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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新政系列《行政革新、整頓財政、防洪治水 「看不見的政績」 賴神憑什麼高人氣？

長江防總：三峽水庫減少出庫下泄流量 減輕下遊防洪壓力

三峽大壩從6月30日中午開始攔蓄，截至7月3日18時，三峽已攔蓄水量約30億立方米。按長江防總的統籌安排，三峽工程按31000立方米每秒控制下泄，最大削峰19000立方米每秒，削減洪峰40%。避免了長江上遊洪水與中下遊洪水疊加遭遇，有效減輕了長江中下遊防洪壓力

三峽水庫目前水位已達151.56米，隨著上遊來水減少，水位正在回落

截至7月6日上午8點，受連日暴雨影響，長江中下遊幹流全線超警戒水位。為減輕長江中下遊防洪壓力，長江水利委員會對三峽水庫下達調度令，從7月6日9時起，減少出庫下泄流量，從原來的31000立方米每秒，減少至25000立方米每秒。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三：基建、圍墾成為“防洪海綿”濕地減少兩大主因

今年入汛以來，長江流域經歷多輪強降雨，多地發生嚴重洪澇災害。

造成洪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長江中下遊濕地的大幅減少和弱化，成為一個不得不引起重視的問題。濕地被稱為“天然海綿”，在蓄水禦洪、調節徑流上意義重大。

但“相較於上世紀50年代，長江中遊70％的濕地已經消失。”國家濕地科學技術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雷光春曾直言。

《第一財經日報》曾報道，長江幹流濕地共5類20型，總面積561.69萬公頃，濕地率9.99%。由於長江流域養育著全國33.7%的人口，因此，圍墾、汙染、過牧、基建和城市化占用的威脅影響處於高發態勢，濕地受威脅影響大。

此次洪災嚴重的湖北省，100公頃以上的自然濕地面積減少了10.94萬公頃。濕地減少原因主要是圍墾和基建。圍墾主要發生在大江大河的兩側以及湖泊的周邊地區；基建占用主要發生在城市濕地。

“地球之腎”在衰竭

目前，世界上對濕地的定義超過50種。其中，《國際濕地公約》對濕地對定義是，天然的、人工的、永久的或暫時的沼澤地、泥炭地和水泥地帶，帶有靜止的或流動的淡水、半鹹水及鹹水水體包括水深不超過6米的海域。

國內有專家對濕地的定義做了延伸：濕地是位於陸生生態系統和水生生態系統之間的過渡性地帶，是地球上水陸相互作用形成的獨特生態系統。其功能是，在蓄水禦洪、調節徑流、補充地下水、改善氣候、控制汙染、美化環境和維護區域生態平衡等方面有著其他系統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濕地如此重要，以致人類對其冠以“淡水之源”、“地球之腎”、“氣候調節器”、“生物基因庫”、“物產寶”、“地球的碳庫”等諸多美稱。但濕地卻是目前受到人類威脅最大的生態系統。在人口爆炸和經濟發展的雙重壓力下，20世紀中後期大量濕地被改造成農田，加上過度的資源開發和汙染，濕地面積大幅度縮小，水旱災害頻繁。

通過動用兩萬余人在全國各地進行了為時5年的調查後，2014年1月13日，國家林業局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下稱“濕地調查結果”）果顯示：全國濕地總面積5360.26萬公頃，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率為5.58%。與第一次調查同口徑比較，濕地面積減少了339.63萬公頃。這相當於減少了兩個北京市的國土面積。

“造成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的主要原因，除了氣候變化等一些自然因素外，人類活動占用和改變濕地用途是其主要原因。”在調查結果公布當天，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張永利表示，這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圍墾和基建占用是導致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的兩個最關鍵因素，而且受影響的濕地範圍仍然占有較大比重。兩次調查結果的數字對比顯示，近十年來受基建占用威脅的濕地面積增長了近10倍。他提醒，這“必須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長江經濟帶濕地在中國乃至全球生態保護中處於極其重要的地位。資料顯示，長江流域由金沙江等11大水系構成，西自發源地青海，東至上海，流經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長江濕地面積約2500多萬公頃，其中自然濕地850萬公頃。

在上述長江濕地保護網絡年會上，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歐陽誌雲說，過去十年間，長江流域生態退化嚴重，水土流失面積占長江全流域的32.3％。長江流域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利用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沖突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

