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胡春華一季度“談話提醒”廣東省部級幹部20人次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631.html

5月的廣州,悶熱潮濕。廣州市紀委的會議室中,空調開得很足,但賀全龍的額頭上卻沁滿了汗珠。

因下屬公司出現系列窩案,廣州市建築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賀全龍被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柯珠軍約談。

“作為落實主體責任的第一責任人,你千萬不能當‘老好人’!要敢抓敢管,強化監督,跟抓工程質量一樣抓黨風廉政建設……”

“觸動很大,震動很大!”在談話記錄上簽完字後,賀全龍深有感觸地說,“這是我第一次被紀委書記約談,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接連發生違紀違規事件,教訓很深刻,今後主體責任要扛得更緊,絲毫不敢松懈。”

對賀全龍來說,這次約談是他三十余年工作生涯中非常難忘的一個經歷,但對紀委副書記柯珠軍來說,針對這些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咬耳朵、扯袖子正逐漸成為常態。

以上率下 壓實主體責任

2015年,廣東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談話函詢2503人次。今年以來,廣東省加大談話函詢力度,第一季度共有各級領導幹部53890人次接受談話提醒。如此多的人,由誰來談?談些什麽?有什麽效果?

省委領導以上率下,使“談”有引領。

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第一季度談話提醒68人次,其中對省部級領導幹部談話提醒20人次,對地級市市委書記談話提醒20人次。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黃先耀談話提醒34人次,全部為黨政一把手和紀委書記(紀檢組長)。全省45名省部級領導幹部中已有38人開展了談話提醒。

省委領導以身作則,各地紛紛跟上,建立了相應的談話函詢機制,把談話處置問題線索作為履行主體責任的重要抓手,通過層層傳導壓力,壓實主體責任。廣州市制定《落實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約談一把手制度》,嚴格實行“一把手”談“一把手”,紀委書記約談黨委書記,進一步抓住“關鍵少數”中的“關鍵”。珠海市運用“互聯網+”技術建立主體責任評估系統,量化21個指標,實行實時監控和同步預警,對“亮紅燈”人員及時談話提醒。

明確政策要求,使“談”有指引。

“談話提醒是問題導向,必須帶著問題談。”廣東省紀委副書記、監察廳廳長王衍詩說,“談話主要針對執行‘六項紀律’和落實‘兩個責任’方面存在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輕微違規違紀問題,以及其他需要引起註意的情況。”

“有一個市委常委經常召集其他班子成員一起吃飯,雖說花的是自己的錢,去的也都是一般的飯館,但群眾反映很不好,我就及時和他談話做了提醒。”英德市委書記汪耿東說。

“我們有一個班子成員性格比較外向,經常在微信朋友圈轉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有時還直接轉發給我本人。為此我特意跟他談過一次提醒他要註意。”清遠市委書記葛長偉說,“以前可談可不談的問題,現在只要出現了就必須要談,要當面提醒。”

落實工作措施,使“談”有實效。

清遠市清新區相繼有2名班子成員被市紀委立案查處,區委書記鄭小燕在參加“三述”評議時滿意率較低,被市紀委書記鄧梁波約談。

“整個約談過程,真刀真槍、毫不含糊,找準了問題,發人深省,讓自己紅了臉、出了汗。”談及被約談的感受,鄭小燕記憶深刻。

以約談為起點,鄭小燕把從嚴管黨治黨作為清新區第二年的工作主線,舉一反三,補齊短板,加強對各級領導班子的教育和監管,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提醒和糾正。

“之前一心只想把經濟搞上去,忽視了自己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第一責任人的責任,從去年的情況來看,通過狠抓管黨治黨,經濟建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實現了雙豐收,要特別感謝組織的‘當頭棒喝’,給了我及時的提醒。”鄭小燕說。

通過談話,不僅被約談者受到警示,談話者也從中深受教育。不少開展談話的黨委(黨組)書記表示:談話將壓力傳導到下一級領導班子,是主體責任壓實的過程。

據王衍詩介紹,為了確保談話取得實效,凡實施抓早抓小措施必須記錄在案,按照“誰實施、誰負責”的原則對談話提醒記錄進行留存,談話雙方都要簽字,實行“留痕”監督。被約談幹部要按照談話提醒內容,在當年度民主生活會上對照檢查。被談話提醒後仍然頂風違紀的,紀檢監察機關要嚴肅處理。

