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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雷曼執笠非洲小國心凉 李華華

中環在線：非洲騷亂中聯石化失茅台 李華華

紫金矿业败走刚果 非洲投资买矿风险不可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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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非洲大油田 中海油50亿美元竞价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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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淘金启示录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06503&time=2010-12-11&cl=115&page=all

　　在19年里的大半时间里，中钢在南非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存，这种情况，直到近一两年才有些改变。

　　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向北15公里，远离为治安和HIV（艾滋病）所困扰的拥挤街区，建筑越来越分散和欧美化。跨国公司通常会在开满紫楹花的山顿 （Sandton）商业区里选择一栋两三层高的办公楼，几家公司共享，以分摊安保支出。一圈圈三米来高、架着高压电铁丝网的外墙，将企业园区和街道阻隔开 来。

　　在一群矮小分散的西式建筑里，17层高的中钢大厦，披着蓝色的外墙玻璃，矗立在Rivonia和Grayston街口，显得突兀而豪气。

　　这栋楼由南非本土开发商艾居地产（Edge Properties）建造，2009年甫一落成就被中钢以5亿兰特（按2009年3月汇率，约合3.33亿元人民币）买下。平时，这座大楼颇为冷清—— 中钢集团派驻非洲的中方员工仅有19人，大多居住靠近矿山、距约翰内斯堡市向北约三小时车程的林波波省省会波罗瓜尼市（Polokwane），一些楼层已 对外出租。对中钢集团来说，这栋楼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用，直到最近才有了些变化。

　　随着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1月中旬南非之行，中钢大厦楼里不时闪现来自国资委、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等机构的高层人士身影。此前，南非中国工商会也在中钢大厦挂牌。国内兄弟企业赴非开拓，也倾向于将办公楼租在中钢大厦。

　　从最早的南非铬矿基地开始，中钢在南非19年磨练，俨然成为中国资源类国企中在南非投资规模最大、根基最深的企业。最近五年，中钢以南非为大本 营，在非洲加快布点——2006年进入加蓬，2008年进入津巴布韦和喀麦隆，目前在非洲共有十家公司，投资额总计10亿美元，账面总资产89亿元人民 币，产能90万吨铬铁。加上国内铬铁生产能力，中钢已是仅次于Xstrata的全球第二大铬铁生产商，年产能约130万吨。

　　“我个人认为非洲盈利性在全球属于前列，利润还是很好的。”来到南非整整十年的张素伟站在一张两米宽的南非资源地图前，笑得谦和而自信。37岁 的他有三张名片——中钢非洲代表处总代表、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中钢南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实际上，他身兼中钢在非洲五家公司的 总经理职位——除了开采铬矿，生产铬铁，中钢开始将目光投向南非丰富的锰矿、铀矿和煤炭资源。

　　在张素伟看来，中钢已经站稳脚跟，熟悉了游戏规则，新的课题，是如何在资源国家主义情绪高涨的全球大环境下与社区共生共赢，如何在铬铁主业稳定 发展的前提下抓住机遇搞好多元化，如何在集团资产负债率高达90%的逆境中获得事业成长所需的资金，并通过有限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

借力外交开路

吉佩定一听说中钢要投资南非铬矿，十分高兴，认为经济往来是政治建交的第一步

　　1991年，44岁的董志雄作为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第一次踏上南非。那时中非两国政府尚未正式建交，之所以冶金部总工程师吴溪淳组 团前往，是因为听说南非有个铁合金项目的合作机会。中国的铬铁缺口，那时就已显现——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不锈钢的产量是其钢产量的4%，但当时全国钢 产量1000万吨，不锈钢产量却只有30万吨，缺的正是镍、铬。

　　“当时的想法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家用电器增加，不锈钢需求也会增大，所以一定要出去找资源。”董志雄对本刊记者回忆说。

　　1992年，董志雄再赴南非，这次是直奔位于南非北部林波波省的Dilokong矿。日本三井财团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代表们热心地为他当向 导。两家日本企业之所以愿意牵线搭桥，是他们对南非铬矿又爱又怕——看好品质，但也担心投资风险，因而很愿意拉一家大型中资企业进来。

　　Dilokong矿位于布什维尔德杂岩体地区（Bushveld Igneous Complex）的东部。这里以矿产丰富而闻名，铂族金属（PGM）储量全球第一，铬矿储量也占全球储量的70%。仅Dilokong一处，就有5000 多万吨的铬矿储量，是中国国内铬矿储量的整整5倍。

　　董志雄清楚记得，当考察团的车子开入矿山，黑人矿工们喊着“我要工作”的口号围上来，排成两队转圈，以示欢迎。这让他看到了希望。而在上一次访问时，董志雄留下的总体印象是，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南非对来自中国投资商并不欢迎。

　　这是由于Dilokong矿情况特殊。在南非历史上，白人政府自1975年开始将多数黑人移居到分散于边陲地带的十个黑人家园，发展一些边缘性 矿业，Dilokong矿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用途是培训黑人矿工。由于当时铬铁缺乏市场渠道，矿山的技术、管理水平又落后，连年亏损，成为十足的累 赘，董事会才想到招商引资。

　　董志雄将信息带回北京，很快获得冶金部的重视。1993年2月，适逢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钢铁炉料总公司、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中国冶 金钢材加工公司联合组建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钢集团的前身），董志雄升任总经理助理。他向国家计委递交预可行研究报告，1994年提交可行性报告，期 待着项目尽快做成。

　　可现实相当复杂。由于中国和南非尚未正式建交，审批程序很慢。最重要的是，那时还没有多少人深刻意识到海外能源资源对中国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一些审批部门的领导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不足，与其花外汇去海外收购，给别人安排就业，不如先利用国内资源。

　　万难之中，这个交易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由于非国大党在1994年大选前拿了台湾1100万美元的助选经费，曼德拉当选总统后，在是否 与台湾断交问题上举棋不定。1994年6月，外交部将非洲司司长吉佩定派到南非，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主要任务 就是做南非各界工作，推动两国早日建交。吉佩定当时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一听说中钢要投资南非铬矿，十分高兴，认为经济往来是政治建交的第一步。在吉佩定 和外交部的推动下，国内其他审批部门也加快了进度。

　　1996年11月，中钢集团子公司EAMI（East Asia Metallurgical Investment Co. Ltd）与当时的南非林波波省北方省发展公司（NPDC，现名LimDev）成立合资公司亚洲南非金属有限公司（即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的前身，下称 ASA），其中EAMI占股60%，LimDev占股40%。1997年初，合营企业在南非正式注册成立。

　　一度有意参与投资的日本企业在最后一刻掉了链子。按照最初约定，三井财团可以参股9%。“对方提出要回国请示总部，最后日本公司总部认为南非政局动荡，风险太大，没有批下来。”董志雄回忆说。

　　董志雄又开始四处筹钱。按照规划，ASA首期投资2600万美元，国内筹2000万美元，剩下600万美元在南非当地筹集。董志雄一度一筹莫展，最后，中钢通过中信实业银行转贷国家储备外汇，利率是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加1.75%。

　　“这么高的利率，又很快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中钢集团的财务天天催我要钱。压力很大，七上八下，一会儿觉着能成，一会儿又觉着不成。有时也会自觉委屈，怎么为国家做事就得不到支持呢？”董志雄回忆说。

　　2002年，ASA第一个铬铁电炉投产，企业终于开始有利润，合作伙伴LimDev舒展愁眉；当初临阵脱逃的日本人也回来了，丸红株式会社提出要出高价入股，但中钢拒绝了——只卖产品，不卖股份。

　　“以前，我一直拿日本人当老师，认为他们在海外矿业投资方面严谨，有经验，但这次我们赢了，他不敢做的我们做了，而且做得还不错。”这是董志雄职业生涯最为自豪的一个章节。

大扩张冲动

中信实业银行有阵子天天上门催贷，把总裁白葆华的门踢得咚咚作响

　　在海外做资源项目开拓的人，不免有个隐忧——生养“孩子”时充满艰辛，压力独自承受，而等“孩子”长成，羽翼丰满，自己却要退居二线。2003年，董志雄就面临这样的尴尬。

　　这一年，ASA开始修建第二座电炉，中钢集团总裁白葆华宣布退休，56岁的董志雄不得不让道于新一代领导班子。当年12月，浙江绍兴人黄天文从五矿集团空降至中钢集团，担任总裁。董志雄则由分管海外的副总调为全面分管经营的第一副总。

　　“这有些明升暗降的意思，因为国内生产并非董所长，新的部门不熟悉也不大指挥得动。”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如此评价。

　　董志雄1999年就在中钢内部提出，南非ASA、澳大利亚恰那铁矿只是开始，中钢要将海外事业当做核心业务。无奈时机不好，他的提议石沉大海。

　　实际上，直至2003年，中钢大部分子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集团全年销售收入130亿元，利润只有2亿元。有人回忆说，中信实业银行有阵子天天上门催贷，把总裁白葆华的门踢得咚咚作响。2002年左右，中钢高层甚至有人建议，卖了海外资产，专心做国内业务。

　　黄天文来后，彻底否定了这个思路。一方面他大力“削藩”重组，力图清除多年计划经济遗留的体制积弊，改变中钢二级单位业务范围重叠，多头对外， 自相竞争格局。2004年开始，黄以歇业、关闭、划转、挂牌等多种方式，先后对48家子公司进行了处置和改革，消化处理历史潜亏几十亿元，并在原有基础 上，合并组建了14家专业公司。

　　同时，黄天文通过一系列并购重组，在国内外齐头并进，迅速把中钢“做强做大”。尤其是2006年以后，国资委提出要在2010年前将央企数目从155家调整和重组至80家至100家。做不到行业前三名，国资委就要给找“婆家”。中钢压力颇大。

　　2005年8月至2007年12月，中钢集团先后重组了西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洛阳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衡阳有色冶金机械制造总厂、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邢台机械轧辊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新冶设备有限公司和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在海外，黄天文将海外办事处改组为海外控股公司，提出三年内实现国内、海外销售收入各占一半。2005年7月，黄天文将40岁出头的蒋宏提至副总，分管中钢海外业务。

　　澳大利亚的铁矿项目被当做重中之重。中钢2008年9月以大约13亿澳元收购中西部公司，今年4月又与澳大利亚新兴矿商Brockman Resources Limited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未来五年内每年向其购买1000万吨铁矿石。

　　在南非，铬矿和铬铁项目的扩张也在展开。中钢2007年决定在ASA增加33亿兰特（约4.4亿美元）投资扩建铬矿项目，包括新建年产24万吨 铬铁的封闭式电炉和两条各年产54万吨铬原矿的新斜井。这年5月，中钢还支付1亿-1.2亿美元，收购全球第二大炉料级铬铁生产商Samancor的 Tubatse铬矿和铬铁冶炼厂的50%股权，双方组建中钢－萨曼可铬业有限公司（Tubatse Chrome Minerals Pty Ltd），该公司由Tweefontein铬矿山和五台炉料级铬铁炉组成，铬铁年产能28万吨。

　　黄的海外扩张战略得到中钢驻南非管理团队的欢迎。最实惠的变化是，工资终于涨了，事业前途不那么晦暗了。这些人私下半开玩笑地说，当初被调到南 非，一是因为英语能力和工作阅历，二是因为“好说话”，愿意听从组织安排。他们原以为趁着年轻锻炼几年就能回国，但由于中钢近些年海外摊子铺得太快太大， 驻外人才严重短缺，人出来了就回不去，自嘲“不定期徒刑”。

　　2005年，ASA常务副总刘伟和妻子在波罗瓜尼市的家中被三个黑人持枪抢劫，受到惊吓，再次提出调回申请，但最终还是被领导劝留。他们在南非 待得时间长了，也隐隐担心回国之后不能适应，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毕竟他们最宝贵的工作阅历和人际关系都在非洲，只有集团的非洲业务越走越宽，他们的个人 前途才有希望。

渐入佳境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2006年，作为ASA总经理候选者，张素伟的简历摆上黄天文的案头。

　　在此之前，中钢南非事业部在短短十年里经历了三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张力行，1993年就投入ASA的前期筹建。1997年一场车祸中，张被 撞断肋骨，回国休养，后被集团派驻俄罗斯所任首席代表。1998年，杨效平接班。四年间，杨迫于工作压力屡屡失眠，又深感投入与回报不呈正比，适逢 2002年酒泉钢铁赴南非谋求开拓，杨被对方以高薪和期权激励挖走。这一年，销售经理罗宏生接手总经理之职，但不过五年，他也被竞争对手Xstrata以 高薪带走。

　　张素伟属于中钢在海外一线一手培养起来的高管。在同事们看来，张能吃苦、有想法，也很有耐性。1997年，中钢前身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去东北 大学“选秀”，从采矿冶炼等专业的3000名毕业生选出十人，作为集团未来管理人才来培养。此后13年里，十人中七人中途跳槽去外企或私企，留下的仅有三 人，张素伟是其中之一。

　　即使在同事们最为困惑的时段里，张素伟也目标明确，为未来可能敞开的机会做准备。2000年，他被集团派到南非，先是在杨效平的指导下做市场， 然后接任财务部经理，负责ASA的外汇操作、财务预算、决算、税务、成本控制以及现金流管理。那时ASA还没扩张，工作并不太忙，张用了三年时间拿下南非 本地会计本科学位，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取得英国国际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并成为ASA乃至整个中钢集团惟一具有签署会计师报告资格的高管。

　　33岁的张素伟之外，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同时拥有冶炼采矿、管理、国际贸易和注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来接替罗宏生。

　　张素伟和黄天文，虽然一是内蒙古包头出生的北方人，一是绍兴长大的南方人，但都属于外表谦和，看上去没什么棱角，却软中有硬、坚持己见的人。他 们都看好海外业务前景，工作思路上，他们有时也不谋而合。在集团，黄天文要求每个子公司都要主业清晰，“卖钢笔的你就不要卖茶杯”。在南非，张素伟也提出 “搞矿就专心搞矿，不要搞你不懂、不擅长的东西”。

　　张对基础建设十分敏感，一听说南非哪里要建铁路，他都会亲自去看看。“一旦运力提上去，周边资源的价格肯定翻番，甚至上十上百倍地增长。”但他 不同意一些同事想在南非自建铁路的看法。“一是南非铁路国有，这一块没有完全放开；二来，即使放开了，投入很大，风险很大，你又不太懂，有这个时间，不如 多拉一船矿。不懂的就是不懂，别装懂，害人害己。”张素伟说。

　　张素伟执行力很强。他甫一上任，就配合黄天文“做大做强”的思路，为ASA铬铁厂的进一步扩产做准备——计划再建两个电炉，将ASA的铬铁产能从当时的每年12.8万吨增加到每年36.5万吨。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据行业人士介绍，中钢最初创建ASA时，国内不锈钢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用不了ASA生产的炉料级铬铁，而必须用高碳铬铁。但高碳铬铁在全球分布 很少，仅有津巴布韦、印度、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供应，而且量少价高。但2006年以来，随着不锈钢炼钢工艺的不断改进，尤其是2008年、2009年 炉外精炼两步法普及后，炉料级铬铁可直接用于装炉，ASA产品的市场销路愈发看好。据芬兰钢材产商Ruukki集团首席执行官Danko Koncar预测，中国不锈钢产量将从目前的1000万吨提高至1500万吨，这意味着，中国对铬的需求量将提高50%。

　　谈起这个话题，张素伟满脸都是兴奋。他认为，纵观全球，铬的需求看中国，铬的供应看南非。而南非的铬铁供应，瓶颈不在于储量，而在于支持电炉正 常运行的电力。南非的电力紧缺已持续了好几年。南非全国能源管理委员会今年3月宣布，南非电价将于4月1日开始的2010-2011年度上涨 24.8%，2011-2012年度上涨25.8%，2012-2013年度上涨25.9%。