中國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別出臺的《長江中遊城市群發展規劃》和《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顯示，到2030年，長江中遊城市群要發展成為“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則發展成為“全球一流品質的世界級城市群”。但這兩項規劃文件也分別提出警示：要“加強濕地生態修複”，“實施濕地修複工程和完善濕地生態功能”。

保護條例難產

1998長江洪災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的32字政策措施。其中“退田還湖”雖與濕地保護相關，但字面意思上並未直接表達出加強濕地保護的內容。業內人士建議，濕地保護應該提升到國家防洪的大政方針高度。

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面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濕地面積減少、功能退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我國濕地生態狀況依然不容樂觀……如果將濕地生態狀況按照好、中、差三個檔次進行簡單分類的話，我國的濕地生態狀況總體上處於中等水平。”張永利在濕地資源調查結果發布會上介紹，此次調查結果反映出，中國濕地保護還面臨著濕地面積減少、功能有所減退、受威脅壓力持續增大、保護空缺較多等問題。

從法律監管角度來看，張永利說，國家還未出臺《濕地保護條例》，濕地保護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科技支撐十分薄弱，全社會濕地保護意識有待提高。

在調查結果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問道：多年來，一直被業寄予眾望的《濕地保護條例》為何遲遲沒有出臺？

“濕地是多要素組成的綜合體，濕地保護管理是林業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協作共同管理濕地的一種制度。換句話說，濕地里面，比如水、植物、魚、動物，包括水里的動物和空中飛行的鳥類，都是不同部門在進行管理。”國家林業局濕地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回答說，“實際上，我們覺得這個路走下來也很難。”他表示，國家林業局正在和有關部門就有關的條款進行磋商，可能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才能形成共識。

多年來，在每一年的全國“兩會”期間，總有代表呼籲加快國家層面的濕地立法。比如，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傅克誠指出，地方立法的管理規定各不相同，濕地保護所涉及的多個部門權責不清，職責交叉，互相推諉嚴重，為此建議國家盡快出臺國家濕地保護條例，對全國濕地的保護、管理、合理利用以及法律責任等作出明確規定。       

最近十年，中國更加重視濕地保護工作，國務院批準了2002—2030年的全國濕地保護工程規劃，專門下發了加強濕地保護管理的通知。連續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都對濕地保護提出了具體要求。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擴大森林、湖泊、濕地面積。

1月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林業局報送的《關於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果有關情況的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濕地是重要的生態資源，此次調查摸清了“家底”。有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完善濕地保護制度體系，依靠科技多措並舉，遏制濕地減少、退化勢頭。

具有天然蓄水防洪功能的濕地、湖泊與人力措施共舉，洪災的防範才能有更顯著效果。

第一財經記者曾報道，由國家林業局近期出版的中國濕地資源系列圖書《湖北卷》稱，湖北省濕地保護中存在的四個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濕地資源過度利用。

有關調查發現，湖北省對濕地資源的利用逐漸透支或過支。湖北四湖地區原有的三湖和白露湖現已全部圍墾成糧田，僅存長湖和洪湖。省會城市武漢市，曾因一些商家追逐短期的經濟效益，而政府有關部門又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度出現過度圍墾、填湖造陸現象，致使一些湖泊萎縮甚至消失，即便是城中最大的湖泊——武漢東湖，也曾有被圍填的經歷。“省會城市尚且如此，地級市、縣級市情況更是不容樂觀。”

《湖北卷》建議湖北省“樹立科學發展觀，統籌經濟發展與濕地保護的關系”“積極推進濕地地方立法”“完善濕地保護網絡體系建設，加大濕地保護力度”。

書面建議的力度顯然無法比擬立法的強制性。濕地保護只有上升到法律層面並嚴格實施，同時納入到地方政府績效考核之中，方可能有效遏制濕地大量減少對的局面。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二：圩垸治理十八載，仍是防洪軟肋

沿江、濱湖低地居民多修堤攔水，圍湖造田，統稱“圩垸”。一旦洪水來臨，圩垸首當其沖，往往成為抗洪的薄弱環節。

1998年洪水過後，政府在治水策略和思想上發生了很大改變，其中實施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工程，將湘、鄂、皖、贛4省的圩垸按照單退(退人不退田)和雙退(退人退田)分類實施平垸行洪。盡管如此，在2016年長江流域洪災中，安徽、湖北、湖南多地圩垸失守，仍是防洪的“軟肋”。

圩垸、中小河流等防汛薄弱

根據2015年發布的《長江防禦洪水方案》數據顯示，經圩垸平退和聯圩並圩後，長江中下遊幹流河道內仍有洲攤民垸406個，洲上人口約130萬人，總面積約2500平方千米;洞庭湖區及其鄱陽湖區還有萬畝以下圩垸133個，人口59.77萬人。

今年入汛以來，華南區域出現幾十次區域性暴雨過程，為歷史同期最多。入汛早、暴雨多等情況加劇了大面積的洪澇災害。

安徽官方數據顯示，今年6月18日到7月7日，安徽累計發生千畝以上圩口破圩106處，其中萬畝以上圩口5個。湖北省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22日，全省已累計有195個湖泊內垸實施破垸分洪，其中主動破垸69個水位，126個內垸被動潰口。

為何破圩數量如此之多?

