利凯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吉利的全资子公司,这是吉利为沃尔沃项目融资所迈出的第一步。

吉利凯盛注册资本为41亿元,由吉利全额出资。按照当时的构想,吉利还将通过政府融资,解决并购所需的其他40亿元。

洛希尔为吉利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融资方案,既照顾到吉利自身,又让它能够在未来的股权结构中占据有利地位;既不能用到香港上市公司的钱(实现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同时又保持这个项目的号召力。

为此,吉利有两条路径,一条走政府路线,一条与基金合作。于是洛希尔的并购团队分作两个小组,一组找政府谈,一组找基金谈。并购前,李书福接触了包括中信资本、鼎辉、联想控股等在内的各大基金,以及渤海基金这样的政府基金。

李书福说服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主要靠两个概念:一是中国制造,另一个是中国市场。但是,几乎所有基金对这个项目的要求都是这样两点:要么放到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去做,立刻找到退出路径;要么收购后,尽快实现沃尔沃项目的单独上市,从而实现退出。

这种以“退出”为先决条件的谈判,一直持续到2010年的2月8日。

2009年12月底,是吉利对外宣称的与福特签订正式协议的日子,“我们当时找各种基金,包括有钱的个人投资者,但由于双方经济立场不同,都未谈拢。”俞丽萍表示。

鉴于吉利迟迟拿不出融资结构,福特方面决定每2周开一次电话会,来督促吉利。

6 政府援手

吉利负责政府融资的团队谈了全国十几座城市,包括见诸报章的北京、天津、珠海、东莞、成都、大庆、上海……

这其中有对吉利收购沃尔沃项目持怀疑态度的,谈判根本没有深入;也有一开始看好,随着谈判向前推进,逐渐觉得双方利益不同,中途放弃的;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已经与吉利签订协议,双方工作人员一道办公了,但最后时刻还是动摇,出现了反悔。

2009年12月16日,一个关键角色——童志远加入了沃尔沃并购团队,作为原北京戴-克奔驰公司的总裁,童志远的加盟,被外界认为是寻求沃尔沃项目落户北京的强烈信号。

这一任命意味着,童志远在收购沃尔沃完成后,将扮演沃尔沃中国项目运营人的角色,同时也负责沃尔沃落户北京后与各部门的协调工作。

彼时,吉利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草签了全部文件,吉利方面已经签字盖章,就等审批到位。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审批出现了问题。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北汽直书地方政府,希望全力支持即将上市的北汽,而非外来项目,由此沃尔沃项目落户北京一事没了下文。

不过,此前洽谈的众多地方政府还是伸出了援手,吉利选择了与大庆市合作。2009年12月22日,北京吉利万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吉利万 源”)在北京亦庄注册,这恰是吉利宣布与福特就收购沃尔沃关键事项达成一致的前一天,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童志远。股东为吉利凯盛和大庆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下称“大庆国资”)。

实际上,原先由吉利与北京市搭建的融资平台——吉利万源中并不需要大庆国资出现,双方将采用一个基本对等的股权结构来解决吉利12亿美元的融资问 题,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提供40亿元融资。但落户北京的事情被叫停后,融资随之成为大问题。而大庆国资的介入,解决了吉利的燃眉之急。当然,这笔钱同样 需要吉利的承诺。

事实上,直到现在,沃尔沃项目已经交割,但落户事宜仍未确定下来。大庆漫长的冬季以及配套体系的薄弱,让沃尔沃整车制造项目落户在那里似乎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且在2009年12月底,当大庆国资成为吉利万源的股东、为整个收购付出了30亿元时,30亿元的融资并没有彻底解决吉利的问题。首先,钱还没有凑够;其次,沃尔沃项目在国内到底放在哪里还是个问题。

7 “二号”融资平台

正是上述两个问题无法回答,才使收购团队将谈判重点转向了上海市嘉定区,并向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事实上,在找上海市政府之前,吉利与嘉定区政府已经开始有所动作。

2010年2月3日,上海嘉尔沃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嘉定开发区持股60%,嘉定国资持股40%。法定代表人为上海嘉定工业区党工委书记郁建华。在吉利万源之后,第二个融资平台开始搭建。

2010年2月9日,一项特殊协议在吉利和嘉尔沃之间签订,该项协议名称为《吉利沃尔沃上海项目框架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吉利收购沃尔沃后,中国总部将建立在上海市嘉定区,并在该区设立一个沃尔沃国产工厂。

不过,当嘉尔沃成立时,吉利团队还有一个担心,会不会出现之前的状况:在区一级政府获得了支持,但在省市一级政府却得不到首肯?上海已经有上海汽车(600104.SH),政府会选择支持第二家整车制造企业吗?

2010年春节前夕,这份框架协议放在了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案头,整个并购团队也因此过着漫长而难捱的一个春节,他们期盼,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上海市政府能够做出决断。

而在另一边,上海市政府针对吉利的项目进行了专门研究,主要领导对沃尔沃项目做了批示:一、引进沃尔沃项目有助于上海产业能级的提升;二、引入私营 经济将进一步优化上海以国资为主的经济结构;三、再支持一个汽车项目将和本地的上海汽车形成良性竞争,“要形成田忌赛马的格局”。

上海市仅用2周时间就履行完全部审批事项。事实上,此时离最后签约期限是如此之近。“福特也许会等我们到3月31日,但之后肯定不会再等,那是我们约定的最后期限,整个并购都是严格按照时间表走的。”俞丽萍告诉记者。

审批到位,2月24日,上海吉利兆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吉利兆圆”)注册成立,股东为吉利万源和嘉尔沃,均为货币出资,分别占股份的87.65%和12.35%,公司法人为童志远。

直到吉利兆圆的正式成立,吉利收购沃尔沃的融资结构才算定了下来。吉利、大庆国资、上海嘉尔沃,出资额分别为人民币41亿元、30亿元、10亿元,股权比例分别为51%、37%和12%。此时,离吉利与福特签订最后协议还有26天。

8月2日,在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最终15亿美元中,有11亿美元来自上述融资平台,2亿美元来自中国建设银行伦敦分行,另有2亿美元为福特卖方融资。

8 “逃不掉”的沃尔沃

就在上海市政府及时做出决策,李书福给出融资方案的同时,知识产权谈判还在进行中。虽然,有关并购的基本协议在2009年12月底已经完成,但知识产权在双方的拉锯战中,还是留到了正式签约的前一周才搞定。

吉利的法律顾问、从业30多年企业并购案的富尔德著名律师克劳斯如此评价这场收购:“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复杂的并购案。”

俞丽萍表示:“福特收购沃尔沃10年以后,知识产权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需要从各个方面重新分拆出来,这个过程十分繁复。”

刚刚解决了融资问题的李书福,又陷入知识产权的困扰中。直到3月19日,当时李书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交易失败,问题不在吉利这边,吉利没有违反协议的任何部分。”他暗示,现在球在福特脚下。

这是李书福在2年多并购交易历程中,极少在财经公关控制之外发出的声音。李书福随后补充道,谈判过程非常艰苦,吉利将尽力而为,他希望能够完成交易。

为此,吉利向福特提问多达上千次,双方进行了上百次专家会议。“项目组经常早上6点起,晚上一两点睡。”仅仅尽职调查就覆盖了7种语言,资料打印出来竟有上千页。整个知识产权谈判持续到3月21日才告终,此时距离最后签约只剩7天。

3月27日,吉利与沃尔沃签约前一天,吉利正式向商务部递交了《融资结构说明》,开始履行正式的审批手续,到7月28日,商务部完成了对这次收购的审批。国家发改委的审批完成则比商务部稍早,为7月22日。

在正式交割之前,并购通过了40多个国家的反垄断调查,其中7月6日和7月15日,收购项目分别通过了欧盟和美国的反垄断调查。此后一直到交割,吉利和李书福没有再遇到阻力。

在最困难的时期,2010年2月~3月,李书福一度陷入绝望,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愿意选更自由的职业:记者、律师、诗人、作家、画家、歌唱家。”

而此时,俞丽萍私下谈到这次并购交易时表示,李书福有这个能力完成收购,冥冥之中沃尔沃是他的,李书福的执着和努力终将得到回报,属于他的逃不掉。

事实证明俞丽萍的话没有错,沃尔沃没有逃掉,李书福用一次并购让全世界认识了他,认识了吉利,也认识了中国汽车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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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民間借貸風生水起 巨大風險令人驚心

http://www.zjscdb.com/detail.php?newsid=62668

 「民間借貸熱」的背後,不僅是實體經濟投資機會的匱乏,更是部分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的狹窄、生存空間的逼仄。

  從溫州到鄂爾多斯再到江蘇泗洪縣石集鄉,日前,全國各地頻頻曝出的高利貸鏈條斷裂個案,把「民間借貸」推到風口浪尖,更讓後金融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浮出水面。

  以滾雪球方式過度膨脹的民間借貸,之所以讓人膽顫心驚,是因為一旦長長的資金鏈在任何一點上斷裂,就會引發中小企業倒閉潮,更會讓捲入其中的普 通民眾血本無歸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第一次溫州民間借貸的崩盤,出口外向型中小企業大範圍倒閉的悲劇,至今讓人心有餘悸。當前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 浙江投資研究機構的分析,浙江小企業約80%都靠民間借貸維持經營;而在江蘇石集鄉,根據央視調查,高達98%以上的村民參與到高利貸遊戲中。

  民間借貸的「風生水起」,暴露的正是當前中小企業艱難的生存困境。

  從資金供給方看,在資本市場劇烈波動的當下,中小企業創業艱難、利潤偏低,「放貸謀利」自然成了民間資本的一個選擇。以鄂爾多斯為例,在煤炭與 房地產之外,民間借貸幾乎成了民間資本的唯一出路。半數以上的居民熱衷於放貸的資本活動,凸顯了民眾對於投資實業、尤其是創辦中小企業的信心缺失。

  就資金需求者而言,為應對通脹而收緊的銀根,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部分本就貸款困難的中小企業雪上加霜,「付息借貸」往往成了飲鴆止渴的無 奈。在溫州,普遍5%左右的利潤率的現狀,使得部分中小企業難獲銀行信貸,而民間高利貸又進一步壓縮了利潤空間、放大了違約幾率。

  可見,所謂的「民間借貸熱」,一方面折射出實體經濟投資機會的匱乏,另一方面反映出了部分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的狹窄。生存空間的逼仄,不利於中小 企業發揮吸納就業的「社會穩定器」作用,也不利於我國經濟增長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的有序轉變,背後隱藏著的巨大金融風險更令人驚心。

  應當承認,民間借貸發展到今天,對盤活民間資本市場、服務中小企業發展、繁榮地方社會經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當務之急,不在於否定民間借貸, 而應給予其必要的制度規範、適度的風險控制。尤為重要的是,在宏觀調控既定方向不變的條件下,應盡快出台審慎靈活、針對性強的具體措施,依靠「區別對待、 有保有壓」的政策傳統著力解決部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正如英國電信集團董事長利萬基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所言:「中小企業是整個經濟的引擎。」關心中小企業就是關心國民經濟整體,就是關注就業、關愛民生。只有幫助中小企業從「民間借貸依賴症」的無奈困境中走出,才能迎來企業和民間借貸的春天。
  人民日報評:民間借貸為何火熱異常

