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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初在上海，公交車上和地鐵站張貼的一則廣告頗為醒目：徐靜蕾笑容可掬地說,「我非剩女，亦非財女」。老徐錢夠不夠多？只有她自己清楚，但她會擔心自己變成「剩女」嗎？有些矯情了吧。這與上海需要的人才結構不符，起碼同我們目前的人口性別結構不符。
陰陽之間的合理平衡
10月31日誕生的一個嬰兒，標誌著人類世界邁過了又一個里程碑：人口突破了70億。人類這第70億個幸運兒是今年出生的7800萬個小孩中的一個，目前地球平均每小時誕生一萬人，每分鐘150個。在地球是否還能承載如此龐大人群的擔憂裡，這可是個好的訊息：人口的增速正在放慢。
準確地說，這個幸運兒在人類的排序其實是第1080億號，是我們共同生存的大池子裡最年幼的成員，大約有1010億的人類同胞在我們之前已經流出了這個池子。25萬年前，現代人類產生之初，人口才數千；7萬年前現代人走出非洲之際，人口不過1.5萬；1萬年前人類文明初顯曙光時，也才數十萬人而已；到了19世紀初，世界人口才攀升到了10億（中國人約佔其三分之一）；20世紀初全球人口增加到15億，1950年則為25億（中國人佔了約四分之一），其後的50年裡卻大增了35億（中國佔了其中的19%）。想一想，能夠同時活在這個星球上，在同一個生命池子裡的這70億人佔了25萬年以來全部人類的7%，你我多有緣分！
21世紀又會怎樣呢？過去40年裡人口的年增長率從2.1%減為1.1%（中國過去10年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57%），所以聯合國估算，到了2100年全世界的人口可能在100億左右。可搞得不好的話，會高達160億。
一個看來費解的變化是，經濟越發展，糧食和其他生活資料越豐富，人口增速反而放慢了。這個與馬爾薩斯人口理論逆向而動的變化，在19世紀的歐美國家就已開始，近年來在亞洲各國也凸顯出來。其中關鍵的因素，首推婦女的教育和收入，程度越高，她們生育的傾向就越低，而且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都適用。
應對人口的過速增長，除了提高生產力外，城市化無疑是個重要的措施，城市可以容納的人口密度比鄉村要高出許多。美國的城鎮居民從19世紀初的10%發展到20世紀初的90%。這100年左右的時間裡，世界最大的城市從十個有七個在亞洲，變化到有八個集中到了歐洲和北美。在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裡，上海的居住人口至少增加了150%，在目前全球的十個超級城市中排第九，而亞洲重新佔了七個。除日本東京（3200.5萬）超大，上海（1600.7萬）和第二位韓國首爾（2000.6萬）及第十位菲律賓的馬尼拉（1600.3萬）其實都不相伯仲。
本文的興趣，當然是集中在城市化過程中，陰陽之間的合理平衡。這個考慮的重要性，筆者認為，是越來越緊迫了。第一，城市化的速度在放慢。30年來的高速城市化，使得我國人口居住在城鎮的從20%多提高到了目前的46%。進一步的城市化將更強調品質而非速度，主要是「陰」的內涵；第二，女性工作者的供應明顯慢於男性，而性別結構的失衡會越來越制約高品質的城市服務。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解析美國勞動力結構的變化時指出，城市化所需要的各類服務將越來越倚重「陰性」就業，不管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是如此。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地區一樣，傳統上偏愛男孩，因此新生嬰兒的性別結構達到了100：120，嚴重偏離了天然的100：106的陰陽比例，有些地區一度甚至偏誤到100：129。長期扭曲的後果很嚴重，目前已經多出的2500萬男童，將來在就業和婚戀上都很有困難。更令人不安的是，「光棍」過於集中的地方，陰陽得不到平衡的結果之一，男性荷爾蒙會聚集到危險的高水平，從而對社會安定和正常秩序構成威脅。歷史上各國社會治安的經驗無不驗證這個規律。