深化三轉 敢於擔當善於擔當

全面從嚴治黨要把紀律挺在前面,“四種形態”是把紀律挺在前面的具體化,為深化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標本兼治的具體路徑。

廣東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的幹部普遍表示,“四種形態”的第一種形態是基礎,運用好第一種形態,紀委的責任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對監督執紀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

從“以查處大案要案論英雄”到“抓早抓小”,紀檢監察機關在探索實踐“四種形態”中進一步深化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

談話提醒是個技術活,本質上是思想政治工作,既要用紀律尺子衡量,還要用高標準引導,需要談話人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

“如果談話前沒有對談話對象進行細致的了解,那麽效果肯定大打折扣,決不能簡單地拿著信訪舉報信就上場,要根據談話對象的經歷、習慣制定相應的談話方案。”廣州市越秀區紀委書記孔祥虎坦言,“我談過一個幹部,個性比較強,面對問題顧左右而言他,幾個回合下來就是不松口。如果準備不細致肯定就談不出效果,這時不僅要擺事實,講問題,同時要講黨性、講政策、講紀律,真正喚醒他們,才能達到口服、心服、折服的效果。”

談話技巧是一方面,對政策的把握更重要。廣東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經濟和社會發展先行一步。在對幹部的日常監管中,廣東省紀委堅持“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即把幹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後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保護那些作風正派又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幹部。

“這對我們紀委的幹部也是一個新的挑戰,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佛山市紀委書記黃力說,“今年我們要對全市所有的紀檢監察幹部進行一輪業務方面的輪訓,經常性地邀請有經驗的同誌和大家分享談話的經驗,還將重點組織幹部去紅旗渠幹部學院進行政治素質方面的學習。”

“‘四種形態’中,最難的是第一種形態,最關鍵的也是第一種形態。”王衍詩說。落實第一種形態,抓的是“小事小節”,但關系的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大局。“咬耳扯袖、紅臉出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沒有擔當精神,難以勝任。

在談到當前廣東省實踐“四種形態”出現的問題時,王衍詩表示:“過去表揚與自我表揚居多,現在要大家拉下臉,動真碰硬直面矛盾問題,有的幹部思想上有顧慮,不願意談,怕丟選票,不願‘紅臉’。”

“為了使幹部放下思想負擔,敢於面對問題,我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選拔幹部時不唯票論,誰敢擔當、會擔當,就選拔誰到紀檢監察的崗位上。”柯珠軍說。

懲是為了治 嚴管才是厚愛

嚴管就是厚愛,很多談話對象都感受到了黨組織的良苦用心。

某市副市長在接受談話後,心悅誠服地表示:“感謝組織對我的提醒,要不哪天我真有可能栽跟頭,想想真是後怕。”

該副市長被舉報以個人名義出版書籍並在管理的國有企業報銷出版費用。經查,報銷出版費用的問題失實,但其作為領導幹部,個人出書並由下屬相關單位集體購買,這也是不應該的。市委主要領導決定對其提醒談話,促其正確認識、防微杜漸。

“自己通過談話受到很好的教育和啟發,感謝組織的關心、愛護,今後會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本職工作。”這位副市長說。

實踐證明,談話的過程就是喚醒黨章意識、加強黨風黨紀教育的過程。對此,廣東省紀委信訪室主任黃先貴在執紀工作中深有感觸,“‘四種形態’尤其是第一種形態是教育挽救、關心愛護幹部的有力抓手,讓被談話人感到組織就在身邊、紀律就在身邊。”

“今天找你來談話,主要是從保護幹部、關心幹部的角度出發,對你進行教育、提醒,希望你能從中有所反思、有所觸動,回去以後積極工作……”

這是黃力每次談話的結束語,談話不是以批評結束,而是要充分鼓勵。

“我們收到過一個舉報,某鄉鎮黨委書記組織黨政班子到外地開春節總結會。經過研判,盡管事出有因,但為了提醒教育,我們還是決定要約談一下該黨委書記。”黃力回憶起最近的一次談話經歷。

“談話前,看得出來這名幹部心情是忐忑的。”黃力說,約談前,他跟我握手是單手握的,談完話後,他用雙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表示,非常感謝組織的及時提醒,請組織放心,我回去後一定努力工作。

