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 陳雨露 宋國青 貨幣政策換「外腦」

　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12年一季度例會，將迎來三位新面孔。

　　3月11日，國務院發佈通知，同意調整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錢穎一、陳雨露和宋國青，接棒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成為新一屆專家委員。

　　此次調整為正常到期換屆。據1997年4月發佈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的金融專家任期為兩年，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是2010年3月獲任的。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是沒有決策權的政策諮詢建議機構，但三位新晉委員的學院派背景和學術專長領域，令各界密切關注他們未來對中國貨幣政策和金融改革走向將如何諫言。

學院派專家

　　「這次三位新任專家委員都來自高校，帶來的最重要變化是，可能有更多獨立的聲音。」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指出，大學教授的優點是能夠更多從學理的角度考慮問題，有可能使貨幣政策決策中多一些視角的參考。

　　2010年3月，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經歷了自設立以來一次重大調整，專家委員由1人增至3人。上一屆的三位專家委員中，有兩位是純學院派背景， 即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和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夏斌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來自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諮詢機構。

　　此前歷任專家委員的先後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時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時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 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以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除黃達來自學院外，其他四人均任職於與政府更為接近的研究諮詢機構。

　　三位新任專家委員的職業生涯基本都在校園度過。56歲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58歲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宋國青，人生軌跡 有些許相似。他們都是「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1977年，在北京出生長大的錢穎一考入清華大學數學系；來自陝西武功縣的宋國青則進入北京大學地質系。 後來，他們相繼轉向經濟學領域的學習和研究。1981年10月，錢穎一從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提前畢業後，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留學生，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讀統計學碩士，為後來轉向經濟學打下了堅實的數理基礎。一年後，他開始在耶魯大學攻讀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在此期間，他的興趣逐漸轉向經濟學。錢穎一系 統地接受經濟學教育是在哈佛大學，1990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此後，錢穎一在美國的大學任教16年：1990年-1999年任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1999年在馬里蘭大學經濟係獲得終身教授職位；2001年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教授。期間錢穎一在《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季刊》等國際頂尖學刊上發表多篇論文。

　　儘管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這樣的世界名校拿到終身教職，獲得國際經濟學界的認同，錢穎一依然難捨中國情懷。2002年4月，他成為清華經濟管理學院的特聘教授，並於2006年10月始任經管學院院長，教學和研究回歸中國。

　　宋國青1982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的工作，一直與經濟研究相關。先是在中國社科院從事農業經濟研究，1985年進入國家體改委，方向轉為宏觀經 濟。1988年10月，宋國青赴美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訪學；1991年8月，轉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1995年9月，宋國青回到北京大學， 成為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至今已近17年。

　　46歲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是三位專家委員中最年輕的。自198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國際金融專業，他近30年求學、工作幾乎 都在這裡度過。陳雨露師從獲得「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的黃達教授，1989年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從普通教師到財政金融系主任、院長、副校長、校長。 2010年3月至2011年11月，他曾短暫離開，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

　　一直研究國際金融的陳雨露，曾為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高級訪問學者和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他給本科生上的國際金融課深入淺出，頗受歡迎，人大不少外系學子都有過擠在教室門口旁聽陳雨露授課的記憶。

各有所長

　　三位新晉委員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既有國際視野，又與本土研究和實踐緊密結合，但在研究領域上也各有側重。

　　從哈佛讀博開始，錢穎一就偏向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轉軌經濟學的研究，對用所學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的改革情有獨鍾。他在國際頂尖刊物上 發表的經濟學論文幾乎都與中國有關。1988年，他撰文分析中國城鄉家庭儲蓄問題；1995年，分析中國經濟模式成功的政治基礎；進入21世紀，他關於政 府、市場與法治三者關係的系列論述，及「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概念，在中國知識界反響強烈。

　　錢穎一最近一次發表關於中國改革的觀點，是在3月17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他認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提了很多年，不可謂不重視，至今難 以突破，根源在於背後深層次原因，必須推進深層次的體制改革，調整政府與居民、企業和市場的關係，「這個任務不完成，結構調整是非常困難的」。

　　2011年11月，錢穎一在財新峰會上指出，嚴守財務紀律，是從本輪金融危機應該吸取的重要教訓，「財政的（fiscal），貨幣的 （monetary），還有金融的（financial），往前看，中國經濟確有很多值得擔憂之處」。在貨幣方面，錢穎一擔心M2（廣義貨幣供應量）與 GDP之比。他認為，這一比重在2003年達到150%的高峰後緩和下降，這本是一種比較好的情況，但2008年以後，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採取了一系列擴 張性貨幣政策，導致M2與GDP之比大幅反彈，「這個趨勢仍然在繼續」。

