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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邱曉華放監3年現身微博 李華華

體制改革比增長更重要 ——吳敬璉、邱曉華談當前中國經濟轉型

（農健/圖）

邱曉華認為，在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的今天，中國社會和經濟體系中依然存在著大量“體制性的結構問題”，如城鄉二元化差距拉大，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不均衡等問題，並非簡單地依靠經濟增長就能解決。

吳敬璉認為，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各項改革措施的落實，“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來”。此次改革的主題並非政府主導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是重新調整政府、社會與市場關系的“體制改革”。

2016年4月23日和25日，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後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創辦的“智庫報告廳”發表演講，對中國經濟當下的轉型與挑戰提出了各自的觀察與思考。

多年從事經濟統計分析的邱曉華從宏觀經濟數據角度對中國經濟轉型的結構分析，與註重轉型理論研究的吳敬璉教授對此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分析，共同為中國經濟當下的“轉型場景”勾勒出了一個多維度的轉型分析框架，並提出了富有啟示性的趨勢分析與制度思考。

南方周末記者在綜合二位學者講座內容的基礎上，補充了部分背景資料，以便於讀者理解中國經濟轉型背後的邏輯。

上一輪繁榮

邱曉華將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至2010年間的三十余年，視為中國經濟的“上一輪發展”。並指出在上一輪發展階段中，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特征就是“快”。

“在過去三十多年時間里，世界經濟每走一步中國大概走兩步半。”邱曉華說，世界經濟平均每年3%-4%的增長，而中國的平均增速為10%左右。

在這一高速增長背景下，中國進出口貿易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發展到今天超過4萬億美元，平均增速16%，制造業則以每年20%的增速成長；貧困人口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億多人下降到六七千萬，居民存款則從1978年的210億元人民幣劇增至今天40萬億元的規模。

這一持續的高速增長首先來自內外部環境的穩定與改善：外部是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釋放與全球化進程加速；內部則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政策迅速釋放出長期被壓抑的人口、資源等經濟要素紅利，從而形成了一個內外部因素良性互動的經濟增長環境。

在和平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下，改革開放之初便參與了大量政策設計的吳敬璉教授，則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分析上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邏輯。

吳教授坦言，2015年11月以來的熱門話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在他看來是一個困擾了中國經濟發展幾十年的“老問題”——經濟增長效率提高的問題。這一問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便已被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體系內。

1981年12月國務院首次提出“今後經濟建設十大方針”，十大方針所圍繞的一個中心就是“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而這一半蘇式、半現代經濟學的提法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變成了更加規範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其理論闡釋：從粗放的經濟增長轉向集約的經濟增長。

所謂粗放的經濟增長，是指僅依靠投入資源實現的經濟增長；與此相對的，則是指在同等的資本和人力等資源投入外，依靠生產效率提高所形成的“集約型增長”。

吳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前“效率提高在我們的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是0”，基本上是完全靠資源投入所形成的經濟增長，一旦增長率過高（如大躍進）就會因發展不均衡而“出事”。

在改革開放後，中國長期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長“而沒有出大的問題”，關鍵就在於改革和開放這兩件事，大大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效率。

吳敬璉教授認為，改革最重要的促進作用就是“打通城鄉”：將原本被政策分隔而陷於低效利用的土地和勞動力等資源，釋放到了初具市場化形態的城市之中，從而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而開放最大的作用，則是在自主創新體系尚未形成之前，通過引入國外設備、技術和管理能力，迅速實現了社會經濟形態向更高效率的工業化轉型。

但這一輪以工業化轉型為標誌的經濟增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開始面臨著新的瓶頸：國內需求的飽和令“產能過剩”成為1998年經濟下滑的主因，並引發了其後的大規模銀行壞賬和金融體系危機。

研究資料顯示，1998年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基本停頓。但是到了2001年，中國工業就業率突然從20%上升到30%左右，重新開啟了工業化進程——而此時推動工業化進程的動力，已經從國內需求變成了“全球需求”。

2001年到2008年，中國出口翻了五番，而原本在1997年已經停止的工業化上升期，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又延續數年之久。

與“全球化需求”同時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動力的，則是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為標誌，城市房地產的市場化改革在拉動了一條涉及六十余個產業的龐大產業鏈的同時，也為地方政府帶來了一筆巨大的可支配資源。