　　最让中钢铬铁厂商们头疼的还不是电价上涨——考虑到南非在全球铬矿铬铁供应方面的相对垄断地位，电力成本的上升并不会折损企业的相对竞争力——而是想增加产能却发现根本无电可用。垄断着南非95%以上的发电能力和供电系统EskoM2008年就提出，南非铬铁企业需要削减至少10%的产量。

　　令张素伟庆幸的是，他在Eskom出台限制政策前，就通过预付款方式，促使Eskom提前签署合同，锁定了未来新炉的供电量。Eskom后来还因此事被其他供电客户告上法庭，追悔莫及。

　　“2013年前南非不会建新的炉子，这也意味着在此以前南非不会产生新的铬铁产能。我们就等着2011年至2013大挣一笔了！”张素伟得意地说。

　　资源矿产行业因为价格和汇率的变幻莫测而不可避免地充满投机性。作为这场游戏的前沿参与者之一，张素伟发现自己时常在焦虑和兴奋的边缘徘徊。全 球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别的铬铁生产商都在减产，ASA却在按照集团部署筹备扩产。企业资金流吃紧，短期市场前景又不看好。“当时不能减产，因为一旦减 产，成本就要攀升，所以我们拼足马力生产。”张素伟回忆说。

　　为了将产品推销出去，他亲自出马，游说国内的囤货商趁市场低价将货接走。

　　神经终于在数月的紧绷之后松弛，最后结局皆大欢喜——被说服的国内囤货商们拉走了货，并在市场行情转好后大赚一笔；ASA是2008年整个南非没有减产的铬铁生产企业，别人都在赔钱，ASA反而赚了。

　　这件事给林波波省省长玛蒂尔（Cassel Mathale）留下很深印象，此后中国企业来访，他总是格外热心。“我最关心的是就业，在别人都减产裁员时，ASA没有，这让我相信，我们的未来是与中 国息息相关的。和中国合作，能更好帮助我们抵御经济波动。”玛蒂尔在11月10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

退居幕后的智慧

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

　　中钢最早进入南非时，根据政府法规，即使行使了收购，中钢也只拥有地下铬矿的开采权，若要在地面上建起铬铁厂，必须先通过厂址所在地Maroga部落的群众投票表决，获得酋长签字后方能生效。

　　当时，中国人出面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酋长签字，最终还是求助于林波波省分管矿业的省执委会成员（MEC，相当于副省长）Thaba Mufamadi。Mufamadi通过工会和南非共产党向酋长施加重重压力，中钢才拿到签字。

　　事隔多年，刘伟不久前从负责ASA社区工作的阿道夫·穆亚（Adolf Munyai）那里听说，当年迟迟不肯在用地协议上签字的老酋长，也就是现任酋长的父亲，两年前被部落里的反对派点火活活烧死。“因为分钱意见不一。有钱 的地方就有你死我活，这种事在这儿司空见惯。”刘伟愕然，穆亚却不大当回事。

　　同其他有过长期殖民史的非洲国家一样，南非有着健全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却另当别论。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前“黑人家园”地区，政党、工会和社区势力复杂交织，利益争斗的激烈程度往往超出外来投资者的想象。

　　张素伟也是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他发现，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所 以，2007年为铬铁厂扩产新征用地的时候，张把前台交给ASA的本土管理者，自己和中方同事躲到离群众表决大会不远的地方。这一次，酋长没有“狮子大开 口”，273人投票，只有两票反对。

　　中钢在整个非洲地区都采用属地化的管理模式——员工总数7000人，来自国内的仅19人，比例约为0.3%。在ASA，张有两套高管团队，中方 团队包括负责综合事务的刘伟与分管项目和生产技术的两位副总；当地团队包括首席运营官霍曼·史密斯（Herman Smith）、社区事务经理阿道夫·穆亚、冶炼厂经理利奥·埃拉斯莫斯（Leon Erasmus）和人力资源经理埃莫塞·汉德尔森（Emsie Henderson）。

　　通常，张素伟坐镇约翰内斯堡的总部大厦，三位中方高管驻扎在距离矿区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波罗瓜尼市。他们都是每隔一两周才去一次矿区，矿区和铬铁厂的日常生产监管都交给当地团队。

　　张素伟的原则是，只有市场和财务直接向他汇报，通过成本控制间接管理生产，其他方面都充分授权。“有些方面我们确实管不了。”张素伟说，“我在中钢内部经验交流会上也这样讲，一定要管你能管的，做你能做的。”

　　充分授权，让穆亚工作得格外有干劲。44岁的穆亚是ASA核心管理团队中惟一的黑人。他曾在林波波省立公司LimDev工作过18年，2005 年跳槽至ASA。最初起点不高，负责一个边缘项目，但他尽职尽责，处理社区事务时圆滑老道，深得中方赏识，很快荣升为主管社区关系的高级企业经理，在矿区 的地位仅次于首席运营官史密斯。

　　实际上，即使是深谙地方政治的穆亚也不主张企业过多牵涉社区利益分配。据他介绍，根据2007年ASA和社区新签的用地协议，ASA每月会支付7.5万兰特至社区的信托账户，具体数字会根据PPI浮动。付了账便不再过问，由社区信托的董事会自行决定钱的使用用途。

　　董事会通常有十来人，包括酋长，也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民主联盟（DA）、人民大会党（COPE）、南非共产党等政党的基层代 表。这些董事们常常政见不一，对金钱分配及其用途的看法大相径庭。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老酋长被烧死后，他的儿子一度不敢回社区。直到去年ASA帮他建了房 子，这才搬回来住。

　　有时，也会有社区群众跑到ASA，抱怨信托账户里的钱分配不公，穆亚就会耸耸肩——他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化解BEE股改难题

BEE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将在ASA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磨合是否顺利，还很难预见

　　去年8月和10月，ASA的3号炉和4号炉陆续投产，摆在张素伟面前最紧迫的议程，就是按照“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下称BEE法案）的要求进行股改。

　　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政府提出BEE法案，希望能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鼓励黑人发展中小型企业，积极参与国家大型企业的发展，并对各企业黑人持股比例、参与管理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等设定硬性目标，以期全面提高黑人融入经济的程度。

　　这一法案2003年由南非国会审议通过，2004年正式执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在南非境内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25%股份加一票否决权的最低比例出售给“黑人”及“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

　　省立企业LimDev不算BEE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使这部分股份由两个股东同比例稀释，中钢也要至少拿出16%，即中钢在ASA中的股比将缩水至44%，失去对ASA的绝对控股权。

　　北京总部的意见是，控股权问题不能妥协。“是否有控股要求，这和企业的定位和战略有关。铬矿最好要控股。风险这么大，如果管理和销售说了又不算，为什么往里投？比如我说今年想卖中国5万吨，他说不行，你就会很难受。”张素伟解释说。

　　顶着压力，张素伟和同事们动用起在南非的各种关系，咨询求助。愿意帮助中钢的人中，有一位南非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南非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的弟弟小姆贝基（Moeletsi Mbeki），此人也是吉佩定的朋友。

　　小姆贝基是BEE法案的公开抨击者，直指BEE法案是“白人主导的公司向ANC精英示好的手段”，结果是“让一批黑人政客迅速致富，无利于南非 经济的繁荣，也不会真正受益于广大贫民”。他发现，根据法案条款，向BEE企业转让股权的应该是“矿权的所有者”，而Dilokong矿的所有权在林波波 省，而非中钢或者ASA。

　　张素伟立即将这个观点转达给林波波省省长。或许是被说服，又或许是太想挽留和吸引中钢和潜在的中国投资者，玛蒂尔省长在2006年12月的一场 谈判中答应，保持中钢在ASA中60%的股份不变，省立公司LimDev愿意从自己40%的股份中拿出30%，其中5%给Maroga社区，25%给 BEE公司。

　　这个消息让张素伟和他的同事们欣喜万分。“这样一来，我们既保证了控股权，又保证了企业能够在南非法律更改的情况下和平过渡，解决了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张素伟说：“我们对政府卖给谁没有要求，惟一的要求就是符合BEE法。”

　　然而，林波波省政府究竟将股份给谁，在今年年初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据南非当地报纸《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独家披露，林波波省已从43家BEE竞标财团中选出5家，作为这25%股权的潜在接手人。这五家财团的背后不乏声名显赫的人物。譬 如，Tunache投资公司的主要股东包括南非2010年世界杯组委会主席欧文·科扎（Irvin Khoza）和南非国家振兴基金（National Empowerment Fund）董事长罗尼·恩图利（Ronnie Ntuli）。

　　其他四家财团——Rebone矿业财团、Kalapeng矿业资源公司、Moribo资源、Dilokong财团——的背景尚不清晰，但据《星 期日时报》报道，由南非副总统卡莱马·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之子 Kgomotso Isaac Motlanthe执掌的Buena Vista贸易公司，出现在上述一家财团的股东名单里。

　　另据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南非当地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财团的个别股东是林波波省官员的亲戚。

　　实际上，早在这五家BEE财团初步敲定前，各方利益就围绕这30%股权展开龙争虎斗。南非政坛争议人物、非国大青年联盟的领导人马勒玛 （Julius Malema），就曾是竞标财团之一Nkgape矿业投资公司的创始股东。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勒玛出生于林波波省，有很强的政治根基，曾被祖马总统和玛蒂 尔省长称赞为“南非未来的领袖”。马勒玛参与ASA股权受让一事被媒体曝光后，他被迫退出Nkgape矿业投资公司，后来频繁发表呼吁南非政府实行矿产资 源国有化的言论。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玛蒂尔省长证实，五家BEE公司已安排就绪，但不愿过多透露这几家公司的信息。“现在关键是钱从哪里来。经济转账（economic transaction）还需要一定时间。我们正在就此做讨论。” 玛蒂尔省长说。

　　张素伟也透露，矿业并非小本生意，股权投资常常涉及上10亿级的金额，BEE公司难以掏出这么多现金；这些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也会涉及一系列 难题。而且，即便股权变更落实了，上述BEE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将在ASA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磨合是否顺畅，还很难预见。

下一步机会

中钢已经走过了这段摸索期，积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开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随着ASA扩产和BEE股权分配都告一段落，无论是冲在一线的张素伟，还是北京总部的集团决策者，都意识到，现在是给中钢南非制订下一个5年甚至20年战略规划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包括紫金矿业在内的一家家国内矿企来南非淘金，像19年前的中钢那样，它们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商业环境中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项目做一 个项目，想的全是如何生存。张素伟认为，中钢已经走过了这段摸索期，积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开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现在的任务，不是按部就班，而是站 在新的台阶上，进行多元化开拓——在铬矿资源上，中钢在南非的占有量已接近获取能力的极限，但铀、锰、煤等资源，却有相当多的机会和市场空间。

　　中钢集团是中广核和中核集团外，惟一获国家能源局批准从事海外核电用铀矿开发的国企。此前，中钢集团曾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签署铀矿开发项目，参 与开发南澳的Crocker Well铀矿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处铀矿。南非的铀资源知名度虽不及邻国纳米比亚，但储量也位居全球第五。中钢和中广核、中国核电都在南非积极寻找机会。

　　煤炭也是张素伟十分看好的方向。南非煤炭品质好，煤层浅，很多地方开采成本不到20美元一吨，而市场价却在60美元，中间有很大的潜在利润空 间。而且，张素伟考虑到，为解决电荒难题，南非各地政府正推动建设一批新电厂，预计会在2014年至2016年间投产。倘若现在掐准新电厂的位置，周边拿 矿，五年后出矿，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要抓住哪个机遇，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问题。据中钢内部人士介绍，ASA早在五年前就考虑过在约翰内斯堡上市，意在一箭三雕——既在当地资本 市场募集资金，又树立企业品牌，还通过管理层持股、股权激励的方式避免高管再度被挖。但2007年春节后，中钢集团开始启动整体上市计划，ASA只得服从 整体一盘棋。

　　现在，要从集团筹钱也难上加难。中钢本身就是几十家分公司拼成的大摊子，加之最近五年国内外的收购整合，战线越拉越长，债务负担日益沉重，不少子公司还都嗷嗷待哺。

　　2008年10月至今年8月，媒体渐次曝光了中钢与山西民企山西中宇钢铁有限公司之间高达40亿元的财务黑洞。2009年末，中钢的资产负债率 达到90.7%，国资委公开要求中钢加强公司财务管理，确保资金流安全，加快应收预付款的回收速度，控制带息负债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

　　 站在保障能源安全的角度，国家近年来的确支持企业走出去拿资源，但与此同时，银行会在进行贷款审批时明确要求，拿到的资源应有相当比例拉回国内。这对于完全走市场化道路的ASA来说，不大切合实际。

　　2008年之前，ASA几乎没有一吨铬铁销往国内，而是出口至日本、美洲和欧洲市场，这是因为国外市场的价格平均比国内高13%至15%。导致国内铬铁价格低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力、生产成本低，可以直接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地进口铬矿，回国冶炼。

　　南非至中国的海运距离很远，无论是运矿还是运铁都不划算。金融危机之后，ASA开始保留20%产量给国内客户，这也是从企业长远利益考虑——一旦西方市场风吹草动，就可以重回国内市场。

　　在张素伟看来，除非是发生国内资源短缺或战乱，企业才有必要无条件牺牲商业利益维护国家利益。而在国际贸易秩序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企业首先要生 存，要盈利。“只有生存才能发展。我们（中钢南非）资产再大5倍，就是世界铬铁行业老大，那时才谈得上话语权。五年前，你年产10万吨，中国随便一个小厂 都比你多，谈什么支持国家？”张素伟反问。

　　张素伟时常会被着急和惋惜的情绪所困扰。一些早几年无人关注、被他视作收购对象的资源，现在成为热抢的对象。来自香港、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矿业公司，在收购方面越来越激进。

　　“如果我们再不去争，就没有了。”张素伟说。他觉得如果现在还像以前那样，执著于手头眼前的小项目，不仅对企业贡献意义不大，也会延误时机。对 于中钢这个号称“不产一吨钢”、充满贸易色彩的公司来说，最佳的策略是“金融与实业相结合”，“背靠一些基金，通过资本运作尽快把架子搭起来，较大规模地 进行收购，包装以后卖出”。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论是中非发展基金、中投还是逐渐兴起的各类私募基金，都对在非洲的项目充满兴趣。

　　中非发展基金一位副总11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在非洲进行矿业投资，进去越早的越主动，而企业能在非洲留下来，一要有战略，二 要有经验，三要有感情，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出于对中钢在非洲的认可，中非发展基金2007年成立后的第一批投资，就包括中钢在津巴布韦总投资1.35亿美 元的铬矿项目。今年11月初，中投总经理高西庆访问南非，能源资源项目亦是考察重点之一。

　　据张素伟介绍，截至目前，中钢在ASA项目上的总投入大约3.5亿美元，而中钢非洲业务平均年利润8亿兰特（约合8亿元人民币），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能达到10多亿元。

　　本文为作者参加南非金山大学新闻学院“中国-非洲记者培训考察项目”完成的调查报道

非洲最大鐵礦爭奪：漢龍買礦起底

 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1-08/08/content_4640.htm?div=-1

  本報記者 文靜 重慶報導

    就在中鋁和力拓合資開發的鐵礦項目夢斷幾內亞後，民營企業漢龍集團開始整裝進入西非的鐵礦石開發。

    7月15日，漢龍集團子公司漢龍礦業向澳大利亞上市公司Sundance Resource（下稱SDL）提出全資要約收購，收購總金額約15億美金。SDL公司擁有位於喀麥隆的穆巴拉鐵礦項目絕對控制權。

