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開年資本市場就黑天鵝亂飛，那麽今年的全球宏觀和中國宏觀的主要邏輯是什麽呢？如何看清這紛紛擾擾的世界？在此筆者覺得今年的宏觀邏輯其實特別簡單，以下分三方面評述。

全球宏觀方面，主要是美聯儲加息的速度和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幅度的抗爭。

如果美聯儲全年加息達到4次，就可能引發新興市場貨幣大幅度貶值，從而導致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的第三輪，即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國相對抗擊能力更強些，全球外匯儲備共12萬億美元，中國擁有3.3萬億美元，安全墊較為充分。但其他一些資源型國家，比如南非、巴西、俄羅斯則可能出現動蕩，並產生蝴蝶效應。

如何避免這個危機的發生呢？

我們看到，第一波對於高風險資產的攻擊目前已經結束，中美財經高層之間進行了有效溝通，中方承諾保持人民幣貨幣錨的穩定，而美方會考慮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如果全球可以有更為正式和確定的政策協調，則這個世界將會慢慢穩定下來，因此2016年9月4日的G20杭州峰會，可能是全球核心經濟體再度攜手、重振世界經濟和市場信心的關鍵窗口。也期待中國在其中有更多的表現和貢獻。中國可以堅守匯率方面的大國責任，但也需要包括貨幣互換和對“一帶一路”戰略支持等對價。

中國宏觀方面，今年的主題詞是“供給側改革”。先是“三去”，即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此外還有“一降”即降成本，以及“一補”即補短板。

今年決策者貌似已下定決心，會有一定數量的產能消除，會有一部分企業兼並重組，並伴隨著金融機構的壞賬暴露。但由於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是一個緊缺型經濟體，其實就只有一次成功的“三去”經驗，即1997年金融危機時，有一批國有企業破產、員工下崗和金融機構關閉。那一次“去”得很爽，中國經濟也確實再度在2000年左右起來了。

但這里可能有一個誤判，因為中國的經濟之所以再次起來是由於兩個因素：一是房地產成為拉動經濟內需的關鍵引擎；二是加入WTO成為拉動外需的重要引擎。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後面還有沒有這樣關鍵的引擎能夠發動起來。

一個更有力的證明是在2001~2002年中國經濟再次起來時，油、電、煤、鐵路、公路運輸反而變得很緊張。

2015年中國公布的GDP增長是6.9%，這里面金融業的貢獻超過1個百分點，而今年無論是證券、銀行還是保險可能都無法期望同樣的收成了，如果再疊加一個“三去”的話，可能就會擊穿一直被強調的6.5%的增長底線。所以我們需要更加關註的是後面的“一降一補”，即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究竟如何配合形成合力並拉住經濟。

筆者強烈建議建立一只10萬億元量級的補短板基金（或者叫公共服務均等化基金），為即將進入城市並安居的1億農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主要投向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兼顧公共住房、舊城改造、智慧城市等。以此來有效改進我們的供給、服務業和深度城市化能力。讓農民工進城落戶就是當下中國最大的分享，通過對於教育、公共服務的投資，會帶來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需求。

這就必須以極大的決斷力來最後一次擴張中央政府、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和整個國家的對外資產負債表，通過向全球發行人民幣標價的中長期國債來實現，這會同步完成六大宏觀部門內部的杠桿轉移和再平衡，並且向世界提供穩定的無風險儲備資產池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當下必須集中全部火力，這既是需求側也是供給側，直指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人的城市化，它全面滿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如同火箭筒，它能夠轟開需求供給、結構、預期信心和估值的堅冰，為沖出中等收入陷阱帶來充沛的動力。

而最後國內和國外兩者的交會點，就在一組關鍵的金融變量上，也就是說控制金融風險的能力。

今年監管當局將發現，不得不在以下多個金融市場上全面作戰，包括但不限於人民幣在岸和離岸匯率、人民幣在岸和離岸利率、A股市場、債券價格甚至港幣和港股。而中國的金融監管系統正在面臨一次全面再造，預期在4、5月份的金融監管會議上會給出一個完整的從組織機構、人事安排到功能設置上的一攬子解決方案。

我們希望新生成的系統可以有效防範金融風險，這一點至關重要。另外認識到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重建激勵機制和適度分享，因此也應該立即著手這方面的工作。

（作者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