從這個意義而言，以2001加入世貿組織為標誌，中國經濟的“上一輪發展”可分為以工業化為標誌的“上半場”，和以城市化以及進出口增長為標誌的“下半場”。

經濟增長動力“上半場”與“下半場”的轉換，不僅帶來了中國經濟結構中新的矛盾與挑戰，而且引發了經濟學界一場延續至今的經濟增長模式之爭。

2016年4月25日，吳敬璉在深圳演講。（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新挑戰：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在經歷了國內需求拉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與國際需求拉動的“再工業化”兩次加速之後，中國經濟結構內部的不均衡狀態日趨明顯。

在邱曉華看來，這種不均衡首先體現在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不同步：中國工業化已走完了2/3的路程，而按戶籍人口統計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9%。

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進程，帶來了城鄉差距的明顯擴大：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只相當於城市居民水平的1/3，如果加上醫療、教育和交通等各種隱性福利，則城鄉差距高達1∶5以上。這一懸殊的城鄉差距令近10億農民收入無法達到跟工業化進程相適應的消費能力，成為了“上半場”經濟發展中的首先陷入增長瓶頸的“需求側”因素。

與此同時，在以市場化改革為主導的城市化進程中，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產業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制度設計的缺陷，帶來了高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用的“三高”現象，吸收了城市居民的相當一部分收入，甚至形成了城市里相對貧困人口的增加。

在消費力不足的背景下，大多停留在低端產品階段的工業生產體系又無法滿足消費升級後所形成的新增市場需求，導致在產能過剩的同時，又出現國內消費者到歐美和日韓購買各種高端產品的現象。

邱曉華認為，這種生產體系無法隨著收入水平提升而升級所形成的相對過剩現象，已經成為困擾中國經濟和企業經營最突出的問題之一，也是當下“供給側改革”突然成為熱門話題的原因之一。

在市場需求面臨“轉型升級”困擾的同時，中國產業經濟體系中的人力、環境和資源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邱曉華坦言，過去10%的GDP增長中，“帶血的GDP”“黑色的GDP”和低效甚至“無效的GDP”至少占到2%-3%。而在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理念下，這部分GDP“永遠回不來了”。

此外中國企業高達130%多的負債率、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都決定了過去資本和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在上一輪發展中拉動經濟的“三架馬車”中，繼消費乏力之後，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令出口這駕馬車從過去高達16%的平均增速，迅速下跌至2015年的負增長。

隨著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在2001年之後被“中國制造”徹底改變了競爭格局的國際市場體系，也開始了新一輪再平衡的努力。

邱曉華表示，新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不同國家有著很大的利益分歧和價值觀差異，“你緊縮他寬松，你要自由貿易他要保護”，帶來了國際金融、投資和貿易環境的混亂；同時全球化的趨勢放緩，以美國組建兩大自貿區體系為標誌的區域性趨勢在增強，以及包括印度等新的國際市場競爭者崛起，都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新挑戰——換句話說，過去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正在轉變成新的約束與限制。

在內外部環境均發生了巨大改變的情況下，消費和出口兩駕先後失速，在2009年之後，幾乎全憑信貸寬松政策引發的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推動經濟增長。

然而這一投資拉動模式很快陷入了“投資回報遞減”的怪圈之中：2009年信貸寬松刺激經濟增速跳增4%以上，並且維持了兩年8%以上的增長；而此後的每一輪貨幣寬松效應僅能帶來1%-2%的增長，且維持時間持續降低，到2016年一季度“史上最強”的信貸寬松刺激下，增長率比去年一季度依然下降了0.1%。

在投資拉動刺激效應急劇衰減的同時，貨幣超發所帶來的泡沫效應卻日趨明顯：吳敬璉教授引述多方研究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總負債/GDP的杠桿率已很高，其中企業和地方政府負債杠桿率名列前兩位。

吳敬璉教授在此對大家耳熟能詳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在國民達到中等收入這個階段，某些社會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逐漸消退，“如果找不到新的驅動力量，他就停在中等收入那里上不去了。”

而這個力量在吳敬璉教授看來，“就是創新，就是提高效率”。

2016年4月23日，邱曉華在深圳演講。（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體制障礙：從需求側到供給側

隨著中國加入WTO帶來的出口增長及城市化加速，吳教授觀察到國家“九五計劃”規定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卻在“十五計劃”期間出現了倒退：一方面大規模的代工出口模式，在迅速擴大制造業產能規模的同時，並未帶來整個市場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加速下的土地財政和鋼鐵、運輸等要素資源迅速向國企集中，形成了政府和國企在市場要素資源配置上的壟斷性控制能力。