    7月27日，漢龍礦業向本報記者獨家透露：由於該鐵礦處於世界第三大未開發鐵礦區，後續開發所需資金非常龐大，漢龍集團不排除引入其他中方合作夥伴，共同開發此項目的可能。

    除了後續資金尚需上百億美金的投入，記者多方採訪獲知，中國企業入駐西非，尚面臨礦業政策、法律、財務等多方面的風險。漢龍礦業坦承，公司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的區域比例已達到83%，直接投資項目高於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平均覆蓋率。在非洲國家大使館推出的投資項目中，80%以上都跟礦產資源投資有關。非洲國家成為中小企業投資首選。

    然而，最近非洲局勢一系列的突變，讓不少投資非洲的企業吃了大虧，尤其是非洲國家政局不穩定帶來的風險極高，甚至可能連基本的勘探權、開採權都無法得到保證。

    自2007年以來，65%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仍然虧損，盲目擴張、缺乏明確定位是重要因素之一。在中鋁和力拓在幾內亞合資的西芒杜鐵礦項目面臨採礦權歸屬爭議，中鋁進退兩難後，新入者漢龍集團能否跳好獨角舞還是合作開發成功？

    1.單一大股東成收購優勢

    繼漢龍集團提出全資要約收購後，收購雙方正在進行新一輪的談判。

    7月18日，漢龍礦業提出以每股50澳分的價格以現金支付方式收購SDL，出價比SDL過去一個月以來的交易量加權平均股價高出45%。但這家在澳大利亞上市的礦產公司仍表示，這一價格不足以滿足其股東的要求。

    但漢龍方面對完成此次收購充滿信心。在這一輪談判中，漢龍礦業董事總經理肖輝表示，考慮到盡職調查的情況，每股0.5澳元的出價“不會有太大變化”。價格每增加0.01澳元，總價將增加3000萬澳元。

    目前，中國和澳大利亞政府方面的相關程序正在進行。7月21日，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在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會見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時也表示，喀麥隆政府會為項目的開發提供一切需要的支持與​​幫助。

    SDL早在1993年在澳大利亞上市，是澳大利亞第11大鐵礦石生產商。記者從該公司網站獲悉，其在澳大利亞和西非共有220名僱員，其擁有位於非洲喀麥隆的穆巴拉鐵礦的絕對控股權。穆巴拉鐵礦含有4.84億噸富鐵礦和23.2億噸一般鐵礦，項目總成本預計為20000億非郎。

    根據預期，穆巴拉鐵礦的年產量將達到3500萬噸，但需要在喀麥隆建造一條鐵路和開發一個深水港。為此，2010年,SDL委託中信證券協助其為西非穆巴拉鐵礦石項目及相關基礎設施進行借貸和股權融資。

    此前，SDL跟世界幾家大的鋼鐵企業進行了談判，比如印度的塔塔、米塔爾，韓國的POSCO（浦項製鐵）等。

    國內鋼企中，武鋼和河北鋼鐵集團都向SDL搖過橄欖枝。

    2010年國際礦業大會期間，武鋼國際資源開發投資公司有關負責人透露，武鋼將採取與中鋁類似的辦法，成立一個中方聯合體，包括金融機構、基建承包商、鋼廠、貿易商等，共同開發位於非洲喀麥隆的一處鐵礦。中建集團已表示願意加入該聯合體。 

    武鋼對穆巴拉鐵礦的濃厚興趣表明，非洲是武鋼尋找海外資源的另一重點基地。從2007年起，武鋼就開始跟踪研究穆巴拉項目。此前，武鋼在非洲取得的第一個權益礦是利比里亞中利聯鐵礦項目。

    不過，由於項目尚處於前期論證階段，武鋼開發穆巴拉的合作方案一直未確定。

    和一線鋼鐵競爭對手相比，河北鋼鐵集團在海外資源收購上明顯落伍。去年8月，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王義芳在集團總部會見了SDL公司董事長喬治·瓊斯一行，明確表達了要與其西非鐵礦石項目展開合作的意向。但雙方一直沒有開展具體合作。

    2009年6月的一場意外事故，卻給漢龍集團創造了一次機會。

    當時，SDL管理層包括董事長及公司最大股東肯·塔波特（Ken Talbot，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首富）在內一行7個人，在從喀麥隆首都去礦區的路上，乘坐的小型飛機失事，全部遇難。

    早在2008年，長期在海外從事併購業務的肖輝就購買過SDL的股票，隨後，因看好穆巴拉鐵礦，一直和SDL有所接觸。他迅速了解到，塔波特家族的信託管理基金有意出售手頭16.1%的SDL股權。 

    2011年3月18日，塔波特家族與漢龍礦業簽訂協議，同意出售手中持有的SDL股權。漢龍礦業在一個月之內完成了付款，同時從二級市場購買了接近3%的股份，加上塔波特的股份，最終獲得SDL約18.6%的股份,共計投資2.4億美元。

    漢龍礦業一舉成為SDL最大股東。“在後來和數家礦業公司的競爭中，我們在收購上有了無法比擬的優勢。”7月27日，漢龍礦業回复給本報記者的郵件中稱。

    和此前鋼企只投資鐵礦石項目的方案不同，漢龍礦業是全資收購SDL。對此，漢龍礦業給記者的回復稱，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進入國際鐵礦石​​領域的前列。如果此次收購成功，漢龍將向全球第五大鐵礦石供應商邁出堅實的一步。同時，對中國的相關產業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2.資金渠道組合

    漢龍已經為此項收購準備了至少四大資金渠道。同時不排除與國內企業合資開發的可能。

    那麼，收購SDL公司及開發礦產項目的錢從哪裡來？

    除了這次要約收購SDL公司的15億美金，該項目要完成兩階段的開發，尚需78億美元。

    穆巴拉鐵礦項目預計2014年開始生產，產量高達每年5000萬噸，居世界第五。開發分兩步走：第一步每年3500萬噸赤鐵礦，為期10年。年產量高達3500萬噸，隨著進一步的開發，年產量可達5000萬噸，資本投資47億美元。第二步每年生產5000萬噸高品位的鐵英石精礦砂，為期15年。資本投資31億美元。

    如果從2009年算起，漢龍集團先後多次收購澳大利亞鉬礦、澳大利亞鈾礦，以及這次拿下非洲大鐵礦，面臨著上百億美元的資本需求。

    漢龍集團成立於1997年，擁有全資及控股企業30多家，資產360億元，年銷售額160億人民幣。營業範圍涉及礦業、能源、醫藥、高科技、食品、化工、基礎設施建設、旅遊業及房地產業。

    “漢龍完成此次收購在資金上不存在困難。”漢龍礦業有關人士稱，收購資金主要來源於四個方面，集團內部的業務結構調整可以提供一部分資金，國家政策性銀行的支持，漢龍在香港擁有一個10億美金的私募基金也可以提供資金支持，還有海外金融機構的融資。

    在內部結構調整上，包括漢龍集團和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的堂兄劉滄龍所在的宏達集團，在資金上均可隨時調配。

    漢龍集團擁有兩家上市公司金路集團和宏達股份。近年來，兩家上市公司多次通過大股東減持股份，為礦業開發鋪金讓路。早在2009年11月25日，漢龍集團旗下的漢龍實業就賣出金路集團股票套現，不惜出讓第一大股東之位，由宏達集團接手。

    宏達集團也在助漢龍集團一臂之力，旗下公司宏達實業也在減持股票。7月2日，宏達股份發佈公告稱，公司第一大股東宏達實業繼6月29日減持公司股份後，於6月30日又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統累計減持公司股份2000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1.94%。

    然而，這些數億元的套現只是漢龍集團收購項目自籌中的一部分。和銀行的捆綁則是劉漢海外之路的另外一盤棋。

    繼2010年3月，中國進出口銀行和漢龍集團簽訂境外投資借款合同，為其收購澳大利亞MOL公司56.6%的股權項目進行融資後，同年底，中國進出口銀行又向漢龍集團提供了價值15億美元的授信。

    這筆授信是否專項用於此次SDL公司的股權收購？

    7月23日，中國進出口銀行成都分行公司業務二處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該行和漢龍集團簽署的只是一個戰略合作協議，但並不表示15億美元將全部到位，要看項目的情況。況且，該筆授信並不是針對SDL公司的收購項目。

    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大筆授信承諾相比，國家開發銀行對漢龍集團的支持則更直接——項目貸款。

    有媒體披露，國開行已在漢龍集團對SDL的股權投資中提供了一筆約2億美元“內保外貸”形式的貸款。而在此前，國開行已經對漢龍集團收購澳大利亞MOL公司56.6%股權和對GMO公司投資中，提供了2.5億美元貸款。

    2010年，漢龍集團和澳大利亞第四大鈦棒公司MolyMinesLtd合資建設年產能1000萬噸的鈦棒項目，漢龍方面為項目提供5億美元的融資。國開行再次伸出援手，漢龍集團共獲得中國境內銀行4.46億美元的貸款。國開行的一位高級代表還會同漢龍集團高管，共赴澳大利亞佩斯完成財務上的事務。

    表面上是存貸關係，但漢龍集團和國開行的關係遠非這麼簡單。

    今年3月，四川巴中國開村鎮銀行出資人大會召開，該銀行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主發起人，包括漢龍集團在內的6家非金融企業共同出資籌建。

    對於投資銀行，杉杉董事長趙永剛曾說：“你擁有銀行，那你就等於說是銀行的股東，換句話說是銀行的老闆。別的企業問銀行借款，而你是銀行的老闆，你自然形象會很好。”

    記者註意到，巴中國開村鎮銀行董事長、國開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長楊小魯曾出任綿陽市副市長，負責國開行支持綿陽科技城建設的綜合協調、職業教育園區及國防軍工企業內遷工業園區的規劃、融資等。而註冊地在綿陽的漢龍集團在當地投資了多個項目。

    儘管銀企“關係”良好，但漢龍集團不得不承認，自籌和銀行貸款只能滿足股權收購，鐵礦的開發所需資金量的確大得多。

    “對於未來的開發，漢龍是開放的。”劉漢說，在穆巴拉鐵礦的項目中，漢龍“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在中國企業的手中，然後再看具體怎麼合作。

    非洲最大鐵礦爭奪： 漢龍買礦起底

    3.何方神聖？

    按照漢龍的初步設想，公司要成為金、鉛鋅、稀土、大理石、鐵、煤、鉀等礦產中的一種或幾種的行業龍頭，而目前劉漢正瞄準鐵礦。

    如果上述項目成功實施，漢龍無疑成就了國內企業，尤其是大型央企趨之若鶩但少有斬獲的奇蹟。漢龍到底是何方神聖？

    “做礦的。”一提起漢龍集團，四川省工商聯的有關負責人的回答簡單乾脆。

    在綿陽，劉漢是當地政府官員眼裡的紅人。地震期間，位於北川的五所“劉漢希望小學”不倒，讓綿陽政府深感自豪。早在2003年，綿陽市經委官員就曾掰著指頭細數漢龍的“功德”： 墊資9000萬元修建了位於綿廣(綿陽到廣元)高速公路入口處的迎賓大道，出資4000萬元修建了公益性大橋——漢龍大橋…… 

    “2008胡潤慈善榜”系列——時年43歲的劉漢就以1.27億元的捐贈，成為川渝最慷慨、最年輕的慈善家。

    在資本市場，劉漢被稱為隱藏幕後的資本高手，有“西南德漏”之稱。劉漢家族曾控製過三家上市公司，西藏珠峰摩托車工業公司、金路集團和宏達股份，實際控製過四川天風證券，還曾出現在中國最大期貨公司的增資中。

    劉漢還被傳言涉黑。1997年，他曾被期貨行家買兇槍擊。如今，僱凶殺人者和兇手早被繩之以法。但劉漢本人一直鮮在媒體前露面。

    本報記者多次致電漢龍集團宣傳部，相關負責人均以其不接受采訪婉拒。

    據記者了解，和中國大多草根富豪步步打拼搭建實業帝國，再騰挪運作資本大戲不同，劉漢逆向而行，貿易起家，期貨成名。

    網上風傳劉漢以1000元創業，始做綠豆生意。但劉漢的簡歷表明，從1990年到1991年，他曾從廣漢特油供應站的一名副經理到經理。

    “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廣漢做貿易，主要就是建材和成品油。經過數年打拼，才有了原始積累。” 劉漢曾對四川一媒體記者回憶，1994年，中國鋼材現貨市場低迷。期貨市場的鋼材被暴炒，價格直升至3500元/噸。但現實中的鋼材價格卻只有2800元/噸，銷售不出。成鋼、重鋼的庫存產品堆積如山。

    劉漢集中所有資金，和成鋼、重鋼廠簽下了旁人看來近乎瘋狂的合同——以比市場價高200元/噸的價格收購鋼材廠庫存產品，然後拿到期貨市場沽空。成鋼約4萬噸的鋼材，被劉漢一網打盡。一進一出，劉漢大獲豐收，斬獲近億元，從此躋身億元富豪之列。

    有人說劉漢有如此“財技”，是從金融界朋友處獲得炒期貨的終南捷徑，一戰成名。這可從後來劉漢轉戰中期公司可以看出。

    2003-2003年，劉漢曾藉中期公司增資擴股機會，以宏達集團和宏達化工的名義入股在中國期貨界具有標杆地位的中國國際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但宏達集團很快劃走到賬才一天的1億元資金，並於2006年將其持有的全部中期公司股權作價轉手，從中牟利。

    同樣是做期貨，10來年前的那起槍擊案據說與其他期貨大鱷有關，劉漢曾躲過一劫。

    鋼材期貨對賭成功，劉漢很快從虛到實。1997年，劉漢在綿陽成立了漢龍集團，開始向實業進軍。起步伊始，漢龍集團選擇的基本都是與期貨有關的大宗商品行業，如PVC，後來擴展到電信、交通、旅遊、房地產、生物醫藥、白酒等。

    從2001年始，劉漢進入水電行業。當時，全國電力過剩，也沒有民營企業涉足大中型水電站開發建設先例。劉漢5年內在四川省累計投資52億元，修建完成總裝機容量約為100萬千瓦的多家水電站。

    當時，劉漢也留了一手。電站都建在自己的高耗能企業附近，即使出現電力過剩，企業也可以自我消化。

    從水電開發上嚐到甜頭，劉漢開始強化實業，弱化投資，從投資性企業向實業企業過渡。2003年，漢龍集團出讓了投資控股的天風證券。近年來，劉漢攜手劉滄龍在金路集團、宏達股份上減持股份，除了資金套現，也頗有淡出資本市場之意。

    劉漢套出的錢流向何處？

    礦業成了新的蓄水池。劉氏兄弟拿礦，四川眾多民營企業少有能敵。早在2003年，劉漢參股的宏達股份出資參股鉛鋅儲量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雲南蘭坪鉛鋅礦。

    如今，海外礦山成為劉漢的重中之重。

    8月5日，四川另一在澳大利亞斬獲頗豐的民企泰豐集團有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前不久，在四川省發改委的一次座談會上，漢龍集團的一位副總裁就公開介紹了非洲穆巴拉鐵礦的情況，當時項目還在談判中，但漢龍已預測到後期開發資金在50億美金以上。

    他說，前幾年，劉漢靠房地產也賺了不少錢，幾十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是有的。除了自籌以外，漢龍集團憑藉和政府的良好關係，資金上很大程度依賴於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的支持。

    此外，據本報記者了解，近年來，漢龍集團不光在海外完成了10來起大大小小的併購，還在國內拿好礦：他擁有四川阿壩州松潘縣東北寨金礦的探礦權和採礦權，擁有位於雅安寶興縣三宗大理石礦山和400畝的加工廠區，礦山礦區面積1.6平方公里，礦石儲量2200萬立方米。

