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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司如何自由出生 「阻力很大，跟各路人馬PK」

頂著「滅了一個行業」、「改掉一個機構」的反對和質疑，深圳商事改革最後還是衝破重重阻力，把註冊公司的門檻降到了最低。接下來，人們期待的是行政審批體制改革能夠更快推進。

「現在門檻基本沒有了。」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監管局」）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13年3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正式實施，以立法的形式結束了自《工商企業登記管理條例》頒佈31年來，工商註冊需要「過五關斬六將」的折騰史。

根據這一規定，工商註冊不需要驗資、不需要地址審核、不需要資質審批，免交註冊登記費，註冊新公司領取營業執照的程序變得非常簡單——幾個股東，簽一個公司章程，有一個住所，就可以辦了。

一位深圳代理註冊公司的合夥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認為沒有必要再找代理了。」過去，工商註冊最少需要一個月時間，現在已經縮減到幾天，名稱核准後即可辦理執照。

比深圳市更早啟動這一改革的是珠海市橫琴區、佛山市順德區和東莞。早在2012年4、5月間，這些地區就分別以政府文件、政府規章的方式率先推行類似的商事登記改革。只不過，深圳和珠海這一次是國內率先用立法的形式來推行此項改革。

這項改革看起來風平浪靜，事實並非如此。一位參與改革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我們遇到的阻力很大，跟各路人馬PK。」

「打倒一片」

「你的一張紙就可以讓註冊會計師行業的上萬人失業，其中有不少是這個行業的優秀人才，這將會給社會帶來不利影響。不僅剝奪了國家賦予註冊會計師的驗資的法定業務，也剝奪了註冊會計師的審計的法定業務。」

這是一位在深圳執業超過十年的註冊會計師2012年6月在網上的留言。當月，深圳市法制辦在網上徵求《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草案）的意見。

當時最多的反對意見來自深圳註冊會計師協會。因為註冊資本認繳制、年檢不用提交驗資報告，對他們業務衝擊很大。

一位會計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改革至少改掉了會計師事務所1/3的業務，「打倒一片」。深圳會計師事務所普遍規模不是很大，主要業務還停留在審計、注資報告上。改革後，除了外資需要審計外，這些所就只剩下諮詢業務了。

深圳註冊會計師協會「鬧得很大」，甚至還去市政府、法制辦抗議。2012年8月，規定在人大審議的時候，就有一名來自會計師協會的代表明確反對。他的理由是，這個草案若是通過了，就和公司法的註冊登記制度規定衝突。

深圳市監管局領導帶隊跟協會溝通。其實，深圳市監管局從2010年就開始陸續和四大行合作「工商E線通」（錢到賬，就可以看到銀行編號，信用對接，就不用提交驗資報告）。換言之，不管立法是否出台，驗資是已經砍掉的部分。

深圳註冊會計師協會秘書長周上忻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請求，她表示，此前是出於完善制度的考慮向上提意見，協會理解政府、支持改革。

對這項改革懷有疑慮的還有各地工商部門。在2012年12月國家工商總局於深圳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一些地市工商局局長擔心，「改革會不會把工商局改沒了？」

深圳倒不擔心「工商局改沒了」。因為深圳本來就沒有工商局了。2009年8月，深圳市人民政府機構改革，將工商局、質監局、知識產權局的職責，以及衛生局餐飲環節的食品安全監管職責整合劃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但其他地市的工商部門就比較擔心。事實上，這個改革，只是讓工商部門把職責重點從清除無照經營放到後期執法——反不正當競爭、消費者保護等方面。

「他們暫時不能理解，或者說沒有想好。」深圳市監管局一位人士說。

與會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甘培忠也當場表示，條件沒有成熟，自己一點都不看好這次改革。甘培忠後來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商事登記改革，要改的是行政審批，深圳沒敢大動這一塊，而是動了資本制度，有點劍走偏鋒。

甘培忠擔心，改革註冊資本制度後，會出現大量皮包公司，信譽體系亂套，債權人的權益很難得到保護。

「猛地還給他們，不習慣了」

深圳商事登記改革的一項內容，就是要去掉營業執照上的經營範圍，即去掉前置審批。註冊人拿到營業執照之後，再去相關部門審批，把審批權還給相應的監管部門，誰審批誰監管。

深圳市監管局歸還審批部門監管權，各部門的不適應隨之爆發，監管執法成了大問題。以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為例，審批程序調整後，娛樂、印刷、網吧等21個原本由監管局和文體旅遊局共同查處的執法事項，一下子全部落到了文體旅遊局一家頭上。

深圳市文體旅遊局市場監察與執法協調處副處長夏向陽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深圳全市文化執法編制人數只有121人，原本要應對一萬多持證文化經營場所，審批劃轉後意味著原本由監管局負責的無證文化經營場所也要納入管理範疇，初步估計無證場數量已經超過萬家，「市場監管壓力巨大」。

「依賴我們慣了，猛地還給他們，不習慣了，反彈了。」一位改革參與者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說，每次只要各個部門坐在一起，一談改革，他們就提這個要求——能不能給我們保留前置審批？

2012年5月，實施方案推進意見出來後，協調會開得多了，各個部門都是一把手參加，「個個都義憤填膺」。

這類協調會通常由市長、副市長主持，協調好多次了，有時候市長也幫各個部門說話，「你們考慮考慮能不能分步走，比如文化、藥監，先把它們作為審批前置？」但市監管局態度還是很堅決，跟主體相關的前置審批保留，跟經營資格相關的一律不保留。

審批後置已成定局，其他部門轉而要求「人隨事轉」，希望從市監管局分流人手到相應部門。據一位接近深圳市編制辦公室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將有約120名人員分到深圳的十個區，再由各區協調分配到各個部門。

執照版式之爭

深圳的這次商事登記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借鑑了香港的做法，資本認繳制、年報制、信息平台、電子執照等規定都差不多。但也有差別，例如香港實行除名制度，企業不存在了，沒收資產給政府，深圳相應採取的是經營異常名錄製度，把企業名單從正常狀態移到非正常企業庫裡。

在規定草案中，原本還有一條是個體工商豁免登記，也就是取消個體工商戶登記。這是借鑑香港特區、澳大利亞、韓國、法國等地的做法，譬如香港個體戶管理就是一張稅務登記證，沒有工商登記。

規定草案一審後交到了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隨後法制委帶著改革工作小組、法制辦工作人員，一起去全國人大法委會、法工委、國務院法制辦、國家工商總局匯報。

這些部委都表示了支持，同時也提醒要注意某些風險。對個體工商登記豁免都持保留意見，覺得時機還不成熟。在深圳徵詢意見的時候已經有類似反對聲，最終規定出來時，這一條還是去掉了。