  「你急需要用錢嗎?無抵押、無擔保,用途不清、信用不良均可,2萬元~100萬元,1小時內放款……」相信很多市民的手機裡都接到過這樣的短信,很多私家車上,也會被插上這樣的小卡片。

  記者在百度網上輸入「融資擔保公司」的字樣,隨即彈出大量「貸款無抵押、權威擔保公司」之類的廣告,隨機點擊進入後發現,除了為資金需求方和銀行牽線搭橋外,甚至直接可以辦理借貸業務。

  在安徽蕪湖市區,幾乎每幢寫字樓裡都有「投資擔保公司」、「投資諮詢公司」的辦公室。在蕪湖市頂級寫字樓之一的僑鴻國際商城裡,幾乎每層都有一 家投資擔保公司,最多的一層有3家。這些名為「投資擔保」、「投資諮詢」的公司,實際上都在做同樣的事情:高息攬儲,高利放貸。

  在民間資金發達的陝西神木、內蒙古鄂爾多斯、浙江溫州等地,培育擔保公司生長的土壤卻是煤炭、房地產等暴利行業以及活躍的民間借貸。

  據南方各省的一些中小企業主最新透露,今年上半年以來,江蘇、浙江一帶的民間借貸利率最高竟達月息30%,而這正吸引著個人投資者將資金從銀行、「跌跌」不休的股市、風聲鶴唳的樓市及動盪不穩的大宗商品市場中搬出來,投入「放貸」的生意。

  原因一:錢荒

  最近人民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這是今年以來第六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央行錢袋子捂得越來越緊,市場開始感受到資金緊張的壓力。

  在珠三角等地,當前原材料、勞動力、物流、財務等多項成本上漲,綜合作用於製造類企業,導致企業利潤攤薄,不少企業不接單虧損,接單也虧損。在 這種情況下,低端製造業企業和作坊式的小企業,難以承受經營壓力,首先面臨倒閉風險。日前,深圳市銀監局發佈的首期中小企業運營即金融服務指數,一季度深 圳市中小企業運營情況整體呈現出銷售下滑、成本趨升、毛利下降、融資需求和缺口加大等特點,融資難普遍存在,約13%的企業融資難度很大,57%的企業存 在一定程度的融資難題。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最近傳出數起知名民營企業倒閉的消息,引來各方關注。

  長期在一線調研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總體來說目前並沒有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但與2008年訂單一夜間消失導致 「猝死」相比,現在中小企業的訂單倒有,但原材料、勞動力、匯率、資金等多座「大山」一起壓來,利潤低到一下子死不了,活著又看不到希望。現在我們看到的 是生存危機,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改觀,下半年真有可能迎來一波倒閉潮。

  業內人士分析,銀行收緊銀根後,由民間資本構成的貸款公司或典當行會成為融資者在短時間融到大額度資金的首選渠道,所以即便利息上漲,許多急需大額資金的人還是紛紛選擇小額貸款公司或典當行。

  原因二:歧視

  日前在天津舉行的第五屆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上,來這裡的企業實際上很少有真正的小企業,大多數都有著非常大的資金量需求,多在幾千萬以上。 很多企業開口就要融資幾千萬,但似乎就這樣的企業才有和投資機構對話的資格,這就把那些只想貸款十萬百萬的小企業拒之門外,這種現象在許多金融機構中都存 在,特別是銀行特點願意信貸批發而不願意零售,因為零售放貸的平均成本要比批發高很多。

  目前在我國,99%的企業是中小企業,他們對GDP的貢獻超過60%,對稅收的貢獻超過50%,提供了80%的城鎮就業崗位和82%的新產品的開發,但是他們依然很難獲得銀行的青睞。

  在我們現有的金融體系中,商業銀行特別是大中型商業銀行佔據著主導地位,以銀行為媒介的間接融資是企業融資的一種主要方式。出於貸款安全性和盈 利性的考慮,大中型商業銀行盈利的天性就決定了它很難對中小企業融資給予足夠的重視。而很多金融服務體系仍脫胎於計劃經濟時代,主體架構仍然是瞄準著大型 企業。

  此外,目前面向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業發展滯後,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的專門機構很少,銀行常常以中小企業貸款監控成本高、風險大,而不願意放款, 中小企業貸款的不良記錄影響了銀行的積極性,當前很多中小企業經營規模偏小,很難達到直接上市發行股票和債券的要求,管理基礎薄弱,普遍缺乏良好的公司治 理機制,資信度不高,財務制度不健全,透明度比較低,基礎未做好,就盲目擴張,這些缺點更增加了企業融資的難度。

  原因三:滯後

  我國從2008年小額貸款公司試點以來,它的定位非常明確,也就是定位為中小企業支持「三農」等方面的小額貸款。

  在當前銀行信貸收緊的背景之下,一些地方的民間借貸生意火熱升溫,但是小額貸款公司卻也面臨著錢荒,在排起長隊的客戶面前卻無錢可貸。溫州市工 商局近日對小額貸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結果顯示,23家小額貸款公司現有註冊資本金52.2億元,銀行融資25.1億元,兩者總和為77.3億元,而全市貸款 額已經達到84.4億元。

  在銀行貸款門檻比較高的情況下,一些民間借貸公司的生意也非常火爆。在南通調查時發現,南通目前有很多家民間的借貸公司,生意非常火爆,利息非 常高,相當於銀行利息的10倍。也就是說中小企業一方面面臨著融資難,同時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主流的金融體系本身也面臨著沒錢的狀況。

  小額貸款公司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制度性的問題。首先,現在由於企業缺錢,銀行貸款難,所以很多企業也去找他們了,但他們沒有那麼多錢;其次,我們 在制度設計的時候,它只貸不存,那麼它沒有吸收存款的功能,只可以得到一些融資,但是它的融資規模不能大於註冊資本的50%。在這種情況下,它沒有那麼多 的錢可以貸,所以就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民營銀行難產,折射出我國民間金融機構發展滯後。專家認為,如果要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在融資渠道上進一步地放寬。比如該法人得到的資金和融資的 比例,是它註冊資本的2倍,而不是50%,這樣它就會有很多的資金;其次,要成為一些大金融機構的零售機構,就是大金融機構批發給它一些貸款,然後他進行 放貸,這樣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再有,就是利率問題,雖然小額貸款公司利率比較高,它是正規銀行貸款的4倍,目前是23%左右,但是民間金融比它還高。

  專家鏈接

  應逐步放開民營資本的審批

  如果從政策面上來說,我們已經放開了,那就是非公經濟的新36條中提到的,民營資本可以興辦金融機構。現在問題在於我們的審批過於緊,到目前為 止,我們審批的很少。比如民營資本進入村鎮銀行,這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都沒問題,但在實際上卻非常困難,因為有很多高的門檻。應該說相當一部分的民營資本缺 乏資質,但是他們參與過一些小額的貸款公司,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所以我覺得應該逐步地放開,這樣才能夠發揮村鎮銀行的作用,使民營資本真正進入,然後再 加強規章制度的監管,這樣就使得風險能夠降到最低,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

  民營資本可以進入小額貸款公司

  作為一個小額貸款公司,民營資本完全可以進入,因為它不是對公眾吸入存款和放款,所以這一塊風險相對較小。如果是村鎮銀行,那麼應該根據金融監 管審核它的資質、股東以及管理等各方面,這些條件具備了,就可以讓它進入。思想還是要解放一點,政策還要再放開一點,把為中小企業服務和加強風險防範結合 起來,最重要的時候應加強內控,它的資質和內部管理非常重要,只要這些條件具備就能解決這些問題。

  期待建立更多的民間合作金融組織

  對貸款難、融資難的問題,應該建立健全一個完善的金融體系,大中銀行為中小企業服務也應該改變觀念。另外,農村信用合作社是我們一直存在的組 織,為什麼不能發揮它對中小企業的一些作用呢?然後帶動公司、村鎮銀行、城商行,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建立更多的真正民間合作金融組織。

  ——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

  背景鏈接

  2010年5月出台的《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民間融資36條)第18條規定:適當放寬小額貸款公司單一投資 者持股比例限制,對小額貸款公司的涉農業務實行與村鎮銀行同等的財政補貼政策;支持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信用擔保公司,完善信用擔保公司的風險補償機制和風險 分擔機制;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金融中介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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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經營緣何步步驚心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9/1113515.html

州甌海經濟開發區北緯一路10號,一間歐式風格、頗有格調的辦公室裡,一台SONY無線上網本還打開著,辦公桌上放著一份興泰光學港股上市計劃書。

這是一家準備上市企業董事長的辦公室,但一切的夢想似乎都在9月20日戛然而止。

這裡的主人消失了。他是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在他消失的第七天,公司的幾個管理層仍舊到辦公室上班,但對自己現在該做什麼,都很茫然。

溫州當地政府煞費苦心,避免「跑路」說法,給胡福林定性為「不知所終」。

溫州23家市級銀行準備聯名倡議,「全力強化金融服務,滿足企業正常融資」;與此同時,溫州市要求「嚴厲打擊暴力討債等違法犯罪行為,依法維護企業正常生產和金融穩定」。

留下「巨殼」

胡福林的一位合夥人,這幾天強打精神,每天現身溫州各五星級酒店的「聲色場」,在他看來,這是保持供貨商信心的一個重要辦法。

由於胡福林在業內直接或間接持有不少公司的股份,一時間人心惶惶。其間接持股的溫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也向供貨商表示,公司法人代表徐士淮,包括其他高層都在正常管理公司。

成立於1993年的信泰集團原是當地最大眼鏡生產廠商之一,眼鏡年均產量達2000萬副,還是「美式眼鏡」品牌的擁有者。但響應「結構轉型」號召,該集團近年來正在大力向新能源產業拓展,正在籌備上市的「興泰光學」,正是集團整合新能源資產、擘畫產業佈局的重要一筆。

就在這關鍵時刻,胡福林卻拋下苦心創辦的企業,人間蒸發。

「(信泰集團)本來就有許多供貨商,和當地的一些大的企業也存在互保關係,甚至有一些大的供貨商和胡福林也存在互保關係。」甌海當地政府的一位官員透露,胡留下一個巨大的「殼」,如今成了一個棘手的風險傳導網絡。

 

記者昨日在信泰集團看到,還有一些供貨商滯留在信泰集團的工廠裡,這些供貨商涉及的金額從2萬元到500萬不等,許多人都面色凝重,一言不發。

信泰集團官網披露,集團合資創辦的企業有中法合資溫州興泰光學有限公司、廣州希曼進出口有限公司、上海EGO、浙江華信工藝品有限公司、浙江中硅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信泰光學有限公司、中國信泰光學有限公司。

這些,就是胡福林留下的巨大的「殼」。

更大的「殼」——是土地。集團在甌海經濟開發區有120畝的工業用地、在金華浦江有100畝的工業用地。

業內人士對記者評論道:「在浙江,土地就代表著資本,這些土地的估值,至少在10個億以上。」

主營業務眼鏡的訂單已經排到明年,土地估值在10個億以上,太陽能投資已經開始盈利,公司的發展看上去相當不錯,胡福林為什麼要失蹤?