　　與制度經濟學家錢穎一不同，宋國青是公眾較為熟悉的宏觀經濟學家，擅長經濟數據分析和預測。他是2005年4月啟動的「CCER中國經濟觀察」 和「朗潤預測」的主要發起人和參與者，每個季度的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宋國青的分析和預測都備受關注，慕名而來的學生、校友、金融從業者和媒體記者，經常 擠滿朗潤園萬眾樓二層的大教室，很多人甚至需要在一層教室通過視頻聽會。宋國青任特別顧問的高華證券的研究報告，也頗受投資者關注。

　　宋國青擅長從貨幣供應的角度看宏觀調控政策是否適度。2月25日，在最近一次的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上，宋國青稱，環比通脹已從2010年末 2011年初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零左右，在內生性緊縮風險存在的情況下，銀行間利率未見明顯下降，可以認為目前的貨幣政策不合適。他認為，目前貨幣 政策進一步放鬆是必要的。

　　在宋國青看來，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有三個層次：一是通過降低準備金率和央票運作增加商業銀行頭寸；二是降低基準利率；三是擴大地方融資能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受芝加哥學派影響的宋國青，非常關注對貨幣供應量指標的觀測和分析。他早在2007年上半年就認為，貨幣度量有問題，因為從銀行出去的貨幣一部 分流到了M2這個口袋，另一部分流到了別處，不出現在央行貨幣監察雷達的屏幕上。2011年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宋國青再次指出，現在貨幣數量多了，需要 考慮全面口徑，「這對全面觀測影響通脹的貨幣因素有好處」。他自己一直用口徑更大的MS來估算和分析貨幣供應。

　　對於利率和匯率，宋國青並不贊成一味穩定，認為那是導致經濟大幅波動的重要原因。2008年12月29日，在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從出口企業向 整個實體經濟全面蔓延之際，他在一次宏觀經濟形勢的內部討論會上打比方說，「匯率和利率過於穩定，相當於汽車的輪子不是橡膠的，直接是鋼的，導致座位與路 面同樣波動，嚴重的情況下還會放大波動，比路面波動更劇烈」。

　　年輕的人大校長陳雨露，則更為關注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等國際金融領域的問題。3月19日在一次經濟論壇上，陳雨露再次闡述了「未來30 年人民幣國際化應分三個階段」的觀點：第一個十年主要以人民幣周邊化為主；第二個十年以亞洲區域化為主；第三個十年實現人民幣的全球化。

　　從人民幣國際化的功能拓展角度看，陳雨露認為，第一步是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充當國際結算貨幣；第二步是在國際投資領域中作為投資貨幣；第三步是成為國際最重要的儲備貨幣之一。

　　對於資本項目開放，陳雨露主張漸進式開放，同時在有序開放的過程中，為確保宏觀金融穩定，在市場原則的大前提下，適度的「開放保護」和合理的國 家控制是必不可少的戰略工具。參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中國75%以上的資本項目處於全部或部分可兌換的狀態，陳雨露測算，中國的資本賬戶將在 2016年-2020年實現完全開放。

角色轉換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頗具神秘色彩，僅在每個季度的例會後公佈簡短的新聞稿。對於金融專家委員在例會討論中的觀點、態度，以及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其他貢獻，外界難以得知。

　　一位前任委員向財新記者透露，每次委員會開會，就特定的問題進行討論，各人的發言會有記錄整理，然後經他們自己修訂、確認，形成正式的諮詢意 見。每一位專家委員的言論，無疑都會撥動市場的神經，投資者和媒體希望從專家委員的公開發言中尋找貨幣政策走向的蛛絲馬跡。也因此，專家委員經常成為記者 圍堵的對象，他們的公開演講即便聲稱「僅代表個人觀點」，仍會被冠以「貨幣政策委員」甚至「央行官員」的前綴。

　　剛剛卸任的李稻葵教授，3月17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坦言，「過去兩年，每次發言都怕大家誤解我的觀點是央行的觀點，今天非常輕鬆」。

　　加入貨幣政策委員會，是這三位學院教授以另一種方式貢獻學識。

　　財新記者瞭解到，錢穎一本想以全部精力投入到清華經管的教學和管理工作，是以最初接到央行邀請加入貨幣政策委員會時，曾經以無暇他顧為由婉拒，在央行高層再三力邀之下才同意加入。

　　宋國青對自己的新身份還沒完全適應。3月21日，他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自己現在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公開說話了」「得先問問他們有什麼規矩」。當被問及芝加哥學派對他的影響，以及他是否曾「自稱是極端的貨幣主義者」時，宋國青說，「我現在不說這個」。