而關於是否採用新版工商執照，也成了個麻煩事。2012年11月，深圳開始向國家工商總局爭取新版的工商執照。

國家工商總局最早的批覆，是讓深圳在執照上的「註冊資本」一欄後備註「認繳制」，「經營範圍」一欄則統一寫上「一般經營範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有專項審批的項目除外）」。這也是比深圳更早啟動試點的佛山順德採用的版本。

在國家工商總局看來，營業執照全國統一，而且把這些事項記載在執照上也沒什麼問題。可是深圳希望，執照上只刊載四項信息：企業名稱、住所、法定代表人、成立日期。如果要瞭解公司資產、經營範圍、信譽等信息，可以通過執照上的網址——企業信息平台去查詢。

如果執照版本還是按照原來的九項（企業名稱、法定代表人、住所、公司類型、經營範圍、成立日期、營業期限、註冊資本、實收資本），就等於否定了立法成果。但最後，深圳還是退了一步，本來說是四項，退讓成為五項，加上了企業類型。

為了這個，會開了很多次，深圳市監管局去國家工商總局當面匯報過一次、廣東省工商局去了幾次，國家工商總局來了廣東省局一次，來了深圳市一次。其他電話溝通、文件匯報無數次。

倒逼行政審批改革

深圳商事登記改革，只是簡化了營業執照辦理流程，關於後期行政審批的內容並無涉及，可以說一個也沒少。相比之下，東莞和順德的改革都明確提出要精簡行政審批。

行政審批是企業經營中的一大難題。在2013年3月8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賴明發言稱，目前仍有企業家感慨，投資一個項目竟要過53個處、室、中心、站，經100個審批環節，蓋108個章，全程需799個工作日。

而早在2012年7月，廣東省就已經領風氣之先，由廣東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牽頭，開始了一場行政審批體制改革，當月就清理了第一批179個審批項目。這項改革仍在推進之中。

深圳商事登記改革雖無精簡行政審批的內容，但客觀上也起到了倒逼其他部門放開或簡化審批的功效。

2013年3月13日，深圳文體旅遊局召開內部會議，研究如何更好地應對商事登記改革。改革前後，這樣的會議曾開過多次。夏向陽透露，他們正在討論查處無證場所辦法的初稿。除了後期監管，在審批政策上降低門檻，取消、下放一批行政許可事項，也許是更好的辦法。

在深圳文體旅遊局內部，已經有人提出，能否向文化部、深圳市政府提議試點取消網吧審批許可？此前，理髮店、桑拿場所等原本需要文化行政部門審批許可的項目，放開後看來也在可控範圍。

民企「參軍」，看上去很美 「陣痛和阻力不可避免」

「如果說有競爭，那也大多是軍企和軍企之間的，特定領域民企基本無法插足。」

民企涉足軍工，軍工裝備的核心技術如何做到保密？

軍民融合正成為資本市場上炙手可熱的概念之一。

據《上海證券報》報導，停牌5個月的A股成飛集成近日披露重組預案，公司將獲注殲擊機和空面導彈等軍工資產，交易估值達158.47億元。控股股東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的防務裝備核心業務及資產將就此實現整體上市。

這也是繼中國重工之後，又一家上市公司獲得巨額軍工資產的注入。中航工業董事長林左鳴在接受採訪時還表示，希望把中航工業的每個業務板塊都做成上市公司，中航工業母公司作為持股股東。

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相一致，李克強總理也在他的首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在經濟大環境的過渡期，受經濟波動影響最小的軍工產業被看好。政策瓶頸被打破後，軍工市場的壁壘也將向民營資本逐步放開。這也被認為是轉型期刺激經濟的利好因素。

然而真正的融合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對進入軍工行業實行的許可證制度，事實上就說明了這個行業既有的制度壁壘，除此之外，人才、技術、資金等等門檻，都在考驗著民企們的智慧與耐力。

軍企民企，誰融合了誰

在軍民融合中，軍隊率先邁開了走向民用市場的步子。由於許多軍用技術可以移植到民用設備的製造中，傳統的軍工廠往往擁有著「一專多能」的生產線。

「軍企要提高效益，因為軍企光吃軍隊的單子是吃不飽的。」接近某軍工科技集團的人士稱。

陝西某國有航空產品公司專注於軍用黑匣子等航空用品生產。與此同時，該公司還涉足列車上的信息記錄儀。在高鐵快速發展的環境下，軍用生產線得以被雙向乃至多向利用。該公司總經理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民營企業目前還沒有進入軍工領域的優勢，因為生產軍工不以利潤為唯一追求，且涉及政治責任，民營企業看起來「不令人放心」。

《中國軍民融合發展報告2013》稱，截至2012年底，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了軍民結合專項資金或通過其他渠道支持軍民結合產業發展，資金總額達16.6億元，同比增長33.5%。這些資金有的用於軍轉民專項扶持，有的用於軍民技術雙向轉移。

大規模的政策利好下，接近某軍工科技集團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現在的軍民融合多以軍企為主體，為了釋放軍企多餘的生產力，提高效能創造收入，原有的生產線往往按照軍用和民用4︰6的比例進行生產，保證為部隊服務同時，也為市場服務。

軍企大步向前尋找新市場，民企卻面臨這樣的困境：門檻高，前進難。

前述報告同時指出，軍工行業自成體系，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配套相對封閉。一些軍工單位憑藉武器系統總體的優勢地位，在配套任務分工上不可避免地向內部傾斜，「儘管民企具備承擔任務的能力，但實際參與仍然有限」。

軍工集團亦屬國企，許多還是大型國企，國家對其經營業績的考核直接影響未來發展。由於考核的主要依據是經濟規模和經濟效益，大型軍工集團往往在競爭性採購制度並不健全的情況下，將配套任務「內部消化」，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如此還可以爭取到國家投資，加大併購民企配套單位的力度，導致軍工科研生產任務不斷向軍工系統集中。軍民「融合」便可能以壟斷的形式達成。

原本意在使軍隊借鑑「購買服務」的模式，以更少投入在更廣範圍選取優質「服務商」，現實卻削弱了競爭和創新。

以軍企為主體的融合現狀短期內無法避免。「如果說有競爭，那也大多是軍企和軍企之間的，特定領域民企基本無法插足。」上述人士稱。

保密做好了，才會跟你做生意

有足夠的市場容量，民營企業才會嗅到商機來申請許可證。

《艦載武器》雜誌執行主編石宏這樣描述這個市場的容量，「解放軍大規模的換裝還沒有完全開始呢，市場就已經開始變大了。不管陸海空，裝備還很落後，都需要改進，每個軍種的裝備種類又是成千上萬」。

