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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錢包復蘇 因念

不只掌握你的行蹤 還要摸透你的消費習慣 電子錢包 谷歌、蘋果手機的新戰場

難搞定眾多利益鏈 谷歌錢包敗走麥城

一年前的5月底，在一次科技業大會上，谷歌執行董事長施密特首次演示 「Google Wallet」（以下簡稱「谷歌錢包」）。這是谷歌的一款移動支付產品，台下一位谷歌工程師順勢掏出自己的錢包，往背後一扔，稱自己以後再也不需要這個玩意兒了。

谷 歌錢包看上去確實很方便，用戶在購買東西、吃飯、坐出租車時，只需掏出手機輕輕一刷，支付即刻完成。但一年以後，這款移動支付產品的推廣相當不順利，支持 的運營商和手機機型寥寥無幾，遠未達到谷歌預期。近日甚至有傳言稱，谷歌準備放棄這種基於NFC（近場通訊支付）技術的產品。

即使強如谷歌，也無法在電信運營商、手機製造商、信用卡公司、銀行、商戶組成的複雜利益鏈條中殺出一條新路來。是什麼導致了谷歌錢包的失敗？

移動支付所以遲遲難以推進，從來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眾多玩家利益協調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條產業鏈由谷歌、電信運營商、手機製造商、信用卡公司、銀行、連鎖商戶組成，而每一環節都是各自領域的巨頭。正是這種複雜的利益鏈，最終導致了谷歌錢包的推廣不利。

與運營商矛盾爆發

剛剛起步的移動支付就是運營商眼中最為重視的一塊新業務，它們豈能將這塊肥肉讓給谷歌？

對用戶來說，谷歌錢包使用體驗方便。用戶消費時，只需將手機往商戶讀卡器上一刷，即刻完成支付。谷歌錢包賬戶關聯著用戶信用卡賬戶。此外，當用戶智能手機安裝谷歌錢包軟件後，還可以關聯上會員卡和打折卡，消費同時享受積分和打折服務。

不過一個消費者使用谷歌錢包，環節眾多。

首 先，其需要有一張花旗銀行發行的帶有「萬事達」卡標識的信用卡，然後，必須有一台由美國運營商Sprint發行的帶有NFC支付芯片的智能手機。截至目 前，只有三星公司生產的Google Nexus S及LG公司生產的LG Viper等6款手機支持這一功能。最後，其還必須找到支持移動支付刷卡的商店才能完成支付，美國可供支付的店舖有14萬家。

「本質上，谷歌錢包是一個很像Android一樣的開放產業鏈。」匯付天下戰略管理部戰略規劃經理程善寶表示：「但與Android大獲成功不同，谷歌在支付領域並不佔據核心資源，且缺乏對聯盟各成員的控制力，最終發生人心不齊的問題。」

事 實上，在谷歌希望推廣谷歌錢包之初，谷歌和電信運營商的矛盾就已爆發。美國最大移動運營商Verizon以該業務存在安全漏洞為由，拒絕與谷歌合作。但這 被普遍認為是Verizon找藉口，因為美國3大電信運營商Verizon、AT&T和T-Mobile即將共同推出與谷歌錢包類似的移動支付服 務ISIS。谷歌不得已，只能和規模最小的運營商Sprint合作。

在蘋果的iPhone推出後，移動運營商對手機內容的控制被大大削弱，因此運營商急需找到一個新爆發點來加強其對產業鏈的控制，而剛剛起步的移動支付就是運營商眼中最為重視的一塊新業務，它們豈能將這塊肥肉讓給谷歌？

而Visa、萬事達卡這樣的信用卡公司也有自己的小算盤。萬事達卡和谷歌達成合作協議，但是另一大佬Visa遲遲不願合作。該公司準備自行推出基於NFC技術的移動支付服務PayWave。

手機終端缺乏控制

必須短期內上馬大批支持移動支付的手機、商家，才能進入良性循環，而谷歌只能找到少數關係好的手機廠商支持其支付功能。

在手機硬件製造商那裡，增加NFC支付芯片被視為增加手機成本。「我算過帳，在手機中加上NFC功能，至少給每部手機增加幾十塊錢人民幣的成本。」曾在手機公司工作過的錢袋寶助理副總裁羅旭告訴記者。

羅指出，必須要有人為這筆新增成本買單，否則手機廠商會認為削弱自己在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這是支持NFC功能的手機款型很少的主要原因。

谷歌對手機終端缺乏有效的控制，在這一過程中暴露出來，因為移動支付是規模效益很強的領域。從日本經驗看，必須短期內上馬大批支持移動支付的手機、大批支持移動支付的商家，才能進入良性循環，而谷歌只能找到少數關係好的手機廠商支持其支付功能，使這項業務很難鋪開。

相比之下，谷歌在支持移動支付的商家拓展上算小有成績。谷歌首先借助萬事達卡旗下的刷卡支付網絡PayPass在美獲得十幾萬家商戶支持。此後，又發展了包括Walgreens等零售商家加入。這些商戶不僅支持谷歌的移動支付，還參與到折扣券與顧客積分的忠誠度計劃中。

而除去複雜的產業鏈整合因素，谷歌還需要改變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中國金融電子化公司金融信息化研究所研究員張海暉表示，美國是世界上信用卡網絡最發達的國家，人們早已經形成刷卡習慣，谷歌要改變這種習慣絕非一朝一夕的事。

野村綜研主任研究員陶旭駿則表示，谷歌合作商家多是瑪莎百貨這樣的大商場，消費者在此支付通常是大數額，許多人仍會傾向使用信用卡。而從日本經驗看，移動支付是在更為瑣碎的小額支付中獲得成功。

此外，安全也是一大問題。谷歌錢包推出後相繼爆出安全漏洞。有實驗證明，谷歌為防範小偷盜用身份而設定的個人識別碼（PIN）可被輕鬆破解，這讓許多消費者心存疑慮。

「在遠程移動支付領域，美國做得很好，而在近場支付上，美國應該參考日本、韓國模式。」張海暉指出。

日本經驗

日本運營商發展手機支付的初衷是留住用戶，因為手機支付能讓用戶增加對手機的黏性，運營商最大收入來源仍是語音和數據流量業務。

目前，全球唯一大規模普及近場手機支付的網絡是日本。早在2004年，日本就開始發展「手機錢包」業務，截至2010年，日本三大運營商共有4800萬移動支付用戶，佔日本移動用戶總量的40%，堪稱世界上最發達的移動支付網絡。

值 得注意的是，日本移動支付產業鏈環節同樣巨頭云集、利益複雜交錯。小額IC支付卡的發卡方包括Edy、東日本鐵路公司的Suica；三大移動運營商則有 NTT DoCoMo、KDDI和軟銀；連鎖商家有全家、羅森、7-11這樣的強勢便利店網絡，手機製造商則有夏普、NEC、京瓷等，銀行有三井住友銀行等。

但最後事實是，日本移動支付產業鏈各環節都只專注於自己有核心優勢的一塊，不去涉足其他領域。「這其實是商業博弈的結果，因為企業意識到誰也不能在產業鏈上自己從頭做到尾，所以選擇了合作。」陶旭駿說。

野村綜研研究表明，日本運營商發展手機支付的初衷是留住自己的手機用戶，因為手機支付能讓他們增加對手機的黏性，推動其對運營商業務的依賴。作為運營商，其最大收入來源仍是語音業務和數據流量業務。

當消費者去給手機錢包充值時，錢實際上是充給東日本鐵路公司等發卡公司，而不是充值給日本運營商——這是非常大的區別，因為運營商並沒有想依靠支付本身去賺錢。

陶旭駿表示，在2004年日本運營商發展手機支付前，日本基於實體IC卡的小額支付網絡已相當發達，包括Edy和東日本鐵路公司的Suica在內小額支付網絡已經有大量用戶，運營商不得已只能往後退一步，為其它支付手段提供一個通道。

由於NTT DoCoMo這樣的強勢運營商直接掌握手機定製權力，因此在推廣手機錢包業務早期就很容易將手機支付芯片植入大量手機。這一階段的手機支付以小額為主，大部分支付場景發生在便利店這樣的地方，用戶可以用手機買早餐，也可以買一瓶水。

為在商舖鋪設讀卡識別設備，財大氣粗的DoCoMo 準備了100億日元援助計劃，面向有需求的連鎖及大中型消費行業企業如超市、便利店、百貨公司等場所提供讀卡器的免費安裝。DoCoMo收回投資的方式是每筆手機支付行為收取額外、少量佣金。