　　但可以確定的是，宋國青已經申請辭去在高華證券特別顧問的職務。「我已經辭職了，應該很快會公佈。」宋國青對財新記者說。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規定，貨幣政策委員會中的金融專家應該是非國家公務員，並且不在任何營利性機構任職。

　　錢穎一

　　錢穎一，生於1956年，祖籍浙江，198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數學系。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 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0年起先後任教於美國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2006年10月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經濟學、組織和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和中國經濟，著有《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 等。

　　陳雨露

　　陳雨露，生於1966年，河北藁城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1989年起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任 教，2005年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2010年3月-2011年11月，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2011年11月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主要研究領域為 貨幣金融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公司金融等，著有《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發展：經濟影響、應對思維與發展方式轉型》等。

　　宋國青

　　宋國青，生於1954年，陝西武功人，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此後先後在中國社科院和國家體改委工 作。1991年-1995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博士。1995年9月起，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 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金融經濟學、貨幣金融分析，著有《改革中的宏觀經濟》等。

路透：定向降準再擴容 多省區域性銀行雨露均沾

央行定向降準或再度擴大惠及範圍。

路透社援引多位接近監管層人士透露，近日央行多家中心支行收到通知，對當地符合條件的城商行和非縣域農商行實施定向降準；目前，重慶、江蘇、山東、浙江、北京等地央行中心支行已向當地金融機構下發文件。

“這次各省金融機構定向降準的操作流程是央行確定標準，各地方中心支行上報，總行審批確定最終名單後，逐級下文。”一位接近央行人士對路透社表示。

路透社獲得的下發給央行山東分支機構關於定向降準的通知顯示，該省32家納入定向降準範圍的法人金融機構中，有26家符合定向降準考核標準，其中24家銀行將執行16.5%的存款準備金率，即獲得定向降準一個百分點。

今年2月4日，央行宣布對所有金融機構普降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存準率)0.5個百分點，並額外對小微企業貸款占比達到定向降準標準的城商行、非縣域農商行降準0.5個百分點。

華爾街見聞2月26日文章介紹過，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一份央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文件顯示，就浙江省而言，享受此次存款準備金率額外下調政策優惠的銀行共有23家，包括杭州銀行、溫州銀行、嘉興銀行、湖州銀行、紹興銀行、金華銀行等等。

另據《證券時報》報道，自央行2月初宣布定向降準以來，目前獲批定向降準的上市城商行共有5家(含在香港上市的銀行)，執行較低存款準備金率。除了已經公告的北京銀行和盛京銀行之外，還有南京銀行、重慶銀行和徽商銀行獲批定向降準。

對此，路透社援引交通銀行金研中心研究員徐博觀點稱，本次定向降準範圍超出預期，之前只有幾家上市城商行披露獲得定向降準，但並不會影響後續央行全面寬松政策出臺。

浦發銀行金融市場部高級宏觀分析師曹陽則認為，此次定向降準實際是執行過去的政策，不用另行公告，對市場預期的影響不會很大，但會多少增強金融機構資金拆出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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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雨露履新央行副行長 人民幣國際化之路越走越寬

陳雨露履新央行副行長 人民幣國際化之路越走越寬

一財網 李德尚玉 2015-10-30 16:05:00

10月30日，國務院網站公布陳雨露赴任央行副行長的消息。陳雨露這位金融界低調的專家，已快速走上公眾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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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校長陳雨露出任央行副行長

中國政府網10月30日消息，國務院任命陳雨露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免去陳雨露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職務。

數天前，早有媒體通過多方信源確認該消息，30日系國務院正式通報。

此前，央行共有4位副行長：易綱、潘功勝、範一飛和郭慶平，其中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的易綱分管外匯政策，潘功勝則分管征信。

新浪財經消息稱其在央行任職僅為過渡，並無具體分管業務，此後陳雨露或將接替朱民進入IMF任職。目前朱民任IMF副總裁，任期至明年七月結束。

IMF尚未就此作出評價。

與央行早有淵源 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據一財網報道，49歲的陳雨露赴任後，將成為5位副行長中最年輕的一位。

陳雨露於2011年11月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時年45歲的他在當時是中國最年輕的全國重點大學校長，位列副部級。

陳雨露學術興趣涉獵貨幣金融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等領域，主要研究方向為開放經濟下的金融理論與政策、國際資本市場。近幾年來，他對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有更多更深的研究，例如在其主導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每年都會定期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

專註人民幣國際化的陳雨露履新正值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時刻。11月，IMF執行董事會按計劃將正式討論是否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已行至最後的沖刺階段，央行在其中肩擔重任。

對此，市場認為，陳雨露此時赴任央行副行長與人民幣加速國際化、加入SDR密切相關。不僅如此，陳雨露與央行早有淵源，曾於2012年3月至2015年6月期間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還是頗有影響力的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之一。