供不應求是這個市場的寫照。「從殲-10就可以看出來——成飛（成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簡稱）那麼全力生產，還是不夠。」一位熟悉該行業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從2005年6月原國防科工委頒佈《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實施辦法》起，到十八屆三中全會，軍工領域的大門一直在為民營資本徐徐打開。市場和政策的利好已經將民營企業推到了路口。

2012年，國防科工局共向60多家民營單位發放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證。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一份工作簡報的數據，彼時獲得許可證的單位總數超過1800家，其中非公企業超過500家，超過總數的1/4。

石宏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目前的民企參與的環節其實不少，但主要是涉及後勤物品、材料供應、輕型車輛、無人機等，「後勤、輔助用品、被服防化和邊角的外包工作比較多」。

「隔行如隔山」，橫亙在民企與軍企之間的，還不僅僅是技術與資金。

從市場參與來看，民企與軍企的根本區別在於產品定位。民企著眼於利潤最大化，需要控制成本；但對於傳統軍企，有許多特種軍品的訂貨量很少，限於幾輛或者幾十輛。這對於追求規模化生產、最大化效益的民品製造商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研製很久，風險就很高，建立生產線、製造模具都很昂貴。」一旦成本過高，多數民企就將望而卻步。

這也是軍企在民用領域開拓數年，效果一般的原因。「你看傳統軍工企業雖然進軍了民用市場，但是沒有什麼特別出名的牌子和產品。」石宏說。

《中國國防報》曾報導，瀋陽某汽車零部件製造企業曾參與過軍用汽車的研發和製造，並承攬過聯合國採購大單，為聯合國派往世界各地的維和部隊、急救醫院和科研機構等提供特種車輛。但企業經理人仍坦言，「由於部隊的前期投入幾乎為零，大的研發項目我們不敢做。」

解放軍總裝備部對許多軍選民用裝備的採購模式也能印證以上說法。這種訂購模式被稱為「三自一參與」，即：企業自籌資金、自主研製、自主開發，軍方參與，這就意味著軍方前期投入和科研費幾乎沒有。

不固定的資金支持，在面對強調性能達標的軍品訂單時，也顯得無力。遼寧一家生產壓縮機的民營企業在研發科研難度大的軍品時，項目得不到資金重點支持，同時部隊需要的產品型號長期沒有需求或者需求量小，結果生產線利用率低，人才和設備實際上被大量閒置。

另一個問題則是，民企涉足軍工，軍工裝備的核心技術如何做到保密。在實踐中，市場的選擇反倒沒有讓這成為一個太大的問題。類似於代工企業接受委託方的質量監督一樣，業內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說，部隊和企業之間都會有保密協議，此外還會有專人經常檢查保密做得好不好，「查好了，才會跟你做生意」。

需要改變既有藩籬

民資在軍品生產中應該佔有更重要的地位，這幾乎成了一個共識。

中國海軍新一代護衛艦「蚌埠艦」贏得世人矚目，據報導，新一代護衛艦是統一招標並交付部隊使用的，具備承製資格的船廠公開競標並簽訂採購合同，大大加速了生產與交付的速度。這樣的公開競標採購模式如何推廣到更多領域中，成為民企渴盼看到的答案。

武器裝備最重要的是達到性能要求，價格並不是決定軍品採購的唯一標準。但培育適度競爭環境一直以來為軍方所樂見，因為價格信號會促使承製廠所不斷改進核心戰技性能，讓用裝部隊分享競爭採購帶來的戰鬥力「紅利」。

國防白皮書顯示，近年國防支出中，人員生活保障費用、演習訓練等活動維持和裝備研製採購經費投入各佔三分之一比例。據此測算，2014年裝備訂單將近三千億，這比十年前翻了幾番。

儘管如此，這筆支出估計不會讓中國軍隊感到寬裕。應對國家安全複雜局面，軍費缺口和任務需求的矛盾將長期存在。號稱「貴族軍種」的海軍近年開始密集接收新裝備，但仍存在老舊裝備比例高、新裝備體系不夠完善等問題，還需要持續的經費投入。中國軍隊的航母、艦載機、大型運輸機、殲-20、「嫦娥」探月等高新工程在振奮人心的同時，也需要巨額軍費保障，配套建設和不可預測的經費超支讓解放軍捉襟見肘。

利用有限的軍費投入，實現既定建設目標，倒逼著軍方必須轉型。

西方國家的民資同樣在軍品生產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從一開始就是。從演變過程上看，中國的發展路徑和西方恰是相反的過程，西方是以民資私營為起點，而在我國，則是以軍企自營為起點。

在更早一個時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從組織形態上看軍民融合反而是比較融洽的，當時動用全國一盤棋的國有資源支援「兩彈一星」、核潛艇等重大工程，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制度優勢。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軍用與民用各自走向獨立發展，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集中優勢資源辦軍工，制度建設已顯滯後。

上海政法學院海權戰略與國防政策研究所所長、教授倪樂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政府開始介入私人軍火產業。核心技術掌握在私企手中，西方國家政府開始與軍工企業簽訂保密協定，並控制軍火生產計劃。「由政府派人監管，並規定武器生產數量。」倪樂雄說。另一方面，一些軍工企業家也開始進入政府部門任職，由此也帶來了嚴峻的後果。

二戰以後，各國的軍工領域的製造商紛紛面向民用，樹立市場規則，在釋放生產力的同時，通過「軍民兩用」的技術和產品使全民受惠。

1994年，美國國會技術評估局在《軍民一體化的潛力評估》研究報告首次提出「軍民融合」的概念，要求國防科技工業與民用科技工業相結合，形成統一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軍隊高新技術得以推廣應用。美國國防部不支持關鍵武器系統主承包商間的合併，且主承包商須將所獲的合同的2/3-3/4交由分承包商承包。

美國政府頒佈的《最優購買力指導方針》規定，同一項目在採辦過程中應存在兩家以上的競爭廠商。俄羅斯對於參與競爭者的數量也有相同的規定，並在國防採購中推行競爭談判機制。

由於武器裝備的特殊屬性，不少設備研製生產定向供貨獨此一家，天然壟斷。這也造成許多民企在技術門檻面前難以突破，「不能一口吃個胖子，先要從小的來。你如果讓吉利、奇瑞去生產裝甲車，首先裝甲鋼材料就達不到標準。」業內人士表示。