而 當智能手機開始普及，日本平穩地將近場支付技術由功能手機平移到智能手機上。三大運營商通過自己定製的智能手機，將支付芯片直接加載到智能手機中。這幾乎 和過去功能手機的移動支付沒有任何區別，能很好地和過去的支付體系兼容。截至今年初，日本搭載近場移動支付功能的智能手機出貨量已經突破1000萬隻。

金融心理分析 － 心靈錢包及一般非理性行為（2） 港股博弈

討論牛趨勢如何不斷強化前，先談一個舊題目：零成本。

1. 舊文重刊：零成本的迷思

昨天有一位網友跟我談及他一項高風險的投資，這跟他的風險取向大大不同！原來他在某股票賺取不俗的短線回報，他把利潤放在新的高風險投資上，並宣稱這是零成本的投資，絕對是划算。

這邏輯令我記起數年前東尼在壹週刊中將他在VTech賺來的利潤，全放在電盈身上，亦宣稱是零成本的投資，使他有足夠理由去購入一只低質素的股票。

原來許多人都把口袋裏的錢分為不同的等級，－些是血汗錢，－些是退休錢，－些是橫財。血汗口袋的錢，當然要好好保護。橫財口袋的錢，當然可揮霍一番或作高風險投資。難怪中頭獎的幸運兒，有不少都散盡家財。

用橫財口袋的錢，可能令你更安心去面對較高風險投資或不明確的前景。不過筆者的口袋只有一個，這樣可更有系統地去控制風險，畢竟所有等級錢都是「真錢」，零成本只是一個自我安慰的概念而已。

2. 心靈錢包

將自己的錢不自覺地分類至不同風險類別是一種常見現象，我稱之為心靈錢包。快速賺來的，近來跟風賺來的，股票因為突發事件上漲的（如突然派發股息），會放入高風險錢包。從緩慢的藍籌股賺來的，跟大市同步賺來的，股價幾經辛苦反彈回來的，精心研究的股票賺來的，會放入低風險錢包。

每個心靈錢包的風險兌換率不同，不時自動增減。心靈錢包對利潤作出很不理性的處理方法，令人對風險警覺性下降。

3. 要從跌倒的地方站起來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不少人喜歡報仇，不喜歡被某個股欺負。如果投資者從某股虧了錢，他會不自覺地希望有天可以把它征服，從它那處賺回失去的錢。投資者似乎要把這個股票放進獨立的心靈錢包去作結算了。

4. 永不考慮虧損股

相反，也有投資者發誓不再考慮以前令他巨量虧損的股票。痛苦的經歷令他肯定此股的質素或是背後莊家的惡毒，不應再次被搵笨。可惜，牛重臨時永不考慮的毒誓終於會被忘記及放棄，直至歷史重現時投資者又再發誓。

5 試圖優化每筆交易

每個投資者都曾經對自己承諾未來每個交易都是精準無誤，每個交易都成功爭取好回報。試圖優化每筆交易是普遍現象。為了優化每筆交易而放棄優化整體回報；或者為了改善一項交易而不斷加碼降低平均成本；都是不理性行為。

6. 汰強留弱

收割鮮花，留下雜草。一般人喜歡將獲利項目快速收割，留下虧損項目希望有反彈一日。

背後心理因素是：人們更願意賭損失而非賭收益。

賭損失的意思是將損失情況不作出確定。例如一個股票虧損了，投資者覺得只要一天不把它賣出，損失情況依然是不確定。留下雜草，是將損失情況不確定化。

事實上，虧損股收復失地所帶來的心靈上的滿足比金錢上的滿足更大，更令人高興。

賭收益的意思是將收益情況不作出確定。例如一個股票有利潤了，如果把它立刻賣出，收益情況便會得到確定。收割鮮花，即是確定收益。不收割鮮花，投資者覺得收益得不到確定。

事實上，有糊唔食罪大惡極，失去可以被確定的利潤所帶來的心靈損傷比金錢損傷更大，更令人十分困頓。

7. 人們更願意賭損失而非賭收益

書中有一個心理測驗，去證明人們更願意賭損失而非賭收益：

測驗1： 600人感染了一種致命的疾病，有以下2種藥物可供選擇：

A. 可以挽救200人的生命

B. 有1／3的概率能治愈所有人，2／3的概率一個人也救不活

測驗2： 600人感染了一種致命的疾病，有以下2種藥物可供選擇：

A. 肯定致400人救不活

B. 有1／3的概率能治愈所有人，2／3的概率一個人也救不活

我將這個測驗改變了少許：

測驗3：全球有60億人，全部感染了一種致命的疾病，你是決策人，有以下2種藥物可供選擇：

A. 可以挽救15億人的生命

B. 有1／3的概率能治愈所有人，2／3的概率一個人也救不活

測驗4：全球有60億人，全部感染了一種致命的疾病，你是一個管轄地球的天使，要跟上帝交數。有以下2種藥物可供選擇：

A. 可以挽救15億人的生命

B. 有1／3的概率能治愈所有人，2／3的概率一個人也救不活

測驗5：全球有60億人，全部感染了一種致命的疾病，你是一個管轄地球的天使，要跟上帝交數。很不幸，你管轄的星球有不少災害，今年表現很差，好可能要下地獄。有以下2種藥物可供選擇：

A. 可以挽救15億人的生命

B. 有1／3的概率能治愈所有人，2／3的概率一個人也救不活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結果，下回討論。

(待續…)

一份影響每個中國人錢包的方案 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進行中

編者按：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現在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終與中國轉軌進程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兼顧發展與公平的某種動態平衡。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經濟學家周其仁說。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鄉二元制、國企改革、財稅改革……至今仍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雜。

八年來，一項致力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案始終難產，映射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現實。如何打破僵局，尋求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勇氣。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整整十年，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名的有關增長與分配的大改革，帶來了一個騰飛的黃金十年，成為日本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

現在，中國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

萬眾期待中，原本預計在2012年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於2004年開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兩次上報國務院，但均未獲通過。2012年，這一方案最初定於6月底出台，但數度推遲，坊間普遍期待將於12月出台——10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把制訂這一方案作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兩會」後才會公佈。

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屆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承諾的一項核心內容，旨在縮小中國明顯拉開的貧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曾鄭重承諾，本屆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難事之首，便是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但即使全社會對收入分配製度進行改革的呼聲日高，國民收入問題已是高層最為重視的工作，決定中國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卻遲遲無法面世。

八年難產，方案究竟難在哪裡？阻力來自何方？分歧存在何處？未來能否突破？南方週末記者遍訪這個領域中的學者與官員，試圖尋找答案。

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過程，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早在本世紀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2001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由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和中央財經領導合作辦公室兩家聯手牽頭，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研究形成的主報告由時任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宋曉梧向時任體改辦主任王岐山和中財辦主任華建敏做了匯報。

「當時我們大家有一個很突出的共識，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曉梧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是最早參與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兼秘書長、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等職。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係數」一詞，便是由他最早編入1987年版的《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從而引入中國。

據宋曉梧回憶，當時的研究分為若干主題，比如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民營資本問題、機關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等，最後形成了若幹個分報告。不過，「課題組的一系列政策建議最後不了了之」。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合併到發改委。2004年，時任發改委就業分配司司長孔涇源提出動議，希望發改委牽頭起草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於是相關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課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啟動，但直至2006年孔涇源調離就業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國務院獲得通過。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自從2004年啟動之後，方案制定工作幾度擱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訂過程，則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他們找過我諮詢些問題，讓我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但沒給我看過方案，也沒有徵求意見。」一位專家近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聽說（方案）還處在一個比較高層的協商階段，具體情況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訂過程中，發改委曾經多次召開研討會，在會場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發給專家、學者提意見和建議，但不允許帶出會場。

一位三次參加過此類會議的專家回憶道，「那時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頁，五千字左右」，內容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現實，正反映出這項改革的艱難。因為既關係到民眾利益，也關係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尷尬——公開可能引來利益集團的阻撓，封閉卻又難以讓民眾參與討論。

「這麼大個事光靠就業分配司那幾個人，有點勉為其難。」一位專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整個國務院系統裡人事部管公務員，勞動部管企業，事業單位多家管，都對這個問題有話語權。」

可以想見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調整的這項改革，注定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壟斷國企：難啃的骨頭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多位參與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討的專家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成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處。