預言：人民幣或在兩年成為第四大國際貨幣

據《法制晚報》消息，陳雨露對貨幣政策有深入研究，曾在公開場合多次表達過觀點：他說人民幣將在兩年內成為第四大國際貨幣。

2015年7月，在由中國人民大學與交通銀行聯合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承辦的“2015國際貨幣論壇暨《人民幣國際化報告》”上，陳雨露表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快速加快，只要沒有重大不利事件發生，人民幣或許在兩年內就將趕超日元，成為第四大國際貨幣，而且人民幣很可能成為新的特別提款權的籃子貨幣。他同時建議，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今年5月，他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對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光明前景，市場是認同的;對於吸納人民幣提高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大家也是公認的;那麽，攔在SDR與人民幣之間的障礙究竟是什麽呢?這也是金融界各派觀點爭來爭去的焦點，即貨幣籃子的篩選標準，是執行標準的程序，這樣一些技術層面的細節問題，並不是原則問題。就像拉加德總裁所說的，人民幣加入SDR只是時間問題。

今年兩會上，陳雨露表示，中國貨幣政策還將維持中性，穩健貨幣政策的整體基調沒有變，以防止經濟出現斷崖式下跌;他稱中國經濟應保持6-7%的平穩增長速度。但他同時指出2015年可能有些特殊。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詳解人民幣國際化未來五大發力點

“一種貨幣能否成長為國際貨幣，主要還是取決於市場主體的自發選擇。而市場選擇的基礎，又是貨幣發行國的經濟、金融的能力。”7月24日，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6》發布會上表示，人民幣國際化目前所取得的成績，是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和政策順應市場的過程。

“下一步中國央行將會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穩紮穩打，持續完善人民幣業務的政策框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促進跨境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平穩。”陳雨露稱。

陳雨露還指出，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五方面發力方向：

第一，要努力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基礎穩定。第二，繼續優化跨境人民幣政策框架，圍繞“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等國家重大戰略，推動跨境人民幣投融資業務持續發展，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

第三，有序的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支持優質的金融發行主體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支持境內優質的機構到境外發行人民幣，引進優質的機構進行人民幣優化。第四，繼續完善人民幣國際化基礎設施，優化完善人民幣的市場。第五，利用多變和雙邊的對外合作、金融合作機制，加強國際貨幣金融合作和宏觀經濟的政策協調，為人民幣國際化營造一個長期有利的國際環境。

陳雨露也肯定了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取得的成績。2016年以來，國內外金融形勢依然複雜，人民幣國際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宏觀金融風險總體在可控之中。首先，人民幣成功納入SDR籃子。新的SDR籃子在10月份生效。人民幣加入SDR，是人民幣融入全球一體系的重要里程碑，意味著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國際化改革成果有效肯定，目前，準備工作在有條不紊的準備當中。

第二，人民幣國際化有效拓展，跨境業務、人民幣業務有效進展，同時有序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進行開放。進一步便利境外央行內的金融投資，投資到我國銀行內的債券市場。銀行對外開放的水平顯著提升，到今年6月末，已經擴展到16國家和地區，總額度達到了1.46萬億人民幣。2015年6月，人民幣支付排名位居全球第六名，占比達到了1.9%。與此同時，以中國香港為主，多點並行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格局已經初步成型，以人民幣計價信貸、債券、基金等金融資產日益豐富。到2016年3月末，人民幣離岸市場存款余額約1.36萬億元。

第三，國際央行間的合作國際化。截至到2016年6月末，與36個國家化地區央行額度互換，總額3.3萬億元，除了美元之外，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對澳元、英鎊、韓元十幾種貨幣的直接交易。同時在區域市場，或者是銀行櫃臺上，實現了人民幣對泰銖、老撾吉普、哈薩克斯坦等周邊國家的直接交易。

第四，人民幣國際化基礎設施完善。2016年10月，人民幣國際化跨境清算系統上線運行，在清算和運行路徑實現新的突破。目前已經有2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今年6月份，與美聯儲又簽署了在美國、俄羅斯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合作備忘錄。與人民幣一期為基礎，以及境外機構、境內機構人民幣帳戶比較完整的人民幣跨境和離岸業務的清算體系已經逐步造成。

陳雨露稱，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加快，改革紅利的持續釋放，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以及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實施，更多的人民幣市場需求將會得到有效的激發。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領域和範圍在長期內一定會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實習記者李佳對本文亦有貢獻)

陳雨露：央行將進一步加強和規範區域金融改革試點工作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近日表示，央行將進一步加強和規範區域金融改革試點工作，合理把控新增試點的布局和節奏，推動區域金融改革試點工作再上新臺階。