    按照漢龍的初步設想，公司要成為金、鉛鋅、稀土、大理石、鐵、煤、鉀、鋰等礦產中的一種或幾種的行業龍頭，而目前劉漢正瞄準鐵礦。

    “漢龍集團定位是做世界級的資源供應商。”劉漢曾在多個場合說。

    為何漢龍集團能拿下非洲大礦，而國企反而不力？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認為，一些國有企業在利益和企業之間不能很好協調，海外收購自然會碰到很多阻力，因為人家會對國有企業有很多防範。

    有資料顯示，目前，僅四川全省已有17家公司正在辦理境外開發礦產資源的項目，2008年全省的境外投資累計投資總額近10億美元，其中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總額占到了七成。

    4.項目風險

    業內人士還提醒漢龍集團應注意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

    不過，“現在說漢龍很成功還言之過早。”漢龍集團對此早有判斷。

    “對該礦業公司實行全部股權收購，而不是受讓控股權，這說明投資者相當看好它的高盈利，回報越高，風險越大。”在非洲有鋁土礦投資的民企有關負責人說。

    該負責人分析，要么對這個行業瞭如指掌，要么孤注一擲，否則，海外礦業收購很難拿下100%的股權，因為這對資金需求量太大。但投資型的人才往往膽子大，靠敏銳性。

    但對做實業的人來說，浸淫的時間越長，越謹慎。他表示，其所在的公司決策者，求穩是原則，公司負債率不能超過60%，哪怕項目再好都不碰。在海外，中國企業普遍面臨很多淘金機會，如金礦、煤礦的開發。只要論證後有一兩個地方存在風險，最終都會選擇放棄。

    除了項目本身，基礎設施的投入不可小視。

    今年6月，中鋼集團在西澳大利亞的鐵礦石項目暫緩，緣於項目對應的港口和鐵路工程進度太過緩慢。上述非洲投資人士稱，該公司同樣看重這一點。有的國家鋁土礦占到全球的1/3，但沒有任何基礎設施配套，企業介入後前期投入大，這直接影響到投資回報期，比如長達10-20年，對民企很不划算。

    漢龍集團公開消息稱，穆巴拉鐵礦周邊鐵路基礎設施健全，礦山坐落在離港口478公里處，從礦區到碼頭的運輸週期為28小時。項目與中國海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鐵路建築工程總公司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單次的海港裝卸能力可達5000萬噸一年、港口被設計成可容納總載重噸數為30萬的大型裝礦船。

    一旦兩國政府獲批，SDL公司將完全攬入漢龍集團懷中。由此漢龍集團認為，他們將獲得項目的完整控制權，包括周邊港口和鐵路的投資權。 

    但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銀行對貸款有明確的附加條件，不得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只能用於項目本身等。

    業內人士還提醒漢龍集團應注意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非洲國家發展不均衡，但法律相對完善，有的國家和地區對環保要求相當高。

    7月28日，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李智彪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還提到，目前不少非洲國家正出台新的礦業法，同一國家不同地區，對境外投資者投資比例的限制和投資領域的開放程度都不盡相同。在非洲投資還有一個特殊情況是，儘管非洲有相關的法律，但通過最高領導人往往可以談新的條件。另外，中國公司在用工上一定要遵循法律，要簽合同。

    事實上，在西非開拓市場的還有其他中國企業的身影。此前，中鐵物資以1.678億英鎊的價格認購非洲礦業公司12.5%​​的股權，參與塞拉利昂鐵礦石開發項目；去年7月，中鋁與力拓簽約，雙方聯手開發幾內亞西芒杜鐵礦項目，寶鋼也有意加入。但合作很快面臨著開發週期長、資金投入巨大的壓力等難題。目前，該礦區又因採礦權和勘探權面積不相符合引發爭議。

    採訪中，不少人士認為，在西非開拓鐵礦石資源的不確定性因素還有很多，很多項目包括喀麥隆項目要真正投產還需要很長時間，這都將推高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開採成本。

    “在鐵礦石談判中，想要藉助西非鐵礦石資源打破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對市場的壟斷，在短期內還沒有可能。”業內人士稱。

中基非洲掘金路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0-14/100314112_all.html

他是一個性格開朗的香港生意人，上嘴唇的鬍子像把牙刷。他同時擁有很多化名，據他的朋友們說，他喜歡女人和跑車。她是一個結了婚的婦女，年齡已不小，喜歡跟朋友和生意夥伴們說，她曾給鄧小平當過翻譯。

　　徐京華（又名Sam Pa）和他的生意夥伴羅方紅（Lo Fong Hung），兩人八年前開始向中國出售石油和礦產品。儘管當時他們資金不多，也缺乏石油生意經驗，但不要緊，因為他們抓住了時機，且有「政府高層關係」。

　　他們2003年在香港成立中國國際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下稱中基公司）時，中國才剛剛選擇非洲作為石油的來源地之一。當時，具有豐富石油儲藏的安哥拉剛結束了長達27年的內戰，迫切需要重建基礎設 施。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願意向其發放貸款，除非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Sonangol，下稱安石油）能理清賬目，公佈審計報告，且安政府能嚴厲整頓腐 敗。

　　中基公司於2005年宣佈給安哥拉政府29億美元貸款，用於其國內基礎設施重建，並與安石油在香港註冊了合資公司——安中石油公司（China Sonangol，下稱安中石油），成為從安哥拉向中國銷售石油的中間商。此後，安哥拉成為中國進口石油的重要來源。

　　在隨後的幾年裡，中基公司陸續獲得了安哥拉十幾個石油區塊的權益，獲得了在津巴布韋開採鑽石的許可，還在幾內亞取得了一份利潤誘人的採礦合同。2008年，中基公司收購了美國金融界曾經最富盛名的地標建築——華爾街23號。

　　今天，以中基公司為核心，一個60多家企業的跨國網絡已然成型，這些企業位於投資環境寬鬆的新加坡和香港，以及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離岸天堂。

　　中基公司在非洲引進了一種新的經營模式：一傢俬營的香港公司從中國國有銀行獲得貸款，提供給非洲國家修建基礎設施。作為交換，這家香港公司再從非洲獲得石油和礦產品，並且賣到中國。

飛遍非洲

中基公司在一些非洲國家政權搖搖欲墜、面臨國際譴責的時候進入

　　在過去的幾年裡，徐京華和羅方紅乘著豪華私人飛機飛遍了非洲，向安哥拉、津巴布韋、幾內亞和馬達加斯加承諾，提供建設價值達18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

　　但是，這其中另有隱情。中基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在拿到開採權後——常常是非洲最豐饒的礦產資源的開採權，承諾用於建設基礎設施的資金卻未見蹤影。礦產交易的收益被中基公司及其關聯公司投資到其他地方，脫離了非洲的法律和資源國公民的監督。

　　在安哥拉，中基公司承諾建設三條鐵路、一個新的國際機場和20萬套保障房。但是問題很快暴露，進展有限。

　　本為預計要成為非洲最大機場、中基公司援助標誌的安哥拉新國際機場，在宣佈開工五年後依然沒有完成。安哥拉著名調查記者莫拉伊斯 （Rafael MArques de Morais）在3月報導說，機場只建設了很小一部分基礎。莫拉伊斯最近在電子郵件裡回覆記者詢問時說，情況至今沒有多少改變。

　　中基公司往往在一國政權搖搖欲墜、面臨國際社會譴責時進入有關國家：2008年，在幾內亞一名軍官把執政黨趕下台之後；2009年，在津巴布韋的穆加貝政權受到動搖時；2010年，在馬達加斯加一場軍事政變後的幾個星期。

　　針對每一個國家，中基公司在香港或新加坡註冊成立一個「開發公司」，公司由安中石油和當地政府合資。新公司會取得在這些國家的礦業開採權，同時還負責管理由安中石油提供貸款興建的基礎設施項目。

　　中基公司的做法，引起了國際社會關注。「這是自然資源爭奪之中的一張新面孔。非洲國家的精英和亞洲企業家們正使用複雜的離岸工具簽訂開採自然資 源的合約，為自己分得一杯羹。正如以前西方掠奪非洲一樣，現在還是普通的非洲人民蒙受損失。」國際反腐敗監督機構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的分析師朱迪斯·波爾特尼（Judith Poultney）指出。他所在的機構，曾深入調查過中基公司及其他在非洲的自然資源大交易。

中國關係

嫁接中國資金與非洲石油

　　中基公司與中國政府關係很受關注。其公司高層與非洲官員的高調會面，總給人以他們有中國政府在背後支持的印象。不過，中國外交部多次重申，中國政府與中基公司沒有關係；外交部還曾在2009年發表公告，稱中基公司是一傢俬人企業，與中國政府無關。

　　但中基公司能從國有的中國銀行獲得貸款，並向國有的中石化下屬公司銷售石油。安中石油2006年在香港的一份抵押貸款申報文件顯示，該公司在與中石化的合資公司安中石化國際公司（Sonangol Sinopec International ，下稱SSI）中持有45%股份。

　　2004年，SSI獲得安哥拉18號石油區塊50%的權益，成為第一家在安哥拉擁有石油區塊權益的中國公司。這部分權益此前屬於殼牌。

　　兩年後，在安哥拉石油塊區競標中，SSI因其破紀錄的高競標價，一躍成為媒體的頭條。

　　安石油2011年礦業開採許可圖顯示，安中石油和SSI擁有安哥拉境內八個油塊區的開採許可。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3月發佈的報告稱，安中石油又收購了另外四個有開採許可的公司當中10%至15%的股份。（參見財新《新世紀》記者採寫的相關報導「起家安哥拉」）

　　安中石油在2005年到2008年間還從安哥拉購買石油，且每年向中石化一下屬公司出售至少1500萬桶原油。

　　安中石油在香港抵押借款披露的文件顯示，上述石油銷售合同被用於為安石油獲得20億美元銀團貸款。文件還顯示，中國銀行2006年撥付了一筆貸款給中基公司和另一家它的關聯公司，貸款以石油合同作保。

中基公司關係網

徐京華實際控制中基公司，但台前則是羅方紅

　　2004年4月4日，徐京華和羅方紅作為嘉賓，出現在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主持的《你好總統》的電視節目上。在節目中，查韋斯總統在歌中頌揚羅：「她是那麼富有個人魅力，她是一名中國將軍的女兒，她現在是一家跨國企業的老闆。」

　　羅方紅的丈夫王翔飛，在中國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國有企業中擔任過董事，目前是中基公司多家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在成立中基公司之前，羅方紅只在香港創辦了一家名為大礎有限公司（Deltop Limited）的企業。

　　2003年，她幫助成立了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New Bright International，下稱創輝國際），後者間接控股中基公司，位於整個中基公司集團架構中最高端。如今，她在中基公司全球60多家相關的公司中擁有董事席位。

　　徐京華祖籍香港，在上世紀80年代，他以「Ghiu Ka Leung」這個名字註冊了幾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顯示他的辦公地點離天安門廣場不遠，那棟樓當時還是比利時駐中國大使館所在。

　　徐京華當年的一位香港生意夥伴說，在上世紀80年代，徐曾帶領一家公司與中國做設備貿易；到了90年代，他嘗試與洪森當政的柬埔寨作生意，但以負債告終。

　　根據香港的法庭記錄，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徐京華多次被人起訴破產、拖欠債務和稅收滯納，被起訴次數超過15次。

　　徐在香港的一位老朋友說，他離開柬埔寨之後，到了澳門，並經人介紹進入葡萄牙銀行和商業圈子。

　　到2004年的時候，他和在安哥拉工作的葡萄牙籍銀行家海爾德·巴塔格里亞 （Helder Bataglia）建立了合夥關係。巴塔格里亞創立的Escom集團，主要在安哥拉和剛果涉足石油、採礦和房地產行業。

　　2004年春天，徐京華和巴塔格里亞前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拜見總統查韋斯。

　　在那次訪問中，查韋斯公開宣佈巴塔格里亞的Escom集團和中基公司的母公司北亞國際發展有限公司（Beiy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下稱北亞國際）將攜手合作，共同在委內瑞拉開發「移動通信、國家電視台、衛星電視台和社會保障住房建設」項目。不過，他們的合作關係最終以失敗告吹。

　　徐京華的女友馮婉筠（Veronica Fung）持有創輝國際70%的股份，同時擔任23家中基公司關聯公司的董事。

　　北亞國際成立於2003年，創輝國際持股70%，哈爾濱一家鐵路建設公司北亞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0%。後來，北亞國際更名為大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大遠國際），並獲持中基公司的99%股份。

　　7月以來，記者通過電話和郵件等多種方式試圖聯繫徐京華和中基公司董事會成員，但沒得到回應。

在非洲擴張

「所有的投資者都被嚇跑了，而這群人留了下來，簽署合約」

　　中基公司在安哥拉的關係網，使之較輕易地進入幾內亞、馬達加斯加和津巴布韋。

　　2008年，幾內亞的一些反對派軍官推翻了政府。新政權外交孤立，急需資金。中基公司找到資深的投資銀行家、時任幾內亞礦業部長馬哈茂德·蒂亞姆 （Mahmoud Thiam），表示願意以「特殊朋友」的身份，給幾內亞提供急需的財政支持。但蒂亞姆最初對中基公司充滿懷疑。

　　「新政府剛上台，尤其是毫無執政經驗的新政府上台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種經久不衰的現象：世界上每一個騙子都要來炫耀一下。世界上每一個騙子都會 給予最大的承諾，承諾他們能給予數十億美元的貸款信用。」他在紐約的一次訪談中說。一週之後，中基公司特意安排了安石油的CEO文森特（Manuel Vicente）飛往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試圖說服蒂亞姆。

　　六個月內，蒂亞姆就簽署了他所謂的「世紀合同」。在2009年10月1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他宣佈中基公司將會在幾內亞投資60億到90億美元。中基公司被授權開發幾內亞的三塊大油田；作為回報，中基公司將幫助當地政府修建基礎設施項目。

　　而就在簽字儀式前的12天，幾內亞發生了近代歷史上最為血腥的事件之一。9月28日，民眾以和平的方式抗議軍政府領導人，結果幾內亞軍隊朝民眾開槍，導致150人喪生。成百上千的婦女遭到了強姦，1200多名遊行示威者受傷。國際社會以實施制裁作為反應。

　　「所有的投資者都被嚇跑了，而這群人留了下來，簽署合約。」當時的反對派、現任幾內亞中央銀行的副行長巴爾德（Abdoulaye Yero Baldé）這樣評價道：「很難說這份合同對幾內亞來說意味著什麼。」

　　大屠殺之後一個月，中基公司從香港的中國銀行賬戶上撥付了1億美元給幾內亞中央銀行，作為其承諾在幾內亞修建基礎設施的預付款。在一次訪談中，蒂亞姆還說他曾經因為需要「緊急預算支援」而挪用了5000萬美元，因為當時政府缺少現金。

　　2009年10月21日，中基公司貸款330萬美元給幾內亞政府，讓他們審計中基公司的競爭對手——俄羅斯鋁業公司（RusAl，下稱俄羅斯鋁業）。後者是世界上最大的鋁業公司，擁有安中石油覬覦已久的幾內亞採礦特許權。

　　這份貸款合同由蒂亞姆簽署，合同中特別指出，如果幾內亞政府從俄羅斯鋁業公司追回錢款，中基公司可以獲得1.8%的提成。當問到為什麼安中石油願意出資贊助此次的審計，蒂亞姆回答道：「這是我們惟一能拿到錢的地方。」