這就需要政策紅利進一步釋放，讓民企從小處做起。

英國政府讓世界最大的國防企業向中小企業開放其供應鏈，比如龐巴迪宇航、波音、空客等。日本的軍工生產壟斷嚴重，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主要軍工企業裝備訂貨一度佔防衛省訂貨總額的60%左右。日本防衛省對付壟斷的辦法大同小異，提高公開招標合同的比例，以鼓勵中小企業參與競爭。

市場終將叩開軍工生產的大門，倒逼體制變革。但需要改變既有藩籬，建立市場規則，增強競爭，也正如前述軍工企業中層管理人員所說，「陣痛和阻力不可避免」。

OMT是否違憲即將公布 歐版QE或面臨阻力

本周一個標誌性的法律意見將會提醒歐洲央行其在印錢道路上面臨的限制。

一名對歐洲最高法院極具影響力的顧問將會在1月14日對從未使用過的OMT購債項目發表意見。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去年2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表達過對OMT的擔憂，稱如果歐洲央行按最初的規劃實施OMT可能會違反歐盟法律。因此，德國憲法法院請求歐洲最高法院對OMT進行裁定。

如果歐洲最高法院同意德國憲法法院的擔憂，這將對QE產生巨大的影響。歐洲央行1月22日的決策需要把歐洲最高法院的意見考慮在內。對於歐洲央行來說，推出違背歐洲最高法院對OMT的看法的QE是不明智的。

高盛經濟學家Alain Durre表示，這可能導致歐洲央行為購債計劃設置固定上限或者要求比其它投資者更優先的償還權。

無論結果任何，德國的抗議者可能都會更大聲的表達自己的意見。作為歐元區第一大經濟體的德國很可能限制QE的規模以及範圍。​德國央行已經警告稱，購買歐元區國家國債（包括希臘國債）可能讓歐洲央行面臨損失。

原告的律師Dietrich Murswiek表示，歐洲央行已經超出了自己的權限範圍，歐洲最高法院應該禁止歐洲央行這樣做。

你可以將OMT與QE劃上等號。在我看來，QE也超出了歐洲央行的權限，這可能會導致法律行動。

隨著歐洲央行和德國之間辯論的持續，歐元區經濟正陷入停滯。德國將於1月15日公布2014年經濟增長數據，市場預計德國經濟僅小幅上漲。

在美國，良好的新增非農就業人口以及零售銷售數據顯示，美國在複蘇之路上遠遠領先於歐元區。美國華盛頓智庫Peterson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Jacob Kirkegaard向路透社表示，全球經濟正處於危險時刻。

下跌的油價是一個巨大的因素。歐洲央行必須做點什麽。歐元區沒有增長，而債務負擔卻過高。在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將只有美國一個引擎。

布倫特原油價格已經從去年的每桶115美元下跌至50美元附近。油價的下跌將歐元區拉入通縮，加重了各個高負債國家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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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阻力向上

國民黨最弱勢黨主席，恐成年金改革阻力 柱柱姊朝向小眾化　蔡英文更頭痛

漢德資本：收購意大利機器人公司毫無阻力 月底完成交易

在市場盛傳美的收購德國工業機器人制造商庫卡集團遭遇阻力之際，中國-歐洲私募股權基金漢德資本則即將順利將意大利機器人企業Gimatic收入囊中，漢德資本發言人對《第一財經日報》回應稱，漢德資本作為一個中國-歐洲私募股權基金，此次收購將對雙方都有利，而收購Gimatic毫無阻力而言，預計交易將在6月底前完成。

拓展亞洲機遇

Gimatic是一家總部位於意大利的工業自動化及機器人機械手臂末端抓手供貨商，始創於1985年，總部設於意大利北部的龍卡德萊，公司為來自汽車、塑料、電子、食品、醫藥等行業的國際領先藍籌終端客戶及一級供貨商，研發及制造先進的氣動和機電抓手組件及解決方案。

漢德資本透露，這是漢德首筆獨立投資，也是漢德第二次投資歐洲先進科技公司，此次交易的總企業價值超過1億歐元。

漢德駐慕尼黑管理合夥人德威茨(Heiko von Dewitz)對本報回應稱，收購Gimatic體現了漢德投資於歐洲領先工業技術公司的戰略和價值定位，而交易將於月底完成，目前他對此次收購充滿信心，毫無阻力可言。德威茨表示，漢德資本作為一支中國-歐洲私募股權基金，扮演的角色是歐洲跟亞洲的橋梁，在收購Gimatic的案例中，可以預見到Gimatic的產品在亞洲市場的巨大潛力，尤其是中國。

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於2015年的產值為360億美元，預期至2022年以複合年增長率12%的速度增長，而中國市場將成為全球市場最大的增長動力。

另有數據顯示，從現在到2022年，中國的機器人市場將以年複合增長率14%的速度增長，主要由汽車制造業及電子電器方面的應用主導，此次收購也符合“中國制造2025”戰略，根據該戰略，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從“制造大國”變身為“制造強國”，而到2035年，中國的制造業將達成趕超德國和日本的目標。

據悉，漢德的投資將支持Gimatic的國際化及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的拓展，漢德已經為Gimatic物色及鎖定了多個與中國等亞洲工業自動化和機器人公司的合作機會。此外，漢德將持續評估不同方案，支持被投資公司，這些方案包括采用更優化的融資解決方案、推動內部及外部增長、提升運營效率、和利用被投資公司之間的互補性產生協同效益等。

德威茨稱，這對Gimatic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Gimatic在機器人和自動化機械臂末端工具市場處於領先地位，並成為工業自動化和機器人系統的關鍵子系統和推進者，Gimatic過去三年錄得20%複合年收入增長率。在2015年，公司約八成收益源於歐洲，特別是德國及意大利，亞洲同期收入占比不足一成，顯示這家新晉公司在亞洲這個全球增長最快的機器人和自動化市場有著巨大的潛力。

他認為，工業機器人將使得汽車企業將生產力最大化，提高效率及質量，尤其是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及人口老齡化的今天，絕對是全球經濟的一樁好事。Gimatic有超過100項專利技術，這些產品都被廣泛應用在不同的領域。

德威茨表示，收購Gimatic體現了漢德投資於歐洲領先工業技術公司的戰略和價值定位。漢德會為Gimatic業務增長提供支持和與亞洲市場有效連接的渠道。

歐洲受中國資金追捧

近年來，歐洲成為了中國資金競相追捧的目的地，根據數據提供商Dealogic的數據，今年以來，中國企業已經出價720億歐元收購119家歐洲公司，是去年的近兩倍，去年整年為335億歐元。意大利是中國企業在歐洲收購的第一大目的地，有14家公司被收購，收購總價為106億歐元，Gimatic是今年以來被收購的第9家意大利公司。