在2005年“十五計劃”執行完畢時，圍繞“十一五計劃”的制定，展開了一場關於經濟增長模式的大爭論。吳教授將自己的立場和思考寫進了2006年出版的《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但在此次演講時他表示“看起來（書中討論的）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的原因在於“體制性障礙”，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並在GDP導向的政績目標下，形成了直接介入市場資源配置的“生產型政府”形態。而“造城運動”及以重化工項目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恰恰是能夠在短期內迅速拉動GDP，並顯示政府“經營業績”的政績工程。

吳教授坦言，這一資源投入式增長模式的路徑依賴，一方面緣於“改革已到深水區”，讓控制著市場要素資源的政府“革自己的命”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前期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增加了社會改革的惰性。

與此同時，前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各種“要素紅利”迅速衰減：新增勞動力在2005年前後開始減速；由農村人口轉移所形成的城市化進程也接近末期；同時在技術和管理水平上，中國企業也從20年前的簡單跟隨和引進，進入了更加複雜的自主創新階段。

2005年之後白重恩和伍曉鷹等學者的研究顯示，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里，因為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因素的下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也出現了大幅下降。

而這一“潛在增長率”的概念，正代表著研究者們觀察中國經濟增長（GDP總量）的角度，正從需求側轉向了供給側。

從需求側的角度而言，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分別是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而從供給側的角度來看，同樣有“三駕馬車”，它們分別是新增勞動力、資本形成和效率提高。

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不難得出簡明的結論：在新增勞動力已進入下降拐點，資本形成（投資回報率）接近負值之際，以“全要素生產率”指標為代表的效率提高，已經成為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引擎”。

也正是在這一認識下，2010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刻不容緩”的新口號。吳教授認為從“擴需求”到“提高供給效率”的思路變化，代表了政策決策層在“宏觀政策決策上的一個重大思想變化”。

這一已經提出了二三十年，卻依然未能實現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從某種意義而言依然面對著多年以來難以跨越的“體制性障礙”。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教授認為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各項改革措施的落實，“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來”。

結構性改革

何為“好的體制”？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兩句話：要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而這兩個“作用”的界定，則來自此輪改革邏輯的第二個關鍵：結構性改革。吳敬璉教授強調，他將“結構性改革”視為同一個概念，而不是分拆成“結構”與“改革”，正是因為此次改革的主題並非政府主導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是重新調整政府、社會與市場關系的“體制改革”。

正如邱曉華在演講中所指出的那樣，在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的今天，中國社會和經濟體系中依然存在著大量“體制性的結構問題”，如城鄉二元化差距拉大，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不均衡等問題，並非簡單地依靠經濟增長就能解決。

他以房地產為例指出，住房作為一個特殊商品，本身既有市場化性質的消費品和投資品雙重屬性，同時還具有商品屬性之外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性。

這些不同的屬性在上一輪住房市場化改革中並沒有得到清晰的認識，並形成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持體系。其結果就是在政府發展經濟的不同需求下，在“緊縮投資”和“鼓勵消費”的兩極政策之間不斷搖擺，反而造成了投資者預期的不穩定和市場內更大的波動。

在吳敬璉教授看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存在的這一系列“體制性問題”，並非依靠某個“更聰明的政府”或者更有效的“政策調控”所能解決，而是需要對政府和市場的功能與邊界重新進行界定與調整。

市場的基本功能在於有效配置資源與形成激勵機制，而這一市場功能的有效運作則建立在政府和社會所提供的一系列“基礎系統”支撐之上，如完善的法制體系、良好的社會道德觀念等等。

吳敬璉教授表示，這一“結構性改革”並非中國獨有的問題，自2004年以來西方國家至少三次提出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他並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和《經濟學人》的文章表示，結構性改革就是“對於某些制度構架和政府的監管構架進行改革”，“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改變政府的行為方式”。

而在過去多年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各級政府部門典型的行為方式之一便是認為國內的市場體系常常“低效”甚至“失靈”，從而令政府不得不頻頻出手“幫助市場配置資源”。

吳教授認為，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已經說明了，此輪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問題正是將長期以來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起決定性作用”轉向“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部門需要重新定義自身的職能範疇，為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提供包括法制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在內的“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幹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

吳教授在講座中明確提出，政府不應該繼續直接組織融資、操辦項目或制定技術路線等傳統的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控”；同時應該在建立良好的法制體系、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基礎性教育科研體系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

在新的結構變化過程中，一些原本被審批制度等行政化管理方式所限制的市場風險會暴露出來，如利率市場化改革觸發的金融市場動蕩等現象。

吳教授認為在防範系統性風險暴發的前提下，政府有時不得不在微觀領域介入，包括對凱恩斯主義式短期政策的使用，但這並不意味著向傳統政府調控模式的回歸。