　　維基解密最近披露一份2010年2月26日來自駐科納克里的美國大使館的電報稱，在使館政治參贊與西方礦業公司主管的會面中，力拓駐幾內亞代表 說蒂亞姆通過「推銷中基公司」，以及和總統緊密配合，「以確保那些給政府高官和國家民主暨發展委員會（CNDD）的同僚提供了回扣的交易，能在整個過渡期 間有所保障」，他「個人從中拿了不少好處」。

　　蒂亞姆在被問及對此如何回應時表示，「大使引述的那些礦業公司的管理者，我正在與他們抗爭，重新確立和增強幾內亞的權利。這些觀點完全是無稽之談。」

　　2010年12月，蒂亞姆和中基公司的代表飛赴馬達加斯加，同當地政府談判。該國政權在2009年3月剛經歷更迭，而蒂亞姆是時任礦業部長的朋友，中基公司則對當地儲量預計高達9.75億桶的茲莫羅（Tsimoro）油田感興趣。

　　中基公司進入馬達加斯加不久，當地政府即核准對在茲莫羅油田持有股份的一家總部位於美國得克薩斯州的油企進行審計。

　　首輪審計由基德律師事務所（Gide Loyrette Nouel）負責進行，這家公司在幾內亞曾審計過安中石油的另一個競爭對手；中國石化一下屬公司派代表很快進行了第二輪審計。

　　今年1月，馬達加斯加財政部長宣佈，該國政府與中基公司合資，成立馬達加斯加發展有限公司（Madagascar Development Corporatio ，MDC，下稱馬發展）。馬發展註冊於新加坡，在馬達加斯加享有優先於其他任何公司的石油和礦藏開採權。

　　不過，這項合資看起來躊躇不前。儘管馬發展招募了一些工人，但是什麼也還沒有建起來。

　　與此同時，在幾內亞，中基公司與幾年後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政府關係顯得並不確定。9月初，路透社引述新任礦業部長的話稱，與中基公司的合同被推翻。不過，幾內亞總統阿爾法·孔戴（Alpha Conde）在此後不久訪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表示，「我們還沒有檢查合同，我不知道我們怎麼就能推翻了它。」

　　在津巴布韋，安中石油和中基公司照搬了以前在幾內亞和馬達加斯加的模式：在津巴布韋正經歷著政局紛亂、通脹橫行和一場導致約4000人死亡的霍 亂時，他們承諾將幫助「重建基礎設施」。中基公司有意投資的領域包括黃金和鉑金的提純，油氣開採，燃料和住宅開發。但是，與在其他地方一樣，合約詳情鮮為 人知。

　　中基公司也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了一個合資企業中津發展有限公司（Sino-Zi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ZDC，下稱中津發展）。新加坡方面的材料顯示，這家公司由兩家註冊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全資擁有。另有一家同名為中津發展的公司註冊地在津巴布韋，羅方紅和徐京華的女友馮婉筠是這家公司的董事。

　　中津發展在爭議頗多的馬蘭吉礦場擁有開採權。按照國際反腐敗監管機構全球見證的說法，在那裡，「國家暴力和法律地位模糊、運作不透明的合資企業相結合，非洲民族同盟-愛國陣線正在試圖以此攥奪國家的鑽石財富」。

收購曼哈頓

購買華爾街地標

　　中基公司的野心很快在紐約展露。2008年末，安中石油以1.5億美元從AFI美國公司（Africa Israel USA）手中買下了JP摩根大廈。據一位前AFI美國公司的高管透露，這個價格明顯高於當時JP摩根大廈的估值，而安中石油甚至沒到現場勘察就簽下了合約。

　　幾個月後，中基公司又開始商購另外一個標誌性的建築：時報廣場附近的原紐約時報辦公樓。

　　AFI美國公司是以色列鑽石商人列瓦耶夫 （Lev Leviev）擁有的一家地產公司。2007年，早年生活在烏茲別克的列瓦耶夫以5.25億美元購買了JP摩根大廈，出價高於前主人2004年買價3倍之多，引起轟動。

　　當時，列瓦耶夫在安哥拉已經有生意。他希望安中石油在收購價外，另添2500萬美元以便讓他修整大廈。

　　2009年，AFI美國公司派出一隊人馬奔赴香港與安中石油談判。這場為期兩天的談判，從一座賓館55樓的晚宴開始。當時在場的一位商人回憶說，中基公司的主管人員們一邊討論著時代廣場的收購項目，一邊伸手越過餐盤旁羅列的手機，取用小面包。

　　「他們穿的就像大街上普通的人一樣。」當時在場的一位前AFI美國公司的高管回憶說，「一個戴著鑽石頭飾，一個穿著女式多兜褲。看起來很隨意。」

　　第二天，安中石油的代表同列瓦耶夫會面。徐京華簽署了一份承諾函（commitment letter），同意付給列瓦耶夫額外的2500萬美元。但這個協議始終未執行。

　　「那個協議跟簽在廁紙上的沒什麼區別。」這位高管說。

　　作者勞拉·瑞娜·莫瑞（Laura Rena Murray）、白修·莫瑞謝（Beth Morrissey）、西曼蘇·奧吉哈（Himanshu Ojha）、帕特里克·馬丁-曼納德（ Patrick Martin-Menard）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Stabile調查新聞中心。馬丁-曼納德從幾內亞、何佩珊 （Pei Shan Hoe）從幾內亞和香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Stabile2011班學員從紐約對此文亦有貢獻

中国企业非洲投矿风险调查 海外投资“步步惊心”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yNMDY5XzM4NTMyNA.html

中国海外投矿，恰逢最佳时机？

11月底，国际会计和咨询公司安永报告称，全球采矿和金属行业估值水平自10月初以来大大降低，尤其 是一些规模较小而项目已完成可行性论证的矿产项目正处于等候投资以进入开发生产阶段，期间存在“价值”收购机遇，而在全球资本供应紧缩的前提下，中国企业 或可凭借资金优势获取廉价资产。

“至少，当前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矿产项目成功案例还不算多。”一位在非洲投资多座矿场的企业家透露。

长期以来，由于在境外国家物流运输、基建投资“话语权”相对弱势，及矿场开采管理过程时常遭遇“意外事故”，中国企业海外投矿潮涌背后，是每个环节依然“步步惊心”，和国际投行借机赚取丰厚回报的套利大戏。

投矿失利吃暗亏

南非开普省kalahari锰矿带，锰矿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83%，年产能约占全球产能的19%，基本是高锰低铁的富锰矿。中国锰业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锰业”）持有的南非MKhulu锰矿项目50%股权，正座落在这片锰矿区。

上 述锰矿项目报告资料显示，该项目是当前全球开发潜力最大的锰矿之一。更重要的是其拿矿价格优势，或许符合安永的“价值收购”标准——相比2010年3月澳 洲锰矿开发大型公司OHM在kalahari锰矿带所投资的Ipishi项目锰矿资源量单价高达2.76美元/吨，中国锰业同年7月得到MKhulu锰矿 项目勘矿权所对应的锰矿资源量单价仅有0.5-0.6美元/吨。

然而，南非MKhulu锰矿项目50%股权，却花落法国锰矿开发巨头埃赫曼集团（Eramet）。

记者独家获悉，近期，中国锰业与埃赫曼集团签订一纸股权转让协议，将旗下与南非BEE团体合资的MKhulu合作项目50%股权转让给后者，成交额约2.5亿美元。而中国锰业则是专门为该项目设立的壳公司，其公司运作团队来自多家在南非投资锰矿、铁矿石矿场的中国投资家。

“2.5亿美元只是预估价，法国方面会花费2-3年时间给MKhulu锰矿项目做全面的钻井勘探，测量实际的锰矿储量并调高相应股权收购对价，目前他们认为实际勘探量会高于当前报告的锰资源控制量。”中国锰业董事高华斌向记者透露。

而他最初的构想，是吸引中国大型企业参与上述锰矿项目的开采开发。

去年8月，在南非总统祖马率商贸团访华期间，中国锰业曾与南非商贸团签订一份投资开发该项目的协议，当时国内锰矿巨头——广西大锰锰业公司陪同列席。

“当 时广西大锰初步决定投资。”一位了解交易内情的人士透露，只是恰逢当时广西大锰与中信资源合资发起的国内最大锰矿企业——中信大锰正启动香港联交所 IPO。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已递交港交所，新的矿产投资项目协议只能等待中信大锰IPO后再签订，然而中信大锰香港IPO却产生意外的同业竞 争冲突。

由于香港联交所对上市公司股东与子公司同业竞争的规避条款，如果广西大锰决定收购MKhulu项目，将与子公司中信大锰形成锰矿资源的同业竞争，这是港交所不允许的。

上述合作搁浅后，中国锰业又与包括中国铝业、中信大锰、中冶集团等多家国内大型金属冶炼公司洽谈合作。

“有 些合作细节已接近完成，但涉及到出资环节时，对方希望能够等到该矿完成开采可研报告后，再决定是否投资。”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由于MKhulu锰矿项目仅 完成矿场以往资料真实性论证，及地下矿物大致储量的钻井推测勘探报告，仍需要2000万-3000万美元进一步完成大规模的钻井勘探与开采可行性论证，对 国有企业而言，项目勘探过程仍可能存在投资潜在风险。

“在非洲，勘探过程出现意外变故，导致投矿失利的故事并不少。”该人士续称，其中最 离奇的是，此前有家国内大型金属开采公司在非洲一国家投资约3000万美元，花费3年时间完成当地大型铜矿的勘探工作，但当时正巧遇到这个国家执政党换 届，新政府认为前政府给出的上述铜矿开采是“无效的”，便收回原先铜矿开采权。

不过，少数国有企业在Mkhulu锰矿合作方面却另辟蹊径，直接通过自身渠道向该项目外方股东寻求合作勘矿的模式。

“一方面国有企业希望能买到项目控股权，以确保在开采过程自身有绝对管理决策权，另一方面通过直接与外方股东打交道，能避开合作开发锰矿过程所出现的法律纠纷问题。”一家国有大型金属开采企业海外投资部主管透露。

自2002年南非出台新的矿业投资法，要求当地BEE团体（即当地黑人社团组织）必须在矿产合资公司占股比例不能低于25%，且拥有一票决策权，及公司高层管理职位必须安排当地黑人员工等。

然而，此前中国公司前往南非投资矿场，基本采取控股收购方式，吃过“暗亏”。

记 者了解到，此前一家国内大型钢铁集团在南非投资一家铁矿石场的100%股权，由于不符合新矿业投资法，被勒令停工以引进BEE团体作为公司新股东，导致铁 矿石项目开采工期一再拖延，最终只好采取“能更快见到产量”的斜井开采法，结果事与愿违，矿石产量反而一再下降，目前仍处于扭亏经营阶段。

“除非是政府支持的海外大型矿产勘探工程，多数国有企业会等到非洲矿产项目开采可研究报告，明确矿场储量、开采方式合理性、投资回报率及运营风险的真实可靠性后，才决定是否出钱投资。”他透露。

遭卖家哄抬价格

而在多数非洲矿场卖家眼里，国有企业海外投矿的集体“往后看”，却造就他们玩起哄抬卖价的把戏。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矿潮涌，少数非洲矿产项目外方股东先通过中间机构邀请数家中国企业竞标手里的矿场采矿权，再以竞争激烈为由，提出比矿产实际估值高出10%-20%的价格。

“有些外方股东甚至将中国外汇管制作为提价理由，要求中方买家提价约10%，作为后者结汇美元付款流

程可能拖延的补偿额。”一位曾在非洲投资数座矿场的企业家透露。

而多数中国企业只得以投资审批流程待批为由，以避免某个时间段集中报价，引发价格战。

但对中国锰业而言，中国企业的拖延术却等不起——在明年初MKhulu矿部分农场采矿权发放前，他们急需找到一位战略投资者，先完成年锰矿产量100万吨/年的规划，这意味着他们在矿山建设期间需要募集约6亿美元作为开采费用。

“相比中国企业需要拿到开采可行报告才进入投资审批流程，埃赫曼的决策效率很高。”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毕竟埃赫曼此前曾有意参与上述锰矿项目勘探权的竞标，对项目开采前景了解相当深入。

而 埃赫曼的报价，同样具有优势——除了2.5亿美元报价，它还允许中国锰业仍持有3%的股权与25%锰矿销售权，并承担2000万-3000万美元开采可行 性报告勘探费用。“但埃赫曼也有自己的算盘，他和BEE团体同意把锰矿25%销售权让给中国合作方，等于打通了产品销往中国市场的通道。”他指出。

记者了解到，这是很多企业乐意的。“在非洲，投资开采矿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相当多。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当地劳动法或矿业法的法律纠纷，往往导致矿场开采进度被推延，甚至阶段性停产。”高华斌透露。

基建投资“短板”

尽管股权转让尘埃落定，但如何让该锰矿销往中国市场，高华斌发现自己需要做很多“功课”。

在南非，由于少数主要铁路运输线被必和必拓等国际大型矿业巨头“控制”，多数中国企业投资开采的矿产品，只能选择公路运输。目前锰矿在南非公路货运的成本约为700兰特/吨，而铁路运输只需350-400兰特/吨，物流成本约占南非采矿总成本的50%。

“这意味着，由于物流成本高涨，中国企业开采的矿产在非洲市场是难有绝对价格优势的。”高华斌透露，“如果矿产价格下跌，最先遭受投资损失的是中国企业。”

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非洲其他地区——由于非洲多数国家铁路、公路运力不足，物流资源正变成“稀缺资源”。

但是，中国企业要在非洲投矿过程增加基建投资方面的话语权，绝非易事。这让高华斌一度希望能吸引更多国内企业参与南非铁路升级改造的投资。

去年他数次回国造访在南非投矿的中国企业与投资银行，介绍南非铁路部门新近推出的PPP合作模式，即引进私人资本与国有资本合作升级改造当地铁路线，从中分享矿产品铁路运力“支持”与投资分红。

“感 兴趣的中国企业相当多，但在讨论如何出资环节，企业家还是会显得很谨慎。”他透露，目前中国多数企业非洲投矿能承受的基建项目投入成本，主要集中在短途铁 路项目建设，目的是将矿产品从矿区运到主干铁路网或邻近港口；涉及整个矿场区域整体铁路升级改造，由于投资额或远远超过非洲矿场投资总额度，中国企业家感 觉“资金压力很大”。

参与非洲铁路、港口等基建投资，不确定性风险不比在非洲投矿少。除了当地环保与交通规划政策随时能“叫停”铁路或港 口建设，早已圈进大片土地的国际大型矿产公司同样设置种种障碍——如果中国企业所建设的铁路要通过它们拥有矿产区域“地权”（即地表的土地产权），他们就 会漫天要价“逼”中国企业购买地权。

“对国际矿业公司而言，这也是竞争手段。”他强调说。在非洲，个别国际矿产大公司即使出现闲置铁路运力，也都不愿卖给中国企业运送矿产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开采的矿产品拥有良好销路与更高成交价格。

目前，中国锰业已投资数千万兰特投建一座铁路装运站。

为了避开运力不足难题，多数中国企业采取的补救措施是，直接在非洲矿区附近兴建冶炼厂及相关配套设施。然而，这意味着又是一笔高额的非洲投矿投入，其融资之旅未必一帆风顺。

11月24日，由PMG矿业有限公司和中国锰业合作投资的AMG Metal公司同南非Coega工业园区签订协议，将兴建锰合金冶炼厂、炼焦厂和发电厂等，完善锰合金冶炼的多个配套项目。

“预计总投资额约4亿美元。”高华斌透露。目前除了中国锰业花费数百万美元做前期建厂的可行调研，剩余资金将主要通过寻找战略投资者、银行贷款与基金投资方式筹集。

知情人士透露，其间中国锰业已和中非发展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对MKhulu锰矿产业链开发募资规划有过沟通。