2016年7月20至21日，中國金融學會、青島市人民政府在青島聯合舉辦區域金融改革經驗交流座談會。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中國金融學會常務副會長陳雨露出席座談會並講話。

陳雨露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十分註重調動發揮各方面積極性，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基層探索相結合的改革路徑。近年來，各區域金融改革試點地區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創新，積累了大量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和做法，為全局性的金融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鑒。

陳雨露強調，區域金融改革試點成績的取得是黨中央、國務院正確領導的結果，是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給予多方面指導的結果，也是試點地區金融管理部門和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同誌們積極進取、努力奮鬥的結果。試點工作取得積極成效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註重保持改革試點方向與中央重大發展戰略相一致;二是註重發揮和引導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三是註重加強各方面的溝通協調;四是註重加強體制機制創新。

陳雨露表示，下一步，人民銀行將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和規範區域金融改革試點工作，更加註重推動改革舉措的落地生根，及時梳理、總結各地改革試點的經驗，合理把控新增試點的布局和節奏，著力鞏固和擴大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效，推動區域金融改革試點工作再上新臺階。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積極推進區域金融改革試點

近日，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陳雨露出席央行研究工作座談會時指出，研究系統緊密圍繞行黨委中心工作，較好地發揮了決策參考和理論支撐作用。一是積極穩妥推進區域金融改革試點，金融支持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成效突出。二是深入開展金融改革發展重大問題研究，為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和人民銀行履職發揮了參謀作用。三是特色研究成果豐碩，較好地支持了地方經濟金融發展。四是強化黨的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內部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

陳雨露指出，研究系統要關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貨幣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關註宏觀經濟金融風險及其治理;關註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進一步明確“建設現代金融體系”的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

附座談會全文

陳雨露副行長出席人民銀行研究工作座談會

近日，人民銀行召開研究工作座談會。會議總結了2015年以來人民銀行研究工作，分析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人民銀行研究系統需要重點關註的研究課題，提出要抓好“三個統籌”，構建“大研究”工作格局的思路和要求。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陳雨露出席會議並講話。

陳雨露充分肯定了去年以來人民銀行研究系統所取得的成績。陳雨露指出，研究系統緊密圍繞行黨委中心工作，較好地發揮了決策參考和理論支撐作用。一是積極穩妥推進區域金融改革試點，金融支持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成效突出。二是深入開展金融改革發展重大問題研究，為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和人民銀行履職發揮了參謀作用。三是特色研究成果豐碩，較好地支持了地方經濟金融發展。四是強化黨的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內部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

陳雨露指出，今後一個時期，研究系統要緊密圍繞中央重大戰略部署和人民銀行中心工作，深入開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一是關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貨幣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二是關註宏觀經濟金融風險及其治理;三是關註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進一步明確“建設現代金融體系”的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

陳雨露強調，研究系統要按照周小川行長的要求，加強“三個統籌”，構建人民銀行“大研究”的工作格局。一是抓好橫向統籌，加強人民銀行研究部門和業務司局、業務處室研究資源的整合,積極探索研究成果共建共享的新途徑和新機制;二是抓好縱向統籌，加強研究局對分支機構研究工作的指導和協調;三是抓好外部統籌，加強人民銀行研究系統和外部研究系統的有效互動。

會議期間，陳雨露分別赴人民銀行濟南分行、青島市中心支行進行了調研，看望慰問了濟南分行營業管理部綜合服務大廳工作人員。

陳雨露：全球金融協調更重要的是推動制度改革

“本輪金融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11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

在他看來，目前的研究進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

危機引發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反思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有八年，危機帶來的沖擊和深刻影響遠遠超過了最初共同的判斷。同時，危機的爆發也暴露出主流經濟學理論和研究範式存在缺陷，宏觀經濟研究的困境推動了發達經濟體經濟學界的集體反思。

“這種反思是多維度的，也持續在進行，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陳雨露在發言中指出。

這種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在本輪金融危機前，在主流宏觀經濟學中，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來表達，但一直未能把金融作為內生變量系統性地納入到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金融因素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危機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發現，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動態和機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需要在全面納入內生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予以系統重構，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同時包含“金融-實體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的理論框架。

二是重視微觀經濟主體的異質性。危機前，宏觀經濟學模型通常假定家庭部門或者企業部門存在著一個單一的、行為可代表全部主體(家庭或企業)的代表性主體。這當然主要是為了建模和數理推演的需要。但在真實的世界中，消費者是有差異的，生產者是有差異的，面對同樣的沖擊時，不同經濟主體的表現也是有差異的，這表明目前的宏觀經濟模型的微觀基礎存在一定缺陷。最新的研究表明，放松經濟主體的同質性假設，引入微觀主體的異質性行為及其對總需求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有助於解釋本輪大衰退的持續性及隨後的緩慢複蘇，更好地理解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與效果。