從韓國的經驗來看，它目前的國民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了1.2左右，甚至比法國還低。總和生育率的變化取決於女性，她們的基數規模和個人的生育意願。從個人的意願來看，韓國的婦女的教育程度和就業收入隨著國家發展和經濟的崛起，有了極大的提升。
結果之一，是她們的生育和成婚的意願大打折扣，選擇晚婚甚至獨身的婦女越來越多，即使結了婚她們也不願多生孩子。從女性的基數規模來看，由於韓國有偏愛男孩的傳統，新生兒的性別曾嚴重失衡。這種傾向近年來雖說已得到糾正，但慣性仍在延續：韓國家庭的第一胎的男女性別比是104：100，但第二胎的男女性別比就變成了113：100，第三胎的這個比例上升到185：100，而第四胎的比例就更達209：100。人為選擇非常明顯。將來形成勞動力和婚齡人群的性別結構，自然也是嚴重扭曲的。對於韓國改變人口萎縮趨勢的努力，上述的兩個因素構成了艱巨挑戰。
剩男的困擾遠超剩女
因此，剩男引起的困擾要遠比剩女來得嚴重。歷史的經驗一再證明，戰爭的浩劫之中，男性的喪失要大得多，但人口並不難迅速得到恢復。因為人類的生殖能力結構的性別差異極大，比例過小的男性能輕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懷孕生育。反之卻不可能，性別結構嚴重失調的情況下，過剩的男性卻無法使人口恢復正常。他們甚至無法正常娶妻生子，其負面的影響將是多方位和深遠的。
例如，日本的房地產市場長期走下坡路時，最大的因素其實是日本人口規模的減縮、更嚴重的人口老齡化、人口撫養比劇減。日本的另一個問題是女性勞動潛力的巨大浪費。
這個話題也相當有趣，這裡有一個簡單數據對比，就可以顯示日本這種失調的嚴重性：日本得到大學學位的有一半以上是女性，但畢業後女性就業的不足三分之二，自願放棄工作機會的高達73%，而後自願恢復工作的女子，能夠找到工作的只有43%，其中還有許多不是全職的工作。相對照的是，美國完成大學教育的女性不謀求全職崗位的不到30%，而後自願恢復工作而能找到職位的有73%。
假如我們能從上面的觀察得到些教益的話，我相信，從上海來看，女性的職業生涯將得到更多的重視；從全國範圍來看，女性發展的機會將比男性更有利。（這點上沒看明白為毛這樣結論）
從個人層面看，女性將有更寬廣的挑選餘地。老徐選擇晚婚或者不婚，是她獨立自主和能力的表現，而非被迫「剩下」的結果。當然她的基因如此之佳，不給中華民族添個寶寶，未免是個大浪費。被迫「剩下」的，其實是男孩子們，目前孩子性別結構失衡，遲早會嚴重損害男子的利益。
從家庭層面看，人們發覺給兒子娶媳婦將變得困難起來，也許你必須築巢才能迎鳳。有時你買了房子幫兒子娶親，還不能如願以償。
從政策層面看，筆者以為，首先，上海要避免像廣東那樣，在替「一胎制」鬆綁時，規定要第一胎是女孩的情況下才能允許生第二胎，最好能直接允許生兩個。其次，作為城市長期發展的規劃，要研究、收集、公佈上海所需要的「陰和陽」的技能結構，並據以預測需要多少「陰性」人才和多少「陽性」人才，以便在培訓上有所導向，在順應市場需求上未雨綢繆。
這方面有可供借鑑的做法，例如，美國的城市不但公佈就業的平均薪資，而且按職崗的「陰陽性質」分類,分別列出體力型、人際溝通型、分析型（physical、social and analytic）工作的平均報酬和市場對它們的需求強弱。
這類信息非常有用，能幫助城市化進程裡的各方有效地進行決策。
（作者係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