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古稀，杜曉山依然奔赴在普惠金融、農村金融以及精準扶貧的一線，20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杜曉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小額信貸之父”。
從1993年開始將尤努斯的公益性制度主義小貸(或稱“社會企業”型小貸，即追求社會發展的宗旨目標，運用市場化的運營模式，達到供求雙方的可持續發展的小貸模式)經驗引入到中國，探索可持續發展的公益扶貧社模式。從2005年擔任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至今，杜曉山將自己主要的精力都用以推進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
“發展普惠金融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著手，解決對普惠金融思想認識和理論指導問題，進一步研究和制定包括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金融和民間金融協調發展和相互配合的完整的戰略規劃、執行計劃、實施措施和監督考核制度。”杜曉山稱，同時也應該鼓勵自下而上“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發展實驗。
20年小額信貸路
杜曉山的小額信貸之路是由扶貧社開始的。
1993年，在尤努斯的影響下，杜曉山及他的同事將孟加拉格萊瑉銀行小額信貸引入中國，並在河北易縣成立了第一個扶貧經濟合作社(即扶貧社)， 中國開始了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扶貧的探索。
參照孟加拉格萊瑉銀行的模式，杜曉山牽頭扶貧社以婦女為主體，5人小組聯保、分期還貸等運營方式開展小額貸款，落地之後大受歡迎，也證明了當時“窮人沒有信用”和“扶貧小額信貸不可能自負盈虧”的邏輯錯誤。杜曉山及他的同事們先後在6個貧困縣的約20年的實踐試驗，初步證明孟加拉格萊瑉銀行的模式在中國貧困地區農村是可行的，是可以可持續發展的。由於是自籌資金試驗的公益小貸，在後來的發展中，存在後續資金不足、監管模式松散等問題，2013~2015年中和農信全面接管了扶貧社;另外一部分試點項目，根據人民銀行總行的要求，轉由地方政府監管。
“最重要的是完善內源扶貧機制。建立貧困人群參與機制，包括貧困群體參與機制完善的決策、實施和監測，還包括建立以貧困人群為主體的制度化組織，實現自發的主體參與。”杜曉山在近期針對精準扶貧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杜曉山認為，社會創新推動精準扶貧也表現出開放、分散、自下而上的特點，這要求扶貧主體領會互聯網思維、善用互聯網手段，積極打造扶貧開發的“社會創新”互聯網支持平臺和服務管理支持平臺。
在發展扶貧社的時間里，杜曉山還在積極推動小額信貸領域的自律發展，參與組建小額信貸聯盟。中國小額信貸聯盟是中國小額信貸領域首家全國性會員制行業協會類的組織，自2005年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全國婦聯婦女發展部和商務部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發起成立，從最初以公益性小貸機構為主，到目前涵蓋從事小額信貸業務的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和服務類中介組織。2005年成立之初，還叫“中國小額信貸發展促進網絡”，2010年正式更名為“中國小額信貸聯盟”。
從2005年至今，杜曉山都任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帶領聯盟推動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並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促進普惠金融體系的建設。
推進普惠金融方面，杜曉山也帶領小額信貸聯盟在成立之初就引入聯合國建設普惠金融體系概念，在國內進行推廣，發展十幾年時間，小額信貸聯盟都在致力推動中國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2016年1月，國務院正式發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意味著普惠金融在中國有了頂層設計，小額信貸聯盟也受邀參與規劃的宣傳推廣。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興起，小額信貸聯盟早在2012年底就召集部分P2P平臺頒布並簽署了國內首個P2P小額信貸信息中介機構自律公約。近兩年在行業監管政策落地前後，小額信貸聯盟多次組織P2P機構討論行業相關問題，一直致力於推動行業自律的工作。
建言普惠金融
“金融服務的覆蓋面要廣泛，服務要深入到最大範圍、最貧困的群體當中。在服務廣度和深度上，呈現出普惠制特征。”杜曉山表示，金融服務覆蓋到最廣大的人群，金融觸角深及到社會最底層，才能夠達到普惠金融的基本含義。
杜曉山認為，當前我國乃至全球，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發展的根本挑戰是三個：一是如何擴大它的規模，即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二是如何到達更深的深度，即幫助更窮的窮人;三是如何保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即服務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普惠金融發展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我國絕大多數地區普惠金融發展還處於比較低的水平，特別是貴州、西藏、廣西等內陸地區。
因此，杜曉山曾在多個場合提及普惠金融發展的十一大建議：第一，保障銀行業金融機構農村存款主要用於農業農村;第二，為了解決上述棘手的“兩難”問題，設立普惠金融發展基金可能是一種可行的選擇。第三，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繼續支持小微企業和農戶發展;第四，積極培育新型農村和社區金融機構和小額貸款公司，同時出臺支持鼓勵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發展的政策;第五，培育發展多類型的農村合作金融。第六，加強小微企業和農村各類經濟經營主體的信貸擔保體系建設;第七，各級政府和部門形成合力支持、監督小微金融發展;第八，註意發揮直接融資和保險及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金融對小微金融服務的重要作用。第九，努力改善信用環境和完善征信制度;第十，建立我國普惠金融指標、評審、考核、監督和獎懲制度體系;第十一，加快我國各項普惠金融法律法規工作。
“可以預見，正規金融機構，包括農村信用社系統，肯定是主力軍。但只要政策對頭，再加上小額信貸業自身的努力，各種類型的小額信貸組織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有各自的優勢。”杜曉山稱。
同時，他還建議，發展普惠金融既要運用傳統金融業態，也要利用POS機、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等新科技手段，還要運用P2P等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另外，過去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是農信社，當前全國正在開展農信社改制轉軌，但不應一刀切地把農信社全部變成農商行，應因社制宜，部分保留農村合作金融的形態，並努力發展新型合作金融形態。
“房子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的。”中國社科院《房地產藍皮書》執行主編王業強近日預測稱，2017年房地產政策的基調是抑制房地產投資，防控金融風險，同時保持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
那麽，當趨於收緊的市場調控政策當頭，在房地產過度投資不斷被抑制的環境下，地產商們都在想什麽?他們將如何找到一條結構性出路，繼續尋求發展?