據媒體公開報導，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規《工資條例》中，沒有使用「壟斷行業」概念，而採用了「收入過高行業」、「特殊行業」，原因是如何界定壟斷行業仍存在一定爭議。

一位專家介紹，一些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壟斷」的提法，發改委也不敢認定誰是壟斷行業——「我印象中開會時就有人說，『中國哪有壟斷企業啊？你給我找兩個出來看看』。他們理解的壟斷和經濟學上的不太一樣，認為壟斷就是獨此一家，而寡頭、行政性准入壁壘、價格管制、特許經營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認存在壟斷，「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恰恰是這些被公眾稱為「壟斷」的行業，利潤豐厚。各地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中，行業工資前三甲基本都為金融、煙草、電力、電信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岳希明、李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史泰麗2010年發表論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探討》，以嚴密的數理統計分析證明了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70%，應歸因於其壟斷地位及相應的壟斷利潤。該文獲得了當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場競爭產生，他們拿著高額薪酬並且擁有巨大的職務消費空間。

北師大教授高明華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間，金融業的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646%，即增長了26倍，排在其後的運輸倉儲和房地產業均不到7倍。而在水電煤氣行業，儘管行業同期營業利潤率僅增長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333.48%。

儘管這個高速增長需要考慮到多年前國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依然大相逕庭。

國際上對私營企業的高管薪酬無限制，但對受託管理國有公共資產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卻有嚴格的限制和標準。一項關於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則分別是5.1倍和1.7倍。

宋曉梧回憶，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發現其利潤最高的國企北海石油公司的總裁，工資只相當於勤雜工的三倍。「當時我們非常驚訝，同去的一位企業家就問他們為何工資差距這麼低。那人愣了一下，反問，『中國人只有用錢才能調動積極性？』」

2010年宋見到挪威大使，又問起現在的情況，「他說現在唯一的變化就是股權變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國家持股，但總裁還是拿公司最低工資的三倍。」

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難，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曾公開表示，「較之一般經濟領域的改革難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車改革方案》第一稿幾乎已經得到通過，但工作人員過早地透露了內容，結果引起利益受損團體的反對而難以實行。他說，「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

利潤上繳便是國企改革之難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發改委官員介紹，其實從2001年起國務院便參照國際慣例確定了無償佔有國有資產的國企應該上繳紅利，但當年國企表示經營困難，需「放水養魚」。進入利潤「虛高」階段後，國企又以擴大再投資和海外併購為由拒絕上繳。直到2008年，國資委才頂著「殺雞取卵」之名開始實施5%-9%國企分紅，並逐步提高到5%-15%。這一比例遠低於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2/3、一般行業1/3的國際慣例。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並不多的上繳利潤，實際上也基本未用於財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還給了上繳企業，理由是他們承擔了攤派的公共事務或國家行為，比如地震災害救助、利比亞撤僑、海外援建等。還有一部分則拿去補貼了虧損的國有企業。

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繳紅利五百多億元，但調入公共預算用於一般預算支出的只有10億元。2011年，央企實現淨利潤9173.3億元，上繳紅利800.6億元，用於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僅有40億元。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塊「硬骨頭」，是用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和彌補，其核心內容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財稅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過市場實現的分配，比如老闆給僱員發工資等；二次分配主要通過政府來實現，比如通過補貼來彌補貧富差距。但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顯見的分配不公，卻多年堅冰難破。城鎮居民中，企業人員退休前要繳納養老保險，公務員則不用繳費。但退休後，企業人員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60%左右的退休金，公務員卻能達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務員退休金甚至是企業人員的4倍多。

宋曉梧回憶說，他1996年就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解決雙軌制問題，2004年他又向溫總理當面提這個問題。「到現在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這個雙軌制。」

財稅制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卻困難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國際上，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房產稅等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稅收和轉移支付，財金部門處在強勢地位，他們認為還是應該把發展問題放在第一位。」一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門的人說，收入差距問題談了這麼多年也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不要談了嘛，不要炒作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對於多數發達國家已徵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階層凝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雖然是國際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一位專家透露，對這兩個稅種推出的最主要顧慮是怕引起大規模的資產向海外轉移。

「幾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協法制委員會講課，建議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在座一位領導當場就說，『徵收什麼遺產稅？剛剛有點財產就徵收遺產稅？』」一位專家回憶說。

艱難尋求共識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更要命的是，這個龐大框架的每一環，都充滿著爭論。

客觀地說，收入分配改革受阻，並不完全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異常複雜，從上到下各方難成共識。

這些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現實，是收入分配難題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說最戲劇性的國有企業，就從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進行「三年脫困」的窘況，搖身變成利潤豐厚勢大力沉的壟斷企業，並因此從社會幫助的對象變成改革的對象。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6年參加了發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專題研究會議，從此開始參與工資分配改革。他後來漸漸發現工資分配改革要跟財政分配體制、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問題聯繫起來。

「就像一個人腿有點毛病，後來發現腿的毛病可能和內臟、神經有關，可能還不止是一個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連帶的，必須進行全身檢查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收入分配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問題上屬同一陣線的人士，有時也分歧嚴重。比如對於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過大，是否需要進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爭議。

「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為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而發愁的時候，我們千萬要防止過早地染上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患的『富貴病』。」國內公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曾在2005年撰文寫道，「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十年前就驚呼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我認為，這種簡單的判斷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其結果只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訴求。」

而對於不同時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擴大，各方也觀點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據他測算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差異指標顯示，2005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後，已經呈現縮小的跡象。但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

同樣的爭論也存在於勞動者報酬問題上。

社科院發佈的2008年度《社會藍皮書》中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對於這一被廣泛採信的說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專門撰文指出，中國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個「錯案」。徐同意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的觀點：「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遠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續上升。」

對於是否應該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經濟學家擔心這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降低我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有人說，國企高管的工資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華爾街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不能漲，要不然製造業跑到越南、緬甸去了。」宋曉梧說。

在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造成的，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兩套解釋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決定分配製。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他強調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並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改革」，「每個人講話都有立場，是站在財富、資本的立場，還是站在勞動的立場，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曉梧看來，按這種觀點推導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再次國有化、搞公有制。「現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輕人也有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

幾乎在有關收入分配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論。這個缺乏共識的現實，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將依然困難重重。

中國郵政要收「份子錢」 吃著政府的補貼，看著快遞的錢包

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即將出台的消息，令快遞企業如坐針氈。這個消息意味著，中國郵政在多年來享受政府補貼之後，開始向諸多快遞企業伸手要錢。但已經進入世界500強行列、贏利頗豐的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為何還需要強收「份子錢」？過去所獲的巨額政府補貼究竟花在了什麼地方？

2013年7月8日，美國《財富》雜誌發佈2013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國郵政集團公司（以下簡稱「郵政集團」）營業收入位列第196位。從2011年郵政集團第一次入選《財富》500強，排名逐年上升：343位、258位、196位。

當亞太速遞商論壇中國區首席代表雍虎看到郵政集團殺入前200名的消息，多少有些無奈。亞太速遞商論壇是美國聯邦快遞（FedEx）、聯合包裹（UPS），以及歐洲DHL和TNT這四大國際快遞巨頭的行業協會，總部在新加坡。

雍虎與多家中國大陸民營快遞企業正在熱烈討論一個「傳聞」：郵政普遍服務基金（以下簡稱「普遍基金」）將在2013年國慶期間「強推」出來。這個消息尚未得到印證，不過2013年2月，各家快遞企業曾被召集參與討論收取這項基金的最終版草案。

郵政的普遍服務，是指政府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通信權，承諾以一種相對較低的郵資，保障公民在全國範圍內任何一個地區的郵遞需求。從全球範圍來看，這些郵遞需求多半以信件寄遞為主。

在中國，郵政普遍服務的內容既包括信件、單件重量不超過五千克的印刷品、單件重量不超過十千克的包裹以及郵政匯兌業務，還包括機要通信、國家規定報刊的發行以及義務兵平常信函、盲人讀物和革命烈士遺物的免費寄遞等特殊服務業務。

普遍服務的資費，2007年12月至今沒變。比如信函，本地是0.8元-1.2元，外地是1.2元-2元，明信片全國統一0.58元。

而一直在討論中的普遍基金，將向所有快遞企業收取。但有關這項基金的公開信息很少，業界只知道最新的意見稿裡提到，普遍基金的收取標準是，每遞送一件同城快遞，將被收取0.1元，異地快遞收0.2元，港澳台快遞每件收1元，國際快遞每件收2元。