安徽省防指新聞發言人蔡正中在公開回應時表示：“今年破圩數量比較多的原因，首先是安徽省部分地區遭遇了罕見暴雨。降雨強度大，高度集中;長江一些支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證、超歷史。”與此同時，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防汛標準仍然不達標也是原因之一。“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的防洪標準總體較低。局地出現的大暴雨，大大超過一些支流和農村地區的防禦能力。一些潰破的圩口，多數是漫坡，這些圩口多是小圩口，很多基本沒有經過治理。”

水利部部長陳雷在7月部署防汛抗洪工作時也曾表示：“兩湖眾多圩垸、長江連江支堤防洪標準低、隱患多。”

據了解，我國大江大河的整治，歷來以中央財政為投入主體，特別是從1998年之後，投資力度很大。但是對圩堤而言，根據《河道管理條例》規定，受益範圍明確的堤防、護岸、水閘、圩垸等工程設施，河道主管機關可以向受益的工商企業等單位和農戶收取河道工程修建維護管理費，其標準應當根據工程修建和維護管理費用確定。收費的具體標準和計收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制定。

按照過去的傳統，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和受益群眾承擔建設加固任務。

部分受訪學者向1℃記者表示，伴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防洪人力明顯不足，2003年開始在農村實施的“一事一議”政策也難以正常組織，導致維護管理費用難以收集和投入不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建議，增加小型水利工程的投入勢在必行。“應當拓展資金渠道，多途徑融集資金，如納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建立中長期水利投資機制，建立專門基金，建立生態補償或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等，加大對水利工程的投資，在重視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的同時，應完善水利工程的配套，疏浚農村河流，實現河流安瀾和長治久安。”

湖之進退

圩垸歷史成因複雜，其中人地之爭是原因之一。

圩垸工程可溯源於先秦，唐中葉以來發展很快，北宋以後沿長江向其中遊湖泊地區推廣。這一帶因而成為全國農業中心之一。

圩垸無計劃地過度發展，水利問題隨之顯現：隨著湖區面積的縮小，湖泊對洪水的調節作用下降，水道被逐步堵塞。

南宋以來，太湖下遊泄水不暢加劇了圩區的洪澇災害。明清時曾多次禁築新圩及廢毀不合理的圩岸，但圩田仍是有增無減。洞庭湖區情況相似，明代有圩垸一二百處，到民國時期已增加到一千多處。

解放後，由於受“以糧為綱”思想的影響，圍湖造田一度四處開花。圍墾湖泊，占用河道、洲灘，加之泥沙淤積，打破了江湖原有的平衡，違背自然規律的結果是最終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根據《中國水利報》記載，1996年至1999年，長江中下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省62萬多戶約242萬人因潰垸受災。江西省僅在1998年大水中潰決的千畝以上圩堤就有240座之多，108.3萬畝耕地受淹，近100萬人受災。

1998年洪水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的政策措施。

1998年冬，湘、鄂、皖、贛4省開始對長江幹堤之間嚴重阻礙行洪的洲灘民垸、洞庭湖及鄱陽湖區部分防洪標準低的民垸進行平垸行湖、退田還湖。

長江水利委員會防汛抗旱辦公室副主任沈華中接受《新京報》采訪時介紹：“1998年後，國家出資幾十個億對長江中下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在1998年洪水中潰決和嚴重礙洪的洲灘民垸實施了‘平垸行洪、移民建鎮’。對影響行洪的洲灘民垸采用既退人又退耕的‘雙退’方式，徹底平毀;對其他民垸采用退人不退耕的‘單退’方式，即平時處於空垸待蓄狀態，一般洪水年份仍可進行農業生產，遇較大洪水年份，則蓄滯洪水。這樣將大大降低運用的損失。1998年來，共平退圩垸1461個，動遷人口241.64萬人，恢複調蓄容積約130億立方米。”