夢斷香港上市

此前,信泰集團有高層向記者透露:「攤子鋪得太大是導致企業資金出現問題的重要原因,最後現金流斷了,企業就難以為繼。」

今年,原本有希望成為胡福林最好的一年。

年初,浙江省經信委發佈的該省光伏產業發展政策研究指出,浙江省光伏製造業的優勢較為明顯,總量規模大。2009年浙江省太陽能電池產量約達到1200MWp,成為國內第二大太陽能電池省份。

目前,浙江共有光伏企業205家左右,其中近一半成立於去年9月以後。短短一年間,浙江光伏企業的數量翻了一番。

正當胡福林準備在新能源產業放手大干一場的時候,天上似乎額外掉下一塊餡餅。

「從5月份開始,排隊上門來給錢的人絡繹不絕。」接近胡福林的一位人士透露。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今年5月份民間借貸利率監測數據顯示,當地民間借貸綜合利率為24.38%,比上季度末回落0.43個百分點。民眾放貸意願高漲,民間借貸成樓市後的首選投資替代品。

這正是大量的民間資本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大量的資金從什麼地方來?拿房產抵押,然後把錢再給擔保公司或者『會頭』,通過這些公司來放貸。

記者在信泰集團辦公室看到,有多份民間借貸的專用借款收據,月息兩分到三分不等。

「胡福林準備下一局很大的棋,成立了一家興泰光學有限公司,準備所有的太陽能產業都彙總到這家公司來上市。」前述人士告訴記者,按照構想,先成立一家香港太陽能公司,然後控股溫州的太陽能公司,再控股浙江中硅科技,中硅科技控股金華的公司和塞力科技。

這只是胡福林構想中的一部分,2010年,信泰集團成為「美式眼鏡」品牌的擁有者,在華東地區擁有200家以上連鎖店。集團預計在未來五年內全國鋪店10000家。「這些,是準備在A股上市的。」

此前,對資本運作毫無經驗的胡福林被自己構想這盤大棋局迷住了,同胡福林有合作的一位股東這樣評價胡福林:「他是一個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很有激情,理想主義的溫州商人。」

這盤棋需要大量的資金,同時運作兩塊產業,分別到H股和A股上市,從今年6月份開始,胡福林就在同眾多擔保公司、私募談合作,直到現在也不清楚,他到底借了多少高利貸。

胡福林萬萬沒有想到,今年6月,原本風生水起的香港上市計劃突然擱淺,手續一直拖到8月底。

於是,從8月起,幾家銀行開始抽調胡福林的資金,所有的民間借貸也開始只收不貸,胡福林的流動資金瞬間瀕臨枯竭。

他消失的那一天,9月20日,正是他原定同香港合資方簽約的時間;但是他寄予最後一份希望的3億元私募過橋資金,終未到位,他再也撐不下去了。

「步步驚心」的民企宿命

這是一個典型案例:傳統製造業民企在轉型過程中,試圖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在民間借貸的裹挾下,過分擴張,最終繃斷了資金鏈。

儘管胡福林是一個好老闆,不賭博,沒有不良嗜好,對員工十分友善,就連臨時消失,也並沒有從企業抽調資金,但他在複雜的外部環境中走錯一步,不能不說令人惋惜。

在塊狀經濟盛行的浙江,這種「步步驚心」的企業經營模式幾乎隨處可見。鏈條上的任何一環斷裂,都可能導致滿盤皆輸。

但很多人還懷有最後的一線希望。

據可靠消息透露,信泰拖欠供貨商金額在5000萬元到1億元之間,這對胡福林來說,原本只是一筆「小數目」。

「只要他人在,處理這些債務都只是小問題。」信泰集團的一位高層向本報透露。

令胡福林的助手們記憶猶新的是,2008年時,在外貿訂單銳減、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三重壓力下,信泰集團就曾一度陷入絕境,到2009年9月,集團主營業務收入下滑為395萬元,主營業務利潤僅為5.3萬元。

「就是在2008年時,胡福林力排眾議,一定要上太陽能產業。」接近胡福林的一位人士向記者透露,在主營業務走入僵局的時候,想絕地反擊,是需要很大魄力的,也正是這種魄力,令熟悉胡福林的人對他仍然抱有希望。

目前,集團的賬戶都被暫時凍結,所有人都在盼望胡福林重新現身。

集團旗下新能源資產或許尚能保全,記者昨日得知,金華浦江縣政府提供了3000萬元過橋資金用於浙江中硅新能源有限公司的銀行還貸,同時,瑞信集團也臨時注資5000萬元到浙江中硅科技有限公司來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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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步步惊心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0-08/100311805.html

  调控之下的房地产业宛如惊弓之鸟。高息融资推高负债水平,市场平淡危及销售款现金流,这一切都令房企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绿城首当其冲

财新《新世纪》 记者 朱以师 张宇哲

  刚刚过去的9月,是房地产开发商绿城集团的多事之秋。先是“海航集团30亿元收购绿城”的传言,后是“银监会调查绿城集团房地产信托业务”的消息,相继将绿城推至风口浪尖。

  绿城“被调查”的传闻如一石击水,震荡着房地产行业脆弱的信心。绿城中国(03900.HK)股价在9月22日大跌近17%,之后一周继续累计 下跌逾27%。与此同时,香港上市的内房股普遍遭遇抛售,恒大、雅居乐、碧桂园的周跌幅都在10%以上;A股市场也有21只地产股跌幅超过10%,“招保 万金”等大型房企亦未能幸免。

  “误传,这些消息都是误传。”9月27日,绿城集团副董事长罗钊明在电话中一再向财新《新世纪》强调。此前,绿城集团执行总经理曹舟南也对外解 释称,“可能是银监会的一位处长在听闻海航30亿元收购绿城的消息之后,在内网向下属单位问询,导致出现绿城信托被调查的传闻。”

  9月27日,银监会非银司一位负责人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从去年年底至今,监管部门就开始对信托公司的各类业务密切日常监测,包括房地产信托业务的结构、流动性、到期兑付情况等,但不可能针对某一家特定地产公司开展调查。”

  调控之下的房地产行业宛如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即哀鸿遍野。而“绿城事件”更折射出行业的普遍困境——销售受阻、负债率走高、资金链遭遇严峻考验,同时融资渠道被不断收紧,财务风险正加速累积。

  “虽不是针对绿城的专项调查,但银监会对房地产信托的兑付风险存在担忧。”某大型信托公司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银行信贷持续紧缩,资 金饥渴的房地产公司在融资上使尽“十八般武艺”,以高息吸引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私募基金、委托贷款甚至民间借贷等多渠道资金。这些资金链条环环相扣,一 旦某个环节出现违约即可能引发连锁的恶性反应。这已成为当前金融和房地产生态的“不定时炸弹”,为监管层所担心。

流动性压力

  负面传闻找上绿城,并不令人意外。绿城在业界素有激进之名,其负债率一直高于同行。绿城中国2011年中期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公司的债务总额约364亿元,净资本负债率达163.2%,较2010年底上升了31.2个百分点。

  绿城现金流状况亦令人堪忧:综合现金流量为负值,公司可动用的银行结余及现金近67.44亿元,而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和其他借款为 135.14亿元。贝塔策略工作室合伙人杜丽虹对此分析称,“绿城的现有资金远不足覆盖短期负债,未来的财务安全将高度依赖项目的销售回款。”

  造成绿城今日困局的,恰是项目销售低迷。截至今年6月末,绿城中国的销售额为201亿元,仅完成全年目标550亿元的36.54%。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绿城新项目的去化率均在40%以下,甚至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同期数据。

  绿城中国常务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寿柏年在2011年中期业绩会上坦承销售比年初预期差,随着限购区域可能进一步扩大,下半年的去化率可能还会低于上半年。

  绿城的绝大部分项目都在此轮调控的限购区域内,其大本营浙江辖内限购区域接近半壁江山。同时,其高端定位也造成了调控下的尴尬局面——有能力买绿城房子的人基本都属限购范畴,这使得绿城的房子更难以销售,并且还无法效仿定位中低端的房企实行“以价换量”的策略。

  标准普尔针对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压力测试报告显示,如果2012年的销售额在2011年的基础上下降10%,包括绿城中国、合生创展、上海置业等 在内的六家公司的流动性将陷入疲弱,其流动性来源将不足以支持开支,可能出现难以偿付短期负债的风险;如果2012年的销售额下降30%,则将使包括数家 大型开发商在内的很多开发商承受严峻的流动性压力。

  标准普尔这一压力测试的假定前提是,预计2011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相比2010年增长25%。市场分析人士对此指出,因2010年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2011年市场推盘量猛涨,年度销售额同比增长25%是完全有可能的。

信托救急

  绿城一向高负债率的经营策略,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是其信用评级过低,从而难以利用信贷和发债渠道融资,这使信托融资成为绿城少数可依赖的渠道之 一。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9月27日接受《钱江晚报》专访时证实,目前绿城的信托融资占到所有资金来源的20%,融资成本在14%左右。

  对于信托业务被调查的传闻,宋卫平称,“风险总是有的,有时也很难控制,没有风险也就不是今天的绿城了。”

  今年以来销售疲软,绿城为筹措资金平衡现金流暂渡难关,信托融资发行频率和规模都远超同行,这进一步大幅推高其净资本负债率。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绿城集团尚在运行中的信托计划有14款,涉及11家信托机构,公开披露的融资规模累计约85亿元。

  另外,绿城还与平安信托合作设立房地产基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多个绿城的房地产项目,例如今年7月平安信托成立的“平安财富·安城1号房地产基金信托计划”。2009年,绿城中国与平安信托曾签署框架协议,计划在3年内完成150亿元的融资规模。

  信托业内人士估计,目前绿城的信托融资规模总计在100亿元左右。

  一家知名房企的高管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称,“绿城做这么大规模的信托融资确实危险。之前能高成本融资,是因为有杠杆,一块钱可以干三块钱 的事,土地到手就可抵押融资。现在监管严格,拿地后15天内就得付清土地款,投资就成了实打实的。而现在房地产的毛利率只有30%多,扣掉税项之后是百分 之十几,上市公司的报表大概都是这个水平。以这个净利润率去做高成本融资,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他透露,现在业界信托融资的成本至少在15%到18%,甚 至高达25%。

  “这么大规模的高息融资,是希望能够以未来的收益换取现在的生存发展空间,这就是在赌。”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称。

  2009年,绿城赌赢过一次。当年,绿城通过信托方式大笔融资,触发海外高息债危机,后来凭借政府救市东风,房地产业迅速回暖,绿城才涉险过关。

  “宋卫平的赌性圈内皆知。但这一次能否赌赢,现在还不知道。”上述房地产业内人士说。

最坏的打算

  市场的担心在于,持续的销售低迷,极可能令绿城重现2008年年底资金链紧张的窘境,进而出现偿付违约,并引发连锁反应。

  今年初,绿城曾爆出“集资门”,通过内部集资的民间借贷手法来缓解资金链紧绷状况。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绿城曾就内部集资发文 称,因下属项目公司开发建设的需要,绿城集团拟向内部阶段性融资。内部融资的起点为10万元,不设上限,期限为两年,预计年收益率12%,期满一次性还本 付息。