之所以說是「強推」，是因為普遍基金不被業內接受。「民營企業比較怕政府，希望少收一點，但外資快遞則認為一分錢也不應該收。」雍虎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令快遞企業感到不解的是，郵政集團既然已經連續三年進入世界500強行列，為何還需要通過普遍基金來補貼？該公司過去三年的利潤分別是13.069億美元、30.58億美元以及40.82億美元。

一個原因是郵政集團多年來一直負責著中國的郵政普遍服務業務。不過，財政部每年都會對負責郵政普遍服務業務的郵政集團進行數十億元的補貼。

普遍服務每年的虧損額到底是多少？在進行財政補貼的同時為什麼還需要徵收普遍基金？這是業界的普遍質疑所在。

這些問題也是泰和泰（北京）律師事務所律師吳飛所關心的問題。2013年5月8日，他以公民身份，就普遍基金向國家郵政局和財政部同時發出信息公開申請。吳飛的主要訴求是要求公開《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徵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

但吳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13年5月24日國家郵政局回覆他說，此事應該找財政部。6月24日，財政部回覆說，上述信息不在公開範圍內。

解密「意見稿」

截至2011年底，國家郵政局發放了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證7500個。2013年可以徵收10億元，2015年可以徵收20億元。

從一位快遞業人士處，南方週末記者獲得了那份意見稿，以及一份起草說明。

據這位人士透露，這份意見稿是在2013年2月，各家快遞企業被召集在國家郵政局參與最終版草案討論時發下來的，但會後即被收走。

意見稿規定，「普遍基金」的徵收範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取得快遞經營許可的企業（包括郵政集團旗下快遞企業）。但是，從業人員20人以下或者營業收入200萬元以下的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免徵。

向國家郵政局申請快遞業務經營許可的前提是，在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經營的，註冊資本不低於人民幣五十萬元，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經營的，註冊資本不低於人民幣一百萬元，經營國際快遞業務的，註冊資本不低於人民幣二百萬元。

來自國家郵政局的數據是，截至2011年底，國家郵政局發放了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證7500個。按照這份意見稿的規定，一旦實施之後，這些企業在每月15日之前，要報送上個月投遞業務量申報表，並將上個月應繳的基金全額繳入財政部為郵政管理機構開設的中央財政匯繳專戶。

基金的徵收標準，實行從量定額計征的辦法。即根據快件量來收取普遍服務基金。意見稿裡提供的估算結果是，快遞業務平均單價，國內同城7.7元每件，國內異地18.80元每件，國內港澳台88.2元每件，國際快遞155.7元每件。意見稿認為，可以按照平均單價的1%-1.5%徵收普遍基金。具體則是同城快遞每件1毛錢，國內異地快遞每件2毛錢。港澳台1元一件，國際快遞2元一件。

國家郵政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快遞業務量36.7億件（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快件），實現業務收入758億元。按照上述標準測算，2013年可以徵收10億元，2015年可以徵收20億元。

意見稿透露，目前中央財政對郵政普遍服務的補貼，主要是用於鄉鎮郵政局所的管理和運營，而村郵站、信報箱等郵政普遍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缺乏資金。

因此，普遍基金將重點用於郵政普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必備的設備購置，以及農村村郵站運營補助。其次是補助產權單位不清或破產等原因而無法實施的城鎮居民樓信報箱補建。最後是郵政普遍服務安全、監管、科技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這塊的費用不得超過普遍基金總支出的5%。

意見稿還載明，普遍基金的收支將納入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郵政普遍服務收入全額上繳中央國庫，實行以收定支，專款專用，並接受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督檢查。

基金從何而來

一旦開徵，快遞提價在所難免。甚至有的企業老闆已經想好了出路，即把公司拆分成多個20人以下或者年營業額200萬元以下的小公司，這樣可以不用被征普遍基金。

國家郵政局政策法規司前任司長達瓦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國在2001年之前，對於普遍服務是否應該納入到公共服務範疇內，尚有諸多爭議。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以及背後的信件安全問題，結束了上述爭議。2003年達瓦參與起草郵政法時，普遍基金開始進入他們的視野，但對於具體徵收的細則沒有過多討論。

直到2009年，「開徵普遍基金」被寫進了當年實施的新郵政法。郵政法提到，國家要出台郵政專營和普遍基金的細則。但這兩個細則都沒有出台。其中，專營權的細則草案在2009年便已出台，但遭到了民營快遞企業的激烈反對，擱淺至今。

2011年9月，財政部提出了按照每單5毛錢的徵收標準開徵普遍基金，遭到業內反對。2012年，財政部和國家郵政局的調研組，在廣東和甘肅做了一輪調研。據雍虎透露，調研組在廣州找了一些民營企業的地方分公司負責人座談。這些分公司的負責人以為收費勢在必行，在座談會上跟調研組進入討價環節，比如草案提出國內快遞每件收1毛，這些分公司負責人提出收5分錢。

2012年年底，財政部再次舉行研討會，與中國物流協會、申通物流有限公司、廣東港中能達物流有限公司、順豐速運集團等多家快遞企業進行了座談，並對辦法進行了調整，最終形成了意見稿。

2013年2月，包括順豐、宅急送等二十多家企業在國家郵政局參與了最終版草案的討論會。

「10億元是整個中國民營快遞業20%的利潤。」中國交通運輸協會快運分會秘書長劉建新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2013年8月1日營業稅改增值稅將在全國範圍推開，物流快遞行業在這項稅制改革中將會很吃虧，因為用工成本佔據總成本一半以上，卻沒法進行增值稅的抵扣。「如果再被徵收普遍基金，將有一大批企業倒下。」

過去幾年，中國快遞業發展迅猛。據國家郵政局的統計，2009年至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快遞企業分別實現業務收入479.0億元、574.6億元、758.0億元，同比增幅分別達17.3%、20.0%和31.9%。

「這是因為2009年郵政法裡提到的兩個重要問題，專營範圍和普遍基金的事情都被擱置了，沒有出細則，所以才給了民營快遞的發展機遇期。」一位要求匿名的某直營制快遞企業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不過，雖然行業這幾年在高速發展，但是利潤並不高。

中國快遞諮詢網首席顧問徐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目前大部分的民營快遞的淨利潤在5%-10%之間。例如，北京同城快遞的配送價格在6-7元左右，基本上也就0.5元左右的利潤。如果不提價，按照普遍基金的徵收標準，征走0.1元，意味著利潤損失20%。

徐勇跟全國排名前十名的民營快遞公司的老闆們一一討論了普遍基金的問題，大家紛紛表示，一旦開徵，快遞提價在所難免。甚至有的企業老闆已經想好了出路，即把公司拆分成多個20人以下或者年營業額200萬元以下的小公司，這樣可以不用被征普遍基金。

「不讓我們做，還要收我們的錢」

差不多20年過去了，除了意大利，歐盟沒有一個國家真正開徵普遍服務基金；美國建立了普遍服務基金，可是沒有向UPS和聯邦快遞徵收普遍服務基金，而是由美國政府補貼。

意見稿一開始就提到，選擇快遞企業徵收普遍服務基金是國際通行做法。例如，美國郵政普遍服務基金的資金以財政撥款為主，還包括郵政業務、郵政債券收入等。德國、意大利等國規定，持有許可證的非郵政企業，或進入郵政市場及經營郵政業務的經營者要交納一定數額的普遍服務基金（意大利稱為普遍服務補償金）。

不過，國家郵政局政策法規司前任司長達瓦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歐盟在1990年代頒佈了「郵政指令」，提出如果普遍服務虧損，可以徵收普遍服務基金。但差不多20年過去了，除了意大利，歐盟沒有一個國家真正開徵普遍服務基金。

雍虎介紹，意大利是全球唯一真正開徵了普遍服務基金的國家。但是意大利是在開放普遍服務業務之後，才開徵的。開放市場以後，非郵政企業也可以申請普遍服務許可證，然後繳納基金。據雍虎透露，2000年到2004年，歐洲主要國家開放以後，通過開放競爭，它的業務收入、利潤率不斷上升，遞送率、服務質量也不斷上升。

