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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從不直白地談論愛情和政治”張鐵誌談鮑勃·迪倫與崔健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342

在音樂評論集《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抵抗之聲》中,臺灣樂評人張鐵誌曾深入分析了鮑勃·迪倫從1960年代開始的不同創作階段。

“《時代在變》在1964年1月發行。正是在這一年,當迪倫寫下最好的抗議歌曲時,他也將親手敲碎所有人自以為是的妄想,開始自我解構眾人以為的形象與標簽,開始告別革命,不再回頭。”在關於迪倫的那篇文章中,張鐵誌這樣寫道,“迪倫遠行到另一個世界,他一步步展開弒父行動,並與那個虛構的抗議形象徹底斷裂。”

2016年10月13日,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鮑勃·迪倫,有人認為這與迪倫“抗議歌手”的標簽不無關系。張鐵誌不這麽認為。

“他是一個擁有眾多面具並且可以回到過去、預示現實的魔術師。”張鐵誌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鮑勃·迪倫有個特殊意義:將整個流行音樂跟文學結合在一起,他是最重要的轉化者。”

他讓搖滾從青春期變得成熟

諾貝爾獎頒給鮑勃·迪倫,我既意外,也不意外。任何人得任何獎都可以是一個意外,而得諾獎更是不同凡響。不意外的是,過去,迪倫作品的文學性被談過很多次了,他也獲得過其它文學獎,比如普利策。

音樂圈對此很興奮。我也覺得,這個獎不只是對他的肯定,也是對音樂作為一種嚴肅藝術的肯定。其實是肯定了“歌詞是可以有這樣一個高度的”這件事情,而且它本來就有。

諾貝爾文學獎以前頒給過丘吉爾,說他的演說有文字的力量,現在還是有爭議。但我覺得,的的確確,文學在生活的很多層次中被表達。什麽是文學?這個獎會引起討論,這也許是另一個重要的意義。

鮑勃·迪倫有一個特殊意義在於,將流行音樂與文學結合在一起,他是這方面最重要的轉化者。他結合了兩種傳統,一是作為正統文學的傳統,比如惠特曼、“垮掉的一代”,另外是關於草根民歌的傳統。從來沒有人像他這樣,把兩種傳統進行結合。

頒獎詞里說:“鮑勃·迪倫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開創了新的詩性表達。”迪倫非常用功,他從年輕時開始聽美國20世紀初草根的民歌,也就是藍調民謠。藍調民謠其實是勞動者的語言,是不同土地上的歌,這是所謂美國偉大歌曲的傳統。

但民謠在鮑勃·迪倫之前,文字都比較簡單。很少有人像他有這麽多綺麗的意象,把真實的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交織在一起,把大家帶到一個很難想象的新世界,比如他有首歌叫《瓊斯先生》,那是一個虛構人物,迪倫用瓊斯先生,來解釋美國1960年代中期的變化。

再比如他早期的作品《暴雨將至》,在民歌敘事傳統中加入很多超現實的意象。這種超現實的意象,在他創作中期,也就是1965年之後創作的那些搖滾樂作品上體現得更明顯。

搖滾樂是1950年代開始的,它是關於青春、關於女孩的這些東西,直到鮑勃·迪倫,才讓它整個轉變了,從青春期變得成熟。

誰說文學一定要躺在紙面上呢?

我無法拋卻音樂來評價迪倫的歌詞,我沒有這個文學評判能力。我只能說,他的歌詞,配上他的音樂就有無比強大的力量,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意義。文學為什麽一定只能躺在紙上面,而不能用不同方式被詮釋、演繹呢?如果所有人都有共識,迪倫的文字在他的吟唱之下,可以召喚人心、可以沖擊時代,那不就是文學的力量嗎?