三是關註宏觀審慎問題。宏觀審慎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國際清算銀行(BIS)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過宏觀審慎的理念。本輪危機以來，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以及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 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問題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關於宏觀審慎管理的制度安排、工具使用、傳導機制和政策評估，以及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等諸多研究成果湧現。同時，如何為宏觀審慎管理設定可量化、易操作的政策目標以及如何發揮市場溝通策略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作用，也是討論的熱點理論問題。

四是積極探索新全球化理論。全球化一直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研究的重點。近年來，學界在充分肯定全球化促進國際產業分工合作、優化資源配置和增進各國民眾福祉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高度關註由於一些不合理制度安排，現行的全球化模式帶來了收入不平等擴大、風險大規模跨境傳染等負面影響。特別是近年來全球化進程出現了波折，貿易保護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等“逆全球化”力量擡頭。學者們開始反思現行的全球化理論，試圖用新的分析框架來構建新的或者下一代全球化理論，尋找推進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動力機制，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將為新的全球化理論的構建提供新的思想動能和堅實的實踐基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我國學界和國外同行基本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們完全有可能提出具有本土智慧的新全球化理論。

宏觀經濟政策需國際協調

陳雨露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這是具有十分深刻的時代背景的。特別是本輪危機爆發以來，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成為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重要手段。

“在百年一遇的大危機面前，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G20領導人峰會，並成為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在今年9月G20領導人杭州峰會上，中國充分發揮主辦國的優勢，把握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就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等一系列重點議題展開討論，形成了一系列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成果，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國際社會予以高度評價。”陳雨露說，豐富的政策實踐為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幾年，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非常活躍，並在多個層面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分析的對象是發達經濟體尤其是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重點研究內容是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一些新的文獻研究發現，在新興經濟體實力增強的大背景下，如果新興經濟體由於外部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沖擊，而觸發市場動蕩和金融不穩定，也可能會通過跨資產、跨市場的方式影響發達經濟體的金融市場。這就是所謂的回溢效應(spillback effect)。回溢效應的存在以及溢出效應和回溢效應的相互作用，進一步提示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制定政策時，既要考慮國內的需求，又要考慮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反射效應。這凸顯了國際社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渠道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貿易、投資、資產組合、跨境資本流動等實體因素，而對預期等非實體因素關註並不多。本輪危機顯示，政策的外溢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預期渠道“自我實現”的，而市場信心就是“自我實現”機制中的關鍵變量。也就是說，即使一國經濟基本面保持健康，也有可能因為外圍事件的發生而影響本國市場主體的信心，進而陷入壓力困境。由於預期渠道和信心渠道的作用，宏觀經濟金融風險的跨境傳遞不僅在速度上大大快於傳統渠道，在幅度上往往超出傳統渠道，而且更加難於預測。有研究表明，本輪危機至今的金融市場波動中，預期渠道影響大約占到總影響的70%。這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時效性、透明性和機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面臨重大沖擊的時候，各國政策當局必須高效采取行動，向外界傳遞明確、一致的信息，提振市場信心，有效阻斷危機的“自我實現”機制。

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過去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主要關註貨幣政策，特別是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工具協調問題。一方面，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今年10月，人民幣被正式納入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被普遍認為是人民幣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們把研究視角進一步擴展到更具難度的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宏觀審慎政策等領域的國際協調問題。從中長期看，解決全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特別是結構性矛盾，需要更加關註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國際協調的作用。

陳雨露在會上表示，當前全球經濟總體保持複蘇態勢，但面臨著增長動力不足、總需求不振、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大等多重風險和挑戰，仍需要各國發揚同舟共濟的夥伴精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合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維護金融穩定。從宏觀研究的角度看，也還有一系列問題等待研究者去破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為政策實踐提供指引。比如，如何創新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機制和方式，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成本分擔機制。又比如，如何應對全球經濟走勢分化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帶來的挑戰。從歷史經驗來看，當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處在大致相同的經濟和政策周期時，或者面臨的共同挑戰比較突出的時候，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難度相對就會低一些，協調的效率和成效也會相對高一些;反之困難則增大。當前全球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出現了分化趨勢，各國政策制定的“內顧傾向”有所擡頭，鞏固和提升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積極性、拓展政策協調的空間面臨新挑戰。

“總而言之，現有宏觀理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政策實踐提出的新命題，對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戰，也是難得的歷史機遇。”陳雨露稱。

陳雨露：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1月1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聯合召開全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視頻會暨媒體通氣會，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體學習時關於信用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強政務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個人誠信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和《關於全面加強電子商務領域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等三個改革性文件要求，研究部署2017年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重點工作。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連維良、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出席會議並講話。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範恒山主持會議。