“未來，房地產的發展方向有‘城市群’、‘特色小鎮’及‘都市更新改造’三個方面，另外，‘品加精’也是下一階段的投資目標。”住建部住房改革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顧雲昌日前在鼎盛長城主辦的“2017中國產業金融投資策略論壇”上表示。
除了這一大方向，在城市選擇方面，多名地產領軍人物在參加論壇討論時透露，他們已在“跟著周期走”，在三四線城市悄然做出布局調整。
投資對象：一二線？三四線？
北京“3.17樓市新政”的出臺引領了全國樓市調控浪潮。過去一段時間，據多份相關統計數據，一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漲幅已經持續回落，而三四線城市則仍在上漲。這一背景下，業內人士的觀點開始出現分化，有持續看好一二線城市者，也有均衡布局做好三四線市場土地儲備者。
顧雲昌稱，目前中國正處於一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道路上。一二線城市的城鎮化發展相對來說已較為成熟，所以投資機會在於圍繞中心城市所建立的大的城市群。
中梁地產集團副總裁周鳳學則透露，雖然公司主要布局還是在一二線城市，但也會跟著周期走，對“全結構布局短板做好嚴防”。他認為，自調控到現在的七個多月，一二線城市已經出現拐點，開始下行，而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銷售依舊良好。“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在三四線的城市也做了一些布局。”
所謂“不落幕的老一線”，與會人士中也不乏堅定看好一二線城市機會者。鼎信長城董事長章華認為，最好的投資機會依然在“三圈”內的一線城市及少數二線城市，“我們做債要看未來一年到兩年，做股則要長遠看到五年”。根據《鼎信長城環京津冀、環長三角、環廣深地區地產投資報告》，鼎信堅定看好未來以“三圈”為重點的投資區域。
旭輝集團財務中心總經理楊欣雖然認為“現在是一個比較敏感的時點”，且具體布局和各個企業本身的策略有關，但他提及，“一個低融資成本的企業，如果拿到長期融資，那麽就可以在一二線城市大展拳腳。”
就價格來看，楊欣表示，內地一二線城市對比香港來說還有很大的空間。
就拿地風險而言，中南置地總裁陳小平提出：“對於地產商而言，真正的風險是拿到的地和該城市未來的發展規劃對不上號，這種風險對地產商來講意味著巨大的損失，而這種損失不是靠等時間就可以(彌補)的。”他認為，這種情況往往會發生在小城市。“像上海、南京這樣的城市，被套牢的很少。”
投資方式：並購還是拿地？
樓市雖進入調控，但土地交易市場並未出現冷卻跡象。今年50個重點城市“賣地”收入合計為7645.3億元，同比上漲53.3%。房企的拿地熱情仍在持續。
對於拿地，周鳳學對整體大環境的判斷是“市場是長久性的”，因此“能不能有更多的土地儲備也很關鍵”。
不過，協信集團常務副總裁兼啟迪協信執行董事曹誌東則提出了另一種觀點：花錢買地不如花錢買上市公司。“花50億買地，並不能買到多大的地，但是90億買一個中等的上市公司，其中還包含了對土地資源的控制，所以這對地產公司來說是一個機會。”
他進一步表示：“尤其是上市公司還有監管機構，相當於幫你把風控的事情做完。”這也解釋了為什麽近來出現大規模的買殼、並購現象。曹誌東認為，這一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發展重心：規模還是利潤？
地產行業通常以規模論資排輩，在行業集中度越來越高、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各類房企在業績突破新高的同時，利潤率下滑是不爭的事實。如何平衡規模和利潤是地產商的考量所在。
楊欣認為，規模和效益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公司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這也需要公司戰略做支撐。他稱：“正確的戰略加高效的執行力，有利於企業的良好發展，但維持一定量規模還是必須的。”
針對這個觀點，周鳳學則表示，規模和利潤是不矛盾、不對立的。他表示，第一，房地產企業要達到一定的規模，有合作，才不會被市場拋棄掉;第二，要有效益和質量、並且堅持標準，否則規模上去也沒有意義;第三，是要跟著大勢周期走。
房地產行業，兩到三年是一個短周期，十年左右是一個中周期。周鳳學認為房企要跨周期發展是需要一定規模作為支撐的。在他看來，跨周期的規模安全邊界是1000億規模。“規模大概達到1000億左右，企業才可能更安全。”
對此話題，陳小平提到了同行們的“規模焦慮”，亦即在房地產行業大變革的當口，一批規模在500億到1000億左右的房企會覺得自身“不進則‘沒’”，如果不迅速的做大，連能不能生存下來還是個問題。
所以在目前還有機會的時間窗口內，公司會在一定程度上做大規模，以此保證在下一輪的競爭當中能夠雄起而不是退潮。
同時他也提及，規模本身只是一個基礎，發展的關鍵還在於怎樣把產品做得更好，怎樣定義品牌價值，怎樣進行產品創新。“從這個方面來說，大多數房地產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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