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更多遺址在雕零中 隋唐長安城怎麽保護？

安化門20世紀末情況還不錯。幾年後，企業蓋起來了，配套的商業機構蓋起來了……遺址所在的地方，成了某個學校操場的講臺。大名鼎鼎的玄武門，如今也被壓在一座學校的教學樓下。

按照規定，建設工程在開工前，要先經過考古勘探。而很多施工單位，會擅自繞過這一步。最後挖出文物來，執法部門也只能依法罰款了事。

一位考古學者說：“還可以從中搶救的就這些：傳統的綠地和廣場、城中村改造、地鐵站修建。開發商能留一點時間給我們發掘就行，成本並不大。”但現實是，如果沒有政府幹涉，開發商當然更願意趕工。

一個被重型機械鑿開的大坑，正靜靜躺在西安市南二環與桃園南路的交界處。這是“大唐西市三期佳郡”住宅地產項目的施工工地。

2015年3月，有大學生路過，看到有人正在坑邊撿拾陶器、瓷片、“開元通寶”。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前副院長張建林和同事田有前聞訊趕到，發現除了大量文物，坑里還暴露著五個唐代的水井遺跡。緊急上報文物部門後，這塊工地目前已停工。

如果把唐代地圖覆蓋上去，這塊地方正處在唐代西市九宮格式布局的西南格。現在，西市西南隅，成了隋唐長安城諸多被破壞遺址中的一處。

西安人常引這座城市曾有過的“漢唐盛世”為豪。但當被問起“唐城墻在哪兒”，多半人會條件反射地把手指向那段周長13.74公里、“中國現存最完整”的明城墻。

少有人知道，埋藏在他們腳下0.7m-1m，承載著他們心中榮耀的隋唐長安城，在過去十幾年疾風驟雨的城市建設中，已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壞，僅存的一些遺址，也岌岌可危。

隋唐長安城的確切稱呼，其實是“隋大興唐長安城”。由隋文帝楊堅下令興建，占地83.1平方公里，是今日西安明城墻內範圍的七倍。與其同一時期興建的，還有隋唐洛陽城。

2014年11月，《隋唐洛陽城——1959-2001考古發掘報告》出版，很多西安的考古工作人員為此唏噓不已：到2001年，隋唐洛陽城已有212處發掘點，而隋唐長安城，直至現在挖掘點還不到30處。

作為省會城市，西安比洛陽在保護發掘上有著更多不便。而最不便的是，不同於洛陽市毗鄰隋唐洛陽城而建，西安市方方正正地落在隋唐長安城的原址上。

“現在只能寄望於未來城中村拆遷，或者地鐵站修建時，能讓我們這些考古的去做一做發掘。”張建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把這稱作“隋唐長安城最後的機會”。

“模範人物”的大坑

“西市三期的大坑里，遺址肯定破壞完了，但是井比較深，還能留點兒做搶救。”張建林向南方周末記者不無惋惜地說道。

西市歷來被認為是隋唐長安城中，宮殿遺址之外最重要的遺址。這里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一千多年前，胡商們在這里著胡服、吃胡食，買賣珠寶、銀器，很多人死後就葬在長安城。唐長安城之所以被稱為“國際都市”，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有這塊“國際交流中心”。

在2006年“大唐西市”一期工程時，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考古隊曾對涉及區域進行了考古發掘和部分保護。發掘部位在唐代西市九宮格的正北格，發掘面積約為唐代西市的1/8。挖掘的最大成果，是西市的十字街、石板橋和涵洞等。

像這樣能在城市繁華地帶進行的考古發掘很少。環繞著現今的“大唐西市”商業區，許多重要的政府部門高高聳立，比如西安市規劃局、陜西省國土資源廳。這些在21世紀後興建於唐代西市遺址上的建築，從沒聽說過有任何配合基建的考古發掘工作介入。

在參與了“大唐西市”一期工程考古發掘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歲利看來，西市能挖那1/8，已是僥幸。原因之一是，開發商呂建中是個收藏愛好者。

呂建中本來想做的是高層住宅，十字街挖掘出後，項目泡湯了。陜西省文物局和呂建中溝通後，項目改為在十字街原址上建博物館，周圍再進行文化地產開發。

也只能允許他們開發，把挖出來的遺址全部保護起來不太可能。何歲利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一方面，遺址其他部分的保護情況不是很好，信息不是很完整；另一方面，全面保護的話，就沒有今天的‘大唐西市’了。”