據黃力介紹,該幹部能力非常強,面對複雜問題能妥善處理,談完話後更加努力,現在已被重用為副區長。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放下包袱,輕裝上陣。

個別思想上、行為上出現偏差的領導幹部被談話提醒後,認真自查自糾,切實轉變作風,放下思想包袱,振奮精神努力工作。

有的出現了輕微違紀問題的幹部被“當頭棒喝”,“紅臉出汗”後,更加廉潔自律。

有些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的主要負責同誌被談話提醒後,深感守土一方責任重大,履行“一崗雙責”更加積極主動。

……

黨組織找黨員談話,即使只是了解情況,本身也是一種提醒和紀律教育。談話結束後,很多幹部心懷感激:“只有相信組織、依靠組織,自覺接受紀律約束,才能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更加健康地成長。”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97963

前九月50名部級官員被查,最高受賄超2.4億

據正義網30日報道,9月29日,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徐建一涉嫌受賄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公開開庭審理。縱觀9月,重磅消息不斷,檢察機關查辦的省部級官員共有12人,較之前人數最多,備受矚目的當屬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其為落馬的前副國級官員令計劃的哥哥。令計劃因犯受賄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濫用職權罪於今年7月4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此外,政協原副主席蘇榮於今年7月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樂大克,中石化原總經理王天普,南方航空集團公司原黨組副書記、總經理司獻民,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總經理王帥廷等省部級高官於9月陸續被提起公訴。

截至發稿前,正義網記者梳理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網站發現,今年1月1日至9月29日,該網站公布的職務犯罪信息達289條,共查辦省部級官員50人。

十八大以來全國有26名省部級以上官員獲刑

前九月公訴省部級以上32人 受審高官均認罪

正義網記者發現,今年1月1日至9月29日,被查辦的50名省部級官員中,司獻民在今年被立案偵查並被提起公訴,從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到提起公訴的時間較短,為半年。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到提起公訴的時間一般都較長,多人的偵查期都近10個月,時間最短的是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歷時近5個月。

正義網記者梳理了省部級高官和廳官,檢察機關新增立案偵查省部級官員19人,提起公訴32人(其中1人為副國級官員令計劃),其中20人已公開受審。檢察機關新增立案廳級官員78人,審查起訴18人,提起公訴80人。

另外,鑒於令計劃案的犯罪事實、證據涉及國家秘密,成為唯一不公開開庭審理的案件。

今年9月,太原市委原書記陳川平,福建省原副省長徐鋼,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徐建一剛剛被公訴,3人當月即受審。山西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長杜善學,令計劃,環保部原副部長張力軍,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山東省委原常委、濟南市委原書記王敏5人,在被提起公訴的次月開庭受審,其余大部分省部級高官均在被提起公訴後2月左右受審。

縱觀今年受審的21名省部級以上高官,均當庭表示認罪悔罪。他們之中,多數人能夠平靜“懺悔”,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等一些高官還在庭審最後陳述中發表大篇幅懺悔言論,有些人還數度哽咽、流淚,這也成為輿論關註的一大焦點。

20名獲刑官員均受賄超千萬 最高受賄達2.4億

正義網記者據公開報道梳理發現,截至今年9月,十八大後全國有26名省部級以上官員已獲刑。今年公開受審的20名省部級高官,將等待宣判。

在已獲刑的26人中,周永康、令計劃、郭伯雄、王素毅、劉鐵男5人被判處無期徒刑;中石油原副總經理王永春、四川省文聯原主席郭永祥、倪發科等20人被判處11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只有童名謙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為刑期最短者。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指出,童名謙玩忽職守,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懲處;但童名謙主動投案自首,認罪、悔罪態度較好,量刑時酌予考慮,遂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已獲刑的26人中,除童名謙外,25人均犯受賄罪,20名獲刑官員受賄超千萬,其中王永春、郭永祥受賄金額最多,分別為4856萬余元和4346萬余元;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受賄3979萬余元位居第三。

受賄金額在1000萬元以下的只有3人,分別是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祝作利涉案854萬余元、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涉案810萬余元、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涉案283萬余元。