  “绿城资金链即将断裂”的传闻,从这次内部集资开始传出。但罗钊明向财新《新世纪》记者称,内部融资的规模很小,是通过信托计划的形式募集,不会对绿城的资金链造成额外的影响。

  绿城方面对未来偿债情况努力展示出乐观看法。绿城中国首席财务官冯征表示,“在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公司的销售受到一定影响,资金紧张是真的,但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

  在宋卫平看来,绿城也还未到类似2008年的危急状况,“2008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公司已经有了支付方面的问题,开始欠款了。不过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候要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拖欠地价款。如果按照现在这样良性运转下去,绿城一点问题都没有。”

  罗钊明也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绿城已经在为降低负债做各种尝试。一方面是减少拿地,另一方面在新拓展的项目中采取合作开发的模式。“合作 伙伴会给我们多出一些资金,例如在股权五五开的项目中,绿城只需要出25%到30%的资金,其余全部由合作伙伴提供。绿城则负责项目的管理。”用这种方 式,今年上半年绿城仅以23.3亿元投资取得了权益土地储备201万平方米,而这些土地的实际成交价为44.32亿元。

  与绿城合作的金融机构也并未那么悲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信贷部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从银行了解的绿城集团的财务情况看,绿城尚未出现 太大问题,“负债率是高了点,但还不至于垮掉。”据了解,绿城集团在当地工行、建行、农行的贷款分别有十几亿元的规模,目前尚未被停贷。

  一家与绿城合作的大型信托公司内部人士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绿城的盘子大,信托项目不会出现太大问题,“即使最终出让项目,也都是地段不错的优质资产,不愁卖。”

  即使如此,对下一步发展,宋卫平甚至做好了退出房地产业的最坏打算。他在接受《钱江晚报》的专访时称,“绿城接下来会分三个阶段走,首先就是努 力做销售,把房子卖出去;如果这个不够有效,第二就是看看能不能腾挪掉几个项目;最后一个阶段,如果前面的手段都不奏效,那我就直接把价格降到底,所有的 房子都卖完,以后就不再做房地产了。”这一表态又引发了市场对其港股退市的传闻,使得绿城中国不得已于9月28日出面澄清。

  对于宋卫平的这番表态,一位开发商同行提醒说,如果市场的形势已经坏到不得不卖项目求生的时候,市场上敢于且能够接盘的买家也将少之又少,到那时,恐怕绿城也难全身而退。

行业形势之危

  针对绿城信托业务被调查的传闻,中金公司认为,信托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将被严格管制。这意味着被房企视为“救命稻草”的信托融资渠道将面临收窄,房企可选择的融资渠道再度减少。

  上述银监会非银司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前期对信托公司的窗口指导效果正在显现,目前房地产信托业务规模已经出现下降,“暂时不会有新的措施”。

  用益信托工作室的数据也显示,7月、8月房地产信托分别增长约236亿元、231亿元,较4月-6月每月增长超300亿元的发行规模已有大幅下降。

  房企信托融资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蓬勃发展。从2010年二季度起,由于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实施紧缩政策,房地产开发贷款受到抑制,越来越多的 房地产企业开始利用房地产信托融资。截至2011年6月,房地产信托资产已由2010年3月的2350亿元增至6050亿元,增幅为150%。同时,信托 资产总额也由2.4万亿元增加至3.7万亿元。

  这引起了监管部门的警惕。银监会在5月、6月接连对信托公司进行窗口指导,并对一些房地产业务规模较大的重点信托公司“逐一审批”房地产信托项 目。同时,银监会还下发了《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监测表》,要求信托公司上报每一个房地产信托项目的资金投向、资金运用方式、风险控制措施等信息。

  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也创下新高。广发证券根据2011年上市房企中报统计指出,今年上半年,上市房企平均资产负债率达75.3%,为近五年来的高点;A股上市房企整体负债总额10921.43亿元,同比上升41.29%。

  一位银行人士分析称,监管部门会继续加强对房地产金融业务的管控,限制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敞口,而这将令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条更加紧绷。

  浙江省银监局内部人士也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在近期的房地产公司座谈会上,浙江很多房企都表示资金链紧张。如果银根紧、销售少的情况继续,最多挺到明年初,可能问题就会大面积爆发。

  财新《新世纪》记者王紫雾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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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步步惊心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0-08/100311805.html

调控之下的房地产业宛如惊弓之鸟。高息融资推高负债水平,市场平淡危及销售款现金流,这一切都令房企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绿城首当其冲

财新《新世纪》 记者 朱以师 张宇哲
绿城“被调查”的传闻如一石击水,震荡着房地产行业脆弱的信心。小阳/CFP

  刚刚过去的9月,是房地产开发商绿城集团的多事之秋。先是“海航集团30亿元收购绿城”的传言,后是“银监会调查绿城集团房地产信托业务”的消息,相继将绿城推至风口浪尖。

  绿城“被调查”的传闻如一石击水,震荡着房地产行业脆弱的信心。绿城中国(03900.HK)股价在9月22日大跌近17%,之后一周继续累计 下跌逾27%。与此同时,香港上市的内房股普遍遭遇抛售,恒大、雅居乐、碧桂园的周跌幅都在10%以上;A股市场也有21只地产股跌幅超过10%,“招保 万金”等大型房企亦未能幸免。

  “误传,这些消息都是误传。”9月27日,绿城集团副董事长罗钊明在电话中一再向财新《新世纪》强调。此前,绿城集团执行总经理曹舟南也对外解 释称,“可能是银监会的一位处长在听闻海航30亿元收购绿城的消息之后,在内网向下属单位问询,导致出现绿城信托被调查的传闻。”

  9月27日,银监会非银司一位负责人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从去年年底至今,监管部门就开始对信托公司的各类业务密切日常监测,包括房地产信托业务的结构、流动性、到期兑付情况等,但不可能针对某一家特定地产公司开展调查。”

  调控之下的房地产行业宛如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即哀鸿遍野。而“绿城事件”更折射出行业的普遍困境——销售受阻、负债率走高、资金链遭遇严峻考验,同时融资渠道被不断收紧,财务风险正加速累积。

  “虽不是针对绿城的专项调查,但银监会对房地产信托的兑付风险存在担忧。”某大型信托公司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银行信贷持续紧缩,资 金饥渴的房地产公司在融资上使尽“十八般武艺”,以高息吸引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私募基金、委托贷款甚至民间借贷等多渠道资金。这些资金链条环环相扣,一 旦某个环节出现违约即可能引发连锁的恶性反应。这已成为当前金融和房地产生态的“不定时炸弹”,为监管层所担心。

流动性压力

  负面传闻找上绿城,并不令人意外。绿城在业界素有激进之名,其负债率一直高于同行。绿城中国2011年中期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公司的债务总额约364亿元,净资本负债率达163.2%,较2010年底上升了31.2个百分点。

  绿城现金流状况亦令人堪忧:综合现金流量为负值,公司可动用的银行结余及现金近67.44亿元,而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和其他借款为 135.14亿元。贝塔策略工作室合伙人杜丽虹对此分析称,“绿城的现有资金远不足覆盖短期负债,未来的财务安全将高度依赖项目的销售回款。”

  造成绿城今日困局的,恰是项目销售低迷。截至今年6月末,绿城中国的销售额为201亿元,仅完成全年目标550亿元的36.54%。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绿城新项目的去化率均在40%以下,甚至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同期数据。

  绿城中国常务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寿柏年在2011年中期业绩会上坦承销售比年初预期差,随着限购区域可能进一步扩大,下半年的去化率可能还会低于上半年。

  绿城的绝大部分项目都在此轮调控的限购区域内,其大本营浙江辖内限购区域接近半壁江山。同时,其高端定位也造成了调控下的尴尬局面——有能力买绿城房子的人基本都属限购范畴,这使得绿城的房子更难以销售,并且还无法效仿定位中低端的房企实行“以价换量”的策略。

  标准普尔针对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压力测试报告显示,如果2012年的销售额在2011年的基础上下降10%,包括绿城中国、合生创展、上海置业等 在内的六家公司的流动性将陷入疲弱,其流动性来源将不足以支持开支,可能出现难以偿付短期负债的风险;如果2012年的销售额下降30%,则将使包括数家 大型开发商在内的很多开发商承受严峻的流动性压力。

  标准普尔这一压力测试的假定前提是,预计2011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相比2010年增长25%。市场分析人士对此指出,因2010年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2011年市场推盘量猛涨,年度销售额同比增长25%是完全有可能的。

信托救急

  绿城一向高负债率的经营策略,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是其信用评级过低,从而难以利用信贷和发债渠道融资,这使信托融资成为绿城少数可依赖的渠道之 一。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9月27日接受《钱江晚报》专访时证实,目前绿城的信托融资占到所有资金来源的20%,融资成本在14%左右。

  对于信托业务被调查的传闻,宋卫平称,“风险总是有的,有时也很难控制,没有风险也就不是今天的绿城了。”

  今年以来销售疲软,绿城为筹措资金平衡现金流暂渡难关,信托融资发行频率和规模都远超同行,这进一步大幅推高其净资本负债率。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绿城集团尚在运行中的信托计划有14款,涉及11家信托机构,公开披露的融资规模累计约85亿元。

  另外,绿城还与平安信托合作设立房地产基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多个绿城的房地产项目,例如今年7月平安信托成立的“平安财富·安城1号房地产基金信托计划”。2009年,绿城中国与平安信托曾签署框架协议,计划在3年内完成150亿元的融资规模。

  信托业内人士估计,目前绿城的信托融资规模总计在100亿元左右。

  一家知名房企的高管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称,“绿城做这么大规模的信托融资确实危险。之前能高成本融资,是因为有杠杆,一块钱可以干三块钱 的事,土地到手就可抵押融资。现在监管严格,拿地后15天内就得付清土地款,投资就成了实打实的。而现在房地产的毛利率只有30%多,扣掉税项之后是百分 之十几,上市公司的报表大概都是这个水平。以这个净利润率去做高成本融资,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他透露,现在业界信托融资的成本至少在15%到18%,甚 至高达25%。

  “这么大规模的高息融资,是希望能够以未来的收益换取现在的生存发展空间,这就是在赌。”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称。

  2009年,绿城赌赢过一次。当年,绿城通过信托方式大笔融资,触发海外高息债危机,后来凭借政府救市东风,房地产业迅速回暖,绿城才涉险过关。

  “宋卫平的赌性圈内皆知。但这一次能否赌赢,现在还不知道。”上述房地产业内人士说。

最坏的打算

  市场的担心在于,持续的销售低迷,极可能令绿城重现2008年年底资金链紧张的窘境,进而出现偿付违约,并引发连锁反应。

  今年初,绿城曾爆出“集资门”,通过内部集资的民间借贷手法来缓解资金链紧绷状况。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绿城曾就内部集资发文 称,因下属项目公司开发建设的需要,绿城集团拟向内部阶段性融资。内部融资的起点为10万元,不设上限,期限为两年,预计年收益率12%,期满一次性还本 付息。