“今天的大唐西市”，是呂建中後來建的包括古玩城、風情街在內的文化地產項目。這些項目依托的正是他投資3.2億修建的大唐西市博物館。

“西安房價不高，當初呂建中如果建住宅的話，根本比不上現在的收益。”陜西省文物部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更重要的是，除了商業上的收益，呂建中也獲得了政治上的好處。

“大唐西市博物館”後來一直被作為利用民間資本保護文物遺址的典型，而呂建中則是保護文物的“模範人物”。他先後被評為“全國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中華文化人物”“2011年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傑出人物”，連任三屆西安市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並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但如今，破壞了西市東南隅遺址、處於停工狀態的“大唐西市三期佳郡”，也是這位布滿光環的“優秀民營企業家”名下的工程。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和《陜西省文物保護條例》等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建設工程在開工前，都要先經過考古勘探。

勘探是考古發掘中基礎性的一步，目的是初步了解地下情況，但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地面情況複雜、勘探技術限制，誤勘、漏勘時有發生。而很多施工單位，為了不耽誤工期，總會擅自繞過這一步，最後挖出文物來，執法部門也只能依法罰款了事。

至於西市三期工程，究竟是沒有進行勘探工作，還是勘探了卻沒有任何發現，西安市文物稽查隊至今還在調查中。

那叫什麽考古？

過去六十年里，新中國對隋唐長安城的保護和發掘也有重視。

最早的工作始自1957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為此專門成立了一支考古隊派到西安，就叫“唐城考古隊”。考古隊當時對整個隋唐長安城的遺址進行了全面勘探和一些早期發掘。

2000年後，陜西省和西安市的文物保護部門，在一些重要的遺址上進行了修繕和展示。比如含光門遺址、西城墻南段、興慶宮部分遺址等。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被當作遺址保護典範、在古遺址保護經驗上被廣為傳頌的大明宮遺址。

“同樣是唐長安城的三大宮殿之一，興慶宮，我們至今連一份完整的遺址平面圖都畫不出來。隋唐長安城110坊，我們連一處完整的遺址都沒揭露過。”張建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甚至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隋唐長安城考古就只等於大明宮考古。”

這麽多年，關於隋唐長安城的考古報告也只有兩份：《醴泉坊遺址》、《醴泉坊三彩窯址》，就這也都是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出版的。

張建林參與了在醴泉坊的那次發掘。1999年，一個收藏家在西安市西郊的一個建設工地發現了一批唐三彩殘片和窯具。陜西省考古研究所介入發掘時，工地里的兩座樓已經開建，考古隊只能在兩樓之間進行發掘。

“那叫什麽考古？我們在人家挖的基槽里，清理了半個殘窯，撿了點碎片。”張建林說道。

另一次“虎口奪食”式的發掘在2009年。當時，西北大學附近的邊家村、黃雁村進行城中村改造。施工過程中，有人發現了唐代遺跡。張建林上報文物部門，最終爭取到200平米的發掘面積。在這次發掘中，他們發現了通義坊的東西街、南側排水溝遺跡，以及部分骨器、錢幣、經幢。

“通義坊是皇城南的第二排坊，是個小坊。如果建設能往後推半年，那我們就能做一個比較完整的發掘。”張建林很遺憾。

這也是法律允許的遺憾——法律規定，在建設中發現文物的，要由文物部門根據保護文物的要求，與建設單位共同商定處理辦法。盡管大多數時候，解決方案都是文物部門說了算，但也有一些時候，文物部門拗不過強勢的商業力量。

張建林發掘的那一小塊通義坊唐代遺址，最後解決方式是：施工單位在其它地方重新劃定一塊地方做發掘。但土層挖開，下面卻全是現代的地下水管道，考古工作只能放棄。

兩年挖了十幾年的

被當作範本的大明宮遺址保護，也並非毫無爭議。

大明宮遺址建成前，陜西省文物局沒少到西安道北做群眾工作——道北，亦即西安火車站和鐵道以北。1938年花園口決堤事件後，大量河南省難民沿火車道走到西安，定居道北。道北人一直居住在用簡易磚瓦搭建的房子里，沒有排水設施，廁所也總是臭氣熏天。

1980年代初，國家文物法推行，道北地區作為唐大明宮遺址所在地，被要求不能進行各種大型建設。眼見其他地方不斷起高樓、建工廠，道北人心急火燎，卻動彈不得。很多次，執法人員到遺址區進行興建違章建築執法，都被村民堵在村子里。