「很多人願意申請做普遍服務，是因為通過提升效率，普遍服務也能賺錢。」雍虎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意見稿認為，之所以向快遞企業徵收，是因為中國快遞企業集中在有盈利的城市和線路上，廣大農村、偏遠和經濟欠發達地區依然由郵政企業提供普遍服務。

但快遞企業認為，並非他們不願意進入這些偏遠地區，而是目前郵政法規定，普遍服務業務歸郵政集團負責。中國民營快遞企業在幾年前就申請過承包郵政集團的普遍服務業務，但被拒絕。

達瓦介紹，開放的效果有兩種，一種是非郵政企業替代郵政企業，成為普遍服務的主力軍，且通過提升效率等解決了虧損問題。另一種是開放後依然是郵政企業主導普遍服務業務，比如德國郵政，成功解決了普遍服務虧損的問題。

中國快遞諮詢網首席顧問徐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美國建立了普遍服務基金，可是沒有向UPS和聯邦快遞徵收普遍服務基金，而是由美國政府補貼。而且，考慮到信件寄遞等普遍服務的需求量在全球範圍內的萎縮趨勢，美國郵政通過每週減少一天派送的方法，減少了普遍服務的虧損。

FedEx聯邦快遞一位內部人士則說得更加直白：「外資不允許經營信件，普遍服務讓外資做的可能性也比較小，不讓我們做，但是還要收我們的錢，我們覺得難以接受。」

雍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歐盟已經連續好幾個月詢問中國財政部關於普遍服務基金的問題，並提出了「貿易是否對等」的質疑，但中國財政部沒有回應。

各種各樣的補貼

各地都把信函的普遍服務放在次要位置，主要精力都放在利潤較大的儲蓄、速遞、集郵、物流等業務上。

國家對郵政系統的補貼持續了幾十年。但財政補貼是被用來扭虧的，而不是改善普遍服務水平。具體做法是，各地都把信函的普遍服務放在次要位置，主要精力都放在利潤較大的儲蓄、速遞、集郵、物流等業務上。

「只要你去問問地方郵政部門是否收到過財政補貼，就什麼都明白了。」一位接近郵政集團的匿名行業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早在1998年之前，中央財政就對郵政系統進行補貼，但「補貼的資金並沒有被用到普遍服務上，而是用來發展新業務電信」。於是郵政的虧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由電信補貼的。

1998年郵電分營之後，郵政虧損凸顯，當年虧損160億元。為此，財政部制定了「8531」補貼計劃，從1999年到2002年，每年補貼郵政80億元、50億元、30億元和10億元。2001年，中國郵政業務收入達到470億元，利潤達6000萬元，實現了扭虧目標。

上述匿名人士透露，扭虧靠的是郵政儲蓄。1999年後，郵政儲蓄額增長迅猛，到2002年末郵儲餘額已達7364億元。達瓦也對南方週末記者證實，2003年，中國郵政總收入的三成來自儲蓄。並且郵政儲蓄業務至今依然對郵政集團有著補貼，數額不詳。

2003年，補貼計劃結束，郵政繼續跟財政部要錢。達瓦透露，當時郵政拿出的普遍服務資金需求申請額是兩百多億元，這個數字不被財政部認可。雙方討價還價後，最終在2005年左右，郵政和財政兩個部門達成共識，即財政部每年對普遍服務的補貼原則上不超過59億元的上限。

2006年，郵政獲得了稅收上的支持。當年，財政部聯合國家稅務總局發佈關於郵政普遍服務和特殊服務免徵營業稅的通知，對國家郵政局及其所屬郵政單位提供郵政普遍服務和特殊服務業務（具體為函件、包裹、匯票、機要通信、黨報黨刊發行）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達瓦透露，每年的稅收減免大概在30億元左右。

從2010年開始，郵政普遍服務虧損財政補貼預算制度得以建立。

南方週末記者從財政部網站上查詢得知，2010年中央本級支出決算表，郵政支出52.3億元，其中郵政普遍服務和特殊服務支出50.41億元。其他郵政業支出只有0.05億元。

2011年，中央財政有92.2億元進入郵政業的支出裡。其中，郵政普遍服務和特殊服務的花費是50億元，其他郵政業支出40.23億元。這裡的「其他郵政業支出」具體內容不得而知。

2012年的數據尚沒有公佈，應該是略有減少。因為財政部的網站信息顯示，2012年，交通運輸支出331.11億元，完成預算的82.7%。低於預算主要是據實結算的郵政普遍服務補貼支出減少。

此外，郵政還獲得很多隱性補貼。比如，浙江、青海、云南、江西、貴州等省政府部門出台了部分和全部減免郵車通行費的政策，為郵政運輸減輕了壓力。上述匿名人士透露，國家發改委每年也會補貼郵政好幾億元，主要是負責郵政網點30%的建設資金。

普遍服務欠賬真相

郵政多年來實行的是混業經營，這意味著其可以用財政補貼普遍服務的錢，來發展郵政其他業務。

云南省是中國普遍服務虧損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云南郵政局官網披露的數據是，該省農村郵政支局（所）普遍服務虧損總額每年2.5億元左右。

即使按照中國內地31個省級政府每個省的普遍服務虧損都以2.5億元計算，財政部每年接近60億元的補貼也足夠填補普遍服務的窟窿了。

但實際情況是，國家郵政局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1年底，中國城鎮居民信報箱安裝率不足40%，在農村這個安裝率更低。這一數字遠遠沒有達到《郵政普遍服務標準》的基本標準。

財政部每年都補貼郵政的普遍服務虧損。按理說，這些錢應該被用來建立村郵站、補建信報箱等基礎設施投入。但實際上目前普遍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中，一直是地方政府在唱主角。

以浙江餘杭為例。財政部網站信息顯示，餘杭地區每個村郵站建設資金標準為6000元，其中省郵政公司補助1200元，其餘4800元由區財政與鎮鄉（街道）按6︰4比例分別承擔。村郵站日常運行經費及村郵員薪酬由區、鎮、村三級分擔，其中區財政對每個村郵站每年定額補助5000元，其他經費由鎮、村按規定統籌安排。

巨額補貼的背後是普遍服務的高投訴率。徐勇的調查數據是，普遍服務投訴率連年居高不下，其中2012年比上年上升80%多。100封平信發出去，大概只有79封能被收到。

那麼每年補貼的錢被用到哪裡去了？

目前郵政集團下面兩塊，一是競爭性的速遞物流，一是普遍服務業務。

中郵速遞物流（EMS）的招股書信息顯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該公司2011年營收是258.85億元，歸屬母公司的淨利潤是9.02億元。招股書還顯示，2011年，EMS的國內速遞業務收入在全國排名第一，佔全國規模以上快遞業務國內業務總收入的29.46%。

多年來，郵政實際上實行的是混業經營。這也意味著可以用財政補貼普遍服務的錢，來發展郵政其他業務。徐勇透露，比如，很多地方規定郵車在路上停車不收錢，但這些車跑的是競爭性的業務快件。

此外，並非所有的普遍服務業務都是虧損的。

云南郵政局的網站信息顯示，在普遍服務中，虧損的是黨報黨刊，傳遞成本居高不下。其次是機要文件必須是專車雙人押送，不計成本。此外，農村匯兌業務也是虧損的。云南省外出打工人數多，每年通過郵局匯入的打工款，郵局要支付運鈔費等。

不過，國家還允許郵政在開展普遍服務業務的同時，代辦很多業務。徐勇的調研數據是，11項主要的普遍服務業務中，只有4個是虧損的。郵政儲蓄、水電氣繳費、保險和機票等代辦業務是盈利的業務。

達瓦認為，最好的辦法是開放普遍服務的經營主體限制；次優的辦法是放棄向快遞企業收錢，把目前的財政補貼和免稅收入結合起來，將這筆近百億元的補貼，統一作為普遍基金。

「但目前最迫切的事情，是公開普遍服務的真實虧損情況。」

移動浪潮(1)：手機錢包 脫苦海

「手機錢包」是金管局及銀行業界銳意開發的新功能，現時香港有490萬智能手機用戶，隨着流動網絡愈見普及，透過手機付費的商機亦隨之而生，就如賽馬會的iPhone App，三個月的投注額已突破一億元，達到雙位數字的增幅，可見香港的流動付款交易亦非常蓬勃，可以買戲票、吃飯、團購。未來信用卡、會員積分卡、優惠券及收據都將被手機銀包取代。