只 是，其贷款融资成本并不低。一位熟悉中非基金运作模式的人士透露，通常中非基金对投资5000万美元以下的海外矿产项目审批速度相对较快，但要求矿场运作 方先出让15%-30%矿场股权，并承诺“3-5年后股权回购，或找到新战略投资者接手上述股权”，以实现年回报率15%-20%的投资预期。

“引进中非基金等产业投资者，对吸引国内银行项目贷款有很大的帮助。”他强调说，如果一个非洲矿产项目能得到中非基金与国开行的资金投入，其他国内商业银行对这类项目的贷款审批也会更宽松，贷款比例可能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而贷款利率则在10%-15%不等。

投行的“套利游戏”

对投行而言，非洲投矿潮中蕴藏的“赚钱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非洲投矿走到哪里，我们就会跟到哪里。”一位欧洲银行（中国）投行部项目负责人张威（化名）自豪地说。

尽管他每年总有两个多月呆在非洲，专门为中国企业投资当地矿产项目提供融资安排，类似MKhulu锰矿也是他眼里的理想合作伙伴，但他仍然时常“埋怨”这家欧洲银行的“脚步”还是太慢。

去年9月起，花旗银行先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设立“中国企业海外服务处”，每个海外服务处都会派驻来自中国的客户经理，为在非洲拓展业务的中国企业提供外汇交易、套期保值、企业资金管理及海外矿产投资的融资服务等。

“从去年9月起，花旗银行来自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增长近30%。”花旗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区总经理张之皓向记者表示，每个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的资金难题正是新商机。

在张威眼里，所谓新商机，蕴藏着投行自身的套利游戏。尤其在中国企业非洲投矿期间遭遇开采融资难题期间。

在 拿到中国企业海外矿产项目银行级开采可研报告后，他通常给中国企业提供两份融资方案，一是开采项目的纯债权融资，但年利息要达到25%-30%；另一种则 是结构性开采融资方案，除了贷款利率能降至7%-8%，投行还会附加特殊条款，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投行有权利按矿-开采进度或不同阶段，将上述债权贷款转 化成股权，最终达到成为最大股东之一（通常大型矿产项目持股比例在30%-50%，小型项目则是10%-15%），便于他们在矿产项目管理决策拥有足够话 语权，以实现矿产项目IPO获利；二是投行有权分享矿产项目的部分销售权；三是投行要求从每吨矿石销售利润分享一定比例的分成。

“但在比较两种开采融资方案优劣时，我们通常偏向给中国企业推荐结构性开采融资方案。”张威透露，在非洲，投行“拿到”某些矿产项目销售权，不愁找不到买家。

究 其原因，中国企业在非洲投矿期间时常遇到“意外事故”，如自己在勘矿期间不够严谨，最终发现实际矿产品位和勘矿报告不一致；或在矿场开采管理期间“不小 心”违反当地环保法、矿业法或劳动法，引发纠纷进而导致采矿进度中断。最终多数中国企业为了完成原先海外投矿的产能规划，只能从周边矿场高价收购矿源。

“中国企业通常会比市场价高出20%-30%的价格收购周边的矿产品，以掩饰海外投矿的某种失误。”张威透露，而投行只要将矿场销售权“转手”，至少赚进约15%的价差收益。有时运气好时，遇到急需购矿弥补产能不足的，价差收益会超过20%。

“投资银行在中国企业非洲投矿过程中的角色，绝不仅仅是财务投资者与融资方。”张威透露。

電信戰非洲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13/100348416_all.html#page2

「五年前我是家裡惟一有手機的，現在全家，包括我兩個孩子、老父親全都用手機。」埃塞俄比亞國家電信公司（ETC，下稱埃電信）納惹若斯（Nazereth）區域負責人Getachew在他的辦公桌前興奮地說，「你知道這都是為什麼嗎？中國，中國!」

　　與大多數非洲國家不同，埃塞俄比亞電信行業完全不開放，全國只有一家運營商，即埃電信， 所有電信投資都屬政府投資。五年前，中興通訊（000063.SZ，下稱中興）獨家獲得埃電信全網承建工程時，埃塞俄比亞只有50萬-70萬移動用戶，約 佔全國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截至2010年底，埃塞俄比亞所有網絡都已基本實現商用，埃電信GSM網絡容量五年內淨增19倍；移動用戶總數則達到1200 萬，增長了20倍。

　　埃塞俄比亞不是非洲惟一一個電信業爆炸式增長的國家。國際電信研究機構Informa Teleco的最新市場數據顯示，非洲在2011年二季度超過了西歐市場，三季度超過了北美市場，現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移動通信市場，僅次於亞太。 Informams&Media中東和非洲研究部負責人Mattew Reed在接受財新《新世紀》採訪時預測說，非洲電信業的高增長還將持續，至2016年，移動用戶數將超過10億。這意味著未來三五年，非洲移動用戶增長將接近翻番。

　　這並非偶然現象。英國《經濟學人》在一篇報導中指出，過去十年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十個國家有六個來自非洲，其中八年非洲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東 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預測，2011年非洲的經濟增長率為6%，2012年也將接近6%，基本和亞洲持平。《經濟學人》分析認為，非洲增長的 原因是人口紅利、商品貿易的繁榮以及對新技術的追求。當前仍在蔓延的全球經濟危機，似乎對非洲大陸毫無影響。

　　中國企業奔向非洲的淘金運動方興未艾。其中，華為和中興這兩家中國電信設備商在非洲的崛起尤為引人注目。經過五六年的拚殺，華為公司已成為中東 北非地區市場份額最大的通信設備供應商，取代了過去愛立信、西門子等西方運營商的地位；在南非，華為也佔據第二的位置，僅次於愛立信。在電信最為開放的尼 日利亞，華為和中興幾乎壟斷了當地90%的市場份額。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幾大市場，如尼日利亞、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亞等國，中國企業都已明顯超過其他傳統 歐美優勢企業。很多人相信，未來的非洲電信市場，將是兩家中國企業的天下。

　　2011年末，財新《新世紀》記者赴南非、埃塞俄比亞及、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進行了為期近一個月的採訪。從採訪來看，華為、中興打下非洲市場， 靠的是低價的產品、靈活優質的服務和堅持不懈的長期投入，但最關鍵的還是龐大的來自中國政策性銀行和准政策性銀行的資金支持。多家非洲運營商管理層在接受 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的銀行能夠提供財務融資支持，是其選擇中國企業的首要原因。

　　自2004年以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國有銀行陸續向華為、中興提供了巨額出口信貸。據公開資料統計，過去六年，僅國開行就為華 為、中興提供了高達450億美元的出口貸款額度。這些年實際貸出多少？2010年年中，華為副總裁胡厚崑在公開信中稱華為的客戶共使用了國開行的100億 美元額度（約合700億元人民幣），2011年6月，華為負責對外事務的副總裁普拉默（Bill Plummer）披露，華為的客戶從國開行實際貸出29.9億美元（約合200億元人民幣）。

　　這些貸款發揮的作用有多大，引起的爭議就有多大。對於仍在貧困線掙扎的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而言，政府雖然有盡快發展電信業的強烈願 望，但依靠本國財政收入完成巨額的電信基礎設施投資並不現實，攜巨額資金而來的華為、中興因此備受青睞。高財務槓桿支撐，加上自身強有力的執行能力，華 為、中興得以發動非洲電信市場的引擎。但這一貸款規模的迅速擴大也引起了競爭對手的抱怨，特別是在2009年國開行決定給華為300億美元的出口貸款額度 之後，批評者開始將中國企業的成功歸結為中國政府財務支持的結果。2011年6月15日，美國進出口銀行總裁霍赫貝格(Fred Hochberg)就直言，華為增長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從國家開發銀行獲得了300億美元信貸額度的支持，這使得華為可以給顧客提供比競爭者更優厚的 資費條件。

　　無論是出口買方貸款，還是出口賣方貸款，雖然幫助促成了華為、中興在非洲的很多業務，但隨之而來的償付風險不容小視。這些貸款由中國的銀行提供 給購買華為、中興設備的用戶，而這些用戶的支付能力最終取決於當地電信市場的實際增長。現在，這一風險正在相關銀行和產業鏈上數以百計的中小企業間互相傳 遞，討債已成為華為、中興分包商們的一項重要工作。

從零開始

　　五年之前的埃塞爾比亞，電信設備商們仍處於「春秋戰國」的混戰狀態，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朗訊、中興、華為等公司都悉數殺到，爭奪的卻是小 得可憐的蛋糕——只有不到70萬移動用戶。「那時一張SIM卡在黑市可以炒到最高100美元，還不含通話費和15%的稅，而且即便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 中興通訊埃塞俄比亞分公司技術中心總監張金寶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固網安裝就更為「金貴」。直到中興的埃塞俄比亞項目第一期正式建成之前，整個國家能享受到固網寬帶的用戶只有約1400戶，都是大客戶、大企業；資費昂貴，比如申請512k寬帶接入，初裝費高達1.2萬美元（以當時比爾兌美元匯率8：1 計算，合9萬人民幣左右——編者注），月租金3000美元（合2萬元人民幣）。更重要的是，申請人必須通過通信部長審批才能辦理。

　　貴源於稀缺。2005年，渴望改變現狀的埃塞俄比亞政府提出建設覆蓋全國的骨幹網、GSM、CDMA等計劃，由埃電信（ETC）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網絡供應商招標，包括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朗訊、華為、中興在內的全球主要電信廠商都參與了投標。

　　埃電信最大的難題是沒錢。埃塞俄比亞2006年與中興簽署框架協議時GDP僅為151億美元左右，是非洲收入墊底的國家。同時，埃塞俄比亞嚴重缺乏外匯。三家中國廠商中興、華為、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均在此次招標中入圍，最終是獲得國開行融資支持的中興拔得頭籌。

　　據埃塞俄比亞通信部多個部門負責人回憶，中興當時能獲得項目，除了對中興實力本身有一定認可，其主要優越條件有三：國開行的優惠出口賣方信貸； 價格足夠低；願意分享技術和培訓大量本地通信人才。埃塞俄比亞最好的大學亞的斯亞貝巴大學長期沒有通信專業，IT及電子政務司司長稱，「我們最終的目標是 要有自己的中興或華為，就像中國一樣，我認為這最多需十年。」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國開行為埃塞俄比亞項目提供了15億美元賣方信貸，貸款根據三期項目進展分期執行，中興與埃電信、國開行三方簽署了 長達13年的還款協議，屬於中長期貸款，其中前三年免息。所謂賣方信貸，即由出口方銀行直接向出口商（即賣方，此處為中興）提供貸款，再由出口商與進口商 （此處為埃電信）另外簽署還款合同。

　　2006年11月8日，埃電信與中興簽署了獨家供貨商項目協議。整個項目由中興為埃電信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分三期執行。執行過程猶如開荒。第 一期工程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至2007年4月，第二階段至2007年9月11日，後者也是埃塞俄比亞進入21世紀千禧新年之日（埃塞俄比亞歷2000年 1月1日），重點解決首都及周圍13個城市緊急擴容，包括新建2259公里光纜，覆蓋新增13個大城市，被稱為埃塞俄比亞的「千禧年計劃」。

　　此外，埃電信與中興之間還有基於上述一攬子設備供應和解決方案的「工程實施協議」，包括工程安裝、土建、光纜工程等項目，2007年簽署的這部分合同金額約合5億美元。

　　第二階段工程通常情況下至少需要一年半到兩年，但為了按要求趕在千禧年前完成，從簽合同到完成交付，中興一共只用了五個月時間。埃塞俄比亞通信部通信司司長Balcha Reba 稱，「中興的建設速度和效率之高令人意外」。

　　中興埃塞俄比亞公司總經理張延猛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專訪時透露， 2006年前埃塞俄比亞電信發展缺乏統一規劃，全球各大設備廠商都有參與，訂單分配依賴關係。「誰關係好就給誰，今天給你，明天給他，換來換去，這也帶來了質量的極不穩定以及發展緩慢。」

　　一切都是從零起步。「以前運營商一般都有規劃，作為設備供應商，中興只要按運營商意見做就行了，埃塞俄比亞整個國家都沒有規劃，我們只有從頭做起。」當時負責整個項目的中興通訊埃塞俄比亞分公司技術中心總監張金寶說。

爭議「金融之手」

　　中興仰仗國開行貸款獲得的埃電信工程，是中國電信設備商進軍非洲市場融資模式的縮影。這種模式在其它行業和其它國家都不鮮見，令人吃驚的是這一融資規模在近年的膨脹速度。

　　國家開發銀行黨委委員、中非基金會董事長趙建平在2009年的一次大會上總結國開行對非業務時，強調要對華為與中興的在非項目「重點支持」。 2004年11月，國開行與華為簽署了第一期高達100億美元的信用額度。當時剛從IT泡沫中走出的華為正實施戰略轉型，以非洲市場為切入點迅速搶灘海 外。2005年，華為的海外收入首次超過了國內收入。

　　借助強大的金融支持，華為、中興很快擴張到了非洲大部分國家。2006年1月20日，中國進出口銀行為突尼斯國家電信公司提供了5000萬元人 民幣的優惠貸款，用於移動智能網絡的投資，承擔這一項目的正是華為。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也是突尼斯電信選擇華為的重要條件，貸款主要用於採購華為的設備 和工程服務等。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西方電信企業銀根抽緊，融資能力更增添了中國電信設備商的競爭砝碼。這一年華為的海外收入突破170億美元，佔收 入總比達到75%的歷史最高點。與此同時，來自國開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信貸支持也達到了新的高峰。2009年，華為與國開行第一期五年100億美元的授 信協議結束，新的五年信用額度提高到了300億美元的規模。同年3月20日，國開行與中興簽署150億美元《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主要也是為了滿足購買 中興公司設備及相關技術服務的海外客戶的融資需求。5月，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中興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為中興提供100億美元的買方貸款額度。

　　這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企業在非洲的腳步。2010年12月，中興獲得尼日利亞國家公共安全通信系統項目4億美元訂單，隨後，尼日利亞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了9億美元貸款協定。

　　據《國際融資》雜誌報導，截至2010年1月底，國開行對華為和中興的貸款承諾額分別達174億美元和140億美元，貸款餘額佔兩家企業「走出去」項目融資額的68%和50%。

　　2011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部長劉云山訪埃期間，專程視察了由中興與埃電信合作建設的埃塞俄比亞全國通信網項目進展情況，稱讚該項目是「中非企業合作的典範」。

　　然而，這一「合作典範」實際上遭遇了國內外諸多爭議，爭議的核心集中於這些中國政策性銀行提供的出口貸款是否為有違公平競爭的「關係貸款」（Tied loans）。

　　華為、中興的競爭對手阿爾卡特-朗訊的歐洲、中東和非洲業務總裁，阿道夫·赫爾南德斯（Adolfo Hernandez）曾公開抱怨，「出口信貸項目哪裡都有，來自中國的出口信貸與眾不同，是因為它們的規模都很大。」

　　對於外界關於華為依靠政府資金贏得市場的批評，華為負責對外事務的副總裁普拉默（Bill Plummer） 在2011年年中向路透社回應稱，從2005年至今，華為全球銷售額超過1100億美元，而實際從國開行客戶信貸中獲益的業務，僅佔總業務額的很小一部 分。普拉默透露，自2005年以來，華為客戶共使用了國開行提供的42.5億美元出口信貸，以支持全球範圍內的35個項目。其中，實際貸出的數額僅有 29.9億美元。他因此表示，「300億美元信貸額度推動華為全球發展的說法是根本不正確的。」