  “绿城资金链即将断裂”的传闻,从这次内部集资开始传出。但罗钊明向财新《新世纪》记者称,内部融资的规模很小,是通过信托计划的形式募集,不会对绿城的资金链造成额外的影响。

  绿城方面对未来偿债情况努力展示出乐观看法。绿城中国首席财务官冯征表示,“在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公司的销售受到一定影响,资金紧张是真的,但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

  在宋卫平看来,绿城也还未到类似2008年的危急状况,“2008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公司已经有了支付方面的问题,开始欠款了。不过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候要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拖欠地价款。如果按照现在这样良性运转下去,绿城一点问题都没有。”

  罗钊明也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绿城已经在为降低负债做各种尝试。一方面是减少拿地,另一方面在新拓展的项目中采取合作开发的模式。“合作 伙伴会给我们多出一些资金,例如在股权五五开的项目中,绿城只需要出25%到30%的资金,其余全部由合作伙伴提供。绿城则负责项目的管理。”用这种方 式,今年上半年绿城仅以23.3亿元投资取得了权益土地储备201万平方米,而这些土地的实际成交价为44.32亿元。

  与绿城合作的金融机构也并未那么悲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信贷部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从银行了解的绿城集团的财务情况看,绿城尚未出现 太大问题,“负债率是高了点,但还不至于垮掉。”据了解,绿城集团在当地工行、建行、农行的贷款分别有十几亿元的规模,目前尚未被停贷。

  一家与绿城合作的大型信托公司内部人士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绿城的盘子大,信托项目不会出现太大问题,“即使最终出让项目,也都是地段不错的优质资产,不愁卖。”

  即使如此,对下一步发展,宋卫平甚至做好了退出房地产业的最坏打算。他在接受《钱江晚报》的专访时称,“绿城接下来会分三个阶段走,首先就是努 力做销售,把房子卖出去;如果这个不够有效,第二就是看看能不能腾挪掉几个项目;最后一个阶段,如果前面的手段都不奏效,那我就直接把价格降到底,所有的 房子都卖完,以后就不再做房地产了。”这一表态又引发了市场对其港股退市的传闻,使得绿城中国不得已于9月28日出面澄清。

  对于宋卫平的这番表态,一位开发商同行提醒说,如果市场的形势已经坏到不得不卖项目求生的时候,市场上敢于且能够接盘的买家也将少之又少,到那时,恐怕绿城也难全身而退。

行业形势之危

  针对绿城信托业务被调查的传闻,中金公司认为,信托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将被严格管制。这意味着被房企视为“救命稻草”的信托融资渠道将面临收窄,房企可选择的融资渠道再度减少。

  上述银监会非银司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前期对信托公司的窗口指导效果正在显现,目前房地产信托业务规模已经出现下降,“暂时不会有新的措施”。

  用益信托工作室的数据也显示,7月、8月房地产信托分别增长约236亿元、231亿元,较4月-6月每月增长超300亿元的发行规模已有大幅下降。

  房企信托融资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蓬勃发展。从2010年二季度起,由于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实施紧缩政策,房地产开发贷款受到抑制,越来越多的 房地产企业开始利用房地产信托融资。截至2011年6月,房地产信托资产已由2010年3月的2350亿元增至6050亿元,增幅为150%。同时,信托 资产总额也由2.4万亿元增加至3.7万亿元。

  这引起了监管部门的警惕。银监会在5月、6月接连对信托公司进行窗口指导,并对一些房地产业务规模较大的重点信托公司“逐一审批”房地产信托项 目。同时,银监会还下发了《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监测表》,要求信托公司上报每一个房地产信托项目的资金投向、资金运用方式、风险控制措施等信息。

  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也创下新高。广发证券根据2011年上市房企中报统计指出,今年上半年,上市房企平均资产负债率达75.3%,为近五年来的高点;A股上市房企整体负债总额10921.43亿元,同比上升41.29%。

  一位银行人士分析称,监管部门会继续加强对房地产金融业务的管控,限制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敞口,而这将令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条更加紧绷。

  浙江省银监局内部人士也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在近期的房地产公司座谈会上,浙江很多房企都表示资金链紧张。如果银根紧、销售少的情况继续,最多挺到明年初,可能问题就会大面积爆发。

  财新《新世纪》记者王紫雾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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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甩开出版社 中国出版界步步惊心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0-22/zOMDcyXzM3MzYzOQ.html

“支持数字阅读是‘自寻死路’,不支持就是‘坐以待毙’,横竖都是死。”

这是出版社们在谈到数字阅读时的一句玩笑话。在数字化的大趋势下,传统出版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在国内,由于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许多出版社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

10月18日,一则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也开始让国内的从业者们岌岌自危。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鼓动读者抛弃实体书店之后,亚马逊又开始联合作者甩开出版社。

据悉,今年秋天,亚马逊将出版122本各种体裁的书籍,会提供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版本。这也意味着亚马逊已经成功打通了从“作者”到“读者”的全部产业链,它将正式成为各大出版社的竞争对手,而这些出版商都曾是它最重要的供应商。

“我们跟亚马逊一直都有直接的接触,对于这件事情真的心情复杂。”北京一位出版界人士10月21日告诉记者,他一天前还与亚马逊方面就此事有所沟通。

“现在中国的数字出版才刚刚起步,还处在发动传统出版社参与进来的阶段。”上述人士表示,目前还难以判断亚马逊的做法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冲击,但对出版社的心态肯定会有影响。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聚合电子阅读内容的平台,基本都以传统出版行业以外的公司为主:包括中移动、盛大、汉王等等。知情人士称,当当、京东等电子商务网站也在筹划上线类似亚马逊模式的数字出版平台。

“如果要传统出版社自己去做这块市场,去和互联网公司竞争确实有难度。”浙大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主任金更达认为,出版社介入的时机已经晚了,而且单个出版社的体量有限。在他看来,传统出版社在数字阅读中产业链中的主要角色就是内容提供商。

但金更达认为,亚马逊对产业的冲击也许并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大。因为出版社作为内容提供商还是有其核心价值的。中移动阅读基地总经理戴和忠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一个开放的数字出版平台应该是由各方合力参与才能做大的。”

数字出版的优势

包括传统出版社自身在内,谁都无法否认数字化是未来的趋势,而且是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方向。

中国作家协会旗下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方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很多传统出版社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成立专门的数字出版公司。

在他看来,在纸质出版方面轻车熟路的传统出版社已经意识到,“如何进入到数字出版,如何升级转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共识。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但怎么走需要探索。”

传统出版社成立专门数字出版公司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梳理自身资源,完成传统图书资源的数字化;第二就是需求合作,与平台方对接。

在国内,这样的平台有很多,包括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甚至新华书店等书商也开始向这方面转型。不过,从收入及规模来看,中移动的手机阅读平台目前与出版社的合作最好。

“我们去年上传了300本书,分了几个类型,包括畅销书、名家名作、文学图书等等。去年从5月份开始到年底收入在200万左右。”据刘方介绍,来自中移动平台的收入占到了中作华文数字阅读收入的80%以上。

而来自浙江出版集团、浙大出版社等的数据也差不多,中移动阅读基地带来的收入占到了他们数字阅读收入的八成左右。

中 移动阅读基地总经理戴和忠告诉记者,数字阅读带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出版的产业链中,一本纸质书从策划、选题、书号申报、约稿、撰写、审校、版 式、印制、上市、宣传,最短周期需要三个月。从成本来说,印制成本大约占20%-25%,版税成本占8%-12%,仓储物流发行成本占3%-5%,出版社 一般以6折对外批给批发商,这样折算下来,出版商的利润在10%-15%。

而数字出版由于省去中间步骤,周期可以大大缩短。“节省印刷、运输、仓储等成本环节,边际成本接近零,更容易获得规模优势。”戴和忠表示。

“从获得收益的绝对值来讲,坦白说来自数字阅读的收入并不是很高。”刘方表示,但去年第一年的尝试确实消除了很多顾虑。比如出版社所担心的是否会冲击实体书销售的问题。

“加入数字阅读之后,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传统的阅读有减少,能看到的是阅读的群体加大了。”刘方表示,现在传统出版大概是600亿的产值,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期,而数字出版正在开始快速增长。

“根据我们的观察,同一本图书方在手机等渠道商上阅读,对纸质图书其实是促进的作用。”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卉告诉记者,因为有不少人是看过电子版的图书觉得好之后,再去购买纸质书阅读或者收藏的。

刘方认为,数字阅读对于出版行业最有利方面是:激活了传统出版的想象力,增大了整个阅读的体量。除了读者人群覆盖面的扩大,传统出版单位每年出版的品种是非常有限的,未来在电子阅读方面可以有更多尝试。

出版社在自掘坟墓?

对国内这一批急于向数字化转型的出版社们来说,刚打消了数字阅读冲击纸质书销售的顾虑,又因为亚马逊的做法陷入了更大的担忧。

据国外媒体报道,身为亚马逊高管之一的Russell Grandinetti甚至直接表示,“出版商的最终倒闭是大势所趋,迟早会到来。” 他认为,出版过程中只有作者和读者是真正必要的角色,其他的中间环节都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亚马逊的做法确实足够让出版社们担忧,因为它除了直接签约作者出书,还准备开放部分后台数据,让所有作家都能直接查看作品在各个地区的销售情况,不论他们是否让亚马逊出版其作品。另外,还能让作者直接和书迷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不过,由于出版资质以及内容限制的原因,亚马逊还没有办法立刻把它的这一套游戏规则带入中国。所以,对于国内的出版社来说,目前更多的是心态上的冲击。

刘方告诉记者,至少在一年前,传统出版社对于数字出版大部分都是不看好的。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商、渠道商开始构建新的数字阅读体系,出版社都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内容放到新平台之中。

“经过去年的试水之后,本来今年底到明年初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有可能出现放量增长的过程。”刘方说,但亚马逊的做法让出版社都产生了危机感,至于这会不会影响数字化的进度则有待观察。金更达则告诉记者,确实会有影响,但冲击力度并没有媒体想象的那么大。

对于出版社的转型担忧,刘方认为,即使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社也不会消亡,反而对于书籍的挑选、内容的编辑和版权的运作会显得更加重要。戴和忠表示,对书籍的挑选、分类、编辑、策划、推广等,这些能力是平台商并不具备的。

金更达认为,未来在数字阅读方面会形成以出版行业之外的内容运营商、渠道运营商、技术运营商为主体的体系,因为出版社确实难以主导。“出版社的核心还是在内容,包括挑选和加工、推广等。”另外,在数字教育方面,金更达认为出版社或者出版行业公司还存在机会。

戴和忠表示,产业链的合理分工肯定是大势所趋,比如手机阅读现在碰到的比较头痛的问题就是数字版权的梳理、审核等。在他看来,未来数字发行商,数字出版商,数字内容制作商等等都存在巨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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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非洲投矿风险调查 海外投资“步步惊心”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yNMDY5XzM4NTMyNA.html

中国海外投矿,恰逢最佳时机?