2005年，有記者曾去道北采訪，看到一座無比巨大的垃圾山，就矗立在大明宮麟德殿遺址旁。“因為遺址上不能蓋房子，只好用來倒垃圾。”當地居民當時這樣告訴記者。後來大明宮遺址公園修建時，僅僅移去這座垃圾山，就花了500萬元。

大明宮遺址公園的修建，確實讓這些瀕危的遺址得到了保護，很大程度也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活。被拆遷的棚戶區居民都住上了附近新蓋的安置樓，並獲得了補償款。在如今的大明宮博物館里，還有一座當年的棚戶房被保留展示，用以表明大明宮拆遷改造工程的利民功績。

從拆遷到建設，大明宮遺址公園耗資120億元。作為大明宮項目的實際操盤手，曲江集團用自己慣常的“文化地產”模式解決了這筆資金。時任曲江集團董事長段先念，曾前後遊說各路地產商人為大明宮投資，幫助大明宮拆遷、建設安置房，政府再回報以周邊地皮，最終，靠大明宮旅遊拉動周邊消費與房價的雙重上漲，投資者們由此收回成本。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何歲利從1990年代末開始，就參與了大明宮考古，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遺址公園的建設這件事，是要“留待後代檢驗的”。

“2008年大明宮建設開始前，我們對大明宮的發掘也有半個多世紀了，都是循序漸進的，總共發掘面積也就那麽一點點。考古也需要沈澱、研究，需要花時間。但2008年開始建設，2010年就要開園，兩年時間，要發掘的面積是過去同樣時間里發掘面積的好幾倍。”何歲利無奈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文物部門對於考古挖掘的需要並非沒有考慮，他們要求施工方將所有建設都避開遺址，並本著節約資源的原則，盡量減少建築。比如大明宮遺址公園的地下文物博物館，就是直接依托於一個多前村民們私自挖鑿的垃圾坑而建。

“整個大明宮遺址的保護模式，對遺址利用而言自然是好的，對城市發展也是好的。對文物保護的宣傳也很好。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對遺址造成了某些破壞。”何歲利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道。

至少對於文物部門工作人員而言，他們再也不必擔心，隔三差五要去面對村民們增加收入的訴求，也不用擔心一覺醒來，遺址周邊又被亂搭亂建。最重要的是：大明宮遺址至少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他們連探測到的位置都是錯的

更多遺址在雕零中。和西市遙遙相望的東市，這些年也起了不少建築，卻沒聽說有遺址發現。

距離西市遺址往東不遠處，就是今天的西北大學所在處，也就是張建林所發掘的“通義坊”區域。82歲的西北大學歷史教授李健超住在這里。“前些年，從我們這里，還能看見小雁塔。”坐在自家陽臺上，李健超向東南處指去。如今眼前卻只有林立的高樓——高層建築意味著更深的地基，也意味著，如果地下有遺址未經挖掘，必遭滅絕性破壞。

李健超研究隋唐長安城幾十年，“閉著眼睛都對隋唐長安城的大街小巷一清二楚”。可近十幾年，他只能睜著眼睛看著這座“資本主義社會之前，人類歷史上最大都城”不斷被破壞。

早年他寫過《隋唐長安城清明渠》，探討清明渠作為隋唐兩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對長安城供水的作用。“清明渠當年是從安化門一路下來流到現在的西北大學。”李健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今，西北大學整修暖氣管道，已經把清明渠全部挖掉，只剩下兩米多殘址。

李健超提到的安化門，20世紀末保存情況還很好，穩坐在西安南郊一處城中村的空曠地帶。那時何歲利常去調查，“遺址的門墩都在”，幾年後，城中村的企業蓋起來了，配套的商業機構蓋起來了，安化門消失了。何歲利再去拜訪，只能判斷以往遺址所在的地方，成了某個學校操場的講臺。

大名鼎鼎的玄武門曾是隋唐長安城宮城的北門，如今它被壓在一座教學樓下。不遠處，一所駕校里，有一處北城墻保存了下來。文物部門把它用土石圈護起來，立了塊遺址保護碑。何歲利最近去考察時，碑已倒地。

“唐長安城最重要的兩個門，是通化門和開遠門。”李健超介紹。

西市是絲綢之路貿易的起點，西門則是胡商離開長安城西去的起點。開遠門遺址所在地，是現在西郊的大土門村，門址已被現代建築覆蓋。“其實花不了幾十萬，買一百平方米地，就能把西城門保住。”就在不久前，李健超還向文物部門建議。