同樣，德國也是不少中國企業爭相搶購的目的地之一，數據顯示，在2016年5月中旬，中國投資者已經為德國企業投資了相當於91億美元的資金，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2014年全年的投資總量26億美元。

漢德資本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一家中國-歐洲私募股權基金，資深投資銀行家蔡洪平在2015年創立了這家私募基金，旨在促進目標公司在亞洲及歐洲地區的可持續增長。由於曾經在瑞銀及德銀的工作經驗，蔡洪平成功撮合了2016年1月漢德資本聯合中國化工、國新國際收購塑料和橡膠加工機械設備生產制造商克勞斯瑪菲集團，當時這筆9.25億歐元的交易是中國投資者對德國企業最大的一宗收購。

而漢德的投資策略，主要是以幫助企業定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以及幫助其挖掘西方市場和亞洲市場之間豐富的跨市場機會。德威茨稱，Gimatic跟漢德資本已收購的克勞斯瑪菲集團屬於同一領域和供應鏈，二者可以互相互補，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應，不過談及具體細節還為時尚早。而由於收購Gimatic的交易屬於“典型的杠桿收購”，漢德資本今年可能再完成1至2筆收購交易。

7月“吃飯行情”高度有限？經濟、資金或為兩大阻力

伴隨市場人氣的回暖，A股的反彈走勢也在繼續。不過由於受到萬科A(000002.Sz)繼續跌停的影響，滬深兩市股指周二漲跌互現，上證指數順利站上3000點整數位，而深成指則出現微跌，不過兩市成交量仍保持小幅增加。7月“吃飯行情”究竟會如何演繹，其高度能達到多高成為市場人士最為關心的話題，不過受到經濟基本面的壓制和場外資金入市速度的影響，幅度或許會低於市場人士的預期。

從市場全天的走勢來看，上證指數周二在小幅高開之後維持震蕩走高態勢，順利收複了3000點。而深成指受到萬科A跌停以及創業板回調的影響，最後以小跌報收。上證指數最後報收3006.39點，上漲17.79點，漲幅0.60%，成交2704億元;深成指報收10602.77點，下跌7.09點，跌幅0.07%，成交4374億元;創業板指數報收2246.02點，下跌2.69點，跌幅0.12%，成交1315億元。次新股、水利板塊領漲，汽車電子、衛星導航、無人駕駛等板塊跌幅居前，兩市全天合計成交7078億元，較周一有所放大。

對於這樣的走勢，一位私募基金人士表示，從市場整體走勢來看，短期人氣還是較強，成交量也在增加，熱點層出不窮。不過投資者也應該看到，場外資金盡管在流入，但速度並不是很快，因此藍籌股要想持續上攻難度較大，周二盤中的走勢就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短期市場具備一定的操作性，但仍需要保持謹慎，對反彈高度不宜過於樂觀。

華安證券也認為，從最新的經濟數據來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維持目前國內經濟中期L型、長期依靠改革的判斷。首先，6月制造業PMI較上月回落0.1個百分點。其次，從房地產市場來看，房地產銷售和土地購置持續放緩，貨幣政策回歸中性、一季度信貸放量後回調以及政策調控等原因促使此輪房價上漲周期結束。此外，菜價繼續回落，豬肉價格加速下跌，整體食品價格有所回落，預計整體通脹壓力減輕。

落實到股市上，華安證券認為，隨著英國脫歐落地，階段性利空因素逐步得到釋放，海外貨幣寬松預期上升，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當下相對收益投資者和絕對收益投資者的倉位都較高，高倉位下市場存量博弈仍是消耗戰，短期維持震蕩市格局判斷，趨勢性行情尚需等待。

萬和證券策略分析師張品認為，下有估值的支撐，上有實體經濟的壓制，A股的震蕩模式不可避免，在這種震蕩模式中，不采取獨辟蹊徑的投資策略，投資者會發現自己的持倉市值變化很小。建議策略有三：一是堅守藍籌股和成長股，藍籌股的優點是風險低，但是弊端是投資回報率也低，業績成長股的優點是能出牛股，但是風險也較大，建議投資者在投資成長股時不要單一持股;二是尋求行業或是業績反轉股;三是追逐強勢概念板塊。建議二和三適合風險承受能力強且對股市持續關註的投資者。

Line上市股價過山車 國際化擴張阻力重重

布朗熊和可妮兔的故事，隨著日本社交軟件Line本月14日在紐交所上市（東京同步上市）進一步傳遍世界。但這對深受粉絲喜愛的好朋友眼下面臨著新增用戶疲乏和國際化拓展緩慢的尷尬。

在華爾街，Line股票是以一個比IPO發行價3300日元（約合32.84美元）溢價27.9%（42美元）的姿態開盤銷售的，最高一度沖上44.49美元，投資者的熱情還讓它啟動了“綠鞋”機制（超額配售權）。但僅兩個交易日後，其股價報收於39.45美元，表現不穩。

據Line招股書披露的財務數據顯示，其當前月活用戶數（MAU）為2.18億。但進入2015年下半年，其月活用戶僅以每季度100萬-300萬的速度緩慢增長，明顯低於此前；且遊戲業務Line Game的月活用戶數自2015年開始連續下降。遊戲業務在其營收中占比約四成。

上市後，這家以日本為主要市場，對外僅輻射到臺灣、泰國、印尼的社交軟件將國際化作為一個未來方向。但面對Facebook及其旗下社交軟件的強勢，秉承慢公司文化的布朗熊和可妮兔不得不想辦法提速快跑。

試圖變身生活服務平臺

身為韓國門戶網站Naver旗下的移動聊天軟件開發商，Line開啟的是今年全球科技公司中最大的一樁公開募資，算上“綠鞋”啟動的超額配售，它一共在市場上募集13億美元。IPO後，母公司Naver對Line的持股比例從100%降至83.3%。

按照上周五的收盤價計算，Line當前市值為83億美元。難以想象，上一次全球科技領域更大一次IPO要追溯到2014年9月的阿里巴巴上市。實際上，兩年前市場還曾傳出阿里欲聯手軟銀收購Line的消息，但被後者否認，當時Line正在忙著為IPO準備材料，其估值約100億美元。但當年IPO計劃擱淺後，就一直拖延到兩年後的今天，估值已縮水。

根據Line遞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F-1招股書顯示，Line的收入來源主要依靠通訊（實際為賣表情貼圖）、內容（遊戲）和廣告這三方面，三者2015年全年營收占比分別為23.9%、40.9%和30.2%。

一位在日本生活的中國代購人士劉明（化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日本二次元文化和漫畫文化發達，發消息時添加表情貼圖很有市場，且日本重視版權保護，用戶付費意識較強。這使Line在賣表情貼圖方面的營收保持穩定。