連維良強調，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指示，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各地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各成員單位要認真學習領會，抓好貫徹落實。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個人誠信體系和電子商務領域誠信建設。要堅持依法行政、陽光行政和加強監督，在重點領域建立各級政府和公務員失信記錄，實施失信懲戒措施，發揮政務誠信對其他社會主體誠信建設的重要表率和導向作用，重點做好政府采購、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招投標、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債務以及街道鄉鎮誠信建設。要大力弘揚誠信文化，以重點領域和重點職業人群為突破口，加快建立個人誠信記錄，完善個人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並註重實名登記、信息安全、信用修複和優化服務。要構建全鏈條的電子商務信用體系，完善政府部門、電子商務平臺以及第三方機構共同參與的市場化評價體系和信用監管機制，推進實名登記和認證、事前信用承諾、產品信息溯源、網絡交易評價和權益保護五項任務。

連維良要求，2017年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做好12項重點工作，要充分運用典型案例歸集宣傳、紅黑名單建設和應用、城市信用監測評價、門戶網站影響帶動“四個抓手”，進一步夯實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行政許可和行政處罰“雙公示”信息報送開發、信用信息使用制度“四大基礎”，推進聯合獎懲應用範圍拓展、社會信用立法、社會信用標準規範、誠信文化教育宣傳“四大建設”。

陳雨露指出，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加快推進社會誠信建設，對於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正確領導下，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制度設計日益完善，征信市場規範發展，金融信用信息數據庫不斷完善，各項工作取得長足進展，社會各界對誠信建設有了更大的共識，加快推進社會誠信建設具有良好的基礎。

陳雨露要求，切實發揮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力量，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一是加強政務誠信建設。堅持依法行政，完善政府決策機制，提高行政執法透明度。盡快制定規範各部門信用信息歸集、公開與應用的制度辦法，真正形成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的有效制度。二是加強個人誠信體系建設。要加強個人誠信教育，提高社會成員的信用意識，並通過政府行政執法和市場機制對個人實施誠信激勵和失信懲戒。三是加強電子商務領域誠信建設。加強電子商務全流程信用建設，建立健全生產、交易、支付、物流等電子商務各環節的信用記錄，實施對電子商務平臺、參與主體行為的誠信監管。四是規範發展征信市場。要通過政府和市場的雙輪驅動，引導社會化征信機構創新產品和服務，參與地方、行業信用建設。五是高度重視信用信息主體權益的保護。要依法公開和共享信用信息，建立信息主體的異議、投訴及責任處理機制，以及個人信用修複的制度性安排。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43個成員單位聯絡員，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和發展改革委財金司、辦公廳、政研室、高技術司、法規司、國家信息中心有關負責同誌以及中央有關媒體記者在主會場參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聯系信用建設工作的副秘書長和牽頭單位負責同誌，各市、縣人民政府分管信用建設工作的領導和牽頭單位負責同誌在各地分會場通過視頻會議系統參會。

陳雨露：央行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

3月24日，央行副行長陳雨露指出，現在，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今後，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信息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2017年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24日在北京舉行，陳雨露在年會上發表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中央銀行研究》的演講。

陳雨露稱，2008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的中央銀行研究，主要圍繞四大主題展開：一是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二是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三是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四是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

第一個主題，關於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問題。

本輪金融危機之前，有效市場假說是宏觀經濟學刻畫金融行為的普遍前提，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都是這樣。在此假定下，金融因素沒有被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上世紀七十年代信息經濟學的發展，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開始被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中，以反映金融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現在看來，由於並沒有內生化地將金融因素系統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當中，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被系統低估了。

陳雨露稱，危機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央行研究人員達成了重要共識，即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需要在全面納入內生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予以系統重構，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同時包含“金融-實體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理論框架。其中，引入金融市場波動順周期性和“超調”作為金融行為範式的基本假定，是近年來宏觀經濟學認識論上的一個很大突破。現在，通過金融加速器機制、抵押品約束機制或構建特定金融部門生產函數等方式，將金融因素、金融周期植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等宏觀經濟學主流研究框架的成果不斷湧現，大大增強了模型對現實(特別是金融危機)的解釋能力，為宏觀政策評估提供了更為可靠的依據。人民銀行系統的研究人員在中國較早開展了宏觀經濟模型分析，也是構建DSGE模型並針對中國問題開展研究的引領者之一，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時，我們認識到，DSGE模型屬於結構化分析方法，對經濟結構更準確的刻畫是DSGE模型方法和宏觀經濟分析發展的重要方向。除了系統性地引入金融因素外，還可能需要考慮異質性微觀主體、開放條件和通脹動態機制等因素。與此相關的一攬子問題都等待我們進行深入討論和研究。

