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從2000年起開始發布中國市場化指數，這項指數從六個方面，用20多個統計指標和調查指標來度量各省的市場化進程。最新的指數顯示，經過2009年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導致市場化指數大幅下降之後，指數從2014年開始出現了明顯回升。

該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來，這兩年政府通過簡政放權等改革減少了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幹預，這是市場化指數回升的原因。

然而，王小魯也提醒，當前貨幣政策過於寬松，不利於結構調整，並有擴大金融風險的趨勢。他主張貨幣政策應切實恢複中性。他還建議政府支出結構需要盡快調整，向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傾斜，以帶動有效需求，改變經濟結構失衡的狀況。

寬松貨幣政策亟需調整

第一財經日報：這15年來，你一直堅持做市場化指數的測量和研究。這一指數能夠從一個相對的尺度看到我國市場化進程的變動情況，從近一個時期指數變動的情況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有哪些進步或者退步？

王小魯：從市場化指數變動的情況來看，2009年以來市場化程度經歷了明顯的下降和回升，這和當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時間上是重合的。當時“雙寬松”的經濟刺激政策，大力度放松貨幣供應和大幅度擴大政府投資，的確在短期內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但大力度地幹預市場，也對市場配置資源產生了相當的副作用。

這期間的政府投資中，有相當部分低效率、不經濟的投資項目，同時過於寬松的信貸政策，也扶植了一些低效率的企業，這些對資源的優化配置起了不利的作用，造成了市場化指數的下降。

市場化指數在2014年有相當程度的回升，部分原因是前一時期的刺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退出了。而且近年來政府在推行簡政放權的改革，減少了行政審批，這對於扭轉行政過度幹預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其他有些方面的改革進展還比較緩慢，形勢還不樂觀。有些政策仍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例如貨幣政策，現在雖然沒有明確說是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實際上貨幣政策已經相當寬松。

到今年10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3.5%（M1增長14.0%）；同樣以名義增長率計算，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長僅為6.6%。M2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了7個百分點。這說明當前已經是一個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了。

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的話，意味著又是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在當前的經濟狀況之下，這種刺激政策不僅沒有起到扭轉經濟疲軟走勢的作用，反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劇結構失衡。

日報：那你認為當前的經濟刺激政策會走過去的老路嗎？

王小魯：我非常擔心貨幣政策回到傳統刺激的老路上，而且我還擔心這樣刺激下去負面影響會越來越大。因為現在的情況與2009年時已經不同了，2009、2010年的刺激政策畢竟帶動了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盡管這些投資隨後也加劇了產能過剩，但短期內還是把經濟拉起來了。

但現在大量流動性投出去之後經濟沒有明顯反應，GDP增速依然在下行。在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刺激不起實體經濟的時候，過多的流動性會向虛擬經濟跑，造成虛擬經濟的泡沫。這幾年的杠桿率一直在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下一輪就很可能出現大量呆壞賬，這不但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打擊，而且也會給整個宏觀經濟帶來一系列問題，未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在繼續加大。

從流動性角度來講，我認為當前已經具備了造成比較嚴重的股市泡沫的條件。房地產市場也是一樣的，雖然有些地方由於過去幾年供給過剩房價還是起不來，但在一線城市地價已經一高再高，背後的原因就在於過剩的流動性在擡高地價。

那麽放松貨幣是否有利於實體經濟融資？雖然經過幾次降息之後，銀行的借貸利率達到了一個低點，但虛擬經濟的泡沫化卻造成表外融資的利率居高不下，在虛擬經濟回報率可以擡得更高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的中、小、微企業想要獲得低利率的融資是非常難的。因此這反而推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在虛擬經濟泡沫化的情況下，再寬松的貨幣政策也解決不了實體經濟的困難。所以，我認為貨幣政策是亟需調整，從實際寬松回歸中性。

“調結構”應成為首要目標

日報：雖然政府已經多次強調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為什麽似乎對經濟下滑的容忍度仍然非常有限？