11月底,国际会计和咨询公司安永报告称,全球采矿和金属行业估值水平自10月初以来大大降低,尤其 是一些规模较小而项目已完成可行性论证的矿产项目正处于等候投资以进入开发生产阶段,期间存在“价值”收购机遇,而在全球资本供应紧缩的前提下,中国企业 或可凭借资金优势获取廉价资产。

“至少,当前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矿产项目成功案例还不算多。”一位在非洲投资多座矿场的企业家透露。

长期以来,由于在境外国家物流运输、基建投资“话语权”相对弱势,及矿场开采管理过程时常遭遇“意外事故”,中国企业海外投矿潮涌背后,是每个环节依然“步步惊心”,和国际投行借机赚取丰厚回报的套利大戏。

投矿失利吃暗亏

南非开普省kalahari锰矿带,锰矿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83%,年产能约占全球产能的19%,基本是高锰低铁的富锰矿。中国锰业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锰业”)持有的南非MKhulu锰矿项目50%股权,正座落在这片锰矿区。

上 述锰矿项目报告资料显示,该项目是当前全球开发潜力最大的锰矿之一。更重要的是其拿矿价格优势,或许符合安永的“价值收购”标准——相比2010年3月澳 洲锰矿开发大型公司OHM在kalahari锰矿带所投资的Ipishi项目锰矿资源量单价高达2.76美元/吨,中国锰业同年7月得到MKhulu锰矿 项目勘矿权所对应的锰矿资源量单价仅有0.5-0.6美元/吨。

然而,南非MKhulu锰矿项目50%股权,却花落法国锰矿开发巨头埃赫曼集团(Eramet)。

记者独家获悉,近期,中国锰业与埃赫曼集团签订一纸股权转让协议,将旗下与南非BEE团体合资的MKhulu合作项目50%股权转让给后者,成交额约2.5亿美元。而中国锰业则是专门为该项目设立的壳公司,其公司运作团队来自多家在南非投资锰矿、铁矿石矿场的中国投资家。

“2.5亿美元只是预估价,法国方面会花费2-3年时间给MKhulu锰矿项目做全面的钻井勘探,测量实际的锰矿储量并调高相应股权收购对价,目前他们认为实际勘探量会高于当前报告的锰资源控制量。”中国锰业董事高华斌向记者透露。

而他最初的构想,是吸引中国大型企业参与上述锰矿项目的开采开发。

去年8月,在南非总统祖马率商贸团访华期间,中国锰业曾与南非商贸团签订一份投资开发该项目的协议,当时国内锰矿巨头——广西大锰锰业公司陪同列席。

“当 时广西大锰初步决定投资。”一位了解交易内情的人士透露,只是恰逢当时广西大锰与中信资源合资发起的国内最大锰矿企业——中信大锰正启动香港联交所 IPO。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已递交港交所,新的矿产投资项目协议只能等待中信大锰IPO后再签订,然而中信大锰香港IPO却产生意外的同业竞 争冲突。

由于香港联交所对上市公司股东与子公司同业竞争的规避条款,如果广西大锰决定收购MKhulu项目,将与子公司中信大锰形成锰矿资源的同业竞争,这是港交所不允许的。

上述合作搁浅后,中国锰业又与包括中国铝业、中信大锰、中冶集团等多家国内大型金属冶炼公司洽谈合作。

“有 些合作细节已接近完成,但涉及到出资环节时,对方希望能够等到该矿完成开采可研报告后,再决定是否投资。”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由于MKhulu锰矿项目仅 完成矿场以往资料真实性论证,及地下矿物大致储量的钻井推测勘探报告,仍需要2000万-3000万美元进一步完成大规模的钻井勘探与开采可行性论证,对 国有企业而言,项目勘探过程仍可能存在投资潜在风险。

“在非洲,勘探过程出现意外变故,导致投矿失利的故事并不少。”该人士续称,其中最 离奇的是,此前有家国内大型金属开采公司在非洲一国家投资约3000万美元,花费3年时间完成当地大型铜矿的勘探工作,但当时正巧遇到这个国家执政党换 届,新政府认为前政府给出的上述铜矿开采是“无效的”,便收回原先铜矿开采权。

不过,少数国有企业在Mkhulu锰矿合作方面却另辟蹊径,直接通过自身渠道向该项目外方股东寻求合作勘矿的模式。

“一方面国有企业希望能买到项目控股权,以确保在开采过程自身有绝对管理决策权,另一方面通过直接与外方股东打交道,能避开合作开发锰矿过程所出现的法律纠纷问题。”一家国有大型金属开采企业海外投资部主管透露。

自2002年南非出台新的矿业投资法,要求当地BEE团体(即当地黑人社团组织)必须在矿产合资公司占股比例不能低于25%,且拥有一票决策权,及公司高层管理职位必须安排当地黑人员工等。

然而,此前中国公司前往南非投资矿场,基本采取控股收购方式,吃过“暗亏”。

记 者了解到,此前一家国内大型钢铁集团在南非投资一家铁矿石场的100%股权,由于不符合新矿业投资法,被勒令停工以引进BEE团体作为公司新股东,导致铁 矿石项目开采工期一再拖延,最终只好采取“能更快见到产量”的斜井开采法,结果事与愿违,矿石产量反而一再下降,目前仍处于扭亏经营阶段。

“除非是政府支持的海外大型矿产勘探工程,多数国有企业会等到非洲矿产项目开采可研究报告,明确矿场储量、开采方式合理性、投资回报率及运营风险的真实可靠性后,才决定是否出钱投资。”他透露。

遭卖家哄抬价格

而在多数非洲矿场卖家眼里,国有企业海外投矿的集体“往后看”,却造就他们玩起哄抬卖价的把戏。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矿潮涌,少数非洲矿产项目外方股东先通过中间机构邀请数家中国企业竞标手里的矿场采矿权,再以竞争激烈为由,提出比矿产实际估值高出10%-20%的价格。

“有些外方股东甚至将中国外汇管制作为提价理由,要求中方买家提价约10%,作为后者结汇美元付款流

程可能拖延的补偿额。”一位曾在非洲投资数座矿场的企业家透露。

而多数中国企业只得以投资审批流程待批为由,以避免某个时间段集中报价,引发价格战。

但对中国锰业而言,中国企业的拖延术却等不起——在明年初MKhulu矿部分农场采矿权发放前,他们急需找到一位战略投资者,先完成年锰矿产量100万吨/年的规划,这意味着他们在矿山建设期间需要募集约6亿美元作为开采费用。

“相比中国企业需要拿到开采可行报告才进入投资审批流程,埃赫曼的决策效率很高。”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毕竟埃赫曼此前曾有意参与上述锰矿项目勘探权的竞标,对项目开采前景了解相当深入。

而 埃赫曼的报价,同样具有优势——除了2.5亿美元报价,它还允许中国锰业仍持有3%的股权与25%锰矿销售权,并承担2000万-3000万美元开采可行 性报告勘探费用。“但埃赫曼也有自己的算盘,他和BEE团体同意把锰矿25%销售权让给中国合作方,等于打通了产品销往中国市场的通道。”他指出。

记者了解到,这是很多企业乐意的。“在非洲,投资开采矿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相当多。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当地劳动法或矿业法的法律纠纷,往往导致矿场开采进度被推延,甚至阶段性停产。”高华斌透露。

基建投资“短板”

尽管股权转让尘埃落定,但如何让该锰矿销往中国市场,高华斌发现自己需要做很多“功课”。

在南非,由于少数主要铁路运输线被必和必拓等国际大型矿业巨头“控制”,多数中国企业投资开采的矿产品,只能选择公路运输。目前锰矿在南非公路货运的成本约为700兰特/吨,而铁路运输只需350-400兰特/吨,物流成本约占南非采矿总成本的50%。

“这意味着,由于物流成本高涨,中国企业开采的矿产在非洲市场是难有绝对价格优势的。”高华斌透露,“如果矿产价格下跌,最先遭受投资损失的是中国企业。”

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非洲其他地区——由于非洲多数国家铁路、公路运力不足,物流资源正变成“稀缺资源”。

但是,中国企业要在非洲投矿过程增加基建投资方面的话语权,绝非易事。这让高华斌一度希望能吸引更多国内企业参与南非铁路升级改造的投资。

去年他数次回国造访在南非投矿的中国企业与投资银行,介绍南非铁路部门新近推出的PPP合作模式,即引进私人资本与国有资本合作升级改造当地铁路线,从中分享矿产品铁路运力“支持”与投资分红。

“感 兴趣的中国企业相当多,但在讨论如何出资环节,企业家还是会显得很谨慎。”他透露,目前中国多数企业非洲投矿能承受的基建项目投入成本,主要集中在短途铁 路项目建设,目的是将矿产品从矿区运到主干铁路网或邻近港口;涉及整个矿场区域整体铁路升级改造,由于投资额或远远超过非洲矿场投资总额度,中国企业家感 觉“资金压力很大”。

参与非洲铁路、港口等基建投资,不确定性风险不比在非洲投矿少。除了当地环保与交通规划政策随时能“叫停”铁路或港 口建设,早已圈进大片土地的国际大型矿产公司同样设置种种障碍——如果中国企业所建设的铁路要通过它们拥有矿产区域“地权”(即地表的土地产权),他们就 会漫天要价“逼”中国企业购买地权。

“对国际矿业公司而言,这也是竞争手段。”他强调说。在非洲,个别国际矿产大公司即使出现闲置铁路运力,也都不愿卖给中国企业运送矿产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开采的矿产品拥有良好销路与更高成交价格。

目前,中国锰业已投资数千万兰特投建一座铁路装运站。

为了避开运力不足难题,多数中国企业采取的补救措施是,直接在非洲矿区附近兴建冶炼厂及相关配套设施。然而,这意味着又是一笔高额的非洲投矿投入,其融资之旅未必一帆风顺。

11月24日,由PMG矿业有限公司和中国锰业合作投资的AMG Metal公司同南非Coega工业园区签订协议,将兴建锰合金冶炼厂、炼焦厂和发电厂等,完善锰合金冶炼的多个配套项目。

“预计总投资额约4亿美元。”高华斌透露。目前除了中国锰业花费数百万美元做前期建厂的可行调研,剩余资金将主要通过寻找战略投资者、银行贷款与基金投资方式筹集。

知情人士透露,其间中国锰业已和中非发展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对MKhulu锰矿产业链开发募资规划有过沟通。

只 是,其贷款融资成本并不低。一位熟悉中非基金运作模式的人士透露,通常中非基金对投资5000万美元以下的海外矿产项目审批速度相对较快,但要求矿场运作 方先出让15%-30%矿场股权,并承诺“3-5年后股权回购,或找到新战略投资者接手上述股权”,以实现年回报率15%-20%的投资预期。