但在Line營收占比中最高的遊戲業務卻遭遇下滑窘境。

據招股書顯示，2016年一季度遊戲營收占比為35.5%，2015年同期為42.9%，且營收數字也較2015年同期出現下降。另一個數據顯示，Line在今年一季度的總體月付費用戶數（MPU）為840萬，與2015年四季度的880萬出現環比下降4.5%，其中遊戲MPU增長乏力。創新不足以及遊戲類型偏單調讓Line正在失去用戶對其遊戲的熱情。

與遊戲的低靡相對應的是Line的廣告業務的增長，其廣告營收占比從2015年一季度的29.7%擴大到2016年一季度的35.5%。Line在廣告收入形式上已經覆蓋了官方賬號推廣服務收入、贊助式表情收入、Line Points 廣告，並在去年年底上線了類似於微信朋友圈廣告的Timeline廣告，按展示收費。廣告業務被視為Line的未來增長點。

在主營業務之外，Line的宏大計劃是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生活服務領域的綜合平臺，它已經推出了支付Line Pay、音樂、漫畫、外賣等服務。但易觀分析師馬世聰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從單純的通訊工具發展成綜合服務平臺，有賴於移動互聯網生態大環境以及場景的豐富度，這方面日本弱於中國。相比之下，得益於中國O2O環境，微信在生活服務領域做得更重一些。

Line在今年3月份推出開放平臺戰略，意圖以App為入口，連接像優惠券、電商、O2O等更多樣化的服務接口，讓用戶更大範圍地觸達第三方商戶。顯然，這一腳步已經明顯慢於微信。

國際化擴張阻力重重

中國人用微信，韓國人用Kakao Talk，日本人用Line，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用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snapchat等，全球移動社交的格局正在沈澱固化下來，使用習慣和語言差異讓新市場的擴張越來越難。

但Line在其招股書中透露，國際化將是其今後拓展方向之一。它的國際化思路是先進軍亞洲市場，再向歐美滲透。可現實是，單一個亞洲市場就已經讓Line舉步維艱。

2014年年初，Line曾在上海地鐵大面積鋪設廣告，清新的綠色Logo和布朗熊與可妮兔的呆萌形象讓都市白領一族印象深刻。一時間，印有這兩只卡通形象的T恤衫流行起來。但到了2014年年中，中國手機用戶發現用Line發不出消息了，與之相伴的是Line的中國區業務戛然而止。2015年，它開始回收戰場。

招股書顯示，今年一季度Line擁有2.18億月活用戶（MAU），其中日本6100萬，同比增速13%，但與上一季度環比增量只有300萬；臺灣、泰國、印尼合計9100萬，同比增速30%。核心市場（四地）MAU為1.52億，總體占比70％。

如果橫向對比，Facebook 月活為16.5億，同比增速15%，微信WeChat 今年一季度月活用戶數為7.62億，增速為39%。Line還差了一個層級，從營收角度看，Line有七成營收集中在日本市場。在自家的Messenger之外連續收購了Whatsapp與Instagram的紮克伯格，無形中給Line的國際化擴張挖了一條很深的溝壑。

中歐商學院教授陳威如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社交軟件是一個典型的同邊網絡效應，拿微信來說，使用它的人越多，微信越好用，哪怕其他小眾的社交軟件采用補貼等形式拉新，也無濟於事。Line的國際化也逃不出這個定律，怎樣在沒有同邊網絡效應的新市場拓展用戶？

品牌溢價或許是Line曲線救國的一個策略。拿中國市場為例，目前在成都、北京等城市，Line開設了線下商店，主要售賣體恤、水杯等衍生品，據生活在當地的用戶稱，“來店里看的人不少”。此外，Line還與優衣庫等服裝品牌合作，在衣服上印上它的卡通形象，這與Kakao Talk在韓國向服裝品牌出售版權的做法如出一轍。不過，布朗熊和可妮兔在粉絲心里的價值有待進一步深挖。

河北涿鹿教改風波調查 辭職教科局長：沒想到阻力這麽大

2014年涿鹿縣教改開始後，涿鹿中學成為一個重要的試驗田，郝金倫每天都要到這里巡查一遍。（南方周末記者 翟星理/圖）

家長們的質疑集中在“三疑三探”大幅縮減了教師講課時長，這將對考試成績產生致命打擊。“這些家長就認為一堂課老師從頭講到尾，他花的錢就值了，多講一分鐘他就賺了。”

2016年涿鹿中學的高考成績呈現爆發式增長，郝金倫將其歸結為“三疑三探”教法的成效。“同樣的老師，不同的教法，如果不是‘三疑三探’，我找不出其他原因。”

“在當前形勢下，縣委叫停全縣教學改革，我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作為黨員，我舉雙手贊成。”在辭職信里，郝金倫仍然堅信他自己推行的教改，“成績擺在那兒”。

一場推行於冀北小城涿鹿縣的教學改革，因其主導者縣教科局長郝金倫的辭職而變得全國聞名。

這場名為“三疑三探”的教學改革，發源於河南西峽縣，在當地大獲成功後被國內多所學校複制。2014年，“三疑三探”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涿鹿縣實施。

改革一度在涿鹿教育系統掀起一陣學習熱潮，然而，越來越快的推進速度也引起一些一線教師的反思。涿鹿縣一位公立學校管理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推進越深入，對傳統教法的舍棄越徹底。”

學生家長們對教改則直接表達出了不滿，他們擔心孩子的成績受影響。兩年時間里，逐鹿縣教改遭遇過兩次大的反對浪潮，以及一次群體性事件。郝金倫也曾試圖改變輿論走勢，但他承認，“始終沒有辦法說服那些不願意被說服的人”。

2016年7月5日，涿鹿縣委縣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作為改革推動者的郝金倫，則於一周後辭職。8月初，南方周末記者實地探訪涿鹿縣，采訪該縣教育系統相關人士，並對話郝金倫本人，試圖勾勒出這場教改風波的真實面貌。

8月4日，《人民日報》針對涿鹿教改發表題為《樹人需百年，改革要耐心》的文章稱，“教育改革需要一個寬松的環境，要有足夠的耐心。”8月9日，涿鹿教科局一位副局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教科局短期內估計不會有大動作，以穩為主，先度過這次風波。”

“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減負增質”

涿鹿縣此次教改的直接動因是縣教科局局長的更換。

2013年8月，40歲的郝金倫調任縣教科局局長。郝金倫此前在鄉鎮工作，曾跟他共事過的一位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郝金倫最初在團縣委任職，後下鄉鎮鍛煉。在鄉鎮任職期間，郝金倫以實幹和倔強聞名，“有一次，他覺得上面一項政策不合理，就稱病休假了。”