　　「這（合作模式）對中埃企業可以說是好事，穩定及和諧的政府關係，本就是兩國企業投資、交流和貿易的基礎，卻總有人覺得這背後有什麼特殊目的。」中國駐埃大使館經商處參贊錢兆剛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稱。

　　在非洲幾國的採訪中，不少本地的運營商、電信企業和研究者都對財新《新世紀》記者提到，他們知道中國政府的「走出去戰略」，越來越多來自不同行業的中國企業正在得益於這一戰略的支持，而電信業是核心投資領域。

　　「中國投資和北京的優惠政策大部分時候都受政府歡迎，非洲政府也迫切想要經濟快速增長。但在普通人中間，中國投資並不那麼受歡迎，像很多學院人 士、非盈利組織、民間團體的人和商人，就批評他們對整個非洲大陸的社會和商業環境帶來了巨大衝擊。」南非Stellenbosch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研 究員道烏達（Daouda Cisse）說，中國投資使得本地市場的競爭加劇，很多本土企業因此倒閉。

　　道烏達認為，最近幾年，中國公司已極大改變了西方電信公司和本地電信公司壟斷的局面 。但在尼日利亞、肯尼亞、塞內加爾等國，很多ICT（IT、通信、電子等技術領域的統稱）企業都對中興、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抱怨有加。例如，肯尼亞的電信運營商就抱怨稱，中國公司總是能贏得招標，主要是因為政府關係的干預，包括為了贏得政府性招標改採取的金融「滲透」。

　　中國電信設備商的海外競標路徑大致可概括為：先參與技術競標，以進入運營商客戶的「短名單 」，繼而參與具體項目的商務競標。其中決定性的因素就是價格，以及設備供應商能否提供相應的融資服務，即出口信貸。基於融資支撐的超低價格的終端產品和服務，造就了中國公司極強的奪標能力。

　　「最典型的就是來自中國政府給予中國企業的關係貸款。非洲國家政府或國有運營商，只有購買中國電信設備和服務，才能獲得貸款。 隨著近幾年中國經濟的強大，歐美金融危機影響，來自中方的貸款成了一個極為有利的『招牌』。」道烏達評價稱。

　　南非運營商CELL-C開普敦項目經理Ted Zakrzewski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直言，金融融資渠道和協議，是中國企業的最大優勢，也是運營商選擇中國企業的第一因素。

　　這種貸款在歐洲市場已經遭遇嚴厲的審查。2010年1月，華為支付2700萬歐元（約合3940萬美元）與比利時公司Option就歐盟反傾銷調查達成和解。

　　Option在控訴中援引，國開行2009年9月給華為授信300億美元，但華為2009年的收入也不過220億美元；國開行在2009年3月 給了中興150億美元的授信，也超過了當年中興88億美元的收入。「這種形式的金融支持不可能在市場上取得。這些帶有政策性的優惠，正是中國企業能夠在價 格上更勝一籌的重要原因。」Option稱。

　　不過，中國的兩家金融機構（中國進出口銀行及國開行）的國際業務部門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一致解釋稱，它們對華為和中興的海外項目貸款利 率，一般是按照國際定價方法即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libor）上下浮動，浮動比例視具體項目定，都是正常價格範圍的競爭，同國內銀行間貸款利率的競爭是 一樣的。

　　中國進出口銀行國際業務部人士說，中國是WTO成員國，不允許有違反WTO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否則就會遭到歐美國家的申訴。歐盟貿易專員Karel De Gucht曾發表聲明稱，如果有一家歐盟公司向歐盟委員會提出理由充足的控訴，則該委員會就會對中國的出口信貸政策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申訴。但截至目前，並沒有產生一件成功的申訴案例。

　　各國均有政策性金融支持進出口貿易的例子。官方或半官方的出口信貸機構是各國開展國際貿易競爭的主要金融工具，比如，美國進出口銀行、英國出口 信貸擔保局、日本開發銀行等，他們大都通過買方信貸的方式提供優惠貸款支持本國出口商。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由於商業銀行收緊貸款並提高風險意識而不 願開展出口融資業務，官方或半官方的出口信貸機構更顯活躍。比如，在2011財年，美國進出口銀行在中國業務的新融資授權額度增加了5.68億美元，比 2010年增長36%，主要就用於對中國出口的融資服務。「這和國開行貸款支持印度運營商採購華為產品，有什麼不同？」一位中資銀行人士辯解稱。

　　「信貸額度都是虛的，主要看發放的實際信貸，這一點國外並不瞭解。」中行國際結算部一位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中興、華為也是中行十幾 年的老客戶。在他看來，國外的質疑是沒有道理的。「以前中國企業買外國產品，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國外也都提供很多優惠買方信貸，價格很便宜；還是因為 國外的產品沒競爭力，性價比不高，所以找理由指責中國。」不過，他亦坦言，在海外業務方面，中行的確沒有進出口銀行和國開行有優勢，因為中行是上市銀行， 對利潤要求高；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都不是上市銀行，對利潤要求不高，特別是屬於政策性銀行的進出口銀行，「這兩家機構歷史上就負有國家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戰 略任務，和商業銀行分工不同。」

　　對於這類貸款的性質，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曾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專訪時有過解釋。李若谷認為，進出口銀行對非洲的很多項目貸款，既非 優惠的政策性貸款也非商業性貸款。如有的非洲國家，進出口銀行給其提供的貸款並非優惠貸款，是按照保本微利原則，在libor基礎上上浮200個基點、 300個基點。「這算不算商業性業務？當然不算！因為外國商業銀行根本不給它貸款。如果它自己發債，可能需要在libor基礎上上浮1500個基點。而且 這種項目往往沒有進入市場的資格，根本發不了債。」

　　「政治」因素又進一步放大了對於融資的爭議 。中興、華為都有專門的軍用「專網」部門與非洲多國政府合作。接近華為的知情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華為確實承擔了埃及等國的軍網建設。華為在伊朗的發展則更具爭議，《華爾街日報》曾批評其為政府提供手機定位追蹤。伊朗的聯合反對核子伊朗組織（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也曾指責華為「幫助這個非法發展核武器計劃並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加強和鞏固其政權」。2011年12月，華為主動宣佈限制在伊朗的業務。

　　來自國有政策性銀行或前政策性銀行的融資幫助華為撬開了非洲市場，但當華為轉戰美國時，這卻變成了華為有「政治和軍事目的」的例證，使其至今遲遲難以進入美國市場。

「中國狼」來了

　　僅僅是金融支持並不能保證中國電信設備商在非洲一帆風順。非洲這個令人充滿想像的大市場，相比美國、歐洲等成熟市場，規則並不完善，這給了華為、中興的「狼性」淋漓盡致發揮的空間。

　　「從最早的貝爾交換機到貝爾實驗室，中國企業已經過了崇拜、景仰西方先進電信技術的階段，開始有了自己在國際上的一席之地。」中興南非公司董事長蔣云潔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中國企業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進入非洲，但直到2005年後才有了比較快的發展。華為和中興徹底打破了之前愛立信、諾西、朗訊等在非洲的佈局，除了融資優勢之外，與所有傳統競爭方式一樣，價格仍舊是中國企業最大的核心競爭力。

　　華為最早祭出了低價戰略，其報價一般比愛立信、諾西低至少5%-15%；比華為晚兩三年來到非洲的中興進來後，進一步把降價幅度打到30%-40%。「在大的運營商中，愛立信、華為已經形成某種意義的價格聯盟，中興進入，又打破價格聯盟，形成了新的市場格局。」 中興南非二處負責人范虎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一家中國企業的終端銷售經理說，「有時候，我明知道我們不可能中標，但是也要報出低價去讓對手難受一下。」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非洲各地聽到的幾則軼事，可以佐證非洲市場競爭的狂野。

　　一家中國企業的客戶經理陪同客戶準備參加展會，客戶突然被拉上了一輛停在路邊的小車，客戶經理想要跟上車，卻被踹倒在地，眼看客戶和小車揚長而去；

　　一家中國企業的人力資源主管，因為被競爭對手在非洲某國挖走太多人才，直接把對方的人力資源主管綁架揍了一頓；

　　中興南非二處的負責人范虎回憶說，有一次碰到有人直接要從他們的車上搶走客戶，他逼急了大吼一聲，「誰再敢動，老子把他給幹了。」范虎身高近1.8米，又高又壯。

　　中國電信設備商就此打下大片江山。在南非，前三大運營商Vodacom、MTN和CELL-C的採購中，中國電信設備商已佔據大半市場份額 。華為是Vodacom和MTN僅次於愛立信的第二大供應商。華為南非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其在Vodacom的無線份額已基本與愛立信齊平。中興則在Cell-C中佔有近80%份額，幾乎取代了原有的供應商諾西。

　　華為、中興不僅在基礎設備領域大展拳腳。 道烏達說，華為和中興都是電信設備製造商，但其在非洲無處不在。除了電信設備，他們還是網絡供應商、終端供應商、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等。

　　以手機終端為例，據非洲移動通訊諮詢機構Mobilethink Analytice 調查，中國手機已佔據非洲運營商市場的25%，僅次於諾基亞，位列第二位。中興和華為幾乎壟斷全球數據卡市場，兩者採購量大致各佔一半，在非洲也不例外。

　　「如果說在電信設備領域，中興、華為的最大競爭對手還是諾西、愛立信、朗訊等歐美廠商，那麼他們無孔不入的競爭，則受到很多本地公司排斥與抵制。」道烏達說。

　　令中國企業尷尬的是，Mobilethink的研究還發現，無效的國際移動設備識別碼（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IMEI）給非洲電信運營商帶來了嚴重問題，這與來自中國的低價「山寨機」有關，至少三分之一的中國手機設備的IMEI無效。

　　IMEI與每台手機一一對應，具有惟一性。沒有IMEI的手機一般只能打電話、發短信，不能上網。中國國內有很多手機沒有IMEI，多被稱為「山寨機」。

　　「我們甚至發現有一個運營商的網絡中,12%的移動設備都使用無效IMEI。隨著手機數量的巨增，這個問題將日益增加。預計到2013年，該運營商網內移動設備將有15%識別碼是無效的。」Mobilethink的研究稱。

　　運營商不得不花費額外的投入，敦促客戶更換移動設備，以便應用能產生更多收益的移動數據業務，畢竟移動互聯網數據業務已成運營商新的增長點。

　　除了和國際同行激烈角逐，同時躋身非洲市場第一陣營的華為和中興——這兩家中資公司之間的競爭更為慘烈。埃電信通信部私營企業處負責人Birtukan Girnna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形容，「在非洲，可以說有人的地方就有中興與華為的競爭。」

　　「中興是華為的頭號敵人」「掐死同行比打敗老外更重要」「中興與華為同質化高，互補性低，難以合作」，一份華為參與的市場分析報告裡如此描述。

　　 「未來非洲市場會是兩家中國公司加一家西方公司，即愛立信、華為和中興，諾西下滑趨勢明顯；也有人認為可能華為與中興最後只會剩下一家，而另外兩家是歐洲 廠商，但我堅持前者。因為運營商首要考慮的是自己的存活，他們也面臨價格和用戶覆蓋率的競爭，而很多西方公司不願意去的邊遠地區，中國企業卻願意去並能夠 做得好。」南非CELL-C主管工程運營的副總裁Dennis Abella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多位運營商高層的認同。

　　非洲跨國運營商MTN的戰略已很明確，就是「2+1」，即兩個中方公司，1個西方公司，愛立信的地位仍無法動搖，諾西、阿朗則下滑趨勢明顯。

　　曾在華為和中興都工作過的一名南非籍供應商高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他認為未來三年將是決定性的三年。「中興一定能超過諾西，華為超過愛立信也在咫尺之遙，未來五年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

　　在財新《新世紀》記者所到的國家，兩家中國企業的激烈爭奪都是當地運營商們津津樂道之事。南非Stellenbosch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道烏達認為，定製化服務和低價競爭是中國企業的主要競爭策略，兩家中國企業的競爭策略同質化，有如近身肉搏。

　　華為看上去比中興更早意識到競爭重點。「中興還在關注政府關係時，華為已經主攻MTN這樣大的跨國運營商，成為他們的合作夥伴。」中興南非一位高層坦言，「價格談判時，最關鍵的是判斷，判斷錯了就會出局，客戶就把單子給華為了。」

　　尼日利亞是華為與中興競爭最激烈的地區之一。中國駐尼大使館經商處曾勸阻中興與華為坐下來好好談談，怎麼一起對抗西方廠商。中國機電商會更不得 不組織兩家企業座談，並設定了一個規則：兩家企業只要誰被抓住了惡性競爭，就會被扣分；滿分12分，分數扣完了，機電商會就取消企業參與海外市場的競標資 格，這個打分還會影響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資質。

　　眼下，埃電信正在進行第四期招標。對於錢兆剛參贊而言，他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組織中興與華為協商，「雙方千萬別打價格戰」。

慘烈生態鏈

　　非洲有著與中國截然不同的電信業運營體制。中國運營商一般只採購設備，基站等工程建設都靠自己，自己做不了的才會對外招標；而非洲運營商並不尋找單純的設備廠商，往往還將鐵塔、基站、土建等整個工程實施環節一併打包招標 。

　　「越窮的地方，供應商需要包辦的事情越多。」中興埃塞俄比亞公司阿瓦撒區域總工程師陳橋芳說。但很多包辦的項目並非中興、華為擅長，他們多與中 通服等其他分包企業合作。圍繞在華為、中興身邊的各種分包商多達上百家，數千人。在非洲電信市場，中資公司構成了一條以華為、中興為核心，分包商為底層的 生態鏈。

　　接近尼日利亞使館的人員透露，中資公司在當地水、電、路的競爭同樣激烈。「在尼日利亞，中字頭的水、土建等工程公司為了完成指標和任務互相內鬥，拚命搶單，可用慘烈來形容。」

　　一位來自江蘇的分包商稱，在非洲越偏遠的地方，越容易遇到中國人，一問都是干通信的。一個供應商區域經理下面三四十人的團隊，有一半以上來自分包商。

　　中興埃塞俄比亞公司總經理張延猛對記者說，埃塞俄比亞的地形複雜，基礎設施建設極度滯後，導致施工難度很大，工期又緊張，本來需要五到七年建完 的工程要求兩到三年完成。「所有人始終處於衝刺狀態，很多一線的工程人員，動用過直升飛機上山，也騎過驢上山，還在國防部軍隊持槍保護下施工。」

　　「雨季的時候，路不通。幾十噸重的鐵塔，都只能靠人扛、驢馱。在北部做光纜鋪設，常出交通事故。剛做好，水泥車翻了。這些難度大的基礎工作，很多只能靠分包商去做。」張延猛說。

　　分包商有的是直接分包，有的則是中興或華為從分包商處租賃國內工程師、督導，有的則是相關設備轉包。對分包商的管理是個難題。

　　以埃塞俄比亞項目為例，為了按期完成任務，中興對分包商進行競標管理。每一兩年，分包商就要進行一次認證，沒有通信資格認證不能干。有通信資質也必須定期更換。光施工就有五六家分包商。最底層的分包商壓力最大。

　　在埃塞俄比亞德賽地區，有一個太陽能分包企業的員工負責做基礎裝備安裝和調試。由於施工地區偏遠，他自帶乾糧，在工地上一住三個月，「彈盡糧 絕」，三個月後，德賽地區總部派施工隊過來，同時送來一批方便麵，這個員工抱著方便麵大哭起來，猶如馮小剛電影《甲方乙方》中那個在鄉下苦守的城裡人。埃 塞俄比亞的第三期工程中，幾乎全是這樣的邊遠地區。