“引进中非基金等产业投资者,对吸引国内银行项目贷款有很大的帮助。”他强调说,如果一个非洲矿产项目能得到中非基金与国开行的资金投入,其他国内商业银行对这类项目的贷款审批也会更宽松,贷款比例可能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而贷款利率则在10%-15%不等。

投行的“套利游戏”

对投行而言,非洲投矿潮中蕴藏的“赚钱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非洲投矿走到哪里,我们就会跟到哪里。”一位欧洲银行(中国)投行部项目负责人张威(化名)自豪地说。

尽管他每年总有两个多月呆在非洲,专门为中国企业投资当地矿产项目提供融资安排,类似MKhulu锰矿也是他眼里的理想合作伙伴,但他仍然时常“埋怨”这家欧洲银行的“脚步”还是太慢。

去年9月起,花旗银行先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设立“中国企业海外服务处”,每个海外服务处都会派驻来自中国的客户经理,为在非洲拓展业务的中国企业提供外汇交易、套期保值、企业资金管理及海外矿产投资的融资服务等。

“从去年9月起,花旗银行来自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增长近30%。”花旗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区总经理张之皓向记者表示,每个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的资金难题正是新商机。

在张威眼里,所谓新商机,蕴藏着投行自身的套利游戏。尤其在中国企业非洲投矿期间遭遇开采融资难题期间。

在 拿到中国企业海外矿产项目银行级开采可研报告后,他通常给中国企业提供两份融资方案,一是开采项目的纯债权融资,但年利息要达到25%-30%;另一种则 是结构性开采融资方案,除了贷款利率能降至7%-8%,投行还会附加特殊条款,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投行有权利按矿-开采进度或不同阶段,将上述债权贷款转 化成股权,最终达到成为最大股东之一(通常大型矿产项目持股比例在30%-50%,小型项目则是10%-15%),便于他们在矿产项目管理决策拥有足够话 语权,以实现矿产项目IPO获利;二是投行有权分享矿产项目的部分销售权;三是投行要求从每吨矿石销售利润分享一定比例的分成。

“但在比较两种开采融资方案优劣时,我们通常偏向给中国企业推荐结构性开采融资方案。”张威透露,在非洲,投行“拿到”某些矿产项目销售权,不愁找不到买家。

究 其原因,中国企业在非洲投矿期间时常遇到“意外事故”,如自己在勘矿期间不够严谨,最终发现实际矿产品位和勘矿报告不一致;或在矿场开采管理期间“不小 心”违反当地环保法、矿业法或劳动法,引发纠纷进而导致采矿进度中断。最终多数中国企业为了完成原先海外投矿的产能规划,只能从周边矿场高价收购矿源。

“中国企业通常会比市场价高出20%-30%的价格收购周边的矿产品,以掩饰海外投矿的某种失误。”张威透露,而投行只要将矿场销售权“转手”,至少赚进约15%的价差收益。有时运气好时,遇到急需购矿弥补产能不足的,价差收益会超过20%。

“投资银行在中国企业非洲投矿过程中的角色,绝不仅仅是财务投资者与融资方。”张威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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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牧業污染觸目驚心 七成牛奶供應蒙牛使用 董事長鄧九強稱「公眾對企業要求太高」

http://news.time-weekly.com/story/2012-01-05/121677.html

本報記者 張欣培 發自安徽馬鞍山

「最近壓力蠻大的,我真的不想做了。我已經起草好了辭職報告,我想徹底退下來。」蒙牛黃曲黴毒素事件將低調的現代牧業集團拉進公眾視野之後,2011年12月31日,現代牧業董事長鄧九強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如此感嘆。

現代牧業之所以成為事件的另一個焦點,是因為現代牧業洪雅牧場是發生此次「致癌門」事件的蒙牛乳業(眉山)的主要供應商。資料顯示,洪雅牧場日產鮮奶200噸,全部供給蒙牛眉山公司。

在鄧九強眼中,「萬頭牧場」的現代牧業不可能存在問題,他說:「現代牧業要演繹中國養殖業的大國崛起,在各方面超越美國人。」然而,豪言壯語的背後卻是備受爭議,頻頻被指污染環境。

面對外界質疑,鄧九強無奈地表示:「我要退休,不做企業了。(做企業)又要考慮食品安全、防疫、環境影響,把自己搞這麼累為什麼?做了,一半對一半錯,不做不就沒問題了。」

然而,無論鄧九強多麼委屈與不滿,只要他一天沒有退休,現代牧業的環境問題以及與蒙牛扯不清的關係,都是鄧九強繞不過去的坎兒。

繞不開的環境污染

安徽省馬鞍山丹陽鎮鎮中心東北方向約5公里處,是現代牧業的總部所在地馬鞍山牧場。記者在牧場內看到標語:「保護環境是建設牧場的基本原則。」採訪過程中,鄧九強也強調,食品安全、奶牛防疫、保護環境,是公司重點中的重點。但事實上,現代牧業的環境污染問題一直備受詬病。

孫志傑家住牧場幾百米之外的山河村。他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多賺些錢,到其他地方買個房子。「我家小孩現在兩歲,這裡的污染太嚴重了,夏天的時候到處都是蒼蠅蟲子,孩子一被叮咬經常生病。」孫志傑告訴記者。

時代週報記者剛到牧場周圍,便聞到熏人的臭氣。當地村民介紹,夏季時,周圍到處瀰漫熏天的臭味。蒼蠅蚊蟲到處飛,牛叫聲更是此起彼伏。

隨處排放的牛糞更是隨處可見。現代牧業總裁辦公室的王惠向時代週報記者介紹,奶牛的牛糞會用固液分離機進行分離,固態晾曬後,作為奶牛的臥床。而作為有機肥料的沼液則通過液體車傾倒在周圍的田地,進行還田。

對於現代牧業來說,這是一件惠民的好事,但當地的村民並不這樣認為。到處排放的牛糞不僅嚴重污染了水源和環境,更使村民有田不能種。

時代週報記者在牧場周圍看到,溝渠、河道里充滿了發綠的牛糞。孫志傑介紹,水源基本上都被污染了。「下雨時,牛糞順著水往下流,流到水庫。現在家裡 的飲水都是在外面買的純淨水。自來水不敢吃,只是用來洗衣服拖地。」亂倒的牛糞沼液,使有些農田長滿了雜草,最終莊稼都不能種了。

在牧場的一角,一處約兩米深的坑中躺著三頭死牛,坑外也存放著三頭死牛。當地村民介紹,這些牛都已經死了好幾天了,正等著集中掩埋。按照國家標準, 死牛必須用石灰進行深埋,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建設特定處理場所。對此,鄧九強也向時代週報記者坦承:「我不否認都做到了深埋。我也不好說我們的員工百分之百 做到位,但是我們有這個要求,起碼我想把它做好。」

面對記者提出的環境污染問題的種種質疑,鄧九強對時代週報記者說:「味道是村民的味道大還是牧場的味道大,是他們的蒼蠅多還是我們的蒼蠅多?牧場有多大味道,你可以去肥東牧場看一看,夏天是不是蒼蠅亂飛?」

「美國駐上海、廣州領事館的領事和參贊都來過好幾次,誇讚我們說,像現代牧業這樣水平的牧場在美國都找不到。你可以去黑龍江的雙城,或者河北的唐山,看看傳統的養牛到底是什麼樣的。」鄧九強說。

他認為,在環境問題上,不可能做到無懈可擊。但是,在過去傳統養牛模式的基礎上,無論是食品安全,還是環境保護,現代牧業都作出了非常大的改善,不亞於國外牧場。

「如果很多村民都這麼說,我們就搬家。我們的牧場環境是有監測的。」鄧九強如此說。但現代牧業在全國各處的牧場環境污染問題,屢屢被媒體曝光。政府多年的搬遷計劃也一直未實現。

中國適合「萬頭牧場」嗎?

三聚氰胺之後,各奶業巨頭紛紛加入萬頭牧場的建設行列,悄然之間,「萬頭牧場」的陣容愈發強大。現代牧業成為了其中典型代表。

截至目前,現代牧業已建成運營的萬頭牧場16個,在建牧場4個,擬建牧場10個。2015年前,現代牧業將完成30個萬頭規模牧場的規模與經營,奶牛存欄超過26萬頭,日產高品質牛奶3000噸以上,成為中國最大的乳牛畜牧公司和最大的原料奶生產商。

與現代牧業發展相伴隨的,是背後飽受爭議的擴張速度與規模。「中國有幾萬個牧場,現代牧業才建30個,不快,非常慢。要說我們快,不如光電發展快。」鄧九強認為,奶源集約化應該更快一些。

事實上,大多數專家並不反對規模化生產。分散的奶農、小規模牧場的飼養方式,導致交叉感染比較多。而規模化、集約化的生產對安全問題更可控,或較好地解決食品安全問題,這也是從三聚氰胺事件中吸取的經驗與教訓。集約化、規模化生產,才能解決好中國乳業的問題。

但規模到底應該多大,卻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萬頭牧場究竟是不是牧業發展的合適之道,還是一場作秀?

鄧九強告訴時代週報記者,他在美國參觀了很多萬頭牧場,說美國沒有萬頭牧場的人都是不瞭解情況的。但西部乳業秘書長魏榮祿認為,中國不適合搞萬頭牧場,太超前,在污染、防疫、疾病等方面很難做到有效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牧場,並看不到想像中的綠油油的草地,也看不到奶牛悠閒地甩著尾巴在草原上自由行走。現代牧業總裁辦公室的王惠告訴記者,奶牛每天從棚舍到擠奶廳、待擠的過程就是活動時間,其他時間只能待在牛舍裡。

一位乳業專家批評,養牛不是流水線,奶牛是獨立的個體,它需要活動的空間。中國的牧場根本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牧場,準確地概括是養殖場。

其實,業內專家對萬頭牧場的反對聲也不絕於耳。在2011年的第二屆中國奶業大會上,一位發改委官員就表示:「規模化養殖,值得支持,但是需要適度,萬頭牧場是作秀。」

國家對養殖業的發展有一定的補貼政策。鄧九強也介紹,國家對規模化、養殖設施化進行補貼,對奶農用地進行優先審批等。中央政策是一頭好的奶牛補貼1500元等。2011年,現代牧業共從國家獲得補償四五千萬。

因此,雷永軍認為,不排除一些牧場把「萬頭規模」作為宣傳口號,其實就是幌子,目的是為了獲得政府的支持。即使經營虧本了,政府每年也會補償幾千萬。建立牧場,不僅僅是為了養牛,更是被其背後的土地私有化、租賃化的利益所誘惑。

「政府希望發展企業,企業也希望獲得政府支持。雙方投其所好,只要能生產好,也是件好事。但最擔心的是一些企業不好好生產,甚至產生一系列問題。」雷永軍不無擔憂地說道。

事實上,萬頭牧場所帶來的環境問題已經凸顯出來。

牛根生的影子

提到現代牧業,很難不讓人想到蒙牛。現代牧業的發展軌跡與蒙牛相伴相隨,但兩者卻漸行漸遠。

2005年9月,領先牧業(現代牧業前身)在馬鞍山註冊成立。股權結構為鄧源(鄧九強女兒)25%、高麗娜15%、蒙牛(馬鞍山)10%,其餘50%的股權分散在11位個人股東中。目前,至少有十位個人股東曾任職於蒙牛。