王小魯：擔心下滑止不住，擔心對就業產生不良影響，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的經濟下行是不是可以靠刺激政策來改變？如果是結構失衡造成經濟疲軟，那是否應該容忍更低的短期增長率，而把調整結構放在首位？對這個問題，在學界和在政府內部都有各種不同看法，認識很不統一。

在我看來，答案是很明確的。貨幣刺激只有短期效果，不能持續使用。最近兩年，靠貨幣寬松已經明顯不能刺激經濟增長了。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不能再靠傳統的刺激政策來拉動經濟，“調結構”應該取代“穩增長”成為政府的首要目標。只有經濟結構調整合理了，未來的經濟增長才能獲得動力。

日報：政府在“調結構”中應該發揮什麽作用？

王小魯：政府應該在調結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但並不是像過去曾經做過的那樣，由政府替代市場的作用來扶持一些產業，淘汰一些產業，更不是指政府來決定經濟的增長率。調結構必須促進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增長率也應該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決定。

我認為，政府必須通過改善政府職能來“調結構”。我國一個時期以來儲蓄過度，投資過度，消費不足，這導致了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失衡與上一輪政府大規模投資和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直接的關系。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強力刺激社會投資，結果造成了投資過度和大規模產能過剩。如果宏觀政策的重點繼續放在刺激投資上，問題會更加嚴重。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是要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完善公共服務的功能，把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搞好，尤其是要盡快實現城鎮常住居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全覆蓋，否則消費很難刺激起來。同時要推進改革，促進改善收入分配。

按照當前統計，城鎮居民七億多人有三分之一是沒有戶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沒有得到城鎮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雖然戶籍制度改革的任務已經提出來了，進展卻仍然緩慢，地方政府對促進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覆蓋的積極性不高。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日報：現在政府也在提供給側的改革，那你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主要是出在需求側還是供給側？

王小魯：我認為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存在問題，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這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關系很大，需要推進體制改革來改善收入分配。當然供給側也存在問題，主要還是結構性問題。很多產業面臨供給過度，政府希望發展新型產業來帶動新的需求。但新型產業的發展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使資源能夠實現優化配置，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場去配置資源，給某些特定行業和企業提供補貼或其他各種特惠政策。這在過去已經有過很多教訓，比如鼓勵新能源發展，一度導致風電、光伏產業快速擴張，導致產能大量過剩，一些民營企業苦不堪言。所以，供給側的改革應該著力於改善市場環境，培育市場中的創新能力，政府在產業和技術選擇方面一定要慎重，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避免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場的選擇。在去除過剩產能方面也是如此。

2016年改革展望

日報：在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改革這三者的關系中，你認為應該把結構調整和改革放在經濟增長的前面，那麽2016年應該重點推進哪些改革？

王小魯：政府支出結構需要盡快調整，政府職能回歸公共服務，政府支出向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傾斜，同時減少低效率的投資，減少多余的行政支出，這才能帶動有效需求，改變結構失衡的狀況。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見得非要體現在投資上，在公共服務上加力，和減輕企業負擔，都屬於積極的財政政策。

在具體政策上，除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公共服務全覆蓋之外，當前最重要的就是通過減稅和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率來減輕企業負擔。雖然政府有給小微企業減稅的政策，但實際力度並不大，並不是所有的小微企業都能夠享受到這項優惠，即使微型企業也不是都能享受到，所以降稅還有很大的空間。

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用國有資產來充實社保基金是一個很好的方案。與此同時，還必須同時降低企業的社保費率。現在企業面臨很艱難的局面，減輕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幫助企業跨過這個坎，應該是一個關鍵的舉措。按相當於工資總額的比例，我認為要給企業降低十個百分點，才能對降低企業負擔發揮實質性作用。

在國企改革方面，要解決競爭性領域的低效率國企問題。過去幾年政策寬松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業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它們占用了稀缺的資源，實際上對高效率但得不到信貸支持的企業造成了傷害。下一步，需要對那些“僵屍企業”動手術，或者重組、改造，或者幹脆退出。主動調整，還能比較平滑地度過這個階段，如果拖到徹底背不動的時候再來卸包袱，可能就晚了，將對經濟造成更大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