其實迪倫早期的歌曲,是先發表歌詞的。當時有本雜誌叫《Sing Out》,是紐約民謠圈的雜誌,會登歌詞。迪倫有好幾首歌詞,都先發表在上面,還寫註解。

他的第一張專輯沒有紅。第二張專輯錄制了DV,可專輯出來時,他的歌詞早就跟著單曲發表了,他已經受到大家重視了。

鮑勃·迪倫的創作有很多變化。最早是所謂的“抗議歌手”時期。其實抗議歌手時期,都有好幾個階段,先是模仿跟學習、改造時期,比如第一張專輯;從第一張到第二張就是一個蛻變,他把超現實主義的歌詞放到抗議歌曲的傳統里;接下來,更搖滾化,這是在1965年、1966年;再接下來他消失了,複出時是比較內省的。

我感覺,他的風格在1978年有一些混亂,有不同的嘗試。1990年代特別是中期後,他回到早期的民歌傳統去。最近20年他更往回走,那是他聽音樂的起源,我們看到他不斷挖掘傳統,甚至專門出翻唱老歌的專輯,所以這20年他又在尋根,從根源上重新創造。

鮑勃·迪倫是龐大的謎團,對我們音樂愛好者、研究者來說,他像一個幽靈,我們要不斷跟他搏鬥,我們還有太多不了解的東西。他既然還在不斷創作,我們就要跟他搏鬥下去。

鮑勃·迪倫之外,美國也有一些用音樂詩意表達的高手,我自己很喜歡派蒂·史密斯,跟迪倫比較接近,而且她是先寫詩,朗讀的時候加上一把吉他。她獲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也是受到最高文學殿堂的肯定。

跟史密斯比,迪倫的東西用了更多典故和比喻,把美國的不同歷史重新拼湊、組裝,放置到一個奇異的世界。有一本著名的寫迪倫的書叫《古老的詩意的美國》,也這麽分析過。另一位同樣很偉大、進行詩意表達的,是萊昂納德·科恩,他簡單直接,用很好的文字寫他對世界、對愛情的感受。迪倫則很有歷史意識。

他和崔健,都是巨大的謎團

我從小聽搖滾,但到大學以後,才對迪倫有比較大的關註。那時我研究美國1960年代的青年反叛文化運動,發現音樂和社會變遷這麽緊密,才去關註研究鮑勃·迪倫。

留給我最深印象的是《暴雨將至》。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一部電影里:《7月4日誕生》,湯姆·克魯斯演的反戰電影。那時我大概十八九歲,覺得好聽,就去了解歌詞。他的歌曲,有點像我理解美國1960年代的鑰匙。

鮑勃·迪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想其中一首是《戰爭的主人》,是史上最憤怒、最犀利的抗議歌曲;另一首是《瘦人之歌》,歌詞有這樣一句:“有些事情正在發生,但你不知道是什麽,是吧,瓊斯先生。”這句話可以用於每個轉變中的時代;還有一首《自由的鐘聲》,被稱為他最後一首抗議之歌,但它不是一首傳統的抗議歌曲,而是一首為邊緣人、弱勢者發聲,充滿奇異閃光的歌曲。

我看過兩次鮑勃·迪倫的演唱會。2002年我剛去紐約念書,在一個戶外演唱會看過。那一次有很多老嬉皮穿著迷彩衣服在現場,我能聞到大麻味。仿佛他們在重返他們的青春,而我是個意外闖入者。

再一次,是他四五年前來臺北。那次坐得比較近。跟很多人一樣,我有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他從來不用他原來的方式演繹歌曲,他常常挑釁他的觀眾,你常常聽了很久,才發現這其實是那首很著名的曲子。他從不娛樂觀眾,他在挑戰,給你新的感受。

鮑勃·迪倫對全世界影響都很大,當然中國大陸比較特殊,因為大家接觸他的音樂比較晚。臺灣是脈絡比較清楚的,民歌運動直接受到鮑勃·迪倫影響。

我們知道,中國一開始的搖滾樂其實跟民謠非常接近,1990年代初有唐朝樂隊,也有張楚,還有老狼的校園民歌,鮑勃·迪倫對他們,都有一定影響。

崔健跟鮑勃·迪倫都是謎團,他們的歌詞中充滿很多謎。當然他們是不同的脈絡、不同的文化,但確實在地位上有某種相似性。崔健也是從民謠開始,受西北風影響,從草根民歌轉變成搖滾,而且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

他們各自充滿開放式的詮釋,並不直白地談愛情或者直白地談政治,都是讓大家不斷去猜測這些譬喻是什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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