這一變化，被視為“實現了千百年來從圍湖造田到退田還湖的歷史性轉變”。

周宏春向1℃記者表示，總體上看，我國對洪水災害防治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策略也是逐步完善的。在對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個案調研中了解到，地方不僅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法規，出現了退田還湖的一些成功例子，實現了“平垸行洪與行蓄洪區合理開發利用”的協調。但與此同時也，一些地方的湖泊還在被圍墾、被開發。例如，有著“千湖之省”之稱的湖北省，現在的湖泊數量與解放初相比已經大幅度減少。

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2016年的洪災讓地方政府有了進一步的清醒認識。

7月14日，湖北省第二大湖泊梁子湖破垸分洪。洪水危情暫時緩解，永久性退垸還湖正式啟動，1600多名群眾妥善安置，永久遷出湖區。梁子湖面積就此將增加100余平方公里(1萬余公頃)，達到370平方公里。

不僅如此，湖北省政府辦公廳日前了印發《湖北省災後恢複重建總體方案》，其中明確提出要“重點實施白鷺湖等12處退垸(漁、田)還湖建設，對今年汛期分洪調蓄的部分湖泊圩垸實施永久退垸還湖。”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對1℃記者說，“只有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湖北退湖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據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誌》記載，20世紀50年代，湖北有百畝以上的天然湖泊1332個;半個多世紀過去，截至2014年僅存728個，減少45%。其中，武漢市水務局編撰的《武漢湖泊誌》統計，目前武漢城區有湖泊40個，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127個，減少了68%。

湖北省湖泊局綜合監管處處長張笑天曾表示，當代湖北湖泊變遷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新中國成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主要表現為大量圍墾養殖，圍垸防水;二是上世紀末至今，城市建設速度加快，填湖造城現象大量出現。

秦尊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向記者表示，特別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房地產的大開發潮流中，包括武漢在內的很多城市附近的河道、濕地、湖泊被占用了。“包括洞庭湖也縮小了不少，(原本一體的洞庭湖)現在變成東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了。”

“我這里有一張圖，這是洞庭湖。”2010年，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做客人民網環保論壇時說，“1825年的時候，洞庭湖的面積是6270平方公里，到了1835年變成了4700平方公里，到了1949年還有4250平方公里，但是到了2002年，洞庭湖就變成了2650平方公里，比建國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流域經濟最大的特色是‘水’，治水是流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說，“從歷史上看，沒有荊江大堤，就沒有富饒的江漢平原。”

“當然，經濟發展和治水兩者之間當前也存在一些矛盾，如城市沿江、沿湖地區的土地對房地產開發極具吸引力，農民希望把湖泊濕地開發利用，讓生態資源變成‘經濟收益’。”彭智敏分析認為，城區的迅速擴張侵占了大量的湖泊，導致城市蓄水能力下降和洪水下泄通道減少。建在這些低窪處的城市社區往往成為城市內澇的最大受害者。

7月11日，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通報稱，入汛以來，該省分洪內垸總數達到107個，其中主動分洪37個，被動分洪70個。分洪內垸總面積500180畝，按蓄洪深度2.5-3米計算，共計調蓄洪水8.34億-10億立方米，相當於8-10個東湖的正常蓄水量。

這些分洪調蓄內垸所屬湖泊主要有梁子湖、鴨兒湖、保安湖、大冶湖、三山湖、童家湖、龍感湖、赤東湖等;單個內垸面積大多在5000畝以下，5000畝以上的僅21處;主要涉及武漢、黃石、黃岡、鄂州、孝感、鹹寧、荊州等7市州，垸內人口210676人。這些民垸，原本是湖區，大多圍墾於1950年代至1980年代。

湖北正在反思。在7月27日召開的湖北上半年經濟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強調，要針對洪澇災害暴露出來的水利工程建設、生態保護、城市建設等方面的問題，認真深刻反思，著眼長遠科學謀劃，加強江河湖庫堤防整險加固、湖泊水系綜合治理和生態修複、城市地下綜合管廊規劃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恢複重建，全面提升防災減災能力。

周宏春表示，行蓄洪區的規劃建設，需要在應急系統、法律程序、損失評估、利益補償等方面做出保證。實行嚴格的人口政策，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完善行蓄洪區的安全設施;在地勢較高的地基上規劃建設小城鎮，部署完善的通訊、報警系統，緊急撤離時應充分利用現有設施，使分洪的命令能迅速下達，最大限度地減少洪水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

國民黨防洪爭做主席

陳景祥﹕治水必先治吏 防洪要防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