至於東門，1950年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探測報告稱，已遭損壞。但李健超研究發現：“他們連探測到的位置都是錯的，錯了一百多米。”

宮城城門中，承天門保存較好，遺址現在坐落在蓮湖公園內。隋唐皇帝祭天前，要先在承天門上舉行盛大的儀式，再移步如今西安南郊的唐天壇。

唐代的天壇叫做圜丘。1999年，何歲利所在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唐城考古隊曾在此處做過考古發掘。結果讓所有人興奮：北京天壇只有三層，分東南西北四面臺階；而唐代圜丘有四層，一圈分布著十二面臺階。

“按照《大唐郊祀錄》的記錄，它都是有講究的。”何歲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四層，哪一級官員在哪一層級祭祀，都有嚴格的限制。十二面臺階是按十二星宿排布的，皇帝要從正南面的臺階登到最上面一層祭祀，因此正南的臺階要比其他十一面都寬。”

1999年做完圜丘發掘，文保部門用圍墻將圜丘圍了起來，對遺址本體進行了夯護，在遺址旁邊修建了木棧道，人可以從棧道走上去觀看。

但沒有多少人關心這個地方，圜丘也沒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圜丘現在欠缺維護。“可能再過一兩年草又長上了，又荒了。”何歲利擔憂地說。

對於保護難度，何歲利也能理解：“文物部門作出保護規劃，還要上報上級部門審批，有時候涉及規劃部門，各部門又要協調。現在亟待解決的遺址這麽多，都得一個一個來。”

假遺址起來了，真遺址怎麽辦？

也有一些遺址保護案例被人稱道。比如唐皇城含光門遺址的博物館式保存，以及高新區西城墻南段遺址綠化帶。

2005年左右，高新區要進一步在西安市西南郊做開發，考慮到規劃開發的地區，恰好埋著唐長安城外郭城西城墻南段，也就是延平門一段，陜西省文物局拉高新區管委會坐下來談。

談的結果是，高新區管委會把已發掘的一段唐城墻，建設成遺址公園；把延平門遺址建設成延平門廣場，再把尚未發掘的唐城墻一帶做成了綠化帶。“綠化帶可以預留，也不會對遺址形成大規模的破壞。可以把遺址留下來，可以給後人去挖。”何歲利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後來曲江集團在南郊建設時，也發現了一段城墻，於是仿效西城墻綠化帶，做了一個南城墻遺址公園。在這個條狀公園里，開了幾個地面上的小視窗，低頭便可見墻址。

也有考古工作者對曲江集團不認同。“借一丁兒遺址保護作秀，再建破壞更大範圍的遺址。”有考古學者痛心疾首，向南方周末記者抱怨。這個文化產業集團，以“遺址公園”的名義，在唐曲江池原址上修建了新的曲江池，並在周邊建以大量仿古建築，但所謂的“曲江遺址”，只進行了部分鉆探，並未進行任何考古發掘。

真正的古遺址卻留存不多。

“還可以從中搶救的就這麽幾類：傳統的綠地和廣場，城中村改造，地鐵站修建。”張建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施工時，開發商能留一點兒時間給我們發掘就行，成本並不大。”

但如果沒有政府幹涉，開發商當然更願意趕工而不是拖延工期。

張建林關心的里坊發掘，就更困難——不同於西安明清城墻內的全面保護，隋唐長安城一直是被點狀保護的：大明宮、興慶宮、青龍寺等遺址區域，屬於文物保護單位、建設控制地帶。但大片的里坊區域，並沒有這樣的優待，按規定，建設單位只需在開工前進行考古勘探即可。而勘探這件事，又時常被躲避。文物部門也力有不逮：以往，文物安全執法主要靠當地政府和公安機關，後來成立了專門的文物稽查隊，人手依然捉襟見肘。

張建林希望政府能出面建立一個隋唐長安城考古地理信息系統，這個系統需要打通文物局、城建局、規劃局、國土資源局，及時在系統上共享最新的城市建設動態，考古部門也把一些已知的文物發掘點、文物密集區域在今天城市中的位置標示上去。

政府部門是否能接受他的建議還未可知。已知的是，他“完整挖掘一處里坊”的願望，在拔地而起的高樓中越來越不可能；而他心心念念的興慶宮遺址完整平面圖，在現時複雜的地表情況下，恐怕也難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