郝金倫在鄉鎮的工作作風也延續到了教科局長任上。上任不久，他就發現涿鹿中小學教育方法存在弊端，“教改課改搞了那麽多年，但教學實際上還是以‘滿堂灌’、‘題海戰術’為主。”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學生學得那麽苦，老師教得那麽累，考試成績還那麽差，一年全縣的公立中學考上一本的就二三十人。”

郝金倫想尋找一種既可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又能顯著提高考試成績的教學方法，河南省西峽縣第一高級中學的“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進入了他的視野。2009年，西峽一高在時任校長楊文普的主導下實行“三疑三探”。兩年後高考時，這所學校一本上線率和本科上線率分別達到驚人的71%和94%。

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郝金倫對“三疑三探”非常推崇，不但率隊到西峽一高參觀學習，還把楊文普請到涿鹿對校長和老師們進行培訓。

“張家口全市四百多萬人口，西峽縣四十多萬人口。我們一個市考上清華、北大的人數，都沒有西峽一高一個學校的人多。”在郝金倫看來，推行“三疑三探”有足夠的理由，“2015年涿鹿全縣考上一本的只有118人，是西峽一高的零頭。我們的孩子智力水平和他們差不多，這說明什麽？說明張家口和涿鹿的教法根本不對。”

在郝金倫就任教科局局長9個月後，涿鹿縣的教改正式實施。

2014年5月22日，涿鹿縣教科局發布《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的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提出在涿鹿推廣學習力提升技術，思維可視化技術，元認知心理幹預技術，學習方法指導及“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等五項技術。按照《方案》設置的三年規劃，涿鹿縣公立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要實現不同程度的發展目標。

“‘三疑三探’只是這輪教改的五項技術之一，而且《方案》給了涿鹿一年的適應期，適應期內學校推行五項技術以試點示範為主，每個年級選出一兩個班級試行，而非全面鋪開。”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認為這算是‘溫柔的一刀’，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減負增質。”

推行兩個月，開始遇到阻力

教改開始後，郝金倫的工作狀態幾乎達到“瘋狂”的程度。

涿鹿縣教育系統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郝金倫每星期至少讀兩本教育方面的專業書籍，他把自費購買的書籍放在教科局，要求教育系統人員借閱，除了一線教師，連教科局行政人員也要去閱讀。“局長發話了我們不敢不借”，但他也承認，郝金倫在涿鹿縣教育系統掀起了一場少有的學習熱潮。

然而，學校方面對這次改革的反應並不熱烈。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介紹，經過多次教改、課改的涿鹿對這次改革的態度相當冷靜，“‘三疑三探’本身是國家課改的成果之一，我們要觀察它是否適合涿鹿的教育現狀。”

涿鹿中學一位不願具名的教師至今記得第一次用“三疑三探”給學生上課的情景：一個五十多人的班級，5人一組把課桌擺在一起；每個小組分配教學任務中的一小部分知識點，學生用20分鐘時間設疑自探；不同於傳統教學，老師並不會提前讓學生預習，而是讓他們在課堂上現場自學。

之後是解疑合探，在這個環節，老師讓每個小組的學生上講臺講述幾個知識點。小組展示完成，全課的知識點也展示完成。最後一個環節是質疑再探，以教師講述為主，一般只有十幾分鐘時間。

經過兩個多月實踐，這位教師認為，“三疑三探”和其他四項教學技術確實能提高一部分學生的學習效果，但是它的局限性也逐漸凸顯，“這次改革的目標之一是減負，事實上並沒有解放學生，只是變了課堂形式，學生仍然學得很累很苦。”

改革也引起一些學生家長的擔憂。許世民回憶，改革開始兩個多月後，陸續有學生家長向學校表達對新教法的不信任，“考試成績要是不提高反而下降了，是老師負這個責還是學校負這個責？”

郝金倫承認，改革開始前他就明白肯定會遇到阻力，但是剛推行兩個月就有雜音出現，“我真沒想到阻力會這麽大”。

然而，郝金倫依然強力推動。“2015年春節過完，郝局就有點著急了，推的速度有點快了，原來是小學三年級以上施行，很快就變成一二年級也要參與了。”前述要求匿名的涿鹿教育系統人士說。

一位與郝金倫私交甚篤的北京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與他交流時，郝金倫經常表露出時不我待的心情，“我跟他說教育是慢的藝術，是等的藝術，他說涿鹿的孩子等不了。他是那種拿生命做教育的人。”

“我只需要反對我的人”

家長給學校和教科局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2015年春節後，不斷有人在百度貼吧表達對此次教改的不滿。

2015年7月，郝金倫決定主動出擊，“與其讓家長們天天罵我，不如面對面把道理講清楚。”在郝金倫的授意下，涿鹿縣城的公立學校向學生家長發了調查問卷。問卷只有一個問題，即是否同意參與教改。

7月初的一個傍晚，教科局請不同意參與教改的家長，到涿鹿縣實驗小學操場上參加交流會。當天到場的家長有一千二百多人，“我的一個副局長問我，要不要再叫來七八百支持我們的人，以免現場一邊倒。我說不用，我只需要反對我的人。”郝金倫說。

涿鹿縣初級中學校長宋秀雙出席了這場大約兩個小時的交流會。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家長們情緒比較激動，離主席臺距離近的人與郝金倫進行了激烈辯論，“後排一些家長跑到前排去和他爭辯，現場一度非常混亂”。

家長們的質疑集中在“三疑三探”大幅縮減了教師講課時長，這將對考試成績產生致命打擊，“這些家長就認為一堂課老師從頭講到尾，他花的錢就值了，多講一分鐘他就賺了”。郝金倫對家長解釋，“三疑三探”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提高考試成績的有效方法，而且能調動學生舉一反三的自主學習能力。

可是家長們並不買賬。“一個家長問我，9-3=6，讓我孩子舉一反三自學，3-9孩子也能算出來嗎？”郝金倫啞口無言，“這個家長連負數的概念都不知道，我沒辦法跟他交流教改，根本不在一個頻道上。”

交流會宣告失敗，郝金倫最終選擇了妥協。從2015年秋季開始，涿鹿縣實驗小學、涿鹿縣初級中學停止“三疑三探”教學模式。不過，涿鹿縣初級中學校長宋秀雙說，這次改革中一些適合學生的教法保留了下來，“比如思維可視化技術”。

上述涿鹿縣教育系統匿名人士認為，有百年歷史的涿鹿縣實驗小學是全縣最好的小學，而涿鹿縣初級中學的三千多名學生占了全縣初中生人數的30%，“這兩所學校的退出對這次教改打擊重大。”