與往年相比,今年出現最“貪”“老虎”。排在第一的為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白恩培,被控受賄超2.4億元創下紀錄,輕松趕超受賄1.29億元的周永康。排在第二的是朱明國,受賄金額1.41億余元。

此外,最常見的罪名是濫用職權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周永康、令計劃、李春城、廖少華、陳柏槐5人還犯濫用職權罪;郭永祥、王永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任蔣潔敏、倪發科4人罪行中還包括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其中王永春有4245.514萬元財產不能說明來源,為4人中最多。

而在今年公開受審的20名省部級官員中,均涉嫌受賄。朱明國,山西省委原常委杜善學,河北省委原常委、秘書長景春華,中國鋁業公司原總經理孫兆學4人被控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朱明國9104萬余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為最高。

還有4人所涉罪名備受關註,周永康犯下“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令計劃犯下“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杜善學向令政策“行賄”10萬歐元折合人民幣90.665萬元,童名謙是唯一一位因在衡陽破壞選舉案中失職瀆職以“玩忽職守罪”獲刑的高官。

值得一提的是,內蒙古政協原副主席趙黎平,是所有落馬官員中涉嫌故意殺人罪的高官,其追殺情婦的“事跡”也算是驚心動魄,堪比曾任山東省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的段義和當年以爆炸方法炸死情婦。

異地審理排除幹擾成常態 目的是排除權力幹擾

已獲刑的26名省部級以上官員,除全國政協經委會原副主任楊剛在北京受審,其余均為異地審理,天津、湖北居多為4人,北京、河北為3人。

而今年已開庭受審21名省部級以上官員中,除環境保護部原副部長張力軍受賄案在北京受審外,遼寧居多為3人。

可以看出,十八大以來,省部級官員貪腐案件異地審理漸成常態。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在接受正義網記者采訪時說,不僅十八大,十六大、十七大期間一些官員貪腐案件大多都是在異地審理,尤其是重要的“老虎”級官員。

正義網記者查看了以往幾個大要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級法院對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是在成都受審,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是在濟南受審,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在天津受審。

“官位不太高的縣委書記,也要到異地審理,因為當地是他一直管控的地方。所以異地審理是個常態,只要出了問題,大官小官都要異地審理。”李成言說,“異地審理的目的在於避免經濟利益、社會利益的沖突。這樣做,可以排除權力和人際關系網的幹擾,有效排除、預防司法幹預,確保審判公正。希望‘官員異地審理’還能夠制度化。”

異地審理中,以天津、湖北居多,如周永康、令計劃兩只“大老虎”均在天津受審。正義網記者發現,周永康派系人員中的蔣潔敏案、王永春案、李春城案和郭永祥案,均在湖北審理,李成言認為,這也跟法院審理的能力和經驗有關。

“軍老虎”曝光率低 新司解對“大老虎”刑期影響不大

正義網記者發現,除郭伯雄,多數“軍老虎”落馬、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信息很少出現在大眾視線中。

除個別案件外,均只能查詢到案件被軍紀委或軍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和移送軍事司法機關的時間,至於牽涉罪名、最終判決結果均不對外公開。

眾所周知的有,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在受調查期間因癌癥死亡,但審查查明其受賄,對其不起訴。還包括郭伯雄案,也僅僅是公布了“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追繳的贓款贓物上繳國庫,剝奪上將軍銜”,對於受賄數額等並無詳細說明。

為此,李成言解釋到:“軍隊獨立於社會,軍隊體制的特殊性,不可避免要保密。”公開曝光軍隊腐敗,一方面會影響軍隊形象,另一方面也可能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

另外,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實施。亮點之一是完善了貪汙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由單純的“數額”標準修改完善為“數額+情節”標準。今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了《關於辦理貪汙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最高檢反貪汙賄賂總局四局局長宋寒松表示,該《解釋》調整了貪汙賄賂犯罪追訴和量刑標準,將普通貪汙受賄犯罪的入刑點由5000元調整為3萬元,貪汙扶貧款物犯罪的起刑點是1萬元而不是3萬元。

該司法解釋的出臺,民眾普遍認為,將對一些即將被判刑的“大老虎”的刑期有所影響。李成言表示,新司法解釋對於數額較小的貪汙受賄行為影響應該較大,對”大老虎“影響不大。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17304

Next Page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