第二個主題，關於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大規模、長期使用，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政策實踐的鮮明特征之一。可以說，這是全球金融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重大實驗。從概念上看，非常規貨幣政策措施主要有兩大類型：第一類是在嚴重沖擊之後，中央銀行為恢複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功能以及緩解金融體系脆弱性等方面的政策。第二類是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情況下，通過對前瞻性指引或者大規模資產購買，為經濟活動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政策。

從政策效果看，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非常規貨幣政策極大地穩固了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內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來一段時期，有關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路徑、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等課題，亟待各國央行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應對負面沖擊方面，中國的政策實踐非常豐富，也很有自身的特點。一是在貨幣政策目標選擇上，強調突出價格穩定，並統籌兼顧金融穩定等其他目標;二是始終註重短期調控政策與中長期金融改革相結合，重視金融體系“在線修複”。三是高度重視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作用，將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相互結合。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在貨幣政策操作上，註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這些政策實踐，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中國央行正在進行階段性的總結和提煉。

第三個主題，關於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風險防範。

國際清算銀行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宏觀審慎的理念。危機以來，各國央行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政策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目前，中央銀行宏觀審慎政策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主要有兩大分支。一是從系統性金融風險形成機理的視角，將“外部性”作為切入點來構建宏觀審慎政策的理論框架。二是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以及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同時，宏觀審慎政策的實踐發展非常快，基本形成了包含目標、評估、工具、政策實施與傳導、治理架構等在內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中國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04年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分類開展信貸政策，這都體現了宏觀審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人民銀行開始系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並在2015年將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當年又將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金流動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範疇。現在，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今後，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信息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第四個主題，關於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

2012年召開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第一次明確指出，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以後，中國人民銀行在重要的國際會議上多次強調該理念。目前，這一理念已經成為全球共識。

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途徑和方式很多，需要不斷探索和創新。人民銀行將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貫穿於金融改革發展穩定的全過程，尤其是在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FinTech)等領域，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有益創新。

一是積極推廣綠色金融理念、方法和產品。發展綠色金融，旨在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將生態環境影響的外部性內生化，以達到降低汙染性經濟活動的目標，促進經濟綠色發展。人民銀行一直致力於推動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取得了顯著進展。第一，牽頭有關部門聯合發布《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了中國綠色金融政策框架的頂層設計。第二，綠色債券政策法規和市場機制建設不斷完善，市場規模躍居世界第一。第三，積極推進綠色金融國際合作。在中國的積極推動下，綠色金融首次納入2016年G20領導人杭州峰會議題並正式寫入峰會公報，發展綠色金融成為全球重要共識。未來，進一步推動綠色金融理論和實踐發展，一方面要加強金融領域的環境風險分析，另一個方面要提高公共環境信息數據的可得性。

二是堅持共享發展理念，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經過長期理論爭辯和政策實踐，普惠金融已形成全球共識。當前，很多經濟體采取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積極推動普惠金融發展，中國的經驗得到了廣泛關註。長期以來，中國央行按照“廣覆蓋、低成本、可持續”的原則，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深化金融機構改革，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導金融資源向普惠金融領域傾斜，著力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特別是，在中國政府的積極推動下，G20領導人杭州峰會通過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這是2005年聯合國提出普惠金融理念以來，國際社會就利用數字技術促進普惠金融推出的第一份高級別指引性文件，填補了這一領域的重要空白，必將有力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國際實踐。在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過程中，如何實現市場化原則與有效監管的統一、個人隱私信息有效保護與適度利用的統一、風險控制與充分供給的統一、線上與線下的統一，都是有待回答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

三是積極穩妥發展金融科技。近年來，以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金融科技發展迅猛，正在快速運用於信貸、支付清算、財富管理、保險業等領域，金融與科技的融合達到了新的廣度和深度。金融科技已經成為金融業重要的發展趨勢。其中，區塊鏈技術開發與數字貨幣的發行、使用與國際監管是當前研究的重點和前沿領域，部分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正積極探索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人民銀行推動的基於區塊鏈的數字票據交易平臺，走在了區塊鏈技術實際應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區塊鏈技術等金融科技對個人資產安全、隱私保護、全球金融穩定以及對全球金融治理架構的影響。

“陳雨露表示，世界經濟百年變局對現有宏觀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提出了許多宏大的新命題。對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戰，更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中國央行的研究團隊願與學界的同仁們一道，一方面借鑒經典的國際學術規範和敘事方法，另一方面堅持自己的民族表達，加強對世界性經濟金融理論問題和政策實踐問題的研究力度，把中國政策實踐中的方法論和思想內核挖掘出來，講好“中國故事”，共同推動我國經濟金融的學術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