財政預算案提及過要發展電子貨幣：

儲值電子支付工具與零售支付系統

59. 過去十年，香港銀行設立的網上銀行帳戶數目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現在已超過八百萬個。經網上銀行處理的交易額平均每月約四萬億港元，市民透過新興的網上及電子支付平台購物及結帳愈來愈普遍。發展電子支付工具與零售支付系統，可以提高企業特別是零售業收付過程的效率，帶動本地企業開拓環球銷售網絡及其他輔助行業，包括電子交易服務、電腦系統等的發展。我們現正研究修訂法例，訂立及實施儲值電子貨幣牌照制度，並賦權金管局監管相關的零售支付系統，建立健全的規管制度。

去年金融管理局就手機錢包作出專題研究：

非接觸式流動支付服務的發展
http://www.hkma.gov.hk/media/chi/publications-and-research/quarterly-bulletin/qb201209/fa1.pdf

金管局去年開始鼓勵本港金融業要積極研究手提電話的流動支付平台，繼滙豐、恒生推出手機信用卡付款服務後，有傳銀通亦將建立打通30多間銀行的手機錢包平台。另外本港企業ASAP TP研發的手機錢包App「nova.m」，亦試圖分一杯羹。

手機錢包透過「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進行。恆生銀行使用Master Card平台，但需要配備有NFC晶片的Samsung和Sony手機（例如Galaxy SIII及Sony Xperia S等），將信用卡資料儲存於手機SIM卡內；而匯豐使用Visa Card平台，並提供外置的NFC智能機套，透過Visa pay Wave終端機交易，但暫時只支援iPhone手機。Nova.m則兼容iPhone與Google Android系統，除可以信用卡付款，更可同時儲積分、兌換優惠券。

系統優點

Nova.m可以利用定位技術將優惠券自動送到用戶手機上，付款時直接打折；用戶可在App上儲存商戶傳送的收據，隨時查看開支；從零售商的角度，可提供實時的市場數據分析，更快得知優惠成效。保安方面交易平台已通過Visa或萬事達卡認證，符合業界資料安全標準PCI-DSS 2.0，並且如PayPal般，將所有交易資料都儲存在雲端伺服器上。如遺失手機，可在nova.m網站上啟動「遠方鎖定錢包」功能。加上應用萬事達卡的PayPass技術，加密交易數據，防止手機被未經許可的讀卡器讀取資料。

由於推行手機錢包牽涉的銀行、電訊商、信用卡公司、手機品牌眾多，要業界統一全部平台和方案較為困難。比如滙豐和恒生分別推出流動支付服務，但用戶系統和信用卡類別都不同，甚至支援的智能手機品牌亦有限制，所以未必人人可即時使用，而市傳即將推出手機錢包平台的銀通，將會使用甚麼系統規格，仍然是未知之數。這種系統上的混亂，事實上亦是金管局目前最頭痛的問題。

從幾年來八達通火速普及，可見人們已習慣方便的支付方式，例如巴士、小巴都有絕大部份的覆蓋率，的士以八達通支付亦已開始推行，甚至推廣至深圳及華南地區。尤其是對於涉及大筆小金額現金交易消費市場，無論從消費者或商戶的角 度，都具有無可抗拒的優勢。

手機錢包的最大優勢是可以打破地域及貨幣的界限，一如網上證券交易可以買到世界各地的股票，理論上只要有統一平台，甚至公幹旅遊都可以使用。可是由於銀行及信用咭市場分割，比如本地銀行櫃員機分為匯恆及銀通兩大陣營，信用咭支付則分為主流的Visa、Master、銀聯，以及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JCB等，基於商業利益不易妥協出統一的平台。可行的出路是透過金融體系以外的中介體來統一平台，現時本港有繳費靈（PPS）及八達通兩大系統。
繳費靈是由易辦事與香港電訊成立，1993年開始提供以音頻電話提供繳費服務，1999年設立互聯網繳費服務，現時可繳交部份公用事業、銀行、電訊公司、政府部門和教育機構的賬單。繳費靈亦可以安排最多30天前的預設繳賬；還有海外匯款服務，可支賬至指定海外Visa扣賬卡或信用卡。

八達通是由港鐵、城巴、九巴、新巴及新世界第一渡輪持有，1997年推出，短短三個月便已發出300萬張，佔當時全港人口接近一半；原初只是用作支付公共交通工具，1999年擴展到非公共交通的零售服務以及自動增值服務，2003年取代公共泊車付款器，以至於到公共泳池、體育館付款，到現在八達通除了支付功能外，更成為一些私人屋苑的出入門禁系統(Entry Control)，甚至可控制升降機開啟的樓層，可見已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

除了本地的支付中介體可能進入手機錢包市場外，網上支付平台如eBay旗下的Pay Pal，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也可能進入實體市場。雖然他們在本港的滲透率遠遠不及繳費靈和八達通，但他們的強項在互聯網及海外市場，可以打破地域及貨幣的界限。

在市場未統一化之前，現有的實體中介體及網上平台都有機會搶佔先機，分別只是對於實體中介體來說，現有系統已經佔領了一大部份市場份額，建立多一個系統對於擴展業務的幫助不大；但是對於網上平台來說，手機錢包不失為由網上登陸實體經濟的途徑，他們有較大誘因投放鉅資在手機錢包市場。

我為何擔心馬明哲的互聯網戰略金融？（看了精彩演講、體驗了壹錢包之後的感想） 范衛鋒

華爾街的錢包越來越鼓

消滅現金，錢包裡的革命

騰訊和阿里巴巴為什麼比賽掏錢請大家坐出租車？他們正在發動一場錢包裡的革命，消滅現金，讓你習慣用微信或者支付寶去支付、消費、理財，同時留下大量的數據。

在這場革命中，這些數據將成為重中之重。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商戶在開放透明的平台上共享數據和信息時，傳統商業世界的法則將被徹底改變。

包括消費者和商戶在內的兩個龐大群體的使用習慣，以及支付的安全性問題，決定了這場革命能否成功。

騰訊和阿里巴巴都瘋了嗎？他們正在比賽著掏錢請你坐出租車。

過去幾個月中，出租車行業突然成為一個最慘烈的戰場。中國最大的兩家移動支付公司——騰訊和阿里巴巴，在這個戰場撒下了30億重金。

2014年1月10日起，手機打車軟件公司嘀嘀打車給通過微信完成叫車訂單的司機、乘客各獎勵10元，同時推出1萬單免單的活動。同日，其競爭對手快的打車為使用支付寶付車費的訂單每單獎勵司機15元，獎勵乘客10元。

嘀嘀打車與快的打車這兩家公司，分別由騰訊和阿里巴巴投資入股，微信和支付寶也分屬騰訊和阿里巴巴旗下。

據快的公司一位內部高管透露，在阿里入股前，他們這幫從硅谷回來的創業團隊只想參照美國打車軟件UBER，靜悄悄地做個小而美的打車工具，解決打車難問題。但阿里的入股，特別是「撒錢大戰」開始之後，節奏全都變了。

阿里無線事業部的陸俊負責快的項目運籌，他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撒錢」並非阿里的初衷，在內部，這原本是一個寂寂無名的小項目，卻未料想，形勢如此迅猛。此時，嘀嘀宣佈在微信上線，將叫車、支付整合到一起，並給出誘人的獎勵額度。

重武器直接擺了上來。陸俊說，「（嘀嘀）他們真的很快，我們是被動的，被動地搞成在我們所涉足的行業中動靜最大的了。」

2月10日，嘀嘀打車將補貼從每單10元降至5元，這一度被認為是燒錢大戰的尾聲。但就在一週後，快的在2月17日宣佈「永遠比對手多1塊」的策略，理論上可以將這場戰爭拖入無限循環中。情況一度發展到嘀嘀打車每單隨機獎12元至20元，快的打車則每單13元，補貼範圍也都不同程度地擴大了。

他們真的都瘋了嗎？這背後究竟是怎樣的邏輯和算盤？

撒錢的野心

在「消滅現金」的交易過程中，通過移動端消費得到的消費者數據還將發揮更大的功用。

在打車軟件推廣上一擲千金，對於阿里和騰訊而言，都是在新的支付方式下對新客戶的爭奪。

數據顯示，兩巨頭在這場城市出行入口爭奪之戰中短兵相接，結果就是快的和嘀嘀用戶使用量的增長一日千里。

快的的上述高管透露，僅僅在一年前，快的的日均訂單量只有1000單上下。但截止到3月4日，快的的全國日均訂單量達到600萬，其中使用支付寶錢包付車費的日訂單數突破150萬。而在1月10日至2月9日期間，嘀嘀打車日均訂單也頗為可觀，為183萬單，日均微信支付訂單數為70萬單。