　　分包商又常因不瞭解當地情況而蒙受損失。一家深圳分包商曾因僱傭一本地代理，結果付了10萬美元後，代理拿著錢就跑了。

　　分包商常依附於中興、華為這樣的大企業，沒有自主獨立性。被租用的分包商員工，雖與設備供應商的工作人員在一個團隊，卻無法享受同樣的福利。

　　據張延猛透露，整個埃塞俄比亞國家電信與中興合作的三期項目期間，為完成項目，有大約20多名中方人員因公殉職，加上埃電信方，殉職人員達四五十名，其中中方殉職人員主要來自分包商。對去世的員工，中興按照公司的賠償規定進行了賠付和安撫。

　　中興、華為及其分包商的員工越來越呈年輕化趨勢，平均年齡不到30歲，80%以上為80後。華為、中興的高速擴張，並不與其自身財力和人力匹配，財力靠國有銀行的出口貸款可暫時解決，人力卻非一時之功。華為、中興近年來也在國內各大高校大打人才戰 。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非洲遇到的最年輕的從業者徐優軍，出生於1991年，是一家來自陝西的分包商負責微波調試的工程師，他在實習階段就被外派。中國公司看中的正是他們的激情、衝勁和無負擔。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中興、華為的海外人才培養路徑，往往是先派往非洲鍛鍊幾年，再從非洲轉往歐美。

　　「我沒有想到他們都這麼年輕，像孩子一樣，我們之前打交道的項目經理都有40歲左右了，而中國企業的項目經理才20多歲。」Cell-c開普敦項目總監說。他認為，中國企業都很年輕，而惟一不能用錢買的東西，就是從年輕變成熟的過程，買不到的是經驗 。

　　CELL-c多位管理者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都明確提到中國企業在語言溝通上的障礙，雖然中國人足夠勤奮，但其國際電信人才的成長速度，仍難以跟上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擴張速度。

風險在眼前

　　 「我今天早上出門踩了一坨狗屎，我實在太開心了。」小文抖著腳，得意地展示他今天的「好運」。小文是江蘇一家電信設計院的新人，他所在的公司主要面向中興和華為，在非洲承接分包工程。

　　小文剛來到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不到一星期，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找中興討債，順便尋找新的分包項目。連碰了幾天釘子後，他寄望於今天踩了狗屎後能交上好運。

　　最近，單位領導聽說中興總部給埃塞俄比亞分公司撥來了25億元支持款，趕緊將小文派過來，但他們也只是中興諸多債主中的一家，債主們少的被欠了幾十萬，多的上千萬。他已被告知，中興可能得先償還大債主，還顧不上他們這些小債主，因為這些支持款還遠遠不夠中興支付欠款。

　　由於中興在與埃電信的合作中收款進展不順，中興的分包商已經嘗盡苦頭。項目已經實施，但收款進度卻遠比合同約定的慢很多。埃塞俄比亞實在太窮了，分公司不得不向中興深圳總部求援。

　　與大多數非洲國家一樣，中興利用的是中國政策性銀行和正向商業銀行轉型的國開行的「出口貸款」幫助埃電信進行融資，且在埃電信要求下，他們選擇的是風險更高的「出口賣方貸款」。

　　出口貸款分賣方信貸和買方信貸，兩者都是由出口銀行提供信貸，為進口商（即中資企業的外方客戶）提供融資便利，從而支持出口商擴展國際市場。區 別在於，賣方信貸要由出口商與貸款客戶另外簽署還款合同。這樣出口商需要承擔所有貸款的中間費用及風險。而買方信貸則由出口銀行直接貸款給進口商（即設備 或服務購買方），或者進口方銀行。這樣還款主體為買方，賣方或進口方銀行一般承擔相關連帶責任及擔保。兩者風險都比較高，但賣方信貸較買方信貸更高。

　　據少量參與了中興埃塞俄比亞項目的南非標準銀行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埃塞俄比亞項目的風險確實很大，他們在其中只做了兩三千萬美元的預付款貸款。賣方貸款具體怎麼風險定價，還要看貸款結構。

　　據中行人士介紹，國際上95%以上都是買方信貸。由於賣方信貸要求出口商來還款，風險更高，因此先進入非洲的華為很少做賣方信貸。而後進者中興不畏風險。

　　五年前，比華為晚到一步的中興，即憑藉風險更高的賣方信貸爭取到了埃塞俄比亞全網獨家承建的資格，但執行狀況遠比預期複雜和艱辛。

　　由於埃塞俄比亞的外匯儲備不足，在埃塞俄比亞政府的要求下，中興與埃電信的工程實施合同按照本地貨幣簽署，可是從2007年至今，埃塞俄比亞本 地貨幣兌美元匯率從8:1降到18:1，導致中興現金流和利潤受到了很大影響。與埃電信結款不順利，進一步影響了中興與產業鏈上其他分包商的結賬。

　　「我們的分包合同有的按美元簽，固定匯率、貨幣貶值原則上不會影響我們，但是中興受到了影響，所以它肯定不會按原有方案付款給我們。為了後續合作，我們也不敢強求，只能協調。」一家承接中興工程的分包商表示。

　　中興埃塞俄比亞公司總經理張延猛坦承，中興現在比埃電信更關注網絡質量、用戶AUPR值和覆蓋率，因為這直接關係到埃電信的還款能力，從而影響到中興的營收及還貸能力。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根據協議，埃電信項目由國開行提供的15億美元賣方信貸屬於中長期貸款，前三年免息。但四年過去，埃電信返還的本金 大概只有1億多美元。對此，張延猛表示，「還款信用還算不錯，比預想的要好一點，給埃塞俄比亞創造的外匯收入也有增加。但是，作為賣方信貸，所有的風險都 由中興來承擔，壓力當然是有的。」

　　「現在不要看利潤，我們主要看未來的成長性，中國企業也不要想到埃塞俄比亞來賺快錢，因為我們是窮國。」通信部負責IT產業的電子政務司司長Mesfin Belachew坦言。

　　現在，埃塞俄比亞已遇到市場瓶頸，中興在埃塞俄比亞的巨額出口貸款的還款風險就在眼前。

　　2008年，審計署曾對國開行對華為所作的「應收賬款轉為貸款」風險做過提示。《第一財經日報》曾引述這份審計報告稱，「對於華為公司來說，採 用『應收賬款轉讓』的方式融資，雖然從銀行獲得了融資（即使其仍然承擔壞賬回購風險），但它在報表上不體現為債務，而是銷售收入。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現 金資產，另一方面減少了負債，實際上降低了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根據華為財務報告，2006年其資產負債率為66%。如果不是採取「應收賬款轉讓」方式，華為的資產負債率必然更高。資產負債率的降低，又有利於其通過「信用貸款」方式，從其他銀行再次獲得融資。

　　「但這會給銀行帶來風險，首先，對貸款企業的信用風險依賴較大，信貸合同本身的信用保證不足。其中，最直接的風險來自還款人，即還款人無還款能力或者原有的還款能力劣變，致使貸款銀行部分或全部貸款無法獲得清償。」上述審計署報告稱。

　　前述南非標準銀行人士則認為，應收賬款轉讓貸款等類似業務是可以做，但風險水平要視具體的貸款結構，比如有無擔保、有沒有中信保的保險等。

　　由於通信投資涉及到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投入，需要大量資金，在電信產業領域的「出口貸款」，尤其是由出口賣方提供的買方貸款並不罕見，在 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就更為普遍，愛立信也曾通過瑞典出口金融企業提供過大量出口貸款。但中國企業的融資近年來之所以引發越來越多的爭議，一是因為貸款 規模急劇攀升，2009年後國開行對中興、華為的授信額度達到創紀錄的450億美元，與之伴隨的正是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大規模擴張；二是相對於華為、中興在 非洲的高風險低價擴張，這些貸款資金並沒有足夠的風險補償，企業是否拿得過於便宜？

　　當然，國開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並非上市公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對於這些貸款項目的考量自有其準則。而對華為和中興而言，與當前收益 相比，他們更看重的或許是非洲市場的未來。但這個未來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是盈利。AdaptiveMobile首席運營官Gareth Maclachla認為，非洲市場還在走向成熟，對移動運營商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繼續在遊戲中保持領頭羊的位置。非洲運營商語音通信的ARPU值不斷 下降，運營商不得不降價，這更擠壓了運營商的利潤空間。

　　非洲大多數國家電信實行開放政策，南非有五家運營商，尼日利亞有十幾家。坦桑尼亞只有4000萬人口，卻有八家運營商，有的投資者拿到牌照想賣卻賣不掉，很多運營商已經暴露出了支付風險，嚴重威脅著供應商的營收。

　　蔣云潔分析認為，目前非洲大部分地區2G市場已經飽和，3G還不成熟，現在正處於通信市場的調整期。具備價格優勢的中國電信設備商因此成了受益者，但長遠來看，必然會受到市場增長的制約。

　　最近幾年非洲市場的爆發性增長，主要來源於新建網絡工程的市場機會，下一階段，隨著新技術的發展，以及運營商的成本考慮，將會更多採用共建共享和遠程基站等模式，這意味著整體施工工程的需求會急劇下降。

　　「在非洲近幾年的發展中，供應商的純設備利潤估計只佔30%左右，70%是整體工程實施帶來的利潤，但這種需求在下一階段將明顯萎縮。」蔣云潔坦言。

華人如何保障在非洲的利益

http://www.eeo.com.cn/2012/0202/220112.shtml

經濟觀察網 陶短房/文 1月28日和1月31日，短短4天裡，非洲大地上接連傳出兩起中國員工被劫持事件，引起全球性關注，更讓還沉浸在新年氛圍中的中國人心情不快。

1月28日劫持事件的發生地是蘇丹南科爾多凡州，位於蘇丹首都喀土穆以南620多公里的阿巴西亞鎮附近，被劫持的是中水電七局蘇丹南科爾多瓦州公路項目中國員工，事發時工地上共47名中國員工，其中29名被武裝分子劫持，17名避開劫持後獲救，1人頭部中彈。

1月31日的劫持事件，發生在埃及西奈半島上、西奈省省會艾爾阿里什以南萊赫豐區（Lehfen）通往水泥廠的路上，被劫持的25名中國員工系萊赫豐水泥廠工作人員，劫持者為當地貝都因人，屬於斯瓦爾克部落。經埃及行政當局調解，目前全部25名中國員工已平安獲釋。

這兩次綁架中國員工事件共同的特點，是劫持者並非刻意針對中國目標。

蘇丹南科爾多凡綁架事件的實施者係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SPLM-N），該組織原為南蘇丹現執政黨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內的分支，主要由 SPLM內原籍蘇丹北方的人士組成，南蘇丹獨立後，他們因宗教、地域等關係無法成為南蘇丹國民，被迫改組為「北方局」，又因拒絕放下武器而成為活躍於青尼 羅河州和南科爾多瓦州等地的反政府武裝。他們綁架中國人質的目的，按其發言人公開的表態，系政府軍不斷圍剿而「臨時起意」，利用中國人質作自保的擋箭牌， 潛在目的則可能包括通過此事擴大政治影響，引起國際關注，使自己的處境和政治訴求得到外界瞭解、承認，甚至引發有利於己的國際干預，也不排除另有「換取經 費」等經濟目的。為避免惹禍上身，該組織秘書長亞西爾-阿爾曼和發言人羅迪先後對中外媒體表示「無意反華」、「人質安全」，並稱「安全形勢允許時」將釋放 中國人質。

西奈半島綁架事件的原因更為複雜：斯瓦爾克部落中有部分成員因2004年10月7日塔巴希爾頓酒店連環爆炸案（34死105傷）被警方以「涉嫌恐怖 襲擊同謀」為由拘捕，其中5人被拘押至今，據稱穆巴拉克下台後，新當局曾許諾早日釋放這些被拘押者，但遲遲不見下文，甚至無人關注，據當地媒體報導，這些 綁架者散發傳單，提出「釋放族人」和「停止向以色列輸送天然氣」兩項要求。當地調解人稱，綁架中國人質的目的，是試圖用以和警方討價還價，交換被拘捕的族 人，並向國際社會發出「不平之鳴」。

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在海外有81.2萬員工工作，2012年可能翻番，此外，非金融領域對外投資2011年高達600億美元，同 比上升1.8%，這些當然會帶來更多的海外經營風險。對非洲而言，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重要的投資者，2000多家中國企業在非洲從事經營活動，中非 貿易總額已高達1500-1600億美元，頻繁而豐富的經貿交往，和大量人員、項目的存在，令中國人出現在「危機鏡頭」前的概率大增，而非洲恰是個機遇 多、風險也大的地方，部族、宗教、政治、經濟、城鄉、貧富，各種矛盾錯綜複雜，交織纏繞，即便在此長期經營的法、英、土耳其、黎巴嫩等國企業、工作人員和 遊客，也常被捲入無妄之災，原本是「後來者」，來勢卻又如此兇猛，分佈如此之廣、密度如此之大、頻率如此之高的中國人，自然也很容易「不小心踏入他人是非 中」。

在非洲和其它海外地區經營的中國企業、個人有許多特殊習慣，如現金積累多、習慣大量僱用本國職員、喜歡封閉式管理、遇到不測慣於用錢解決、喜歡走上 層路線，等等，這些都讓中國企業、員工容易成為各種針對性襲擊的目標，並陷入矛盾核心，且一旦發生意外，往往就是人數多、影響大的惡性事件。近年來，中國 企業、個人對有針對性的襲擊、綁架等危險警惕性提高，防範意識增強，去年的幾次大規模撤僑行動更有聲有色，但4天內接連發生的兩次「殃及池魚」卻提了另外 一個醒：當你不可避免地頻繁出現在一些高位場合時，即使你不去自找麻煩，麻煩有時也會自動找上你。

一旦碰上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瞭解事件背景、綁匪動機、具體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否則便無法判明人質的危險程度，並據此作出最適合、最有利於保障人質安全的選項。

二、多方依靠，主動介入

非洲是個部族的社會，也是個「關係」的社會，在很多時候通過諸如部族、宗教、地方上的關係斡旋、搭橋或試探，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次埃及人質事 件迅速和平解決，和當地部落上層人士從中周旋有關。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這種「走關係」應通過多渠道，且儘可能減少「中間人」，否則很容易出現「兩頭吃」或 「拷貝走樣」的後果，不僅會白花冤枉錢（在尼日利亞等地曾有綁匪明明未提贖金，中間人卻獅子大開口，結果綁匪「免費」放人苦主卻以為花錢贖回，被中間人平 白「咬了一口」的事例），有時還會耽誤營救，危及人質安全（有些「中間人」根本沒有「關係」，只為訛一筆錢跑路）。鑑於此，使領館和企業等有關方面積極、 主動、全面的介入是必要的，且越早越好，越全面、直接越好。

三、謹慎依靠當地政府、官員和軍警

中國在非洲大多數國家並無武裝力量存在，個別駐有中國維和部隊或警察的國家，也只能在聯合國框架內採取行動，在很多時候，必須依靠當地政府、官員和 軍警的力量，進行和平或武裝營救。此次埃及人質解救過程中，當局就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但這種依靠必須「多長個心眼」，有時中國人的遇難實際上是地方和當局 間矛盾所拖累，求助當局介入反倒令問題更難處理；也有時當局出於這樣或那樣的目的，刻意曲解問題成因，或採用有利於自己、卻不利於人質安全的方法解決問 題，如為避免矛盾公開化、國際化，或避免國際干預而草率行動，最終導致綁匪和人質玉石俱焚等，中方有關部門應明確「人質安全第一」的立場，充分發揮中國在 非洲的影響力，敦促有關當局避免採取可能激化矛盾的單方面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