現代牧業背後更有牛根生的影子。2008年鄧九強接手現代牧業後,接連引入KKR、鼎暉投資及Brightmoon的四輪股權融資。其中Brightmoon屬於恆鑫信託公司。恆鑫信託成立於2010年7月30日,是一家慈善信託公司,該公司的財產授予人為牛根生。

鄧九強介紹,現代牧業當初成立的目的並不是一定要為蒙牛提供奶源,是要解決中國的奶源安全問題。「現代牧業和蒙牛隻是上下游,兩家是非常獨立的企業。」

但至少,現代牧業成立之初,是打著蒙牛的招牌,利用蒙牛的知名度為自己開路。當時代週報記者在丹陽鎮詢問現代牧業時,當地村民第一反應是「蒙牛牧業」。後村民介紹,當初現代牧業落成之時,公司牌子上寫的是「蒙牛現代牧業」,在2009年左右才將名字改為了「現代牧業」。

鄧九強向時代週報記者解釋,在乳業中,只要和蒙牛有關的,都會在名稱前掛上蒙牛兩字,但實際上與蒙牛沒有任何產權關係,只是上下游的關係。後來因為要上市,再加上已經不是蒙牛的專用牧場,七成供蒙牛,三成供給其他乳企,所以把蒙牛兩字去掉。

一直以來,外界對現代牧業的評價是「神秘」、「低調」。直到上市之時,外界從招股書中才對這家企業略知一二。從招股書中可知,現代牧業與蒙牛有著相似的創始團隊。因此外界認為,現代牧業極有可能會複製另外一個蒙牛。事實證明,現代牧業的發展模式與思路與蒙牛極為相似。

不過,鄧九強極力否認。「從奶的理念上,完全不一樣。蒙牛是加工業,我們是農業養殖業。但是,倒可以給我們啟迪。中國創造出了一個世界性的公司。牛根生太偉大了。那麼現代牧業是不是也可以做成世界性的企業?」

現代牧業的雄心也正一步步顯現。其實許久之前,便有業內人士猜測,現代牧業不可能甘心只做蒙牛的奶源供應商,早晚它會有自己的品牌,與蒙牛形成競爭。

目前,現代牧業已推出自主品牌,包括保鮮奶、純牛奶、酸牛奶,共有兩個工廠進行生產,不過並未作任何廣告宣傳。鄧解釋,現代牧業的產品是要依靠品牌宣傳,堅決反對做廣告,要讓老百姓自己去體會。

至於成品奶規模是否會擴大,進而成為下一個蒙牛?鄧九強反問記者,「你說老百姓是否願意喝高品質的牛奶呢?如果老百姓願意,我們就能做到,這是一個趨勢,市場優勝劣汰進行選擇。」

低調的現代牧業有著更大的野心。但它需要記住的,現代牧業七成的牛奶供應給蒙牛,並且雙方當時簽訂協議,原料奶不能銷售給兩名競爭對手。儘管鄧九強自信地認為,蒙牛不會傻到連現代牧業這麼好的奶源都不要,但其對蒙牛的高度依賴性潛藏著巨大風險。雙方的一場博弈將不可避免。


「哪個企業沒出過問題」

本報記者 張欣培 發自安徽馬鞍山

「致癌門」權威結果出來之前,一切奶源都成為外界懷疑的對象。「『致癌門』事件出在奶源上,對奶源進行質疑我認為很正常。但是,每個牧場都沒有設立 獨立的奶源檢測系統,包括中國以及歐美等發達國家。牧場自身不做牛奶檢測,均由採購方進行抽檢,這是全世界通行的規則。」鄧九強向時代週報記者介紹。

奶源檢測設備昂貴,小牧場不具備檢測條件。因此接收方對其進行檢測,並根據相關標準給牛奶進行定價與定級。只有當供應商對抽檢結果產生質疑時,才會引入獨立第三方進行再次檢測。

鄧九強告訴時代週報記者,2011年10月國家公佈了牛奶標準,現代牧業也正在嘗試建立自己獨立的牛奶全項指標檢測體系,投資接近2000萬,這樣的設備在全世界的奶戶中基本沒有。

在時代週報記者的採訪過程中,鄧九強不禁感嘆在中國做企業難。「我不能說黃曲黴素不是問題,也不能說不是嚴重問題。但是它沒有出廠,也沒有造成嚴重 後果。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任何好的企業是不是都沒有出過問題?」鄧九強舉例說明,「可口可樂與麥當勞在美國都發生過問題,但並沒有很多人罵它。」

他認為,在美國企業家很受尊重,但是在中國,企業家卻最不受尊重。「只要一犯錯誤,一概全盤否定。一代人否定一代人,可能這就是中國的文化。」

「我們養牛很辛苦,出問題很多人來指責。我對自己非常失望,做了那麼多努力,一片質疑,一片反對。蒼蠅亂飛,污染水源,現代牧業不盈利,讓那些能做企業的人去做吧。」言語中,鄧九強難掩其中不滿。

令他疑惑的是,外國人高度讚揚的現代牧業為什麼得不到中國人自己的認可。「最近壓力蠻大的,我真的不想做了。我已經起草好了辭職報告,我想徹底退下 來。這個社會做好事都難,我為什麼要去做。壞事我不會去做,好事我也不想做了。讓市場淡忘鄧九強,好事壞事都與我無關。」鄧九強如此告訴記者。

面對是否認為外界缺乏對企業的寬容,鄧九強說:「社會沒問題,媒體也沒問題,只是公眾對企業的要求太高,我這樣的素質不具備企業家的條件。我要退下來,回家靜靜地拉二胡。社會不需要你,公眾也不需要你。」

「我要退休了,不做企業了。我錢夠花,為什麼要做企業,又要考慮食品安全、防疫、環境影響,把自己搞這麼累,為什麼?在中國我不想做企業了。做好事我又不能增加樂趣,因為我本來就想做好事。做了一半對一半錯,不做不就沒問題了。

採訪過程中,鄧九強不停地感慨,在中國做企業太難了,沒意思。「作為企業家應該嚴格要求自己,把企業做得更好。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使你做到最好。」

他說,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在銀行,一個在稅務局,希望她們安安穩穩地當公務員一直到老,絕不介入企業。「做企業不是人做的事情,需要超人,不是我能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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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債:觸目驚心的做賬 和順財經

http://xueqiu.com/8432689985/24393938

地方債:觸目驚心的做賬----國內八大所之一大華會計師事務所,掌趣科技、TCL、雙鷺藥業等牛股的年度財務報表審計者,曾向杭州市國資委匯報,如何將杭州市交通投資集團由虧損4.1億做到淨利4千萬,實現今年成功發行短融券。http://t.cn/zQ2nuwC
虧損4.1億做到淨利4千萬

在大華會計師事務所浙江萬邦分所2013年3月28日呈交給杭州國資委的這份報告中,華會計師事務所匯報了其淨利潤調整的方案。

報告中稱,杭州市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擬於2013年度申請發行短期融資券,因此合併會計報表淨利潤需要達到4000萬元左右,但交投集團2012年度實際的經營利潤預測虧損可能達到4.1億元左右,交投集團內部各部門和各子公司經過多次商討,擬從3個方面解決4.5個億左右淨利潤的缺口問題。

不過,報告同時稱,大華會計師事務所多次與企業進行了溝通,內部也經過多次商討、協調,向市國資委進行了多次匯報,並且市國資委專門組織召開了三方協調會議對杭州交投的問題進行商討。後來杭州交投又與大華以及正大、同方兩家事務所進行多次聯繫和協調,希望維持原來的利潤解決方案,但各家事務所均未同意杭州交投原來的方案,後來杭州交投的解決方案一變再變,直到3月21日才將最終的解決方案敲定下來,從孫公司開始調整財務報表,從而也造成我所對於杭州交投的合併審計報告無法在市國資委規定的3月31日前準時出具。

大華會計事務所最終的利潤解決方案主要包含以下5個方面:

1、根據市政府相關文件,財政撥款5億元用於交通項目資本金投入、貸款還本付息,由於市交通投資集團投資交通項目的資本金主要依賴對外融資,每年需要支付利息,計入集團公司的財務費用科目,經測算,2012年度交通項目累計投資應承擔的利息支出為27329.56萬元,因此企業將5億元中的27329.56萬元作為彌補項目資本金利息支出計入營業外收入科目,餘額作為政府對交投集團的投資補助計入資本公積科目。

2、杭千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根據新的測算結果,對杭千高速公路資產折舊進行了調整,並將通車以來實際流量與原測算流量計提折舊的差異1.58億元在2012年一次性進行了調整,按照63.4%的持股比例計算影響集團淨利潤1億元左右。我們同意了企業的處理方案。

3、同方會計師事務所經過審計,將千汾公路於2010年2月停止收費後產生的費用合計5000萬元轉入其他流動資產科目掛賬,並追溯調整了3452萬元。調整後千汾公路淨利潤為0。

4、孫公司杭州交通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受託為杭州市土地儲備中心代為管理重機廠地塊開發項目,根據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重機廠地塊開發工作有關問題的專題會議紀要(杭府紀要[2006]206號),管理費用按出資總費用的8%確定,截至2012年12月31日,重機廠除配套幼兒園及農貿市場外,其他均已完成。上述收入均未按會計準則收入確認原則確認收入。

根據同方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浙同方會審[2010]626號,截至2010年6月30日,上述地塊已投入88,274.52萬元,應收管理費用7,061.96萬元,交投集團與土地整理公司簽訂協議對應收管理費進行了拆分,集團公司分成2100萬元計入其他業務收入,並計提了營業稅金及附加。

5、孫公司浙江天際企業有限公司部分房產作為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我所於2013年3月6日第一次收到浙江中瑞唯斯達資產評估有限公司為浙江天際企業有限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做的評估報告電子版,投資性房地產 2011年年末評估值為343,496,792.83元,2012年年末評估值為379,738,071.52元,評估增值為36,241,278.69元,我所於2013年3月20日第二次收到浙江中瑞唯斯達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做的調整後評估報告正式電子版,調整後投資性房地產2011年年末評估值為337,129,400.08 元,2012年年末評估值為406,524,199.24元,評估增值為69,394,799.16元,計入了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目前初步合併的淨利潤為1700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淨利潤為2500萬元。

就這樣,杭州市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完成了從虧損4.1億到淨利4千萬的變身。

有網友評價稱:我和我的小夥伴都驚呆了,真是需要多少利潤就會有多少利潤……

更有投資者感到憤慨:在這種市場,在這種制度下,所謂價值投資就是個悲劇,連財務報表、經營業績都是假的,你怎麼判斷企業的價值和潛力?

不過,業內人士則相對淡定。有評論稱,這還算個事,20年前都有這麼做的了。比這狠的多了去了。而且哪個事務所不這麼做呢?

附:《杭州交投公司2012年報審計重大事項匯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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