「有人去菜場買個菜也開始打車了，」出租車司機黃金濤感嘆道，「真是撒錢，來回獎勵的錢比花的還多啊。」

據估算，嘀嘀、快的兩家公司可能一共投入了近30億元用於補貼、推廣，這一燒錢的力度前所未有。但一名IT公司市場推廣人士認為，這一行為背後並沒有超出常規的商業邏輯，甚至有著不低的性價比。

他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互聯網公司買流量的一般花費：在移動端獲取一個App下載的用戶需要花費8毛到2塊錢的成本，獲取一個App激活且經常使用的用戶最便宜的需要8塊到15塊的成本，質量好的更貴，甚至達到30-60塊。這樣算起來，打車軟件們「黏住」的客戶都是優質客戶，並沒有讓它們花太多的冤枉錢。

「這樣的方式比起買流量來，更經濟，獲取數據的質量也更高。」上述分析人士說。

更重要的是，這場有戰略意義的戰役，背後的邏輯是O2O爭奪的全面鋪開，從O（Offline，線下）打到另一個O（Online，線上）。

2014年2月28日，馬云在阿里發出內部信，稱要走向激活生產力為目的的數據時代，「全面從云打到端」，重兵佈局云（云計算和大數據），以無線客戶端帶動云，云豐富端。云端（Cloud +App）將是未來移動互聯網的關鍵。

最後，馬云用了一個牌類術語——「阿里巴巴ALLIN移動電商」，意即要將自己的籌碼全部押上。

在賭桌的另一端，騰訊安然在座。近半年，騰訊幾乎搶走了國內所有互聯網企業的風頭。年初的微信紅包一役，微信一舉拿下數百萬綁定銀行卡的用戶，馬云也只能感慨「珍珠港被偷襲了」。騰訊擁有微信支付、微生活，又先後入股嘀嘀打車、華南城、大眾點評等公司，形成了完整的營銷生態閉環。有媒體報導，微信正在研發麵向線下商家的POS系統，為O2O大戰做好最後準備。

2014年，可謂「O2O元年」。騰訊、阿里兩大互聯網巨頭開始爭搶線下交易前台。

在上海的地鐵裡，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甚至同時出現在一台零售機上，「混搭」的支付標誌和流程示意圖佔據了零售機的機身。前來光顧的乘客，掏出了手機，卻一時不知該點開哪個應用。

自從將雙十一、雙十二統統變成「瘋狂購物節」之後，阿里已經成為全國最會「生產節日」的互聯網公司。新一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在阿里的日曆上將成為「生活節」。3.8元看電影、3.8折吃飯，屆時，日期數字變成難得一見的優惠交易價格，在無數的手機屏幕被點亮，再通過手機進行支付，進而滲入每個人的生活。

「淘寶生活節」上線第一天的數據顯示，互動量和參與數已經堪比天貓雙十一，「可見有多麼瘋狂。」手機淘寶市場負責人魄天在媒體溝通會上說。

2月27日，支付寶總部16層。一出電梯口，就能看到30塊屏幕組成的近15米的大屏幕，上面滾動著每個省份的網絡交易實時數據：第一項數據，就是手機支付的用戶數。

支付寶要「消滅現金」的夢想似乎近在咫尺——從出門坐車、進餐館吃飯到超市零售、酒店客房，以及最終的支付，所有的環節都通過移動端完成，所有的公關、市場，甚至是線下拓展人員在接觸媒體時也往往都要習慣性地帶上一句「我現在出門基本不帶現金啦」。

但是這個夢想恐怕很難被獨佔。與支付寶一樣，擁有微信的騰訊也有著相似的夢想。

就在「消滅現金」的交易過程中，通過移動端消費得到的消費者數據還將發揮更大的功用。

銀泰百貨就在用戶數據上發現了新大陸。他們發現，銀泰上百萬的會員，與淘寶會員匹配在一起，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重疊的，通過數據挖掘，一大群人的消費喜好和行為模式唾手可得。互聯網和實體門店原本被認為「你死我活」的關係在經營者心中完全被顛覆，包括餐飲、零售、娛樂在內的多個行業，商品庫得以全部打通，更精細化的客戶服務似乎也成為可能。

比如，當消費者走到某家百貨商場，一旦踏入由wifi布設的範疇裡，商場就知道他是誰，就能夠給他推薦精選的產品。如果他去試衣服，試了十件，買了兩件，另外八件由於種種原因沒買，沒關係，收藏起來，最後定向給他一些折扣，促成銷售。「大數據的應用有太多太多的方法和場景，有太多太多想像的空間。」阿里O2O事業部逸方說。

O2O元年，藍圖才剛剛展開。

從爭搶入口開始

無論線上線下，賬戶是提供服務的入口。

藍圖的開端也是從一場突襲開始的，依然由騰訊發起。

2014年開年之初，阿里的地盤就感受到了強震：微信上都在飄動著的「微信紅包」，突襲了阿里的新年。

騰訊公關部門提供給南方週末記者的數據是：從除夕到初八，超800萬用戶參與了搶紅包活動，超過4000萬個紅包被領取，平均每人搶了4-5個紅包。而搶到的紅包現金需要在微信上綁定銀行卡後才能提取，騰訊等於由此獲得了上百萬張綁定了銀行卡的賬戶。某種意義上，「最大的微信紅包」被馬化騰搶走了：騰訊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以極低的成本，就干了阿里好幾年才幹完的活。

大年初三，阿里的高層們坐不住了，他們紛紛回到了辦公室。

「微信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阿里集團副總裁胡曉明評價道，這天，他們開了一場緊急會議，大家有反思，有討論，焦點在於為什麼這樣的產品出自騰訊。

事實上，如此火爆局面也出乎微信運營方的意料。「當時目標拉動一百萬用戶就已經是奢望了，沒想到最終效果會這麼好。」財付通內部人士表示，在大家都還沒做好準備的時候，紅包已經被搶得熱火朝天，騰訊的服務器不斷擴容，財付通負責微信支付的副總經理也同時被升為了微信的副總經理。

在另一端，支付寶總裁樊治銘就偏不去搶紅包。看到微信號稱「一夜之間幹了支付寶八年的事」，他本來還有點徬徨，但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他說，「一夜之間超過我們，沒那麼簡單。這麼多天下來他們才400萬」。

樊治銘所指支付寶的8年，道破了支付寶賬戶和微信賬戶的根本差異，在他眼中，所有的優質賬戶是基於實名身份識別的活躍服務賬戶，也就是說，賬戶＝身份識別＋服務附加，而無論在線上線下，賬戶是提供服務的入口。

由此而言，QQ、微信、電子郵件等皆不構成賬戶，需要綁定身份，綁定附加服務之後，這樣的賬戶才能產生價值。

在另一些業內人士看來，騰訊的賬戶數還有水分，因為微信支付不是實名制的，它可以綁定別人的卡，這是一個缺陷。

事實上，僅僅幾百萬的綁卡用戶數，微信自己也沒有足夠的自信。內部人員稱，看到的數據沒有那麼樂觀，微信支付仍然處在積累用戶階段。但他也像樊治銘一樣轉折，補充說，如果微信能夠充分利用自身使用的便利性，切合用戶的使用習慣，比起支付寶單獨的錢包，或許還是有很大優勢的。

微信用戶對商業信息的識別，更多則是基於熟人之間的推薦，依靠打動用戶去自行向外傳播，再獲得新的流量。微信不對O2O的線上線下互動方式做規範和引導，即不推行會員、優惠券、活動等頻道，去刺激用戶進行互動。

相較之下，微信在手機端的打開頻率上超過支付寶，其互聯網社交起家的基礎決定了碎片化的使用習慣。但微信在商戶基礎上的不足，使得其至少需要大半年時間來購買入口。入股大眾點評，入主京東，都是為在微信支付找產品。

這大半年的時間，被業內人士稱為微信可能趕超支付寶的「時間窗口」。

不過，無論賽跑過程中名次孰先孰後，騰訊和阿里顯然更看重未來商業業態中，交易方式的改變和培育。

「上海的出租車是這樣的，要付錢時，他們問你，現金還是交通卡。很快你會發現他會問你，現金、交通卡，還是支付寶。」阿里無線事業部的陸俊說道，「如果能搶先意識到這種改變的趨勢並搶先佔有平台，收益是不言而喻的。」