郝金倫雖然心有不快，但仍繼續推進教改。涿鹿中學一位不願具名的管理人員透露，為了搞好最重要的一塊試驗田涿鹿中學，郝金倫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到這所高中的教改工作中。

根據“三疑三探”原理，涿鹿中學發展出一些受到師生歡迎的教法，“比如鏈條式提問，每門課程的骨幹教師拼一桌，讓全年級的學生帶著問題輪流來提問。”這名管理人員說，此法推出之後，學生在老師辦公室門口排起長隊等待提問，涿鹿中學的教改再次呈現出火爆局面。

也有人對郝金倫的做法給予肯定。2016年初，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專家黃堅到涿鹿縣偏遠的臥佛寺小學考察。這所實行“三疑三探”教法的學校，90%的學生是留守兒童。

“從這群孩子的穿著看明顯很窮，一些女孩子頭發七八天沒洗，小臉都很臟，但他們都跟我熱情地打招呼，不是害羞地跑開。”黃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他們上的是疑探課堂，在自學和群學之中，孩子們得到的不僅是知識的成長。”

從臥佛寺小學出來，見到黃堅“感動得掩面而泣”一幕時，郝金倫感到十分欣慰。

涿鹿縣的教改傳統

早在上世紀80年代，距離北京市僅130公里的涿鹿縣就已經成為教育改革的嘗試者。

當時，涿鹿縣與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下稱中央教科所）合作，成為後者的課題實驗縣。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介紹，“這次教學改革的核心在於通過集中師資、大量閱讀、提高寫作能力等方式提高語文學科的教學質量。為了保證教改效果，涿鹿將語文教材換成中央教科所要求的遼寧黑山版。”

上世紀90年代，涿鹿繼續推進教改，他們引進了北京特級教師寧鴻彬的教學法。為了驗證授課效果，縣教科局邀請寧鴻彬來涿鹿給兩個班級的初中生講了90分鐘的《挖薺菜》。許世民記得，那次授課大獲成功，之後涿鹿開始推廣這種教學法，寧鴻彬培養的兩個涿鹿教師至今還在涿鹿縣教科局負責教學研究工作。

2002年，已經參與教改十多年的涿鹿縣成為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省級實驗縣，至2013年完成第一輪課改。許世民說，得益於持續11年的國內知名教育專家培訓和課程專家的手把手指導，這輪課改從根本上改變了涿鹿教師隊伍素質不高的面貌。

按照涿鹿縣教科局的規劃，接力這輪課改的措施原本是2012年引進的北師大教授何克抗牽頭的一項國家級課改實驗。當郝金倫就任教科局長之後，“這項國家級課改實驗推行了一段時間後，實際上就暫時擱置了。”許世民說。

郝金倫在推行“三疑三探”兩年後，終於遇到了最大的反對聲。2016年7月5日上午，兩百多名學生家長到涿鹿縣政府門口表達訴求，要求罷免郝金倫的局長職務，主要理由有兩條：打擊不支持“三疑三探”的校長，人事任免不走組織程序。

郝金倫回憶，當天下午涿鹿縣委11名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要求他列席匯報情況。他從教科局拿了一份事前的調查問卷——120個填寫問卷的家長，只有4個反對“三疑三探”。郝金倫本來想用數據向縣委領導匯報，但最後還是沒能進入會場。

7月5日，涿鹿縣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學改革。此外，縣委成立專門工作組深入到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之中進行調查研究，對當前存在的問題給予研究解決。

“搞教改這兩年，我確實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強調，他對家長的指控全盤否認，“我任期內的所有人事任免均經局務會備案。”

7月10日，郝金倫決定辭職，他拿著辭職報告找到涿鹿縣委組織部部長，“交完報告就走了”。郝金倫辭職後，一封寫於7月12日的辭職信在百度涿鹿吧成為熱帖。

“在當前形勢下，縣委叫停全縣教學改革，我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作為黨員，我舉雙手贊成。”在這封信里，郝金倫仍然堅信他自己推行的教改，“我認為，目前我們全縣教育是一派欣欣向榮……成績擺在那兒。”

爭議“三疑三探”

2016年8月，正值暑期，除了高三複讀班，涿鹿縣城的學校都空了。

涿鹿縣初級中學的公示欄上，還留存著教改時期的產物：上面貼著學生思維可視圖的優秀作品，其中一幅以一頭鯨為中心，樹狀的思維發散圖從哺乳動物一直拓展到鳥類。

盡管郝金倫已經辭職，但圍繞這場教改的爭論仍未平息。在2016年高考中，涿鹿中學一本上線93人，二本上線519人。2015年這兩個數字分別只有44人、189人。

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將高考成績的爆發式增長歸結為“三疑三探”教法的成效，“2015年的高三學生沒有經歷過‘三疑三探’，同樣的老師，不同的教法，如果不是‘三疑三探’，我找不出其他原因。”

涿鹿中學在當地最大的競爭對手是私立的北晨學校。該校2016年高考成績與涿鹿中學旗鼓相當，一本上線97人，包括涿鹿縣文理科狀元，二本上線493人。北晨學校一位不願具名的管理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2015年之前，無論從本科上線人數還是增長率看，北晨學校都大幅度領先涿鹿中學，“涿鹿中學教改之後，去年迅速縮小了差距，今年直接秒殺我們。”

“教法對資質好的學生來講成效不明顯，但是對中等資質者產生的效益最大。”在上述北晨學校管理者看來，涿鹿中學教改的成功之處在於，“挖掘了一大批中間水平的學生，直接導致二本上線率增長幅度接近200%。”

在上述涿鹿縣教育系統內部人士看來，外界對涿鹿“三疑三探”最大的誤解是將其理解為一種課程模式，但實際上，教改後期涿鹿對其進行過諸多拓展，“比如2016年高考之前，縣教科局把曾軍良、葛業興、王大績等名師請到涿鹿中學為高三學生授課，主要目的就是結合現有教法提高考試成績。”

對於涿鹿中學2016年高考成績大幅提高，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並不認為這完全是“三疑三探”的功勞。在他看來，這屆考生讀高一時，用的是涿鹿自創的“三環五步”教學法，高三階段則是全面複習，“他們實際嘗試‘三疑三探’只有高二一年的時間。”

許世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學生、老師、課程、辦學條件、家庭教育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一個考生的高考成績，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老師和學生。”

談及教改前景，許世民坦言，無論從國家政策還是涿鹿自身需要，改變不會停止，“我們也在反思。教育有它自身的規律，無論下一步怎麽改革，都要穩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