支付寶甚至為中小商戶設計了商戶App，用於交易，不用系統商的改造，只要有手機，就能玩O2O。魄天舉例道，「那天我們拍到一個賣蝦和賣水果的，都在用支付寶的App，弄了那麼大一個二維碼，掃我這一堆，兩塊錢。」

在阿里的構想中，就像十年前一樣，這是商戶「第二次入駐淘寶平台」的構想。

正如阿里集團首席戰略官曾鳴給出的定義：「互聯網的未來，是任何人、任何物、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永遠在線，隨時互動。」

這個廣袤戰場上的兩個對手，沒有相同的路徑，卻望著相同的方向，如今這個起點就在腳下。

「泡妞的關鍵在於妞」

對這些移動支付公司來說，商戶像消費者一樣重要。這兩個龐大群體，一起構成了支付寶們眼裡的「姑娘」。

雖然在同一起跑線上，但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比肌肉、搶用戶的兇猛態勢後，反思已經出現。

在阿里內網爆紅的一個帖子中，一名產品經理寫道，眼睛要盯著姑娘，而不是情敵。「泡妞的關鍵在於妞。」如果僅僅跟隨競爭對手，而忽視了產品的用戶體驗和用戶的根本需求，這種戰略可能是短視的。這個帖子引來無數員工競相點贊，99%的跟帖表示支持這一觀點。

在快的的功能列表中，每天都有十幾個功能被優化。項目組每天在微信、微博裡翻找客戶感受，然後逐一改進。

為了降低司機使用手機帶來的行駛風險，他們甚至考慮未來將軟件預裝在汽車的操作屏上；而信用卡打車，也成為新近實現的一個功能。

這一切的背後是瘋狂的投入，馬云在支付寶成立了專門負責O2O線下推廣的新事業部，並會在今年大肆招兵買馬。「公司對此非常支持，基本上你提多少錢，就給你再多一點，你要這麼點人，再加200人。公司非常支持。」一位內部員工透露。

無線事業部的陸俊正是其中的一員，他們經常會因為一個支付場景討論到凌晨兩三點。就在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那個會議室，玻璃板還留著前一晚討論的痕跡，藥店的支付流程圖。陸俊說，所有的行業，衣食住行都會被拿來討論，而每次討論都要寫滿幾塊玻璃板。

有沒有相應場景的產品聚合數據並提供數據增值服務，從而使用戶獲得最佳體驗，也決定了大數據能否發揮相應價值。對這些移動支付公司來說，這就讓商戶變得像消費者一樣重要，這兩個龐大群體，一起構成了他們眼裡的「姑娘」。

在美宜佳廣州4651號門店的結賬台上，從去年年底就貼上了一張長條的支付寶支付流程簡圖。儘管這個普通的社區門口，一天也就是兩三個人使用，店家也只把這當成公司的一項「便民服務」，更沒有什麼推廣分成可以拿——只是對用戶有好處：支付寶是送用戶紅包的。橙灰的標識不算特別醒目，但這代表著支付寶已經在這裡插上了自己的小旗。

美宜佳超市市場總監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美宜佳5600家便利店中有80%安裝了銀聯POS收款機。但是，作為連鎖超市，特點是經常面對單價低的小額支付，刷卡的過程就顯得過於冗長：一個商品掃瞄入機到現金付款找零在30秒內，而刷卡輸密碼簽名再核對簽名整個過程要超過1分鐘。

針對這個痛點，銀聯也曾推出「閃付」——一種非接觸式IC芯片卡支付方式，類似於在食堂刷飯卡，不用輸密碼，揮卡即可消費。但是芯片卡的持卡人實在太少，而且還需要到銀行網點進行充值。

支付寶在這些場景下則幾乎完勝傳統對手。省去了找零的麻煩、假幣的風險，還能起碼省下一半第三方費用。

繞開銀聯，各家商戶都嘗到了移動支付的成本甜頭。

鉑濤會員事業部微信項目負責人蔡燦生說，「沒這麼大的比例我們也沒興趣。」其所在的7天酒店，每天通過微信訂房佔到4%，支付的訂單數佔到4%-6%。7天連鎖酒店的電話客服即使有時在「線路忙」的狀態，也不忘在最後念一遍自己的微信號，網頁上的7仔機器人也「不夠受歡迎」，35個人三班倒的微信客服，成了真正的客服主力。用戶被推到微信上去和商家交流，也被認為有利於移動支付習慣的養成。

由於互聯網和移動端的渠道成本遠低於傳統渠道，7天酒店甚至被媒體分析要「反攻OTA（Online Travel Agency，指攜程、藝龍等在線旅遊服務公司）」。

在O2O元年，線下的商戶們紛紛搭上車，享受著新平台帶來的便捷、低成本，乃至大數據，經歷著一場「互聯網化」的革命。

客戶的需求與商戶的需求都成為線上巨頭們著力的重點。財付通公關部門相關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在線下商戶的接入中，會遇到不同的問題，比如說結算系統改造、掃碼設備更新等硬件改造，以及服務人員的培訓和用戶教育等，這些成本都需要協商承擔，拓展商戶的競爭也異常激烈。

不過對於商戶，更吸引人的，當然還是費率與收益。由於使用條碼掃瞄支付，超市的結賬口並不需要增加硬件，軟件的改動也很簡單，「我們從開始對接到完成，就兩週時間。」美宜佳方面表示，目前支付寶支付處在推廣期「跑馬圈地」，第三方費率為0，「不賺白不賺」。而幾乎所有的受訪商戶判斷都是，即便未來收取費率，也不可能高過銀聯。

「請全國人民吃喝玩樂」

安全性高低，決定了手機支付能走多遠。

對角逐者們來說，雖然市場很廣闊，但眼下卻也並不輕鬆，因為用戶習慣的培育是一件費錢費力費時間的事情。

據一位財付通內部人士透露，往往是財付通前腳拜訪完一家客戶後，支付寶聞風而至，緊跟著也前去商洽，開出各種條件以求排他性合作。

7天連鎖酒店就在同時進行著與微信和支付寶的合作談判。「我們商家最怕一家平台獨大。」蔡燦生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僅靠促銷活動，也是難以持續的。

眾商家將關鍵著力點都放在手機支付這種行為習慣的培養上，而習慣的培養又是最需要時間和成本的。

「他們（嘀嘀和快的）先花錢培育市場和行為習慣嘛，等到習慣形成了，所有的線下商戶都會有受益，我們樂見其成。」蔡燦生笑著說。7天酒店給通過微信渠道支付的客戶贈送一個洗漱包，這個短期的優惠即將結束，用戶的習慣培養道路仍然漫長。行業內，一個被用來參照的標準是，銀行培養客戶使用銀行卡的習慣，培養了十年。

培養的代價不菲，在「3·8生活節」的策劃中，阿里和商戶都要掏出真金白銀。「雙方一起合作，給消費者的感受是包場了。小南國張總都哭死了，但是人家看長遠。」在談到互聯網平台與線下商戶的合作模式時，支付寶稱要與商戶一起，「請全國人民吃喝玩樂」。

事實上，阿里並不準備把「3·8生活節」看成完全是與「雙十一」、「雙十二」一樣的促銷活動，而是一次傳統產業的升級。「生活節」的目標就是要在各個熟悉的生活場景中，滲透進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打折、讓利則只是一種常規的吸引手段。「裡面很多利益的再分配，角色分工的改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阿里O2O事業部逸方介紹。

想要走得更遠，對於場景安全性的控制，則是另一個不言而喻的基石。

支付寶國內風險管理部韓俊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都從通過銀行被騙變成通過支付寶被騙了。」扮演「滅火隊員」角色的韓俊，晚上手機不會關機，突然的震動都會驚醒。

每天他要接到3-4件通過支付寶被騙的案子。而前一段，關於手機丟了支付寶是否還安全也陷入爭論。

二維碼也開始成為潛在危險地——因為可能被隨意張貼，惡意的二維碼不經過驗證，拍了之後就會「中招」。

「如果的確是有風險的產品，我們一票否決。要求不能上線，要把這個漏洞給補掉。」韓俊說。所有的餘額寶賬戶金額都是在保險的範疇內，可享受全額賠付，這或許成為最後一道防線。

安全性的高低，決定了手機支付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